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高关税确保了一个国家国内商品的市场垄断地位，但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却只能达到某一特定的限度，一旦人口和产业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而进口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进口国内可生产商品的方式的盛行，确保了国内生产同类商品企业的垄断地位。英国就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进口活牲畜和腌制食品被禁止，对谷物进口课以高额关税（在丰收的年份里高额关税等于禁止其进口），确保了英国畜牧业者和谷物生产者对国内市场的垄断。禁止的范围还在扩大，毛织品、丝绸、麻布制造业都已获得或正在获得同样的利益。其他许多制造业也是如此。英国禁止进口的商品种类之多，让人难以想象。

这些产业不仅获得垄断地位，往往还受到极大的鼓励，这便使得劳动和资本大量进入这些领域。但是，政府的这种做法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最有利的方向发展，还很难说。

社会总产业需要社会资本维持，这有一个限度。对任何个人来说，其所能雇用的工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同样，对一个社会而言，它能继续雇用的工人数，也一定同那个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商业条例能确定产业的方向，不论这个方向是否有利于社会，但它却不能使产业数量的增加超过资本维持的限度。

年轻的公牛　安德鲁·怀斯　油画　1960年

政府既然相信更多的出口与更少的进口会使国内的金银不断增加，那么它自然会采取绝对禁止或高关税的方式，来限制进口国内能自行生产的商品。英国有着发达的畜牧业，因此，一直以来从外国进口活牲畜和腌制食品就是受到严厉禁止的。

每个人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人们都在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最有利的用途。例如，每个人的投资都尽量选择离自己家乡较近的地方。如果这样做能使他获得正常利润或者稍低点的利润的话，他的产业就会因此而维持下去。同时，他必然要努力引导这个产业，尽可能使其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可见，对自身利益的研究使资本的最终用途往往对社会也是同样有利。

劳动者获得利润的大小，同其生产的产品价值的大小成比例。所以，投资产业的人总会努力使他所投资的产业的产品具有最大价值，以谋取最大利润为唯一目的，即能交换到最大数量的货币和其他商品。

拜占庭时期的钥匙

社会总产业需要社会资本维持运转，这存在一个限度，就像钥匙所代表的安全作用，产业不可能突破资本的限度过分扩张，即使它试图扩张，也会因风险过大、遭受损失等原因很快退回原有的规模。

投资产业的人比其他人都能更好地判断，应该把资本用于哪类能够生产最有价值产品的产业上。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沽名钓誉，想要得到一种权力，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贵族手套

投资者总是最敏锐的判断者，绝不会把资本用于毫无利润可言的产业上，因此政府的引导总要被称为是“后知后觉”的。投资者不仅懂得努力引导这一产业，尽可能使其产品具有最大价值，同时如果国内产业的产品价格高出国外价格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放弃投资其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无法保证国内产品的价格与国外产品的价格一样低廉或者更低的话，那么，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来垄断国内任何特定的工艺或制造业市场的举动，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如果购买东西的代价比自己生产还要小，谁也不会傻到自己去生产，否则，鞋匠要自己做服装，裁缝则会自己做鞋。精明的商人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比别人更有优势的方面，其他所需的物品只需购买即可。

私人家庭的精明选择完全可以用在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如果外国能提供更好更便宜的商品，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还要制造了，完全可以用我们的一部分优势产品去购买所需，否则年产品的价值会因为这种不利的做法而或多或少地减少。因此，政府应该把劳动放在更有价值的商品的生产上。忽视更有价值商品生产的管制是无用的或者有害的。

诚然，上述管制在有些时候能使特定的制造业更迅速地确立起来，而且同样可以制造出价格或者成本更低廉的商品，但劳动和收入的总额却都不能因此而增加。前面说过，社会劳动和社会资本形成了某种比例关系。社会资本通过社会收入的节省来获得，节省得多了，社会资本才能更多地增长。进行管制之后，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收入在减少，那么，社会劳动就不可能相应地增加。

相反，如果没有那种管制，虽然特定制造业不能迅速地确立，但社会并不会因此更贫困。因为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寻找更有利的用途，社会资本自然会迅速地增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资本与劳动使用的对象并不相同，但仍然使用在最有利的方面，那么，无论哪个时期，其收入都可能是最大，同时社会资本也会随之以最大的速度增加。

