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　口

养人者地也，而人有所施为，亦必于地，故人与地之相配，贵得其宜。〔30〕《礼记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管子·霸言》曰：“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八观》曰：“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即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之注脚也。古之重民数，其道盖有二，一以图事功，一以计口实。〔31〕《周官》司民，为专掌民数之官，其职曰：“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注》：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齿。辨其国中都鄙及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祠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案此法颁于小司徒，自乡大夫以下，咸掌其事。遂亦如之。以起军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贡赋。小司寇之职云：“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孟冬祀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盖司徒之意重于役，故所稽者为夫家。小司徒之职云：“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乡师云：“以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乡大夫云：“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族师云：“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寡。”县师云：“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遂人云：“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遂师同。遂大夫云：“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酂长云：“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惟闾师云：“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鄙师云：“以时数其众庶。”皆无夫家之文。然此诸官，所职皆系一事，虽文有异同，而意无异同也。司寇之意重于食，故所书者为生齿。《贾子·礼篇》云：“受计之礼，王所亲拜者有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谷之数则拜之。”以民数与谷数并言，可见其意在计民食。《大戴记·千乘》曰：“古者殷书，成男成女，名属升于公门，此以气食得节，作事得时，民劝有功，是故年谷顺成，天之饥馑，道无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属散，名不升于公门，此以气食不节，作事不时，天之饥馑于时委，民不得以疾死。”合饩食与作事并言之，又可见其意兼在趋事赴功也。

历代史籍所记户口之数，盖无一得实者。如前后汉盛时，户数皆逾千万，而三国时合计不及百二十万，仅当后汉南阳、汝南二郡，则无此理。盖民之不著籍者甚多。历代户口之数，只可以考丁税收数，不能以考户口登降也。能得实者，其在隆古之世乎？古之为治纤悉，君卿大夫，皆世守其地；赋役之登耗，与其禄食有关；民不易隐匿，君亦不肯听其隐匿。田里皆受诸官，民亦自不欲隐匿。又交通阻，生事简，民轻去其乡者少，既无倏忽往来、不可稽核之事，作奸犯科，踪迹诡秘，不乐人知，而人亦无从知之者，尤可谓绝无。谓是时之民数，可以得实，必非虚言也。〔32〕然此时代，去今久远，民数已无可考，至于稍有可考之世，则其不实，亦与后世等矣。

《记·内则》述子生之礼曰：“夫告宰名，宰遍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此所言者，自系卿大夫家之礼。然《周官》乡士之职云：“各掌其乡之民数。”遂士、县士亦然。〔33〕乡士职云：“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遂士职云：“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数，而纠其戒令，听其狱讼。”县士职云：“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而纠其戒令，总其狱讼。”惟方士掌都家，仅云听其狱讼之辞，不言掌其民数。《注》云：“不纯属王。”则人民于其所居之地，固各有其名籍也。《国语·周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廩协出是则多少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搜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盖凡政事，无不与人民有关，故图其政，皆可以审其数也。媒氏之职，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亦其一端矣。然则古审民数之方固多矣。

此等政令，使其皆能奉行，民又何待于料？则知宣王之时，政令已有阙而不举者矣。不特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见篇末《秦纪》。则秦自献公以前，未有户籍也。又始皇十六年，南阳假守腾，始令男子书年，则前此男子未尝书年，至此女子犹不书年也。盖僻陋之国，户籍之法之不备如此。《国语·晋语》：“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则竟可意为出入矣。〔34〕盖声明文物之邦，其户籍之法之紊乱又如此。民数尚何由得实哉？故曰：至民数记载，稍有可考之时，即已不足信也。

古民数悉无传于后，惟《周官》职方，载有男女比率：谓扬州之民，二男五女，刑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兖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男女比率，从未闻相差至此者，盖阴阳术数之谈，非史家之记载也。言古代民数者，有皇甫谧《帝王世纪》，见《续汉书·郡国志注》，皆凭亿之谈，绝不足据，今不复征引。然古代民数，固有大略可推者。〔35〕《商君书·徕民》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算地篇》云：“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盖说与此同，而有夺文。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此即《王制》所谓：“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司马法》提封万井，定出赋者六千四百井，亦以此也。此言郊野之民。《管子·乘马》云：“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下地方百二十里同。则城市之民也。古者封方百里，盖非偶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县令长，皆秦官，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又云：“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秦制必沿自古，则古之制土分民，实以百里为一区。后虽不得尽如法，然建国若立县邑者，犹必略师其意。故其法留诒至秦。《战国·赵策》，言韩、魏各致万家之邑于知伯。又载知过谏知伯，欲以万家之县封赵葭、段规。知战国时之制邑，固略以万家为率也。亦有特大者，如上党之降，赵欲以三万户之都封大守是。此盖不多觏。至如苏秦说齐王，谓临菑七万户。其说魏王，谓其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牛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而曰：臣窃料大王之国，不下于楚。此等大都会，则其时海内不过三数。何则？临菑、江陵，皆《史记·货殖列传》所谓都会。传所举都会，自此而外，曰蓟，曰邯郸，曰宛，曰吴，曰寿春，曰番禺，合临菑、江陵，数不盈十。蓟与番禺等，偏僻已甚，必不足与临菑、江陵比。然则此等都会，虽云殷阗，而其数大少，计算全国人口，殆无甚关系也。〔36〕户口稍多，如所谓三万户之都会，自当不乏，然古固多次国、小国，其数亦足相消。秦、汉之县，固多灭古国为之者，一史有可稽。一虽无可稽，而其名为古国名，亦可推见其为灭国所建。其新建者，又当略师古制，则就秦世县数，案商君、管子所言，野以五万家，都邑以万四千家；更以孟子所言，家或五口，或八口计之，固可略知战国末之人数也。春秋以前，国邑之数，虽无可考，然去战国时新开拓之地计之，即可得春秋国邑大略矣。自此以上，皆可以此法推之。虽云粗略，慰情究聊胜于无也。

《商君·徕民》之篇又曰：“今秦，地方千里者五，而国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并处，其寡萌贾息，孙诒让云：“当作宾萌贷息，宾萌即客民，对下民为土著之民也。《吕览·高义》：墨子曰：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贷息，谓以泉谷贷与贫民而取其息。言韩、魏国贫，有余资贷息者皆客民，其土著则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也。”朱师辙曰：“《左氏》寡我襄公。《注》：寡，弱也。小民无地可耕，多事商贾，以求利息。孙校非。”案孙说实是。如朱说，则与下末作无别矣。《韩非子》以“正户贫而寄寓富”为《亡征》，明客民富而土著贫者，当时自有之也。民上无通名，〔37〕此即《大戴记》所谓名不升于公门。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复即《诗》“陶复陶穴”之复。阴阳，山之南北也。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孟子言齐“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竟”，《公孙丑上》。而《汉书·地理志》言楚火耕水耨，吴起欲使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卒以见杀，《吕览·贵因》。则楚之与齐也，犹秦之与晋也。当时人口之不均，亦云甚矣。韩非子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共养薄”，《五蠹》。亦汲汲以过庶为患矣。然此篇而外，古人之言，殆无不以土满为忧，未有以人满为患者。是何也？曰：一如秦、楚等自有其广虚之地；一如梁惠王“糜烂其民而战之”，见《孟子·尽心下》。但求卒伍之多；民之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固非所计也。然则制土分民之律之不讲也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