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大势

一、重庆与延安

雅尔塔三巨头密谋争利，波茨坦四盟国宣布受降

当晚，全中国人民彻夜无眠。这在华夏民族千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尽管后来发生的桩桩件件，证明它其实是个凶兆，但我们还是愿意记住这一时刻。

公元1945年8月15日……哦不，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先生掏出怀表，时间已经指向凌晨1点35分。他怀着乐观而自豪的心情弃车徒步，走在重庆渝中区附近起伏不平的街道上，大口呼吸山城那清凉而弥漫着火药味的空气，心里下意识地将日历翻到了“16”日。

自日本政府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驻陪都重庆的各国使节几乎就没能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直到8月14日天皇裕仁下达《诏书》，连续几天满世界文电交驰，可把赫尔利忙坏了。先是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约定同时在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公布各项规定，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代表四国经瑞士向日本照会“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具体指示正式投降步骤。紧接着，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向东京广播，并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命令日军“立即停止开火”，随之盟军在所有战场也奉命停火。

华盛顿时间8月14日19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日军的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英国伦敦播出了首相艾德礼的讲话，莫斯科广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讲话，重庆广播总裁蒋介石的讲话。

重庆时间8月15日7时整，世界范围内正式发布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的公告。当天的正午时光，全球无线电信号都在传播裕仁天皇有气无力地宣读无条件投降“敕令”的声音。

兴奋了大半夜的赫尔利疲惫地回到住处，习惯性地喝了杯白兰地，更加没有睡意。他禁不住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牛皮靴踏响木质楼板，发出嘭嘭的声音，像是前线胜利的炮声，又像街头山响的欢庆鼓点。赫尔利推开花格玻璃窗棂，深不可测的夜空扑面而来，整个山城的狂欢还隐约可闻，一种从未有过的历史感袭上心头。他返身打开那本厚厚的羊皮笔记，热切期望记下点儿什么。

其时，陪都重庆政府与远在西北的红色延安相比，显然带着不加掩饰的自负。然而，日本政府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会公布之后，平民百姓们普天同庆的鞭炮和锣鼓丝毫没有差别。赫尔利目睹了长街上的张灯结彩，看到中国官员、兵士夹杂在商贩船夫之间，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一律奔走相告，大家彼此拱手，喜形于色，连一向昂首挺胸的富绅大贾们，也在那里忘情地手舞足蹈。人们眼里光芒四射，眉目之间犹如涂上了厚厚的油彩。

置身于欢乐的海洋，赫尔利不能不受到感染。就像年前访问延安时那样，他在中国东道主面前又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第安人的练兵舞。他被自己近乎天真的激情燃烧着，狂热地扭动着身躯，甚至操起陶克族人的方言“呀呀、呀呀”地大声欢叫。不论作为前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还是作为新任的美国驻华使节，此刻的赫尔利对“解决中国问题”更加抱有一份坚定的信念。他觉得这正是自己超越了史迪威、马歇尔和魏德迈等人之处，而这份美好感觉早在去年初冬他抵达延安的那一刻，就似乎活灵活现地握在手中了。

那是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在秘书史密斯的陪同下，飞机有惊无险降落在延安一块空地上的土包包前。黄色烟尘弥漫在模糊不清的舷窗口，以至于赫尔利没有看清究竟是谁在迎接自己。而被称作“迪克西使团”的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事先也不太清楚来者何人，所以第一次在给周恩来通报时竟有些含糊其辞。等到那架带有明显标志的美军军用飞机嗡嗡鸣叫着出现在黄土高坡上空时，周恩来问包瑞德贵宾是谁，包还摊开双手一脸茫然。幸亏周恩来处事周密。当赫尔利从机舱出口探出头来，才一眼看到包瑞德上校身边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首脑集体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一起挤进那辆被当作救护车用的破旧汽车，动静响亮地驶向“迪克西使团”驻地。

大家初次见面，寒暄过后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包瑞德上校虽是个中国通，可作为一名校级军官，碍于不太熟悉的赫尔利将军在场，也不好有超越外交辞令的言语。颠颠簸簸的车里出现短暂的寂静。正在难耐的时刻，冷不丁有头骡子挡在车前。驾驶员小赵急忙刹车，车里的主宾前仰后合。小赵满头大汗地找了根树枝上去驱赶骡子，谁知那头牲口倔得很，左赶右赶就是不给面子。急性子的赫尔利有点憋不住了，就在车里打着手势嚷嚷道：“再打，再打，使点劲，打那一边……”

毛泽东笑了，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慢条斯理地说：“想不到赫尔利将军赶骡子也很在行啊。”

“我年轻时当过牛仔，对牲口多少了解一些。”赫尔利显出点孩子气。

“哦——”毛泽东好像有了兴致，“我也曾放过羊呢。你看我们这些山坡，现在光秃秃的，开春了，朝阳的地方有点雨水就会长草，羊不愁吃的。”

赫尔利顺着毛泽东的手指伸长脖子，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沟沟坎坎。

周恩来接上话茬：“这里的山沟是听从老天爷安排的，下大雨就涨满水，有时候还会发山洪，不下雨就又干枯了。”

赫尔利滔滔不绝起来：“……在美国第四十六州俄克拉荷马，可以通过鱼儿翻腾的浑水，来判断什么时候鱼群会溯流而上……”

包瑞德上校总算逮着机会，翻译过程中大肆发挥，空气由此活泛开了，直到“迪克西使团”驻地，大家轻松愉快地喝茶，继续谈天说地。

毛泽东及中共领导集团给赫尔利大使的第一印象，就这样一点点地扩展开来。它甚至让赫尔利对成功把握中共这支红色力量，一度抱有一丝丝说不清楚的自信。一年来，美国朝野在对华援助问题上，鉴于国民党军队抗日业绩每况愈下的情形，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抱怨与不满，而中共敌后武装与美国空军配合抗战这样的好消息却在与日俱增。各方面情报都表明，那个终日穿着灰粗布上装、曾经放过羊的中共高级指挥者，手臂挥舞之间的力量越来越不可小觑，需要美国外交官们格外关注，“扶蒋容共”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赫尔利秘而不宣的指导思想。然而，就在这个波诡云谲的年头岁尾，形势很快出现“颇难逆料”的转折。

距赫尔利延安之行也就两个月，1945年1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海滨雅尔塔皇宫，美国总统罗斯福竟和英国总统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无视中国意愿、摒弃中国首脑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签订了包括以下三项内容的《雅尔塔协定》：一、史属中国领土的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割让给苏联；二、中国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在港有优越权，并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三、通往大连的中东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共同经营，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

此外，当然还包括外蒙独立等一系列有损中国利益的内容。如不答应，斯大林就拒绝出兵东北。蒋介石幻想中的铁杆朋友罗斯福，关键时刻还是出卖了盟友，他除了“震惊”和“痛愤”之外，无计可施。所有外交斡旋都留有赫尔利的影子，无论个人感觉如何，他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战。

这是个无理可讲的强权世界。美、苏两国的谈判桌上，同为战胜国盟友的中国政治局势，竟然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赫尔利心里早有底数，连小小的《中央日报》副主笔胡秋原，都敢于面对他的威严拍着桌子吼叫：“我有权为中国的事，对一个自称为中国盟友的美国代表讲中国人的意见……”并写出《参议院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可想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都不可能存在半点儿犹疑。剩下的就是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利害权衡与利益抉择了。苏联人希望出兵打败日本人本是多年的夙愿，可他们偏以损害中国利益为要挟，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美国人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中国，半真半假的基督徒蒋介石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顺理成章地由“扶蒋容共”走向了“扶蒋反共”。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讲话，声称鼎力支持蒋介石政权，表明美国决不会向中共提供武器的态度，因为“只要仍有强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此前，他还电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中共全部策略表明，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制”。这当然也是罗斯福的态度。在蒋介石醉心于暮春重庆黄山官邸的景致而“深感欣慰”时，延安则断然宣布：不许美国观察组派员再到前方，特别不准他们进入中共根据地。新华社的评论也明确指出，赫尔利和蒋介石上演双簧，“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

“中国通”赫尔利一厢情愿，“西北王”胡宗南浮出水面

在美国人明确表态的同时，斯大林也痛下了决心。这从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可以见出端倪，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蒋介石警惕范围。本来，老蒋始终坚信：“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苏联亦绝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党问题，我必能自了之。”到1945年的5月28日，斯大林还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再次达成共识，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并特别声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者有足够力量统一中国”。斯大林甚至对蒋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共），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非常肯定地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然而进入6月，嗅到异味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大半个月里连续三次召见俄国大使彼得洛夫，重述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希望中苏交往能以此为基础，甚至于允诺：“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这样的外交回应，可谓身段柔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那么在意斯大林的“友谊”，原因非常清楚，抓住苏联就抓住了遏制中共这一“心腹大患”的要害。尽管斯大林一再声明国家民族利益无关意识形态，“苏联与这些‘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延安苏维埃政权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精神联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中共1928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干脆就在莫斯科召开。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民众的心坎上，已射出另一束不可小觑的光芒，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犹如破土的嫩芽开始生长。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了长达六年的酝酿和准备，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五十天的会议，让毛泽东明星般地走进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视野，成为中国可以挑战蒋介石的人民领袖。这也让所有美国对华事务的官员大吃一惊。赫尔利大使也不例外，他完全没有料到，半年前在延安土窑相识的那个布衣粗食的中国汉子，竟有如此风云大势。

毛泽东的声音虽然平和而内敛，但那种毅然决然的铿锵之力，全世界的政治观察家都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否公之于众，他必定要以革命战争解决战后问题，并最终打倒蒋介石，建立新的共产党国家政权。八年抗战，就在蒋介石费尽心机清洗国民党军阀异己的同时，延安依托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悄然扩展到雄兵九十万，此外还有民兵二百多万，根据地人口达到一亿，一百二十多万党员。因而，毛泽东可以骄傲地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他宣布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形成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之势，让蒋家王朝上上下下感到“惶恐不安”。

蒋介石与斯大林彻底翻脸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理念，希望有外援却不依赖外援，斯大林除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一时间，中国的政局扑朔迷离起来，举国上下频吹和谈之风，至少在各种媒体面前，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施放和谐美好的愿望。这让赫尔利少将心里又开始痒痒起来。事实上，还在担任美国总统驻华私人代表时期，他就始终在做着一厢情愿的努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防止中国政府垮台，敦促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继续拼杀；另一方面努力调和中美军事机构及美国驻重庆使馆，与中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友善关系。关于“维护中国政府的巩固”“维护蒋委员长的领袖地位”等这样的外交辞令，他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胜利的日子虽说姗姗来迟，却照样鼓舞人心。在这举世欢庆的时刻，赫尔利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美国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中国的两块牌子合二为一。他的具体目标已经锁定：让重庆和延安握手。

遗憾的是，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这位穿着军装的美国政客，永远也弄不懂中国的事情。在他喜形于色胡乱拥抱中国盟友的那些日子里，他脚下这块古老国土上将要上演的一切，实际上已在悄然发生。

也许是赫尔利过于看重新任总统杜鲁门的期盼，而将史迪威将军离任时的忠告忘到九霄云外。那是中日双方于华北、华东、华南以及滇缅线上展开全面角逐的一年前，史迪威将军却执意告诉赫尔利，蒋介石的前线不在华北、不在华东、不在华南，也不在滇缅线，而在悄无声息的大西北。史迪威提示赫尔利，要注意研究陈诚和胡宗南。他把这个研究看作是同蒋介石合作的一把钥匙。“尤其是被称作‘西北王’的胡宗南，他是蒋氏集团的晴雨表，也是蒋本人蓄意储备的一枚重磅炸弹。”这是史迪威在离任的告别晚宴上与赫尔利红着脖子碰杯时说出的一番肺腑之言。可惜在当时，赫尔利只把它当作一段信天游来听，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而现在看来，史迪威将军是认真的。

的确，如果赫尔利是一位敏于观察的政治家，或者如他某些同僚所吹捧的那样是“中国通”，他就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整个抗战中胡宗南这一角色的奇异变迁。八年期间，胡宗南坐镇关中寸步未挪，然而却先后换了三个战区。先是以蒋鼎文为司令长官的第十战区，再就是以朱绍良为司令长官的第八战区，此二人位尊名高而权威不重，均非头角峥嵘的枭雄人物，与独断专行的胡宗南坦然相处并无怨言。这使胡宗南有七年平安时光来经营他的关中霸业。1944年4月开始，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到12月初便打通纵贯南北2400公里的大陆交通线。这条战略通道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直至越南。日军以区区50万兵力，投入到如此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战后，中方丢掉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飞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至少不下600万人！

在这个被中国史家称之为“日寇最后一跳”的惨败中，汤恩伯首屈一指挂头彩。汤大将军时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素有“中原王”的美誉。他的40万大军在冈村宁次15万精兵面前虽“竭力拼战”，却并无寸功，所属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被乱枪毙命，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直属总部，竟在一个土寨中被地方团队包围缴械，连汤的卫队也被迫“统统缴枪”，汤本人化装成伙夫才幸以身免。不过月余，汤恩伯连失中原38城，河南全境沦陷。尝到甜头的日本人爬上了陇海线，大摇大摆向西推进。不过几天光景，前锋就抵达陕州，顿时，潼关告急，西安震动。

