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五部 解放
一、尖刀夺西宁
彭铭鼎趁乱夺生路，马继援临难收残兵
彭德怀正式打响兰州战役的头一天，蒋介石飞抵重庆。这两件事搅和在一起，是中国1949年最别致的交响。
蒋介石是怀揣着满腹自信重返山城的。他一直对大西南的期待值颇高。当年的抗日战争，中方先失一局，最后不就是依靠着川省及西南地区的支撑，才得以打败日本的吗？蒋介石说：“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他此行就是要让幸存的军政大员们，接受“西南制胜”这个救国方略。所以，从下飞机开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谈话。
这是8月27日，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三天，马步芳心事重重地踏上重庆山洞林园官邸的石级。飞机从西宁起飞时，他就心乱如麻；到达重庆，更有几分慌张；此刻，在慌乱之中忽又掺进一丝丝羞愧。
蒋介石毕竟见过大世面，见到马步芳，若无其事地迎上去，说：“子香，辛苦了！”弄得马步芳站在那里张口结舌，老半天不知说什么才好。
“坐、坐啊。”蒋介石操着带奉化尾巴的国语热情招呼着，自己在对面沙发上先坐下来。
马步芳按照蒋介石的指点，笨拙地落座，脸涨红着，说：“兰州完了……”
“晓得了！”蒋介石平静地挥着手，“不是还有西宁吗？还有宁夏，还有新疆……我这次来，就是要考虑建立复国基地。有西南在，西北就完不了！要好好检讨一下，兰州的防务漏洞不少。”
马步芳敏感地意识到，会不会是“中央派”的那班家伙恶人先告状。于是，立刻忿忿然地说：“刘任和彭铭鼎在兰州作战中没有起到好作用。关键时刻，汉中和宁夏也都冷眼旁观，若是哪一方面以党国利益为重，增援一下，也不至于如此！内无良臣、外无接应，我是孤军苦战……”
蒋介石打断马步芳的牢骚，宽怀地说：“宁夏和汉中都有苦衷，宁夏图自保，汉中嘛，嗯……这个……尚在整补之中。至于刘任，他有什么情况总是会向李代总统报告的，我不太清楚此人。不过，彭铭鼎应该很得力呀，不是听说他同令郎合作得不错吗？”
马步芳不以为然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怕是同陶峙岳合作得不错吧！”
“唔——”蒋介石眼中寒光一闪，“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世道人心，能撞钟的和尚还是好的。能撞钟又能念几句经文，就更加难得。一人容天下，天下容一人嘛，是不是啊子香？”
马步芳一笑，觉得蒋介石滑稽有趣，居然还有脸皮借一个鸡毛蒜皮的彭铭鼎来谈论什么“天下”。他正要转移话题，忽见外面有人匆忙禀报，说宋希濂和胡宗南求见。马顿时显得坐立不安，脸上有尴尬之色，欲起身告退。蒋介石忙摆手：“不要走，又不是别人，大家一起坐下来谈谈。”
宋和胡是来向蒋补充陈述“进军滇西”方案的。这是他们躲在汉中密谋了近一个月的成果。两人从方案呈送之日起，就充满自信，断定蒋介石对方案必感兴趣。所以今天踏进这个门，始终情绪饱满，简直可以说神气活现！
这让本来就气不顺、心不平的马步芳浑身不自在。淡淡地握手寒暄过后，马步芳便唱开洋腔，说：“如果不到总裁这里来，我们见一面比登天还难，发个电报又怕收不到，就是收到了也怕没工夫看啊……”
胡宗南明知马话中有话，也不答理，只问蒋介石对“进军滇西”一案的看法。似乎要故意给马显摆显摆。好让马知道我胡宗南不援兰州是因为我另有雄才大略，正忙着大事业。
蒋介石见大家话不投机，也就趁机岔开话题，按照他固有的思路，对“进军滇西”大泼冷水：“我认真考虑过了，不打算同意此案。其一，两广恐难保持，大陆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反攻复国；其二，国际地位问题……”
宋希濂和胡宗南无比沮丧地对视着，觉得突然，连申辩的理由一时都想不出。
“怪不得呢，你们是不把西北当地方啊！”马步芳冷眼抢白，话说出来像是枪子。
蒋介石忙出来打圆场：“子香，你误会了，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我们可以接着谈西北，刚才讲到哪里？噢，彭铭鼎这个人……”他将整个身体与思维都给马步芳，而将宋、胡二人晾在旁边。
