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九零五年的反美运动

美国帝国主义虽然比其它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更加狡猾和阴险，但是，它的侵略政策还是到处遭到被略者的反抗。尽管中国人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才把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清楚；但中国人民一经觉醒以后，就发挥出无比巨大的力量，把它和它的走狗，象清除垃圾一样，彻底地扫出了中国大陆。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也正在觉醒，尽管美国帝国主义还会继续耍许多花招，他们的斗争也还可能出现许多曲折，但是，毫无疑问，在有了中国的经验作借鉴以后，在当前更加有利的世界形势之下，他们的胜利是一定不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了。世界上最后的一个最强大的新殖民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现在正面临着它的由历史客观法则所决定了的末日。

在中国人当中，曾经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和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有联系的人，或者是受过美国教育在思想上或生活方式上受它的影响较深的人，是长期受过美国帝国主义的欺蒙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特别是那些直接受着美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欺侮的劳动者，却一直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美爱国的斗争。中国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有着长期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例如1905年的反美运动，便是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声势非常浩大而情况又极其复杂的爱国斗争。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由于反对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要求废止中美华工条约而引起的。本来，美国西部的许多金、银、煤、铁矿山和许多铁道、城市建筑，都是华工用血汗开辟出来和修建起来的，所以那里的华侨很多，例如旧金山就有著名的华侨聚居的唐人街。当美国资本家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们不惜用各种欺骗、利诱乃至拐带、绑架等无耻手段，把大批华工弄到美国去，为他们创造巨额的利润。这种情况，从1868年的中美条约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等到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资产阶级为了转移美国工人斗争的目标，便恶毒地说什么中国工人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竟提出排斥华工的办法来欺骗美国工人，到处煽动排华事件。1894年的中美华工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美国在和腐朽的清朝政府订立了具有排华性质的条约之后，更擅自曲解，利用它来加紧对华工的排斥和虐待，同时对一切到美国去的中国人也肆意侮辱。凡是到美国去的中国又，上岸后都得被关在木屋里，象囚徒一样地听候审问。而且常以检疫为名，用烈性药水往中国人的衣物乃至赤裸裸的身上乱浇。至于华侨被殴辱、房屋被烧毁等等，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平常事情。所有这些，对于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都是莫大的刺激。因此到了1904年华工条约期满的时候，全国各阶层的人民都要求废除旧约，并反对续订新约。

从1904年末起，各地报刊即开始讨论废止中美华工条约的问题；接着便有许多揭露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的文字出现，人们对镁帝国主义的仇恨逐渐增长；至1905年春，当美帝国主义准备与清朝政府续订新约的消息传出后，反美爱国运动即渐趋高涨；5月，上海商会决议，如两月内美帝国主义仍不肯放弃其虐待华工、华侨的苛例，则将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各地反美运动亦相继而起；至7月，两月限期已满，而美帝国主义仍坚持原议，要续订新约，于是人心激愤，立即开始实行抵制美货，运动遂达到了高潮。这一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规模之巨大前所未有。虽然美帝国主义嗾使清朝卖国政府对运动频施压迫；虽然与美帝国主义有利害关系的买办资产阶级如以汪康年为代表的《中外日报》，一再对运动实行破坏；而以上海商会会长曾铸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发起运动之后又表现动摇，并中途退出了运动；但广大劳动人民，却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终于迫使清朝政府不敢公然和美帝国主义续订新约。中国工人阶级这时虽然还在幼年阶段，但在斗争中即已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顽强性。除参加一般抵制美货的运动外，运输工人还拒运美货j邮政工人也不收美货标本；制造工人更拒用美国原料；而且当资产阶级已经退出运动之后，上海工界于10月底还在豫园开会，继续坚持斗争，从而使斗争获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同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坚决的分子，例如湖南的商会会长禹之谟，就可作为这些人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至于资产阶级，则极其软弱，而且一开始就存在着分化的迹象。

这次反美爱国运动，也曾影响到海外各地。留日学生也有许多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其中以四川人为最积极。东京的四川同乡会（主要是留学生），曾在上野公园专门开会，讨论抵制美货的办法，会上决定速与成都、重庆等地取得联络，以便在全川发动柢货运动。后来成都、重庆等地都卷入了这一斗争，这和留学生的活动是有关系的。四川的留日学生为什么特别积极呢？这有它的历史原因。原来四川是很富庶的地方，但自清朝政府残酷地镇压了明末四川的农民起义以来，四川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天府之国成了人间地狱。从前四川的文化（封建文化）是很发达的，但入清以后二百余年，从未出过一个状元，仅此一端也可见其衰落之甚。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卟，东南沿海一带，迭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相形之下，四川倒反而成了比较“安宁”的地方，又逐渐富庶起来。由于生产日益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增高，1873—1876年张之洞在四川任学政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便特地办了一座“尊经书院”，一面培养学生，一面刊行书籍，这样一来，四川的文风（封建主义的文风）因之渐盛。这个“尊经书院”的学生，一开始就有些人好为清议，抱打不平，常爱闹事。其后骆成骧中状元，杨锐入军机，都是由这个学院出身，并以高唱“新学”而取得高官厚禄的。于是“新学”遂一时风靡书院乃至全川。戊戌变法失败后，这群莘莘学子，长期苦无出路，及至科举废止，游学成风，他们便大批地来到日本。这批人虽然多数出身于封建家庭，有其落后和反动的一面，但他们与那些买办家庭出身的人不一样，和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对反帝爱国斗争较为积极。加以他们来自边陲，乡谊特重，团结性很强；而且还有清议之风，对一切不平的事都爱过问，因此最易卷入各种斗争。这些人经过一些斗争提高了觉悟，以后纷纷加入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起过相当的作用。不过，这些人的情况也极复杂：真心爱国者固然不少；但有的人却是利用群众运动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有的人则是想出出风头；而有的人干脆只是凑凑热闹而已。就是那些真心爱国的人，也多半只有“五分钟的热忱”，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热时冷、易于动摇妥协的毛病。这种情况，不独四川留学生如此，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乃至一切知识分子也都一样。现在屈指数来，当时闹得轰轰烈烈的人，真正坚持革命到底的却没有几个。这说明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才能随着时代不断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