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之回顾^[1]

一

中国近年来的文学革命，一般人的认识以为是由文言文改变为白话文，有的更兢兢于在那儿做《白话文学史》，其实这是最肤浅、最皮相的俗见。白话文不始于近代，更切实的说，则凡各国文字的起源——即是最古最奥的“死文学”——本来都是白话，都是当时的白话。所以白话文的抬头不足为文学革命的表示；历来用白话所写的文字，如宋儒的语录、元明的词曲、明清的小说，也不是我们现代的文学。

我们眼目中的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征。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一切社会组织及一切观念体系的基础。基础一动摇，则基础上面的各种建筑便随之而崩溃。中国自秦汉以来，物质的生产力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二千多年的社会组织，虽然屡屡在改朝换代，然而所谓天经地义的纲常伦教，依然像一条两栖动物的脊骨。蝌蚪变成了青蛙，尾子虽然断了，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区分。二千多年来的旧文学要亦不过如是，尽管花样繁多，说来说去不多是一套伦常的把戏？所以至猥亵的小说结果总是福善祸淫，至叛逆的传奇结果总是封侯挂印。再则成神成仙，成僧成佛，在表面上好像超脱了实世间的权势，然其骨子实也不外在保持封建社会的和平，使实世间的支配阶级固定。

固定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接受着外来的资本主义的袭击便天翻地覆了起来。大多数人的身上已经是机械生产的洋货，不再是毛蓝布大衫，所有大部分的手工业都已破产。新的产业虽然不多在中国人的手中，然而沿海都市以及交通便利的内地的都市，大都为外来的资本主义所被化。社会上的生产关系不再是从前的师傅与徒弟，而是近代的股东与工人。学校里的“人之初性本善”，变成了“甚么是那个？那个是一只狗”。诗书易礼的圣经贤传变成了声光电化的自然科学。举人进士的老爷夫子变成了硕士博士的教授先生。二三千年来的帝政、二三百年来的清朝统制，摇身一变而成为五族共和，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变而为五条颜色的近代化欧美式的幌子。社会上起了这样一个天变地异，文学上你要叫它不变，它却怎能不变呢？

古人说“文以载道”^[2]，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

这就是文学革命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是封建社会改变为资本制度的一个表征。白话文的要求只是这种表征中所伴随着一个因子，它是第二义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革命过程，便需要一种更自由的文体来表现，它的表里要求其适合，所以第一义是意识的革命，第二义才是形式的革命。有了意识的革命，就用文言文来写那种革命的意识，不失为时代的文学，譬如严几道用周秦诸子的文体来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近代资本制下的产品吗？林琴南用左孟庄骚的笔调来翻译多数英美的近代小说，我们可以把那些译品杂厕在宋元人的小说里面吗？反之，如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大多是用白话翻译的，而且还有苏白、甬白、闽白、粤白……，白到白无可白，然而我们能够把它们认为代表文学革命的文学吗？所以文言文不必便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白话文不必便是革命。文言自身是有进化的，白话自身也是有进化的。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文体，自然有异于历来的文言，而严格的说时，也不是历来所用的白话。封建时代的白话是不适宜于我们的使用的，已成的白话大多是封建时代的孑遗。时代不断的在创造它的文言，时代也不断的在创造它的白话，而两者也不断的在融洽，文学家便是促进这种文化、促进这种融洽的触媒。所以要认识文学革命的人第一须打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观念。兢兢于固执着文言文的人固是无聊，兢兢于固执着所谓白话文的人也是同样的浅薄。时代把这两种人同抛撇在了潮流的两岸。

二

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梁任公本是一位文化批评家，他在文学上虽然没多少建树，然而近代资产阶级的意识，他是把捉着的。他的许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诗作，虽然未摆脱旧时的格调，然已不尽是旧时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时代的限制和社会的条件之下，他是充分地发挥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其他如严几道、林琴南、章行严诸人都是这个时期的人物。林与章在几年前反对白话文的运动非常剧烈，其实他们自己在文言文的皮毛之下，不识不知之间已经在做离经叛道的勾当。譬如普通所称为最反动的章行严，你在他的文字中可以找出一句孔大圣人所极端表彰的“忠君”的字样来吗？他虽然要极端的恭维段执政，他似乎还不曾表示过要拥护宣统小儿皇帝，如像《宣统皇帝与胡适之》的那种受宠若惊的臭文字，他似乎还不曾做过。他在二十年前所做的《初等文典》（后改名为《中等文典》），其简洁精当之处远在《马氏文通》之上，在当时要算是充分的表现了近代的精神。他的文章要讲文法，要讲逻辑（“逻辑”一语似乎便是出于他的翻译），虽是文言，然已决不是从前的文言。这个时代性我们是不能抹杀的。所以在阶级的立场上看来，胡适之无殊于章行严，章行严亦无殊于梁任公，虽然他们的花样不同，党派稍稍也有点差别，然而他们同一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有时候也在互相倾轧抨击，那是他们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封建思想的沾染还没有清算干净。

