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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节 饮食业
夏商时期的饮食业，颇有一种“初期化”的感觉，年代久远，材料匮乏，要论定凿实，恐非容易，因为饮食能作为一个行业兴起，其实联带着一系列社会经济形态方面深层次内容，如城邑的“都市化”，生活的“社会化”，人口流动的“频繁化”，道路交通的“规模化”，交易经济的“货币化”，食物原料的“商品化”，饮食供需的“市场化”，烹饪人员的“专门化”，诸如此类，不少今天已难周悉。但是，若要反过来证明夏商时期尚不可能有饮食业之滥觞，吾人更将断然答之曰：吾岂能也，难矣哉。
这里且以文献记述为“引子”说起。《盐铁论·力耕》有云：“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讲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资源直接取求于大自然，谈不上有什么交换贸易经济。但是随着人们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扩大，以及生产所得剩余产品的增多，以自然生态经济为始起的易地物物交换行为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带动了交通方式的多样化，“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513]。庶物主要就是指各地的土特产及部分手工业用品。与生活作息习俗相关的集市或场地比较固定的市场也开始出现，《易·系辞下》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类“日中为市”，大体属于物物交换而互通有无性质的“互市”。此外还有大市、朝市、夕市等等。《周礼·地官·司市》有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再者，随着城邑的涌现，大量人口向城邑汇集，城邑生活势必走向“社会化”，城邑的经济功能日益上升，产生了便于管理而有列铺市肆设施的“集中市制”，货币贸易逐渐取代物物交换而成为主流，“百工居肆”[514]、“工贾近市”[515]的城邑“都市化”生活格局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遂应运而生。[516]作为直接从属于社会生活的服务性饮食行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场景中得以萌生而发展的。
夏商时期饮食业的状态如何，文献中有些传闻，可作谈资。如关于夏代都城中除有宫观外，还有四通的街衢和市肆店铺的人流熙攘去处。《汲冢古文》讲到夏末桀王淫佚暴戾，“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517]。《管子》佚文称桀宫观中有“女乐三万人，晨噪闻于衢”[518]，通宵作乐无度，喧闹声直传到宫外街道附近。《帝王世纪》还说桀“以虎入市，而观其（民）惊”[519]，竟然放猛虎入市，观看市肆内人流惊逃的模样以取乐。商代都城中的市肆设置，文献中也有涉及。如《六韬》云：“殷君善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百里之宫显然是夸张之辞，其在《帝王世纪》则说商末纣王造宫馆，“其大宫百，其小宫七十三处，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520]。宫以大小数量述之，是讲宫室建筑的群体组合规模及主体与附属建筑之分，与《古本竹书纪年》说的“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反映的史影是接近的。所谓“宫中九市”，是讲商邑实行的是一城多市制，类似《左传》昭公三年说的齐都临淄的“国之诸市”，并非纯为宫中立市。“车行酒”、“马行炙”是市肆中设置的过往羁舍食宿之处，有酒和烤肉串供应，似乎当时都城中的饮食业已颇具特色。此外，《鹖冠子·世兵》说：“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又，宋代谯周《古史考》说：姜太公曾“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这些记载可能是传说，但却反映了殷末的城邑市肆中，已有了肉铺、饭馆、酒楼等饮食行业的出现。
夏商时期，早先那种自给自足的氏族群体经济生活方式已经打破，易地间的物物交换乃至食物原料的“商品化”已经出现。史传夏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521]。商先公“相土作乘马”[522]、“胲作服牛”[523]。胲即王亥，他曾经跋山涉水，驾车服牛，长途从事畜群肉类食物的易地经商活动，是商人有名的先祖，甲骨文中亦有此人名。《山海经·大荒东经》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大壮》云：“丧羊于易”，《易·旅上》云：“旅人先笑后号
，丧牛于易。”所言一事。《天问》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恒指王恒，是王亥之弟，季为王亥、王恒之父，或谓即《殷本纪》商先公冥。“恒秉季德”，言王恒秉承其父冥的末德，往来经商。这些文献记述了王亥驾牛车远地经商，遭有易氏暗算丧命，牛羊商品被夺；其弟王恒又复操旧日王亥之业，进行畜产贸易营利。《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尚书·酒浩》称妹土殷民，“肇牵车牛远服贾”，孔传云：“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远行贾买。”甲骨文中牛车即专以“牵”命名。[524]可见殷人不但善于驾牛车易地进行各类商品交易活动，而且还就地圈栏牲畜为交易场即“立皂牢”从事市卖。
当时商品交易的活跃，又促成了等价货币的产生。《盐铁论·错币》说：“夏后以玄贝。”今所知者，至少在商代已经以贝为货币。郑州商城发现一商墓有出海贝460枚者。[525]殷墟历年出土的海贝甚多，据钟柏生先生研究，可分宝螺、织纹螺、榧螺、廉蛤等十科21种贝，产地自渤海一直到南海，来源不止一处，尤以东海、南海产为多，其中用作货币的贝种，以黄宝螺、金环宝螺为主。货贝的人工制法，常见者有“壳前或壳顶打孔”式及“背磨”式。[526]殷墟妇好墓出土阿拉伯宝螺（阿文绶贝）一枚，海贝多达6880余枚，还有少量石贝。[527]殷墟白家坟西B区M49号一晚商平民墓，竟也随葬贝达385枚。随葬贝在晚商的平民阶层中不管数量多少，却是相当普遍的，如殷墟1958至1961年发掘的302座中小型墓，有83座出贝[528]，约占27.5%；殷墟西区1969至1977年发掘的938座小型墓，出贝的有340座[529]，约占36.2%，平均每3墓中即有一座，反映了当时社会所形成的货币财产观念。另外殷墟西区M620还发现青铜贝二枚，早先大司空村有两座商墓也出土过青铜贝共三枚[530]，属于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
贝币通常以“朋”为计量单位，大概每十贝为一朋。据甲骨文云：
甲骨文贝最高数七十朋 （《怀特》142）
贝十朋。
其卢用目贝。（《合集》29694）
□取贝六百。（《侯》17）
其五朋。
其七朋。
其八朋。
其三十朋。
其五十朋。
其七十朋。（《怀特》142）
五朋为50枚贝，十朋为100枚贝，七十朋则达700枚贝了。七十朋是迄今所见甲骨文中贝的最高数，而商金文中更有记达200朋者，如：
乙未，飨事，赐小子贝二百，用乍父丁。冀。（簋，《集成》3904）
丁亥，赏右正闵贝，在穆，朋二百。闵扬赏，用乍母己彝。（闵鼎[531]，《集成》2702）
“贝二百”或“朋二百”，类似甲骨文言“七十朋”或“贝十朋”，以十贝为一朋计，“贝二百”及“朋二百”则贝数多达2000枚了。辽宁喀左小波汰出土一件商代铜，其铭云：
廿朋五，父庚。（《集成》9808）
“”字从黄锡全先生释，他认为这是一组涉及商代货币的铭文，是研究商代物价的珍品，“”应是朋下的计量单位，若“”指半朋，以一朋十贝计，则一为五贝，“廿朋五”读为“二十朋又五”或者“二十五朋”，相当225贝，很可能是标明该件铜的货币价值数额。[532]贝币的产生，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卖买的发展，甲骨文买字从贝，有用为买卖、贩卖、购买之意者：
戊寅卜，内，呼雀买。
勿呼雀买。（《合集》10976正）
弗买。（《合集》21776）
其买，右。
右。（《花东》98）
以上均商王武丁时卜辞，正反对贞，事关买物而卜。买字从贝，大概买物用的就是贝朋，这当中又暗示着商王邑中当有众所熟知的专门卖买场所。右、右，可能为求购驾车之右马而卜，问买公马还是母马；也可能是问动用何匹雄马或者雌马可为驾车之右马去买物。
据考古发掘资料，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有宫室区和一般居住区之分，后者分布在宫室区周围，有手工业作坊和大小道路，经济功能比较明显。偃师商城内北部广地为平民生活区，有铸铜作坊、制陶窑址及其他手工业作坊，又有为数众多的房址、窖穴和水井群。从全城布局看，城南多政治色彩而城北多经济功能，已具有《考工记》所说的“前朝后市”的雏形。郑州商城和殷墟王都的经营视野更为浩大，都有相对集中的各类经济作坊区，且大都分布在平民居住区一带，显示有“百工居肆”、“工贾近市”的意味。
小子簋铭贝二百（《集成》3904）
铭廿朋五
（《集成》9808）
买公马或母马（《花东》98）
夏商时期除有较为便利的城邑道路设施外，为便于各方的交往交流，国中的“路政”建置也达相当规模。史传夏禹有“画为九州，经启九道”[533]之举。《夏书·胤征》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夏代有关国家政令是由宣令官“遒人”手摇木铃铎一路传播下去。商代的“路政”，据《逸周书·大聚解》云：“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远旅来至”，为周统治者所效法。《周礼·地官·遗人》有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以待羁旅。”这套“路政”设施，确源出“殷政”，甲骨文可以为证。殷商“路政”有在干道上建旅舍，提供过往人员饮食住宿之便，自近而远用数目编次，名之为“羁”（《甲》1790）、“二羁”（《京人》2138）、“三羁”（《安明》2092）、“四羁”（《甲》199）、“五羁”（《合集》28153），每站之间大致保持一日之程，约50里左右，“五羁”离王都已在250里之外了。
公馆、戍馆（《安明》2094）
此外，甲骨文中还提到“公官（馆）”、“戍官（馆）”（《安明》2094）、“东官（馆）”（《花东》195）、“官（馆）”（《合集》34158）一类的官方设立的馆舎设施，相当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的晋国都城内一类“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的宾馆，但从馆的命名看，盖各馆的入住对象有所不同，公馆似王邑内专用于款待各方来宾，而戍馆属于武官一类人物的客馆。东馆，又特记馆舎的方位，恐怕入住者当为上宾贵客一类人物了。馆可能是设于地的馆舎。《尚书中候》云：“维岁二月，候在东馆”，郑玄注：“馆，舎。”[534]《尸子》云：“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535]《三辅黄图》卷五云：“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殷人阳馆是否即世室、明堂之或称，甲骨文无征，但馆之类的建筑设施确有之。阳者，南也，明示馆位于国之阳。这些官方宾馆，其提供的饮食住宿条件和服务招待，包括人身安全方面，当自然比路途中的“羁”舍要舒适优越可靠多了。
