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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节 交通方式和工具
一 徒步外行
《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舟车。”在史前悠久漫长的岁月，人们的远行外出，是靠徒步行走。进入夏商时代，绝大多数人仍旧如此，谈不上会有什么交通工具可免除出行劳累之苦。甲骨文有遴字作“
”（《合集》31030），像一人蹭踱行走在四通衢道之间，特别突出了人的足部，示意徒步行走之状。金文走字或作（《三代》14·22·1），以足替代人形，也形象地勾勒了徒步行于道中之状。甲骨文从足止的字多达260个以上；从行之字132个，其中与足止相系者有47个[47]，约占35.61％；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靠徒步出行。
古代的道路，远非后世畅通易行。《孟子·尽心下》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草棘蕃茂，群兽蛇虫出没其间，是道路交通中的一大障碍，因此人们往往手持木棒出行。金文中有字（《三代》11·18·8），是持棒行走状。甲骨文出发的发写作（《铁》226·1），或作（《合集》34095），也是持棒而行之意。持棒探路，可以辟草，可以投击蛇兽，可以御盗劫，起了手杖的作用，是人们最简单最倚重的古老交通护身工具，因此唐代颜师古说：“杖谓倚任也。”[48]传说有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弃其杖。[49]《淮南子·诠言》谓夏代“羿死于桃”，高诱注：“，大杖，以桃木为之。”后世用桃驱邪，实由手杖投击蛇兽演化而来。
但纵然有棒类手杖的简单交通护身工具，远行外出毕竟相当艰险，当时能够外行者，大概被视为有本事的人，甲骨文中不少族长名，写法都为人持手杖，如（《佚》443）、（《铁》146·2）、（《乙》8896）、（《前》2·2·6）、（《前》7·19·2），等等，因此持棒类手杖成为有身份地位者的表征，《礼记·曲礼上》说，“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包含有这层意思。
木棒手杖也可用戈类的长兵器替代，甲骨文荷字作，就像一人荷戈之状；另有（《合集》6948），即寓持戈步行于道中之意。《诗·大雅·公刘》云：“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也是讲持带长兵武器远行。这比简单的木棒手杖当然强多了。
古代人的外行，除了凭藉木棒手杖或长兵器的早期交通工具外，随身往往还携带一些简单的旅途用品。《公刘》云：“乃裹糇粮，于橐于囊。”甲骨文云：
甲子卜，出，贞有以于师归。（《合集》23705）
甲子卜，出，贞有以于寝归。（《英藏》1996）
贞令途启于并。（《合集》6055）
……迄自七……（《零拾》133）
……小臣…………（《合集》32978）
辞中的几个异字即橐囊之属，、像两头捆束状，像一头缚紧状，像大囊中又盛放小橐状。《说文》以橐、囊互训。《左传》宣公二年云：“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旧说有“无底曰囊，有底曰橐”或“有底曰囊，无底曰橐”，以及大囊小橐或小囊大橐之辨[50]，但殷商人似无此严格区分，所谓无底当指两头捆束的口袋，有底当指一头缚起的口袋。字本意正像人携带橐囊行走。
徒步远行携带橐囊的方式，最早有以额部负物者。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一成年女性，头骨额部有一道延及两耳际的浅槽，据说即是生前经常以额负物所致。[51]商代人似也有这种负物方式，甲骨文系字作（《前》2·19·1），殆其形写照。又有头顶负物行者，竞字金文作（《三代》12·46·8），甲骨文作（《甲》916），为头顶一器形。甲骨文又有（《甲》2903），是手提行囊形。金文还有一字作（《续殷》下31），甲骨文写作（《合集》39456）、（《合集》35225），则为背驮橐囊出行形。
总之，徒步是最原始最流行的交通方式，古人每以棒类手杖或长兵器为徒步中的交通护身工具，远行时携带的行囊，有额负、头顶、手提、背驮等，不拘一式，要以随时取其便当省力而已。
二 过河和用舟
（一）过河方式与桥梁、渡津之设
夏商时代交通网络拓展到广阔地域，如何穿越河流水道也就显得甚为要紧，公共桥梁的架设当已出现。最早的桥称为梁。《说文》云：“梁，水桥也”，段注：“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见于经传者，言梁不言桥也。”《诗·大雅·大明》记述周方伯姬昌“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与商国通婚，在渭河上架设舟梁迎亲。《初学记》卷七云：“凡桥有木梁、石梁、舟梁——谓浮桥，即《诗》所谓‘造舟为梁’者也。”在桥梁发展中，早初多半是梁桥，首先是木梁，因为木梁的架设总比石梁轻便，从自然倒下的树木而形成的梁桥，到有意识地推倒，砍伐树木架作桥梁，不需要多少过程，早在史前时期已有了。[52]
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及西门桥墩位置（据《文物》99-7）
据考古发掘资料，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城址，形制椭圆形，外环城壕，宽约4-7米，深3-4.5米，西门外城壕两侧各有一个鼓出的直径约3米的半圆形生土台，当做桥墩之用，其间沟宽仅2米，可架设便捷通行的木梁或吊桥。[53]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古城宫室区北出入口接壕沟处也发现夯土桥墩设施，桥墩在沟北，共两个，东西排列，间距0.65米，桥墩边长0.3米，高0.5米，与沟南凹形豁口相对，沟宽1米左右，上搭小木桥板通行。[54]
湖北黄陂商代前期盘龙城，形制近方形，南垣外中段城壕宽约11.6米，深约3.9米，在壕沟南北坡岸两侧及壕沟底发现有桥桩的柱洞遗存，洞内留有残木桩，尖锥直插至生土层；其中北岸柱洞八个，排列呈门字形凸出朝向河中，柱穴直径15厘米；壕沟底柱洞七个，排列在北岸桥桩之南；南岸坡缘相对处有一半圆形浅坑，坑内也有一个柱洞；柱穴直径10-25厘米。南垣外东段城壕宽约6.8米，深约2.1米，也发现桥桩的柱洞，北岸坡柱洞20个，南岸柱洞四个，呈东西排列，柱穴直径10-20厘米，间距0.7-1.60米，还发现大量塌入河底的桥梁木板遗存。[55]从桥桩分布均是靠城垣内侧多而密看，恐怕属于结构较为坚实的跨水式木梁或吊桥。
安阳殷墟洹南小屯宫室区，通过人工挖掘西、南两条深壕，与东面、北面的洹水弯道相通，构成长方形封闭性防御屏障，壕沟最宽处达21米，窄处宽7米，深3-10米左右。在西壕沟一处的东西两侧，发现一组对称的夯土台基式桥墩，两墩间距7.2米，墩基深及水面以下，用五花土或灰土夯筑，质地极其坚硬。壕沟东侧一墩平面呈形，东西长6.22米，南北宽7.2米；西侧一墩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20米，南北宽3.30米。[56]此皆为架设桥梁供出入通行的设施。从殷墟发现的桥墩形制看，恐已非郑州西山城壕上简单的架设拆除均很便捷的跨水式木梁或吊桥，而是结构比较复杂的坚实桥梁。
架设桥梁与筑路一样，属于上古国家的实政之一。《国语·周语中》引《夏令》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这为后世国家所继承。在周代称为“先王之教”，同书云，“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韦注：“《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礼记·明堂位》谓：“季秋除道致梁。”《左传》庄公四年载楚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除道梁”。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出土木牍文云：“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57]可见开道与架桥并重，由来已久，是古代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公共义务，从中也透露了统治者对于发展国家交通网络的重视。
夏商时期水陆交通并举，陆道与水道相交处，除了架设梁桥得过外，遇到浅水河道，或可持杖探其深浅得涉。甲骨文有地名（《前》2·4·4）、《续》3·30·5），像人持杖涉水，大概其地水道浅，人可倚杖得涉，因以为名。另有在浅河道中置石块，人可履石渡之。甲骨文有云：
贞人于奠。（《英藏》547正）
于省吾先生释为的初文，是履石渡水之形。[58]甲骨文又有云：
贞涉。（《天理》219）
王其涉东兆，田三录。（《屯南》2116）
令子商先涉羌于河。（《合集》536）
此等涉大概均与徒步涉水相关。但倘若水深没顶，又无梁桥，就得另缘他法。甲骨文云：
归用祖丁必。
母祖丁必。
万用祖丁必。（《美》488，《瑞典》附9）
这是讲归、母、三人分别以三种祭祀行事祀祖丁神主。第一种祭礼，字像双手握尖状器凿地之形，可能为埋玉之祭。第二种祭礼，字像一人手足舒浮于水流中，或即后世的初字。《说文》：“，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子亦人形，与此字意同。《淮南子·说林训》云：“舟覆乃见善”，旧注谓为浮水而游。《列子·黄帝篇》载仲尼答颜回问，有云：“能游者可教也。”古代礼俗有浮水活动，《诗·小雅·菁菁者莪》云：“泛泛杨舟，载沉载浮。”颇类后世的弄舟玩水，场面当然可观，恐怕与早期的浮水泳游之礼是有渊源关系的。第三种是让其人舞万舞。祭、水与万舞，三者对举，性质相属，分别卜问是否以祭、浮水或举行万舞纪念祖丁。他辞又有：
用祖丁必。（《合集》30353）
疑与上揭乃同类字，或即的初形。《说文》云：“，没也，从水从人。”字从水从手，意义相合。没是潜泳，《庄子·达生》云：“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注云：“没人，谓能鹜没于水底。”字像手在水中划动，似为潜泳之意。此辞与上揭辞中对应，一为浮游，一为潜泳，皆为致祭祖丁的祭礼行事。然则从甲骨文、两字的推定，当时人应有游水过河之举。
在殷商时期，若干要道与河道交凑处，似已专设渡津，供贵族阶级成员过往之便。《尚书·说命上》记武丁之言云：“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孔传：“渡大水待舟楫。”《尚书书序》云：“若津水，用女作舟。”《尚书·微子》云：“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说文》：“津，水渡也。”一说：“都道所凑为津。”[59]甲骨文有地名字作（《合集》21635），像水陆道交凑形，疑即津字之初形，大概其地是渡津口岸，因以为名。《泰誓》：“大会于孟津。”孟津也属这类渡津口。渡津口岸是设舟摆渡口，据甲骨文云：