实际上，日本人只是个试探性的攻势，其本意是要打通南北大陆线。但是蒋介石不敢大意。他一面派陈诚到西安总揽军政，一面命胡宗南东出潼关迎击日寇。这给从未与日军正面交过手的胡宗南带来了一个轻取功名的极好机会。很快，“豫西大捷”便被官方媒体炒得天翻地覆。随着全军覆没的汤恩伯接受处置，胡宗南理直气壮地取而代之，一跃成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同任战区正司令长官的陈诚奉命顶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于是乎黄埔少壮胡宗南，又顺理成章地开始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西北王”胡宗南大走官运，连国民党的许多下级军官也能说出其中的青红皂白，人人都看得清他所兼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是些什么玩意儿。这一点，号称“中国通”的赫尔利同样时有所闻却充耳不闻。后来，他承认自己对胡宗南“注意不够”。这位美国大爷说是“中国通”，其实是一窍不通，他根本就不懂人们评说胡宗南的话中深意，不明白胡宗南的升迁与蒋介石的大政方针有什么必然联系。他只知胡宗南关中数十万兵力是蒋介石在国家纵深陈列的战略预备队，而并未体会到与此一箭之遥的红色延安每天呼吸的是怎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息。蒋介石刻意让胡宗南坐大关中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时时都在削弱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可以这样说，胡是蒋藏在肚子里的一段愁肠，纵使赫尔利有通天智商，又怎能按得住中国人如此深厚的政治脉息？在这鲜花怒放的不眠之夜，充满畅想的赫尔利大使绝对没有料到，一向被他“注意不够”的胡宗南，其实早已浮出水面。

关中门户爷台山顿起硝烟，西北山川藏谶语最后摩擦

西安以北不足百里的淳耀地区，群山连绵，隘口耸立，素称“关中门户”。关中胡军与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这一带分山设防，大致相安无事，度过了八年一言难尽的岁月。然而就在半个月前一个风清露冷的拂晓，这里却突然失去往日的宁静。驻守在爷台山制高点上的关中分区八路军战士们还在梦中，国民党暂编第五师和骑兵第二师的数十发炮弹便从天而降。隆隆的炮声使胡军一个多礼拜以来关于“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的喧嚣，得到了结结实实的证明。但是，爷台山阵地上的八路军接到的命令却是：坚守阵地，决不出击。

一连三天，虽然整个爷台山浓烟滚滚，火海一片，胡军的步兵仍旧不得前进半步。胡宗南轻蔑地盯着前线战报，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此时，距他被正式任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只有几天时间，正处在志满意得状态上的他丝毫没把一个“鸡毛山头”放在眼里。“老头子”已经下令从河南前线和陕西东部调出九个师，凭着手中这一大把本钱，他轻而易举地在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同官、旬邑之线，布下一道长阵。只要愿意，他半天就可向北推进百八十公里，还怕拿不下小小的爷台山？“两个师不够，再加一个师，把十六军的预备第三师压上去。”胡宗南不急不忙，“我军一人一脚，踏也把它踏平。”

这时，朱德和彭德怀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报也到了，重申八路军顾全大局的立场，揭露蒋介石制造反共内战的阴谋。战区副司令长官曾万钟在一旁若有所思地说：“时值抗日高潮，动作闹大了会不会……”这话让胡宗南听得不大顺耳。他背朝着曾万钟，当即打断曾的话：“怕什么？有老头子撑腰，再说我军师出有名，共产党他们是自作自受！”

胡宗南的“师出有名”，是指前不久发生的所谓“淳化事件”。那还是在一个月前，屯兵于边区南大门外淳化一带的胡军梁干乔部，与祝绍周所属李静谋部由内争而对战。与此同时，梁干乔的警备营长刘文华及部分士兵哗变，并向陕甘宁边区驻军投诚。另外，在淳化方里镇碉堡内驻守的胡军一个排也哗变投诚。胡宗南咬定这是陕甘宁边区一手策划的结果，于是兴师问罪。不管朱德和彭德怀如何要求“调查制止”，也无济于事。当了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脾气大得惊人，简直是气冲牛斗。将三个师压到爷台山的弹丸之地不算，西安、耀县、兴平等周围各国民党军驻防要点，还有大批番号不明的队伍纷纷云集。

局面已经严重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新华社延安权威人士甚至已把胡宗南这种“从抗日前线调动军队来反对自己同胞”的行为指为“犯了滔天大罪”，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令关中分区自卫反击，正在完成生产任务的新编第四旅、教导一旅、二旅和准备东渡黄河开赴前线的三五八旅，也奉命增援关中。统一指挥这场自卫战斗的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扬鞭策马日夜兼程。

爷台山成了陕甘宁指尖上的一根刺。

胡宗南用人海战术啃了几天不见动静，再次调集大批野炮、山炮、迫击炮及美国制造的火箭炮，把爷台山重新罩入烟火之中。

爷台山守军开始反击。战斗持续一周。到7月27日晚，驻守爷台山的八路军为避免无谓的损失，主动撤出阵地。胡宗南终于得手，继而胃口大开，六个师和三个团的兵力犹嫌不足，不但包围了爷台山，还一步推进到边区边境，进占黄陵、洛川一线。

胡宗南此人的骄纵，由此可见一斑。他不懂得爷台山早已不是一座山，而成为一个意志的标志。要八路军放弃一个阵地可以，而要放弃战斗意志那是万万办不到的。1945年8月8日，还在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前夕，中国的国共两军就在这座小小的山头上撕破了脸皮。铆足了劲儿的八路军被惹毛了，开始组织大举反攻。延安下定决心不给胡宗南占到任何便宜以致惯出他的坏毛病，多大的代价也要赢过这一招。两天过后，脚窝子尚未焐热的胡军招架不住，匆忙撤出爷台山。这场被视作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摩擦与反摩擦的最后较量，实际上已谶语般地预示了胡宗南在未来大西北角逐中难逃的劫数。

爷台山反击战的捷报与日军宣布投降的喜讯同时进入延安。

云腾蘑菇喧嚣尽，欢庆锣鼓豪情长

延安的时政消息，多半是从前线直接传过来。进入1945年，日本人的丧钟就已频频敲响，早在新年伊始，美军便宣布占领莱特岛，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海军近乎倾巢覆没不说，光是地面部队的伤亡人数就高达7万；一个多月后硫黄岛的血战又是惨不忍睹，守岛2万多日军士兵除216人被俘，余皆尽歼；到3月24日，日军本土最后一个前卫堡垒冲绳岛，也被美军捣了个底朝天，11万日本陆军阵亡，20万岛民葬身于火海。之后，美国飞机驾临日本上空，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等重要工业城市，在美军“超级空中堡垒”的呼啸声中相继变成废墟和焦土，几乎全日本都是硝烟滚滚，经久不散。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也顶不住了，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英、中三国即在7月以宣言的形式发布《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再不放下武器就将大祸临头。然而，杀红了眼的战争狂人们岂能刹得住脚步？于是，才有广岛和长崎两团蘑菇云腾空而起。对于日本百姓来说，这是一场需要千万年铭记的毁灭性灾难：32万人口的广岛市，有78150人当即毙命，负伤或失踪者达5100人。

全世界都在颤抖地念叨着1945年8月6日8时15分这个时间，晴朗而闷热的广岛，突然间失去所有喧腾而仅剩一团气息。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听到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大洋彼岸徐徐飘出的声音：“这是一枚原子弹，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

就在杜鲁门这一带着血色的警告被匆匆送到日本天皇面前时，苏联百万大军也聚集在远东的双城子到西伯利亚赤塔一线，向在中国东北横行数年的日本关东军全线出击……

在这大半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着每一个战机。

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虽然历史正在一一印证着他那关于抗日战争三阶段的伟大理论，但随之而来的艰难曲折，还将让他的这次航程经受最关键的考验。毛泽东的超人之处在于，在他的词典里除了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没有别的条目。这决定了他在时事格局的一盘棋上，始终能够镇定自若地走出每一颗棋子，而决不迷失方向或出现废棋。

此时，毛泽东倒背着双手，在延安枣园那个被风雨剥蚀了门壁的窑洞里，不慌不忙地理清思路。他一面致电斯大林，对苏联参战表示欢迎；一面发表声明，宣称各解放区抗日武装要展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前线部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装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显然，这是八年马拉松的最后冲刺。

8月10日零点，一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期从容降临。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从容不迫。命令要求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及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紧接着是顺乎情理的欢庆。朱、毛二人各自绕过桌子，将双手握在一起。这让在场的老战士们立刻想起了井冈山的那次会师。有人用两只大茶缸端来一点儿酒，毛泽东尝了一口，说：“罢了罢了，还是来碗红烧肉解解馋吧！”大家全都笑呵呵地乐开了花。

这种情绪立刻弥漫到整个延安、边区乃至全国各解放区。

八年的积压实在太重，谁的心头都有一座火山。当晚的延安城，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及至8月15日日本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刻，全城狂欢达到顶点。各处黑板报、墙报都用醒目的标题报道喜讯，四面八方的游行队伍一起向市中心拥去，白羊肚手巾和军衣军帽被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一脸褶皱都抻开了，抓起筐里的大红枣，一个劲儿扔给素不相识的路人，“这是‘胜利果’呀，大家自由吃呀”。秧歌、口号和欢声笑语，竟把喧天的锣鼓、唢呐和齐鸣的炮仗、礼花全都淹没了。荣誉军人拄着拐杖，被人们簇拥着，“血没有白流！我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激动地挥舞手臂高声叫喊。斯大林、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掩映着火把的红光，随着游行人流缓缓浮动。诗人们泪流满面，他们写道：“……血在沸腾，人们忘却了整天工作的疲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干部们，全都投入狂欢的行列，连不苟言笑的副总司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彭德怀，也脚踏鼓点，扭起了秧歌。他开心地咧着嘴，可又极为严格地把握着分寸，让内心的欢畅一点儿一点儿地从目光中渗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胜利并不是终点上的鲜花。它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仅仅只有喜悦是不够的。但在当时，谁也没有细心地从彭德怀那有着强烈节制的欢笑中，去领悟这一点。

二、戡乱与解放

陪都重庆三道命令逞强，山城延安一纸檄文说不

这天晚上，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给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命令，要他维持占领区秩序，日伪军必须“维持现状”，“除按指定的三军长官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紧接着第二天又连续下达两道命令，分别给国民政府军和解放区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按照此令，国民党政府军要“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懈怠”，而共产党军队则“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

蒋介石之心，路人皆知。毛泽东看着这三份命令，许久没有言语。他点燃一支烟，对伏在地图上的朱德说：“岂有此理，不稼不穑，就想收谷子。不栽树不浇水，倒要摘桃子！”

“不用管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客气不得哟！”朱德说着挺直腰杆，攥紧了拳头，“他蒋介石发三个命令，我们就来它六个！”

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事实上，接下来的数日内，中央一口气向各解放区发出了七道命令，要各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缴械。8月13日，延安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在军委小礼堂集合。毛泽东站在一张老式的八仙桌前，双手叉着腰，慷慨激昂地说：“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毛泽东的“斗争”势如排山倒海，这首先从调整军队编制序列方面显示出来。以野战军正规兵团为主体并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似在一夜之间脱颖而出。其中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便是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属的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四个主力旅组成；晋绥军区是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来的，辖吕梁、雁门和绥蒙三个军区。赫赫有名的贺龙和李井泉统一指挥这支劲旅。与此同时，原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也并没有消失，它仍旧囊括着驻扎在陕甘宁解放区除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之外的所有其他部队，并确定以王世泰为代司令员、习仲勋为代政委。它像一个悬念，不动声色地珍藏着，给未来纵横大西北摧枯拉朽的第一野战军埋下不可估量的伏笔。

在调度兵力这一点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显然要比中共省事得多。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统帅三军，号令百万，右有东南行辕顾祝同的第三、七、九3大战区；左有汉中行营李宗仁的第一、二、五、六、八、十、十一、十二共8大战区及第二十四、五十六、七十六、七十九、五十五等5个直属军，另有昆明行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下辖的第十四军和驻扎在印度的新编第一军；此外，脚下还踏着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卫立煌所辖的4个方面军及昆明防守司令部和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真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朱德只不过是阎锡山把持下的第二战区下辖5个集团军中其中的一个“总司令”。像这样集团军级别的指挥机构，光是他的汉中行营就有23个之多。

但是，蒋介石“重启戡乱”的自信很快受到挫伤。他发现日常呼点的花名册仅仅是个书面资料，毛泽东和朱德作为他的政敌，其实际能量已不是当年井冈山和湘江地区的势头，而是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他面前说“不”了。