诸如此类的信息表明，夏商时期随着人流交往的频繁和商品卖买交易的持续发展，正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饮食业的兴起。表征之一是烹饪名手迭出，烹调技巧理论化。如史传夏王少康流落在民间时是一位烹饪好手，《左传》哀公元年说他还充当过有虞氏的“庖正”，并能酿制粮食酒，《世本·作篇》有云：“少康作秫酒。”夏末的伊尹，更是一位烹调名家，他是被汤在“庖厨之中”[536]发现的，前引《鹖冠子》称伊尹当过“酒保”。《吕氏春秋·本味》讲伊尹曾归纳了一套“鼎中之变”的烹调理论。甲骨文中还有称为“多食”（《合集》30989）的一批由烹饪行当出身而担任厨官的不知名者。
多食（厨官）（《合集》30989）
表征之二是饮食供需不再限于官方控制的“羁”舍、公馆一类特别场所，还扩展到平民阶层间，面向全社会而“市场化”。如商末著名人物太公望，《战国策·秦策五》说他早先不过是民间一位“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武议》也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楚辞·天问》有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离骚》又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太公望、吕望、师望均指一人，他先后在商都朝歌市肆里操刀屠牛做卖肉生意，在黄河古渡口孟津开饮食铺子，被周文王季昌求贤访师而得到举识。这则旧事早在周秦时就在各国中上层社会间讲传，看来不是杜撰。由此也正反映了饮食业到晚商时在都城及地方都有所兴盛的事实。
[1] 《尚书大传》卷三《洪范》云：“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本也。”
[2] 《左传》隐公十一年。
[3] 《左传》隐公五年。
[4] 《太平御览》卷八四九引。
[5] 参见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6] 贾兰坡、黄慰文、卫奇：《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7]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
[8]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
[9] 参见汪宁生：《我国古代取火方法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10] 陈戈：《新疆出土的钻木取火工具》，《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11]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又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12] 孔昭宸等：《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八千年前水稻遗存的发现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6年第12期。
[13] 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又张居中：《河南史前水稻栽培刍议》，《文物天地》1994年第3期。
[14] 蔡莲珍、仇士华：《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15] 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文化馆大地湾发掘组：《一九八○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16]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43页。
[1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24页。
[1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19] 《史前关中出稻米》，《文汇报》1997年10月3日。
[20] 谢伟：《案板遗址灰土中所见到的农作物》，《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190页。又李璠等：《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遗址采集标本14C测年距今5000±159年。此数据有误。
[22] 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济宁市张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23] 昌潍地区艺术馆、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
[2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枣庄建新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1期。
[25] 《尧王城遗址第二次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3日。
[26] 孔昭宸、刘长江、何德亮：《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27] 靳桂云、吕厚远、魏成敏：《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研究》，《考古》1999年第2期。
[28] 参见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9]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3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饶市博物馆：《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调查》，《考古》1985年第9期。
[31] 参见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32] 李宇峰：《西辽河流域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33]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34] 《史记·匈奴列传》。
[3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阳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6] 张文绪、裴平安：《澧阳平原几处遗址出土陶片中稻谷稃面印痕和稃壳残片的研究》，《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文集》，1996年。张文绪、裴平安：《澧县梦溪八十氾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37] 裴平安：《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又裴平安：《澧县梦溪八十氾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38] 参见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39] 《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又谢心音：《万年前的水稻见证》，《中国文物报》1998年10月7日。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7-136页。
[41] 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42] 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43] 参见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又刘红梅报道：《世界稻作寻根》，《文汇报》1997年11月30日。又彭明瀚：《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遗址发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13日。又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简·利比：《跨学科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同载《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4] 汤圣祥、佐藤洋一郎、俞为洁：《河姆渡炭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4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同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又参见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46] 张雪莲、王金霞、冼自强、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
[47] 参见前揭《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49-155页。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又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48] 日本青木正儿博士有《支那における粉食の历史》一文，载东方学术协会编《东亚に於ける衣と食》，1946年刊。该文论述了先秦时期通以粒食为主，粉食法出现较晚，可能始于周代，勃兴于汉代以后。此文后经增补，改题为《粉食小史》，载入《华国风味》，日本东京弘文堂，1949年。日本天野元之助博士有介绍，见《中国农业史研究》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粉食”，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第75-77页。
[4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113、123-135页。又周昆叔、叶万松、刘长江：《中国最早大豆的发现》，《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又叶万松、方孝廉：《洛阳市皂角树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50] 张雪莲、王金霞、冼自强、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7、209、215页。
