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曹操翻案^[1]

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受到了黄巾起义的影响

曹操打过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黄巾，这是历史事实。这可以说是曹操一生中最不光采的一页。

在今天的问题是：打过农民起义军的曹操，是不是就应该受千年万代的咒骂？

在东汉末年打过黄巾的不止曹操一个人，刘备、孙坚、袁绍、袁术和其他的人都打过。再把历史范围说广泛一点。汉光武刘秀打过赤眉、铜马，唐太宗李世民打过窦建德、刘武周，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同是起义军的领袖而互相打，明太祖朱元璋坐天下，不是从元人手里直接打下来的，而主要是从先后起义者的手里打下来的。

因此，问题倒应该进一步看看：曹操打了黄巾义军之后的后果如何？

在我看来，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他受到了黄巾起义的影响，被迫不得不在基本上满足黄巾起义的目的。黄巾起义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民要粮食，要土地，要活下去。在东汉末年，人民的衣食之源，被腐朽的王朝和一些皇亲国戚、宦官豪右所垄断，他们互相残杀，使人民遭受惨酷苦役，脱离土地，不能聊生；甚至闹到如曹操的诗所描写的“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见《蒿里行》）的地步。人民要活下去，所以不得不起义。

但要怎样才可以达到起义的目的呢？那就应该要有比较好的军事组织。不然，前途是可以预见的：不是逐步消亡，便是逐步变质。

当时黄巾义军的组织情况又是怎样呢？并不太好。人数是很多的，一起就是几十万或者百多万，但“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魏志·武帝纪》鲍信语），这就是说男女老少都伙在一道，没有军粮，只是沿途掠取粮食过活。这样的军事行动是断难持久的。

这情况倒不限于黄巾义军，当时中国北部是普遍缺粮，就是郡国的所谓官兵也不外是些乌合之众。遗失了的《魏书》有这样的叙述：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螺）。民人相食，州里萧条。（《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注引）

乌合之众的所谓官军都是“瓦解流离、无敌自破”，黄巾义师又何能免？太平道教魁张角弟兄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袁绍的军人有桑椹时吃桑椹，袁术的军人有螺时吃螺，这些东西吃完了或者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不是就只好人吃人了。因此刘备的部下吃过人肉，曹操的部下也同样，这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

和军事行动不可分开的必须有粮食，这是常识问题。故“足食足兵”是相联带的事。有兵无食，除自然瓦解之外，也还可以产生“有奶便是娘”的现象。黄巾义军有的依附过袁术或者孙坚，有的甚至保护过皇帝，请看下引的两项史料：

建安元年春正月……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魏志·武帝纪》）

兴平二年十一月，汉献帝东迁，途中杨奉、董承引白波（白波即起义于白波谷的黄巾义师）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右贤王去卑（原误为“左贤王”，今改正）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后汉书·献帝纪》）

这难道不是变了质？农民起义军竟和强宗豪右甚至于和皇帝都合流起来了！

曹操在打败了黄巾之后，他把精锐部分组织了起来。史书上说：初平三年（一九二年）冬，他击破黄巾于寿张东，追至济北，“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魏志·武帝纪》）。这就是曹操起家的武力基础，很有点像汉光武刘秀打破了铜马，而被拥戴为“铜马帝”一样。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曹操完全是嗜杀成性、胡作非为的人，那几十万的青州兵、百多万的农民男女，怎么能够听他指挥呢？不是倒过来把他干掉，便尽可以一哄而散，然而不是这样。那就值得我们把所谓历史定案重新审核审核一下了。

曹操有了青州兵，但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同时解决，那就是军粮的问题。这个问题推迟了三年，在建安元年（一九六年），终于被解决了。那就是他采用了枣祗、韩浩的建议兴立屯田。上引《魏书》在“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之下的文字是：

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屯田政策是从古人学来的，但汉武帝是开边屯田，而曹操是在内地郡国普遍屯田。这是由于当时的黄河流域，人口死亡得太厉害了，到处是无主之地，因而也就归公家所有。（《魏志·司马朗传》：“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曹操便利用了这些无主之地来贷给农民，也使军人垦辟。故屯田有军屯、民屯两种，但办法是一样的。无牛者，公家贷牛，所获公家得六成，私人得四成。有牛者，所获平分。有人说，这剥削得太厉害。但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只有官和民两层，没有中间剥削的私人地主。当时的老百姓乐于接受，我看是有道理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曹操征收这些粮食来是为的军需，为的国用，不是以饱私囊。曹操自己是非常俭朴的人，衣被十年不换，每年缝补浣洗。为了公用，所以军民也乐于捐输而接受了他的办法。

