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论重农主义即把土地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唯一或主要来源的政治经济学学说

政治经济学有着两个不同的体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相反的是，重农主义者肯定高估农业产业，主张与土地相关的劳动才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因此低估了城市产业。

相对于重商主义来说，重农主义的地位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任何国家都没有把土地产物看作国家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但本文仍会将这种学说解释清楚。

柯尔贝尔是路易十四的重要大臣，正直、精明，在有序管理公共收入的征收与支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个习惯于管理各公共部门，设置必要的监察和控制将各部门限于适当范围，并且勤奋工作的事务家，但同时他也是个重商主义者。柯尔贝尔用管理公共部门的模式来管理国家的工商业：平等、自由、公平地谋取个人利益被禁止；给予某些产业超常的特权，却超常限制其他部门。他为了鼓励和支持城市产业，而压制农业。鼓励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以及禁止谷物出口，使得农业中最重要的产品不能出口，从而能够向城市居民提供廉价的食物。全国各种各样的禁令和横征暴敛，使这个国家的农业大大低于它应该发展的水平。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柯尔贝尔对城市更优惠的政策。

意大利村庄　摄影

重农主义是指高估农业产业，而低估城市产业的理论。它把所有国民分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耕作者、农夫和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生产阶级，以及工匠、制造商和商人构成的不生产者阶级。重农主义者轻视第三者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图为普罗旺斯的小村镇，路边点缀着一座古代的喷泉。

与重商主义者相反，重农主义者肯定高估农业产业，而低估城市产业。他们把对土地和劳动有贡献的人民分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耕作者、农夫和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生产阶级，以及工匠、制造商和商人构成的不生产者阶级。他们歧视第三者。

土地所有者经常要投入资金用于土地及其周边建筑的改良和保养。这种投入保证了各耕作者能以相同的资本耕作出更多的产物，从而为其支付更高的地租，这是土地所有者应得的利息或者利润。重农主义称之为土地费用。这是土地所有者的贡献。

农民饲养的家畜

农夫之所以被特别尊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能够在地租、耕种费用之外提供生产净产物。但重农主义以农业生产者为标准，将制造业与从事贸易的劳动者视为非生产者却是错误的。

对于耕作者或农夫而言，他们耕作土地的费用被称为原始费用和每年费用。原始费用包括农具、耕畜、种子，以及维持农夫在土地获得收成之前的所有费用。每年费用包括，种子、农具的磨损以及每年维持农夫用于耕作的全部费用。

这两种费用就是农夫用于耕作的资本。前者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补偿，其次是后者，同时他还要获得一般利润。如果不能定期收回这些投资并获得利润，他就无法与其他行业处于同一经营水平。这样，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就会选择其他能够保持这种水平的行业。

如果地主侵犯农夫耕作的收益，不仅会减少自己土地的产量，还会减少本来能够得到的合理地租。这种地租应该少于农夫在支付所有耕作费用剩余的净产物。农夫之所以被特别尊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能够提供这种净产物。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原始费用和每年费用被称为生产性费用——补偿自身价值之外，还能生产出净产物。

地主的土地费用也被称为生产性费用，它的存在，改良了土地，提高了地租。在良好的状况下，这些土地费用不仅能生产出其全部价值，还会在一段时期后生产出净产物。教会和国王不应该对这种地租征收什一税和赋税，否则，土地无法改良，从而不利于这些税收在未来的增加。

正是由于生产性费用这种概念的提出，其他所有费用和所有阶级被视为完全不生产了。

尤其是工匠和制造商。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材料、工具和工资，以雇用和维持他们的生产。雇主也要维持自己的费用。因此，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用来补偿这些资本，同时产生一般利润来维持雇主自己的费用。这种费用与雇主希望得到的利润成正比。否则，他就无法收回全部费用。

因此，制造业资本的利润并非最后剩余的净产物。相比之下，农夫的资本却能够生产出新的价值，即地主的地租。所以，不产生任何新的价值的用于雇用和维持工匠和制造商的资本，是非生产性资本。

