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回顾和现状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约定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透过其千姿百态的经穿纬插网络，可给人们以察古鉴今的启迪，其烛精剖微的方法论和多棱凸显的视角，又每每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构成一门具有多学科结合性质的专门史，一门缤纷流华的专门史。

这门富态的学术专史，在中国兴起，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但是中国古人意识中，早已有关注社会生活的传统心态。如传为春秋时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广泛进入社会深层结构，容有大量先秦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素材，凡邑聚分布迁移、族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祀神祭祖、风尚礼俗、娱乐教育等等，均有披露。至如形成于西周的筮占书《周易》经文^[1]，还录有原始婚俗遗风及上古人们生老病死、社会构成、商旅交通、人际交往、穿着时尚、卫生保健、行为观念、宗教信仰、盗劫内讧、水旱灾害等社会生活资料。《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祭法、丧葬制、婚规婚礼、亲属关系、生儿育女、养老教子、起居仪节、服饰等次等等，作了繁缛规范，直可形容为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不言而喻，诸如此类出于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演进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将之视为中国传统历史学中的有机部分，也未尝不可。惟开宗明义以社会构成系统和社会生活状况为主体，对古代社会生活史进行内外表里多视角、多层面的宏、中、微观的研究，则在20世纪内才掀起。

较普遍的看法是专门性质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乃紧伴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甲骨文等地下新资料的出土和现代考古学的一系列进展，为推动这一学科领域的建设，特别是再构史前及上古社会生活图景，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凡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和世界范围内学术思想变迁潮流，是影响这门学术史研究冷热升降的内外部人文环境因素。换言之，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蕴含着曲直深沉的学术变革内容。

回头看去，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是学科初建和兴起时期。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学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要求，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过程，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史观分野，在于是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上，确定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仍把社会看做可按个人意志或政治意志随意改变的机械框架。这已关涉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其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受时代局限，当时人们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对古代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广泛了解也十分有限，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常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2]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具体从事于历代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921年6月9日顾颉刚先生在写给王伯祥先生的信中，曾这样说过：“我从前只想作学术史，现在则想作社会史，因为学术史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知当时的社会状况亦无从作学术史，况且单作学术史也太干燥无味。”^[3]1937年顾颉刚先生又为瞿兑之辑集《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作序，复强调指出：“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干全民族之生活矣。”当时商务印书馆还先后推出了张采亮的《中国风俗史》（1915年）、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年）、陈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年）、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年）、袁业裕的《中国古代氏姓制度研究》（1936年）、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年）等一系列著作。不过在当初既有视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为社会史，又有视社会生活史为社会史，界说未必明确，然两者的研究均直接与历史学视野的拓宽有关，至少可以说中国历代社会生活史乃是历史学科的新兴分支之一，其研究的内涵外延大致是清楚的。

