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宗教学术

第一节　文　字

人何以灵长万物？曰智。然一大古之人之智，与高等动物相去果几何？则难言之矣。然则人之能灵长万物也，非以其独智，而实以其能群。何则？动物无语言，即有之，亦与人类相去悬绝。前辈之所得者，不能付诸后辈，事事须从头学起，故其所得殊浅，而人则不然也。文字者，赋语言以形者也。自有文字，而语言之所及愈广，其传之亦愈久矣。谓文字之作，为人类演进中一大事，诚不诬也。

夫如是，则语言文字，必为社会之公器。其成也，实由无数人通力合作，今日造一语，明日造一语，此人造一字，彼人造一字，积之久而其数乃有可观。谓有一人焉，创制文字，颁诸全群，使人遵用，于理必不可通。然今之言文字者，尚多怀此等见解。仓颉造字之说，童稚皆知，即通人硕儒，亦罕能正其缪，或且为之推波助澜焉。庸讵知此说本非古之所有，而出于后人之附会乎？

《易·系辞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此但言文字之用而已，未尝及其创造也。《汉书·艺文志》祖之。《荀子·解蔽》曰：“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亦以仓颉为好书之人，而非作书之人。《吕览·君守》曰：“仓颉造书。”则堕古人附会之习，以善其事者为始创之人矣。《诗·何人斯正义》引《世本》云“暴辛公作埙，苏成公作篪”，即此类。降逮汉儒，附会弥甚。许慎《说文解字序》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1〕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书序疏》引郑《注》亦云：“为约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系辞传疏》引则作：“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仓颉，汉人传说多以为古帝。仓颉为黄帝史官，后儒多以为出于《世本》，其实《世本》无是言，而出于宋衷之注，见《路史》。《路史》引《春秋演孔图》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仓颉四目，是谓并明”，与颛帝、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并举。《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河图说征》云：“仓帝起，天雨粟，青云扶日。”亦见《洛书说河》。《春秋河图》、《揆命篇》云：“苍、羲、农、黄，三阳翊天德圣明。”皆不以为人臣。《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与《河图说征》同。《修务训》云“史皇产而能书”，亦见《随巢子》。皆无史官之说也。熹平六年《仓颉碑》云：“天生德于大圣，四目重光，为百王作宪。”尚与《演孔图》、《元命苞》同。许独以为黄帝史者？纬书言三皇无文。^〔2〕《周官·外史注》引《孝经纬》云：“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公羊》襄公二十九年《解诂》引《孝经说》云：“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此本指文法，汉儒附会，因以为文字，司文字者为史官，遂亿说仓颉为黄帝史矣。其言伏羲、神农，盖沿《易传》之旧，以见庶业其繁，其来有渐，非谓垂宪、结绳，与造字有关涉也。自《尚书·伪孔传》出，欲以羲、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乃谓三皇之书，名曰三坟，五帝之书，称为五典。见《伪孔传序》，参看第六章第一节。于是文字之作，远在伏羲之时；画卦，造文，二事并为一谈矣。要皆无征不信之辞也。