商业资本也是如此。其利润只是用来补偿维持投资的费用，这种费用是投资中的一部分，它也不产生任何新的价值。

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虽然增加了土地天然产物某些特定部分的价值，但其消费的其他部分恰好与增加的部分价值持平。因此，他们的劳动从未增加土地天然产物的全部价值。例如，用亚麻制作一对花边。花边会将亚麻的价值从一便士提高到30镑。但是，制作花边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制作花边的人得到的30镑，只能够补偿生产花边期间的生活资料。尽管亚麻的价值增大了7200倍，但这种天然物的实际价值并没有增加。因为制作人每时每刻都在消耗他所生产出来的价值。因为产品的价值没有超过全部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以，大多数从事这种费用大而又不重要的制造业的人都非常贫穷。农夫和农村劳动者则完全不同，他们补偿了全部的费用，还提供了地主的地租。

对于工匠、制造商和商人，可以这样认为，只能靠节俭，即从他们自身生活资料中剥夺一部分资金来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他们每年只是为了这部分资金而生产，如果不能从自身的享受中节省一部分，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就不会因为他们的劳动而增加。

相反，农夫和农村劳动者不仅可以完全得到这种享受，同时还能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因为，他们不但生产自身的生活资料，还提供净产物。正是净产物的增加而使社会财富和收入也产生增加。因此，法国、英国等地主和耕作者占多数的国家，能因劳动和享受而致富。而荷兰等由商人、工匠和制造商构成的国家，就只能依靠节俭和贫困致富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国民共性的极为不同。前者国民宽宏、直率、友爱；而后者，狭隘、卑鄙和自私，且缺乏一切社会娱乐和享受。

修建房屋

重农主义者之所以更看重农业生产，主要原因是工匠和制造商未能制造出最终剩余的净产物。他们的劳动用来补偿投入的资本，并产生雇主所希望的一般利润。图为20世纪40年代德国建筑工人正忙于修建大众的住房。

黄金之城　摄影

农业生产者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创造者，而工匠、制造商以及商人即使有所贡献，也是依靠节俭的手段，而不是创造出了财富。早在1880年，约翰内斯堡还只是一座仅价值两头牛的农场，时至今日，它已发展成为南非最大的城市之一，素有“黄金之城”的美誉。

社会财富和收入的提供者不仅为不生产阶级提供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还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谷物和牲畜，最终还支付了他们的工资和利润。这就有点像主人与佣人的关系。不生产阶级中的雇工和雇主都是地主和耕作者的佣人。他们只是工作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能因为不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就排斥不生产阶级。对于地主和耕作者来说，他们有很大的用处。地主可以用自己的劳动产物购买所需的本国和外国商品，这比他们自己试图生产和进口的所付出的劳动要少得多。正是这些不生产阶级，让耕作者能够把心思更多地用于耕作土地，从而可以提高产量。而这些提高的产量，完全可以支付他们自己和地主维持及雇用不生产阶级所需全部费用。尽管商人、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表面上看是完全不生产的，但这种劳动使生产者更加专心于自己的劳动，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也间接提高了土地的产量。

在任何方面限制或抑制不生产阶级都是不符合生产阶级利益的。更大地享有自由会加剧不生产阶级中各行业的竞争，这对地主和耕作者是有利的——他们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得到外国和本国商品。压迫他们也不符合生产阶级的利益。正是耕作者和地主生产的剩余产物维持并雇佣了不生产阶级。如果剩余产物越多，这一阶级被维持的状况就会越好。确保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最高度繁荣的最简单的秘诀正是这种完全的正义、自由和平等。

不同的社会模式

亚当·斯密指出每个国家都由各不相同的劳动构成，而这种构成差异一方面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影响到国民的生活态度。图为1737年赶时尚的英国人在温泉浴室的饮水处饮水聊天。

与其他由不生产阶级构成的商业国家唯一的区别在于，维持和雇佣类似荷兰和汉堡这些国家不生产阶级的地主和耕作者，是其他国家的居民或属民，他们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其他国家的居民由于政策的原因无法在国内找到商人、工匠和制造商，而这些商业国家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的需求的不足。

