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创作的道路^[1]

前些年辰我们有几位朋友组织创造社从事文艺活动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号召，便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颇引起一部分人的非议，以为这便是创造社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而非“为人生的艺术”的供状。直到现在，在好些人的“文坛回顾”里面，还反复着或人云亦云地沿用着这样的见解。这其实是极肤浅的无批判的批判。无论任何能发生价值的活动没有不是本着内心的要求。最积极的革命活动，假如不是本诸内心的要求，即是没有深切的自觉，那你，会不能持久，你会得不到结果或生出反结果。无根的树木是不能存活的，无源的水流是容易枯涸的，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有自觉性的活动能收到它的相应的成果，从活动者个人来说，便可以得到他的个性的发展。这样解释出来，我们可以知道创造社同人的那个号召，其实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极应分极谦抑的说法，他们只是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而已。

“为艺术的艺术”，在欧洲固然是曾经有人号召过，在中国就是目前似乎也还有些人在以此自豪，事实上只是不通的一个偏见。无论任何艺术，没有不是为人生的，问题只是在所为的人生是为极大多数人，还是为极少数人；更进是为极短暂的目前，还是极为长久的永远。这里便可能有些矛盾的交错。假如是为极少数人目前享受，如世纪末一些个人享乐的刹那主义派的文艺，或者便是所谓“为艺术的艺术”派吧，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即使是为极大多数人的享受，而只为的是极短暂的目前，就如迎合低级趣味的一般的黄色文艺，还是同样地没有价值，而且更加有害：因为它所害的不是少数的个人而是多数的大众。又假如是为极大多数人极长久的永远享受，便是深入浅出，体现着永恒的真理，而又平易近人，始终是极新鲜、极明朗、极健康、极有力的那种作品，这应该算作理想的极致。但如为的极长久的永远，而在目前仅能得少数人的了解，或因理想深刻难于把握，或因表现特异脱乎常轨，文艺史中每不乏这样的先例，便是当代无闻而日久弥光的作品，那价值由它本身便可得到证明，它根本为的是永远，而结果也就是为的极大多数的人生。再要详细的分析，则依价值的久暂与接受者的多寡，应该还可以得出无数的等次，但我们尽可以不必在这些空洞的问题上多费笔墨了。

艺术是价值的创造，它根本是为人生的。怎样的生活，无论是内心的或外在的，才可以使人生美满，怎样的自然和社会才适合美满的人生，如何而后可以创造那些美满者适合者或消灭那些相反的部分，这是艺术的一些基本命题。这些命题和文化部门的其它活动，事实上是共通的。它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不同的只是方法和态度。譬如以科学言，它的究极目的，同样是在乎理想的人生之创建，但它几乎纯是由理智活动去分析、提炼、综合、应用，而偏重于物质建设。艺术则多靠情意活动去体验、想象、批判、构成，而偏重于心理建设。而两者亦互相为用，德国的物理学家赫尔牟和慈曾经说过“自然科学家需要有艺术家的幻想力”，而艺术家更断然不可缺少科学的教养，例如近代的建筑、雕刻、绘画、音乐，实际是以力学、解剖学、色彩学、光学、音响学等为其基础；而近代的文学，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除应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丰富常识之外，尤须仰仗于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社会科学等的结晶。诚然，一人的智能是有限的，要通晓近代的全盘智识，那在事实上是不可能。但要作为一个有力的文学工作者，在其范围内的智识是必须具备的，或者对于某一部分科学有相当湛深教养，在创作上也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创作”这个名词，在日本人方面习惯上差不多是用来专指小说的制作和其作品，戏剧文学有时包括在内，诗歌便全然除外了。这个偏颇的习惯在中国似乎也受着感染，而且变本加厉，不仅戏剧被抛在创作之外，像诗歌或“诗人”有时竟成了嘲笑的对象。这种风气是应该改变的。我现在采用着“创作”这个名词是把它解释为一切文艺作品的创制，无论是小说、戏剧或诗歌，乃至文学以外的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品，都应该是“创作”。但我在这下文里面，我只想限于文学部门提供一些意见，文学以外的部门我不想涉及，因为我的能力有限。

