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怎样才算公平?

卡尼曼与尼奇当时刚刚开启了一项研究,与我的“在沙滩喝啤酒”的例子息息相关,即怎么才能让经济交易看上去“很划算”?(也就是说,同样的啤酒,如果是在高档度假酒店而不是在破旧的杂货店买的,人们为什么愿意支付更多的钱?)卡尼曼和尼奇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研究,他们最初的研究课题是:人们认为什么样的经济交易才算是“公平的”?在高档度假酒店和杂货店买啤酒,有些人不愿意支付同样的价钱,因为在他们看来,杂货店索要这么高的价钱是不公平的。

多亏杰克·尼奇与加拿大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我们可以进行免费的电话调查,研究项目才得以顺利展开。当时,政府有一个项目,为失业者提供电话调查员的培训。不管培训课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被培训人员要有问卷才能进行调查。每周一我们传真过去一些问题,周四晚上他们会把回复传真给我们。我们可以利用周五和周末的时间分析答案,并且为下个星期设计一些新问题。今天,这种研究可以利用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这样的服务在网上完成,但是在那个年代,每周能够在安大略省(随后是英属哥伦比亚省)随机抽取几百名居民做调查已相当令人满足。我们可以尝试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反馈,并用一种最佳的方式不断学习,即用试错法验证理论驱动的直觉。

下面是我们问过的一种问题:

一家五金店有雪铲出售,价格一直是15美元。在一场暴风雪过后,五金店将雪铲的价格提高至20美元。

你认为这一举动十分公平,可以接受,有点儿不公平,还是十分不公平?

在这里,为了简化数据,我们将前两个答案合并到一起称为“可以接受”,后两个合称为“不公平”。关于上述问题的回复如下(每个问题大约有100个回复者):

可以接受: 18% 不公平:82%

你可能会说:“怎么能这么缺德?暴风雪刚过,雪铲就涨价?”然而,涨价正是经济学理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商学院基础经济学教程中常常会出现这个问题。“雪铲的供给量是一定的,当需求突然增加后,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在经济学课堂上,正确答案是价格会上涨,直到所有愿意以此价格购买雪铲的人都能得到一把雪铲。想让最重视雪铲的人(重视程度用支付意愿衡量)买到雪铲,唯一的方法就是涨价。

MBA学生在商学院学到的一点就是要像理性经济人那样思考,但他们却忘记了该如何像普通人那样思考。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卡尼曼所说的“理论诱导的盲区”。当我把有关雪铲的这个问题摆在我的MBA学生面前时,他们的回答基本符合标准的经济学理论:

可以接受:76% 不公平:24%

我们的实验完全是描述性的,我们并不打算像伦理学家那样,对“何为公平”或“何时应当保持公平”做出判断。相反,我们的做法可以被称为实验心理学式的。我们试图了解普通人认为什么是公平的,虽然实验中的实验对象以加拿大人为主。更确切地说,我们试图弄清楚公司的哪些行为会让人们恼火。事实证明,暴风雪后雪铲涨价确实会让人们感到恼火,英语中甚至有个专门的名词指代这种做法,即gouge(中文是“敲竹杠”的意思)。gouge的普通释义为“挖洞或用尖锐器物戳”。当暴风雪过后,五金店提高雪铲的价格时,人们会觉得好像是有人拿利器戳他们一样。实际上,有些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打压这种做法,这表明人们认为此举侵害了他们的权利。我们想知道还有什么商业行为是人们讨厌的。

在我们所有的调查问题中,如果有哪一个得出了有趣的结果,我们便会使用不同的变量再次进行电话调查,以确定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性,比如上述例子中的雪铲。下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受到了我三岁的女儿杰西(Jessie)和她不离手的娃娃杰伊的启发。杰伊不是一个普通娃娃,而是一个椰菜娃娃。虽然我觉得它没什么特别的,但很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都十分喜欢这种娃娃。圣诞节前,到处都买不到椰菜娃娃,但很多家长都极其渴望买到一个送给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广受欢迎的椰菜娃娃已经断货一个月了,但是在离圣诞节还有一周的时候,一家商店的库房里偶然发现了一个椰菜娃娃。商店的管理者知道,很多顾客都想买到这种娃娃,所以用商店的广播宣传道:这个椰菜娃娃会进行拍卖,价高者得。