大抵在滥觞时期中，近代文学的面影还是一个潜流，还没有十分表现出沙面。那个时期中的人每每视文学为余技，无暇顾及，也不愿意顾及，不过他们东鳞西爪的也有一些表现（这一方面的资料让有心编纂一部公平的近代文学史的人去搜集）。在这个时期之内也有些用白话写出来的小说，如《官场现场记》，如《孽海花》，如《老残游记》，在文学上虽不必有多少价值，然在时代性上，在历史上，则优有它们的位置。它们在对于封建社会的暴露上，在对于近代社会的待望上，那与封建社会中所产出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等迥然不同。近来嗜谈白话文学的人对于封建时代的几部旧小说极力加以表彰，而对于封建社会崩溃期中的几种暴露小说却置诸度外，这可以说是那表彰者的数典忘祖，也可以证明表彰者的头脑受封建社会的毒染实在并未清除。甚么“整理国故”、甚么“新式标点”，要之不外是把封建社会的巩固统治权的旧武器，拿来加以一道粉饰，又利用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权的新武器而已。

文学革命的泉水过了一段长久的伏流时期，在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的前后才突然爆发了出来，成了一个划时期的运动。主持这个运动的机关，谁也知道是《新青年》，主持《新青年》的人谁也知道是陈独秀。陈独秀本来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行径和梁任公、章行严相同，他只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或者是文化运动的启蒙家。他起初其实也不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对于战阵全线开始了总攻击，突贯、冲锋、呐喊、鏖战，随处的尖端都放出火花，随处的火花都发展成燎原的大火。基础已经丧失了的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古先圣王之道”，到这时在新兴的青年间真如摧枯拉朽一样，和盘倒溃了下来，出现了一个旧时代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洪水猛兽时代，新时代的人所讴歌鼓舞的黄金时代。

但这个黄金时代委实是黄金说话的时代！我们现在要认识明白——只有现在的我们才能认识明白——那时的那个文化运动其实就是资本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上的斗争。我们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新青年》所尊崇的两位导师：一位是德先生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其它一位是赛先生的“赛因士”（科学）。这德、赛二先生正是近代资本社会的二大明神。德先生的德业是在个权的尊重，万民的平等；赛先生的精神是在传统的打破，思索的自由，更简切了当的说，《新青年》的精神仍不外是在鼓吹自由平等。前一时期的自由平等的要求偏重在政治上、法律上，这一时期的自由平等的要求进展到思想上、文艺上来了。这是必然有的步骤。由文化本身来说，政治、法律和社会的经济基础逼近，所以基础一动摇，政治、法律便不能不先发生动摇。思想、道德、文艺等在上层建筑中比较更上一层，所以它们受到影响总要稍稍落后。更从产生文化者的主体来说，便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上夺到了统治权之后，它第二步便要在思想上、道德上、文艺上、一切的观念体系上，来建设适合于它的统治，使它的统治权可以巩固的各种亭台。《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一步——替资本社会建设上层建筑的这一步！这一点并不是有意要替它夸张，也不是有意要把它倒折，它不折不扣的就走到这一步。《新青年》中所有的一个局部战线，文学革命，不折不扣的也就只是这一步的革命。

《新青年》上关于文学革命的有两种口号，一个是“反对封建的贵族的文学”，又一个是“建设自由的平民的文学”^[3]（大意是如此，原文在字句间当稍有出入，有《新青年》的人可以纠正，我现在手中无书）。这两句话表示得异常正确，所以正确的原因便是它们把这次文学革命表示得异常精当。旧文学在精神上是封建思想，在形式上是贵族趣味，新文学在精神上是自由思想，在形式上应得反贵族趣味。所谓自由思想自然就是打破传统、尊重个性、鼓励创造，创造适合于新社会的新的观念体系，和各种新的观念的具象化。这根本是和旧有的封建思想的贵族文艺对立的。两种口号在精神和形式两方都把这个对立道破了。不过这个对立是只存在在这个阶段上的，对于封建的所谓自由只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对于贵族的所谓平民是以新兴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为代表，所以当年《新青年》所标榜的“自由的平民的文艺”，再进一个阶段仍不外是“新封建的新贵族的文艺”。这个自然是后话，但在《新青年》时代，这两句话的确是把当时的文学革命的性质和目标完全道穿了。