文字至后世，所以代表语言，而其初起也，则与语言同表物象。《檀弓》曰：“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注》曰：“志，为章帜。”此即《礼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之志。《注》曰：“志为识。”志、识、帜实同字也。此即许《序》所谓“鸟兽蹏迒之迹，分理可相别异”者。知文字之起，实与图画同原也。此等字即六书中之象形、指事字，物固多无形可象，无事可指者，欲举一切字，一一以象形、指事之法造之，虽神圣有所不能，即能之，其字亦将繁不可识。且以文字语言，同表意象者，终必进至以语言表意象，文字表语言，此六书之中，形声字之所以独多也。许《序》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象形为文，指事、会意、形声皆字。指事旧以为独体之文，实误也。许说指事曰：“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其说未甚明了。其所举之例，又仅上下二字。次于许君者为卫恒。其说曰：“在上为上，在下为下。”其言弥不可解。^〔3〕今案卫恒而下，说指事最古者，莫如贾公彦。公彦《周官疏》曰：“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知今所传四体书势，实有夺文。篆文上下二字，皆当从人从一，今本篆形实讹也。六书之说，议论纷繁，欲知其略者，可参看拙撰《字例略说》。商务印书馆本。许书明指为指事者，惟上下二名，即会意字亦寥寥无几，而惟形声独多。此乃事势之自然，凡造字者皆遵循焉而莫能外，所谓百姓与能者也。又有所谓转注者，盖因言语迁变，双声相演，叠韵相迤，而为之别制一字，此乃文字孳乳之由，实非造字之法。假借则字异声同，就固有之字以为用，而不别造；即已造者，亦或废之；所以减文字之数，省仞识之劳者也。六书之名，见于《周官》保氏。郑司农以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之。其实保氏所谓六书，即《汉志》所谓六体，犹今日篆刻题署，字各有体，非造字之六法也。许氏及先郑所言六书，亦见于《汉书·艺文志》。《汉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4〕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惟保氏所教与大史所试是一，故云亦著其法。夹入“谓象形者”十八字，岂不与下六体者云云相矛盾乎？故知此十八字必后人窜入也。许《序》云：“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隶之初兴，与篆实非二体，见下。大小篆之名，许《序》始有，《汉志》尚称秦篆，知其不能别为二体，八体去大小篆，即仍为六体矣。书体分为六种，盖自古相沿，迄于亡新，未之有改也。许氏及先郑六书之说，盖兴于两汉之间，乃研求文字条例者之所为。前此说字者，如许书所引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之类，多借以说义理，本非说字，然亦可谓为造字之一端。即会意字。象形指事之理，亦浅而易见。形声尤人人所知。即转注、假借之理，亦非人所不能晓。旧盖本有此等说，特于文字条理，莫或措意，则亦等闲视之。逮两汉间，研求文字条例者出，乃荟萃旧说，立为六书之目也。吾国字书：汉初以秦李斯所作之《仓颉篇》，赵高所作之《爰历篇》，胡母敬所作之《博学篇》为三仓。其后扬雄作《训纂篇》。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梁庾元成云：《仓颉》五十五章为上卷，扬雄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贾升郎更续记《彦均》为下卷，人称为三仓。江式亦云：是为三仓。扬雄《训纂》，终于滂喜二字，贾鲂用此二字为篇目，而终于彦均二字，故庾氏云扬记《滂喜》，贾记《彦均》。《隋志》则云扬作《训纂》，贾鲂《滂喜》，其实一也。自《仓颉》至《彦均》，皆四言。又有司马相如之《凡将篇》，七言，史游之《急就篇》，前多三言，后多七言。惟李长之《元尚篇》无考。段玉裁说，见《说文解字序注》。盖教学童识字，实以韵语便讽诵者为易，故历代字书，体例皆然。史籀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体例亦不得有异。然则以字形分别部居，实始许慎之《说文解字》。此可见西汉以前，治文字者率多识其形、音、义以应用，而于造字之法，初不究心；至西汉之末，始有留意于此者也。

文字改易之剧，增加之多，盖皆在东周之世。许《序》言“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此固势所必然。然其时文字之用尚少，变迁当不甚速，故人不以是为病。至于东周之世，则不然矣。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论语·卫灵公》。班《志》许《序》皆引之，说以“是非无正，人用其私”，其说盖是。盖前此文字之用少，故率旧而已足。此时文字之用多，昔时未著简牍者，一一须笔之于书，既为旧文所无，自不得不以意造作。正犹今日译书而欲造新名，问之老师宿儒亦无益，故不复阙文待问。此亦事理宜然。孔子之言，已为不达。许《序》又云：七国之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则尤附会失实矣。音读本有楚、夏之殊，《荀子》谓“居夏语夏，居楚语楚”。《孟子》曰：“一齐人傅，众楚人咻，虽日挞而求其齐，亦不可得。”又诋许行为“南蛮

孔子病史不阙文，许《序》言七国时文字异形，此指字体言之。许《序》又云：秦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此指笔画形状言之。秦隶传于后世者，皆平直无波势，即挑法。世多误以为篆，西汉犹沿用之。至东汉，乃有有挑法者，谓之八分，亦谓之楷法。用之铭石等事。其寻常记识所用，则仍平直无波势。谓之章程书，亦曰正书。对行草之名也。又曰真书。魏、晋以降，工正书者，史多称其善隶书，实以八分变秦，而正书则仍秦之旧也。隶之初，盖篆书之率易者。卫恒《四体书势》，谓秦令隶人佐书，故曰隶书。此犹今日令不能作书者为钞胥，所作之字，遂不得尽如法耳。本为工拙之异，绝非体制之殊。乃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后人多从之，一若别为一体，有其创制之人者，则又许《序》所不言，而传讹弥甚者也。许《序》述亡新六书云：“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论者多以为非。若知隶之初兴，与篆本无大别，则此语原不为误也。^〔7〕