丁未卜，贞亚勿往茧，在兹祭。
贞勿呼涉河。
贞勿呼伐，舟橐用。（《安明》689）
三辞同卜一事。“舟橐用”，是讲用舟载渡橐囊包裹过河，也可能谓临时以气橐代舟渡河。祭，地名，当为设舟摆渡口岸。辞谓亚这个人要在祭的渡口过河往茧地，从事某项军事使命，用舟载渡行李包裹或用何种方法渡河。在殷商时期当有皮橐充气的渡河交通工具。甲骨文有云：
乙亥卜、贞立二史，有□橐舟。（《合集》5507）
洀鬯三，橐用。（《合集》31137）
橐舟并举，橐或亦为浮水之具。我国西南地区纳西族和普米族土人，有拴皮囊渡河之法，取整畜掏其骨肉，扎紧缺口，里面鼓气，过河时系在人腹，借其浮力。[60]由橐字作看，商代的浮具似亦用兽皮为之，两端扎紧，靠里面的空气增大浮力。者盘渡之意。橐可渡人，也能渡物，如鬯酒之类，由上辞“鬯”或以知之。
《诗·邶·谷风》有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看来，古人涉水渡河，方式方法不拘，或借助方桴、舟船、皮橐，或游泳过去，或徒步沚涉，大抵取决于水道深浅宽窄和水势缓急诸具体因素。但备舟而设摆渡津口，则恐怕是专为统治阶级成员服务的。
（二）用舟制度
远行外出，大大开拓了人们的交通地理视野，久之，人们相继发明了许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史记·河渠书》引《夏书》云：“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梮）。”《夏本纪》：“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是对古代几种主要交通工具性能的总结。《尚书正义》卷五释云：“徐广曰：桥一作；，直辕车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汉书·沟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则梮。毳行如箕行泥上。如淳云：毳谓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为毳者，患涂之泥也。应邵云：梮或作樏，为人所牵引也。”人们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上的有所作为，乃创造出车、舟、橇、等利于不同地貌的交通工具。
至于舟船，不啻为短距离的渡河工具，用于长程的水道航行当早已有之。《列子·汤问》云：“水舟陆车，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舟楫的发明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传说舟楫的发明者为黄帝[61]、黄帝臣共鼓或货狄[62]、尧工官巧垂[63]、帝俊时人番禹[64]，等等，未必属实，但《淮南子·氾论训》说的“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说山训》说的“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是符合舟船始起史的。“窬木”指木头中间挖空的独木舟，“方版”则指木板船，两类不同船型的出现，揭示了早先木作造船技术提高的前后历程。
《易·系辞下》说：“剖木为舟，刻木为楫。”结构简单的剖木挖制成的独木舟，是木作造船技术的初始形态。目前所见最早的独木舟，出土于浙江跨湖桥一处造舟的木作工场遗址，距今约7500-8000年，船体残长约5.6米，船身宽0.52米，船底弧收，船头上翘而宽约0.29米，吃水甚浅，是一艘借助火焦法把一段原木挖凿成的原始独木舟。[65]胶东荣成县毛子沟出土的商周之际的独木舟，舟长3.9米，舟身平面近长方形，底纵剖面呈弧形，也是用一段原木刻成，有三舱，舟前翘后重，舱壁外鼓，设计结构合理，已脱离了独木舟的最原始形态。[66]楫是船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7000年前的木楫，是目前出土最早的楫，残长63厘米，用一根整木刻出柄和桨叶，翼宽12.2厘米，做工细致，还刻有线型图案。[67]此外钱山漾遗址也发现过一支5000年前的楫，用青冈木制成，柄长86厘米，翼长96.5、宽19厘米。[68]这是沿海地区古代居民从事近海或江湖交通的考古出土实物。
夏商时代在民间，笨重的独木舟犹是主要的水行交通工具。但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论语·宪问》云：“荡舟。”《皋陶谟》云：“无若丹朱傲，……罔水行舟。”闻一多先生指出，浇、、丹朱傲系同一人，其事即《天问》所云：“释舟陵行，何以迁之；……覆舟斟，何道取之。”[69]当时能动用舟船交战，恐怕已不是容积和载重量过小的独木舟了。《帝王世纪》载夏桀“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70]。夏代贵族统治阶级乘坐的舟，有可能已是建造技术较高、船体较坚固、形制较大较精细的木板船。
史传中夏代的“释舟陵行”、“罔水行舟”或“同舟浮海”等，显然属之远距离的水上航行。商代远距离的河道交通也已开启。甲骨文有：
方其于东。（《合集》20619）
河，亡若。（《合集》20611）
、，旧释荡，为一人于河上操舟楫状。河上操舟，舟行东向，方位有之，又虑及水上安全，是否顺利，则航行水程不会很短。别辞有言：
用洀于之若，尃方。（《合集》27996）
方为殷东南敌国。，日本贝茂树先生谓可能是流的初字。[71]《诗·邶·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此言盘舟顺流而下，直趋方领地。甲骨文有一字作（《合集》11477），像群舟泛于中流。用于军事行动的舟群，恐怕数量不在少数，由此知商王朝似已有舟兵水师之建制。江河东注，长途水道行舟正可借力。
甲骨文中言“王舟”之辞，自武丁到文丁各代均见，如二期有两辞云：
□丑卜，行，贞王其舟于，亡灾。在八月。（《合集》24608）
乙亥卜，行，贞王其舟于河，亡灾。（《合集》24609）
、同字异写，即寻字，寻舟谓再次动用舟。一说舟是帅舟，读如率舟，谓舟在河中顺流而行。[72]亦备一说。倘若是逆流溯行，水流阻力，行舟就很困难。甲骨文有字（《合集》32778），像一人推舟状。又有云：
弜舟。（《合集》33691）
泛舟与推舟（《合集》11477、33691）
字也像以双手在河流中推舟，此等推舟，当在水缓或逆流而水又不深的情况下为之。
水上航行，非比一般，造舟不易，常人难以有之，航途又难测，每受自然界各种因素制约，故商王朝已确立了一些用舟制度。
商王有专用之舟，如：
己巳卜，争，贞乍王舟。（《合集》13758）
这是专为商王建造王舟的占卜。他辞有：
王其省舟。（《怀》1456）
记商王省察其用舟。辞称“王舟”，归属明确，非王莫乘，则朝内当还造有其他等级的用舟，唯规格质量上似不会超过王舟。甲骨文云：
于多君……舟。（《怀》348）
翌甲，其乎多臣舟。（《花东》183）
可见朝内贵显多君多臣也各有其用舟。另外，从上述甲骨文记动用舟远征下游东部敌国尃方看，晚商王朝似已设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军事船队。
晚商王朝的舟群，一般由商王直接掌握，并委派官员负责管理或建造，如：
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一（《合集》32852）
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二（《合集》32850+34355；《蔡缀》130）
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三（《合集》32851）
三骨同卜一事。禽，人名，晚商王朝的军事将领。记商王命令禽管理奠一类人设舟或建造舟。舟在不用时，则系于商都附近的河边，如：
癸丑卜，，贞今春商縠舟，由。（《合集》6073）
舟是指用缆绳系舟。凡解缆用舟，有时也得先行占卜，如：
癸巳卜，复析舟。（《合集》33690）
弜比析舟。（《合集》32555）
析舟即解缆放舟。[73]然析舟乃属朝廷大事，下臣不得私自行之，必须得到商王的命令方可。如：
大事析舟。
小事析舟。
吴令析舟。
介令。
戈令。（《合集》32834）
大事、小事，殆军国之事。吴、介、戈均为商王臣僚武官。“某令”是“令某”的宾语前置。可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方能解缆动用舟，以及选令哪位军事臣僚去责成此事，都经过了商王事先的反复斟酌考虑，有王命下达方能析舟。
在通常情况下，用舟要先期占卜准备。如：
甲戌卜，争，贞来辛巳其旬洀。（《合集》11477）
旬读若徇，巡游省察之意。旬指乘舟巡行盘游。[74]甲戌日占卜，问来日辛巳王用舟巡游，足足提前了8天时间进行预卜。有时还反复卜问哪一天可以登舟出航，如：
王出舟。
癸出舟。
［甲］出舟。（《屯南》4547）
水上航行，气象变化十分要紧，故有再三占卜者，如：
庚寅卜，王洀，辛卯旸日。（《合集》20272）
辛未卜，今日王洀，不风。（《合集》20）
其雨。
其出舟，今日癸，亡。吉
翌乙，亡。吉（《英藏》2322）
旸日是晴天出太阳。可见晴、有风无风、有雨无雨的气候条件，均是决定哪天出舟行成的重要考虑参数，这是王朝出于水上航行安全的实际顾虑。
当时，重要场合的出舟游航，似乎还要举行一番仪式，如：
癸卯卜，，贞弜祀，左 洀。
癸卯卜，，贞弜祀祝。
癸卯卜，，贞其祝。
乙舟。
丁舟。（《合集》30757）
，今之邕字。《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籀文作，与此形近意合。邕一作壅。《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川壅为泽。”壅又有曲隈之意。[75]左，可能是殷墟王邑宫室区一带洹水曲隈之泊舟处或王家池苑所在，或许又是舟兵泊驻地。由其命名看，这类泊舟池苑当不止一处，可能还有同类建制的“右邕”或“中邕”。殷墟小屯宫室区西侧近年发现了深达12米的大面积池邕。[76]上揭卜辞一事多贞，反复贞问动用左邕之舟的祀祝仪式，以及决定在乙日还是丁日游舟。唯当时游舟时举行祀祝仪式的隆重场面，今已难知周详了。
综上所述，商代除有在干道与河道交凑处立渡津设舟以供贵族成员过往摆渡外，王朝内亦备有相当数量的舟，有商王专用的“王舟”，有权贵要臣使用的舟，还有用于军事的战舟群，由此产生了相关的用舟管理制度。凡直属王朝的舟，由商王委派臣僚武官负责管理，舟有“左邕”之类的专泊地，大抵在殷墟王邑一带的洹曲之滨或王家池苑，解缆用舟须经占卜和商王命可，出舟日期也得事先卜选择定，一般以气候是否利于航行为准，启用时又有相关的仪式。不言而喻，舟是商代贵族统治阶层专享的贵重水上交通盘游工具，或还有用于军事目的的舟群。
