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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夏商王邑人口分析
一 王邑人口规模
夏商王朝都邑屡迁，夏代自禹都阳城，至桀居斟
，其间前后立过十余邑；商代自汤都西亳，至盘庚迁殷，前后有过六都。夏商王邑城址所在，今已发现五处，王邑人口规模，约略可据以考之。
传说夏王桀淫虐暴戾，在王邑内“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27]，宫中有“女乐三万人，晨噪闻于衢”[28]，还“以虎入市，而观其（民）惊”[29]。揭示了夏邑的人口鼎盛状况。《吕氏春秋·顺民》记商初汤王祷桑林，祝辞有云：“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如按一夫代表一家五口计，则商初王邑人口总数恐怕超过5万以上了。商末纣王的别邑朝歌，据说有“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灸”[30]。可以想见，夏商两代的王邑，已极一时之繁华，不仅规模可观，经济发达程度远逾各地大小众邑之上，而且人口众多。
《左传》哀公元年述夏王少康居纶邑（今山东济宁县境），“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按古尺0.23米计，方十里为3450米，当指包括纶邑郊野直接统治地周长。按照前述城邑圃田之计应“法三分而除其一”，则纶邑本体的周长大概可取三之一，即1150米，城区面积大约有8万平方米以上，500人相当500家丁壮数，人口密度指数也大致为160平方米／家。以一家五口计，人口数应有2500人。但这仅是少康承前王失国，处在颠沛流离而暂时依附岳丈有虞氏时所持有的人口数，不足以构成夏代王邑人口规模的典型。原文又谓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竹书纪年》称“少康自纶归于夏邑”，此时夏邑人口显然已大非昔比，决不会是仅仅有500家的丁壮人口数了。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后期王邑所在。该遗址总面积前期约146万平方米，后期扩大到近300万平方米，中部是宫城，周围是一般居住区、作坊、土田和墓地，其间有道路沟通。若据上述古代城邑人口合理密度指数，取遗址总面积三之一计之，可有6200户以上，总人口数当有3.1万人以上。
商代王邑遗址，已发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四座。偃师商城是商代前期汤都西亳所在，分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郭城面积约190万平方米。估计城区可有1.1万户左右，人口5.5万上下。
郑州商城亦为商代前期王邑，或主张是汤时亳都，也有说是中丁所立都。平面形制也是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内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317万平方米。若纯以城区面积推算，可有1.6万户左右，总人口数或有8万之多了。
安阳洹北商城，或主张是河甲的相都，也有说是盘庚迁殷所在。城垣面积约470万平方米，考虑到各居民点之间都有大片空地相隔开，估计有2万家左右，总人口数或有10余万人。
安阳殷墟为晚商王邑。早期范围东西宽约3000米，南北长约4000米，面积大致有1200万平方米，但其间空白地段较多。到乙辛时期，范围扩大到3000万平方米，人口增加，空白地段有减少。《尚书·盘庚》记迁殷时，百姓众人曾有“曷震动万民以迁”的发问，可知最初时迁此的人口至少有万人以上。
殷墟历年发现或发掘的殷墓，据有关墓葬分期，可大体看出人口增长情况。1958-1961年在殷墟近20处墓地共发掘墓、葬427座。能分期者，一期有10座，二期70座，三期103座，四期50座。[31]这批墓葬的墓地所在虽比较分散，但从总体上可看出，殷王都的人口增加速度最快时期是在二期，即武丁前后，人口数竟超出前期6倍左右。以盘庚初迁时万人计，经小辛、小乙、武丁三王短短几十年间，“卫星城”类型的都邑人口就增至7万人左右，已超过商初偃师王邑的人口数了。大概随着新都邑的建立，“生物圈”重新确立，又使长期遭受“九世之乱”而“荡析离居”的民人，迅速被吸引聚拢过来。若单单出于人口的自然繁衍增殖，短期内是绝不可能出现7倍的增长速度的。
殷墟王邑武丁以后的人口增长情况，可结合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资料作一综合分析。该墓地未见一期墓葬，当为武丁以来所辟用，可分八个墓区，其中靠近小屯宫室区附近的东边一、二、三墓区，延续年代前后一系，承袭性最为规范，运作脉络相因，在启用史上历久不衰方面明显具有“邦墓之地域”特质，即《周礼·春官·墓大夫》郑注所谓“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这三个墓区，有二期墓62座，三期墓125座，四期墓225座。[32]再合上举20处墓地资料，共得二期墓132座，三期墓228座、四期墓275座，三期墓数比二期增出0.73倍，四期又比三期增出0.21倍，这大致反映了殷墟王邑周近人口总体增长的变化率。以二期7万人口计，则三期相当文丁以前王邑总人口约略增至12万人以上，四期乙辛时大概达到14.6万人以上。
以上分析估测了夏商王邑人口规模的几个基本数据，偃师二里头夏代王邑人口为3.1万，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邑为5.5万人，郑州商代前期王邑为8万人，安阳洹北商代中期王邑为10余万人，商代后期殷墟王邑为14.6万人，五城平均人口约数为8.2万人，大大高于晚商方国2.1万的平均人口数，无疑构成当时人口最集中的去处。四地大致时代相次，各以超出前一王邑2万人以上为常数。夏商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是决定夏商王邑人口规模的根本性因素，王邑人口的增加主要来之人口迁移的机械变动。《管子·牧民》说：“国多财则远者来。”《霸言》说：“得天下之众者王。”夏商王邑的人口总体量其实是接受了来之各地区的人口流入，与国力强盛有直接关系，表明了王邑人口类型属于开放人口类型，王邑内居民已不再以原始时期的血缘亲属关系为内聚力，人口规模基本是植立在人口从某一族落集团转入更强地域政治集团的人口社会变动范畴的大场景下的，当然人口流入的单位量，外观仍保持了族氏组织的形式，这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形态还是密切相关的。