小酒馆　壁画　约15世纪

在亚当·斯密看来，政府不必仅为限制禁口，勉为其难地培植国内并不成熟的产业。国外能够提供味美价廉的葡萄酒，那么何必要在国内花直接购买多3倍，甚至30倍的代价去生产呢？图为一些士兵在意大利北部一处紧要关隘的酒馆内喝酒。

试图攻占英格兰　木版画　1803年

限制外国产业，并奖励国内产业，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可取，但在特别的国防领域还是存在一定必要性的。英国的《航海法》限制了进入英国海域的外国船只，尽管对贸易不利，却大大增强了本国国防的安全性。图为拿破仑率领的法军试图登陆英格兰，但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某些时候，某个国家在特定商品生产上的巨大优势是使其他国家望而却步的。例如，苏格兰也能种植极好的葡萄，酿造极好的葡萄酒，但这个费用是其从国外进口同样品质葡萄酒的30倍。禁止进口的法律就是为了让本国也能酿造葡萄酒，这合理吗？答案显然是不。哪怕自己制造的资本和劳动仅多1/30，或1/300，甚至更少，也是不合理的。两个国家彼此交换各自有利的商品，比各自制造这些对自己不利的商品要更有利。

在英国，禁止进口和课以高关税的命令虽然有利于畜牧者与农民，但仍然不如商人和制造业者从垄断的国内市场获得的好处大，因为制造品，尤其是精细的制造品，更容易运输。这便使得国外贸易的业务通常以贩卖制造品为主。如果某个国家在制造品方面能占到即使是微弱的优势，也能迫使国外的商人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销售其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外国制造品自由进口，就会对国内相应的制造业造成损害，严重的的话就会完全毁灭。最糟的结果就是大部分资本和劳动被迫寻找其他用途。但是，与制造业相比，畜牧业和农业等土地天然产物即使完全自由进口，也不会受到这种影响。

法律长期禁止谷物和牲畜进口是不现实的，一个国家的人口和产业肯定会超过本国土地生产物所能维持的限度，一旦达到那种程度，进口必将开启。

限制外国产业，奖励国内产业，通常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很有利。

第一，国防所必需的特定产业。例如，大不列颠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海上力量。所以，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在某些情况下，自然要力图通过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船只课以重税，来使自己的船只垄断本国的航运生意。

航海法对国外贸易，或对因此而带来的财富的增加是不利的。

国家间的贸易关系通常都以贱买贵卖为有利。在贸易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会选择购买最便宜的商品，而以最贵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在航海法中，对到英国来运出英国产品的外国船只未曾课税，甚至过去出口和进口商品通常都要缴纳的外国人税，也被法令免除了。如果禁止或者课以高额关税，外国人就既不能前来售卖商品，也不能经常来此购买商品。如此一来，销售者人数和购买者人数都在减少，结果则是外国商品会越来越贵，而本国商品却会越来越便宜。但是，国防与国富孰轻孰重，自然明显。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为明智的一种。

无线电收音机

另一种对增加国内财富有利的限制方式是对国外进口的必需品课以较高的税，这等于是变相为国内产品提供优越的市场环境。这种家用收音机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曾取得惊人的业绩。

第二种有利的情况是，如果对国内产品课税，那么自然也要对外国的同样产品课以同样的税，这似乎也合理。不过，在某些同等课税的情况下，条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本国产业与外国产业仍能在大约相同的条件下互相竞争。在大不列颠，为了消除国内商人和制造业者对外国商品贱卖的抱怨，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对进口同种类的外国商品课以更高的关税。

对于第二种限制，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将限制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能与国内产品竞争的外国商品，即所有生活必需品。但是，课税的结果必然会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从而导致劳动价格跟着上涨。他们认为，对外国商品所课的税额，应该与本国商品价格增加的额度相等。

饭　高更　油画　1891年

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于国人来说，其重要性与天然贫瘠土壤与不良气候大致相同。如果政府不善加调节，就会使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因此要为国内的必需品生产者提供优越的市场环境。画中的孩子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前，尽管桌上的食物尚属丰盛，却流露出悲伤的表情。