河南安阳殷墟王邑泊舟处“左邕”举行用舟祀祝仪式（《合集》30757）
三 车之用
（一）王邑内权贵的马车
陆行乘车，最早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据统计，《考工记》载有古代六类三十个工种，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个，叙述文字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七个攻木工种是轮、舆（内附辀）、弓、庐、匠、车、梓，按其性质可概括为建筑、作车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类，而作车器者即占了轮、舆（附辀）、车等三个以上的工种。[77]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国语·晋语四》云：“车上水下必伯”，韦昭注：“车动而上，威也；水动而下，顺也；有威而众从，故必伯。”伯者，霸也。由于车的贵重，因此成了古代统治阶层用来表示显赫权势的象征品。《墨子·辞过》说的“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淮南子·论训》说的“作为之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就上古社会而言，恐怕不尽符合事实，一般人的外行远出，是靠徒步，谈不上有车可乘，只有相当地位的统治者，才有条件享受乘车之便，“致远而不劳”。
吕思勉说：“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78]车的产生，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传说“黄帝有熊氏始见转逢而制车”[79]，“禹作舟车”[80]，大抵皆出于后人附会托古。在先秦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81]，看来有一定的史影依据。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车正为史传夏代主管车政之官。《古史考异》说：“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82]《新语·道基》说：“（禹时）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管子·形势解》云：“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由此看来，车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出现略约同步，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文献中有夏代贵族统治者用车外出的说法。《说苑·君道》云：“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帝王世纪》谓夏桀“以人架车”[83]。《后汉书·井丹传》有云：“桀乘人车。”人车当是人力挽引之车。史传夏商时期车已用于战争行动。《尚书·甘誓》记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孔氏传：左，车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职）；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车右，勇力之士执戈矛以退敌）；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马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申令战车上左、右、御三乘各司其职，否则将受到杀戮于社的严惩。《墨子·明鬼下》说：“汤以车九两（辆），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逐）下（夏）众，人（入）之（郊）遂。”《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帝王世纪》谓汤“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84]。商汤灭夏桀动用的车辆，说法愈晚出，数量愈大，难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说的“车九两（辆）”更质实些，近乎夏商之际的社会实态。殷商时期用诸冲锋陷阵的战车群，尚未达到每队超过数十上百辆以上的。甲骨文中车群的最高数是“六车”（《合集》11452）。帝乙时征伐危方，虽然获其首领美，俘虏24人，馘首1570多个，但缴获对方的车犹不过是“二两（辆）”（《合集》36481）。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无庸言夏代及商初了。尽管最初时期的战车群只有几辆，但它毕竟作为先进攻战武备，能起到威以慑敌的效果。因此与其把当时的战车直接视为交通的工具，不如说车的实际作用在于展示军事力量，加强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是直接为政权利益服务的，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
小屯车马坑M20乙种车复原图（参见《史语所集刊》40下，石璋如）
甲骨文车群“六车”（《合集》11452）
河南洛阳皂角树夏代遗址出土陶文“车”
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出土陶文“车”
河南郑州商城出土两块浇铸青铜车轴头陶范
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车的地下出土文字材料，是河南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三期陶文“车”字，年代约相当于夏代晚期[85]，与后述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出土陶文“”及甲骨文车字写法接近。考古发掘车的最早实证，是2003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南侧大道发掘发现的两道平行车辙，长5米多，轨距约1米，属二里头文化二期[86]，可能为一种人力推拉双轮车碾痕。而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城内东北隅也发现两道平行车辙，长14米，轨距约为1.2米，车辙之间及车辙两侧路面布满不规则小坑，大约是驾这种双轮车的牲畜踩踏蹄印。[87]偃师商城还出土过一件青铜軎。[88]此外，郑州商城北部紫荆山铸铜遗址出土过两块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属二里冈上层一期。[89]
河南偃师商城发现车辙（据《考古》98-6）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车辙（据《考古学报》92-1）
迄今所见最早的整车，乃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晚商王朝的遗物，前后发现50余辆，举例如下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这些车普遍以马为引挽动力，全是一车二马，均属之王邑高级权贵的陪葬品或祭祀品。其中出自王陵区者有七辆，占总数17.1％；出自小屯C区乙七基址南有六辆，占14.6％；其余28辆大体出自一些贵族墓地，而且往往两两成组。后冈的一辆出于一座两墓道大墓，孝民屯和白家庄的几辆属之近处几座甲字型中等墓或直接出自墓道中，郭家庄的四辆，两两成组，东西并列，是附近两座贵族大墓的陪葬品。1992年刘家庄发现的五辆，其中两辆，出自M988一座四墓道大墓的南墓道两旁，该墓内殉葬十人，填土中埋了26个人头骨，可见墓主生前权势之盛。2004年大司空村发现四座车马坑的四辆车，表中未列，也分属两座大墓。[90]表中梅园庄的四辆，当与郭家庄的情况类似，但其中M40同坑二车与M41东西并列三车成组，实属特例，不多见。2005年殷墟西部安钢厂区又发现车马坑3座，共出土7辆车，皆为一车二马[91]，上表未列入。其中一座大型车马坑内埋车马5辆，呈南北一线排开，车头向东，自南而北的M1、M2、M3，都有一人殉葬，各车配备武器有青铜短剑、戈、矛、箭镞、箭函等，显示出护卫队列车的表象，而列北的M4、M5两辆，装饰豪华，马具精致，又分别殉葬二人，一人在车前，一人在车侧，这两车当属主车。“两车制”可能揭示了晚商的车服制。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有云：“壬辰卜，子乎射，弹、复取右车，若。癸巳卜，子大令，乎从弹取右车，若。”（《花东》416），这位子即备有左右两车，弹、复是御夫和车上卫士。别辞云：
癸巳卜，，贞旬亡忧。王占曰：乃兹亦（有）求（咎），若偁。甲午，王逐兕，小臣叶车马硪王车，子央亦（坠）。（《合集》10405）
贵族左、右两车制（《花东》416）
言小臣叶的马车磕撞了王车，子央亦从车上坠落下来。可知商代王和其他高级贵显人物均拥有马车，车马葬正再现了当时等级制的贵族物质礼遇生活。有学者认为，王陵区的车群，其祭祀对象非殷先公先王莫属，其他类的车主，应是王室成员如王的配偶或嫡亲执政者，至少也是商代官吏中的臣正、武官和史官中的首领人物。[92]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应指出者，半数以上的车马坑中，有陪葬人一至三人不等。据《周礼·夏官》记述，上古马车的配备人员，有“大仆”之职，“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有“戎右”之职，“掌戎车之兵革”；还有称作“趣马”的养马官。则这些陪葬人，生前身份可能是仆驭御夫、卫士或养马者等等。
王邑所见权贵的马车，其结构主要包括了轮毂、轴、辕、衡、轭、箱舆等几大构件，其制造工艺和装配结构，确实代表了当时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93]杨宝成先生曾对殷墟出土14辆车的构造尺寸作了分析统计，其轨距约在2.17-2.4米之间，轴长在2.7-3.1米上下，轮径约在1.2-1.5米之间，轮辐16-26根，辀（辕）长2.5-2.9米。作为荷载部分的箱舆，有大小之分，大型者广1.2-1.7米，进深最大的达1.5米；小型箱舆一般广1米左右，进深0.7米上下。[94]有学者指出，大型箱舆能容乘员三人，小型箱舆只能容二人，因箱舆周围有栏杆，车后留缺口，故乘员是从车后上下，贵族乘车时可踏石几以登。[95]《周礼·夏官·隶仆》有云：“王行，洗乘石”，郑司农注：“乘石，王所登上车之石也”；又《仪礼·士昏礼》云：“妇乘以几”；孙诒让云：“凡登车，贵者乘以石，其次以几。”从考古发现看，马车的箱舆栏杆仅高0.45米以下，立乘不足以凭栏，推想当时采用的是跪坐姿势，屈膝跪式，对于进深为0.7×1米的横长方形箱舆容积是富富有余的，乘员可手倚栏杆，以获得舒适效果。驾车时，大概也如文献所说，仆御居左，乘者坐右。若是乘三人者，大概尊者居右，仆御在中，陪乘者在左，概以右为上。