这是蒋氏心中的重病。何应钦连珠炮似的几道命令之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以朱德这个不起眼的总司令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表明立场态度：“……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尤嫌不足，当天毛泽东又给新华社写了篇饱含深意的檄文——《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单是看题目，蒋委员长的血就直往上涌，更不用说文中对蒋氏“命令”一针见血的评点了。毛泽东的文风一向是刀刀见血、迅雷不及掩耳，而且大义凛然，字字句句都敲到全国民众的心坎儿上。他指责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请注意，“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盟邦”，这是两座大山啊，区区一个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也背不动的！毛泽东舆论战的功夫可见一斑。此亦不难看出，他铁定心思要以摧枯拉朽之势，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二字如旭日东升，即将喷薄而出！

三天后，延安方面又一份电报追过来，口风更为犀利：“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包括许多老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妙文，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蒋介石几乎成为被告而被押上道德法庭。自从江西“戡乱”“剿共”以来，整个抗战期间，他差不多总是陷于此等困境。但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即便有像西安事变那样的莫测风云，他也时刻忘不了“攘外必先安内”这句禅言。

然而，这次蒋介石不能不作出后退一步的姿态。其中奥秘，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几十年后一语道破。杜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个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

毫无疑问，完成这一切不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名分。“盟邦”希望蒋介石拿出万全之策，把八年来一直与敌血战而历尽千辛万苦的共产党晾到一边，使中国实现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和平统一”。这样，美国人的指挥棒就可在亚洲大陆获得永久性权威。

赫尔利在这个历史关头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他须在蒋介石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加重砝码。只不过，他们并非心有灵犀，而是同床异梦。赫尔利的眼界与杜鲁门尚有差异，以他在和平理想方面的天真或对中国问题的盲目乐观，怕是难以吃透蒋氏和平高调下的操刀之实。此时，中共已把发动内战的帽子扣到蒋介石的头上，蒋介石想藏而不露是不可能了。无论是战机所需要的时间，还是战争本身所需要的名分，都要求蒋介石作进一步的政治表演。

因此，和平谈判就成为蒋介石合理的选择。赫尔利坚定地认为，国共两党只要各让一步走到谈判桌前，中国的问题兴许就会柳暗花明。

毛泽东“店小”握真理，蒋介石“家大”玩虚招

就在毛泽东口诛笔伐至为酣畅的第二天，他突然收到重庆发来的一封急电：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显然，蒋介石把球踢过来了。他料定毛泽东没有去重庆的胆量，所以电报发出的同时，又电令驻延安的两位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明摆着想通过立逼表态的方式，让中共精神上受到挫伤。事实是，他压根没想到毛泽东会应邀前往，更谈不上认真思考彼此坐到一张桌子面前来“共同商讨”。

毛泽东一看蒋介石的电报闭口不谈“认错”二字，也根本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倒是对自己“惠临陪都”“悬盼之至”，也就大体明白这位居高临下的委员长唱的是哪一出了。于是，毛泽东立即避虚就实，揪住老蒋的尾巴，复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1945年8月16日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立马派人去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通报他们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作考虑。”

蒋介石见到回电，更加确信毛泽东不敢赴渝。曾几何时，十年内战的“戡乱”岁月令人记忆犹新，蒋委员长开出天价悬赏毛泽东的人头，从江西追杀到陕北，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如今，这才过去几天，又让毛泽东到重庆和自己面对面“谈判”，他毛泽东难道还会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三天之后的8月20日，蒋介石跟着追发电报，措辞益发情真意切，力促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

以毛泽东的性格，跟老蒋的这个劲儿必须得较到底。然而，另一种政治因素他不能不顾忌，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斯大林，竟连续两次通过苏共驻延安情报员向中共中央转达意愿，希望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斯大林的话硬度较高，扔在地上咚咚响，他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有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

“把民族引向灭亡”当然不是任何中国人的愿望，可如果中共不与蒋和谈，似乎就要承担内战责任。斯大林要的是国家利益。他必须确保蒋介石执行1945年8月14日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里面有包括“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等内容。为了这个利益目标，他甚至有可能按照“二战”后期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处理与本国资产阶级关系的模式，让中共以解除武装交出军队为代价，换取在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和一官半职。斯大林一度认为，这是避免中国内战、巩固战后大国关系，保持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好办法。他的算盘打得很精：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同样可以保证中国不完全倒向美国，保证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大家庭中的小老弟，在高大威猛的布尔什维克面前必将永远俯首称臣。

斯大林“老大哥”的话，中共无法不尊重。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掂量再三，于8月22日复电蒋介石，宣布“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

蒋介石明白了，毛泽东是在跟他较劲儿呢，本人还不愿意与自己面谈。他不得不又一次搬出斯大林，随即将中共电文转发莫斯科。斯大林当即再给延安发电：“蒋介石已反复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劝毛泽东不用担心人身安全，表示，这个问题将由美、苏两国负责。

蒋介石捏着斯大林的心思，说话办事更“大度”了。8月23日给延安的第三份电报，几乎到了生拉硬拽的地步：“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说着话飞机也来了，而且上面坐着美国大爷赫尔利。

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围绕这个问题，数日内在延安高级干部中掀起轩然大波。蒋介石何许人也，共产党人领教得够多了，翻手云覆手雨，廖仲恺、张学良、杨虎城都是前车之鉴，谁也无法拍着胸脯为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打包票。可是，从8月14日到23日，短短十天时间，蒋介石一连给毛泽东发出三封邀请电，气势咄咄更兼天花乱坠。

蒋介石在电文中表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这简直就是一篇和平赞美诗。

不仅如此，对于最初关于受降方法的“一日三令”，蒋介石也给出了合理的“说法”，说那是“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还说“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等，如此连篇累牍，理由冠冕堂皇。

更何况，斯大林还在那里为老蒋“给力”，不依不饶、软硬兼施。

毛泽东沉吟了好几天，8月22日发出派周恩来“前来晋谒”一电的同时，高调接见周励武和罗伯伦参谋，把发往重庆的电报内容一五一十通报给他们。

周、罗二人连续几天紧张得一塌糊涂，在延安大街小巷四处打探毛泽东的真实意向。结果，所有消息都表明：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重庆得到的全部密报都是：毛无意赴渝谈判。蒋介石听了后表面上皱起眉头，实际心里舒服啊，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情报。和谈成为公开的幌子，他哪有半点儿时间去作和谈准备，只一门心思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

中共中央有关谈判的各项准备工作，可谓紧锣密鼓，所有和谈文案都在日夜突击精拟之中。各项战略方针也在不知不觉地贯彻落实。就在8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发布了《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要求所属各部队，把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作为重点。在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中，他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才是时局中的大是大非，是社会良知的聚焦点和历史发展的主动脉。毛泽东在抓不到“权”的时候，必须抓到“理”，因为“理”总是活在绝大多数人心中的东西。毛泽东永远信奉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

延安委曲求全严阵以待，重庆财大气粗忘乎所以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郑重召开大约50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经过反复考虑，他已胸有成竹——亲自到重庆“会一会老蒋”的决策铁板钉钉。为“妥当”起见，拟派周恩来先行一步。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一说，会场立刻再起波澜，核心依然是“为主席的安全担心”，有人甚至上纲上线，提到政治高度，坚决反对毛泽东冒险，如果毛自己执意要去，那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毛泽东内紧外松，显得很洒脱。他是把握政治脉搏的高手。试想，在几乎全世界舆论焦点密切注视之下，蒋介石怎么可能愚蠢到对赤手空拳的他用手段呢？就是斯大林不表那个态，承诺美苏负责他的安全，毛泽东也料他蒋介石不敢（但事实上这个判断还是有误差的，老蒋在最后谈不通的情况下，确实也动了“惩治”毛泽东的念头，但终究未成事实）。所以，毛泽东当时敢于大度地告诉大家：“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虽然判断没有大的问题，但毛泽东还是准备遇到最大的困难并可能有的让步。他像往常激动的时候那样，挥动着硕大的手掌表示，所有个人的冒险，就是希望能通过谈判这一步，先建立资产阶级领导又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然后再实现新民主主义制度。

显然，这是在委曲求全，基本上接受了苏联“老大哥”斯大林的思路。

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及他在历次紧要关头力挽狂澜的事实，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这番高论，没有理由不为他描绘的未来蓝图所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中国人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为好，美军不登陆、苏军不入关对中国人民有利。至于新的形势下中共力量的发展，是完全可以放下包袱信心十足的。有人在会前会后还作出一系列和平畅想，诸如蒋介石返回南京，中共中央也应迁都，要么并入南京，要么拉开一点儿距离，在各方面条件均比较优秀的苏北根据地的重镇淮阴等。朱德考虑得更为长远，连将来的民主选举运动都想到了，认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对中共有利，并且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他建议在去重庆的这段时间，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书记处时，仍保持有五个人在位，能够开得起会。最重要的还是掌握部队，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部队，各就各位，作好战斗准备。这种严阵以待的态度，自然在延安营造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毛泽东“壮士赴死”的英雄气概，再次感动了红色根据地的人民和全军官兵，高级将领们个个立誓、人人表态，迅速地形成了决战前的政治基调。这是毛泽东所需要的精神状态。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又一次心怀叵测地敦促毛泽东及早成行。毛泽东依旧不急不忙拖了一天，到8月24日才极为亲切地回过一份电报去：“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提出去重庆谈判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有条件地承认中共地位，共产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地位，于是两党（加民盟）合作，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第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理”，那么，“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这才是一份真正的中共内部情报，而与蒋介石此前从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那里所接到的“秘密情报”截然相反的是，他始终断定毛泽东不会真正到重庆来。老蒋当然相信戴笠手下的那帮人，故而在重庆一片焦虑的声浪中，他仍然保持着冷冷的淡定，总是说：“不要慌，我心里有数……”

在获取延安可靠消息方面，蒋介石是下了大力气的，明的暗的用了不知多少手段。还是在1943年，两个“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官就骑着毛驴来到延安。他们一个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另一个是驻贺龙一二○师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延安给了这两位“高参”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隔三岔五接见宴请，连中共的延安整风文件，徐佛观和郭仲容也照看不误，而且是每份必读，认真仔细地研究，随时向重庆报告最新动态。

在国民党军统的圈子里面，出入延安无疑是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因而徐佛观每次只要有回重庆述职的机会，都要被戴笠请到军统局讲课传经。可是，延安毕竟是个“大染缸”，驻在那里时间长了终究有危险，老蒋不放心，戴笠放不下，徐、郭二人也觉得苦不堪言，所以很快又被周励武和罗伯伦取代。

周励武这个人急于往上爬，到了延安就功名心切，一心想搞到中共有价值的情报，好去戴笠那里邀功请赏。于是，他不久就盯上了延安交际处一个叫王荣棠的服务员。小王年纪不大，长得嫩嫩的，周励武就想用个小计谋去引诱他，外出时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试图等王荣棠财迷心窍捡到手就能抓住把柄。可周励武哪里知道，王荣棠是经过严格训练而又久经沙场的中共“老”边保人员，一眼就识破了他的那点小伎俩，二话不说，向组织汇报。周励武不甘心，又盯上奉命来照顾他们生活的延安师范女生关淑珍，自然也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国民党军联络官从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就被高度控制起来，只是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偷偷发出的每一份电报，还没等到老蒋圈阅，就已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这虽说是重庆谈判成败毁誉的插曲，但却也是正题。

国共之间还在温情脉脉的文电展演期间，迷雾中的山雨欲来，实际已徐徐拉开帷幕。所谓“谈判”，不过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明牌”。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打“明牌”的双方所不同的是，延安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以一种“解放”的姿态“假戏真做”，因而有备而来，滴水不漏。而重庆国民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抱着过去“戡乱”的老皇历“假戏假做”，骄横心态不加掩饰，且上上下下看着委员长的眼色行事，都在吊儿郎当对付差事，以至于后来到了谈判桌上，毫无准备，漏洞百出。于是，看透了对手底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能够始终掌握着国共谈判的主动权。整个谈判只能按照中共早已拟就的方案步步推演，而蒋介石则措手不及，总是怒气冲天按不到点上，索性就硬着头皮不按套路出牌，端起国民政府的大架子，失信食言之举在所难免，而民心向背由此生发——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天定的大势所在，从中可见未来战局的端倪。

三、前方与后方

和战难测“灰姑娘”穿疑云，合分未料大将军酿惊雷

延安东郊的黄土高坡上，黑压压的人群全都伸长脖子仰望天空。天空中，被称作“美国灰姑娘”的赫尔利专机，在延安城上缓缓绕过一周，便向西南方向的重庆飞去。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请赫尔利大使乘专机亲赴延安迎接毛泽东，随机而来的还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颖超、杨尚昆等人和数千群众一片肃穆的注视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书记王若飞几个人，一一登上飞机。机舱口，毛泽东慢慢举起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用力一挥，停在空中……螺旋桨转起来了，搅动着机翼下人们的无限思绪。不知什么时候飞机升上了天空，嗡嗡的马达声渐渐从天边隐去，而人们心头的轰鸣声却越发响了起来。