二 王邑人口的自然构成
在人口学研究工作中，通常将人口按其自然标识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人口构成，专名为人口自然构成，主要包括人口年龄构成和人口性别构成。人口年龄构成指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比重，可任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等，都取决于人口年龄构成。人口性别构成指男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对婚姻和人口的再生产有直接影响，因此也是人口最基本的构成。[33]
夏商王邑的人口自然构成研究，主要有赖于考古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墓地墓葬出土人骨的鉴定分析。迄今为止，偃师二里头夏代王邑遗址，前后共发现发掘墓葬达400余座[34]，但有关出土人骨未见鉴定报告公布，也就无从进行讨论。
殷墟商代后期王邑，自1929年秋首批科学发掘小屯北地24座墓葬以来，迄今累计发现发掘墓葬总数约8400座左右，特别是涵盖墓地中小平民墓的几批人骨年龄、性别鉴定报告[35]，有助于深入分析这座王邑的人口自然构成。现汇录于下（殉葬者除外）。
表中82个人骨个体鉴定，根据死者年龄构成可推算出当时未计入婴幼孩童死亡在内的平均死亡年龄。人骨年岁鉴定均为单个数值，如20-25岁，则取其中间值，即22.5岁。年岁累加而除以总个体数，计算得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4.3岁。另据河北磁县下七垣商代墓葬出土人骨鉴定资料，能确定年龄者有14具，计算得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9.9岁。[36]比较两者似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对人口寿命长短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发达的殷墟王邑，居民平均寿命明显比其他地区要高。不过，两者尚未计入孩童死亡比率。
1958-1961年殷墟近20处墓地的发掘，提供了有一组孩童死亡比率数据，在总共427座墓葬中，有孩童陶棺葬125座[37]，比率约为29.27％。如以这一比率相应纳入上表，孩童个体数份额应有24个，总个体数则上升为106。以孩童年龄级为0-14岁，取中间值为7岁，则计算得总体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8.2岁，知殷墟王邑的居民平均寿命毕竟还是相当低的。平均寿命低，死亡率自然高，两者成反比，其关系式如下：
死亡率是说明人口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如陕西华阴横阵仰韶墓地测算出当时的死亡率高达45.9‰-49.3‰。[38]可见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资料来源困难，以及卫生条件差等诸方面因素，人口死亡率也就极高。再如新中国成立前，1928-1933年河北等16省101个地区调查，平均死亡率达28‰。建国后社会经济及卫生状况有很大改变，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1981年的死亡率降到6.36‰。[39]殷墟王邑的人口平均死亡率表明，当时居民的健康状况显然已较原始时期进了一大步，这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紧紧相应的。但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孩童的死亡比率很高；二是女性死亡高峰是在15-25岁孕育旺盛期的青年阶段，在26-44岁的壮、中年阶段有所下降，能活到老年的女性甚少，相反，男性死亡高峰是在壮、中年阶段，正处于承担社会和家庭重任的年岁。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特征，同时又说明生理调节和社会负担，分别构成了女性和男性的主要死因。
鉴于殷墟王邑居民平均死亡年龄仅28.2岁，寿命偏低，故我们把老年年龄界限下定到51岁，这部分人仅占到总个体数的7.55％。下面就王邑中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作一估计，也即当时的经济抚养系数。非劳动人口当包括14岁以下孩童人数和51岁以上老年人数两部分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都有经济负担，14岁以下孩童和已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都不参加经济活动，仅仅是对王邑内抚养与被抚养比例关系进行粗测。其计算公式[40]为：
不难看出王邑内总负担系数较高，差不多每百人需抚养孩童和老人43人，近于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负担一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其中孩童抚养系数达0.32，为老年抚养系数0.11的3倍弱。按人口年龄构成类型标准，孩童系数在0.3-0.4，或老年系数在0.05-0.1，则均属于成年型人口[41]，殷墟王邑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在此指标范围，说明王邑居民经济活动的参与率是比较高的。
殷墟王邑的人口性别构成，是以青、壮、中年男性成员占多数，女性成员中以青年为多，壮、中、老三个级别的妇女人数呈急剧减少趋势，男女性别比为183，男性人数大大高于女性。男多女少似在商代较为普遍，藁城台西遗址墓葬出土人骨，可确定性别的成年人中，男性有22人，女性9人[42]，性别比为244，显得更高。
男多女少，早在史前社会就已十分突出，现据有关人骨资料作一统计表如下：
续表
