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罗马帝国崩溃后，国王开始向城市居民征收人头税，继而又永久性地包给市民代征，城市因而成为“自由市”，市民成了“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正是这些自由市民推动了商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古代希腊和意大利共和国早期的居民主要由地主构成，他们分割公共土地，彼此相邻地修建房屋，并环以围墙，共同御敌。但是，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地主们便与自己的佃农、依附者住在各自领地的城堡里。城市的主要成员变成了商人和技工，特许状的颁布赋予了他们某些特权：无须领主允许就可以自由嫁女；自己死后，由子女而不是由领主继承自己的财物；可以订立遗嘱来处理自己的遗产。否则，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奴隶或者近似奴隶的地位，处境比乡村居民好不到哪去。

这些人既贫穷又低贱，经常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集市售卖他们的货物。每经过某个庄园，每通过某个桥梁，每经过一个集市，甚至在集市上设立摊点，他们都要交纳税捐，除非受到国王或者某位大领主的免缴特许。虽然这些商人的地位低贱，但仍因此被称为自由商人。作为自由的回报，他们每年向自己的保护人交纳一次人头税。保护是出于对金钱的考虑，而人头税则可以被看成是对保护者免去某些税收的补偿。在英格兰几个城市的一些记载中，不时会提到个别人向国王或者大领主寻求保护并交纳这种税。最初，这种免缴税捐和人头税只限于个人和保护者之间。

美丽的尖拱

城市渐渐脱离乡村而出现时，为数众多的底层劳动者随之脱离了佃农身份，转变为小商贩与技工。他们的境况比乡村居民稍好，但仍隶属于最卑微的社会阶层，承担着难以想象的沉重赋税。如图中所示的兰斯大教堂的美丽尖拱正是由这些无名小卒建造的。

不论一开始的处境如何低贱，城市居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时间却要比乡村土地占用者早很多。在国王的收入中，城市居民缴纳的人头税是其中的一部分。国王自己决定税额的多少，然后交由各郡的司法行政官员或其他人在规定的年限内代为征收。不过城市居民不愿意受到国王官吏的凌辱，他们选择了自己承包本市的这种税收。因为，欧洲各国君主本来就有将整个庄园的税收交给全体佃农包办的传统，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征税。同样，城市居民对全部税收共同负责，并由自己的官员征收入国库。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城市税收包给市民代征的方式，从只限于一定的期限，转变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即税额不变，永久性地包给市民代征。而作为回报的豁免也自然具有永久性了。而且，这种豁免不再属于个人，而是给予了城市所有居民。因而，城市成了“自由市”，市民变成了“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除了这种权利之外，市民还被普遍赋予嫁女权、子女继承权和遗嘱处理财产权等特权。这些特权和贸易自由权消除了他们低贱的、近似奴隶地位的特征，从这一刻开始，他们是真正自由的了。

与此同时，社团或市区出现了，市长和市议会被选举产生，自治政府的法规、军事等体系逐渐建立。全体居民接受军事训练，担负警戒和防守的义务，防止外来的进攻和偷袭。在英格兰，他们可以不接受州郡法庭的管辖，除公诉外的其他诉讼可由市长裁定。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市长获得的司法权则更大、更广泛。

在混乱的年代，包征税收的城市必须使用某种强制性的司法权来迫使自己的公民纳税。与其他各种税收相比，城市的人头税是最有可能自然增加的税收，而且不用费钱费心。但是，为什么欧洲各国的君主愿意用此去交换一种固定永久不变的税收，而且，还允许在自己的领土中建立一种独立的共和国呢？

嫁女权的出现

无论如何，城市居民从一开始就拥有比乡村居民更多的自由，而通过承包当地的全部税收，一些城市的居民又赢得了更多的个人权利，包括嫁女权、继承权等等。图为在法国布伦举行的一场欢快的婚礼。