彭德怀望着远去的飞机钻进云层，才回头大步流星奔到指挥部。一眼看到桌上贺龙给军委送来的一份战报，便打开仔细看了看。电报说，独立三旅进攻汾阳，因计划和侦察不周，未能得手，拟再令由陕甘宁边区赶去的独立一旅和晋绥第八军分区部队攻打文水。彭德怀抓起桌上的铅笔，在电报上毫不犹豫地批道：“要打，要狠狠地打，志在必得！”之后，嘱咐作战参谋立即派发出去。接着，他意犹未尽地踱到作战地图跟前。图上标号显示：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在日伪军的接应下，已进占临近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地，并有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各铁路向前推进的趋势。不难看出，中共控制的华东苏南、浙东、皖南、皖中及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将处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很快就有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而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解放区，也都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彭德怀长久凝思，心里好像压着块大石头。

回想起几天前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围绕毛泽东是否赴渝谈判的问题，大家心里想的实际上七长八短，意见并不一致，但多半含含糊糊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等着毛泽东自己的态度。彭德怀还是老脾气，直言不讳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立即赴渝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他竭力主张毛暂时不要去重庆，“等我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儿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更成熟些”。可毛泽东最后的决策还是没有理会这些。彭德怀理解，那是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迫使中共作出的无奈选择。几天来，蒋介石一个劲地抛放和平气球，斯大林不依不饶地施加压力，美国人又在耍猴似的拼命“调停”，彭德怀心里实在堵得慌，但没有办法，“主席决定了的事情”，他不能再说什么。

与彭德怀同样心里憋着一股劲的人，是贺龙。

贺龙始终认为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是个阴谋，“蒋介石是啥子东西，我那里有一本清账”。他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当即就火烧火燎地对徐向前、肖劲光和谭政等人直嚷嚷。贺龙是在向中央军委报告总体战略方针改变后晋绥联防军的具体战略部署时，从毛泽东那里直接得到这一消息的。他对毛泽东说：“靠不住哟，主席，你莫理睬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历来讲话算不得数！”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部队编制序列调整后，明确直属中央军委领导。这意味着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核心部位的安危，贺龙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定编之初的第一次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干部会上，贺龙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今天是高朋满座、战将如云，我们也有三大主力嘛，晋绥野战军、晋绥军区和新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股合一。晋绥这个地盘是陕甘宁的门户，党中央、延安就交给我们喽。这可是我们的脑壳，丢不得哟，要丢，就丢我们脖子上的，”他抚着自己的胡须，“你们说是不是啊？”

贺龙这番话虽说粗豪，却非常实在。他和李井泉指挥的这支劲旅，是红二方面军的根基，大多数骨干都是从血腥的洪湖苏区——湘鄂西时期或是由当年的红六军团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后，就跟着贺老总天不怕地不怕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如三五八旅后来的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一旅后来的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独二旅旅长许光达，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等人，都是红二方面军早已赫赫有名的老同志。另一部分是晋陕一带数得着的地方抗日英雄，像独一旅旅长高士一等，也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还有军委及总部机关、直属单位的各路精英，如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等人。大家多年战斗在晋绥和陕甘宁边区这块不毛之地上，黄尘弥漫，吃穿无着，整个抗战时期是靠吃喂牲口的黑豆、榆钱、野菜根支撑过来的，彼此患难与共，结下生死情谊。

起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交给贺龙的任务是：集中晋绥主力，占领太原，然后挥师北上，夺取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这样，山西和绥蒙的局面便可有效控制。当时情况相当严峻，傅作义和阎锡山都接到蒋介石暗下的命令，一个劲地调动兵力哄抢大城市，企图先下手为强。毛泽东和朱德分别拉住贺龙的手，一遍一遍地叮嘱：“贺老总啊，这是历史转折关头，慢一步全盘皆输，你必须尽快行动，争取时间就是主动，就是胜利。”贺龙镇定自若，严肃地点着头：“蒋介石要摘桃子，没有那么便宜！”

对于时间和胜利的关系，贺龙心中当然明镜似的。整个编制调整期间，部队的攻击行动几乎没有中断。新的编制序列一下达，他连家都没有顾上回，一大早就同由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和晋绥军区政委林枫等人组成的指挥班子，打马出发了。一路上，贺龙都在想如何夺取太原、控制归绥，一份详细作战计划已烂熟于心。可第二天他突然接到报告，说晋绥部队第二十七团和绥蒙军区第九团好不容易攻进归绥城，已把日伪军包围在大十字街的伪蒙军总部，谁知就在准备瓮中捉鳖时，傅作义冷不丁在背后捅了一刀。这位堂堂的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竟奉蒋介石之命，下令第三十五军暂三十一师一部及所谓挺进纵队三千余兵马，悄无声息地从八路军侧背杀过来。日伪军高兴坏了，立刻趁机反击。顿时，晋绥和绥蒙军区部队腹背受敌，只好一肚子遗憾地撤了出来。

“这还了得！”贺龙听到报告气得在马背上直跳脚。这天晚上，从没虎过脸的他把脸拉下来了，饭也吃不下，通宵不能入睡，一锅一锅猛吸烟，吞云吐雾问大家：“怎么搞的？叫傅作义来这一家伙，太原、归绥我们都进不去了。明摆着嘛，敌强我弱……得想个法子，横竖跟老蒋干一下子。”

这个“一下子”让贺龙苦苦思索了好几天。8月22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电报指示。贺龙当即决定：分南北两条战线，向敌发起凌厉的攻势。北线一面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等城，一面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聂荣臻的晋察冀部队攻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继续东进；南线集中全力狠揍胆敢进犯的阎锡山，把汾阳、文水、交城、孝义诸城一一拿到手。到毛泽东登机飞往重庆的第二天，贺龙手中的红色箭头就已在归绥附近的陶林、武川、萨拉齐、集宁、丰镇、兴和、尚义、左云、右玉、凉城、清水河等县遍地开花，一大批小城解放了，对平绥铁路产生了相当的控制力，同时也威逼归绥。但这并不能减轻贺龙的心理负荷。当晚，他忧心忡忡地给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发去一份专电：“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请告之。”

贺龙也知道毛泽东一向不信任蒋介石，即便是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也还是满口认定蒋介石的所谓“和谈”纯属骗人的鬼话，指出蒋终究是想消灭共产党，只是眼下条件不够成熟。方方面面都需要和平，苏、美呼声很高，老百姓呼声很高，共产党呼声更高。而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军事上，兵力分散，摊子还没摆好，这才有“和谈”一说。毛泽东声称他是去重庆揭穿阴谋的，并且让周恩来先去侦察一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现在，连这一步都省掉了，毛、周同机出发，实在让贺龙提心吊胆。记得当时汇报晋绥部队南北线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就对这一行动寄予厚望，说：“你打得漂亮，我就放心大胆了。”如今晋察冀边区的北线战绩小有辉煌，作为指挥员自然不满足，他强烈期望着深入山西腹地的南线部队出现奇迹。然而，这毕竟是紧靠太原的地方，阎锡山的势力盘根错节，每攻一城无异于虎口拔牙，实际情况的进展不太理想。汾阳没能得手已让贺龙焦虑不安，转攻文水县城又出现一连串意外。

正当此时，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给贺龙的复电到了。他们告诉贺龙：“毛泽东赴渝谈判十分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两次必胜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贺龙的心被这无声的雷电击穿了。他抓着电报在头顶上直摇：“我们相信中央！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胜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不用说，攻占文水就是这“几个胜仗”的第一个。

南征湘粤风云突变，夜攻文水风雨无阻

指挥部设在晋西北一座最普通的茅屋里，贺龙的烟斗仍吸得像往常那样吱吱作响。满屋的烟雾中，他那略显红肿的双眼火焰般地跳动着，地图离得很远，但却不妨碍他准确无误地报出文水县城周围大大小小的地形地物。一份体现“首长决心”的战术简图已由作战参谋标示完毕，贺龙的脸上又漾起纯真的笑意。“小城外围是平原，望不着边，土地肥得流油呀。人说交城山，交城水，不浇交城浇文水嘛……”贺龙从嘴里取出烟斗，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按照他的总体部署，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和第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已下令部队围定文水县城，并按既定作战方案，准备攻其三面，另一面围而不攻，以收“赶鱼入网，聚而歼之”之效。

文水县城距太原80公里，锁钥太汾公路，是太原西南郊重镇。取得文水进而扩大战果，再把周围几个县城拿下，对于太原的威胁不言而喻。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可能腾出兵力沿铁路线乘胜南下，接应另一支目前还远在江西九岭山地区与敌血战的孤军，这就是由王震和王首道率领出征将近一年的南下支队。

王震南下支队浴血奋战是从一个伟大的创意起步的，那是日军实施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大败国民党军的1944年，从4月汤恩伯撒手河南开始，粤汉与湘桂铁路沿线国民党军便连连败退，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华南抗日力量急需加强。毛泽东一眼瞅准这个机会，果断决策开辟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岭的五岭根据地。三五九旅奉命南下。他们以4000人马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此外，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900多名干部也编成两个大队，随同南下，如一切遂愿，他们将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从而在将来的全国性战略反攻中大显身手。

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预测凶险前景的艰难征程。早在决策之初，毛泽东就透辟地分析了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两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上，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番话足以体现毛泽东对于王震的信任与理解。他知道不论第一种可能的“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还是第二种可能会出现的“残酷”与“牺牲”，王震都会应付得了，而不会有大的差错。

王震威猛兼有谋略，具有军事家与政治家的双重素质，这一点在后来的大西北战场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即便如此，在南下支队出发之后，贺龙心里也还是一直悬着个葫芦。王震毕竟与他一起征战已久，彼此手足情谊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格外的思念，连贺龙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送别那天，他走到王震面前狠狠捶了一拳，说：“王胡子，你要给老子带着脑壳回来！”他说这话的时候，依旧是一脸笑眯眯的神情。王震也呵呵地笑，就像过去无数次经历过的那种分别。

贺龙对南下支队的牵挂还不仅仅是这些。南下支队四、五、六共三个干部大队，是中央准备补充新四军五师和开辟湘鄂赣新区的骨干力量。其中，四大队以原红六军团暨湘赣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加上三五九旅干部训练队，由能征善战的六军团老将郭鹏当队长，廖明任主任；而五大队则是以原红二军团暨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队长、政委便是贺龙手下久经考验的爱将贺炳炎和廖汉生。队上三十多名“老二军团”，团一级干部就有十好几个，个个都是贺龙亲自画的钩。

十年生死别，重回湘鄂西。临行之际，廖汉生兜里揣个小本子找到贺龙：“过去一直在你身边呵着护着，错了有人批评，骂也可以，这下子分别了，头一回独当一面，又是去洪湖老苏区，你给指示指示吧。”贺龙摆摆手说：“个人没啥指示，主要是贯彻中央指示。”他要廖汉生去看看陈云，说陈云有做地方工作的经验。陈云当过多年中央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又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有理论有实践，有政治有经济，经验的确很丰富。见廖汉生上门请教，又那么虚心，陈云受了感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他提出一个新观点，叫作“毛主席的精神”，核心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廖汉生记了满满一本子。

最后，他又去看关向应。这次是拉着贺炳炎一同去的。关向应肺癌已到晚期，躺在病床上，形销骨立，说话的声音又颤抖又微弱。他就用那种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回忆起洪湖时期极“左”路线的灾难，重点强调革命内部团结。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给南下支队干部讲话时也反复指出来过，而且极有针对性地剖析了“山头主义”，说：“你们到了新地方要非常谨慎，学了马列主义做出工作才算有成绩……要尊重人家，不要因为是延安去的就乱批评，要多谈心。”毛泽东还用柳树和松树打比方，说要学习柳树的灵活性和松树的原则性，像柳树那样可亲，像松树那样可靠。

王震对毛主席指示的归纳是，要把两种精神结合一体。这成为他后来多年修身养性的标准。王震身上刚柔相济的品格是很鲜明的。对此，毛泽东和贺龙都有很好的评价。廖汉生与贺炳炎则不然，脾气不好，所以关向应一再叮嘱“团结”二字。一针见血地点准毛病是最见感情的。关向应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一手抓着贺炳炎，一手抓着廖汉生，说：“去吧，你们如今已经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工作了，像一只只羽翼渐丰的鸟儿，就要各自飞去了……”说着，大颗大颗地落下泪来。廖汉生和贺炳炎也止不住眼含热泪：“老政委，你好好养病，我们记住你的话了，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贺、关都是我们的旗帜！”

告别延安之后，三五九旅虽然在一二○师的作战日志上安静下来，但在贺龙的心头，每天总有一条至数条消息，否则，他就不会上炕睡觉。他是用心陪伴着他们一步一步南下的，仿佛看着这队人马翻越吕梁山，徒涉汾河滩，通过同蒲路，进入太岳根据地，看着他们在晋东南分区的沁水县短暂休整作渡河准备，看着他们为了渡河丢下辎重和骡马……

