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法，人民流移，本干禁令，然流亡既所不免，即不得不从而许之，但望其仍能占者而已。⁽²⁴⁾成帝鸿嘉四年，以水旱为灾，关东流冘者众，流民欲入关者辄籍内。后汉明帝即位，赐天下男子爵。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其后诸帝即位，立皇后、大子，改元，大赦，多有是诏，盖为东京之故事矣。然徒许其迁移，尚未必其能徙，故国家又时有移民之政焉。

秦及汉初之移民，徒为强干弱枝之计，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汉书·地理志》言：“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侯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²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则娄敬之策，汉且世世行之矣。

移民实边之利，文帝时晁错极陈之。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后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河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其规划皆颇远大。晁错言移民之计曰：“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荅。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其计虑之周详如此。错之言多有所本，盖亦古之遗规也。然其能行之与否，则难言之矣。后汉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不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从者，赐弓弩衣粮。九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着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赋。待之亦未尝不厚。然伍被为淮南王画反计，欲诈为丞相、御史请书，徙民朔方，以恐动其民，见第四章第六节。则民之视迁徙为畏途久矣。

景帝元年，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联甚痛之。郡围或硗陿，无所农桑

移民亦有为治理计者。《史记·货殖列传》言：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汉武帝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是也。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成帝时，陈汤言：“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实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然则充奉陵邑，仍有裁抑并兼、整齐风俗之意也。然诸陵实为游侠出入之地，斗鸡走狗之场，宣帝即因上下诸陵，周知闾里奸邪，见第五章第十二节。则不惟不足昭轨物，转足败坏风俗矣。《后汉书·贾复传》言：旧内郡徙民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汉书·李广传》：李陵出兵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皆可见豪强之不易裁抑，而新徙之民，未易令其得所也。

后汉之末，九州云扰，人民荡析，邑里丘墟，兵争者乃多欲移民以自利。⁽²⁷⁾魏武帝得汉中，卒徙其民而弃之，已见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曹仁入襄阳，徙汉南附化之民于汉北。孙策破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皆徙诣吴。《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孙权破庐江，徙其部曲三万余人。亦见本传《注》引《江表传》事在建安五年。建安十二年、十三年西征黄祖，皆虏其人民而还。诸葛亮箕谷之役，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延熙十七年，姜维出陇西，拔狄道、河间、临洮三县之民，居于繁县。吴赤乌六年，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亦收其民人。此尚其荦荦大者，其小者，史未必备载也。此时移民，颇多一切不顾利害者。《三国·魏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大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观毗谏诤之切，而知当时徙民之危矣。魏武欲徙淮南之民，本问蒋济，济言民实不乐徙，而武帝不听，卒至皆叛入吴，见第十一章第九节。其前鉴也。

凡事国家代谋者，恒不如人民自为谋之切，而人民不愿行之事，亦未易以政令迫之。故秦、汉时之移民，规模虽大，计虑虽周，卒之弊余于利，而人民之自行移殖者，其成功转大有可观焉。⁽²⁸⁾边方之开发，山泽之垦辟，尤其彰彰在人耳目者也。当时九州云扰，惟海道所通之地较完，故适辽东、交阯者极多。如邴原、管宁、王烈、许靖等皆是。诸人后虽复还，然与之俱徙者，必不能皆与之俱还也。其时去封建之世近，民之迁徙者率成群，其士大夫恒能为之率将，而宗族亲党之间，亦恒能互相救恤，故其力强而足以自立。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者数百家。管宁至辽东，庐于山谷，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旬月而成邑。杨俊以兵乱方起，河内处四达之冲，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此非故名族而能然邪？田畴入徐无山数年，百姓归之者五千余户。郑浑迁左冯翊，时梁兴等略吏民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吕虔领泰山大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土安业。观此，可知当时避乱者，为乱者，守土者，皆有入山守险之事。入者不必遽出，而山泽辟矣。此等事北方究尚不甚多，南方尤盛，所谓山越是也。世或闻越之名，遂以为异族，此实大误。其人一出平地，即能输税赋，充行伍，安得目为异族？盖皆汉人之遭乱入山，与越错处者耳。入山者多，则主客易位，而越人悉为所化矣。故当时山越之繁滋，寇贼郡县之祸小，开拓山地之功大。以郡县见寇贼论，庸或视为乱人，以民族相亲和论，则百万异族之同化，悉于平和中奏其功矣。此实我先民伟烈之不可忘者也。山越之名，昉见灵帝建宁二年，《后书·本纪》：是年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大守陈夤，夤击破之。其实当不始此，特前此与郡县无交涉，史不之及耳。至献帝世而大盛。其所盘踞之地，几尽江东西境。孙吴诸将，无不以剿山越见称，而诸葛恪为尤著。《恪传》曰：恪以丹阳山险，民众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大守。恪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离，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从兵芟刈，使无遗种。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岁期人数，皆如本规。夫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则其本非越人可知，故称之者亦或曰山民，或曰山贼，不尽曰山越也。山越虽为寇盗，必不能专恃此为生。观诸葛恪以芟刈禾稼困之，则知其人仍事耕作。此等人民，风气必极淳朴。陶潜之《桃花源诗》，世恒视为寓言，其实观清乔光烈之《招垦里记》，⁽²⁹⁾知其所记必系实事也。见《经世文编》卷二十三。民自耕凿食饮，而有国有家者，必欲强出之以为兵，亦可哀矣。夫苟欲用兵力，则宜陈之边方之地，以御异族，而不当内自相争。《汉书·地理志》云：河西诸郡，“吏民相亲，风雨时节，谷粜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效”。夫岂吏至边郡则贤？新辟之区，地有余利，则民富厚而俗自淳也。《盐铁论·未通篇》：御史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澹；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踱耒而耕，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