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1]

一 关于中国的奴隶社会

什么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这是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以来，就存在的老问题。我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书中，讲过这个问题。这些著作，有的是很早以前写的，其中有些意见考虑不周，已作了修正。但我的基本见解，现在仍未改变，因为近些年来还没有发现新的反证，所以我还是保留着原来的意见。

我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不像所谓“古代东方型”的奴隶社会那样；只有家内奴隶，而生产者则是“公社成员”。严格按照马克思的意见来说，只有家内奴隶的社会，是不成其为奴隶社会的。家内奴隶在解放前的汉族和某些少数民族中都还存在。如果太强调了“公社”，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者都是“公社成员”，那中国就会没有奴隶社会。正如太强调中国封建社会中还是和奴隶社会一样，是土地国有制，则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一样。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原理，也就成问题了。当然，如果事实如此，我们也只好尊重事实；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

原始公社在我国古代存在过，是不可否认的。它是原始社会的共同细胞组织。马克思所说的日尔曼人的“公社”，德文是Volksland，意即人民的土地；拉丁文是Ager publicus，意即公地。马克思讲的印度“公社”，德文是Dorfssystem，英文是Village System，意即村庄体系。马克思讲的巴黎“公社”，德文又是另一个词Kommune。这些本来意义不同的词，在我国都译为“公社”，不一定都适当。原始公社在中国古代应该有，但名称是什么？我们弄不清楚。我们只能就商、周社会中的某些基本社会单位作些推测。甲骨文中有邑字，形作，像人所住居的区域。邑有大有小，商的首都叫做“天邑商”，各地有小邑，甲骨文中屡见“乍（作）邑”的记载。邑的起源应该很早，不始于商。因甲骨文字已经相当发达，商代文化是很高的，根据安阳及其他地区的发掘物即可知道。邑中的组织最初应是原始公社组织。直到春秋时代，楚人仍称当时社会发展较为原始的百濮人的住地为邑，说是“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左传》文公十六年蒍贾语）。

但邑的性质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它作为商、周社会中的基层单位，其中的组织就不再是什么“公社”了。《汉书·食货志上》的一段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勉强）也。……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db}邑}/db}。……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里的邑，很像是劳动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着“民”之出入。其他材料（包括地下发现的材料在内）都可说明这个问题。古代有“受民受疆土”的事，邑可作为生产资料赏赐；邑与田又可交换。金文中有好些这样的例子，我在这里只举《镈》一例，是把邑作为赏赐品的。

镈氏易（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与之民人都（鄙）。（《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二一○页）

又有《人盘》（一称《散氏盘》），是人破坏了散人的邑，由人用两处的田地来赔偿的纪录。文太琐碎，可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此外邑与田的交换则有《从》。

和邑相当的有里，也可用以赏赐。再晚则有县和书社，古物中所见关于县的资料，以齐国为最早。齐灵公灭莱，赐叔夷“厘都，其县三百”（《叔夷钟》，同上书，第二○三页）。这种县一定很小，恐怕与邑、里、书社等是同物而异名。县的本义是悬首级的意思，甲骨文中不见此字，可能出现较晚。把脑袋子挂在一个地方为县（悬），把人（奴隶）集中在一个地方为县，从字义的引伸中可以看出县邑的性质。

因此，如果说邑最早是原始公社组织，那末后来就变成为奴隶主控制下的劳动集中营，变成行政机构了。所以一有机会，邑人就会集体地或个别地逃亡，这是奴隶反对奴隶主的一种形式。《易经·讼》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

《讼卦》的邑是相当大的邑，逃跑了的有三百户人之多。《论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只有十户人，那是很小的邑。

邑的这种变化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经济发展了，公社内部就会产生贫富分化，耕种方式就会由本族自耕变为用奴隶耕作。邑中的组织就蜕变为奴隶制性质。当然，孑遗形态是有的，如“同宗共财”之类；就是解放前的祠堂、会馆、公产、常平仓之类，也何尝不是原始社会的孑遗。但把孑遗形态或一时性的逆流夸大成社会制度，就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了。即使承认有孑遗形态，那也是变了质的。在奴隶社会里，它的内部结构是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封建社会里则取决于封建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有的种族被别族征服了，就会部分地或全部地降为种族奴隶——“黑劳士”（Helots）。商代已有种族奴隶是不成问题的，所谓“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便是。周是以少数人征服了商，又把殷民降为种族奴隶。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都是殷之遗民。“怀姓九宗”，则是属于殷的种族奴隶。但以后都成了周的种族奴隶了。《左传》上又有“九宗五正”参加重要会议，“九宗”自即“怀姓九宗”，有人据此否认“怀姓九宗”为奴隶，其实参加会议的是九宗之长，即管家头子。在被征服族中，原有贵族会部分地保留下来，成为征服者的走狗，是不足为奇的。周的统治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奴隶制，把更多的种族加以奴隶化。这在《诗经》里面也是有反映的。如：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小雅·北山》）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同上，《大东》）