屯田政策之得以施行，在事实上还是依靠了黄巾农民。屯田令云：“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这所说的“资业”应该指的是黄巾农民所随身带走的耕具或者少数的耕牛，而最重要的是农民的耕种技术。屯田政策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攻破黄巾是在初平四年（一九三年），而开始兴立屯田是在建安元年（一九六年），中间虽然相隔三年，在这三年当中那“男女百余万口”的黄巾农民是不会只是吃饭睡觉的，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闲饭来吃。所以他们一定是辛辛苦苦地在垦辟荒土，只是屯田制度是迟了三年才见诸实施而已。

有了青州兵，有了屯田措施，这在曹操说来就具有了“足食足兵”的基础，所以他能够逐步打败和消灭那些吃桑椹、吃螺、吃人肉的郡国之师，把陶谦、吕布、袁绍、袁术等都逐步扫荡了。那些可以“无敌自破”的军队遇到了这样的劲敌，当然是只好失败的。

有人说曹操是强宗豪右的代表，但从史料上看来却不是那样。他虽然是大地主出身，但却反对当时的强宗豪右。别的不多事征引，单举一例吧。例如建安九年（二○四年）他把袁绍破灭了，九月就下令“重豪强兼并之法”，使河北人民无出当年的租赋，人民都高兴。《魏书》记载了他的令文：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人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耶！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魏志·武帝纪》注引）

据此看来，曹操是很能够体贴民情、收揽人心的。收揽人心并不是坏事，比“豪右辜榷”（垄断之意）、屠民以逞的好得多。所以要说曹操是豪右的代表，或者结纳豪右以扩张自己的权势，我看是和史实不符的。当然，他生在一千七八百年前，我们也不能希望他脱离封建意识。但他曾经和工人一道打刀，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非难（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六）；他对于“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武帝纪》注引《魏书》）；可见这位“治人的劳心者”还不那么过分地轻视“治于人的劳力者”。事实上他能够恢复封建制度下的生产秩序，把人民从流离失所的情况扭回过来，从历史发展过程上来说，在当时倒是进步的事业。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在建安十二年（二○七年）五月，千里远征，一直到东北辽河流域去平定了三郡乌桓，消除了当时主要的外患，而救回了被俘掳去做奴隶的汉民十余万户，总得有好几十万人。这样多的人沿途是要粮食吃的，连出于敌对意识、由吴人写成的《曹瞒传》，都说他曾经“杀马数千匹以为粮”（《魏志·武帝纪》注引），可见他是重人不重马。我们如果体贴一下那被解救了的十几万户人的心理，他们对于曹操是会衷心感激的。

曹操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

乌桓人是鲜卑人的一支。乌桓和鲜卑，这些半游牧性的种族，在汉末突然兴盛了起来；他们的社会性质，据史籍所载，还是在奴隶制的初期。他们在汉末经常为患于中国的北边，鲜卑人占领了北匈奴的旧地，乌桓人占领了南匈奴的旧地。当时的北匈奴已经西迁，南匈奴已经内附，故在中国历史上自殷、周以来的北方的强敌允或者匈奴（允即匈奴，是时代不同的音译），在汉末已经换成为鲜卑、乌桓了。

曹操的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至少是得到一部分人民支持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当时的一位在山海关附近的山上保境安民的开明地主田畴的全力支持。田畴平时即经常抵抗乌桓的侵略，当袁绍在时，尽管屡次请他下山，他都拒绝了。待曹操一过境，在行军上遇着困难，由于大雨，河水泛滥，道路不通，遣人去聘请他，他便立地下山献策。他的“山民”更乐意作向导，北越长城，经过热河，去抄击乌桓的后路。“堑山湮谷五百余里”，一直达到柳城（辽宁朝阳县南）。使敌人措手不及，终于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消泯了边患，救回了被奴役的汉民。（请参看《魏志·武帝纪》及《魏志·田畴传》）

毛主席咏北戴河的一首词《浪淘沙》，是提到了曹操征乌桓这件事的。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里有种种的联想，大雨、地望、沧海、秋风，和曹操征乌桓时是相同的。征乌桓是五月出征，八月斩蹋顿单于，回军的时候是暮秋了。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一诗中提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足以断定是回军凯旋时做的。一连四首都是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作结语，也可以证明他自认他的胜利是“乘危以侥幸”的（《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但尽管有种种客观事物相同，而却有一件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换了人间”！曹操当时是一个时代，而今天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关于曹操的东征乌桓，还有最值得注意的后果是：他把三郡乌桓平定了，而乌桓的其他部落的侯王大人们却对他心悦诚服，服从他的指挥。乌桓的骑兵，在曹操麾下成为了“天下名骑”（《魏志·乌桓传》）。在种族之间发生了战争，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是很不容易的事。