那是12月底的天气，南下支队按计划来到垣曲渡口，没想到上天入地只找到一只小船，五千多人马呀，没办法，王震只好不顾许多大队领导的心疼，下令减装。谁知天遂人愿，就在那几天气温骤降，垣曲渡口不远处的一段河湾居然结了冰，所有人马辎重照走不误。老百姓稀奇极了，说黄河结冰一百年也遇不上一回，这个天下，共产党八路军得定了！

南下支队用两个月时间在敌后冰天雪地赶了2000公里路程，到1945年1月27日才抵达鄂豫边区二分区，同郑位三、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两家一见面都欢喜坏了，第二天就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联欢会。五师暨鄂豫边区的领导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还联名发出“慰问八路军兄弟书”，气氛搞得非常热烈。舒舒服服地休整了将近一个月，五、六干部大队留下来了，有的补进五师队伍，大部分由贺炳炎和廖汉生带着直奔洪湖。

三五九旅大部队还得走，王震和王首道把一、二、三、四大队整了整，又打起精神继续南下。2月23日，他们与五师的张体学部队一同在黄冈以东分批强渡长江，千难万险地冲到了江南。三天后，又打破国民党两个军、五个挺进纵队的围堵，在大冶南面的大田，奋勇追杀日军大畈部队的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干掉鬼子100多人，算是旗开得胜。尽管这样，国民党也不放过。他们只得策略性地把番号改了，不再叫“南下支队”，而入乡随俗地称作“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据说，这还是毛泽东亲自出的主意呢。

3月1日，王震和王首道率领部队向湘赣边进军，初步开辟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大江南北连成一片。7月，部队再度向南挺进。到8月底，来到广东省的南雄县。正当他们按照预定计划进入五岭山区、与赶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只有不足100里路的时候，全国时局突变，被毛泽东预期的南征前途“第二种可能”出现了！现在，王震只有带领部队在高山丛林之中杀开一条血路，奋力冲出重围。在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前夕，中共中央下达命令：为避免内战，南下支队回师北返。

看到贺龙连日沉默不语，烟斗烧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颇有几分担心。政委关向应在病中还念念不忘“胡子”的身体，见到红二方面军的老兵，总要捎句口信，关照贺龙要保证休息、少吸烟。政委不在位，谭政作为政工领导，也应对贺老总的健康尽一份责任。但是，他能拿什么话题出来说呢？围城部队行动相当迅速，这当然让贺龙高兴，于是谭政趁机端来一碗黑豆糊，大声说：“老总，该喝一碗啦！”

时近傍晚，未来一夜是文水一战的关键，贺龙接过黑豆糊喝了两口，又放下来，说：“王尚荣他们打得好的话，顶多明天下午一点来钟就可搞定。”谭政认为24小时内结束战斗就是很了不起的胜利，贺龙坚持说要不了，他希望越快越好。这时，谭政抬头看看屋外的天空，云腾雾遮的黄昏让他打了个寒战。他很是担忧地对贺龙说：“糟糕，怕是夜里有雨呢！”

果然，入夜之后便阴云翻滚，天像是戳破了窟窿，大雨倾盆，风能刮倒牛马，部队简直寸步难行。怎么办？还能够按照原定计划攻城吗？八分区首长急得直跺脚，立马派个参谋来请示贺龙。

“请示个屁！”贺龙拍起桌子，“临阵犹豫是用兵大忌，影响士气不说，还要贻误战机，真是乱弹琴！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攻克文水，决心决不能有半点动摇。今天晚上，部队就是爬，也要给我爬到文水城下！”

贺龙的命令，很快在风雨泥泞中化作一片口号声。干部、战士水里泥里滚得热气腾腾，连大炮也被人拉肩扛拖到文水城外几百米的小树林边。正当贺龙听到报告喜形于色，笑着夸王尚荣“大炮上刺刀”的时候，一份来自陕北边城榆林的急电，让他不禁皱起眉头。

胡宗南项庄舞剑，邓宝珊反弹琵琶

榆林紧依长城，有榆林河穿城而过，恰好与长城形成交叉，仿佛造物主在宣布这是一座错误的城市。当然，城市无所谓对错。它不过隐约预示出一个要人的命运，此人的大名在很长时间内与榆林这座古城休戚相关。他就是时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

若论革命资历，邓宝珊在国民党里面也可称得上三朝元老。早在1910年7月，他就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的第二年初，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邓宝珊就是一名勇打头阵的战士。在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府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及稍后与清军协统王佩兰部队的战斗中，都堪称功勋卓著的人物。这使他敢于在1943年7月国民党内反共高潮甚嚣尘上的风口浪尖上，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蒋介石。因为这句话，他的甘肃省主席没有当成。

蒋介石断定邓宝珊与“领袖”感情上有了距离。关于邓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乃至其本人多次单独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亲密晤谈的详情，他也了然于胸。但是，共产党果然能够赤化邓宝珊吗？蒋持怀疑态度。结论是，邓宝珊不可不用，亦不可重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常言道，树老根多，邓宝珊不是一个人，而是大西北的一片天地，一道风景，比方说他和宁、青二马的关系，以及他在辽阔新疆所留下的余风流韵，都是蒋介石不能不掂量清楚的。把榆林交给邓宝珊，让他坐北朝南与胡宗南遥相呼应打对家，使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延安夹在中间，这是蒋介石的得意之作。对此，邓宝珊心中揣着一块明镜，只是公开场合不露声色而已。尤其是在部属跟前，他一向都坚定地保持着那张纯粹的政治面孔。

这些日子，邓宝珊的表情有了明显起色。他几乎竖起耳朵来倾听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枝梢末节，近一个月的事实进程，让他忽喜忽忧。尽管对国共双方的合作，邓宝珊从不抱乐观态度（他对两大集团的最高决策者实在是太了解了），但是，他还是愿意沉湎于短暂的和平虚象。无论如何，两军并存，和颜悦色，总比剑拔弩张于老百姓更为有利。这与他曾宣称的“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的情志，似乎一致。然而，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南突如其来的一道军令，让邓氏心头那份自欺的超然也没法保持下去了。这道命令就是，要邓即刻将驻守在安边担任封锁中共陕甘宁边区任务的所部新编第十一旅，调往绥远整编。

毫无疑问，新编第十一旅不是胡宗南乃至老蒋的嫡系，而是由邓宝珊一手扶植起来的地方杂牌。过去的岁月，因为牌子不正一直就像小娘养的一样，每每受到歧视，诸如扣饷拖饷、中断被装给养之类的事时有发生。旅长曹又参是个性情耿直的汉子，遇到这种卖了苦力还当孙子的事，难免牢骚大发，说一些近乎于共产党“赤化宣传”的话。这在邓宝珊看来并非新闻。邓总认为军人说归说做归做，何况抗日期间，枪口一致对外，连蒋介石不也声称八路军是友军吗？曹又参屁股后面有一旅之众，肩膀上面有守土之责，从政府那里老是得不到粮食和棉花，只能指望陕甘宁边区为他应急。如此这般，他平常与中共来往密切一点，气头上说几句过分的话，也情有可原。自己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当然，曹的行为太出格了（比方说据传第十一旅有秘密共产党组织），邓宝珊也不得不当着人面哼哼哈哈地教训几句，但不至于凭着一两条传闻，就要把这个部队一笔勾销呀！邓宝珊越想越觉得胡宗南的命令是项庄舞剑。

能想到不等于能做到。高层交恶就是如此，即便敲散你的骨头架，也让你说不出一个“疼”字。邓宝珊把一切都想明白之后，反而坚定了要处罚曹又参的决心。如果整掉第十一旅是真的在上演项庄舞剑的话，蒋介石和胡宗南要看的就是他这个“沛公”的脸色呀。当此国共合作的大势面前，还是“和为贵、忍为高”吧。曹又参是杀是剐另说，邓宝珊的姿态必须得原汁原味，让人嚼不出丝毫的破绽。军令如山嘛。他不能不快马加鞭把曹又参从安边招到榆林来重责五十大板。

邓宝珊一反常态地不给曹又参让座，而是倒背着双手盛怒以待。这让曹又参立刻嗅到扑鼻而来的异样气息，一路上的满面春风荡然无存。他横下一条心，垂手肃立，什么话都不说。

“曹旅长，”邓宝珊沉寂许久才叫道，“你知罪吗？”

曹又参装作摸不着头脑：“知罪？总座，我有什么罪？”

邓宝珊一只手掌沉沉地落在桌子上，冷脸一转，低声吼道：“什么‘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的事，是不是发生在你旅？”

“噢，没错。”曹又参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动员官兵促进民主运动，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民主运动，哼，我看……是共产主义运动吧！”

话点到这一层，说明邓宝珊对第十一旅的一切了如指掌。曹又参不禁浑身打个激灵。第十一旅在安边长期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比邻而驻，说是“封锁”，实际上谁封锁谁呀！大生产运动搞起来之后，陕甘宁边区吃穿不愁，而他曹又参反倒常拉饥荒。这样，中共政治思想、政策方针，自然而然浸透到第十一旅，中共地下组织也在这个旅得到发展。而曹又参自己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就差没有举手向共产党宣誓了，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每每赞不绝口。共产党在该旅的地下组织活动，几乎就不用偷偷摸摸。所谓“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实际上是边区党组织在1945年夏天刚组织起来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组织，团结、教育第十一旅的官兵，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然后视条件发展，相机举义。虽然在第十一旅内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比较随便，而在外面是没有太多蛛丝马迹的。曹又参万万没想到，顶头上司邓宝珊竟能一五一十说出原委。

见曹又参木呆呆地站在原处，久未张口，邓宝珊深信胡宗南的情报准确无误。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早就同你说过，国共之间关系复杂，这个旋涡卷不得，你偏偏要往里面跳，这下可好……”邓宝珊将一份蓝皮文件夹推到曹又参面前，“你自己看看吧！”

那是胡宗南的一道密令。胡要求邓宝珊在整编第十一旅之前，让该旅第二团团长史钫城、副团长张鼎臣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力量比较强的第一团去现身说法，宣传这次整编的“好处”，并且拉拢部分官兵，全权封官许愿，使中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地下组织土崩瓦解。

曹又参一看，急了眼：“总座，日本人战败了，连毛先生和蒋先生都在重庆握手言和，他胡宗南凭什么整治我的队伍？我曹又参也是个堂堂正正的七尺男儿，受他妈这股窝囊气，我咽不下！”

“曹旅长，”邓宝珊口气有所缓和，不慌不忙地踱到曹又参面前，“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不？委员长又新成立了一个东北行营，熊式辉挑大梁，杜聿明摇身一变也成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东北各省的主席、各市的市长都在一一委任，而美舰海运第十三、第五十二军，眼见着就要在秦皇岛登陆，山海关、绥中、锦州等地是志在必得。另一方面，苏军正忙着把占领的地盘挪给共产党，政府无论如何请求他们缓撤也是白搭，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唉，东北就快成一个大炸药库啦！”

曹又参瞪大眼睛盯着邓宝珊的嘴，好像一箱一箱炸药就埋藏在那里面。果然如邓所言，国共两党两军还有什么“和”可谈？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曹又参痛下决心咬了咬牙：“娘的，想整就整吧，反正这套黄狗皮，老子也穿厌了，还不如趁这个机会解甲归田。”

邓宝珊眼皮跳动一下：“你真想解甲归田？”

“当这个受气的兵，吃没吃穿没穿，共产党拿你当仇人，国民党又看你是小娘养的，不瞒总座您说，解甲归田，我早有此念。现在日本人也投降了，正是机会。”

这番话让邓宝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曹又参告别邓宝珊时是拱手退出的。曹说了句“总座保重”，就大咧咧地跨出了门槛。据卫队队长报告，曹并未像往常那样一一拜访榆林的故旧，连最贴心的红颜知己也没打个照面，当夜就回安边去了。这让邓宝珊大感疑惑。胆大妄为、铤而走险亦是曹又参的本性，这个血气方刚的家伙若是有什么不当之举……邓宝珊有点儿不踏实。他想，解铃还须系铃人，应该先与中共上层接触一下。思前虑后，邓宝珊想起一个人来。

唇枪舌剑歌乐山人如烟，血泪火迸滹沱河情似潮

晋绥八分区和独一旅收复文水县城的战报，是9月1日8点发往延安的。其时，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等几个人刚凑到一起，准备开个小会，一个喜讯袭来，把大家的心情搅和得就像窗外旭日，蓬蓬勃勃，红红火火。彼此的话题都扯到贺龙身上，有的说贺老总战斗作风顽强，有的说贺老总战略战术灵活。因此可以预测，只要在太原边上打下一个县城，接下来就会有晋中的好戏连台。

“了不得呀，一晚上歼敌近千人，而代价只有三十来个人的伤亡，虽说是个小县城，也可称为大胜仗哩！”朱老总显得比谁都兴奋。

大家聊了几句之后，照例由老总通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情况，刘少奇作重点点评。朱德告诉大家：蒋介石在前日曾向他的谈判代表指示了三条原则，其中有“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这样的断然措辞，中共代表也针锋相对，拟出11点具体谈判提案。这些非同寻常的日子里，不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西郊歌乐山南麓林园回顾阔别十八年的往事“甚为愉快”，还是双方代表坐到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给延安的各位老总都带来了无限思量。