前一段材料反映出阶级之间的悬殊，也反映出殷人所处的奴隶状态。《大东篇》中的“西人”就是周人，“东人”则指殷人或其同盟种族。“舟人”的“舟”字恐怕是谐“周”字的音，不敢直言，故借音近之字来回避。“百僚”的“僚”分明是“隶臣僚”的僚，是一种奴隶。

总之，到了奴隶社会，邑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把它看作行政单位还可以，解为“公社”、借以确定社会性质，就未必适当了。不但不宜于古，而且不宜于今，因为这容易和我们的伟大的人民公社发生混淆。

弄清了“邑”的性质，土地所有制的形态和耕作者的身份就容易明白了。我认为中国古代存在过井田制，但它不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而是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上，《北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最早是存在过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这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土地制度，土地完全由本族人自耕。但后来它就起了变化。一种是夺取异族之田，将原有耕作者降为奴隶；本族自耕者，在有了奴隶可供榨取之后，也会采取奴隶耕种。公社土地所有制因之就转化成为贵族土地国有制。

井田本身也会发生变化。田是人为的，甲骨文中打猎也称田，当时休耕，应是在休耕地上打猎。天然的田是不可能有的。田最初是方块块，取其象形；后来便发展成有严整的沟洫畎浍系统的井田。在井田之外慢慢出现了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是说所有的井田都是“公田”，不属于井田的便为私田，并不如孟子所解释的“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诗经》的“中田有庐（芦），疆埸有瓜”（同上，《信南山》），庐是芦菔，并不是中央百亩的公田里有人民的住宅。

耕种井田的是“众人”、“庶人”。甲骨文中有“众人”，周初的诗中也有。“众”字甲骨文作，无疑是在日下劳动的多数人。这种劳动者当是早已有之，不始于殷。在前他们是原始公社成员，但后来生产方式改变，众人的性质也就起了变化了。据甲骨文记载，众人替奴隶主耕田又打仗，处在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很难说是什么“公社成员”。周代已不大用“众人”一词，但《曶鼎》中仍用“众”字称呼奴隶，那他们在殷代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周代称耕作者为庶人、庶民。“”就字形看，可能是厨房，取其烟熏黎黑之意。庶人耕种井田的方式是集体耕作，计口授田，定期分配。但这只限于大奴隶主的土地，小奴隶主则不尽然。庶人肯定是耕作奴隶，证据是《大盂鼎》：

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人鬲”是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奴隶，是无可争议的。“人鬲”中包括“自驭至于庶人”，驭是家内奴隶，庶人的地位是在家内奴隶之下的。下引《左传》上的两段材料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昭公七年）

“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昭公三年）

这里提到的奴隶都是“以待百事”的家内奴隶，庶人不在内，说明他们地位太低，不能入流。后来庶人的身份有所提高，家内奴隶一直未变。但有的家内奴隶仍“狗仗人势”，虽然身分低，而权势却高。

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奴隶社会的事物也要发生变化。拿邑来说吧：它在奴隶社会中是奴隶劳动营，到后来却变成封建的行政机构，和郡县的性质没有区别。土地所有制也是这样。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即“公田”，一方面是劳动单位，同时也是俸禄单位，只能享有，不能卖买，即所谓“田里不鬻”。但除公田外，奴隶主还利用奴隶劳动，垦辟“私田”。私田无税无赋，可以因任地形而变化，这样的田可以交换卖买，因而逐渐发展起来，破坏了井田制。金文中《曶鼎》、《人盘》（即《散氏盘》）都可作为当时贵族已有私田的证明。有了私田，也便有了地主，但最初未经法律规定而已。后来“私肥于公”，法律便生出改变，承认公田亦归私有，而于公私田也一律取税，于是非法定地主变成为法定地主。这方面要以鲁国的材料最集中。庶人的身份也是会发生变化的，他们经过斗争，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变到升在家内奴隶之上，接近于士。阶级斗争的方式很多，怠工就是一种。有的贵族为了争取他们，也会作出一定的让步。于是种界消灭，奴隶解放，庶民就成了封建农民的称呼了。社会制度不同，词的含意甚至会起对流。例如百姓在早是专称贵族的，后来也用于一般民众了；臣、宰、仆本是奴隶，后来却成为官僚的尊称了；民字也是这样。有人不从发展上看问题，习惯于把发展变化的历史装在几个死硬的概念里去，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二 关于古史分期问题