马步芳突然失去胃口。而且在蒋介石面前谈彭铭鼎，既危险又可笑，何况还有宋、胡在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外人面前抖搂“家丑”。再不顺眼，彭也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嘛！若是8月25日晚上彭铭鼎最后时刻是死在兰州的指挥位置上，一切是是非非还得重新评说呢！
可惜，彭铭鼎没能如马步芳的意。他在尚未坚持到“最后时刻”时，便回望一眼三爱堂，没有出息地挤入撤退的人流。
那一刻很快便被黑夜吞没，包括对往昔的记忆。彭铭鼎拼命想象着这座被自己亲手放弃的城市，将会怎样地去迎接新生，而他自己——他无法确定未来的生活。他想，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赤条条地投进共产党怀抱，像一条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而同时，又将是变节失贞的下三烂。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哪怕前途……唉，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彭铭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想着，夹在人流之中，不知道要往哪儿去。
“喂，是我！”黑暗中不知是谁拉了彭铭鼎一下：“快过来，那边有车！”
彭铭鼎听出声音很熟，便顺从地走出人群，转过一个屋角，果然街路旁停着一辆吉普车。这时，他认出了对方，原来是骆驼团团长贺新民。便随嘴问道：“队伍呢？”
贺不耐烦地答：“你呀，这时候还提队伍！”
彭铭鼎勃然大怒：“你身为国军上校团长，怎可丢掉自己的队伍？过去我是咋跟你谈的？糊涂！”
贺新民嘿嘿一乐：“老兄啊，我的队伍早拉着物资上路了！要是等到这会儿，只怕连城也出不去呢！”
显然，贺新民是只身带车专程来接彭铭鼎的。彭大受感动，摸黑在贺的手背上使劲拍了拍。
黄河铁桥还不算太挤，贺新民的车喇叭哇哇叫着，勉强通过。之后，就加足油门横冲直撞，不到五分钟便驶向兰州的郊外。疯跑了一段，彭铭鼎问：“前面是什么地方？”
“老兄放心，反正不是共产党军队的营子，先赶到河口再说吧。”
彭铭鼎不假思考：“开，一直开到永登！”
贺新民的车开到永登，天还没亮。他把彭铭鼎扔在一个铺子里，自己找队伍去了。当然这也是彭的意思。彭拍着贺的肩膀说：“兄弟，一兵一卒、一匹骆驼都不敢丢啊，这都是本钱！”
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彭铭鼎见到马继援。
经过这一夜的折腾，马继援与前日判若两人。他光头鹄面、狼狈不堪地从红城子方向蹒跚走来，身后只有包括他的家眷（大小老婆）在内不足一个排的随从。见到彭铭鼎，马继援的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彭铭鼎也作出掩面悲泣的样子，说：“事已至此，不必难过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是想想怎么走吧。”
“我以为谭呈祥的一○○师还完整，不料也完全损失了……”马继援忍不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山上没撤下几个人，一○○师在东岗坡一带，战事也不算激烈，阵地损失并不太大，想不到退到桥边，左冲右突，阵亡惨重。共产党军队抢先一步封锁了桥头，谭呈祥只好率部转到雁滩，想从那里强渡。结果，水深流急，又没渡河工具，只有少数门板、木片一类的东西，河水那么大，光靠这些怎么泅渡？官兵溺亡者不在少数，况且共产党军队又追到雁滩……”
这都是后半夜发生的事，马继援一本清册，了如指掌，可见他并未离开兰州多远，倒是声称留下坚守的彭铭鼎，早早跑到了百里之外的永登。
此刻，五十步笑百步也没什么意思了。马继援比撤离兰州指挥部之前，心境要平和得多，共产党的子弹并未像他诅咒的那样射穿彭铭鼎，反而彭好端端地活着，而自己却丧魂落魄，不成样子。这个世界原本事事有定。马继援觉得自己和彭压根就不是一个林子里的鸟，只是偶尔飞做一处罢了！这样想着心里就痛快得多，无所谓嫉恨，无所谓宠信。他对彭说：“你愿留就留下，不留就不留，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彭铭鼎试探地问：“不知你作何打算？”