文学本有进展和分化，这是初步的常识。古时候的文学是限于有韵的诗歌的。在欧洲，诗有抒情、叙事、剧诗的三大分类，后来叙事诗发展为小说，剧诗发展为话剧，诗歌的领域里面就只留下抒情的部分了。假使从广义来说，应该把小说和戏剧都称为诗，但从狭义来说，则诗是只限于抒情诗的。中国的情形虽然稍有不同，但也并无大异。中国的古人说：“有韵者谓之文，无韵者谓之笔”^[2]，文章竟为诗歌所独占。中国虽然没有长篇大作的民族史诗，但如周秦《诸子》中的许多韵文对话故事（这种故事，《庄子》中最多，但要通晓古韵方能识别），汉魏的赋，六朝以来的骈文，在形式上都是诗，都可归于叙事诗的范畴。拿民间文学来说吧，则历代的弹词和鼓词，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中国的剧诗乃至一般的戏剧活动最不发达，本来由周秦《诸子》的韵文对话，再加上复杂化的过程，便可以成为剧诗的，但中国的古代文学不曾向这条路上发展。韵文对话发展成为赋，那只是把对话无限制的拖长为长篇演说，人物却只停留在两三人的简单。古代文人对于形式的株守是可以惊人的，一种形式可以株守到几百年乃至一两千年而无多大改变。这原因大约是由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定型化吧。中国的戏剧是到了宋以后才发展出来，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印度的影响。由元人杂剧发展到皮黄，戏剧在构成上是经历着复杂化的程序，但始终未脱离歌剧的限阈，虽然有些不大契合，我们是通可以称为剧诗的。

不过我们中国人对于诗的鉴别可以说特别敏感。自周以来，我们对于诗的认识差不多就只限于抒情。“诗三百篇”便纯粹是抒情之作，有好些人以中国无雄大史诗为遗憾，在我看来，倒是值得夸耀的。用诗的形式来叙事，我们中国人早就觉得不甚合理，所以凡是属于欧洲叙事诗范畴的辞赋骈文，在我国却只称之为辞赋骈文，而不称之为诗，看待它是和诗有别。因而很早我们就知道利用更适当的散文来叙事，我们的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在这一点上他有光辉灿烂的开辟，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散文家，同时是可以称为伟大的小说家的。可惜他这一开辟只是在正史或传记文学上得到传承，此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小说方面则仅仅漫衍为某生式的笔记体。章回体比较规模宏大的小说，还是由印度来的“变文”演变出来的，而章回小说也始终没有脱掉那讲唱体的形式。

诗以限于抒情，这个传统很值得宝贵。我们在这一点上确确实实是比欧西诸国先进。但奇妙的是欧洲文学传到中国来之后，我们中国人却来了一个走回头路的倾向，以中国诗中没有叙事诗和严密的剧诗为遗憾，而要尽力从事于叙事诗与剧诗的建设。直到现在还有些诗人在努力竞做长诗，有的要做到一万行，有的要做到一万八千行，这努力我看是有点近于浪费的。诗并不是以长为贵，要长于其所不得不长，短于其所不得不短，拼命拉长而且要限定行数，那简直等于在拉挂面了。诗如严格地限于抒情，则事理上是不能过长。中国除《离骚》以外没有更长的诗，也就是这个事实的证明。要做长诗，势必叙事或者纪行，但要满足这些目的不是有更自由更合理的散文存在吗？中国人已经脱离了两千年，外国人也已经脱离了一世纪的那种形式，为什么还要把它捡起来以惊奇立异？