这儿自然应该提到一位胡适。幸，或者是不幸，是陈独秀那时把方向转换了，不久之间文学革命的荣冠差不多归了胡适一人顶戴。他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方案，他依据自己的方案也“尝试”过一些文学样的作品。然而严正的说，他所提出的一些方案在后来的文学建设上大抵都不适用，而他所尝试的一些作品自始至终不外是“尝试”而已。譬如他说“有甚么话说甚么说”^[4]，这根本是不懂文学的人的一种外行话。文学的性质是在暗示，用旧式的话来说便是要有含蓄，所以它的特长便在言语的经济，别人要费几千百言的，它只消一两句，别人要做几部《文存》的，它只消一两篇。“有甚么话说甚么话”的那样笨伯的文学，古往今来都不曾有，也不会有。又譬如他说的“不用典故”^[5]，这也不免是逐鹿而不见山。用典是修辞的一种妙技。新文学也有新文学的典故，即如胡适做文章也在引用孙悟空翻筋斗的典故，你可以知道他的话究竟正确不正确。他的其余的方案我现在不能逐条的复核，因为我的脑中没有记忆，而他替我们所保存的“史料”——《胡适文存》——也不入我的书橱。

总之，文学革命是《新青年》替我们发了难，是陈、胡诸人替我们发了难。陈、胡而外，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都是当时的急先锋，然而奇妙的是除鲁迅一人而外都不是作家。

三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个畸形的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外来资本主义的束缚之下不容易达到它的应有的成长。外来的资本主义要把中国束缚成一个恒久的乡村，作为发泄它们过剩资本，过剩生产的尾闾，同时便是把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缓冲地，有中国这个庞大的乡村存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寿命便得以延长。在这个条件的束缚之下，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永远只是一个畸形儿，自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一直到最近的军阀斗争，都是几组半封建资产阶级相互所演出的轩轾戏。中国挂着了共和的招牌已经将近二十年，所有共和政体的眉目你看它具备了没有？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运用近代政治的能力（外国人的口头禅如是，特别是日本），是立宪政体这个资本制度下的所谓近代政治的物质条件在中国不容易成熟。中国的一大部分依然是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却在外来的资本主义的羽翼之下庇护着。中国的薄弱的资产阶级势力，受着内外的夹攻，不能够遂行它的使命，而始终是萎缩避易以图其妥协的存在。

与资产阶级的势力成反比例的却是无产阶级的勃兴。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因果是在它迸芽的一天同时便要发生出两个利害全然相反的对立的阶级，便是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国有近世的资本家产生，同时便是中国有近世的劳动者的出现。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在外来资本主义的束缚之下，不容易发展，而中国的劳动者阶级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培植之下却是宿命的无可避免的以加速度的形势日渐扩张。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遇着了三重的敌人，国内的封建势力、国外的资本帝国主义、新兴的无产者集团。而新兴的无产者却是国内的资本家、国外帝国主义、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共同敌人。于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未能遂行其完全打倒封建势力以前，它便不能不和利害较近的封建势力妥协苟合，而向同阶级的帝国主义者投降。就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便不能不成为一个畸形的革命。

这个形势自然要在一切的文化分野中反映出来，而在文学的这个分野中所反映出的尤为明白。中国的所谓文学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表征——其急先锋陈独秀，一开始就转换到无产者的阵营不计外，前卫者的一群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辈，却胶固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里，退回封建的贵族的城垒；以文学革命的正统自任的胡适，和拥戴他或者接近他的文学团体，在前的文学研究会，新出的新月书店的公子派，以及现代评论社中一部分的文学的好事家，他们倒真确的在资本主义的大之下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那儿挣扎。然而文学革命以来已经十余年，你看他们到底产生出了一些甚么划时代的作品？这一大团人的文学的努力刚好就和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努力一样，是一种畸形儿。一方面向近代主义（modernism）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

中国的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羽翼之下庇护着，长久地维系其生存。同样，中国的封建趣味的吃茶文学也长久地有它那不生不死的存在。

中国的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的束缚不能成就其应有的生长。同样，中国的有产阶级的文艺也只好是长久地在那儿跳跃着的一个三寸的侏儒。

中国的无产阶级受着国内国外的资本主义压迫而猛勇的长成。同样，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只有爆发，爆发，爆发，爆发到它完成了它的使命的一天，即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一天，消灭尽阶级对立的一天。

中国的社会是发生无产文艺的绝好的培养基地，无产文艺的生命是不能扑灭的，就是用绿气炮也是不能扑灭的。你要扑灭它，除非是把中国的社会消掉。

所以由社会的分析，中国的无产文艺只有一天蓬勃一天，绝大的绝丰富的无产文学的材料自“五卅”以来早已存在着，只待无产文学家把它写出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总有人要把它纪录出来的。你们看，这新兴文学的潮流不是早已把有产者的阵营震撼了吗？不是已经有政治的势力发动起来对抗了吗？你们看，你们看见有水龙飞奔的地方，你们总可以知道已经有燎原的大火！这不是甚么个人的力量把它呼唤起来的，这是中国社会的力量，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处在这个社会之中，处在这个潮流之中，任你是恁样的磐石都要被席卷着而奔流。商务印书馆所办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不也零星的在登载辩证唯物论或者是倾向无产阵营的作品了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顾盼不顾盼，潮流的力量总要推着你向大海奔驰，不然便把你抛撇在两岸的沙滩上。

