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交通地理观念

上古的交通地理观念，主要包括了人们因交通的缘起和自然空间视野的开拓而获得的感性地形地貌知识，以及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如何利用这种知识，作为社会应用功能的活动指导。

地形地貌识别，是交通地理的实践要素。《周礼·大司徒》云：“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郑注：“积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渎曰川，水钟曰泽，山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坟，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湿曰隰。”这八大以物产生态为视点的地形地貌分类，可说是对三代以来人们因交通的缘起而获得的自然地理知识的概括。

原始人类活动范围有限，但对生存地的选择，即已建立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利用上。如山西峙峪一处三面为峻岭环抱，前临河流和辽阔草原地点，旧石器时代先民择其高出河床25-30米的二级阶地作为居住点，既避开河水漫涨之害，又能利用山下河谷中砾石打制石器；随着生存手段的提高，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又下搬到距河床4.5-8米的第一阶地居住，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17]当时聚落自然环境选择，大致有五种现象，一是选在河边台地或河流转弯处及支流交汇点高于四周的岗上，二是水泉近旁，三是依湖而居，四是近水区域高出周围的土墩上，五是沿海地区的贝丘上。^[18]这样的选择，正是建立在地域性地形地貌较全面观察权衡基础上的，其中对于与周围地区水陆交通便利方面的顾及，恐怕是共性所在。

夏代似为交通地理分类知识建立的滥觞期。《淮南子·齐俗训》云：“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在紧急时际，人们已能运用对周围地形地貌环境的了解，及时避开水患，使掌握的交通地理知识，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当时的交通地理分类知识，主要表现为质朴的实用性和地域范围有限两大特征。

《墨子·兼爱中》云：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滹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为）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类似的说法又见诸《禹贡》，且更为夸大，更为系统。《禹贡》言大禹治理洪水，依据河流、山脉和海洋的自然分界，把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就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交通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列出二十余座山岳，归纳为四条自西向东的脉络；依山地循行，开启九道：一道沿岍、岐至荆山到河为止；一道壶口、雷首到太岳；一道砥柱、析城至王屋山；一道太行、恒山、碣石山入海；一道西倾、朱圉、鸟鼠至太华；一道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道皤冢至荆山；一道岷山至衡山；一道内方至大别。^[19]这当然属之后人附会，难以凭信。但在洪水泛滥时期，禹是有可能领导人们对某些水道进行疏导，在躲避水患，依地势迁徙中，有能力动员社会集体力量有意识地开辟出一些水陆通道，并且有可能在其领土范围内建立起若干行政区域，当然分布范围决不会如《禹贡》说的那么大。这些地域行政组织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按地理分类知识划分的区域地理特色，是夏代人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实践中交通地理视野拓展的直接结果。后人对于这方面的夸大追述，不见得纯粹属之孟浪无稽向壁虚构。

商代人的地形地貌之辨已反映出细密化的趋向，甲骨文中可以找出许多实证，如涉及山地或丘陵地貌类型的专名有：

丘、石、谷、山、、岳、、高、、、京、封、对、阜、陴、陵、陆、、沙、襄、、、麓、

平原地貌类型的名词有：

原、野、湿、隰、畴、甽、圃、析、徉、梁、林、森、蒿、萑、柳、、

水道或河谷地貌类型的名词有：

泉、、川、州、洲、渊、河、涛、洹、、、、泷、、沚、潢、淮、洋、泾、洛、淋、洒、淡、澎、冲、

不备举。由此已可看到，殷商时期人们不仅已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类型划分知识，而且已能根据不同的地势、地貌、物产生态、交通状况、地形变化等不同特征，确定不同的地理专名。前述《周礼》中提到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地貌分类，在甲骨文中已大体具备，只是前者更简明扼要，更系统规范而已。甲骨文中如此繁复的地理类型划分专名的出现，显然不可能是小区域范围内的地表形态感观，当时人们的足迹所及远远超过了夏代人，因此他们的交通地理观念也比夏代人更接近现实，更富有实际意义。

夏商二代人们的交通地理观念有其共同性的一面，两者都对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其了解，方位系列比较清楚；但显著不同则在两者的活动视点和交通地理概念各有特色，并不一律。