可以接受:26% 不公平:74%

这个结果会让我们立刻想到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拍卖如此让人反感?是因为娃娃最终会被富人买去,还是因为商店的管理者想要从近乎绝望的父母身上尽可能多地榨取钱财?对这些家长而言,家中有一个小孩正在焦急地等待圣诞节的到来。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问了另外一组人同样的问题,但最后加上了一句,“拍卖所得将被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结果,“可以接受”的比例变为79%。如果拍卖所得将被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进了商店经营者的腰包,拍卖椰菜娃娃的做法就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境。我们还问过一个问题:一个小镇里流感肆虐,但全镇就只剩下一盒感冒药了。药剂师此时若拍卖这盒药,其做法是否公平?当然,大多数人不认同这种做法,而且即使将拍卖所得捐给慈善机构,也不会改变人们的看法。他们知道,很多奢侈品只是富人的专利。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医疗保健品可不属于奢侈品。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有加拿大,享受医疗保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美国,就算有些地区没有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一位没有医疗保险的事故伤者被送到急诊室,医生也不会不管不顾的。同样,没有哪个国家允许人体器官自由买卖,除了伊朗有个肾脏市场。在大多数国家,允许富人花钱购买穷人的肾脏这件事都是“不得人心的”,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思(Alvin Roth)很喜欢用这个词描述此类市场交易。

在很多情况下,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公平不仅取决于受益人或受害者是谁,还取决于问题的表达方式。为了验证这种观点,我们将同一问题以两种形式表述出来,去询问不同的实验对象。请看下面这组问题,斜体字部分就是二者的不同之处。

一款备受欢迎的汽车供应紧缺,顾客必须等两个月才能拿到车。汽车经销商一直按照标价出售这款汽车,现在他们将销售价格提高了200美元。

可以接受:29% 不公平:71%

一款备受欢迎的汽车供应紧缺,顾客必须等两个月才能拿到车。汽车经销商一直以低于标价20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款汽车,现在改为按原价销售。

可以接受:58% 不公平:42%

在第2章我们曾提到,商家会对信用卡用户收取附加费的问题。上述这组问题正好说明了很有用的一点:任何公司都应该将计划制定的最高价格设为“标价”,低于这一价格时则称为“促销”或“打折”。与增收额外费用相比,取消折扣没有前者那么令人不快。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点,人们对公平的感知与禀赋效应有关。买家和卖家都认为他们有权利享受自己已习惯的交易条件,并把交易条件恶化看成一种损失。如果某种商品卖家一般都是免费赠送,或是已经将其价格包含在其他商品的价格里了,当卖家开始对这种商品收费时,买家就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一直习惯的是之前的那种销售条件。当面对这种变化时,平时的情况就成为人们的参照点。如果饭店开始收取座位费,就会违反现有的规范:虽然座位无须多么舒适,但餐费应该包含座位费。不过,人们也认为公司和雇主有权利赚取(合理的)利润,人们不会期待公司免费发放产品。因为成本增加而使产品价格提高,人们基本上都会认为这是公平的。

对公平的感知还有助于解释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在经济衰退期,公司为什么不降低工资,以便所有人都能保住饭碗?在经济人的世界里,如果经济不景气,人们对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就会减少,而且公司的第一反应不会是简单的裁员。均衡理论指出,当需求下降时(在上述案例中是指劳动力),价格也应该随之下降,以使供求重新达到均衡。所以,在经济萧条期,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公司降低员工的工资,也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但仍保持获利。现实生活中并不如此:薪金似乎不会变化。经济衰退时,要么工资一分不少,要么只减少一点儿,但减少的幅度无法保证人人都不失业。为什么呢?

其中一种解释是,降薪会让员工大为不满,所以公司认为保持既有薪资水平、裁掉多余的员工这种方法更好,毕竟被辞退的员工离开后就不会在公司抱怨了。然而,在通货膨胀的帮助下,公司是有可能降低“实际”工资(即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的,同时员工也不会产生多少抵触情绪。下面这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家赢利较少的公司,且所在地区经济十分不景气,失业率很高,但没有通货膨胀。很多人都想在这家公司工作,公司决定今年降薪7%。

可以接受:38% 不公平:62%

有一家赢利较少的公司,且所在地区经济十分不景气,失业率很高,通货膨胀率为12%。公司决定今年仅加薪5%。

可以接受:78% 不公平:22%

请注意,在这两个情境中,员工的薪资水平是一样的,但人们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员工认为削减名义工资是一种损失,觉得这种做法不公平:但工资涨幅低于通货膨胀率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名义工资上涨了。这就是有些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认为金融危机后应该允许通货膨胀率高一点儿的原因之一。即使通货膨胀率仅为3%,公司也可以减少实际工资,从而加速恢复就业水平。


当然,找出公司的哪些行为会让人们气愤是一回事,调查公司是否遵守这些公平原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此做过系统性研究,但我猜测大多数成功企业从直觉上来说都明白这一原则,它们会尽量避免表现出不公平。