为了显示权贵乘车出行的威风，当时连马鞭都做得十分考究，有金、玉、铜、木、竹制者。小屯宗庙宫室区的车马坑内，曾发现三根用长条形玉管制成的马鞭柄，石璋如先生以为即《礼记·曲礼上》说的“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之策，孔疏：“策，马杖也。”[96]殷墟车马坑中还屡屡发现一种青铜策，管状中空，两端略粗，近上端三分之一处有半钮，可系绳，如殷墟西区出土的一根铜策，长24厘米。[97]殷墟梅园庄一号车马坑的右服马后侧，又出土过一种木质马策，圆杆形，直径3厘米、长60厘米。[98]此外，殷墟小屯164号马坑还曾出土过一根竹木策及一件月牙形玉石马衔，策复原后长57.5厘米，外包金叶，两头安玉石饰，端部尖，侧有倒钩，形似戟。[99]殆《淮南子·修务训》所谓“良马不待策而行”。《淮南子·道应训》云：“倒杖策，上贯颐”，许慎注：“策，马锤，端有针以刺马，谓之。”知马策主要用来捶马、刺马，以促马行进。
小臣叶的马车磕撞王车（《合集》10405）
殷商王朝的马车，主要用于贵族统治者的出行游乐、狩猎或对外战争，为政权利益直接服务，作为交通工具，亦仅限于少数人范围。高级贵显乘车出行，“追琢其章，金玉其相”[100]，权势赫赫，可谓荣极一时。殷墟小屯宫室区西，曾探出一条残长90多米的道路，用碎陶片和砾石铺成，路宽2.30-5.20米，若按晚商马车轴长在2.7-3.1米计，相当一车行驶的单车道。[101]洹北商城外发现宽达8.35米左右的双车道。
河南安阳殷墟M52车马坑平面图（据《考古》88-10）
晚商车行所抵地域，相当遥远，与当时王邑通向四方的交通干道的开启，是相呼应的。武丁时有一片甲骨文云：
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王占曰：丁巳我弗其，于来甲子。旬有一日癸亥，车弗，之夕甲子允。（《合集》6834）
记出动战车征伐国，从癸丑日占卜的当天起，至11天后的癸亥至甲子日黎明之交战车攻抵国。国位于晋南河曲一带，[102]距殷都直线距离约有700多里之遥，估计当时马车一天的进军行程，平均约为60多里。《墨子·节用》谓“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指出了马车在远行交通上的优势。
（二）商代各地马车的考古发现
马车除见诸王邑内高级权贵的礼仪生活场合外，各地的族落方国贵显人物，一般也拥有马车，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诗·商颂·那》云：“约错衡，八鸾鸧鸧，以假以享。”记四方诸侯乘坐豪华的马车，到商王邑来献享。《礼》书中有称诸侯乘墨车、建龙旗，入天子之门助祭。《诗·商颂·玄鸟》亦云：“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是承。”郑注：“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入者。”孔疏：“举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时至也。”说明商王邑是当时政治和交通中枢所在，时有各地的贵显人物，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出入往来。
商代各地族落方国贵显阶级的马车，在考古发掘中每有发现。1979-1980年河南罗山蟒张后李发现商代息国墓地，在一座高级权贵墓内，出土一件铜车饰，形似伞盖，首部饰云雷纹、小圆涡和四足蝉纹，可能是车顶盖帽，十分少见。[103]看来，这种车属于出行交通工具，不像是战车。
1971-1972年安徽颍上赵集王拐村征集到一批这一带出土的晚商车辖、铜铃、弓形器等。[104]
1978年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发现一座商代“亚”的贵族墓葬，在出土的24件随葬品中，有车辖、铜铃、铜泡等车马器。[105]
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发现的商代贵族墓，出有驾车用的铜策两秉。[106]
1971年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一座商墓，在随葬的30件铜器中，有车辖、舆栏饰、车铃、马铃等车马器19件。[107]
山西灵石旌介村发现一处商代“”族贵族墓地，在1985年发掘的一座一椁三棺一夫两妻合葬墓内，有殉人一具，仅随葬铜器就达40余件，内有车马器。还出土一根铜策，长28.1厘米，细管状，上有半圆形纽管，上端饰牛首，下端饰兽首，管表有细线纹。[108]造型工艺比殷墟出土铜马策还要精美。1987年又在附近10米处发现车马坑一个，惜被盗，残存铜轭饰、铜泡等，推测坑内原有一车两马，殉葬三人。[109]
1986年山西武乡县上城村一座商墓，出有月牙形铜马衔（原简报称“弓状器”）一件，以及马策端部倒钩一件[110]，形制均与前述小屯164号马坑出土的月牙形玉石马衔及马鞭端部倒钩形制相类。
1998-2002年山西浮山县桥北多座殷商“先”族贵族墓被盗掘，2003年在劫余的大型墓M1、M18墓道内发现了车踵饰、轭饰、马饰、弓形器等一批铜车马器及殉葬的驭者。[111]
20世纪50年代陕西武功游凤镇曾出土商代铜器一批，及车马器21件。[112]
1975年陕西渭南县南堡村农民在平整村东坡地时，发现一座出有“莘邑”铜器的商代贵族墓葬，随葬铜器52件，玉器三件，骨蚌器40多件。其北10米处也有车马坑一个，惜被平掉。[113]
1983年陕西清涧县李家崖一座商代土石结构城址，出有车马器。[114]
1986年陕西西安东郊老牛坡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清理大小墓葬45座，有车马坑和马坑各一个，车为一车两马，马坑中人马犬同穴，唯所属主墓尚未找到。[115]
马策（1.大司空83M663出土 2.小屯M391出土 3.梅M1出土 4.旌介M1出土 5.小屯M164出土 6.武乡出土马策端部倒钩）
山东寿光县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屡有“亚”族氏标识的铜器出土，还曾发现过铜軎、辖、轭首、踵等车马器构件。[116]1965-1966年又发现两座二墓道大墓和两座中型墓，另发现车马坑一个，出土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117]
1983年寿光县城北“益都侯城”亦出有商末车马器。[118]
1957年山东长清县兴复河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礼器16件及车马器。[119]
山东滕州市前掌大村一处商代方国贵族墓地，自1981年以来经前后多次发掘，发现其平面布局以三座两墓道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开，东西两侧各横排两座甲字型大墓，这些大墓周围又错落着一些中小型墓葬。在1987年第三次发掘中，发现车马坑一个，另又在M214的两墓道大墓棺椁上发现两套车轭及零星马骨，M215的甲字型大墓内也出有车器。[120]1994年秋第五次发掘中在M18大墓内发现随葬车一辆。1995年秋第七次发掘中清理车马坑三座；1998年第八次发掘中清理车马坑两座，均为一车二马，其中一坑的车厢下埋压一人，双手反缚。[121]
山东胶县西庵一处商周贵族墓地，曾出土过大型石磬和铜车马器等。1976年又发现车马坑一个，一车四马，年代似已属西周早期。[122]
以上17处商代车马坑或车马器构件发现地，计河南一处，安徽一处，河北二处，山西四处，陕西四处，山东五处，以东方和西北方为多见，分布地域基本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地区和部分半干旱地区，为华北旱作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应是促成“陆地乘车”这种古代交通工具得以在本地区高层权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外因。
除此之外，1979年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曾出土一个残陶豆，柄部刻有一个陶文“”字[123]，同于甲骨文车字写法。帝乙时卜辞中又有记征伐苏皖交界处淮水流域的危方，缴获其“车二两”（《合集》36481）。陕西周原出土甲骨文中有“车乘”（H11：124，H11：35）、“卜曰：其衣车马，又习”（齐家112）。凡此，也均说明马车在当时各地族落方国上层贵族集团间流行程度，以及这种交通工具在上层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价值。应注意者，上述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方国贵族墓地，马车构件既见于有两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又见于紧挨其左右的有一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可见在方国内部，拥有马车者不只限于方国君主，还容或有君主配偶和重要臣属一类人物，大体与殷墟王邑内的情况相类似。
商代各地所见的马车，就其性质用途言，可分为乘车交通工具和战车两类，但大都均是一车二马的独辀车，而不是单马驾驶的双辕车。河南罗山息国墓地出土的车顶铜盖帽，制作考究，知当时为了遮阳避雨，有的马车上已设有车盖，盖帽形似花朵向下张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把盖帷的缯帛固定住。前述殷墟93梅园庄一号车马坑，在舆口部位发现大片红漆，发掘者推测“是舆上部伞盖留下的痕迹”。文献中称车盖为笠，亦称簦。段注《说文》云：“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簦；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是簦为笠，析言之固有别也，浑言之，则簦亦可谓笠。”商代的车盖可能源出实际生活中的雨具及遮阳伞之类，有固定在车上或手执两式。《周礼》即有言王之车仪，陪乘的“道右”当“王下则以盖从”，孙诒让疏云：“盖即车盖，王乘车必建盖，阴以御雨，晴以蔽日。”另据《左传》宣公四年：“以贯笠毂”，杜注：“兵车无盖。”车上张盖，增加阻力，影响车速，又妨碍交战。由此推言，商代有车盖的马车，似用为乘车即路车，而非兵车或戎车。