按生物学现象，人类出生的男女两性之比，在常态情况下，应该是平衡的。但从上举23例看，除青浦崧泽和华阴横阵两处遗址的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即女性人数高于男性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反映出性别过高现象，况且即就崧泽遗址人骨言，在总共103个个体中，能确定男女性别者仅39个，尚有64个不明，性别比未必是在100以下。合23例而平均计之，男女两性的性别比约为184∶100，男子几乎多出女子一倍。这虽未必能完全真实反映史前先民两性比例的情况，但人口性别比失调，当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
据生物学家新近的研究，从受精开始，男女性别比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通常男性胚胎比女性多20％。[43]而中国人口出生的性别比历来偏高，是为世界各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最高值。[44]如1946年的人口性别比构成资料，性别比在北京为142，上海为124，天津为142，南京131，重庆为144，青岛为131。[45]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男女性别比为107.56。1964年为106.83。1982年为106.27。[46]新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大致也在106以上。可见全国人口性别比急剧下降而渐趋平衡，只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事，大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改善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不纯乎属于生物学现象。史前人口性别比过高，既合乎中国自古以来性别比偏高的血统因素，还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此外，史前孩童的存活率极低，上23例的性别比并未计入孩童死亡率，事实是当时的孩童死亡率高达30%-40％，孩童的大量死亡，意味着使原已女性偏少的出生性别比又进一步拉大了距离。
再者，史前女性普遍早婚早育，婚育年龄的不合理，极易紊乱女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加上居住条件、劳动强度、卫生条件和医疗保健水平的低下等种种因素，常导致女性过早夭亡。如姜寨一期遗址的人骨鉴定，死于青年期的女性占总数女性的47.6％，下王岗遗址成年女性中有32.9％死于青年期。[47]女性寿命偏低于男性一二个年龄级，以及孩童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成为直接导致史前聚落共同体内男多女少比例失调的原因。
商代成年男女比例失调，同样也有类似的社会学、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原因。一个明显证据，就是殷墟王邑内墓葬鉴定死亡成年居民的男女性别比，在不同年龄级，差别极为显著。前表所示，15-25岁青年组，男女性别比为77，即100个青年人中，男青年占43.5％，女青年占56.5％。从生物学角度言，意味着可能胎儿出生时，男婴稍多于女婴，但因男婴的存活率通常十分脆弱[48]，随着死亡年龄组的变化，至青年组逐渐变为女性人数略多一些，青年女性几占全部女性数的44.8％。当时成年男女死亡率的差异方面，女性死亡高峰在青年期，大多数女性过早死于偏低的婚育年龄，故至26-35岁壮年组，男女性别比急剧拉开到200，即100个壮年人中，男人占到66.7％，女人仅占33.3％。36-44岁中年组，性比例大致同如壮年组，变化不大。但至45岁以上组，因女性平均寿命远低于男性，遂使性别比剧变为600，即男人约占到85.7％，女人仅仅占14.3％。可见殷墟王邑内影响人口性别构成的主要因素，一是婴幼孩童的性比例，二是各年龄级的男女死亡率差异，后者既有生理学的、物质经济生活和生产谋生方面的，又有社会习俗方面的原因。甲骨文中记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这种重男轻女的社会陋俗，反映了商代一般妇女的社会地位，远比男子低下，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受折磨和摧残尤甚，妇女寿命的普遍短促，无疑大大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
商代王邑在人口自然构成的总体量规定性方面，与史前居民共同体可进行类比分析，呈现出若干人文发展的承继性，在目前尚缺乏夏代人口具体资料的情况下，这一中间缺环似可在两者间权衡之。史前和商代共见的孩童高死亡比率，人口年龄构成以青、壮、中年男性和青年女性为主要成分，老年人不多，女性寿命偏低，以及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等等，大概也是夏代存在的人口现象。
总的说来，夏商时期人口的再生产乃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两高一低”类型。人口变化曲线呈台阶式递升特点，人口增长虽比较缓慢，但夏末商初和晚商的人口增长相对迅速些，是曲线的两个波峰，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内涵再次说明，人类自身的增殖既是自然现象，而社会发展因素的制约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1]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
[2] 参见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3] 严一萍：《释道》，《中国文字》第7册，1962年。
[4] 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5] 《诗·商颂·玄鸟》。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又参见茹士安：《略谈半坡遗址同时期存在房屋的数字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8]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
[9]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65-183页。