我们曾说要建立“纪念碑性的建国史诗”，这是要建立足以纪念目前这个大时代伟大的作品，并不是要限于做“诗”。假如有大规模的小说或戏剧出现，足以纪念目前的时代，我们同样是称之为“史诗”的，无宁是这些形式可能性较大。好些人一说到诗便和韵脚或分行的形式相联，这不外是一种俗套的习惯上的成见。其实就是纯粹的诗，可以有韵，可以无韵，可以分行，也可以不分行。有韵和分行不必一定就是诗，有韵和分行写出的告示，你能说它是“诗”么？诗是情绪的摄影，韵语是言语的曲谱，二者性质虽相近，但并不是不可分离的一体。情绪是有节奏的，故诗不能无节奏，在这里很容易和言语的音乐性合拍。有诗的内容而有适当的韵语以表达，准同性质的物相加可以使效果倍增的合力作用（Synergy）的原则，故诗多有韵。但这适当的程度是不容易得到的，言语的音乐成分过多，反足为诗的桎梏，到了这样，倒不如解脱桎梏而采取自由诗或散文诗的形式，以维持诗的真面目，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3]也。优美的抒情散文或抒情小品，本质也是诗。它们是原来无韵，而也无须分行。未来的诗人，我看是会多多在这一方面去开拓的。歌之所以异于诗，即在于言语的音乐成分多，诗的成分较少，有好些歌词，和韵文告示相差得并不多远，但与乐谱配合而唱起来，却也很能感动人。但那是音乐的力量，并不是诗的力量了。歌与诗是只有日渐分歧的，在我看来，作歌这一件事体，会同制谱一样，将来是会划归音乐部门的吧。即在目前，诗人做的歌，音乐家每每不易制谱而必须修改，然由音乐家所作的歌词，在诗人看来，却好些是平庸俗得不能忍耐。这两者将来是否可以调和，我还没有看出那个可能性。词人所作的曲子不能唱，能唱的曲子难入眼。皮黄剧本的好些慷慨激昂或者低回反复的唱白，用文学的眼光看起来，大部分近于不通。可见矛盾之分是自古已然而于今尤烈的。

同样，歌剧创作将来怕也只好委诸音乐的专门家，或者说让音乐家而有文学素养者或文学家而有音乐素养者去担任这项任务吧。例如旧剧的改进便是一个确例，如不是旧剧的专家或对旧剧有素养者，便没有可能来从事，如要勉强便只好失败。但说到新歌剧，却有好些新诗人便很跃跃欲试，或且跃跃在试，我看这本身怕也就是一幕悲剧吧。如有那样的热心，以诗人而定要从事新歌剧的制作，我看是应该做一番乐理研究。

在现在看来，话剧和小说仍不失为发展文学才能的广泛园地。诗是不能勉强的。话剧和小说却多少可以勉强得来。多和社会面接触，或和某种社会面作深入的接触，而摄取其一般的生活、习惯、言语、动态，和人物们的性情想念等等，更能站在超越一般的批判态度上，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描绘、裁成、塑造，大体上应着努力的程度，是可以得到相当的收获的。除社会生活之外当然还有其它种种可能的对象，如心理世界，历史世界，自然风物等等，都需要有科学家的精神，精神上的显微镜、望远镜、摄影机，以作摄取而再加以无情的淘汰。假使真是有文学才能的人，经过这样的步骤，必定能够有所建树吧。

自然，所谓文学才能，我相信也并不是天生成的，事实上仍然由教养得来。幼小时的家庭教育和初级学校教育是有最大的关系。一个文学家的家庭，尤其他的母亲，大抵是有文学上的教养。幼时所接触的人物或师长也有极大的关系。未成年以前所接近过的人或读过的书籍，其影响往往足以支配人一生。这些都是一般所公认的真实。凡是对于文学有嗜好或倾向的人，事实上在幼年时是已经有文学资本积蓄在那儿，这是起码的本钱。不过这些资本是应该使它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而使它不断的积蓄。多读名家著作，多活用自己的感官，多摄取近代新颖的智识，多体验社会上的各种生活，多熟练自己的手笔，多接受有益的批评和意见，是储蓄文学资本的必要条件。资本雄厚的人，生产规模必然宏大，这是无须乎再多说明的目前的现实了。又如有组织地由国家培养文学人才，即是由国家力量来使倾向于文学的人积蓄文学资本，这比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个人努力来从事积蓄自然是效率更大，因而可以促进生产，也是毫无疑虑的问题。不过要展开这个问题，便不免要跨进政治领域，在这儿也就只好留着这样一个提示，而不必多事缕述了。反正在目前文学制作依然是个人问题，至多也只能靠着少数同好者间的集体努力。