[5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55] 《汉书·晁错列传》。
[56] 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78页。
[58]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1933年。又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3页。
[59] 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页。又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60] 张雪莲、王金霞、冼自强、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又张雪莲：《同位素分析在食物结构研究中的应用》，《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11日。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62] 《西安丰镐遗址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光明日报》1998年7月29日。
[63]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64]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著：《包山楚墓》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55、258简。
[65]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78页；又图版八○之3、6-8。
[66] 缪启愉校释本：《元刻农桑辑要》卷二“麻子”条引，农业出版社，1988年。
[6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68]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25-533页。（下引不再另注）
[69] 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又《甲骨文字释林》，第242-252页。（下引不再另注）
[70] 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选集考辨》（二），第105片，《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又《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352页。
[71] 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八篇），《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
[72] 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农史研究》第8集，1989年。又收入《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154-155页。
[73] 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1-131页。
[74] 末次信行：《字考——殷代武丁期卜辞に见える麦栽培について》，《东方学》第58辑，1979年。又同氏：《殷代气象卜辞の研究》，日本京都玄文社，1991年，第281-285页。
[75] 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下引不再另注）
[76] 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02-203页。又：《商代农业新探》（一、续），《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1989年第1期。又前揭：《甲骨文农业资料选集考辨》（二），《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又：《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农作物”节，第315-353页。
[77]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78] 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79]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中译本），台北鼎文书店，1975年，第494页。
[80]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第3587片。
[81]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74页。（下引不再另注）
[82] 罗琨：《甲骨文“来”字辨析》，《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该文所举31例甲骨文来字，在我们看来，与农作物有关的大都应释为粱或秫字，可确定为作物来的仅有第9、12两例。
[83] 《燕京学报》第36期，1949年。
[84] 胡厚宣师：《卜辞中所见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5年，第83-89页。
[85] 张秉权：《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2分，1971年。又：《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第463-464页。
[86] 《论语·阳货》。
[87] 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88] 钱穆：《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香港，1956年。
[89] 池田末利：《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卷上，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64年，第143页。
[90] 据日本天野元之助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第31页说，“不宜用下地”的“不”字，可能为“尤”字的讹误，原句盖作“尤宜用下地”（日本东京，农业总合研究所发行，1962年）。缪启愉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则指出：“‘不’，《农政》卷二十五引本书无，衍文，应删。”此从缪说。
[91] 参见上揭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蜀黍”，第21-33页。
[9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9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119页。
[94]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著：《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9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6页。
[9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97] 《定州发现商代大型方国贵族墓地》，《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15日。
[98] 《泾阳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礼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
[99]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13、261页。
[100]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79-80、87-89页。
[101] 胡厚宣师：《释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2分，1939年。
[102] 《粹》1563。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104]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105] 徐广德、何毓灵：《安阳殷墟发现高级贵族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2月8日。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10期。
[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0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10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6页。
[109] 参见陈志达：《商代晚期的家畜和家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110]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
[1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1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113] 参见陈志达：《商代晚期的家畜和家禽》。
[114] 日本冈村秀典在《中国古代の动物供牺》一文持有类似的观点，见其《青铜器の图象记号ちゐ殷后期社会の研究》补论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7年。
[115] 白川静：《作册考》，《甲骨金文学论集》，日本京都朋友书店，1973年，第111-119页。
[116] 《墨子·非乐上》。
[117] 《左传》襄公四年。
[118] 《楚辞·离骚》。
[119] 《竹书纪年》。
[120] 《吕氏春秋·音初》。
[121] 《帝王世纪》。
[122] 《汉书·扬雄传》。
[123] 《史记·殷本纪》。
[124] 《左传》隐公五年说同。经传中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说法，用词略有不同。
[125] 参见黄然伟：《殷王田猎考》，《殷周史料论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又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275-304页。