陕西西安老牛坡出土的双马挽引独辀车，无兵器同出，也为乘车。轨距2.25米，轴长3.15米，轮径1.4米，轮辐16根，与殷墟出土车制无大异。其箱舆外形作横长方形，宽1.6、进深0.72米，是为中型车，大概只能容乘员二人。舆内周壁髹漆，留有成片漆皮，底部铺皮韦编织物，印痕犹存。相比之下，殷墟郭家庄发现的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板又贴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124]，似乎显得更为豪华，标志着商代王邑与地方国族在车制上的某种等级或文化发展差异。
商代各地的族落方国，其少数统治集团成员服用车马已较为常见。《吕氏春秋·简选》称武王伐商，“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诗·大雅·大明》描述其事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考古发现的周初马车有以四马挽引，异于殷制。看来，某方掌握的制车工艺和驾车技术的高明程度，以及拥有车辆的数量，一方面直接为某方贵显统治阶层的权势所利用，另一方面也成为衡量其一时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
（三）牛车和平民阶层的人推拉小车
古代又有用牛车服重致远的，史传商族先公“胲作服牛”（《世本·作篇》）。《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服牛即仆牛。《考工记》又称之为“牝服”。清人陈奂说：“牝即牛，服者，负之假借字，大车重载，故谓之牝服。”[125]《尚书·酒诰》称妹土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牵车牛载物品远行贾卖。可见商人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已懂得利用牛车作为运送物资进行交往交流的交通运输工具。
牛车在甲骨文中称为“牵”，写作，字像缚牛引縻意。[126]商代的畜力车，均属独辀车，非两畜以轭式系驾方可。甲骨文有云：
牛车一牵（《怀特》156）
……牵……二牛……（《怀特》156）
贞令又登左牛。（《合集》8943）
据上，知牛车也采用轭式双牛系驾。“登左牛”指征用系驾牛车的左边之牛，自然也应有“右牛”。1978年殷墟王陵区发现的M19祭祀坑，里面并排瘗埋牛架二具，头向南，尾向北，面相对，姿势规整，颈部各系一铜铃[127]，可为双牛挽车提供一佐证。
牛车的车速运行自然及不上轻灵的马车，因此在战争中，马车通常用作冲锋陷阵、兵戈交搏的戎车，《司马法·天子之义》云：“戎车，殷曰寅车，先急也。”但牛车的荷载能力却在马车之上，故牛车又称作大车。如西周中期偏晚《师同鼎铭》云：“折讯执首，俘车马五乘，大车廿。”车马五乘，自指冲锋陷阵的马车即戎车，大车非牛车莫属，用来重载军需。《考工记·辀人》云：“大车之辕挚”，郑玄注：“大车，牛车也。”《诗·小雅·黍苗》云：“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朱熹注：“牛，所以驾大车也。”戴震《考古记图》也说：“大车任载而已。”牛车的实用价值是引力大，适当加大车身，可使载重量大增，在平时能服重致远，在战时则不失为运送军事装备的较好交通运输工具。《周礼·地官·牛人》云：“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傍，以载公任器。”孙诒让疏云：“牵傍者，即挽车之牛，而实据人御之而为名。”任器者即军旅行役所用的军需物资。
殷商时期牛车数量甚众，武乙时甲骨文云：
丁亥卜，品其五十牵。（《合集》34677）
［己］丑卜，品其五十牵。
戊子卜，品其九十牵。（《合集》34675）
□□卜，品其九十牵。（《合集》8086+18475）
□□□，□其百又五十牵。（《合集》34674）
庞大的牛车运输车队（《合集》34674、34675）
牵指牛车，品有率义。[128]“品牵”犹文献所云“牵傍”、“牵车牛”，即挽车之牛，而实据人率之以为名。动用牛车动辄就是五十、九十乃至百五十之数，可见商王朝握有相当庞大的运输车队，相反，马车却没有如此高数量的记载。
古代用于战争中运输军用物资的牛车数量，也总是远远超过用于冲锋交搏的马车。上揭《师同鼎铭》记述周人与戎敌交战所俘获的车辆，马车是5辆，牛车是20辆，两者之比为1∶4。殷墟小屯C区乙七基址南出土的战车编制，以每6辆车为一组列，与甲骨文所记“六车”（《合集》11452）的车群数是相一致的。若按甲骨文所言“王乍三师，右、中、左”（《粹》597）[129]的三列军队编制，则为18车。甲骨文中牵的最高两数是90和150，最低数是50，则每师用马车和牛车之比，略约为1∶6-8，在军情变化情况下，可能会有所变宜；其50的低数，可能是“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的一个战车组列的配备牛车数量，也可能是专门提供中师军需物资的牛车运输车队。
由于牛车偏重于实用，比较笨重，车速也不快，数量多于马车，物多则不贵，因此在贵族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是没法与轻灵而贵重的马车相匹美的，上层权贵墓葬通常不用牛车作殉葬品，即是商代这种高层次社会占有心态的反馈。
除了马车和牛车外，商代当还有人力推拉小车。周代称人挽之车为栈车，《诗·小雅·何草》云：“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栈车，役车也。”孔疏：“有栈之辇车，人挽以行。”又《周礼·春官·巾车》有云：“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郑氏注：“栈车不革鞔而漆之，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贾疏：“庶人以力役为事，故名车为役车。役车亦名栈车，以其同无革鞔故也。”《考工记·舆人》云：“栈车欲弇”，郑氏注：“为其无革鞔不坚易坼坏也。”由此考见，古代人力推拉的栈车，大体为木轮带方箱以供力役载物的简易小车，故一称役车，主要见之于平民阶层。
甲骨文中尚未见到专赖人力推拉之车的史料。商代金文中有辇字，[130]通谓像人挽车形，唯孙机先生以为，此字“其实是像二人立于车上之形”。[131]甚确。辇在殷商甲骨文中仍用指马车，下辞可知：
其呼筃辇，又正。
其肇马右，［又］正。（《合集》29693）
二辞同卜一事。筃，人名。辇是辇车。“肇马右”犹他辞言“肇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知“肇马右”实指三个战车队中的右队，筃应是右队之长，筃乘坐的辇车自是同队中的马车，而不是人挽之车。辇的意义当如《周礼·地官·乡师》所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郑注：“驾马，辇人挽行。”马车在行进中，或因道途难行，故又需人前挽后推。《司马法》云：“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说的即是给战车配备人徒。若以上举甲骨文左、右、中三个战车队列配备人徒300言，则每队人100，又若一队有六辆战车，则平均每车约16人，与文献所说大致接近。上引甲骨文“辇”字写作，在车前衡部再加二手，正寓这层意义。《夏本纪》中“山行乘”，大概不是指别的交通工具，而是指畜力车走山道时，另需人前拉后搡，即所谓“驾马，辇人挽行”。
人力推拉的小车，虽未载见甲骨文，但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有发现。1986-1987年在安阳洹南花园庄南地发现一个大废骨坑，坑口兽骨层表面有十四条宽0.1-0.15米、深0.05米的车辙，有的经车轮多次滚轧，被挤压得十分紧密滑硬。其中有两条车辙相平行，长19.3米，两辙间距1.5米。今知商代马车的轮距均在2.3米上下，与此显然不符，故这种车辙应为另一种人力推拉双轮小车辗出。有的车辙较杂乱，可能还有一种独轮车的车辙。[132]当时人们用双轮小车或独轮车运送废骨料倒此坑中，可见是为平民阶层所用，毫无疑问，在外出场合，自然也可成为平民使用的交通工具。
在利用兽力以服务于人类生活方面，商代人似还有其他一些尝试。如甲骨文有字（《明》570），像鹿行道中之意。《穆天子传》有谓：“驾鹿以游于山下。”民族学材料中有鹿车、鹿拉橇之事。商代如何，现提出以存厥疑。
饶有兴味的是1989年安阳郭家庄西南商代墓地发掘中，发现二座车马坑、一座马坑和一座羊坑，呈南北一线排列。车马坑居中，均为一车二马；马坑在北，埋二马三人；羊坑在南，埋二羊一人，两羊的头部有小铜泡组成的笼饰，嘴旁有小铜镳，颈上方有铜轭首。[133]这现象似表明，当时还有过以两羊拉小车的尝试。至于马坑的二马三人，很可能属于下节讲的骑乘之马，三人中除有两位骑马者外，或许另一位是饲养人。
四 骑乘
（一）骑马外出和骑兵
骑乘是古代出行交通手段之一，所利用畜力大体为家畜或驯化动物。史传商先公“相土作乘马”[134]，就是指骑单马出行。《诗·大雅·绵》有述周人祖先“古公爇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明清间顾炎武认为，“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马之称”[135]。是走马即骑马。《易·系辞传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屯卦六二》有云：“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高亨先生指出，这是描述古代掠婚，“谓乘马而来者，屯然而拥至，然而转行，又般然而回旋，非劫财之寇贼，乃娶女之婚媾也”[136]。说明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按常识言，骑单马当早在马车发明之前。吕思勉即说过：“世无知以马驾车而不知骑乘之理，亦无久以马驾车而仍不知骑乘之理。”[137]马车的考古实物，已可追溯到商代前期，而商代各地马车的发现，也层出不穷。骑马远行，自应是夏商以来已见的交通事象。
前述所见，商代马车普遍以两马挽引，与之相应，甲骨文有不少双马并卜之辞，如：
庚戌卜，王曰贞，其左马。
庚戌卜，王曰贞，其右马。（《合集》24506）
隹左马其有。
右马其有。（《花东》60）
癸亥卜，新马于宁见（视）。
新马，子用左。
新马，子用右。（《花东》367）
利马眔大亡灾。（《合集》36985）
眔子亡灾。
眔亡灾。
眔亡灾。
并亡灾。（《合集》37514）
并驳。（《合集》36987）
有伤害义，别辞云：“贞师有”（《合集》4248）、“射亡其”（《合集》5751），可见其义。以上皆以两马为对，旨在选择何两马合用，可使驾车相安而齐同。《仪礼·士丧礼》云：“赗以两马，是惟得驾。”[138]“并”、“并驳”，为驾双马之合称，分言之则有称“用左”、“用右”，或明言“左马”和“右马”，相当《说文》说的“骈，驾二马也”。《韩诗外传》云：“古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总之，上辞中的马，是指驾车的马。
