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到武汉,就听到刚刚打下宜昌的各军发生了磨擦。宜昌是湖北的重要城市,地方富庶,又是出入四川的要道。但驻在宜昌的军队很复杂,有贺龙同志所率领的湘西民军,有新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黔军王天培、杨其昌部,还有后来以反共著名的湘军何键的第三师。因为贺龙同志的部队把军阀袁祖铭打死了,并和何键的部队发生了纠纷,这件事轰动了武汉,国民党右派议论纷纷,要求解散贺龙同志的军队;宜昌的地主商人也制造了许多谣言,并跑到武汉来控告贺龙同志。武汉政府便派我到宜昌去调查和处理这件事,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宋子文所推荐的一个人,负责去搞财务税收。我们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三师和兵员众多的袁祖铭余部已经剑拔弩张,作好战斗准备,就要向民军开火,民军处在人少枪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会同意他们消灭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但是调动民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宜昌的地主商人拿出四百万元来作为革命政府的军费。何键心里虽不愿意,地主、商人要拿钱出来,更是肉痛,但仍不得不服从命令。宜昌的这一场纠纷就这样解决了。

我在宜昌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曾派出同志去组织工会及学生会等群众团体。这时武汉接连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武汉地区,在我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正蓬勃地发展起来。1月3日,汉口群众举行庆祝游行,队伍走到江汉关前,英国水兵开枪行凶,死伤群众三十多人。工人群众十分愤慨,立即起来驱逐外国巡捕,收回租界。武汉政府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接管了租界。这个举动象霹雳似地震动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中国历届的政府从来都是唯帝国主义之命是听,如今武汉政府却一洗积辱,用群众的力量收回了租界,那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武汉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1月6日,九江工人也起来收回了租界。英帝国主义鉴于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教训,不敢冒然使用武力。它除了进行威胁,并加紧拉拢蒋介石以外,同时也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抗议”,进行交涉。武汉政府不顾诱惑,不怕威胁,态度强硬,英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有“铁腕外交”之誉。当然,武汉政府的这个铁腕,并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的铁腕,帝国主义那时所碰到的乃是全中国人民高举的真正有力的“铁腕”,所以它的一切诱惑和一切威胁都属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