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郑振铎[1]

（1921年6月14日）

我前日致石岑兄论创作和翻译一函，早希望在国内生些反响；今天在《文学旬刊》第四号上才得见先生的一段短评，虽然彼此意见有些不同，但是你那堂堂正正的批评的态度是我所十分欢迎的。

我那处女与媒婆的喻语本不限于文学立说，信中所有文学云云，只是举的一个例罢了。我国近年来新文化运动勃兴，一般青年都很蓬蓬朴朴，努力向上，这是很可乐观的了；但是令人悲观的地方也很不少。谈社会主义的，今天一篇马克思，明天一篇河上肇，我恐怕连能如河上肇一样，取敬虔的态度，直接向《资本论》中去求马克思的精神者，国内怕莫有几个人。谈哲学的，今天一篇罗素，明天一篇柏格森，究竟能从数学或生理学与心理学上去研究他们的，也怕没有几个。谈科学的，争着在介绍相对论，我恐怕我国的爱因斯坦研究者都在十二人以外罢——爱氏曾说：能彻底了解他的相对论的世界上不出十二个人。不从根本上用功，只是好高鹜远，追影捕空，这么浮嚣的态度，西谛先生！可不令人悲观么？这种态度我国的“乔那里时谟”实有些助长他的倾向，我可不用费力来向你说明了。我想我们青年的时间和能力在这些门面上的虚荣上消耗了，觉得可惜。我希望国内能够多出马克思，罗素，柏格森，爱因斯坦的忠实的介绍家，我更希望国内能够出个把马克思，罗素，柏格森，爱因斯坦那么有独创精神的人物。

文学上的翻译事业，就我最近在上海两个月的经验，其实也就不为不热闹了。请把国内最近出版的杂志和文学书一看，便可以见得我的观察不会错误。翻译自身我并不藐视；对于翻译的功用和困难，自信颇能理解，并且也还有些体验；我所鄙屑——斗胆用这两个字——的是那字典万能的翻译家。翻译须寓有创作的精神，这句话是我所承认的，并且是我所愿意极力主张。翻译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要翻译时有创作的精神则对于作者的思想和环境须有彻底的了解，对于作品的内容和表现亦须有充分的研究；所以要做个忠实的翻译家终不是容易的事。我觉得便是专门究案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作品都有可以作为毕生事业的重量。媒婆终是不可少的，只要不狂不暴，我也是极端尊重；但是在媒介以上对于翻译事业要求夸张的赞词，我却要踌躇了。至忠实，至能有创作精神的翻译家总不过是在把他人的头脑和心情在创造，佛教总不是中国固有的思想，佛经总不是玄奘的创作。总之，我对于翻译，不求其热闹，宁求其寂寥；不愿在量上图多，宁愿在质上求好。我也不是一概抹杀翻译事业的人，我自己有暇时，也每每想做了忠实的翻译者；不过国内有些人实在太把翻译看重了，或许是太看容易了；有的说创作不容易，不如翻译（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有这么意思的话）；有的说中国人还说不到创作，与其嚣嚣焉空谈创作，不如翻译（耿济之《甲必丹之女》序文中有这么意思的话）；像这样的放言，我实在不敢赞可。国内创作界很寂寥我很承认，但是愈不创作，只好愈见寂寥。我相信人在努力的时候，总会有不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不能因为不能如人意便不去努力。譬如演算一道数学问题，演算错了的总比交白卷的好些罢？

此外谈些闲话罢，先生攻击“礼拜天”那一类的文丐是我所愿尽力声援的，那些流氓派的文人不攻倒，不说可以夺新文学的朱，更还可以乱旧文学的雅。你敢说非真正了解新文学的人不能了解我国真正的国粹；我国的周诗和楚词等艺术品绝不是那些百无聊奈的游荡儿所能了解的。攻击哟！攻击哟！用著二十四时的大炮去攻击哟！我不久也要来助战了。但是我们要攻击那些颓城也要自家不示破绽才好。“流血过多，可以用他人的血来补足”这是近代医学上久经实验的问题，在此次大战中已经成了功的了。我的朋友钱君胥君有篇详细的介绍文叫《输血法》，不久在《学艺》上可以发表，先生有暇时，请参看下子罢。但是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莫有充分的知识。《父子》的原文我不曾读过。仅就你批评上的文字来说，他说孝子叫医生把他的总血管割开云云，他这总血管不知道指的甚么，照医学上说来，当然是大动脉（Aorta）和大静脉（Vena cava tnb et sup）。这两种血管藏在胸膜腔中，不开胸刮腹是不能露出的，那里会割开取出血来呢？中国的医药就使不发达到任何地步，也不会有这么大胆的杀人医生。我敬告周先生，不要这么惹人笑话了罢！

我联想到一篇德国表现主义的戏曲来了。Walter Hasenclever有一篇戏曲名叫《儿子》（Der Sohn）是一九一三年作成的，全剧共五篇。内容是表现的新旧两社会的冲突。代表旧社会的父亲是慈善病院的院长，极慈悲的医生。想把他的儿子教育来同自己一样，鞭鞑他去学希腊语，不使他看文学，看戏和接近一切的娱乐。这个儿子生时便丧母，是渴了母性的慈爱的人。受父亲这么严格的拘束，愈见不能自由发育，在中学校里只是落第。愈落第，他父亲愈见严格。愈严格，他愈希求爱慈，儿子便向着父亲，要求撤去父子之间的障碍，要求父亲做他的朋友。父亲听他儿子这种要求，激昂起来便扑打他的儿子，儿子也敌对他的父亲。最后父亲呼得警吏来弹压，儿子大愤，说他父亲是暴君，是人性的轻视者；短枪一发，把老头儿打死在地。

《儿子》的作者不知道已经有了儿子没有？是那种不理解近代精神的作家，要谨防被他儿子打死呢？哦哈哈，我这要算是向驴马鼓琴了！

我诚恳地祝你们的笔健！

[1] 原载1921年6月30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第6号，现据《文学》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