最可怪者，许《序》谓“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所谓古文者，果何种文字邪？许《序》曰：“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然则古文原本，不外三端：一孔壁所得书，二张苍所献书，三鼎彝之铭也。今许书实无一鼎彝中字，以后世所得鼎彝之文，案许书之字，又多不相仇，故吴大澂谓郡国所出鼎彝，许氏实未之见。《说文古籀补序》。张苍献书，不见《史记》本传，观于孔壁得书事之子虚乌有，其说亦殆不足信。孔壁得书一役，市三成虎，几成信史矣。然核其实，则皆子虚乌有之谈也。说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及《燕石札记》中《孔壁》条。今更言其略。则此事惟见《汉书·艺文志》、《景十三王传》及《楚元王传》中刘歆移《大常博士书》。《景十三王传》，初言共王好治宫室，下不接叙坏壁得书事，直待述其后嗣既竟，乃更补叙，沾缀之迹显然。《志》云：武帝末，共王坏孔子宅。共王之年，实不及武帝末也。汉时，邹、鲁为文学之邦，孔子故居，尤儒生所荟萃。孔子宅果见坏，坏孔子宅果得古文经传，自为当时一大事安得他处别无散见之文，而惟见此三篇中乎？况此三篇，《移大常博士》本刘歆之言，《志》亦本诸歆之《七略》者邪？秦有天下仅十五年，汉高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然则秦、汉之间，鲁实未尝破坏。孔襄为孝惠帝博士，孝惠之立，距秦之亡一纪耳，孔壁藏书非少，不应至汉初遂无知者也。此皆不待深求，衡以寻常事理，而即知其不可通者也。然则所谓古文，盖即新室之所改定者耳。^〔8〕奇字则其不能说以六书条理者也。《汉志》云：“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有用二字，最可玩味。雄书合《仓颉》、《爰历》、《博学》，凡五千三百四十名，少于《许书》者尚三千有余。自皇古以来，字之孳乳寖多者，自不止此。雄盖取日用所急，以为字书，余则弃置之。亡新制作，又颇取之，以改旧所谓六书者耳。今许书中所载古文奇字，数实寥寥无几。亡新六书所有，或当不止此数。然亦必不能甚多。何则？郑玄注《仪礼》，备著今古异文，数亦寥寥无几也。故知自先秦至于汉世，文字实一线相承。其随岁月而变迁，新者渐增，旧者渐废，其情形，亦必与后世无以异。自汉人妄夸其所谓古文经，后遂有谓孔壁得书，时人莫能读，必待以已通诸篇，与之校雠，乃可得多通十六篇者。说愈神奇，而其去情实亦弥远矣。其罅隙至易见也，乃世竟莫之能发，为所惑者几二千年，岂不异哉？近世王国维作《汉代古文考》，谓周、秦间东西文字有异，^〔9〕西方秦人所用者，即籀文。东方六国所用者，则体势殊异，即许《序》谓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所用也。司马迁云：秦拨去古文。扬雄云：秦刬灭古文。许慎云：古文由秦绝。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盖其所焚者，即用此等文字之书。故汉人所谓古文者，即六国之文也。此说羌无证据。王氏乃谓“《史籀》一书，秦人作之以教学僮，而不传于东方诸国”。又谓“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未尝流布于秦”。又谓“秦行峻法以同文字，民间日用，非秦文不得行”。“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凿凿言之，几于亿造史实矣。详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

作书之具，昔人所用者，有竹木二种。木曰牍，亦曰版，又曰方。版长尺，《玉海》。故曰尺牍。小者曰札。《汉书·郊祀志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亦曰牒。《说文》牒札互训。大者曰椠。《释名》：椠长三尺。方而有八角，或八面或六面可书者曰觚。《急就篇注》。亦曰棱。《史记·酷吏列传注》：“觚八棱有隅者。”刻木：以记事曰契。《汉书·古今人表注》。分而为二亦曰券。《曲礼》曰：“献粟者执右契。”《老子》曰：“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史记·田敬仲世家》言：“公常执左券。”盖以右为尊，故自执其左也。竹曰简，亦曰策，《仪礼·既夕礼疏》曰：“编连为策，不连为简。”此乃对文则别，若散文则简策通称也。其编之也以韦，故《史记》言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孔子世家》。书于简牍以漆，误则以刀削去，故曰“笔则笔，削则削”。《孔子世家》。《曲礼疏》云：“削，书刀。”则刀亦可称削也。此为寻常所用。欲传诸久远者，则刻诸金石。又有书之于帛者，则后世用纸之渐也。《说文》：“纸，絮也。”纸本缣素之名。后世物虽殊，名则仍其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