这一时期对于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颇为眼花缭乱，论作层出，略举之，如有张世禄的《文字学上之古代社会观》（《国学丛刊》第1卷2期，1923年）和《〈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史地学报》第4卷1期，1926年）、陈钟凡的《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国学丛刊》第1卷2期，1923年）、陆渊的《〈诗经〉妇女观》（《学灯》第6卷2期，1924年）、汪震的《〈易经〉书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晨报六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汪章才的《周代丧制概略》（《史地学报》第3卷5期，1925年）、迈五的《从殷虚遗文窥测上古风俗的一斑》（《南开周刊周年纪念号》，1925年）、程憬的《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新月月刊》第2卷6期，1929年）、马元材的《卜辞时代的经济生活》（《飞跃》双周刊第2卷1期，1930年）、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牛夕的《自商至汉初社会组织之探讨》（《清华周刊》第35卷2、4期，1931年）、李建芳的《〈诗经〉时代的女性生活研究观》（《新创造半月刊》第1卷2期，1932年）、温丹铭的《殷卜辞婚嫁考》（《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1卷5期，1933年）、黎征赋的《由甲骨文窥见殷商社会的宗教生活》（《香港南星杂志》第2卷7期，1933年）、龙非了的《穴居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1期，1934年）、丁霄汉的《〈诗经〉中的周代男女关系》（《文化建设》第2卷1期，1935年）、丁道谦的《〈诗经〉中的妇女社会观》（《食货》第4卷7期，1936年）、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学报》第19期，1936年）和《祖庙与神主之起源》（《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3期，1937年）、陈应槐的《先秦时代的宗教与婚丧》（《民俗》第1卷1期，1936年）、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灵石崇拜》（《民族》第5卷1期，1937年）、吴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的亲族制》（《文化建设》第3卷5期，1937年）、唐兰的《未有谥法以前的易名制度》（《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0月8日）、胡朴安的《从文字学上考见之中国古代妇女》（《学林》第1辑，1940年）和《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辨色本能与染色技术》（《学林》第3辑，1941年）、蒋大沂的《从古文字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学术》第3辑，1940年）、胡厚宣的《殷人疾病考》（《学思》第3卷3、4期，1943年）和《商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1册，1944年）、徐中舒的《结绳遗俗考》（《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和《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49年）、斯维至的《殷代风之神话》（《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论作，大多散见于当时各类报纸杂志，少数为某类专书中的一部分，分别就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浅不一的各种课题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并具，选题颖锐，观念时髦，令人耳目一新。有的遥相呼应于“社会史论战”，又别开研究生面；有的弃改旧时史学传统中考据解经模式的窠臼，借鉴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移植新概念、新思维、新命题，以作研讨更新；有的在材料利用上出奇制胜，如依据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民族调查所获，尝试复原已遗失的上古社会生活图景；有的则在文献史料的梳理、分析、归纳上显其新活力。可以说，这门学术专史兴起之后不久，即因中国学人传统上固具的治学情操陶冶，与不拒新事物、善开风气的境界，在辛勤耕耘中而取得了不小的业绩。当然，滥觞阶段研究手段的粗疏单调，史料的不足和理解上的困惑，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的诸多混乱，以及一些理应在题内的课题尚未见问津等等，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本学术专史度过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处于相对的冷落低潮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论著寥寥。诚如有学者所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4]

可喜的是，这一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却日益重视，研究势头至今不衰，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领先。日本学界对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的《殷卜辞与古代中国人之生活》（《加藤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集说》，1941年）等。另外，加藤常贤的《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诸桥辙次的《支那之家族制》（东京大修馆，1941年）、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构造》（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三部专著，均用较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宗庙祭祀制度等，具有一定的影响。50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如高桥盛孝的《殷墟甲骨文所见的方位和风名》（《史泉》第5期，1957年）、内藤戊申的《殷人的日日》（古代殷帝国之一章，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57年）、伊藤道治的《殷都的生活》（《图说世界文化史大系第15卷·中国i》，东京角川书店，1958年）、池田末利的《中国古代土地神的祭祀》（《东方宗教》第21号，1963年）、泽田大多郎的《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汉的住居形态》（《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第10号，1966年）、谷田孝之的《中国古代亲族等级的考察》（《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8集，1966年）、江头的《金文中家族制度的若干问题》（《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9集，1967年）、加藤常贤的《中国古代的生活与文字》（《东洋学术研究》第8卷4号，1970年）、池田雄一的《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第61辑，1971年）、藤野岩友的《中国古代的坐法》（《神道宗教》第65、66号，1972年）、林巳奈夫的《西周时代玉人像的衣服与头饰》（《史林》第55卷2号，1972年）、伊藤道治的《商代的宗教与社会》（《史林》第58卷2号，1975年）、深津胤房的《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关于“梦”》（《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记念东洋学论丛》，1974年）、宇都宫清吉的《〈诗经〉时代的社会》（《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5号，1978年）、松本雅明的《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东方宗教》第54辑，1979年）、笠川直树的《商代社会的子和宗教仪礼》（《东方宗教》第58号，1981年）等。1992年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一部林巳奈夫撰《中国古代的生活史》，该书列服饰、住居和村落、什器和饮食、农工商业、乘物和道路、娱乐、武器战争、文书与书物、神神、祭祀等十方面，对两汉以前社会生活作了勾述。日本学者的论著，大都以勤于资料搜汇、辨析细腻、微中见大和不为成见所宥而各显风采。