[126] 裴文中、李有恒：《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之兽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一。
[127] 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又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田野考古报告》第4册，1949年。
[128] 侯连海：《记安阳殷墟早期的鸟类》，《考古》1989年第10期。
[1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1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31] 参见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328-332页。
[132] 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商代遗址动物骨骸的鉴定与研究》，《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133] 伍献文：《记殷虚出土之鱼骨》，《田野考古报告》第4册，1949年。
[134] 杨育彬：《河南考古》，第10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1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136] 李济：《安阳遗址出土之狩猎卜辞、动物遗骸与装饰文样》，《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9、10期合刊，1957年。
[137] 杜金鹏、张良仁：《偃师商城发现商早期帝王池苑》，《中国文物报》1999年6月9日。
[138]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先生相告。
[139] 《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第110-112页。
[140] 《尚书大传》卷三。
[141] 《诗·商颂·烈祖》。
[142] 《墨子·非乐上》。
[143] 《夏书·五子之歌》。
[144] 《大戴礼记·少闲》。
[145] 《尚书·无逸》。
[146] 《史记·殷本纪》。
[147] 《尚书大传》卷二。
[148] 《尚书·酒诰》。
[149] 蓝万里：《我国9000年前已开始酿制米酒》，《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5日。
[1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图版一三六——一四一等。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九三。
[151] 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瓮》，《考古学杂志》第65卷第2号，1979年。
[15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9页。
[15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5-176页。
[154] 《捃古录金文》2·3。
[1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第8期。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又《中国文化精华》（1997），第211-212页。又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156] 《三千年前古酒尚飘香》，《人民日报》1987年12月24日。
[1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6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82页。
[158] 《粹》910、《屯南》1088。
[159] 参见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上海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第1316页。
[160] 林巳奈夫：《殷周时期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168页，注45。
[161]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第124页。
[162]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1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
[164] 参见耿鉴庭、刘亮：《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植物》，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三。
[165] 参见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57-358页。
[166]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日本东京，农业总合研究所刊行物第231号，1962年，第844-849页；又增补版，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
[167] 见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图版19。
[168]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169] 见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图版四二：一。
[1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71] 参见宋镇豪：《夏商法律制度研究》，载《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172] 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第13页。
[173] 裘锡圭：《释“建”》，《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354页。
[17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175] 《孟子·滕文公上》。
[176] 参见前揭天野元之助一书，第868-887页。又林巳奈夫编：《汉代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283-285页，插图6-57-62。
[177]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178] 《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第57页。
[179]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8-153、209页。
[180] 前揭林巳奈夫《中国文明の诞生》，第230页。
[1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8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183] 参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0页。又《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5页。又石璋如：《小屯殷代的建筑遗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184] 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第254-255页。
[18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7-38页。
[186] 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6页。
[187] 参见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1-112页。
[188] 岳洪彬、岳占伟、何毓灵：《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遗址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0日。
[189]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36页。
[190] 赵芝荃、徐殿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192]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46页。
[193] 《礼记·大传》。
[194] 《孟子·梁惠王上》。
[195] 《左传》哀公元年。
[196] 李学勤：《邲其三卣与有关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讲座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197] 《孟子·梁惠王上》。
[198] 《孔子家语·致思篇》。
[199] 《周礼·天官·亨人》。
[200] 青木正儿：《支那におけゐ粉食の历史》，载日本东方学术协会编《东亚に於けゐ衣と食》，1946年。此文后经补充，改题为《粉食小史》，收入《华国风味》，弘文堂，1949年。其说引自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75-77页。
[201]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著：《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简256。
[202] 详见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203] 见李济著、国分直一译：《安阳发掘》，新日本教育图书，1982年版，图版19。
[20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彩版五：1。
[2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43-444页。
[206] 参见陈志达：《妇好墓三种罕见的殷代青铜炊蒸器》，《文物》1981年第9期。