高谈阔论极少有彭德怀的参言。他总是游离于别人谈话之外，就那么长久地盯着地图，双眼一眨不眨，像是下决心要把图上的一山一水钻个窟窿似的。

这时候，刘少奇作为全局性的人物就势必提醒一句：“彭老总，讲话呀，你怎么不讲话？”

彭德怀至多咧咧嘴：“讲么子呢？我还没想好。”说完，又把目光投向地图。在晋绥地区和陕甘宁边区这片密密麻麻的图面上，已经被他圈点得没鼻子没眼了。

朱德凑过来眯起眼睛看了半天，说：“彭总啊，你的眼力真不差，这么乱的字，也能看得清。”彭德怀道：“王麻子写字王麻子认，肚子里的货，看不清也记得清。”他又提起贺龙，夸奖贺老总的记忆力如何如何好，看地图能做到过目不忘。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所以频频点头。说话间，彭德怀已将文水县城打上了一个红圈，接着又在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雁门关南北及滹沱河流域的诸多地名上一一画圈，边画边小声地念叨：“这一个，这一个，这又是一个……”

彭德怀的圈圈实际上是替贺龙画的。继文水战斗之后，贺龙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又一口气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进攻，上述圈内诸城，只用了个把礼拜就一个不漏地收复了，总共歼灭日伪军5000多人，特别是把傅作义集团进攻绥南的黄粱美梦打了个粉碎，大快人心。

短短一个月，在一派升平气象中，国民党调集了36个军、73个师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中共解放区展开全面推进。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出动7个军进占同蒲铁路线，并将一部推进到中共的上党地区。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用3个军沿平绥铁路东进，5万多人的主力分别压到集宁、丰镇、凉城、新堂、陶林、卓资山、归绥、包头等地，先头逼近中共占领的张家口。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更是大动干戈，动用8个军，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抵达郑州。一部北渡黄河钻进山西，沿同蒲路进到临汾以北，目标直指石家庄、北平和天津。

此外，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3个军，正沿平汉铁路全速推向河南新乡，大有与胡宗南会师石家庄的势头。该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还另外带3个军进占商丘和徐州，想打通津浦路的徐州至济南一段。

与此同时，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也在南京浦口与蚌埠一线遥相呼应。更有甚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出动的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五十五、第六十八等4个军，已经悄然完成中原合围；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第四军，竟然对进到湘粤赣边五岭山区的南下支队，开始赤裸裸地大肆围攻。

王震一日数电向延安告急……

四、南线与北线

南国雨季血似泪，陪都十月花如铁

冷雨敲打在厚厚的芭蕉叶上，发出鼓点般的沉闷声。弥漫无际的云雾，淹没了悬崖峭壁。山野包藏着深重的无奈与凶险。

王震坐在山边一个猎户的茅草屋檐下，望着面前弯曲的山道上缓缓行进的队伍，心中焦虑万分。时间差不多又是过午，脚下南国的千山万壑和冰冷冰冷的烟雨，是那样的寂静。事实上，周围零星的枪炮声从未间断。这就是说情报中所称数倍于我的敌人重兵，距此并不太远。按照原定计划，由粤中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还在百里之外呢！这一希望几乎淡若秋风。三天前在江西大庾还信心百倍地要冲出重围、强越九岭南下的决定，转眼间变得那么缥缈和不切实际。

队伍中有一副担架抬过来。伤员身上盖着湿漉漉的芭蕉叶，抬担架的两个战士，头上都打着绷带，淡红色的汗珠挂了一脸。两人紧咬着嘴唇一跐一滑地往前赶，行进得极为艰难。

这时候，王首道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几步远就喊：“伙计，中央复电了！”

“怎么讲？”王震惊喜地回过神。

“中央同意我们的建议，知道我们目前处境，认为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确实难以完成原定任务，同意我们由此地自行选择路线，立即北上向五师靠拢……”这消息着实让人激动。没等王首道把复电的精神说完，王震已经一把抱住了他：“首道，我们得救了！”

王首道皱起眉头沉吟良久：“离长江还远，要打回去还须准备作出大的牺牲。”

“不怕！只要中央给句话，老子死也要把队伍带到江北去！”王震的疲惫一扫而光，一溜儿小跑去下达命令。

部队立即停止前进。这是让人终生难忘的时刻。王震一路跑，心里就浮出在延安分手时毛泽东个别交代他的一番话。毛泽东要王震记住告诉李先念，别指望蒋介石能立地成佛，蒋的本性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所以，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要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强调完成这一任务还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便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

此时此刻，身处绝境中的王震，完全沉浸在与敌决战的激越豪情之中。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些日子来山城重庆所发生的一切。

经过十八年的较量，突然又温情脉脉地坐到一起时，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那份最初的尴尬是免不了的。当年蒋在黄埔军校时，毛泽东作为政坛名流也曾登过黄埔讲坛，彼此不能不算是故人。重叙往昔，说点什么呢？当然不便提“四·一二”那个“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口号，江西“围剿”与“反围剿”那一段也不便重提，至于万里长征中的湘江之战和四渡赤水，以及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生的西路军惨剧，更是没法上口。

剩下的就只有八年抗战了。

那就谈淞沪之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毫无疑问，又会出现上海沦陷、国民党迁都和重庆大轰炸等令人伤感的心绪。只能谈百团大战，于是，毛泽东骄傲地提起了彭德怀。他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打着手势，没有军语，也没有那些哼哼哈哈的官腔，生活化的口语中不乏幽默和风趣。

作为对蒋氏的回应，毛泽东在后来几十天的谈判中一再地坦言：他要在蒋先生领导下迎接和克服和平建设中的一切困难，并表示这次国共和谈合作，“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这样的一席话原原本本出自毛泽东之口实属不易，不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人不相信“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形势一派大好，这可乐坏了赫尔利。这位在国共两党都有面子的外交官，一直兴奋异常，所有蒋、毛欢宴的场合都有他的影子。看上去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真诚的地方，早在离渝赴延迎接毛泽东时的声明中，赫尔利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一年多的努力，目的就是“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他的这种努力（当然还有苏联斯大林的敦促），终于使硝烟弥漫的中国升起一片彩虹。

天真善良的老百姓们，真是心花怒放啊，《新华日报》《大公报》以及西南、西北的各种报纸，竞相刊载颂扬文章，称国共和谈“给中国人民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趁机大谈“统一军令和政令”，一篇文章中还引用韩非子“木之朽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的典故，历数“国家之败也必因不统一，民族之弱也必因不团结”的害处，高唱“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就这样，一个又酸又甜的果子从冰凉的铁树枝头结了出来，蒋介石和毛泽东精心地为它选定了一个揭幕的好日子——10月10日。这就是后来成为三年决战的根源、而令世人哭笑不得的《双十协定》。

蒋介石胡宗南杀机暗伏，毛泽东彭德怀谈兵论道

就在关于“和平建国”大政方针的《双十协定》公布于世的前两天，一架国民党运输机因迷失方向，降落到八路军控制的河南焦作地界。在这架飞机上，有一封蒋介石给阎锡山的密件并夹带着两册《剿匪手本》。这封刊有国民党军委会关防、经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二组登记并加盖杜锡钧手章的密信，分明写着“中正申篠”的字样，而且签署日期是9月17日。

到《双十协定》出台的第三天，蒋介石特别密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给部队秘密印发这个《剿匪手本》。这个小册子，对于国共两党的老军人们都不陌生。它是过去十年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精神讲话”须臾不离的教典，其中的警句就是“赤匪不灭，军人之羞”，而且竭力推行所谓“革命军连坐法”：“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班长不退而全班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老蒋以军事统帅的身份把这个玩意儿往部队一推，目的是使“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住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显然，他是要抽掉全军的退路、彻底与共产党决一死战。这不能不叫那些包括部分国民党人在内的幻想主义者触目惊心，出一身冷汗。

但是延安却平静得很。1945年10月17日这天，安全返回延安已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把大大小小干部召集到一起，闲唠家常似的向大家介绍重庆谈判。一边是写在纸上的和平协定，一边是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80万大军（还不含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口号天天在喊，仗也天天在打，毛泽东就从这个令人疑惑不解的矛盾开始聊起。

还是那句老话，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主意是“老早就定了”，而共产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于是，他就拿前不久的上党战役打比方。他把上党地区比作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的一个脚盆，说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13个师去抢，结果，“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他希望“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因为，“订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

毛泽东用辩证法的思想回答问题：“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他说得风趣极了：“蒋介石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们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听会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只有一个人不笑，他就是坐在前排的彭德怀。

散会之后，毛泽东信步走到彭德怀跟前。他手上夹支烟，边划着火柴边说：“我们的彭大将军又在运筹帷幄是不是啊？”

彭德怀憨厚地咧开嘴，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毛泽东点着烟，熄灭火柴，与彭德怀并肩步出会场，边走边聊。毛泽东说：“老彭啊，你对时局有何高见？”

彭德怀进入严肃的思考，略微沉默后说：“一个字，打！主席判断完全正确，以战求和，则和存。”他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望着远处的清凉山思考了一下：“国民党军有四百万啊，要解决它不是个简单的事。可是不解决不行，蒋介石的尾巴翘上了天。除了打胜仗，我们还有什么法子？”

毛泽东摆一下手：“光靠打还不够。我们有政治优势，还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三边地委不是有个报告，我们地下组织的统战工作搞得很不错，邓宝珊的一个旅要起义，那个旅长叫什么……”

“曹又参。”彭德怀补道。

毛泽东兴奋地接着说：“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策应一下。这个起义如果搞成，就是一个‘火车头’，它不但削弱了边区北线敌军的力量，壮大了我军力量，而且也给广大国民党官兵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彭德怀用钦佩的目光盯着毛泽东，意味深长地重复道：“发挥政治优势，以弱胜强！”

毛泽东连连点头：“是啊是啊，以弱胜强。十年内战，抗战八年，我们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毛泽东忽又生起感慨之意，顿一顿，猛吸一口烟，徐徐吐出，“东北的干部都派出去了，斯大林同志若是配合得好，美国就是在大连登陆我也不怕他。华东暂且放一放，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也是迫不得已呀，人家要回南京，我们在南方他就不能安心睡觉，让他八个解放区，共产党要抢地盘的谣言不攻自破。山东嘛，大家都很热闹，胜败有一拼。中原那边有李先念同志在，等王震和王首道过来会合了，我看要大打一下。只要王震他们活着回延安，就算大胜利！现在是华北和西北，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还有‘二马’，这一班人，老蒋的赌注押得不轻哩！”

见彭德怀许久没接话，毛泽东收住话头，问：“老彭，你对西北怎么看？”

其实，这正是彭德怀思考的焦点。见毛泽东发问，他长长地嘘了口气，“西北问题，我看主要对手是胡宗南和‘二马’。”

毛泽东点头：“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威胁。”

彭德怀分析说：“胡和马又有区别。”

毛泽东点头：“胡有野心，此人的后台老板是蒋介石；马有野性，是地头蛇，带点儿民族色彩，有欺骗性。”

彭德怀又咧开嘴。他对毛泽东看问题一针见血，打心眼儿里敬服。

关于胡宗南的“野心”和马家军的“野性”，彭德怀与毛泽东心照不宣。尤其胡宗南，抗战胜利后，坐大关中的此公，7月中升战区司令长官，10月初加国军上将军衔，的确有点儿飘飘然。他自恃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实力雄厚，又身在周秦汉唐的帝王之乡，仗着蒋介石的恩宠，一口气调动数十万大军四处出击，在中原、华北、东北及整个北中国地区，几乎无孔不入。这一个多月时间里，他让陶峙岳率部进驻了新疆，陶为新疆警备总司令；又命李铁军率部驻守甘肃的河西走廊，李为河西警备总司令。董钊的第三十八集团军镇守关中，巩固后方基地。高双成的第二十二军据守陕北，谢辅三的第二十七军驻守陕南。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祝绍周兼陕甘边区总司令，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文朝籍兼鄂陕甘边区副总司令。胡自将第一军的第七十六师及第四十军东出潼关，接收郑州、洛阳等中原重镇，以控制津浦、陇海枢纽；派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入晋，经同蒲路、正太路、丰汉路，直奔保定与平、津等地受降，进而挺进华北，窥伺察绥方向的动静。胡宗南还让心腹黄正诚带着他最信赖的第一师打入阎锡山的封地晋南，并几经周折，硬是把范汉杰的一个兵团推进到了东北……胡宗南的所作所为，引起中共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人在窑洞前的小路上默默地行走了一段。朔风吹来，陕北的秋意中已微含肃杀。彭德怀下意识地紧了紧腰带，说：“胡宗南的手长得很，到处伸。上月的22号跑到郑州搞受降典礼，一个典礼，豫北、豫西都成了他的地盘。”

毛泽东举手一劈：“下一步，我们不允许他乱跑，要牵制一下。”他想了想，忽问，“老彭啊，晋绥和晋察冀的绥远战役要他们抓点儿紧，先搞傅作义几万人！”