这一时期内，台湾也有一批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董作宾的《商代的奴隶生活》（《大陆杂志》第1卷2期，1950年）、李济的《跪坐蹲居与箕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高去寻的《殷礼的含贝握贝》（《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石璋如的《商代头饰举例》、杨希枚的《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同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1957年）、凌纯声的《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期，1959年）和《匕鬯与醴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61年）、曹德宣的《殷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1965年）、赵林的《商周亲属制度之研究》（台北益智书局，1970年）、许倬云的《周代的衣食住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3分，1976年）、庄万寿的《上古的食物》（《大陆杂志》第53卷2期，1976年）、贾士衡的《殷周妇女生活的几个面》（《大陆杂志》第61卷5期，1980年），等等。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撰有《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9期，1960年）、《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餐具》（《纽约科学协会会刊》第35卷6期，1973年）等；周鸿翔撰有《商朝的帚某》（《华裔学志》第29卷，1970年）；周策纵撰有《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美国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撰有《中国古代的宫廷手工业者——商代的“工”与“多任务”》（美国华盛顿大学现代中国历史工程讨论会论文，1970年）。原苏联学者刘克甫（M.B.Kpюkob）撰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年）。韩国赵振靖撰有《商代的宗教信仰与祭祀》（《法商学院辅仁学志》第4期，1971年）、孙彻撰有《甲骨文祭祀卜辞中的牺牲考》（《中国学报》第21辑，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80年）等。

毋庸讳言，比较海外学界的学术进展，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因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由此造成的学术成见所扰，在历史研究重经济、政治、文化三板块框构的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氛围中，几处于萎缩停滞状态，有大大落伍之感。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动，终于带来了学术振兴的新气象。史学界一再提出倡议，应重视和加强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变革过去三板块鼎足的历史著述格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通过生动具体、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面的内在变化规律。社会生活史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复兴升华时期。

为了整齐起点，国内有关方面有计划翻印了一批三四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古代社会生活史学术专著。不少学者还对过去的业绩进行综述介绍。学科的理论性探讨也显得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研究的启动，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的重视与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把古代社会生活史列为所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计划撰写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规划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又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并报请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在全国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课程。许多家报纸杂志还不时开辟专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

不过，尚应看到，在社会生活史的理论探讨中，当前存在着一种强调本学科建设是对“正统”史学叛逆的矫枉过正倾向。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薄厚，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分野，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感受或接近历史的原貌，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生动、更深刻、更科学。复兴社会生活史研究，应该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际国情，应该正视和正确对待过去走过的历程，进行继往开来的反思，应该是对被扭曲的史学的拨正，这里，历史学家尤负有不容推卸的时代责任。当然，历史学家也面临着史识素质的自我完善、观念的调整充实和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多样化、社会化，且学养上也有新陈代谢和哲智启迪问题。

一门学术专史的生成，其定义、概念、性质、对象、范畴的界定，以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处理，有关理论的探讨自然十分必要。当前相当一批学者把社会生活史纳为“社会史”的内约部分，按各自的理解，加以种种论证，出现了众说纷起、意见歧出的生动局面，这是可喜的。然而争论久峙，一时难以休止，也带来了“空疏”的弊端，扭转落伍现状和繁荣学术研究则何从谈起，其社会价值取向与学科功能发挥必然受限。学科建设和理论升华，需经得起具体实践检验，需在务实过程中提炼凝结。当今之要，在静心契志多做基础研究工作，目标既定，成果的点滴累积总比满纸空论更能为学科建设提供依据。况且，社会生活史，语义通俗而不浅显，宽泛而不浮虚，模糊概念中研究领域透然，适合当今国民文化素质背景下的吸收消受，不妨由此着手。

总之，古代社会生活史的作为历史学科的重要分支，发展前景是看好的，但学术耕耘的辛苦也是可以想见的。

二 要旨和体例

我们完成的这部《夏商社会生活史》，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课题的开卷，同时又是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当初合夏商两代进行著述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原因之一，夏商两代，是指约公元前21世纪早期至前11世纪中叶中原及周边关系较密切地区范围内两个前后承接的古史时代，背景即史书或传说中说的，夏人在禹领率下，于相当今之豫西晋南初步建立夏王朝，又经13世16王的统治，至公元前17世纪晚叶，汤革夏命，商人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先后历17世31王，直至周人灭商。夏商政治史的总积年约有一千余年，但在历史学的认识史上，夏商两代均曾长期处于“疑似难定”之列。如果说商代历史因近现代甲骨文发现和地下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而证明为信史，那么现在也有类似的理由表明夏代历史也是信史。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5]在这一意义上说，夏商两代的社会生活史著述同属于“新学问”。