但甲骨文中另有一类称作“两”的单马，如：
宁延马二两，辛巳雨以雹。（《合集》21777）
以马自薛，允以三两。（《合集》8984）
……马十两有□……（《合集》1097）
……马廿两有□……（《合集》1098）
癸巳卜，往马卅两。（《京人》2987）
马五十两，（《合集》11459）
左马右马，是惟得驾（《花东》367）
“两”为单位量词。称“两”的马，数量组成多少不一，无公约数可计，数目无规律性，一般均出现在正被使用的动态场合。与用作祭牲或畜养在厩的马也不相涉，如“岁于祖乙五马”（《佚》883）、“王畜马在兹厩”（《合集》9415），后者均不称“两”。另外，在战争场合，称“两”的马又每与战车同列，如五期一片征危方卜辞，提到俘获马若干两、车二两。[139]这与周初《小盂鼎铭》说的伐方，“俘马百四匹，俘车百□两”，意义相类。显然，称“两”的马自成单元体，义与匹同，盖指带有羁饰的单骑，见于战争场合，则指骑兵之马。
单骑或骑兵之马在殷墟考古有发现。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在王陵区曾发现几座马坑，坑中埋马多者37匹，少者一匹，都带笼头，有铜饰。[140]特别是1936年第12次发掘，小屯C区M164墓内发现埋一人一马一犬；其人装备有兽头铜刀、弓形器、镞、砺石、玉策等；其马头部有当卢、颔饰等羁饰。石璋如先生曾指出，这种现象“供骑射的成分多，而供驾车用的成分少”，是为“战马猎犬”[141]。1991年安阳后冈M33一座一套青铜觚、爵的小型贵族墓，配备有铜戈四、石戚一，铜镞、骨镞、石刀二，还有一件铜马衔，[142]墓主生前似也为一位骑马武士。
1950年、1976年武官大墓前后二次发掘，南、北墓道内共发现马28匹，也大多有辔饰。[143]
1959-1961年苗圃北地发现马坑三个，内一个埋一人一马，另二个各埋一马。[144]
1969-1977年孝民屯东南地一座编号为698的墓内殉有一马。另在白家庄西北地发现的150号墓内，出有带羁饰的马二匹。[145]
1971年后冈一座二墓道大墓的南端，发现祭坑一个，内埋二人二马。[146]
1976年王陵区发掘的110号墓内，埋有二马，头部有辔饰、铜泡，嘴边有铜镳。[147]
1978年王陵区发现马坑40个，有马117匹，多者埋马八匹，少者一匹，不少马带有马镳。[148]
1989年郭家庄西南地发现马坑一个，内埋三人二马，已见上节引述。
另外，在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也曾发现“战马猎犬”现象，在一祭坑内人马犬同埋。[149]
以上考古资料，很难相信如此众多的马都会与马车有什么必然联系，至少那些带有羁饰的马，当初曾经作为单骑或战马役使过。与马同埋的人，有的可能为骑兵，有的可能为一般骑马者，有的可能为贵族僚属或下人，有的可能为养马奴。不如说由于当时社会比较普遍崇尚骑马，因此才出现以单骑或战马殉祭的礼俗。
在商代，高级权贵出行有马车代步，而一般贵族成员则往往是骑马代步。甲骨文中有云：“多马从戎”（《合集》5716）、“多马戎”（《合集》5715）、“令多马”（《合集》5719）、“令多马卫于北”（《合集》5711）、“多马亚其有忧”（《合集》5710）、“乎小多马羌臣”（《合集》5717）、“惟族马令往”（《合集》5728），还有“马亚”、“马小臣”、“戍马”等武职，恐怕也属于骑兵中的大小头目，这也多少反映了在一般贵族阶层骑单马以代徒步的习尚。
昔董作宾先生曾据六片甲骨残辞，互补得一则完整史事，全辞云：
癸亥卜，，贞旬亡忧。王占曰：有求（咎）。五日丁卯，王狩敝，车马□，坠在车，禽马亦有坠。[150]
记商王武丁在敝地狩猎中发生的事故。似为王所乘马车的陪乘或驾车者，禽为一起狩猎的武臣，骑的是马，不料两者相磕，摔于马车，禽连人带马翻倒。在此场合，王乘马车，臣正武士骑马随同前后，可见统治者的出行场面，拥拥簇簇，等次秩然。
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反映贵族成员骑马的史料，如：
丙辰卜，即，贞弋出于夕，御马。（《合集》23602）
壬辰卜，王，贞令取马，宁涉。（《合集》20630）
其有奔马。用。（《花东》381）
戊午卜，子又乎逐鹿，不奔马。用。（《花东》295）
弋，祖庚祖甲时臣正，武丁卜辞有“小臣弋”（《怀特》961），或为同一人而臣于两朝。御字用其本义，即《说文》：“御，使马也。”御马犹言骑马，问弋可否夜间骑马外出。中间一辞记宁有外涉之行，王命令为其取马。奔字从姚萱释。[151]后一辞记田猎追逐野鹿，问会否发生马奔逸，盖亦指骑马奔驰追猎。
骑马奔驰追逐野鹿（《花东》295）
商王朝的一般臣正通常以骑马代徒步，各地的普通贵族成员也大致如此。但作为高级权贵却不尽乘马车，兴致所至，亦有骑马之举。如：
王其步，}dnimage338-1.jpg}"/>。（《合集》36984）
字从金，可能形容王所骑的铜色之马，也可能指马的精美羁饰，要之，商王的骑乘，品种毛色和马饰无疑显得更高档。由此辞又可得知，甲骨文说的“步”，不一定指徒步，也指骑马，如“令小尹步”（《屯南》601）、“令我史步”（《天理》140）等等，恐怕理解为骑马外出，似更适切些。再进而言之，甲骨文中“步”的同类字“涉”，在某些使用场合容或是指骑单马涉水过河。
商王骑铜色马（《合集》36984）
（二）商人服象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当还有过“服象”之举。晚至西周中叶以前，中原地区尚保存着大片茂密的森林，又有广大的草原沼泽，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约比今高2℃，如亚热带的竹类植物，曾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已向南后退纬度1°-3℃。大约在一、二万年以前，中原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更比现在高出7°-8℃。[152]这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象的生存栖息。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不少象化石。殷墟商王邑也曾出有象的亚化石。五期甲骨文中有商王狩猎“获象七”（《合集》37365）的记录。西周中叶以后，气候变寒，加上人们的开发活动，造成中原地区生态植被的退化，才迫使象逐渐向南方迁徙。
驯象以供人役使，可能很早就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传说“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论衡·书虚》），透露了远古人们对驯化野象进行尝试的讯息。
徐中舒先生曾推测河南古称豫州，乃因产象而得名，并指出甲骨文中的获象记录是土产象，不是从南方引进，象在殷商时期已成为日常服用动物。[153]甲骨文象字作“”，从手牵象，而又突出象的长鼻。罗振玉即据以推测：“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154]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勾勒犹为逼真的母象图，画面为一头腹部绘一小象以示意怀孕的母象，其胯下又有一幼象。[155]此非有深入观察而莫能绘。
《吕氏春秋·古乐》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记商人把驯化的家象用于对东夷的战争。《韩非子·说林上》谓商末纣王使用“玉杯象箸”，有象牙筷之制作。甲骨文有云：
以象侑祖乙。（《合集》8983）
象用为祭牲。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商代贵族统治者用象祭祀祖先，间或也服用于战争，还将象牙象骨制成各种用品，表明当时不但有不少野生象存在，而且还有经过驯化并进行自行繁殖的象存在。[156]
甲骨文中有一类象是为野生象，如：
丁未卜，象来涉，其呼射。（《屯南》2539）
记野象来水滨觅食徘徊，命令武士射猎。另又有一类是驯养中的象，如：
于癸亥省象，旸日。（《合集》32954）
贞生□月象至，（《合集》4611）
省象，犹他辞言“省牛”、“省黍”、“省舟”、“省右工”[157]，省为察看、省视之意，所省者，大抵为人能所及而在握中的品类。确定癸亥日天气晴况便于察看象，则该象应是驯养中的象，而非出没无定的野象。言来月象送至，似亦指已驯服的象。
殷墟考古发掘中，屡有象牙象骨制品出土。妇好墓出有夔鋬杯一对，带流虎鋬杯一件，皆用象牙根段制成，极其精致。[158]整象也有出土，1935年第12次殷墟发掘，在王陵区东区M1400号大墓附近，发现象坑一个，长5.2米、宽3.5米、深4.2米，内埋一象一人[159]，乃祭祀祖王的牺牲。1978年在王陵区西区东南方约80米处，又发现象坑一个，长2.4米、宽1.7米、深1.8米，内埋一象一猪，象体高约1.6米，身长约2米，门牙尚未长出，系一幼象个体，身上还佩戴一个铜铃。[160]前一象的大小不详，但据两坑长度和后一象已知身长的比例推算，前一象的身长似应在4米开外，属于一头处于成熟期的大象。这大小两头象，当均非野象，幼象身系铜铃，决为家象自不待言，而大象的同坑内埋有驯养象的人，显然也表明是经驯化的象。此外，妇好墓中出有圆雕玉象一对，一大一小，做站立状，长鼻上伸，鼻尖卷起，口微张，小眼细眉，大耳下垂，体硕腿粗，尾下垂。[161]观其形态，憨然可掬，毫无凶猛骇人之感，似属以家象为模特的雕琢品。
殷商时期既有不少被人们驯化或殖养的象，役象或乘象出行自非难事，文献所谓“商人服象”，应该说是可信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页。
[2] 《史记·平准书》。
[3] 《盐铁论·力耕》。
[4] 《盐铁论·本议》。
[5]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年，第132页。
[6] 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第2期。
[7] 刘东亚：《郑州市西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8] 洪湖博物馆文物组：《湖北洪湖乌林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5期。
[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11]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12] 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沈阳市新乐遗址煤制品产地探讨》，《考古》1979年第1期。