彭德怀对此赞同。他告诉毛泽东，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的野战部队，已经在左云、右玉与兴和、天镇一带集中主力5万余人。国民党顽军也在绥东集结了5万余人。彭德怀说：“顽军目的是来合击我张家口的，他们分别驻在集宁、丰镇、卓资山、陶林、凉城、新堂的归绥，摊子铺得比较大。”

“敌人摊子大对我有利。不过，5万对5万，这个仗还要考虑一下。”毛泽东用夹着烟的手在空中划出一个大大的圆弧，“一定不能分散兵力，务必告诉贺、聂，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地吃。三个吃一个行不行？不行就五个吃一个！总之，要确保胜利，打有把握之仗。”

彭德怀听得出毛泽东话中有话，其间含着对兵员素质的基本估计。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谈及1945年任务时，就一再强调须对现有兵员进行整训，并且具体提出1945年要将全部正规军和游击队轮训一次，要按照他过去总结三五八旅“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那一套新的训练方法，搞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彭德怀说：“贺、聂目前已在抓紧整训部队，作好战役准备。我们部队都有群众性练兵的好传统，像三五八旅他们，那么苦，拉到葫芦河搞生产自救，没吃没穿的，战士们都得了夜盲症，小腿肚肿得亮晃晃的，得闲还忙着投弹呀、刺杀呀，3发子弹打11环就是‘朱德射击手’，投弹40米以上就是‘贺龙投弹手’，刺杀勇猛，达到90分，就是‘高岗刺杀手’……”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站在石级上遥望天际，得意地吸口烟，慢慢品咂：“贺龙同志带兵练兵，那是没的说。”

北出关山贺、聂联手，兵结归绥傅、何下注

部队集合起来拉了一阵歌，贺龙出现了。他像往常那样乐呵呵地捧着烟斗，一出来就钻到干部战士中间。此刻正是秋高气爽，偌大的左云城关广场沐浴着灿烂的朝阳。贺老总一会儿向这个干部询问几句什么，一会儿又同那个战士随便地唠起家常。他总是那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富有朝气而充满信心，让人感到亲切温暖，踏实可靠。

晋绥野战军司令部的战前动员大会就要开始了。

塞外吹来的季节风一阵阵袭上人们的心头，老总和战士们一样穿着单土布军装，虽有一丝凉意但却精神抖擞。广场上密密麻麻的部队，因为贺龙的到来而显得气氛格外热烈。在这一群军人中间，贺龙便是他们的旗帜和骄傲！那些从湘鄂西（边）跟随贺龙闯过来的老红军战士不用说了，即便刚刚加入这支队伍的新同志，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青春和荣誉与贺龙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广场上笑声不断，有人隔着七八排队列大声喊：“老总，你的腰好利索了吗？”贺龙笑嘻嘻地朝喊声看了看：“嗬，你呀，刘卓甫！”五大三粗的刘卓甫是过去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那天下午，贺龙眉开眼笑地把球队一帮小伙子召到一块儿赛了场球，而且还主动要打中锋，结果一不留神闪了腰。当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扶到住处。满头大汗的贺龙躺在床上无可奈何。“年岁不饶人喽！”他感叹着，脸上显出一丝少有的忧伤。但转眼间又笑呵呵地不服气了，“好了再干！”球队的小伙子们每天都要问一下警卫员老总好没好，今天见到贺龙神采奕奕，大家放心了。贺龙被刘卓甫这一喊，来了精神，他使劲拍了拍腰际，烟斗一点一点地笑道：“小鬼头，你莫急，打完这一仗，我们跟老大哥部队好好赛一场！”

这年，贺龙司令员已经49岁。

贺龙在队伍中流连了十多分钟，才健步登上主席台。“同志们！我们要在这里打一仗！任务是同晋察冀兄弟部队配合，反击国民党进攻！”他用力挥动着手臂，声音非常洪亮。

按老规矩，贺龙首先讲述抗战胜利前后的形势，从爷台山反顽斗争一直讲到上党战役的胜利，他说：“我们老大哥部队一仗就干掉阎锡山的13个师哩！敌人进攻38000人，我们出动31000人，敌人的38000被消灭了35000，另外逃掉2000，散掉1000，大胜仗啊！”接着，贺龙讲评晋绥野战军在晋西北和晋中开展工作的情况。谈到眼前的敌我态势，他的大嗓门又亮起来：“绥东解放区是我们绥蒙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从日伪手中流血牺牲得来的，蒋介石勾结日伪军要抢我们的果实，还要进攻整个华北解放区，我们能答应他吗？不！不能答应！现在党中央命令我们跟他们干，我们要坚决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会场响起一片掌声。贺龙笑眯眯地吸了口烟，双手把掌声压下去，嗓音平和了些：“同志们啊，这一仗非同小可啊，打赢了，我们晋绥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就会连成一大片。可以说，整个华北我们就算控制住了。如果打不赢，傅作义趁势向陕北压过去，而陕南又有胡宗南，南北合击，中间夹着我们的党中央延安，同志们哪，那是我们的脑壳，后果可怕呀！”

贺龙的战前动员讲话并非危言耸听。中共中央军委让贺、聂联手来对付傅作义，除了用兵数量上的考虑之外，其中也大有攻则必胜的意思。部队集结后，贺龙与聂荣臻已将这次绥远战役的总体作战方案拟妥：贺龙指挥晋绥野战军三个旅（三五八旅、独立一旅、独立三旅）先向内蒙古跨越一步，把凉城、新堂、天成村这几个敌占点一一解决掉，然后集中兵力稳稳地配合聂荣臻的晋察冀野战军，攻打丰镇和集宁。而聂部则由东向西进攻，首先消灭隆盛庄、张镇的敌人，再各个击破丰镇、集宁二城。最终两股兵力合在一处，把敌人压缩到绥东地区铁路三岔口的一小块地域，聚而歼之。

这是抗战胜利后头一次跟国民党军大兵团对阵交战，虽说准备充分，部队士气也高，贺龙心里还是悬悬的不太踏实：“同志们啊，我们过去跟日本鬼子打的是游击战，小分队行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现今不一样喽，搞起大兵团，摆起阵势，在运动中歼敌，是个新问题哟。我们一定要同老大哥部队配合好，团结一致，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他国民党绥远部队也是不经打的！”

出击的日子定在10月17日。这一天，贺龙亲率晋绥野战军主力北越长城。

正是夕阳斜照，老总跨上一匹火焰般的烈马，一声“出发”地动山摇。他挥手加上一鞭，战马立刻在夕阳余晖中，朝着古长城斑驳朴拙的烽火台疾驰。山冈上，满坡的红叶透出一团一团庄严，劲风秋意尽在不言之中。队伍分成几路，各自沿着山道多头并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结休整，战士们精神好极了，矫健的步伐中显示着信心和力量。整个战役第二天正式打响，24小时内，晋绥野战军便连克凉城、陶林，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和暂编骑一旅，一开打就损兵折将，各被吃掉一部。到10月20日，晋绥部队又拿下了新堂。与此同时，聂总也指挥晋察冀的部队按计划攻占了张皋、隆盛庄。

贺、聂两部激烈的枪炮声，掀翻了傅作义心中的五味瓶。

傅作义对绥远这块土地是有感情的。早在中原大战时，他就由张学良举荐为绥远省主席。当时绥远匪患成灾，傅作义上任的第一件公务就是剿匪。他一个省主席带着队伍东征西讨，硬是把数万人的四大股土匪，一股一股地消灭了。接着，又开始整治金融，开源节流，扩大流通，一个边远省份的破烂财政，让他调理到扭亏为盈的地步。他还把部队发动起来兴修水利，使十年九荒的河套地区，农业生产大为改观。

平心而论，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恶意，当年王若飞在包头被捕，他还给过许多关照，以至彼此的个人情谊日深。但是对日本人，傅作义很不客气。抗战一爆发，他第一个致电阎锡山、张学良和蒋介石，请缨杀敌。后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到绥远来诱降，许诺给他个人赠款6000万大洋，要他出面领导“华北独立”。他毫不含糊地表现了气节，说：“内蒙古是中国领土，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裂。”结果翻了脸，打出一个“百灵庙大捷”。战后，蒋介石要他“适可而止”，毛泽东则给他发来贺电。

整个抗战期间，傅作义还真像个“战区司令长官”的样子，发动绥南战役，收复五原之战，特别是不避嫌疑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有板有眼地在师以上机关设立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最后博得了一枚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勋章。日本人一投降，蒋介石的密令跟着就到了，傅作义抢占了包头，又从共产党手中夺去了归绥、集宁。他深知国共开战只是早晚的事，一不做，二不休，横下心拉起5万人马进攻张家口。他要为蒋介石把绥远揽在怀里。

贺、聂一到，傅作义连呼“来者不善”。果然，几天工夫就弄得他不可收拾。看看自己那5万人马星星点点拉了十几摊，傅作义一下子就悟到了险情：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可是八路军打游击的拿手戏呀！与其坐等贺、聂一摊子一摊子地收拾，不如知趣一点儿，先下手为强，主动放弃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城，固守一个点等待来日。他手忙脚乱地下令：“立即收缩兵力，向归绥集中！”

10月21日，傅作义的第六十七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二十六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第三十二师也撤到了福生庄、三道营，伪蒙骑五师由新堂撤往六苏木。听到侦察兵的敌情报告，贺龙会意地直点头，“傅作义呀，有点名堂哩！他是想收拢五指捏起一个拳头。要是绥东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归绥，当起缩头乌龟，我们就是满嘴的钢牙，怕也啃不动它啰！”

贺龙的敌情判断一出口，李井泉立刻注意到平绥铁路线上的一个小地名——卓资山。这个位于呼和浩特（归绥）东75公里处的小城，是个非同小可的地方。它北靠大青山，地势较高，平绥铁路从中间将其一劈两半。向东离集宁只有一箭之地，并可南拐丰镇；向西可直趋归绥和包头。此外，还有两条南北方向的重要公路，北去陶林、南达凉城，可谓绥东地区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

果然不出所料，傅作义的指挥棒准确无误地停留在卓资山。他一眼就选定了这扇“大门”，决心在此部署他的5万兵马，并把重任交给自认为能攻善守的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

卓资山一仗必打无疑。贺龙从李井泉的意见中获得了印证，当机立断定下决心：趁敌人来不及龟缩之前，改变主力东向集宁、丰镇的作战计划，而立即赶在敌人头里挥戈北上，直插卓资山，在敌人半腰一刀见血，让它首尾难顾，尚未收拢的五指握不成拳，造成整个战役上的有利形势。

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用手指反复在图上标距离，说：“第一刀的穿插是没问题，只是战役上形成合围之势，迂回时间来得及来不及？从这里到达平绥路就有上万公里的路程哩！”

“是啊，”独三旅旅长杨嘉瑞也接着说，“卓资山一打响，丰镇、集宁的敌人不可能坐以待毙，若是敌人往北……”

贺龙与李井泉相视一笑，会意地点点头。几乎在同时，他们将目光一齐投向集宁东北方向100公里处的一个小城——商都。

许光达险胜八苏木，独二旅奇投商都城

一个多月前，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独立第二旅旅长许光达和政委孙志远奉命率部出关，向长城以北挺进，一路向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第五师、国民党暂编第十七师滔滔不绝地杀过去。势如破竹般攻到新堂，他们突然接到情报，说敌人在八苏木方向集结了重兵，准备和独二旅决一死战。

吕、许、孙三人匆忙商量对策。作战方案还没拿出来，侦察员忽又报告：与八苏木成掎角之势的三苏木方向有1000多人的敌骑兵，匆匆直奔二旅而来。

吕正操头上冒着汗，问许光达：“刚说有重兵，这就杀过来了，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其中必定有诈！”许光达说，“八苏木的‘重兵’没有动静，三苏木的骑兵却大张旗鼓，会不会声东击西，吸引我们注意力？”许光达越琢磨越明白。他警觉地昂起头，“如果我没判断错，八苏木敌‘重兵’这时候正在向我侧后迂回。他们是想把我们一口吞下去！”

情况一摆，立刻十万火急。吕正操和孙志远心里直发毛。许光达料敌如神的功夫，他俩早有耳闻。当年许在延安抗大当教育长时，曾经针对德国侵袭苏联，写过一篇有名的论文，叫作《闪击战的历史命运》，轰动了延安和重庆。其时，德国法西斯以闪击战横扫西欧14国之后，又卷向红色苏联，全世界都在为斯大林捏着一把汗，而许光达却断定德军在苏联战场必受挫折。果不其然，过了一个多月，莫斯科保卫战便大获全胜，德军几天之内损兵50多万！

按许光达的判断，形势十分严重。独二旅如果避开对方的骑兵后撤，敌骑兵极有可能趁势掩杀，使独二旅部队成“兵败山倒”之势，失去控制；独二旅如不后撤，就地迎战，八苏木的敌“重兵”已迫近侧后，与三苏木的骑兵正好前后夹击。吕正操急切地擂起桌子：“难道山穷水尽，一点儿办法都没了吗？”