马叹口气说：“我不能走，还得在这里把队伍收整归拢一下，突出来多少算多少……”
彭铭鼎的脑子极快地转动，有了新主意，说：“长官既在这里，彭某哪有自去之理！”
人在极虚弱、极孤单时是不拒绝任何伴侣的。马继援想着自我解脱的那些道理，把兰州一役的怨气都记在刘任的账上，而对彭铭鼎采取容忍的态度，以使他成为自己落魄时新的合作伴侣。
接着，他们便在永登西北地区陆续收容残兵败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得6000多人，其中有在兰州到河口北岸担任守备的三个骑兵团，还算完整，马继援让韩有禄带领着驻守秦王川，以掩护收容。其余收起来的人都是老残勤杂，有一部分是前不久由甘肃保安团队拼凑起来的甘籍官兵。马继援本来还想整补几个漂亮点儿的师，拉到凉州（武威），同新疆的骑五军会合，闹出一点名堂。一见是这么些破铜烂铁，心凉了半截。再说这时的西宁又连连来电，催促他从速返回青海。
马继援再度领教失势的痛楚，决定撤手。
这次，彭铭鼎彻底蒙在鼓里。他和几个原西北长官公署的大小官员还怀着某种希望，一步步由永登撤往古浪，满以为到河西还有大动作，因而彼此称呼官名，尽力保持前朝的威仪。走着走着，发现队伍不对劲，数十成群，放羊似的，且北去的少，南回的多，忍不住问士兵是怎么回事。士兵答：“马家不要我们了，我们只好回家各谋生路……”
彭铭鼎这才打听到，马继援已将收容起来的队伍全部遣散。他自己则不辞而别，抄小路直奔风雨飘摇中的西宁。
兵进临夏空城不空，马到黄河绝渡不绝
西宁对马继援的吸引力，除了他的父亲马步芳之外，还有另外一丝微弱的希望。据说，谭呈祥的一○○师、韩有禄的二四八师及马振武的一九○师，都有一些青海籍官兵正在渡过大通河、翻过大坂山，向湟中、西宁方向散漫而去，处在群龙无首的境地。此外，先期赶赴西宁的马英骑兵第八旅和青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所带的300多名残部，以及一些零散的新编、旧编步骑兵，也在翘首以待马继援的到来。
马继援不能再在永登浪费表情了。固守西宁、偏安一隅，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是他最根本的使命。马继援还没有糊涂到分不清孰轻孰重的地步。
现在，马继援的直接对手不是别人，是解放军一兵团大名鼎鼎的王震。
一周前的8月22日，王震踏入临夏时，临夏几乎是座空城。这对占领者来说，也许比受到强烈的抵抗更加恐惧。
王震是个从无惧色的将军，“南下北返”的往事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空城”使他警觉到一种力量的存在。这不是枪炮可以解决的问题。王震把兵团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叫来，说要召集一、二两个军宣传部长开会，研究研究当前部队的思想工作：“老孙啊，该用用你那一‘杆子’了，你给我组织个‘炮群’行不行？”
孙志远说：“枪杆子、笔杆子都听你指挥，服从党的领导嘛，你指东打东、指西打西！”
“不能报喜不报忧啊！”王震说，“我开这个会，不讲辛苦、不讲成绩，就是作检讨！”
王震所说的“忧”，侧重在群众纪律方面。西征出发之前，王震就给部队提出一句口号，叫作“依靠政策纪律打胜仗”，并且拟了个“三要五不准”的条文：一要严格执行纪律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二要人人开口，个个宣传；三要坚决执行俘虏政策，不杀不辱。“五不准”是：一不准进清真寺；二不准进入回族同胞的内房；三不准吃猪肉；四不准借用回民食具；五不准私自到回民井中打水。这还不够，还明确规定了进入回民地区后，对回族男女老少的称呼。对老年人要称老大爷、老大娘，青壮年称“大哥”“大嫂”，不准笼统地叫“老乡”，更不准叫人家“老表”“老板”。
最后，王震给这些纪律条文下了个“坠子”，规定：只要谁冒犯了民族和宗教纪律，不用报告就可以枪毙。
说起来，也就是改个口的问题。但习惯这东西很古怪，你不说它，它似乎就不存在；你一说它，它就成了一座山。有的连队为了搬掉这座山，还组织战士互相问答测验，甚至在院子里排练和老乡相遇或接触的情景，一个扮老大爷或老大娘，另一个扮解放军，两个相遇，解放军恭恭敬敬地叫声“老大爷”，“老大爷”拖着长腔“哎”一声，逗得大家哈哈直乐。指导员绷着脸批评：“严肃点，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接着又去一本正经地导演：“声音不要太高，亲切一点，自然一点，脸别绷得那么紧嘛……”