纵观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君主有能力保护他们部分弱小的臣民不受大领主的压迫。为了得到保护，这些臣民要么成为某个大领主的奴隶或农奴，要么成立互相保卫的同盟，彼此共同保护。领主们鄙视市民，他们嫉妒市民的财富，在任何时候都会予以掠夺。这种攻守同盟的建立，可以使单个的城市居民能够进行不容忽视的抵抗。国王也憎恨和畏惧领主，共同的利益促使国王与市民同盟，共同反对领主。因此，尽其权力之所及，尽可能保证城市居民的安全和独立，是符合国王利益的。如果没有这种强迫居民按某种计划或制度行事权力的正规政府，任何攻守联盟都不会获得永久的安全，也不能给国王更大的帮助。这种永久性包征税收的权力，可以消除城市对国王的一切妒忌和猜疑，使彼此成为朋友和同盟军。

遭到排斥的领主

权力的倾轧使城市在混乱的年代中找到了脱离控制的可能。国王无法对抗领主们庞大的军事力量，便从日益富裕的城市市民中寻找支持。据专家考证，法国的市长和议会制度便是在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这幅画描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具实力的一名大领主—乌尔比诺大公。

城市的吸引力

城市愈来愈成为自由与公正的象征，仍处于暴政压迫之下的农村居民也想方设法地摆脱领主控制，逃往城市。图为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小城，这些小城中的建筑与街道在数百年间几乎从未产生任何大的变化。

往往是与领主最为不和的君主最愿意给予城市这种特权，例如英格兰的约翰国王。法国在菲利普一世时期失去了所有约束领主的权威，之后的国王路易在与国内各主教商量对策时，获得了两种建议：在国王领土内的每一个大城市中设立市长和议会，或在必要的时候，由城市居民组成民兵，在市长的统帅下支援国王。法国考古学家们认为，法国的市长和议会制度应该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同样的，当苏阿比亚王室各国王统治衰落的时候，德国大部分的自由城市首次被赐予各种特权。

城市中的银矿采掘　手抄本　1490年

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城市居民通过加工产品，或者从事国家间的贸易，以获得所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劳动所需的全部原料和工具。而且他们的交易对象并不仅局限于邻近的乡村。图为在波希米亚的第二大城市库特纳霍拉中，居民忙碌着开采银矿的情景。

就在城市建立了良好秩序的时候，乡村的土地占用者仍然处于各种暴政的压迫之下。这些没有自由的人们，只满足于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如果要获得更多的东西，必然会受到更大的压迫。而在城市，人们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以求获得更多的生活便利品和娱乐品。这些需求促使了各种产业的建立，而且要大大早于乡村。贫苦的土地占有者只能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积蓄，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逃往城市。因为当时的法律偏袒城市居民，并削弱领主对乡村居民的权力。如果在一年内，他们不被领主找到，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永久自由。因此，城市成了乡村勤劳居民手中积累的资产的唯一避难所。

位于海滨或通航河道两岸的城市居民比内陆居民的活动领域要宽广得多。他们可以通过加工产品或者从事国家间的贸易，获得生活资料以及劳动所需的全部原料和工具，而并不仅局限于从邻近的乡村获得。这样的城市发展和繁荣更加迅速。单独的某个国家或许只能提供有限的生活资料和就业机会，但综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在当时即使商业圈狭隘的情况下，也有过富裕繁荣的国家，例如未曾灭亡的希腊帝国、亚巴西德诸王统治下的撒拉逊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之前的埃及、巴伯里海岸的某些地区以及所有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精良加工产品也被引进了尚未建立精密制造业的国家。当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巨大时，这种制造业便在本国兴起，商人们可以因此节省这些产品的运费。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西部各省逐渐建立了首批向远方销售的制造业的原因或许正是如此。

如果没有制造业的出现，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一个大国没有较为精美和先进的，或适于在远方销售的制造业，那么这个国家会被视为缺乏制造业。人们常常可以发现在制造业贫乏的穷国里大部分居民的衣着和家具都是本国产品的现象，比制造业发达的富国更为普遍，甚至富国下层居民的衣服和家具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外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