生活必需品税，如英国的石碱税、盐税、皮革税、烛税等，是否必然提高劳动价格，从而提高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探讨。但是，因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与向特定商品直接课特种赋税造成涨价的情况，存在两方面的差别。

荷兰人造就了荷兰　油画　16世纪

荷兰似乎是唯一一个对生活必需品征收赋税、但同时又能继续富裕和繁荣的国家。由于它的各种产业都具有最大固有优势，因此即使增加了赋税，也能生存而且繁荣。在15世纪，荷兰人口的增长使得土地需求不断增长，荷兰人为此设计出一套排水系统，在海中造出了新的土地。

首先，特定商品的价格因特种赋税而提高的程度，是可以准确判定的。各种不同劳动产品的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劳动价格提高的影响，却不能准确地加以判定，因而就无法准确地按各种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对各种外国商品课以适当的赋税。

另外，必需品的价格会因此变得比以前更昂贵。对于国人来说，生活必需品税造成的影响，与贫瘠土壤与不良气候所产生的影响大致相同，两者都需要异常的劳动和费用。对他们最有利的是让他们尽可能适应目前的环境，寻找新的劳动用途，使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能在国内或国外市场上占有稍稍优越的地位。在因土壤和气候造成的自然贫瘠时期，和在因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引起人为的紧张时，试图指导人们应该如何运用其资本与劳动，都是不合理的。很明显，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他们的生活成本和捐税负担已经很重了，如果再给他们课以新税，再对其他大部分商品也支付更高的价格，无疑是一种最不合理的补救办法。

所以，能够征收这类赋税的地方通常却是最富裕和最勤勉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无力再承受这些额外的负担。在这种国家中，各种产业都具有最大固有优势和获得优势，即使增加了赋税也能生存而且繁荣。荷兰就是这样一类国家—赋税多，但却能够继续繁荣，是特殊情况让赋税不能阻止繁荣的延续。

给外国产业增加若干负担以奖励本国产业，显得比较容易，而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商品自由进口是适当的；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在自由进口已经中断若干时间之后，恢复自由进口是适当的，却需要深思熟虑。

关于第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情况是：课税和禁止都是相互的，其他国家的报复心理会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本国所有产品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确定什么时候继续进口是适当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本国的某些制造业会因为高关税和禁止进口而逐渐扩大起来，而同样的效果也会发生在其他国家。因此，如果骤然撤销这些限制手段，较低廉的同种类外国货物会迅速流入国内市场，这会极大地冲击国民日常职业与生存手段。由此而起的混乱是无法想象的。不过有两个理由可以使这种混乱也许没有一般所想象的大。

俄罗斯点心与便餐鲍里斯·米哈伊洛夫　摄影　1980年

高关税和禁止进口可能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假如骤然撤销这些限制手段，价格较低廉的外国货物大量流入国内市场，就会极大地冲击国内原有的产业。图中一名俄罗斯妇女正站在伟人雕塑像脚下售卖小点心，事实证明，前苏联封闭的经济环境对其国家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无任何好处。

第一，那些没有奖金通常也可以出口到欧洲其他各国的商品，都不会受到外国商品自由进口的严重影响。

第二，这样恢复贸易自由，虽将使许多人民突然失去他们通常的职业和普通的谋生方法，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失业或全无生计。

面对突然遇到外国人竞争引起的混乱，大型制造业的经营者将不得不放弃原产业，其损失不言而喻。一般情况下，他们用来购买材料、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也许并不难于找到新用途，但是要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进行处理，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相当大的损失。所以，就要求这种变革不要急于开展，而是要在发出警告很久之后，缓慢地、逐渐地实行，要公平地考虑这些制造业经营者们的利益。

如果出于为大众谋福利的远见，立法机关就不能为片面利益的要求所左右。它既不能建立任何新的垄断，也不能推广已存在的垄断。这样的法规不仅会给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失调，也难免被后来的补救措施引起另一种失调。

很显然，高课税以及禁止进口，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至于那种不是为了防止进口，而是为了筹集政府收入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对外国商品进口课税，将是以后探讨赋税问题时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