佛罗伦萨商人

尽管工匠、制造商与商人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但对他们施加不合理的限制也是不恰当的。在不生产阶级中保持一定的竞争，可以使生产阶级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商品。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是欧洲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市民非常富有。

如果通过征收高额关税来压制这些商业国家，决不符合由生产阶级构成的国家的利益。关税使那些商品变得更加昂贵，降低了土地剩余产物的真实价值，反而不利于剩余产物的增加和土地的改良与耕作。所以，给予商业国家最完全的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地主和耕作者以及剩余产物最有效的策略。这种完全自由的贸易策略同时对适时满足了他们对商人、工匠和制造商以及某种产品的需求，也是最有效的。

土地剩余产物的持续增加，使地主和耕作者得到了更多的利润。这为国内工匠和制造商获取工作原料和生活资料提供了资金，他们可以立即制造商品，而且价格与那些商业国家所提供商品的价格一样低廉，因为这些国家生产商品的材料和生活资料来自遥远的地方。即使国内的工匠和制造商缺乏技艺和熟练程度不够，在短时间内无法制造与商业国家同样低廉的产品，但他们也可以以同样低廉的价格销售其产品，这同样也是因为商业国距离的遥远。但是，一旦他们的技能和熟练程度获得了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以地主和耕作者为主的国家会立即与这些商业国家开展竞争，不仅会迫使他们降低价格，甚至还会将他们完全赶出市场。当国内工匠的技术和熟练程度提高之后，这些制造品的销售将会超越国内市场，而在外国市场，低廉的价格会以同样的方式将那些商业国的许多制造品淘汰。

当以地主和耕作者为主的国家的资本持续增加时，多余的资本自然会流向对外贸易，将国内多余的产品出口外国。与上面的原因一样，即使他们的航海技术和熟练程度较差，也可以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在外国销售他们的商品，但航海技术和熟练程度得到提高之后，商品的价格将会更加低廉。因此，产生的结果就像商业国的产品在国内获得的结果一样—要么降价，要么被淘汰。

所以，完全自由的贸易，是重农主义国家培养本国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最有效的方法，从而提高本国剩余产物的价值。这种不断积累的价值，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培养出本国所需的商业。

但是，如果重农主义者抑制了这种贸易关系，必然从两个方面对本国造成损害。首先，提高的外国产品的价格，必然降低本国用于购买这些产品的剩余产物的真实价值；其次，国内的垄断，将提高商业、制造业以及农业的利润率，必然会分散现有农业的资本和劳动，或吸引其他原本想进入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资本和劳动都会从前者转移到后者。所以，这样的政策是不利于农业的。农业的利益将会减少，其他行业将会变得更加有利。

什罗普郡的铁厂　油画　1777年

劳动构成偏向农业的国家凭借完全自由的贸易，就可以有效地培养本国工匠、制造商和商人。政府不必过多地干预经济，国民经济中需要的商业成分自然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图为一座坐落于什罗普郡农村的一家小铁厂，标志着英国这个素来以农业为中心的国家正在向工业国转变。

同样，这种重农主义政策会过快培养另外一种产业，从而压制原有的产业。对完全不生产性劳动过快地鼓励，就会压制生产性劳动，并减少净产物的产量。

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

魁奈（1694—1774）出身于地主家庭，他首创了重农主义的所有理论，坚持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并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按照这个学说，魁奈用一些数学公式表述了在上述三个阶级中如何分配土地年产物时，不生产阶级为什么丝毫不增加所有年产物的价值，而仅仅补偿其消费的价值。第一个公式被命名为《经济表》，并被给予了特别重视。该公式假定，在最自由、最繁荣的状态下，各阶级在全部年产物中享有适当的份额，当年产物能提供最多的净产物时，如何进行分配。后面几个公式表述了在存在各种限制和管制的前提下，如果地主阶级或不生产阶级比耕作者收获更多，或者他们侵占了生产阶级应得部分，将如何分配。这种侵占，或者违反自由的分配，会造成年产物价值和总产量的逐年降低和社会真实财富和收入的逐渐衰退。这种衰退的进程与上述侵占的程度成比例。最后的公式便表述了这种比例的关系。