在曹操的武功中，我看就有这两件事体最值得惊异。一件是他打了黄巾，而收编其精锐为“青州兵”，成为他武力的基础。另一件是他打了乌桓，而乌桓的骑兵在他麾下成为“天下名骑”。如果曹操是嗜杀成性、胡作非为的人，这样的历史现象是无法说明的。史书上虽没有多的详细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想得到：他不是纯粹地以力服人，而是同时在以德服人。

关于曹操杀人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重新考虑

在这里不能不接触到曹操杀人的问题。有的人说曹操杀人太多，引用的例证主要是打败陶谦的那一件。在这里，史料上是有些出入的，不厌烦琐，想把史料来检查一下。《魏志·陶谦传》上是这样记载的：

初平四年（一九三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两军交战是不能不死人的。这儿所说的“死者万数”是陶谦的兵。这里有可能是战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败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杀。但这项史实落在《曹瞒传》里却变了样。

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魏志·荀彧传》注引）

这把曹操写成了一个混世魔王。很有趣的是“兵”变成了“男女”（人民群众），“万数”变成了“数万”，战死或者淹死变成了“坑杀”。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边呢？《曹瞒传》是孙吴的人做的，明显地包含有对敌宣传作用在里面，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史料就应该慎重选择了。但是，不高兴曹操的人却十分欢迎《曹瞒传》，而且还嫌它说得不够劲。请看刘宋时代的人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吧。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这分明是根据《曹瞒传》，而把数目字又夸大了十倍，“男女数万”变成为“男女数十万”了。这真可以说是作史者典型的曲笔！谎愈扯愈大，却愈受人欢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采取了《后汉书》的说法，今天好些骂曹操的人也就乐于有根据了。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尽管在今天有不少人斥他为唯心主义者），他在史料的选择上就比较审慎，他就不相信《武成篇》的“血流漂杵”的话。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至仁伐至不仁”是有问题的，周武王并不是“至仁”，殷纣王也并不是“至不仁”，这当别论。但孟子能够分别真实与虚夸，应该说是可取的。我们今天的朋友们却连“鸡犬亦尽”的话都信以为真了。

《魏志·荀彧传》载陶谦死后荀彧劝曹操缓攻徐州，先收麦，并攻打吕布。曹操听从了他，先把吕布打败了。荀彧的说辞里面有这样几句：

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明明还有战死者的“子弟”，哪里就会是“鸡犬亦尽”，“百姓皆歼”呢？这样的宣传令我想到清初的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关于张献忠的宣传。他们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然而四川人口在今天却有七千多万（包含我自己在内），虽然有好些是后来外省的移民，然而也有不少人是四川的土著。因此，关于曹操乱杀人的话也就值得我们考虑考虑了。

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的是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魏志·崔琰传》注引《汉纪》）。曹操杀了孔融，据说又把他两个八岁的小孩子也杀了。这当然也足以表示曹操的残忍，但这里也是有问题的。《世语》云：

融二子皆龆龀。融见收，顾谓二子曰：“何以不辟^[2]？”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复何所辟？”以为必俱死也。（《魏志·崔琰传》注引）

“以为必俱死也”是二子自以为必将同时被杀，但是否杀了，并无明文。孙盛《魏氏春秋》却肯定了二子“俱见杀”，并加以渲染。《三国志》注者晋人裴松之曾加以批评，以为“《世语》云融二子不辟，知必俱死，犹差可，安如孙盛之言？……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以上俱见《魏志·崔琰传》注）。这事落到《后汉书·孔融传》里，也比孙盛更加夸大，简直类似小说了。在这里我不想多事征引，感兴趣的朋友，请去翻读原书。

又如我们在舞台上经常看到的《捉放曹》，表演曹操出于猜疑，把吕伯奢的一家人杀了。这并不是出于虚构，是有根据的。然而所根据的材料却有问题。《魏志·武帝纪》云：“（董）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在这下边裴松之的注征引了三种资料，我现在把它们并列在下边：

（1）《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复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2）《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3）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这真是书经三转就变了样。照情理上看来，《魏书》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不高兴曹操的人自然特别选中了孙盛，这位“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的先生。“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话应该是孙盛的话，而不是曹操的话。曹操特别受了歪曲，这些“好奇情多”的先生是应该负责的。