对于打算长期与同一批顾客打交道的公司来说,公平的价值应该更高,因为如果这些公司表现出不公平,损失将会更大。事实上,飓风过后,胶合板售价最便宜的地方往往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比如,新奥尔良遭卡特里娜飓风侵袭后,美国家得宝公司以及其他家居连锁店将一车车食品和瓶装水运到灾区,免费发放给受灾民众。与此同时,这样一场自然灾害也诱使临近新奥尔良的一些人装满一车车的胶合板,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将其卖给灾民。在这个案例中,所有卖家都在追求最大的利润。家居连锁店通过公平的救援行为建立的声誉会使它们得到长期回报,而那些“发灾难财的人”很快就可以带着可观的利润回家,但同时他们要么很愧疚,要么因为提高了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具体是何种感受将因人而异。

但是,公司也不会永远都做对的事情。我的MBA学生认为,暴风雪过后雪铲涨价是合理的,这对所有的公司管理者而言应该是一种警告:他们直觉上认为对顾客和员工公平的事情事实上也许是不公平的。

让我们来看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案例。当时,这家银行是芝加哥市区内最大的银行。该银行高层认为,零售业务部门的收益没有达到预期,对此表示担忧。为了削减成本,他们决定鼓励客户多使用刚刚推出的ATM机(自动取款机)。虽然大多数人都习惯从ATM机中取钱,但有些客户却不喜欢用它来存钱,他们会选择到柜台上办理此项业务。另外,排斥新科技的人就连取钱的业务也是在柜台上办理的(也许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柜员聊天)。银行规定,如果明明可以在ATM机上完成的交易,客户却选择到柜台上办理,需要付给银行3美元的服务费,希望以此促使客户使用ATM机。

银行为想出了这么有创意的方法而自豪,并且大肆宣传,但公众的愤怒却立竿见影。一家当地报纸的头条是“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要疏远人类”,这则新闻指出,“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今日宣布实施新的活期账户存取款规定,旨在与时俱进,提倡20世纪90年代人们期望的存取款方式。银行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客户期待是什么?向银行柜员支付3美元的服务费。”

竞争战很快就打响了。一家银行在位于当地一条高速公路出口的支行打出了“免费柜员”的广告;另一家银行在广播电台播放了一则广告:

男士:我检查了我的银行对账单,我想知道……

柜员:你是在问我问题吗?

男士:什么?哦,算是吧。

柜员:问我问题需要额外收费,6美元。

男士:什么?

柜员:9美元。

看懂了吧?就连喜剧明星杰·雷诺(Jay Leno)也在深夜秀节目中抖出了这个“包袱”:“如果你想和人说话,就要付给对方3美元。但有利的一面是,如果你支付3.95美元,就可以挑逗她了,所以也还可以吧。”

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3美元收费规定造成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很少有人愿意支付3美元。但是,直到2002年12月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被另一家银行收购后,新的管理团队才宣布放弃这一规定。“我们对自己在芝加哥的市场份额有些过度自信了,我们没有做对工作。”

可口可乐公司的CEO道格拉斯·艾夫斯特(Douglas Ivester)也是吃了不少苦头才明白,违反公平原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当时,52岁的艾夫斯特即将当上董事会主席,但却在几位董事会成员(包括传奇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在内)提出反对之后突然辞职。虽然导致他辞职的原因很多,但他在巴西的一次讲话却直接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可口可乐当时正在试行售货机自动定价策略,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记者询问艾夫斯特关于该策略的试行情况。他回答道:“可口可乐的效用时刻都在变化。如果是夏天,当人们在体育馆愉快地观看决赛时,冰镇可口可乐的效用非常高,所以涨价是公平的。售货机会自动提价。”《华尔街日报》有一篇关于艾夫斯特辞职的新闻,其中写道,艾夫斯特先生似乎“听力不佳”。一幅社论漫画形象地描述了公众的感受,漫画里一位顾客在售货机上买了一听可乐,他边走边回头,发现一只手正从售货机中伸向他的口袋。

很多公司不断因为交易公平问题栽跟头。我们再看一下惠特尼·休斯顿(Whitney Houston)的案例。这位流行歌手2012年2月11日骤然离世,根据预期,她的专辑需求量将会大涨,她的歌曲一般都在iTunes等网上音乐商店出售。作为专辑销售权的拥有者,苹果和索尼会采取什么举措呢?这是不是千载难逢的涨价良机呢?