究竟应该写些什么呢？应该赶自己所最能接近、最能知道的东西写，这是最妥当的办法吧。不要好高骛远，应该脚踏实地的凝视着现实。不怕就是一匹苍蝇或一匹蚊子，你只要注目的观察，你可以看出有不少的种型，无限的生态。最平常的东西说不定是最新奇的东西，最微末的存在有可能是最伟大的存在。人是社会的动物，不能离开社会，也不能脱离时代，处在此时此地，应该求得此时此地的美化与革新，“彰善阐恶，树之风声”，不仅是伦理的课题，同时是文艺的课题。自然要有美恶的标准。这标准不应是高蹈的悬拟，而要是内在的必然。发掘社会进展的轨迹和其归趋，世界上已经有不少的哲人为此消费了无限的脑力，虽然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但为极大多数人的久远幸福。各个人能够得到尽量的发展并能贡献其所能以增进人生福利，这毫无疑问地是无可动移的铁则。超人的想念只是狂人的想念。以一部分特权阶级役使其它各阶级，以一种自认为特别优秀的民族奴化其它各民族，这些都是应当克服的病态。人类一切活动所应该依据的批判的标准，便是发展常态和克服病态的内在必然。文艺活动当然不能除外。要站在这样一种批判的立场以观照人生，批判人生，领导人生，文艺家才能尽到美化社会、革新社会的使命。这是透彻现实的超越而非脱离现实的高蹈。古人曾作“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豪语，正因为他不曾乘长风破万里浪。假如把他放在太平洋的海船（还不必说是古代的木板船）上，遇着卷起海啸的飓风，即使他就是最熟练的水手，也只好抛锚静待，那是丝毫也豪不起来的。近人又有的在作“航空姿态”的壮梦，大约也由于没有多大的航空经验。飞机凌空，在不甚高的地方对于下界倒还可以作一个爽豁心目的大观，然而在不十分习惯或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就不免眼花头晕而至于呕吐，稍高则朦胧，更高则只是一片云海，再高则空气稀薄或真空的地方，不怕就有氧气吸入的准备，专门的飞行家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脱离现实的高蹈只是书斋中的白昼梦而已。

要之，为了大众，为了社会的美化与革新，文艺的内容断然无疑地是以斗争精神的发扬和维护为其先务。目前的中国乃至目前的世界，整个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也就是最须得对于斗争精神加以维护而使其发扬的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因而也就再没有比现时代更为鲜明，更为迫切。现实，最迫切地，要求着文艺必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在中国而言，则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凡是足以支持抗战而争取胜利的事项，都是无上的文学题材，积极方面的品德表扬，消极方面的黑暗暴露，创作家们对于这些工作正应该苦于应接不暇，所谓“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在目前应该没有产生的余裕。假如仍然有人低回在这种境地里面，那是他根本并没有把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任务认识清楚。这在道义上是难以容许，在文艺上也是难以容许的。中国目前是最为文学的时代，美恶对立、忠奸对立异常鲜明，人性美发展到了极端，人性恶也有的发展到了极端。这一幕伟大的戏剧，这一篇崇高的史诗，只等有耐心的、谦抑虔诚、明朗健康的笔来把它写出。说不定这项荣誉是会落到既成的专门文学家之外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于重庆

[1] 原载1942年3月15日桂林《创作月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0月收入重庆东方书社《今昔集》。1959年6月编入《沫若文集》第12卷。现据文集本编入。

[2] 语出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3] 语出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