[207] 参见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8页。又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56页。
[208] 《左传》昭公二十年。
[209] 杨升南先生持有相同看法，见《从“卤小臣”说武丁对西北征伐的经济目的》，《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
[210]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87。
[211] 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2004年第4期。
[212] 燕生东等：《山东阳信李屋发现商代生产海盐的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5日。又燕生东、赵岭：《山东李屋商代制盐遗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1日。
[2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214]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1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216] 参见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第107-108页。
[217]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管会：《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218]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219]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220] 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侯乙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52页。
[22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22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简255、258。
[223] 《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周书》。
[224] 《墨子·尚贤下》。《吕氏春秋·慎人》作“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
[225] 《考工记》。
[226] 《吕子校补》。
[227] 谌世龙：《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又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28] 傅宪国等：《桂林甑皮岩遗址发现目前中国最原始的陶器》，《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6日。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9、348页，彩版五。
[229] 《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230] 《石灰岩地区14C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和仙人洞遗址的年代问题》，《第一次全国14C学术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231] 《我国一万年前陶器残片出土》，《新民晚报》1990年11月1日。又《读者参考丛书》，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又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232] 参见任式楠：《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显著成就和特色文化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6期，2003年。
[233] 参见陈旭：《中原古代陶器初探》，《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又赵清：《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炊器之演变》，《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234] 《宝鸡市福临堡遗址1984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235] 《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236] 安家瑗：《擂钵小议》，《考古》1986年第4期。又叶文宽：《擂钵源流考》，《考古》1998年第5期。
[237]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3、207-208、217-220页。
[238] 《夏县东下冯》，第22-23、38、80、128页。
[239] 参见严文明：《夏代的东方》，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著：《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4-236页。
[240]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1-67页。
[241] 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成都平原商代遗存初析》，《殷虚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242] 《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页。
[243]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44] 陈铁梅、Rapp G.Jr.、荆志淳、何驽：《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又陈铁梅、Rapp G.Jr.、荆志淳：《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中子活化分析及相关问题讨论》，《考古》2003年第7期。对此，朱剑等《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南方文物》2004年第1期）持否定意见，认为从北方原始瓷的微量、痕量元素组成的统计分析看，明显不同于南方地区的原始瓷，“不支持我国北方的商代原始瓷来源于南方的观点”。
[245] 参见李玉林：《吴城商代龙窑》，《文物》1989年第1期。又廖根深：《鹰潭角山商代记数符号的初步研究》，《百越民族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又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烧造地区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上虞县商代印纹陶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
[246]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13、216页。
[247] 赵春燕、徐广德、赵志军：《中子活化分析在陶器分析中的应用》，《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11日。
[248]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249]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50]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05-206、213页。
[25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252]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13页。
[2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254] 《殷墟发掘一商代贵族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0日。
[255] 佟屏亚：《梅史漫话》，《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256] 《乙》2762。
[257] 《仪礼·特牲馈食礼》。
[258]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
[25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版八八，图版说明，第13-14页。
[260] 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附说，1916年。
[261]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一，鱼鼎匕考释条，1930年。
[262]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日本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60-61、133-135页。
[263] 参见凌纯声：《匕鬯与醴考》，《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61年。
[264]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第189号，1957年。
[265] 上揭林巳奈夫一书，第132页。
[266] 《故宫铜器图录》下，台北，1958年，上94。
[267] 上揭林巳奈夫一书，第135页。
[268]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著：《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10、128页。
[269] 张亚初：《记陕西长安沣西新发现的两件铜鼎》，《考古》1983年第3期。
[270] 《佚》895。
[271] 上揭林巳奈夫一书，第59-60页。
[27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73]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8、48、98、145页；又图版四、一五、二六、六一。