调节能力　佩吉·斯罗塔　摄影

魁奈有如此的发现，即国家经济也同个人一样具有自身调节的能力。当一个人感到疲累时，大脑和身体都会向他发出休息的警告，而当国家政策出现不公正的倾向时，大众的自然反应与努力就成为自动修复这种不合理倾向的力量。

就像医生认为人体的健康能够依靠某种养生之道保持，如果违反了就会引发疾病和不适一样，魁奈也认为，只有完全自由和公正的正确体制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正如人体似乎存在某种自我修复的机理，国家也同样存在——人们为改善自身境况所付出的不断努力就是这种力量，它能预防和修正国家在许多方面因不公平和压制所引起的不良后果。虽然这样的政策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一个国家繁荣的进程，但却不能使其停止，更不能使其倒退。如果是那样，世界上就没有繁荣的国家了。正是由于国家存在的自然的智慧有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修正这些愚蠢和不公所造成的影响。这就像人体的自我修复机能一样。

把工匠、制造商和商人完全看作不生产阶级，是重农主义学说的主要错误。

第一，用不生产阶级对其命名是不恰当的。农夫和农村劳动固然比商人、制造商和工匠的劳动更有生产力，而且还能生产出净产物，但是，后者生产的价值至少能够维持他们继续存在。因此，不能因为一个阶级生产得多就代表另一个阶级无生产或者不生产。

其次，将工匠、制造商和商人视为与家仆等同也是不妥的。维持雇用家仆的费用完全由主人承担，而且他们工作的内容由无法确定的服务构成，他们的劳动并不能产生雇用和维持他们的价值。相反，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劳动却通过销售其生产的商品而实现。

制造业工人　阿尔诺特·欧文贝克　摄影

工匠、制造商和商人虽然并不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但并不能被完全视为与不生产阶级等同。这也正是重农主义学说的错误之一。即使假定他们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他们在商品中增加的价值，但社会财富的增加却必须要经过他们的消费来完成。图为制造业工人在其生产车间内。

第三，在任何假设下，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劳动都不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假定虽然他们所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他们在商品中增加的价值，好像他们的劳动并没有给社会的真实收入和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格带来任何增加，但是，他们消费谷物和其他必需品，这些被消费的价值就为土地和劳动年产量增加了相同的价值。例如一个工匠在6个月内完成了价值10镑的工作，同时又消费了同样价值的谷物和必需品，他实际上就为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增加了10镑的价值。但是，他在消费这些必需品的同时，又生产了同样价值的产品，因此，这6个月他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的总量应该是20镑。尽管存在的价值只有10镑，但如果谷物和必需品是由士兵和家仆所消费的，那么，6个月之后，存在的价值仍然只有10镑。所以，即使工匠所生产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超过其所消费的价值，但由于他的生产，市场上货物实际存在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比他不生产时要少。

重农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他们如此说的依据可能是基于假设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收入，即用于消费的资金，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更确切地说，这个阶级的收入等于其生产的价值。这会让人们理解，那些节省的收入必将多少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但是，如果真由他们的这种假定而引出某种议论，这种议论也极不可能得出定论。

第四，如果农夫和农村劳动者不节俭，不能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就不会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这种年产物的增长方式有两种：提高社会能够雇佣的有用劳动力的生产力；增加有用劳动力的实际雇佣数量。

前一种方式的提高取决于两点：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和劳动者工作所用机械的改进。由于分工更细致，因而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比农夫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更简单。所以，用上述两种方法可以将前者生产力提到高得多的程度。相比之下，生产者阶级并不具备优势。