当然，曹操也有犯错误的时候，错杀了好人，我们并不想一一替他辩护。例如他把华佗杀了，总是不应该的。按照史书所述，华佗只是托故躲在家里，不肯替曹操治病；单只这一点并不至于犯死罪。他也有时在一时盛怒之下收人入狱，后来又原恕了他。贾逵就是一例（见《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来不及原恕而冤死了的人应该也是有的或者还不少。

他也有出于好心肠，但操之太切，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最大的一件事是建安十八年（二一三年）曹操攻孙权，“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吴志·孙权传》）。这是把百姓逼得太猛了，使他们急无所择，走了更不利的道路，所谓“医得眼前疮，剐却心头肉”。其实孙吴的政治并不是更开明一些，而是更腐败得多。史实上表明：孙吴是豪族与武人专横的世界，“居位贪鄙、志节卑污”的人根本无法动摇，反而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可以想见：东渡江的十余万户在经过流离和幻灭之后，是会有不少人回到故乡的；江西虽然虚了一时，不至于长久虚下去。还有，在新开屯田时也有过农民集体逃亡的事。《魏志·袁涣传》里说“是时（建安初年）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但曹操听了袁涣的建议对于人民不要强迫，“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于是“百姓大悦”。但有人看到农民的集体逃亡，便否定屯田政策的积极意义。这是没有从全面来看问题，要算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了。

总之，曹操是犯过不少错误，也打过不少次败仗的，他的缺点不少，但优点也很多。他能够改正错误，善于从失败中取得教训，也就是他很大的优点。他是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据史书所载，他能够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毁灭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复私仇，诛不避权贵，举能扬侧陋，敢于公开下令要选用被人称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五年他败袁绍于官渡之后，从所收获的敌方文书中把许下和军中人给袁绍的通信都烧掉了，不加追究；据这些看来，他实在也算得是够开明，够有自信的。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同上），是一位博学家。他不仅有武功，而且重文治，建安文学的高潮是在曹操父子的鼓舞下形成的。这些是大家所承认的，我不准备多说了。

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

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例如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

最近我读到王昆仑先生的《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他援引了苏东坡的《志林》：“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他认为把曹操作为反面教员，不完全由于正统主义的支配，而是“多少年来广大人民自己的选择”。他要我们不要把后一点“忽略了”。是的，多少年来广大人民是把曹操选为了反面教员。但问题是：这“多少年”究竟有多少年？如果说是自赵宋以来，那是应该承认的。因而也就可以进一步再提出一个问题：人民选曹操为反面教员究竟是不是出于“}db}自己的选择}/db}”？据我们所知道的，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却也并不痛恨曹操，张鲁雄据汉中三十年，是被曹操打败了的人，他甚至这样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见《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又见《华阳国志·汉中志》）。

曹操的臣下如王粲，儿子如曹植，他们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把曹操捧上了天，我们且不必征引。但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篇《祭魏太祖文》（见《全唐文》卷十），是值得注意的。他称曹操为“哲人”，说他“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说他拯救了沉溺，扶持了颠覆。这些话，在我们看来，倒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唐代没有否定曹操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便是唐玄宗自名为“阿瞒”。如果唐代的民间已经把曹操当成一个大坏蛋，一朝的天子哪里会把大坏蛋的小名来嘲骂自己呢？这是不能想象的。

曹操受了很大的歪曲，实在是自宋代以来。其来源我觉得不好随便把责任归诸人民。王昆仑先生说：“大概舆论的变化就从民间先开始”，这话如果一般化了，就很成问题。因为在“大概”一辞中就大有文章可做。据我的看法，民主性的精华大抵是从民间开始的，而封建性的糟粕则不好让人民来负责。例如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这话在民间流传得广泛得很，其来源无疑是出于统治阶级。如果因为多少年来广大人民那样说，而认为是人民自己的意识，那事情就不好办。因为谁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那就会成为反对人民意识了。其实，人民在封建时代的意识，除掉革命的民主性的精华之外，我们应该肯定，是支配阶级蓄意培植的。只有革命性比较强的人才能摆脱那种意识形态的控制。曹操的粉脸奸臣的形象，在舞台上，在人民心目中，差不多成为了难移的铁案了。然而在几百年前也有农民起义的领袖想移动一下这个铁案。和李自成、张献忠同时起义的罗汝才，他自号为“曹操王”，不就表明草莽英雄中也有不愿意为《三国演义》所束缚的人物存在吗？

《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在今天桃园三结义的形象已经不如往年那样神气了。我们可以预言曹操的粉脸也会逐渐被人民翻案的。今天不是已经在开始翻案了吗？