原因之二，历史学上所称“三代”，即以复商周为一系，归为上古史系统。然夏商的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取代的关系，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因素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周代则属于征服王朝，国家体制建立在分封殖民基础上，社会构成因政治剧变和外来因素的强力介入而大大加速了分化再组合进程，民族心性也因封闭地域的打破而大大有异于夏商两代，国家、种族、个人、文化积淀的社会运作机制，所凸显的社会生活节奏，夏商两代与周代之间，并非同在一个层面、一个境界。大致说来，夏商是承史前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意义上的萌育生成时代，周代则是量化质变时代。夏商两代在许多方面的共性，和与周代之间的异性，也是单以前者为卷的考虑出发点。

原因之三，当今夏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已因考古学的重大进展而条件渐具，虽晚起商代大半个世纪以上，然犹同如当初商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力于地下考古新发现，遂大开端倪，可谓同造异趣，偶然中有必然。但两者在研究上有待开发的空白均较多，特别在社会生活史范畴，每常同处于一个层面，分析处理中有其共同性。不过，若再细言之，夏代部分草创伊始，资料仍乏，商代部分无疑显得丰满成熟些，前人在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表率。今合夏商两代共述之，易收到化难互补、开拓领域和利于启发、利于比较的后效。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系列，绝不是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过时知识，而应是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睿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

我们赞成有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良识，即历史的教育功能不在于过誉历史，浓妆重抹历史的“灿烂”之章，以驻足于得到廉价的骄傲和肤浅的颂歌，沉迷于对昔日的留情，有意无意担上精神的积垢和历史的包袱，而要在以现代意识洞悉历史的底蕴，调整情绪的点染，提高历史的纵深感，以造成新一代的人格。^[6]毫无疑问，回头了解早已消失的夏商社会，是在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当代认识尺度，冷静审察中国社会已翻过的旧章，以放眼中国的将来，不致误入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这对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中国，提高国民素质，阐扬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形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因年代久远和资料先天匮乏，令人生畏，即使是有限的记载，也是多半经过古人的筛选过滤，无不渗透着晚起时代色彩、文化背景、社会观念、角色阅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然更增加了难度。但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毕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佳选择。何况，夏商时空框架，田野考古发掘或出土古文字资料已给予了坚实支撑，并还正在不断充实填补，大大拉近了与今日的距离，这是我们优于古人的条件。

就研究现状看，夏代社会生活史启动晚迟，空白自多，商代部分，过去学人每多论述，见仁见智，可供把握，然尚未形成系统，至于个中或浮光掠影做笔戏，或仅偏于某方，重复选题，观点雷同，方法陈旧，亦不乏其见，故题内应有的或缺部分亟待问津，薄弱环节应有弥补，不免仍有在茫无涯中游弋之感。为切合本学术专史的特点，我们在设计一套足以实事求是揭示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可行性体例组架时，指导思想是知难而上，首求新意，试开先导，张大领域，拓宽视野，留意反馈，重在精构细理，但又应避免为范畴概念自我作茧。现在来看，这一研究机制的设想还是行之有效的。

如前所述，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新学问”这一突出特点，除了有限的可资参考的文献材料外，主要是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故在内容组织结构上，必须切实适应“新学问”的特点，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得相机调整和发挥历史学研究的固有机制，注意体例组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当前夏代之前的史前社会考古学研究相当生动，商代考古学材料也极为丰富，殷墟甲骨文、古器铭学的研究，以及有关文献材料的整理，均已臻入成熟境界，惟中介的夏代尚是个薄弱环节。由于中国古代人文历史发展有其嬗变上的整体性和内在贯通性，在研究中可凭借解析史前和商代两端，尽可能向中间挤靠的方法，进行跳跃式类比分析，一则能慎终追远，考其源流，再则可缩小夏代的残节缺环，补充资料的不足，这是大跨度的历史纵向联系法，也是本书结构体例上适当兼溯史前社会生活内容的动因之一。另外，夏商两代因地域、时代、族别不同，社会生活有共性也有差异，研究中须注意其质与量的变化所在，留心其两者不同生活要素，则点、线、面的分合辨析不可或缺，这是小跨度的历史纵向比较法，也是本书写作体例上或分而述之、或合而比之两者并举的安排用意。