正如上述学说所下的结论，只有雇用有用劳动的资本增加了，社会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才会增加，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则来自于收入：包括资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资本借出人的收入的节省额。那么，如果商人、工匠和制造商本能地比地主和耕作者更趋于节俭和储蓄，他们就会雇佣更多的有用劳动量，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第五，重农主义学说提出，一个国家居民的收入，完全由其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构成，在相同条件下，商业国和工业国的居民的收入最大。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商业或者工业的进口，其居民生活资料的数量就多于本国土地所能提供的。这样，没有土地的城市居民只要通过劳动，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天然产物来维持生活和发展产业。这种状态使城市与邻近的农村的关系更像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荷兰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就是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活牲畜来自霍尔斯廷和日兰德，谷物来自欧洲各国。荷兰用少量的制造品得到了大量的天然产物。可见，工商业国用少量的制造品购买大量的外国天然产物，而无工商业的国家就刚好相反了。一边是用少量出口换取大量进口，另一边却是用大量进口换回少量出口。显然，前者的居民比后者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

重农主义学说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但是它却比其他众多的政治经济学学说更接近真理。因为，尽管这个学说主张与土地相关的劳动才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但这个学说也提出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无法构成国家财富，国家财富是由再生产的可消费货物构成，并且使其最大增长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完全自然、自由和公正的体制。这个论点的公正性得到了大量追随者的支持，而且支持者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最大的原因却恐怕是它将制造业劳动定性为不生产劳动。

杂货商与他经营的小店　亨利·德·泽特尔　摄影

判断社会财富是否增长的有效标准之一，是雇佣有用劳动的资本是否获得了增加。商人、工匠和制造商如果愿意趋于节俭和储蓄，也可以利用更多的资金雇佣有用劳动量，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并不容易，店主须身兼多职，才能有效地节约资本。

挤奶

重农主义者提出，一个国家国民的收入，是由其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构成，而在相同条件下，商业国和工业国的居民的收入最大。荷兰可以用少量的制造品换得牛、羊等大量天然产物，而无工商业的国家则需要大量进口制造品。图为荷兰居民正在挤羊奶。

城乡之间的贸易是任何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贸易，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过。城市居民通过制造品和半成品从农村得到工作原料和生活资料。这种贸易的最终形式就是天然产物与制造品之间的交换，其带来的结果是制造品越来越昂贵，而天然产物却越来越低廉。但是，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提高制造品的价格，都会降低土地天然产物的价格，从而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一定数量的天然产物能够交换的制造品的数量越多，那么，天然产物的交换价值就越大，就会鼓励地主和农夫增加劳动生产。此外，如果减少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数量，会缩小天然产物最重要的市场，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巴黎圣安托瓦大街版画18世纪

城乡贸易是国家经济最重要的贸易之一，其最终形式就是自然产物与制造品之间的交换，而结果是制造品越来越昂贵，而天然产物却越来越低廉。在1674年的城市规划中，人们在巴黎的旧城墙下修建了这条林荫路，城市的发展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这里投资赚钱。

由此可见，重农主义的矛盾甚至比重商主义的还大，因为它过分重视农业而限制制造业和外贸，它实际上最终不利于它要扶持的产业。重商主义鼓励制造业和外贸的做法，却吸引了社会资本去支持不利的产业，它毕竟最终达到了当初的目的——鼓励了他所要扶持的产业。

所以，无论是重商学说、重农学说，还是其他任何学说，如果对自然自由的制度强加某种鼓励或限制，违反了资本流动的规律，都会有悖于为了促进而制定它们的初衷——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当鼓励或限制被废除，自然和自由就会取而代之。因为，任何人都有充分的自由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益，并与其他任何人、资本或阶级竞争。摆脱监督、引导产业最符合社会利益是君主的责任，但履行这种责任却充满着困惑，以人类有限的智慧和知识很难完成这种任务。在自然自由的制度下，君主只有三种应尽的职责：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保护社会任何成员的利益不受侵犯或压迫，设立完全公正的司法机构；建立和维护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它们会使社会的投入得到更多的利益。不过，这些公共设施和机构却不符合个人或小团体的兴趣，因为它们产生的利润无法补偿个人或小团体对此的投入。

碾米　陶器

重农主义过分限制制造业和商业的做法，实际上干预了经济自由运作的规律。它所造成的矛盾甚至比重商主义的还大，农业的生产物无法得到有效的流通，结果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规模缩小。图中的两个中国工人正在利用工具碾米，这一陶器是在一座汉墓中被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