旧剧中的曹操形象主要是根据《三国演义》的观点来形成的。要替曹操翻案须得从我们的观点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从新塑造。如果在旧戏的粉脸中透出一点红色来，解决不了问题。例如以赤壁之战而言，在史籍上就有不同的说法。曹操遗孙权书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见《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魏志·武帝纪》也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到底哪一边是历史真实呢？我们很难判断。但曹操在赤壁之战是打败了，那是没有问题的。三分鼎足之所以形成，在我看来，地理形势要算是一个重要原因。西蜀是得到山岳的屏障，孙吴是得到长江的保护。但尽管这样，魏、蜀、吴都是想中国成为一统的。本是统一的中国不愿意成为群雄割据的局面，这是三国人物的共同心理。所不同的只是：不让你来统一，让我来统一，如此而已。诸葛亮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不就是很坦白的自述吗？

但有人认为“三国的分立是有其社会经济原因的。……曹操在统一北方后所进行的向南扩张战争，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的”。这见解真是非常奇特。三国的社会经济，我们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曹操在南征，诸葛亮和孙吴都屡次在北伐，南征如果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北伐也同样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愿意中国分裂而不愿意统一，这算什么“历史规律”！这算什么“人民愿望”！以前的读书人有一种毛病：“好读书，不求甚解”；今天的读书人似乎有人又有一种毛病：“不读书，好求甚解”。我们好不好来一个辩证的统一：“好读书，好求甚解”呢？我们须得知道：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在他死后不足五十年终于由他所组织起来的力量把中国统一了。这却是无可动摇的历史事实！

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积重难返。历史上应该恢复名誉的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要翻案都比较困难。原因是对于他们的敌性宣传太年长岁远，深入人心。而尤其是曹操，由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三岁小儿都把他当成了大坏蛋，要翻案是特别不容易的。王安石是同样受到极大歪曲的历史人物，他的案是翻过来了。他的幸运是对于他的敌性宣传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曹操所受的影响那么普遍，妇孺皆知。但长远地把一位好人作为反面教员总是不大妥当的。我们搞历史的人有责任把真实性弄清楚。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者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共存，听从人民选择。

关于曹操的功过，还有一个问题今天虽然没有人提到，但在古书上却有人早提到了。那就是民族问题。曹操的民族政策除掉必要时进行反抗战争之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办法的。鲜卑、乌桓人为他所用，匈奴人与汉族杂居于河东，因而有人把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隐隐归罪于曹操。例如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便有这样的话：

自单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之后，种类繁昌，难以驱逼。魏武虽分其众为五部，然大率皆居晋阳。暨乎左贤王豹之子刘元海，假称天号，纵盗中原，吞噬神乡，丘墟帝宅，愍怀二帝沉没虏庭。差之毫端，一至于此，百代无灭，诚可痛心也。

他虽然不是专门责备魏武帝，而主要是在责备窦宪，但魏武是承继了窦宪的混处政策的。那么“五胡乱华”的责任，在魏武帝似乎也就不能不分负了。这样的归罪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五胡乱华”的诱因并不是由于民族混居，而是由于西晋的内乱。司马氏夺取了曹魏政权之后，不再传便有“八王之乱”，大家抢做皇帝，相互砍杀了十六年。内乱的结果因而便诱致了“五胡”的崛起。

“八王之乱”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由于制度的改革。汉朝的郡国制度，国的诸侯王是没有实权的，实权是操在中央所委派的国相手里。魏因汉制，诸侯王同样无实权，司马氏因而得以篡位。司马氏一夺取了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本姓的王朝便把制度改革了。办法是大封公族，使各侯王得以任官分治，征兵自卫。用心是在防止异姓篡夺，但谁知道却招致了同姓纷争，而终于酿成大祸。因此，“五胡乱华”的责任不能让窦宪和曹操来负。

据我看来，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样，是政权的延续不太长。秦是二世就亡了，仅仅十几年。魏的统治也不久。魏文帝曹丕在位仅七年，只活了四十岁。魏明帝曹睿在位仅十四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偶然碰上了这两位短命皇帝，所以给了司马氏以夺取政权的机会。曹丕和曹睿都是比较可取的人物，如果他们活得长一点，在位得长一点，曹魏的统治就会更长得一点。如果那样，我看历史上对于曹氏祖孙父子的评价是会有所不同的。

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只有在人民做了主人的今天才有可能。人民是正直的，只要我们把真正的历史真实性阐明了，人民决不会把有功于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人物，长远地错当成反面教员。因此，我们乐于承担这个任务：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

[1] 本篇初见于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收入人民出版社1961年1月出版的《文史论集》一书。现据1984年8月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编入。

[2] “辟”字，《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引原文作“辞”，作者据《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世语》，改“辞”为“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