有些人(或者说有些定价算法)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在休斯顿去世大约12个小时后,她1997年的专辑《终极精选》(The Ultimate Collection)的售价在英国的iTunes中从4.99英镑涨到了7.99英镑,涨幅达60%。随后《惠特尼·休斯顿:跨世纪精选》(Whitney-The Greatest Hits)的售价也从7.99英镑涨到9.99英镑,涨幅达25%。

《卫报》率先对此做了报道。愤怒的人们首先将矛头指向苹果公司,随后索尼公司又成为众矢之的。不管责任在谁,粉丝们都愤怒不已。《每日邮报》援引一名粉丝的话:“简直不能用生气来形容我的感受,我觉得iTunes是在挣离世歌手的钱,这简直就是寄生虫行为。”在这次事件中,粉丝的怒气尤甚,因为就从网上下载歌曲而言,专辑是不会因销量增加而变为稀缺商品的。与上文的雪铲案例不同,iTunes不可能卖光可以下载的专辑。

知道这件事的美国人不多,因为美国方面没有涨价,当然销量也几乎不会受到影响。根据尼尔森音乐的统计数据,在惠特尼·休斯顿去世的一周内,她的专辑在美国的销量达10.1万张(她去世前一周的销量仅为1 700张),单曲销量为88.7万首(去世前一周的销量仅为1.5万首)。我不知道英国的销量是不是也有这么高,即使有,涨价也不是明智的选择。一般来说,当需求突然上升时,卖家需要平衡短期收益和长期的信誉损失,而后者是很难度量的。

此时,公司应该扪心自问,是不是一直因为自己采取的“不公平”举动而受到惩罚。的确,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因为收取3美元的柜台服务费而受到了媒体的抨击,而各大航空公司先后增设了行李托运费,率先这么做的航空公司或整个航空业却没有因此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什么呢?乘客不会因航空公司新增了行李托运费而高兴,同时也不会喜欢座位上方的行李舱被塞得满满当当。不过,因为增收行李托运费,人们选择使用行李舱便逐渐成了常态。在这种情况以及很多其他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家公司提高费用引起人们不满后发生了什么?如果竞争对手们也随波逐流,那么顾客虽然会很生气,但因为必须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所以别无选择。如果芝加哥市区的其他银行都效仿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也增收柜台服务费,那么顾客很可能会习惯这种情况并逐渐接受。但是,如果竞争对手不跟风,率先采取违反公平原则行动的大公司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从这个案例中我学到了一点:不管是暴风雪还是歌手去世造成了需求的临时性猛增,都不是公司表现贪婪的好时机。(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公司都不应该表现出贪婪。)有一家知名的新公司却无视这条建议,它就是优步(Uber)。该公司已经进入全球多个市场,其用户可以用智能手机中的优步应用程序打车。优步商业模式的一个特色是,价格会根据需求发生变动,优步将其称为“加成定价法”(surge pricing)。当需求量很大时,不管是哪个季节,价格都会上涨,打车的用户会看到当前价格是基准价的多少倍,然后选择是接受这一价格还是使用其他交通方式。优步并没有公开它的定价方法,但是有媒体报道其价格有时会超过基准价的10倍。当然,这么高的加价倍数肯定要遭到用户的抱怨。

优步辩称,之所以采用加成定价法,是因为高价可以激励更多的司机在上下班高峰期接单。因为拿不到优步司机的数据,所以我们很难判断优步的解释是否合理。但是,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解释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首先,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优步司机,即使是在已注册的司机中,有的人可能在家里休息,有的人可能还有其他工作,不可能听到临时加价的通知就立刻跳上汽车接单拉活。价格涨幅超过10倍这一点可以说明,可接单司机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加价通知一经发布就有成千上万的司机响应,价格猛增的现象将会转瞬即逝。

我们暂且不考虑优步能否瞬间增加司机数量,在纽约市的一次暴风雪中,优步价格的巨大涨幅,以致引起了纽约州检察长的注意。(暴风雪期间,雪铲涨价并不是唯一让人们抓狂的事情。)事实上,纽约州就颁布了前文中我提到的抑制漫天要价的法律。确切地说,在任何“不正常的市场混乱”——比如由风暴、断电和骚乱引起的混乱中,公司不可以收取“不合理的过高价格”。我们看到,这条法律的措辞正好描述了人们对此事的感受,禁止收取“过高”的价格似乎就足以维持市场秩序了,但这则法条中还加上了“不合理”一词。

纽约州和优步达成协议,在不正常的市场混乱中,优步会使用公式限制其加价的倍数。它会首先搜索“市场出现不正常情况”的前60天内4次最高的加价倍数,以此作为当前加价的上限。除此之外,优步情愿将其在此期间赚取的额外收入的20%捐给美国红十字会。

