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1]——给《诗刊》的一封信

克家 葛洛同志：

五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已经接到了。《诗刊》从七月份起恢复为月刊，是个好消息。诗歌的写作、研究、批评、介绍、翻译，有不少的工作可做。通过诗歌的鼓舞，在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上，也是大有可为的。或许是我个人的偏好吧，我总觉得诗歌这种形式是最有效的武器。它的言词精练，一般不那么太长。中心问题，立竿见影。读一首好诗，甚至一句好诗，使人能享受丰富的精神营养。古人特别重视诗教（通过诗歌以进行教育），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诗歌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的问题，无疑是对于新体诗歌的要求。“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歌，企图诗歌的彻底解放，采用自由的形式，打破旧有的一切清规戒律。这是有革命的意义的，这是中国的诗歌革命，中国的文学革命。但担负这项革命运动的人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创作方法无可否认是直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五四”以来的新体诗和我国人民大众是有距离的，这一诗歌革命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彻底完成。要完成这项革命，就必须使新体诗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

如何化法？首先要从诗人本身化起。二十一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说得很清楚、很全面，留给我们的就是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深入生活，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不断地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专心为工农兵服务。先做好劳动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做好劳动人民的先生，做劳动人民的灵魂工程师。诗人能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所产生出的新体诗就可以有保证能做到进一步的群众化、民族化。

新体诗是中国诗歌发展中目前阶段的主体，它更能表现时代精神。根据诗歌朗诵的经验，新体诗比起旧体诗词来更容易使人听懂，也就是说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旧体诗词过于文雅，就是知识分子也不大容易了解。朗诵起来是很难令人听懂的。除非是配上音乐，加以歌唱，不容易显示效果。但配乐歌唱时所收到的效果，那主要是音乐的效果，而不全是诗歌的效果了。我们听唱歌剧，每每欣赏其声，而不了解其辞。歌剧的辞，也每每并无浓郁的诗意，而是唱得引人入胜，或则荡气回肠，或则激昂慷慨。民间有一个笑话：某人的诗十分好，七分来是念，三分来是诗。这是颇有道理的。诗，要做到百分之百是诗，采取新体诗的形式，似乎更容易做到。

古人论诗一般重视自然，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所谓“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所谓“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都说的是这个道理。要做到这样的境地，新体诗似乎更容易一些。当然新体诗也不能毫无雕饰，但要雕饰得不着痕迹。过分的雕饰，过分的补假，一般说来，不能算是好诗。雕饰要做到不着痕迹，那就要很费功夫了。所谓“谁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比拟。新体诗当然也应该向旧体诗词学习，向民间歌谣学习，总应该学到融化的地步。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样的地步，恐怕也没有什么秘诀。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恐怕也不外是勤学苦练四个字吧。“舍得功夫拼，铁杵磨成绣花针”。

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这些形式和民间歌谣比较接近，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又生动易懂”，我看人民是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以盛旧酒，或甚至毒酒。问题是在酒的好坏，而不在乎瓶的新旧。但旧体诗词的毛病，是每每没有诗意，而只是依靠形式。最好的办法是没有诗意不要勉强做诗。要做诗，就要做今天的诗，要用今天的语言写今天的感情、今天的理想、今天的希望、今天的使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过于严格的形式上的清规戒律是应该打破的。今天的语言已经不同于古代的语言了，平仄音韵，已有很大的改变。但做旧体诗词的人大多还是恪守着唐宋人的韵本，那是很不合理的。新体诗基本上是解放了，旧体诗词也应该求其解放。

中国的方言，有些地域性的差异。例如平声韵中的侵谈盐咸四韵，在古音为收唇音，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收唇，仅仅在广东和福建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如果要做方言诗，尽可以按照本地方言去做，做出来也会合乎古韵本。但在语音已经改变了的地区，就不能要求我们一定要遵守古韵本了。我倒十分希望：今天的语言学家们能够及早编制一部以北京音为标准的韵本。这对于我们做诗的人，特别是能做旧体诗词的人，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克家同志，葛洛同志，我回答你们的信，一写又写得太长了，但是依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就此煞住笔吧，以上的意见，请您们指正。诗歌工作中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希望您们经常提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或许是繁荣诗歌创作，提高诗歌质量的一个好方法。顺致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1] 原载1963年《诗刊》第7号。现据该刊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