[274]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275] 吕承瑞：《殷虚骨形制之分类》，《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35、36期，1965年。
[27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六：6；又135页，又图版八九：1。
[277] 《延川出土商代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24日。
[278] 黑光、朱捷元：《陕西绥德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高雪、王纪武：《清涧县又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郭勇：《石楼后蓝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杨绍舜：《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27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280]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第25页，又图版拾贰：图16乙。
[2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花园庄东54号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282] 《殷墟妇好墓》，第104、150、206、207页，又图版六八：3，一二七：1，一七九：1。
[283] 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2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285]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附册，图一六。
[286] 祁延霈：《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
[287]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288] 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289]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90] 杨绍舜：《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又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291] 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发现和收藏的商代青铜器》，《考古学集刊》1982年第2集。
[292]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43页，又图版六三：13。
[293] 《殷墟妇好墓》，第89-91页，图版五九、六○。
[294] 详见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祭玉、瑞玉》，《东方学报》（京都）第40册，1969年；又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79、125-127页。
[295] 《佚存》，唐兰序，第3页下。又陈邦怀：《记商小臣垱玉》，《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296] 陈贤芳：《父癸尊与子尊》，《文物》1986年第1期。又王慎行、王汉珍：《乙卯尊铭文通释译论》，《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年。
[297] 王慎行：《瓒之形制与称名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李学勤：《沣西发现的乙卯尊及其意义》、连劭名：《汝丁尊铭文补释》，载《文物》1986年第8期。
[298] 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第5期。
[29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300] 《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3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302] 石璋如：《殷虚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台北，1976年，第52-68页。
[303]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图版四：6。
[304] 知子：《中国古代餐叉考索》，《中国烹饪》1986年第1期。又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餐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30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第五文物区第一小区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
[306] 参见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88页。
[30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自碧落与黄泉》，2002年，第51页。
[308] 梁思永：《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展览会出品目录》，见《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五年一月至六月）》转载，《燕京学报》第21期，1937年，第289页。
[309]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
[310]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311]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312] 参见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餐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3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314] 《周礼·天官·庖人》。
[315] 《周礼·天官·司尊彝》。
[316] 《左传》成公二年。
[317] 《左传》庄公十八年。
[318] 土是一种带盖的盆形陶鼎，两耳三足，常用来盛羹汤。
[319]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320] 参见张长寿：《殷商时期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321] 《太平御览》卷九八○引。
[322] 此表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32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说盉》，中华书局，1984年。
[324]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第65-66页。
[325] 张亚初：《对商周青铜盉的综合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326]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327] 《诗·商颂·烈祖》。
[3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7-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29]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330]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3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61-166页。
[332] 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9-100页。
[333] 宋建：《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334] 见上揭杨锡璋、杨宝成文。
[335] 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33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73页。
[337] 朱熹集注：《诗集传》卷二○。
[33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21页。
[339] 《史记·殷本纪》。
[340] 《诗·商颂·玄鸟》。
[341] 《左传》隐公十一年。
[342] 邹衡：《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3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12、31-33页。
[34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345]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346] 参见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47] 陶正刚：《石楼式商代青铜器概述》，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年。
[348]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34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73、87-115、141页。
[350] 参见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206页。
[351] 参见王宇信：《试论子渔其人》，《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352] 参见周永珍：《殷代“”字铭文铜器》，《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353] 《礼记·王制》。
[354] 《左传》哀公元年、《史记·吴太伯世家》。
