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兵　制

古代兵制，当以春秋、战国之间为一大变。春秋以前，为兵者率皆国都附近之人，战国时乃扩及全国。而杀戮之惨，战争时创痍之甚，亦即与之俱进焉。

言古代兵制者，率依据《周官》，以其文独完具也。然《周官》实已为后起之制矣。《夏官序官》云：“凡制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自来言古兵制者皆主之。然此说实与今文异。今文之说，见于《白虎通义·三军篇》。其说曰：“国必三军何？所以戒非常，伐无道，尊宗庙，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军也？《论语》曰：子行三军则谁与？《诗》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三军者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师为一军，六师一万五千人也。《传》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当；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当；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当；万人必死，横行于天下。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大平也。《榖梁传》曰：天子有六军，诸侯上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此文为人窜乱，几不可读。然其说仍有可考见者。《说文》以四千人为一军，《一切经音义》引《字林》同，是万二千人适三军也。《鲁颂》云：公徒三万。《管子·小匡》述作内政寄军令之制曰：“五人为伍，轨长率之。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其所谓旅，即《白虎通义》所谓师，然则古实以万人为军，天子则又加二千人也。^〔41〕《孟子·告子下篇》言：“三不朝则六师移之。”亦以天子为六师。《说文》云：“军，圜围也。”则军乃战时屯驻之称，其众之多少，本无一定。战时亦不论人数多寡，皆分为三。见《诗·常武疏》。《公羊》隐公五年《解诂》：“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二千五百人称师句，必后人所改。《榖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实与万人为军，天子又加二千人之说合，知今《通义》所引，亦必后人所改也。凡今文家所言制度，率较古文为早，观《白虎通义》与《周官》所言兵数之不同，而可知兵数之渐增矣。《左氏》襄公十四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与《周官》合。