夏人的政治中心区主要在今豫西晋南一带，河北、山东、安徽和苏北受其文化影响最深，这在考古学上有反映，夏人致力的侧重点呈现出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大势。古代文献中追述的夏代交通地理观念，每可用“四海观”以概之。如述禹时史影，《大戴礼记·少闲》谓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禹贡》谓“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尚书·皋陶谟》言禹“外薄四海”（《尚书大传》卷三《夏传》同）；《淮南子·原道训》言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至于讲到禹治理洪水，疏川导河，更是与海相系，或言“合通四海”（《国语·周语下》），或言“致四海”（《史记·夏本纪》），或言“注诸海”、“注之海”（《孟子·滕文公》），或言“注之东海”（《吕氏春秋·古乐》），或言“注于东海”（《越绝书》卷十一）。夏代诸王亦对海有所向往，如帝启“德教施于四海”（《帝王世纪》^[20]）；“伯杼子征于东海”；后荒“命九夷东狩于海”（《竹书纪年》）；直至末王桀，犹传说“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帝王世纪》^[21]；《列女传·夏桀末喜》同）。包括夏代商人先公，亦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颂·长发》）。甚至所谓商汤受天命革夏，尚且承夏代而“肇域彼四海”（《商颂·玄鸟》），终有夏一代，可谓与四海观共起共落。四海观反映于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其实就是东方观，是夏人沟通东部滨海地区，着力于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产物。

当夏人崛起于黄河中游时，最初的治水和水流东注的地理因素，最足以使人们对东方奥秘发生兴趣。东方夷人发达的经济物质文化水平，在当时明显处于领先地位。考古发现表明，承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岳石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夏代，不仅有其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代，并有占卜风俗，对夏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最有实力同夏人较量。夏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同东方夷人的社会交往或剧烈争斗。^[22]《墨子·节葬下》说的“禹东教乎九夷”，《史记·夏本纪》说的“帝禹东巡狩”，《战国策·魏策三》说的“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正是后人对这类史影的追记。四海观即产生于这种历史背景中。

不过，夏人在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四海观，只是对东部滨海地区的联想概念，有其虚拟含混的成分，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地理形态的实貌。这种对东方的模糊认识，随之也投影于四方，萌发四海观，说明夏人虽致力于东方，但足迹所及有限，对于东西交通道路的开辟也实在有限得很。

商代人的政治中心区域大致在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但其势力范围，东到山东和苏北，南逾长江以南，西至甘肃和内蒙古，北达河北北部和辽宁部分地区，其发展的波峰呈中心向四外平面辐射推进状，具有东西横向和南北纵向扩张的特征。这与夏人自西向东横向发展迥不相同。《孟子·滕文公下》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商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人们盼望商汤，就像久旱盼及时雨一样。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商代势方向四外张开的特征。

这种特征可以用“四方观”概之。文献中有大量例证，如：《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尚书·多士》云：“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墨子·非攻下》说汤“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史记·殷本纪》载汤见野外网张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尚书·盘庚上》谓“绍复先王之大业，绥四方”。《尚书·说命》载武丁自谓“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国语·楚语上》叙同事，谓武丁继位，三年不言，作书解释“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尚书·微子》云：“殷其弗或乱正四方。”至《牧誓》列数商末纣王的罪状，有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国。”^[23]四方观可谓是商人的立国之本，并且通常与都城商邑对言，如《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尚书·立政》云：“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武见德。”有一片甲骨文云：“商，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屯南》1126）与文献记载完全相合。文献中所述商代人的四方观，绝非虚构，有甲骨文可以映证。同样，文献中对夏代人四海观的追述，也是不应否定的。

四方观的交通地理观念，是商本之于以商邑为中心的“邦畿千里”的疆域概念，有其总体地理地貌形态的认识作基础，属于商代人们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的直接产物。由于人们足迹所涉地域宽广，因此积累起了丰富的地理类型划分知识，以至反映于甲骨文中有众多的不同地表形态专词。四方观的致力点呈自内向外南北东西纵横推进状，因此当时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交通网络当已大体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