[13] 见《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14] 《左传》襄公四年。
[15] 《左传》宣公三年。
[16] 《尚书大传》卷三《夏传》。
[17]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8] 参见王志俊：《史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19]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43页。
[20]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21] 同上注。又《史记·夏本纪》、《律书》正义引《淮南子》，浮海均作浮江。
[22] 参见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杜，1985年，第159-180页。
[23] 此据《史记·周本纪》。
[24] 《吴江发现五千年前的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5月26日。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
[26]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
[2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28] 《诗·大雅·韩奕》述韩侯自河东晋地乘四驾马车驶入周道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似此道在夏代已开通。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30]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17日。又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第255页。又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城墙等重要遗存》，《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又同：《二里头遗址2003-2004年田野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2004年。
[3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又《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32] 参见严一萍：《甲骨学》上册，第一章第三节“殷商的疆域”，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第126页。
[33] 史怀秦：《尸乡沟商城遗址》，《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又赵芝荃、徐殿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洹北商城的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又见安阳殷墟博物苑展厅路面复原陈列。
[36] 袭学峰：《我国商代就有陶瓷窑——清江县吴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1987年7月23日。
[37] 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第269页。
[38] 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载《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84年。
[39] 顾颉刚：《“周道”与“周行”》，《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21页。
[40] 参见李镜治：《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
[41]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第13页上。
[42]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7年，第163页。
[43]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72页。
[44] 参见沈之瑜：《试论卜辞中的使者》，《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五辑，1990年。
[45]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又：《甲骨文字释林·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77-280页。
[46] 参见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173-174页。又蔡哲茂《释殷卜辞的“速”字》，《第五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1994年。又收入《中国文字论集》，第195-205页。
[47] 此据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检字索引”统计。
[48] 《汉书·李寻传》注。
[49] 见《山海经·海外北经》、《淮南子·墬形训》、《列子·汤问》等。
[50] 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51] 参见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
[52] 唐寰澄编著：《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53] 《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3年陶寺城址发掘的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7期，2004年。又《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5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6-38页。按原报告未指明是桥梁遗迹。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95-96页。
[57]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又同刊于豪亮先生释文。
[58]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152页。
[59] 《古文苑·汉律赋》注。
[60]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83-385页。
[61] 《易·系辞下》。
[62] 《世本·作篇》。
[63] 《墨子·非儒下》。
[64] 《山海经·海内经》。
[65] 《跨湖桥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独木舟》，《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21日。
[66] 王永波：《胶东半岛上发现的古代独木舟》，《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67]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又劳伯敏：《一支七千年前的船桨》，《光明日报》1981年1月12日。
[68]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69] 闻一多：《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67、71页。
[70]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71]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本文篇》，1960年，第536页。
[72] 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283页。
[73]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284-285页。
[74] 同上书，第93-94页。
[75]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注。
[76]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先生相告。
[77] 参见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88页。
[78] 吕思勉：《先秦史》，第363页。
[79]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六《车舆部汇考一》。
[80] 《孙膑兵法·势备》。
[81] 见《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世本·作篇》等。
[82] 《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
[83]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84] 《北堂书钞》卷十三引。
[8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86] 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城墙等重要遗存》，《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