[11] 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12]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3年第3集。
[13]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之《尉缭子》作：“……硗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文物出版社，1985年，释文注释第77页）。
[14] 参见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15] 徐光翼：《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6] 刁文伟、邬红梅：《江苏江阴佘城、花山遗址第二次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7日。
[1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考》，《文物》2000年第12期。
[18] 参见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第381-418、431页。又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167-254页。又孙亚冰：《殷墟甲骨文中所见方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1年。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20]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1] 顾颉刚：《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9年。
[22] 李学勤：《大盂鼎新论》，《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3] 李学勤：《宜侯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
[24] 张秉权先生在《甲骨文中所见的数》一文中推测过，假定殷代有500个可出兵地方，每地平均出兵3000，则全国壮丁人数有150万，再加上老弱妇孺，当时全国总人口数可能有750万人左右（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3分，1975年。此说又收入《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学术著作编审委员会，1988年，第514-515页）。这与我们的推定接近。
[25] 见《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7页。
[26] 宁可：《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7] 《文选·东京赋》注引《汲冢古文》。
[28]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管子》。
[29]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
[30] 《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33-358页，附表四八、四九。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城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3] 参见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5-172页。
[34] 据缪雅娟、刘忠伏：《二里头遗址墓葬分析》（见《文物研究》总3期，1988年）一文统计，截至1984年，共发掘墓葬230座。此后的发掘数，据1986-2003年《中国考古学年鉴》及《考古》2004年第11期许宏报告，累计又有约180座。
[35]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第44页表二“人骨性别年龄鉴定表”。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之“殷墟中小墓头骨测量表（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56-375页。
[3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37]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333-358页，附表四八、四九。
[38]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39] 《人口学辞典》，第198页。
[40] 参见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编：《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41] 《人口学辞典》，第172页。
[4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
[43] ［美］威廉·彼得逊：《人口学基础》（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6页。
[44] 邬沧萍：《中国人口性别比的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45] 《人口学统计》，第27页。
[46]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47] 宋镇豪：《从社会性意义探讨仰韶时期居民的疾病和生死》，《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48] 刘铮：《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又参见《人口统计学》，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