王震乐呵呵地说：“这可是天大的政治工作啊！老话说官逼民反。清朝同治年间回族人造反，是清廷民族压迫政治逼出来的；民国后回族人造反，也是如此。我们人民解放军西进，是消灭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军阀马步芳，解放被压迫的民族群众，跟过去情况是两码事。有人说回族老太婆都会拿菜刀杀人，那是回族造反时对付反动统治的。我军纪律严明，回族同胞一定会支持我们的。现在人家有误解，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一个人都不漏。”
一军宣传部长刘瑞芳汇报了一条经验：利用俘虏兵作宣传。说有一次看到有个小战士给俘虏兵讲话，聊家常似的，把许多人眼泪都讲出来了。小战士说：“大家不要害怕，一切敌军官兵，只要放下武器，解放军就优待。你们拿枪打我们，又不是你们的自愿。你们也都是劳苦人家子弟，是马步芳逼你们干的……我们同志中也有许多人过去给国民党当过兵，解放过来了，就成了人民的子弟兵。没关系，革命不分先后。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大家愿留就留，不愿留把帽子上的十二角星摘掉，就可以回家，我们每人发两块银圆做盘缠，大家回去好好种地，跟家乡人讲讲，不要相信马步芳‘杀回灭教’那套鬼话……”后来部队到新地方，真有许多穿国民党军装的俘虏兵帮着带路，进山找阿訇讲道理，现身说法。这些人都是领到解放军两块银圆返乡的，跟当地群众讲话，很有说服力。
王震受了启发，说：“一军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是贺老总亲手带出来的，能打仗，政策纪律执行得又好，英雄人物多得很，光是独臂英雄就有好几个吧！贺炳炎军长就是个老战斗英雄嘛，是不是以他的事迹为主，写一个剧本，给部队演一演。可别小看演戏啊，《白毛女》《穷人恨》这些戏，对部队起了多大的教育作用啊！俘虏兵解放过来，一诉苦、一看戏，立场很快就端正了，打仗就成了英雄！”
刘瑞芳听了王震这番话，一拍脑门说：“对呀，贺军长那些事迹要是演出来，保证会把人感动死！不说别的，就是湘中突围锯胳膊那一段，铁石心肠也得跟着落泪……我一定组织人来写！”
这事给贺炳炎知道了，一个劲地说不行：“要说英雄，我们一军一抓一大把，我哪里算得上什么‘英雄’，别听王胡子瞎说，他才是英雄哩！”贺炳炎边说边使劲地摆着那只剩下来的手，坚决不接受采访，说是没时间。
这倒也是实话。贺炳炎正忙着和政委廖汉生落实一项重要任务。兰州就要炸窝，青马回窜青海是意料之中的事，部队必须抢先一部赶到西宁，争取主动。因此，他们决定抽调军直及一、二、三师四个骑兵侦察连和九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共600余骑，组成一个军的先遣侦察部队，急驱西宁，查明进军西宁的沿途敌情、道路、地形等情况，为大部队夺取西宁当开路先锋。
率领600轻骑飞驰西宁的是军侦察科长孙巩。他生得单薄，双眼有神，脑子很好用。过去历次战役如沙家店、宜瓦、扶眉等，他都有出色的表现，从未失过手，深得贺、廖信任。
即便如此，贺炳炎和廖汉生两人还是一起找到孙巩，详细交代任务、琢磨细节。三人坐在一处山坡脚的土窝窝边，从兵团的任务到军的任务一点一点谈过来。之后，贺、廖问孙巩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孙巩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地图，好久，只咽唾沫不说话。显然，困难是有的——不是“有的”而是太多，但那时接受任务从来就没有讲困难的习惯。孙巩憋了半天，说：“我用生命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豪迈但并不空洞。此去西宁数百里高山峻岭，均为多民族居住地区，群众语言不通，何况一路上还流落着大量青马的散兵游勇！孙巩手中只有一份老掉牙的地图和一部老掉牙的电台。因为要轻装，讲究速度，给养带得极为有限，而多半还是马料，不说别的，就是出发不远处便面临的这个黄河莲花池渡口，也够他吃一壶的！