除大小跨度的历史纵向研究外，历史的横向比较也十分必要。夏代和商代社会均非截然划一的平面相，在同一历史阶段的场景中，同域或异域间不同层面的社会生活个性或不平衡性都是俨然存在的，举凡集约人口差异、邑聚差异、等级差异、经济类型差异、消费心理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生活规约差异、精神取向差异、社会心态差异、宗教信仰差异、习俗尚好差异等等，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应重视其历史横向比较的力度。当进行同域间的或异域间的双重异同比较时，实事求是的定量定性分析和动态静态研究要予以足够考虑，以求得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对夏商社会生活史有个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共设十章，即：第一章，环境、居宅、邑聚；第二章，人口；第三章，婚姻；第四章，交通；第五章，饮食；第六章，服饰；第七章，农业礼俗；第八章，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第九章，宗教信仰；第十章，文字与文体。章次的要略，首章在于明夏商社会生活的自然人文环境和生存活动场所。次章考人口，盖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必得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构成，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无此根本要素，社会生活无从谈起。第三章论婚姻，是社会构成运作系统的最基本载体，婚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既相应于一定时代经济特征，也是社会组成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第四章述交通，是铺叙社会构成大网络，勾勒当时社会生活的地域空间联系，以及人们张大这种社会关系和自然联系的手段、方式与作为。第五、六两章，分观饮食与服饰，两者乃人类生存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也是人们尚好追求的重要内容，直观上也展示着当时人们生产与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是社会生活的物化主体部分。第七章叙农业礼俗，从夏商社会经济的总体视角着眼，考察农业生产与农业信仰两大分野的“纪农协功”礼俗。第八章谈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记夏商时期人们面对人生所持的精神面貌及时尚崇好、伦理公德与学校教育，乃至有关疾病医疗、卫生保健诸社会成俗的生成，包括人们对自身生活行为的规范，统治者利用刑法和礼对社会风气的矫纠和缘饰整合。第九章讲宗教信仰，述夏商社会宗教信仰的分野，鬼神崇拜的情绪状态、宗教礼仪，祭祖与丧葬礼俗、梦兆迷信与占梦行事、甲骨占卜与筮占等。第十章观文字与文体，介绍夏商社会文字的使用，文体种类、甲骨卜辞与记事刻辞风格等。概言之，本书总体组架的脉络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十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面面观，内聚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

这四系十章虽形成相互照应、有序有机、步步引入的联系整体，各章却又相对独立，每章起首均以总说题解示其专题意，且各专题下又分若干层次或若干类目。如首章，分别论述到夏商生活环境的选择因素、王邑迁徙、度地制邑构成要素、建筑仪式、居室设施与作息起居习俗，以及当时对年岁的认识等。人口一章，包括有早期人口清查统计、人口流动定性分析、居邑与夏商社会分层组织的人口规模、夏商人口总数估测，在人口自然构成方面又细分人口性别年龄构成、人口素质、抚养比、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人口增长特点等项。婚姻一章，内列婚姻形态演进、夏商家族本位下的婚制婚俗、王室政治婚姻、婚娶礼仪、冥婚观念、求生生育、名子之俗、命氏之制、亲属称谓等内容。再如物质生活方面的饮食一章，有食物类别、食品储藏、饮食礼器、烹饪礼俗、进食方式、崇饮风习、食政意识、饮食心态、筵席宴飨、合族聚食、以乐侑食诸项。服饰一章，有原始时期衣着与人体装饰品、夏商服饰品类、衣料质地与色调纹样、服饰款样、冠制冠式、头饰发型、服饰的多元形态等等。又如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一章，有礼俗与刑法、社会崇尚、学校教育、卫生保健、病患知识、巫医与医疗俗信等等。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一章，有宗教分野、上帝崇拜、诸神神格的社会性、祭祀仪礼、崇祖意识、丧葬礼俗、梦与占梦、甲骨占卜等专项。诸如此类，不赘述。

大致说来，本书四大系十章内的各分节，以其事象和视角，自可单立成篇，各节要核，也就各个叙之于篇中，于大章后不再作归纳。社会生活史属于一门富态万千的专门史，内容范畴包罗芸芸，错综复杂，丰满流华，随篇作结，意在保持其生动化、形象化的固有特色，体现其宽泛内约的面面观，避免将一部立体影视勒成平面式线条，故兴之所至，兴尽而止，笔趣如是。

这里，为了能对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有个总体了解，我们特列出下面八点提示，以便读者在本书体味其投影和轨迹。

其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

其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

其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

其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

其五，等级礼制对人际伦际关系的规范；

其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

其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整合；

其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

[1] 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上编，朴社，1931年，第43页。又李学勤：《〈周易〉卦爻辞年代补证》，《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2] 参见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0页。

[3] 见《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第36页。

[4] 《历史研究》评论员：《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5]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6年。

[6] 参见彭卫：《向何处寻觅》，《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