四

末了我们来批判创造社这个小团体。

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当时都还在日本留学，团体的从事于文学运动的开始应该以一九二○年^[6]的五月一号《创造》季刊的出版为纪元（在其前两年个人的活动虽然是早已有的）。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要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着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却着重在向新文学的建设。他们以“创造”为标语，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运动的精神。还有的是他们对于本阵营的清算的态度。已经攻倒了的旧文学无须乎他们再来抨击，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却是所谓新的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制滥造，投机的粗翻滥译。这在新文学的建设上，新文学的价值的确立上，新文学的地位的提高上，是必经的过程。一般投机的文学家或者操觚家，正在旁若无人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由本阵营内起了一支异军，要严整本阵营的部曲，于是群议哗然，而创造社的几位分子便成了异端。他们第一步和胡适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语丝派对立，在旁系上复和梁任公、张东荪、章行严也发生纠葛。他们弄到在社会上成了一支孤军。

其实他们所演的脚色在《创造》季刊时代或《创造周报》时代，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他们是在新兴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所陶养出来的人，他们的意识仍不外是资产阶级的意识。他们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他们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这内在的要求、自由的组织（大意见《创造》季刊二期的《编辑余谈》），无形之间便是他们的两个标语。这用一句话归总，便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表现。个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精神。他们在这种意识之下，努力行动了，努力创造了，然而结果是同样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不能遂其自然成长的诅咒，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依然不外是一些具体而微的侏儒。划时代的作品在他们的一群人中也终竟没有产出！

然而天大的巨浪冲荡了来，在“五卅”工潮的前后，他们之中的一个，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同样的社会条件作用于他们，于是创造社的行动自行划了一个时期，便是洪水时期——《洪水》半月刊的出现。在这时候有一批新力军出现，素来被他们疏忽了的社会问题的分野，突然浮现上视界里来了。当时的人称为是创造社的“剧变”。其实创造社大部分的分子，并未转换过来，即是郭沫若的转换，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这个目的意识是规定一个人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战士之决定的标准，凡摆脱不了这个自然生长的意识的，他不自觉的会退出革命战线）。

然而，在这时期中他们内部便自然之间生出了对立，便是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对立，明白的说便是无产派和有产派的对立。郁达夫在郭沫若参加了实际革命的时期中，他把创造社改组了，把一批年青人逐出社外，实际上就是这个对立的表示。一方面郭在参加革命，另一方面郁偏在孙传芳的统治期中骂“广东事情”^[7]。一方面郭在做“文学与革命”，另一方面郁便在骂提倡无产文学的人是投机分子^[8]。郁对内部采取清算的态度，对外部却发挥出妥协的手腕。他一方面做着创造社的编辑委员，另一方面又在参预以胡适为主席的新月会议。以后更在《小说月报》中做《二诗人》的小说来嘲骂创造社的同人。那时候一批读着郁达夫所编的《洪水》的人，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这是创造社的《现代评论》化！

郁达夫一人的反动，敌不过的依然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潮流，他的行动在不久之间受了不甘反动的创造社同人的反对，他自己便不能不退出创造社的队伍，并且率性专以嘲骂创造社为能事了。

不久之间到了一九二八年，中国的社会呈出了一个“剧变”，创造社也就又来了一个“剧变”。新锐的斗士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由日本回来，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战线。创造社是已经蜕变了，再到一九二九年的二月七日它便遭了封闭。

这是创造社一派的十年的回顾。它以有产文艺的运动而产生，以无产文艺的运动而封闭。它的封闭刚好是说无产文艺的发展，有产文艺的告终。

有水龙飞驰的地方总是有火灾的，朋友，你如看见有多数的水龙在拼命的飞驰，你可以知道燎原的大火是已经逼近！

1930年1月26日

[1] 原载1930年上海神州出版社《文艺讲座》第1册，署名麦克昂。1931年9月收入《文艺论集续集》。1958年编入《沫若文集》第10卷。现据《文艺论集续集》编入。

[2] 语出北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

[3] 语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载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4] 语出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有甚么话，说甚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载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5] 语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不用典”。载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6] 应为1922年。

[7] 指郁达夫《广州事情》一文。该文作于1927年1月，载《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五期。

[8] 指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一文，载1928年2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