[355] 《逸周书·文传》引。
[356] 见沈之瑜：《甲骨卜辞新获》，《上海博物馆馆刊》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57] 参见胡厚宣师：《重论“余一人”问题》，《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
[358] 见肖楠：《〈小屯南地甲骨〉缀合篇》，《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3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3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361] 《定州发现商代大型方国贵族墓地》，《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15日。
[362] 《泾阳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礼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34-135页。
[3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3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365]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366] 见《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
[367] 陶正刚：《山西出土的商代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368] 《孟子·滕文公上》。
[369] 《礼记·檀弓》孔颖达疏。
[370] 孙诒让：《籀述林》卷二《诗彤弓篇义》。
[371] 《合集》16998正。
[3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373] 引自周永珍：《论“析子孙”铭文铜器》，《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37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375] 《通考》407。
[376]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七九。
[377] 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的几何印纹硬陶》，《考古》1960年第8期。
[378]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第39页。
[379] 《殷墟妇好墓》，第216-218页。又刘道凡：《我国上古的象牙雕刻》，《文物》1980年第11期。
[380] 《殷墟妇好墓》，第104、130页。
[381] 《说苑·反质》。
[382] 何琳仪：《听簋小笺》，《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
[383] 《国语·周语中》。
[384] 《国语·鲁语上》。
[385]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85页。
[386] 陈絜：《卜辞“多生”考》，《文史论集——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2页。
[387] 唐爱华：《新乡馆藏殷墟周铜器铭文选》，《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
[38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389] 李济、万家保：《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殷虚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
[390]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20-321页。
[39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2期。
[392] 参见严一萍：《释立》，《中国文字》第4册，1961年。又钟柏生：《论“任官卜辞”》，《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年，第895-912页。
[3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1页。
[394] 《国语·周语中》。
[395] 《诗·商颂·长发》。
[396] 《诗·商颂·那》。
[397] 《诗·商颂·殷武》。
[398]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35-37页。
[399] 《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杨鸿勋：《初论二里头宫室的复原问题》，《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400] 《佚存》唐兰序，第3页下。又《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封二照片。
[401]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402] 参见《仪礼·乡饮酒》、《礼记·乡饮酒义》等。
[403] 《礼记·杂记下》郑玄注。
[404] 《周礼·地官·党正》郑氏注。
[405] 《太平御览》卷八四九引。
[406] 《左传》襄公四年。
[407] 又见马王堆出帛书《春秋事语·伯有章》。
[408] 《左传》隐公十一年。
[409] 《路史·后纪》。
[410] 《吕氏春秋·古乐》。
[411] 《路史·后纪》。
[412] 同上。
[413] 《竹书纪年》。
[414] 《周礼·春官·乐师》“舞”，郑司农注。
[415] 《吕氏春秋·古乐》。
[416] 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417] 《周礼·春官·大司乐》。
[418] 《毛诗注疏》大序。
[419] 李裕群、韩梦如：《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大石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4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8-99页。
[421]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422] 陶富涛：《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石磬坯》，《考古》1988年第12期。
[423]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424] 高蕾：《远古与夏代磬研究》，《文物》2003年第5期。
[4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426] 王家恒：《屈家岭文化彩陶鼓》，《文物天地》1991年第4期。
[427] 刘桂芹、王建国：《山东广饶县五村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陶鼓》，《考古》1997年第12期。
[428] 参见尹德生、魏怀珩：《原始社会晚期的打击乐器——兰州市永登乐山坪陶鼓浅析》，《史前研究》1988年特刊。又尹德生：《甘肃新发现史前陶鼓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429] 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430]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79页。
[43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4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433]口隆康监修：《中国王朝の诞生》，日本读卖新闻大阪本社，1993年。
[4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435]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86页。
[436] 贝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本文篇》，1960年，第490页。
[437] 蔡哲茂：《说古文字中的“带”字》，第七届中国训诂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
[438] 见《宁沪》1·73＋1·315、《甲》3918。
[439]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鼗》，《中华文史论文》1980年第2辑。
[440]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7年，第74页。
[441] 《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第121页。
[442] 郭沫若：《释言》，《甲骨文研究》，大东书局，1931年。
[443] 《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第28页。
[444] 裘锡圭：《释万》，《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之附录。
[445] 于省吾：《双剑古器物图录》，卷下17-19，北京函雅堂影印本，1940年。
[446] 常任侠：《殷周古磬小记》，《东方艺术丛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44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附录：《武官大墓南墓地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4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449] 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殷墟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第52-68页。
[4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51] 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
[452] 《浙江河姆渡发现原始骨笛》，《中国文物报》1987年1月30日。
[453] 《中国文物精华》（1992），文物出版社，图版3，第215页。又贾麦明：《罕见的新石器时代角状陶号》，《文物天地》1990年第4期。