我认为,直到州检察长出面优步才做出让步,这是优步管理层的判断失误。如果他们想与顾客建立长期的良好关系,应该提前想到类似的改进措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优步在2001年9月11日时就已创立,当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时,如果优步加价20倍,将这一地区的很多汽车都调往格林威治街,这是否是明智之举呢?[1]如果优步公司对公平原则如此麻木,付出的代价将会极为高昂,因为公司在进驻很多城市之前都要进行一场政治战。只是为了增加一年当中某几天的利润,就树敌众多,这值得吗?[2]

千万不要误会,其实我很喜欢优步提供的服务。但是,如果我是他们的顾问或股东,我会建议他们限定加价的倍数,比如三倍于基准价。你可能会问三倍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这源自我对市场的一个大概印象,宾馆房间和机票等根据需求定价的产品,其价格的涨幅一般都在这个范围内。另外,这些产品或服务在旺季都会销售一空,也就是说,公司会特意将旺季的价格定得不那么高。

我曾问过一家滑雪旅馆的老板,为什么在圣诞节假期不收取更高的费用?那几天,需求达到峰值,房间必须提前一年就开始预定。起初,他并不明白我在问什么。假期的房间价格已经是全年的最高价,所以没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低”。我解释说,我是位经济学家,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如果你在圣诞节假期敲顾客的竹杠,他们明年3月就不会再来了。”这对所有想要提升顾客忠诚度的公司而言都是一条很好的建议。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对这一点理解最到位的要算尼克·科克纳斯(Nike Kokonas)了。他和名厨格兰特·阿卡兹(Grant Achatz)共同经营着芝加哥最好的两家餐厅:Alinea餐厅和Next餐厅。Next餐厅的理念极具创新性,每年菜单会彻底变换三次,菜品种类也十分广泛,从1906年的巴黎美食到泰国的街边小吃,再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牛头犬餐厅(El Bulli)的佳肴,不一而足。牛头犬餐厅一直以其美食闻名,但于2011年停业。Next餐厅定于2011年4月开业,此前宣布所有的菜品(包括Alinea餐厅的菜品)都以礼券的形式出售,礼券的价格会根据具体时间点而有所变化。按照一般的公平原则,礼券的价格不会浮动太大。周六晚八点的价格最贵,但也只比周三早晨9点45分最便宜的时候贵25%。结果,就餐黄金时段的礼券几乎瞬间售罄(有些桌位是留给那些购买季票要品尝所有三种菜单上的菜肴的顾客),一般来说,未售出的礼券都是那些较为便宜的就餐时段。

Next餐厅刚一开业,就立刻引起了轰动。美国西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对科克纳斯说,他做得不对,应该以拍卖的形式让顾客预订位置,这样才能使利润最大化。科克纳斯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博客解释为什么不这么做。博文中的关键语句如下:“有一点对所有公司都至关重要,那就是不管需求有多大,也不要向客户索取超过商品或服务本身价值的价格,即使客户愿意支付更多的金钱。”他认为,即使有人愿意支付2 000美元在Next就餐,这位顾客离开时也会觉得“是的,菜肴的确很棒,但这不值2 000美元”。更重要的是,科克纳斯认为这样的顾客不会成为回头客,而且很有可能与其他的潜在顾客分享他不愉快的经历。[3]

目前,科克纳斯还向其他高级餐厅提供在网上出售礼券的软件服务。这些采取礼券模式的餐厅是否也会采用科克纳斯的定价策略,我们拭目以待。其实,想要基业长青的公司都应该这样做。

[1] 我曾经问过加州的一名优步司机,如果某个城镇发生火灾,必须转移群众,他对加成定价怎么看。他说:“如果是那样,我会免费载客!”

[2] 澳大利亚悉尼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市中心发生了人质危机事件,大概因为算法不能根据特殊情况进行调整,所以优步价格大涨。网上骂声一片,优步的管理层决定提供免费的乘车服务,并且将已经支付的高额打车费退还给乘客。

[3] 值得注意的是,一家更大的机构,“(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也认同这种做法。在接受经济学家艾伦·B·克鲁格(Alan B. Krueger)的采访时,全国橄榄球联盟公共关系副总裁格雷格·艾洛(Greg Aiello)解释说,联盟是以“长期战略的角度”进行定价的,至少超级碗的票价是这样的。虽然超级碗一票难求,票价高也许是有道理的(并且可以短期获利——他计算过收益增加相当于所有的广告收入,但联盟特意让票价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巩固“与粉丝和生意伙伴的关系”。(krueger,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