出兵之法：《周官》大司徒云：“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云：“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夏官序官注》云：“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族，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家所出一人。”《遂人注》云：“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是郑谓乡遂之人，皆服兵役也。出车之法：今文家谓：“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又哀公十二年《解诂》云：“礼：税民不过十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昭公元年《解诂》。《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集解》引包咸说同。古文家用《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云：“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小司徒疏》谓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再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故十井九十夫之地，惟有三千家。郑注小司徒引之。又其一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如此说，则地方千里，当得兵车万乘，士三万，卒七十二万。《史记·周本纪》：“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42〕《孙子·用间》：“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淮南·兵略》：“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皆据此立言也。此说，《汉书·刑法志》、郑《注》《论语》“道千乘之国”见《小司徒》及《礼记·坊记疏》。服虔注《左氏》作丘甲成公元年，见《诗·小雅·信南山疏》。皆用之。郑以前一说为采地制，后一说为畿外邦国法。《坊记疏》云：“凡出军之法：乡为正，遂为副。公邑出军与乡同。公卿大夫采地为井田，殊于乡遂，则出军亦异于乡遂。王畿之外，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乡遂。计地出军则丘甸。”《小司徒疏》云：“凡出军之法：先六乡。不止，出六遂。犹不止，征兵于公邑及三等采。犹不止，乃征兵于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乡遂。犹不止，则诸侯有遍境出之法，则十乘之赋是也。”案如《司马法》之说，一同之地，仅得百乘，与今文家说大国方百里千乘，天子畿方千里万乘者不合，故《疏》必以遍地出军之法通之。其实今古文说，本不可合。《司马法》与《周官》亦不合。古文家既强据《周官》为周制，又强以《司马法》说《周官疏》家虽曲为弥缝匡救，终不能自圆其说也。《诗·采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笺》云：“《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乱，羡卒尽起。”《疏》云：“天子六军千乘，今三千乘则十八军矣。《地官》小司徒职，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纵令尽起，惟二千五百家，所以得有三千者？盖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举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数有改易，六乡之内不必常有千乘况羡卒岂能正满二千五百也？当是于时出军之数有三千耳。或出于公邑，不必皆乡遂也。”又《礼记·坊记》言：“制国不过千乘。”《疏》云：“千乘之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案《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则是过千乘，云不过千乘者？其地虽过，其兵赋为千乘，故《论语注》云：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又《诗·公刘疏》云：“夏、殷大国百里。周则大国五百里，大小县绝，而军数得同者？周之军赋，皆出于乡，家出一人，故乡为一军。诸侯一军，出其三乡而已。其余公邑、采地，不以为军。若夏、殷之世，则通计一国之人，以为军数。大国百里，为方一里者万，为田九万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当一，半之得四万五千家。以三万七千五百家为三军，尚余七千五百，举大数，故得为三军也。次国七十里，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为田四万四千四百夫。半之，得二万二千五十家。二军当用二万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羡卒充之。举大数，亦得为二军也。小国五十里，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为田二万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家。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满一军。举大数，亦得为一军也。”皆穿凿之说也。古之民，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别。征服者居中央山险之地，服兵役，是为乡。所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其人亦非不能为兵，惟但使保卫闾里，不事征戍，如后世之乡兵然。故《周官》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据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古兵农不合一之说，江永《群经补义》首发之，而此篇继其后，其论皆极精辟者也。江氏云：“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又言鲁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皆足为予征服之族居中央为兵，所征服之族居四周不为兵之说之证。^〔43〕郑谓遂之军法如六乡，非也。《小司徒职》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田事而令贡赋。”亦与军赋无涉。《周官》实无计地出车之法，兵车牛马，亦皆公家所给。亦据朱大韶说。案《坊记》及《左氏》成公元年《疏》，亦谓乡遂之车马牛，为国家所给，特未能破《司马法》之说耳。盖至战国，用兵益多，军赋益重，乃有如《司马法》所云之制。《周官》虽六国时书，所言军制犹较旧，故其兵虽多于今文经，犹无《司马法》遍地出军之法也。此又可见兵数之日增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左氏》杜《注》云：“此甸所赋，今使丘出之。”哀公十二年，“用田赋”。杜《注》云：“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疏》：“贾逵以为欲令一井之间，出一丘之税，多于常一十六倍。杜说则谓旧制丘赋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内资财，并共一马三牛，今欲别其田及家资，令出一马三牛，又计田之所收，更出一马三牛，是为所出倍于常也。”案贾逵所言之数大多，《国语》韦《注》已疑之。杜说亦无据。自以《异义》之说为得也。《左氏》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杜《注》亦云：“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今子产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疏》：“服虔以为复古法，丘赋之法，不行久矣，今子产复修古法，民以为贪，故谤之。”案成公元年《榖梁》云：“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公羊》何《注》意同。非所能为之事，安能强之？然《左氏》僖公十五年，吕甥言：“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又欲不谓为非使州作兵而不得也，是又何邪？案用田赋之事，《国语·鲁语》载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注》：“有军旅之岁也。”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公羊·解诂》曰：“赋者，敛取其财物也。言用田赋者，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五经异义》：“有军旅之岁，一井九夫百畮之赋，出禾二百四十斛，刍秉二百四十觔，釜米十六斗。”则系加取其物，故《谷梁》云“古者公田十一，用田赋，非正也”。窃疑州兵丘甲，亦当是敛其财物，而别使工人作之。^〔44〕不然，甲纵凡民能勉为之，兵岂人人所能为邪？《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

《史记·苏秦列传》：秦说六国之辞，于燕云：“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于赵云：“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于韩云：“带甲数十万。”于魏云：“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于齐云：“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于楚云：“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张仪列传》仪说六国之辞，亦不甚相远。仪说楚，言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说韩言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又韩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养在其中矣。又言魏卒不过三十万。又《范雎蔡泽列传》：雎言秦奋击百万，战车千乘，泽言楚持戟百万。《穰侯列传》：须贾言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知其说颇得实。战国时之大国，大率皆方千里，《孟子·梁惠王》上言：“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辜较言之是也。当时大国，计其面积，皆不止千里，然多未开辟之地，于国力无与也。然其兵，则较之《周官》之六军，又不啻数倍矣。此骤增之兵数，何自来邪？曰：皆春秋以前不隶卒伍之民也。鞌之战，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左氏》成公二年。是齐之兵虽折于外，其四境守御之兵仍在。乃苏秦说齐宣王曰：“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则其情势大异矣。张仪说魏王曰：“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万。”说韩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其说齐湣王曰：“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则战国时，危急之际，无不倾国以出者。不特此也，苏秦北见燕王哙，谓：“齐异日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以役矣。”见《战国策·燕策》。燕王哙乃昭王之误。案苏秦说齐宣王，谓：“临菑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虽设说，亦可想见当时有空国出兵之事。王翦以六十万人伐楚曰：“今空秦国甲士而委于我。”《史记》本传。是逐利者亦或倾国而出也。《王制》曰：“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韩诗》说：“二十从政，三十受兵，六十还之。”见《诗·击鼓疏》。《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礼戴》、《易》孟氏说皆同。《白虎通义·三军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年六十归兵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盐铁论·未通篇》亦云：“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后汉书·班超传》，班昭上书曰：“妾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则误以从役之年，为受兵之年矣。^〔45〕而《赵策》：“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反报曰：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乃召昌国君乐闲而问曰：何如？对曰：赵四达之国也，其民皆习于兵，不可与战。”此谓赵之民，虽未壮者，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也。观长平之役，秦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则乐闲之言信矣。其兵数安得不增哉？然战争之酷，则亦于斯为烈矣。