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变动过几次，最后定在春秋、战国之交。近来又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这样分期要适当些。

把两个互相衔接的历史阶段给一刀两断，是有困难的，不恰当的。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广，社会发展当然不平衡。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来说，鲁国的发展就快一些。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初税亩”（《左传》），要征收私家土田的租税。过了三十二年即公元前五六二年，鲁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左传》襄公十一年）。三家中季孙氏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法，叔孙氏仍用奴隶制的剥削方法，孟孙氏走了中间路线。再隔二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三七年，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三家都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法，于是鲁国就形成了封建社会，它的政权已经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了。秦国在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三五○年才“坏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从此“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均见《汉书·食货志上》）。秦国和鲁国相比，前后相差近二百年（公元前五三七——三五○年）。由于各国的社会改革均完成于战国年间，且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总要找一个合适的年代作标志，就姑且定为春秋、战国之交吧。

这个变化是经过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不过留到现在的材料不多。不能因为材料少就说事实少。春秋时代就有多次庶人和工商的暴动。他如生产者怠工、破坏工具、逃亡等，也都是阶级斗争，不能低估了。再举一条材料，《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五三九年），晏婴评齐国“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又何尝不是阶级斗争的反应？这说明民众受不了超度的剥削，就起来反抗，因而犯罪的人很多，遭了刖足之刑，用不着穿鞋，只好买义足了。

斗争是有，并在不断进行，上层统治者受着下层群众的压力，看到镇压也不济事，而且愈镇压、愈反抗，逃亡、怠工、破坏工具、甚至造反，旧的生产方式得不到更多的好处了，于是不能不改变。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借这股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作出改变剥削方式、提高庶民身份等一系列的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以秦国商鞅的变法为最显著。但要看到，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也是阶级斗争推动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春秋、战国之间有很多划时代的变化，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愈来愈明显，上面所引有关秦的材料即可证明。这是绝好的材料，有人否定它，未免失之主观吧！秦国是经过这个变化强盛起来的。秦国有这种变化，别国可以类推。而且，秦国的变化也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如在“开阡陌”之前就有过秦简公七年（前四○八年）的“初租禾”，大概遭到新兴地主的反对，行不通，所以秦孝公用商鞅实行变法后，秦国的社会就起了根本的变化。

战国时代，土地国有制已经破坏，土地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这方面，鲁国的材料、秦国的材料都是有力的证据。再从政权上看，当时政权的目的在保证私有，如李悝《法经》有《盗》、《贼》、《网》、《捕》等篇，并说“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显然是要保护私有制。法权上的表示很鲜明。土地国有制的残余还有，后代还有逆流如“屯田”之类，但也维持不了好久。更重要的是，土地不问国有、私有，生产方法和关系已经改变，公有者的“公家”只是大地主之一或最大的地主而已。

庶人的地位确已起了很大变化。他们原在皂隶牧圉之下，后来有所上升，史实如此。有军功的可以上升，得到土地。很多人可以自动垦辟，占有土地；垦辟多点的甚至可以上升为中小地主。这些都会跟着租税制的发展而法定下来。庶民中的很大一部分虽然成了雇农、佃农、依附农民（附托有威之门），但也从过去的奴隶地位中挣脱出来了。至于家内奴隶（不生产的），当然还有，这种旧时代的残余会一直延续很久，不足为奇，像人的盲肠一样。有的家内奴隶狐假虎威，身份低而气焰很高。

城市的发展繁荣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以齐国为例，春秋后期还是“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到战国前期苏秦向齐宣王说：“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战国策·齐策》）苏秦大概不是当面扯谎，这段材料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吧！但一个姜齐，一个田齐，相距不久，从“屦贱踊贵”到“家殷人足”，变化如此之大，不是反映了社会的转变吗？城市一方面是工商业者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没有大量的地主、官僚居住，这种城市也难以形成。像苏秦描写的那种生活，劳动人民是来不起的；如果都来，谁去种田？这批人分明是集中在城市中的地主、官僚和为他们服务的人，他们是靠农民过活的。

总之，从各方面看，战国已是封建社会了。我在这儿只是举一些例子。我认为我们把奴隶制的下限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是比较合适的，和毛主席的说法也并不矛盾，因为战国时代还是属于东周。遗憾的是，战国时代的史书多被秦烧掉了，剩下的《秦纪》太简略（请参看《史记·六国年表》序），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料太少，否则恐怕就用不着打这么多的笔墨官司了。

一九五九年三月

[1] 本篇初见于1959年《历史研究》第6期，收入人民出版社1961年1月出版《文史论集》一书。现据1984年8月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