孙志远忙着给部队做政治动员。他要求党员干部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守阵地，跟敌人血战到底。

许光达一直把头埋在地图上。终于，他横下一条心对吕正操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风险较大，可能会有大的牺牲。”

吕正操说：“只要能让部队跳出去，有点儿风险，有点儿牺牲都无所谓。”

许光达说：“我们可以去商都嘛，那里驻扎着苏联红军，我们去和他们会合，谅他八苏木或者三苏木的敌人，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吕正操频频颔首。许光达被自己的想法鼓舞着：“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就跟他来个既不后撤也不迎战，掉过屁股攻他的八苏木！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是最有出路的地方。只要我们集中全力击退敌一部，闯出一条口子，就能几步跨到商都。到了商都，或许还可以杀他个回马枪！”

吕正操倒吸口凉气。“光达，你这想法够大胆的！”他拍着脑门转了两圈，忽问孙志远，“你看呢，老孙？”孙志远也认为可行，并说他已给部队作了紧急动员，要求干部战士树立必胜信心，决不能被敌人的气势吓趴下。于是，吕正操一锤定音：“就这样，我决定了，部队晚上9点出发，现在对表！”

万万想不到的是，独二旅紧紧张张地于拂晓前冲到八苏木一看，哪有什么重兵，方圆十几里一兵一卒都没有！

难道敌人已经察觉到我们的作战部署？不，一定有个更大的阴谋在运转之中！许光达当即把内心这份担心与吕、孙进行了沟通，三人还没最后对隐蔽之敌的真实意图达成共识，上级敌情通报就下来了：国民党军集中了五个师的兵力，正在对孤立无援的独二旅南北两路分进合击！五个师对一个旅，一个绝对的优劣势比例，可见对方吃掉独二旅的决心有多大。

十分钟后，先头部队便报告与敌接触。许光达费了好大劲才从地图上找到这个地名——田家村。很快侦知，交手的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师。就在独二旅到达的前两分钟，他们抢占了一个叫土帽山的有利地形。一步占先步步占先，敌人居高临下，封锁住所有前进的道路。

许光达一急，给部队下死命令：“冲过去！敌强我弱，一坐下来就危险万分，要趁敌人没站稳脚跟，分秒必争地冲破他的防线！”可就在此刻，派去掌握部队的一位参谋报告：“二十七团没有跟上来！”当然不能丢下一个团不管。吕、许、孙三人都急得直跺脚。可就是这么几分钟的犹豫，敌人已在山上站稳脚跟，构筑起简易工事，再想冲过去，几乎没有可能了。

时值黎明前的黑暗。吕、许、孙三人捂着手电，趴在泥巴地上把地图研究了好几遍，个个像是猫抓心一样。眼见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左边是黄旗海，右侧有王帽山，独二旅欲进不能、欲退无路。

连日阴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头顶上弹迹如织，枪炮声和呐喊声直冲云霄，分不清敌方我方，仗打得完全没了章法，一塌糊涂。许光达保持着镇定。他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正面敌人身上。

正面敌人越打越多，先说只有千把人，待一审俘虏，才弄清是3个团4000多人。显然，部队已经被敌人咬住，分分秒秒的拖延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吕、许、孙3个人的衬衫全都湿透了。

“不行啊司令员，”许光达说，“天就要亮了，再不突出去……”三个人简单碰了碰，决定：吕、孙率机关和后梯队撤到附近的马头山上，许光达赶到前沿指挥所，亲自指挥部队，以激烈的战斗行动，掩护吕正操和孙志远相机突围。

一到前沿，许光达立即给部队交底：“同志们，现在我们唯一的生路，就是把敌人的三十一师打垮。否则，死路一条！无论生死，我许光达今天都要跟大家拼到最后一口气！”说完，他将身边的通信科长和一名参谋叫过来，命令他们两人分头到三十六团和三十二团去，给部队传令：必须在半小时内结束战斗。

警卫排长已被许光达支派去掩护吕、孙撤退，此时许的身边只剩一个贴身警卫员蓝德明。身处前沿，流弹如雨，通信科长对许光达的安全放心不下，犹犹豫豫不肯离开。许光达一嗓子吼过去：“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执行命令怎么婆婆妈妈的！”吓得科长拔腿就跑。

接着，许光达就招呼蓝德明。蓝德明跟许光达久了，两人心领神会，一听招呼赶忙打开身边的水壶递上去。那是他在新堂镇特意为首长备下的一壶烈酒。许光达喝了一口，说：“小蓝，你也去帮帮卫生员，组织后送伤员！”蓝德明挺为难：“那你……”许光达威严地哼了一声，一边夺过马缰绳，一边晃晃水壶：“快去，把这些留下就行了！”

话音未落，一个大块头的侦察兵气喘吁吁地上来报告，说身后的山脚下发现大批敌骑兵！

此时天已微明，许光达透过望远镜，看见山下黑压压的一片人马，汗毛一根根倒竖起来。只要这股敌人从后面一个冲锋……他不敢往下想。“只能唱空城计了，”许光达自言自语，“仗打到这个时候，一线是半个人都抽不动的！”他吩咐当时吕、孙为以防万一而留在后边的那个连，“这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没摸我们的底，估计不敢贸然行动，只是待在山下等主力。你们给我守在这里，拖一分钟是一分钟，动都不能动，一动就露馅了！”

这半个小时比三十年还长，到前方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时，许光达甚至紧张到数自己的心跳。他真是不敢相信敌人第三十一师防线被打通了，不敢相信他的三十二团、三十六团以及那个掉了队差点儿误事的第二十七团，跟他一起整整齐齐唱着歌儿开进了商都城。直到接到贺老总的命令，要独二旅火速南下参加围攻卓资山时，许光达才嘘了口气：“这下好了，我们可以放开胆子打大仗了！”

何文鼎丢卓资山，贺老总闯流弹雨

这当然是个大仗。作战参谋用一幅桌面大的地图，把战术箭头画得清清楚楚，战役任务就照着地图一一讲解。此间贺龙一直坐在旁边听，烟丝烧得咝咝响。最后他举重若轻地站起来，指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说：“你留一个团在凉城以西，给我把归绥的敌人咬住不放，主力跟黄新廷、杨嘉瑞你们三家一起北上。”

被点到姓名的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和独三旅旅长杨嘉瑞啪地一个立正。贺龙轻微地点个头，接着说：“给许光达的电报已发出去了，二旅他们从商都经陶林南下，与你们形成合围……”

所谓大仗，在贺龙这里，也就这么简单。

三五八旅这天赶了100多里，当晚先头部队就进到卓资山以南的教场村。黄新廷把地形扫了一眼，当即指挥占领村西的康家湾北侧高地。

此时，独一旅也推进到毫切、查汉不浪附近。黑咕隆咚的深夜，守敌一听说是贺龙的八路军，一枪都没放，拉起队伍就往卓资山跑。王尚荣把情况报告给贺龙。贺龙说：“追呀！赶快给我向卓资山、旗下营追击！不要怕风，不要怕饿肚皮，错过战机找都找不回来！”

于是，部队不下宿了，撵着敌人的屁股杀声震天追了一夜。第二天，跟三五八旅顶住劲儿的伪蒙骑兵第五师朱恩吾的队伍，也从六苏木撒腿往卓资山跑，黄新廷和余秋里趁着一个冲锋打到了卓资山。

接下来的这一夜，贺龙在野战军指挥部怎么也待不住。战斗刚打响时，他嘴里咬着烟杆，大口大口地吸烟。一副皱巴巴的扑克牌在他手上重复着几种老掉牙的戏法。每隔10分钟，他就向作战参谋询问一次战斗情况。

深夜，狂风越来越大，窗外猛烈的枪炮声伴随着阵阵大风压过来，撞在人们心头十分难受。黑夜显得又重又长。

贺龙忽然把扑克牌一扔，说：“我要去前沿指挥所。”

警卫员们都知道，前沿指挥所还在离卓资山不到一里地的那个小村庄里，从野战军指挥部走过去的这段路，完全在敌火控制之下。大家都支支吾吾地想把老总拦住。贺龙火了：“这是打仗！你们怕死就给我待在这里，我得去！”说着一头钻出指挥部。

子弹在耳边嗖嗖直飞，贺龙上了路。警卫员们谁还怕什么死，前前后后一拥而上。出了指挥部，只见城内城外、山上山下，火光冲天。枪弹、炮弹、手榴弹，在硝烟中轰隆轰隆地爆炸，震得耳朵嗡嗡响。这一行人贴着高坎子走了一段，就听贺龙说：“听见了吧，枪炮声那么脆，说明敌人的装备不错哩……”话没完他一个箭步跳上了高坎子，朝前起劲地跑。警卫员们都傻了眼，来不及捏把汗，就七手八脚地上去拉住贺龙：“老总老总……坎子底下又隐蔽又安全！”贺龙哪听这一套，把手一甩：“拉啥子嘛小鬼，沟沟里我怎么观察战况？！”

贺龙大踏步地照走不误，真把几个警卫员吓坏了。离前沿越发近迫，密集的子弹不时将他们身前身后的尘土打得直冒烟，警卫员们下了决心，一齐扑上去抱住贺龙的胳膊，使劲把他往沟里拖：“危险呀老总，我们再也不能让你往前走了。”

这下惹毛了贺龙。他真的生了气，把警卫员一个个甩开，嗓门也粗了：“怎么搞的嘛！危险危险，失掉战机就不危险了！还不快闪开让我走！”

警卫员们没有办法，只好在贺龙面前横着排成一排，用身体掩护着首长往前走。贺龙推开他们，温和地指着天空说：“你们听听，这子弹尖声怪气地呜呜叫，说明离我们还很远。要是听到噗噗声响，那才离得近呢。我们这些人枪林弹雨钻了几十年，还怕子弹吗？子弹怕我们哩！”

进了前沿指挥所那个小村，瓦片、树枝四处乱飞，子弹开始在脚前脚后噗噗响了。迎面过来一副担架，贺龙急忙上前问：“伤势怎么样？伤在什么地方？”抬担架的老乡说伤在腿上，有好几处伤。贺龙俯身朝担架上看了一眼，认出是过去在战斗篮球队打过中锋的队员，因为个子大，人都叫他“大个”。贺龙哟了一声，忙问：“大个儿，你伤得怎么样？”“大个儿”在担架上瞪大眼睛，喊了声“老总……”就说不出话来了。贺龙赶忙吩咐老乡把伤员往后送。“你们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敌人全部消灭干净！”他对应声而去的老乡说。

黄新廷一见贺龙钻进前沿指挥所，大惊失色：“啊呀老总，这有多危险！”

贺龙仿佛没听到，急问：“战况如何？”

“黄昏之前，傅作义的部队有些过卓资山来，八团占领了西山顶，战士们正在跟他们亮刺刀哩！”

“我们的牺牲大不大？”

“不大。跟敌人一抵近，大练兵的成果就显出来了。战士们战术灵活，一个小分队、一个战斗小组都敢往敌人纵深里揳，既各自为战，又互相配合，打得相当漂亮！何文鼎的部队虽然装备好，火力足，可在晚上，又跟我们抵了鼻子眼，也发不起威。你听，这手榴弹打得，个个闷嘟嘟的，战斗进展特别迅速……”

贺龙点起一锅烟，满脸兴奋地指示：“拂晓前结束战斗，一定要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

这句话，余秋里已经把它变成口号，在三五八旅的阵地上到处在喊。随贺龙来的几个小警卫员个个心里痒滋滋的。围在一起眉飞色舞地吹牛。贺龙喊道：“喂，你们几个，守着我干啥子嘛，还不赶快参加战斗！”

有老总这句话，警卫员们立刻活了，个个欢喜不迭地打个敬礼，转身就跑。这天晚上连炊事员、饲养员都上去缴到了枪。何文鼎输惨了，向归绥和集宁呼叫都喊破了嗓子，结果，把集宁的国民党绥远部队“精锐”第一○一师喊来了，离卓资山还有几十里地，就被守候多时的独一旅打个稀里哗啦。整个六十七军的新编二十六师（亦称“精锐”师），除何文鼎带走的那个特务营侥幸逃到包头之外，其余被打得干干净净，毙伤副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俘虏少将副师长以下1800多人。要不是押解时半路上疏忽大意，连中将师长也当了俘虏。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贺龙心里着实舒服。丰镇、集宁收复后，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野战军，在卓资山东边的马盖图地区会师。贺龙一见聂荣臻，就嚷嚷着要组织两个军区打一场篮球比赛，表示庆贺。

聂荣臻笑着直摆手：“老一二○师‘战斗篮球队’，大名鼎鼎的，我们怕是要剃光头啊！”

贺龙连忙谦虚：“哪里话嘛，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嘛！”

两人正说笑着，机要参谋一声“报告”，将一份刚收到的加急电报递给贺龙。电报是延安发来的，中央军委告诉贺龙：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意，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曹又参于两个小时前率部起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三旅，奉命前往安边策应。

五、陕北与鄂北

曹又参举义刷新十一旅，毛泽东设宴款待“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