荀子论六国之兵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

《史记·鲁仲连列传》：连言“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集解》引谯周曰：“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余，天下谓之首功之国。”《商君书·竟内篇》：“人得一首则复。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长，屯长赐爵一级。有爵者乞无爵者为庶子，级一人。爵五大夫，或赐邑三百家，或赐税三百家。能得一甲首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即谯周之所云也。案泓之战，《公羊》是之，《左》、《榖》非之，《公羊》儒家言，《左》、《榖》古文，战国时说也。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楚庄王还师而佚晋寇；则春秋时犹有能行仁义者。当时用兵，惟夷狄之国，较为野蛮，《榖梁》之狄秦，僖公三十三年，言秦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公羊》讥吴反夷狄是也。定公四年，吴入楚，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陈之从楚伐郑也，“当陈隧者，井堙木刊”，《左氏》襄公二十五年。盖犹为报怨起见。鲁之入邾也，昼掠，又宵掠，襄公七年。则利其所有矣。至秦，遂至于“主必死辱，民必死虏”，《齐策》陈轸之言。事势之迁流，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又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尽心下》。而淮南王言：七国之民，“枕人头，食人肉，葅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览冥》。盖为刑罚所驱爵赏所诱，无不失其本心者矣。岂不哀哉？

《商君书·兵守篇》言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47〕《墨子·备城门》言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备穴篇》：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各半。则古女子亦从军。故《周官》司徒言家可任者，郑《注》以男女老弱通计也。见上节。楚王之围汉荥阳也，汉王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人，《史记·项羽本纪》。则楚、汉之间，女子犹可调集。《史记·田单平原君列传》，皆言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决非虚语矣。此亦见当时军役之重也。《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疏》谓“古人或以妇女从军”，则厮徒中亦有女子矣。

车易为骑，盖始于战国之世；第十三章第四节引《日知录》已言之。案车战之废，与骑战之兴，实非一事。^〔48〕盖骑便驰骋，利原野，吾国内地，古多沟洫阻固，骑战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骑亦无所用之也。《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狄。《周官》有舆司马、行司马，孙诒让《正义》，谓即《诗·唐风》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说是也。《大司马职》云：“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苏秦、张仪言七国之兵，虽皆有骑，然其数初不多。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其实乃欲以临胡貉。攻中山凡五军，赵希将胡、代之兵为其一，《史记·赵世家》。初不言为骑兵。盖中山亦小国，不利驰骤也。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乃有选骑万三千匹，《史记》本传。逾于仪、秦所言秦、楚举国之数矣，以所临者为骑寇也。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骑战至战国时始兴。言车骑徒之长短利害者，莫详于《六韬》。车大抵利平地而忌险阻山泽污下沮洳。骑虽不尽然，然亦虑人为深沟坑阜。惟徒兵依丘陵险阻，不则为行马蒺藜以自固，实最利于险也。

兵之始，或以木，黄帝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是也。《礼记·内则》：“国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曰：“桑弧蓬矢，本大古也。”此亦大古以木为兵之一证。或以石，肃慎氏石砮是也。惟蚩尤始以金属为兵，说已见前。《管子·小匡》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