[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
[88] 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考古》1998年第6期。
[89] 赵全嘏：《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又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第44页。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0-381页。
[90] 岳洪彬等：《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遗址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0日。
[91] 魏明艳：《殷墟新发现一座大型车马坑》，《安阳日报》2005年5月25日。
[92] 郑若葵：《试论商代的车马葬》，《考古》1987年第5期。
[93] 参见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94] 参见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95] 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
[96]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附《殷代的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
[9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报告中称之为“管状器”。
[98]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99]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丙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殷虚墓葬之二：中组墓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第15-17页。
[100] 《诗·大雅·棫朴》。
[1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102]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第374-376页。
[103]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104] 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颍上、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第10期。
[105]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10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07]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08] 陶正刚：《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0），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5-96页。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10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发现商周及汉代遗迹》，《文物》2004年第8期。
[110] 王进先、杨晓宏：《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文物》1992年第4期。
[111] 田建文：《初识唐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1期，2004年。
[112] 段绍嘉：《介绍陕西省博物馆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63年第3期。
[113] 左忠诚：《渭南县南堡村发现三件商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114] 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115]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116]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79-84。
[117]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11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119]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120] 考古所山东队：《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75-177页。胡秉华：《滕州市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3月10日。
[121] 胡秉华：《滕州前掌大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第152页。又同：《滕州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第160页。又贾笑冰：《滕州市前掌大商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第192-193页。
[122] 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
[123]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1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0期。
[125] 《周礼正义》卷八六，车人条引。
[126] 别详拙作：《甲骨文牵字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28] 《汉书·酷吏列传》，颜师古注：“品，率也。”
[129] 又1989年小屯村中出土一骨，与此同文，见刘一曼：《安阳小屯殷代刻辞甲骨》，《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8页。
[130] 《录遗》266。
[131] 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
[1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133] 杨锡璋：《安阳殷墟一般保护区墓葬与车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5-246页。
[134] 《世本·作篇》。
[135] 《日知录》卷二九。
[136]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0页。
[137]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4页。
[138] 《公羊传》隐公元年云：“车马曰赗。”
[139] 《合集》36481。
[140] 胡厚宣师：《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82页。
[141]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第24页。
[1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143] 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武官大墓南墓道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1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27、288页。
[1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4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14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1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49]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150] 参见前引石璋如文。此据《合集》11446-11449等片稍有补正。
[151]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5-88页。
[152]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153]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
[154]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第60页下。
[155] 《合集》21472。
[156] 王宇信、杨宝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157] 分见《英藏》459、《合集》9612、《怀特》1456、《合集》28971。
[158] 《殷虚妇好墓》，第215-218页。
[159] 见胡厚宣师：《殷墟发掘》，第89页。
[160] 《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61] 《殷虚妇好墓》，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