[454] 鄂北、崇文：《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文物》1978年第4期。
[455]口隆康编集：《泉屋博古》，便利堂，1985年，第1-2页。
[45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457] 邹衡：《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86页。
[458] 喀喇沁旗文化馆：《喀喇沁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文物》1983年第8期。
[45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九八：6。
[46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461] 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46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年第1期。
[463]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又《殷墟青铜器》，第476页。
[464] 常任侠：《古磬》，《文物》1978年第7期。
[465] 盛国定、王自明：《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第2期。
[466] 咸博：《湖北省阳新县出土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第1期。
[467] 李乔生：《湖南宁乡出土商代大铜铙》，《文物》1997年第12期。
[468] 《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11页。
[469] 徐长青等：《江西永修发现商代祭祀坑》，《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第69期，2002年5月15日。
[470]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76页。
[471] 高至喜：《湖南商周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79年1月24日。
[472] 《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几件铜器》，《文物》1966年第4期。
[4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0页。
[474] 长沙市博物馆、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老粮仓出土商代铜编铙》，《文物》1997年第12期。又，陈荃有《宁乡老粮仓出土铜编铙质疑》（《文物》2001年第8期）一文，对这九件铙是否能组合为编铙，持否定意见。
[475] 戴修政：《湖北石首出土商代青铜镈》，《文物》2000年第11期。
[47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0-87页。
[477] 杨绍舜：《山西石楼诸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4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479] 《殷墟青铜器》，第474页。
[480] 《周礼·春官·小师》郑氏注。
[481] 吴钊：《陕西半坡、姜寨仰韶文化埙类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附录七，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49-554页。
[482]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页，又图版-一○。
[4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48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3页。
[4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486] 马承源：《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487] 申斌等：《殷墟青铜铙频谱特征》，《殷都学刊》（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1期。
[488] 李纯一：《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和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第10期。
[489] 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490]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491]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56-157页。
[492] 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1977年又有出土，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一二、-一六。
[493]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30-34。
[494] 《滕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报》第3号，1985年9月26日。《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8页。
[495]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76页。
[496] 《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497]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以下凡未注出处者，均见前文，不再具列。
[498] 《殷墟青铜器》，第477页。
[499] 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区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第131页。
[500] 杨锡璋、刘一曼：《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第5期。
[501] 徐广德、何毓灵：《安阳市殷墟高级贵族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第201-204页。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50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50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县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
[504]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5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6、336页。
[506]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507]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508] 《安阳大司空村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第131页。
[509] 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510]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511]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管会：《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5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35、336页。
[513] 《盐铁论·本议》。
[514] 《论语·子张》。
[515] 《管子·大匡》。
[516] 参见宋镇豪：《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1990年第1期。
[517] 《文选·东京赋》注引。
[518]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519] 同上。
[520] 《太平御览》卷八三引。
[521] 《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古史考异》。又《左传》定公元年、《墨子·非儒下》、《世本·作篇》、《荀子·解蔽》、《新语·道基》等说略同。
[522] 《世本·作篇》。又《荀子·解蔽》云：“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勿躬》云：“乘雅作驾”，系同一事。
[523] 《世本·作篇》。
[524] 详见宋镇豪：《甲骨文牵字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1986年。
[525] 河南文化局文物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526] 钟柏生：《史语所藏殷墟海贝及其相关问题初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3分，1993年。
[527] 《殷虚妇好墓》，第205、220页。
[528]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58页。
[529]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530]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531]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532] 黄锡全：《商父庚铭文试解》，《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33] 《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
[534] 《太平御览》卷五三六引。
[535] 《太平御览》卷五三三引。
[536] 《墨子·尚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