黄河屏障是马步芳固守西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他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大，从上游的贵德顺流而下，到尖扎、到化隆、到临夏、到永靖这一段，稍稍像样点的渡口，通通下过手，渡船全都破坏一空，连木料、绳索及可以捆扎成皮筏子之类的牛、羊皮材料，也清理得干干净净。给王震一兵团留下的，只有一条滔滔的黄河。
当然，还有沿岸的老百姓。只要有老百姓、有穷人，事情就不会铁板一块。这是王震的一贯信条。他从不怀疑群众。总说，群众不理解是我们工作没做到家。即便是跟马家军沾亲带故或者中毒很深的那些回民群众，他也抱有很大的信心。王震的世界很简单：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吃饱了撑着，一种人肚子咕咕叫。
于是，打江山的共产党才有一个叫作“群众工作”的法宝，坐江山的国民党才一听到“老百姓”三字就头痛。因为有渡河任务压在头上，一兵团这一段的群众工作有了最实际的需要和最实在的内容。连日来，各师各团都组成工作组，挨家挨户搞宣传、做动员。这是个多民族居住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感情很复杂。过去马家那一套统治，一向是回民老大，别族都是孙子。听说解放军要打姓马的，情绪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接着，空空荡荡的渡口，奇迹一个接一个产生出来。几百里河岸上，部队在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下，修船造筏，忙做一团。有人问一个四十出头的撒拉族汉子：“你们把那些棕绳、木料和羊皮筏子都藏到什么地方才没给马匪发觉呢？”汉子幽默地指着自己的心窝：“不瞒大军说，都藏在这里头呢！马家就是把我杀了也搜不去。只要我身板在，马家把什么都搜光了，我还可以凫水送大军过河！”
王震听说这个小故事，兴奋得哈哈大笑。兵团进驻临夏已经第三天，王震像这样开怀的大笑还不多见，所以把警卫员都高兴坏了，忙去告诉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孙住在一位知名人士的宅子里，他也正有一件喜事挂在脸上，见王震的小警卫员过来，隔着窗户就大声吆喝道：“喂，小鬼，快去报告王司令员，我们的房东回来了！”
明大义旧人奉心力，渡天堑激流只等闲
中共中央军委已大体明确：一军将来可能驻守西宁，二军则与西宁擦肩而去，翻越祁连山，准备先占玉门再进新疆。
这样，黄河仿佛就成了摆在一、二两军面前的起跑线。王震的兵团部设在临夏，右手的永靖渡口集结着一军。它将由此渡过黄河，经民和、乐都，沿着湟水和兰州至西宁的大路，由东向西进军；王震左手的循化渡口集结着二军。它将由此北渡黄河，经甘都、化隆等地一直往北。从地图上看，王震一肩双挑，很有点担当重任的意思。
王震手里举着发令枪，似乎等待什么触发的机缘。
也许就是孙志远所说的那位“房东”吧！此人名叫马丕烈，跟马步芳有亲戚关系。1940年前，还当过国民党八十二军的少将副官长，后来又当了伪青海省政府的财政厅长，还当选为伪国大代表，到南京开过会，跟蒋介石颇亲密……王震想，此时此刻的历史篇章，就该有这样一位有点小名堂的人物站出来，稍稍点拨一下方可运笔。而他，却在一兵团进驻临夏之前逃之夭夭。
马丕烈并没有走远，只是躲到乡下七上八下地揣测了三两天，便又决定带着妻儿重新回到县城。结果，正像他所猜测的那样，家里满屋子住着解放军部队，里外家什，所有的东西丝毫都没人碰过，他马丕烈以及临夏所有马家大户的财产，一概保护得十分周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身为旧人物，却还受到包括解放军普通战士在内的所有人员，恭恭敬敬的礼遇。这使他体会到眼下的军队，并非流言蜚语所糟蹋的那样让人厌恶，而纪律严明显然超出自己的想象，和国民党军的官长与士兵完全不同。
马丕烈被引到兵团司令部所在的临夏“东公馆”来见王震。
如果不是人介绍，马丕烈怎么也不会把王震的威名同跟前这个大大咧咧的男子汉联系在一起。他很客气地把马丕烈让进屋。招呼落座后，马还在小声地问：“王震司令员在哪里？”
王震哈哈大笑：“我就是王震！”
马丕烈如雷贯耳，来不及地起身，连声“噢、噢……”“失敬”二字都不会说了。
“丕烈先生，你对解放临夏是怎么个看法呢？”
“很及时！很好！我很高兴！完全拥护，欢迎！”
马丕烈没有意料到王震会称他为“先生”，而且省去一个“马”字。这种在他看来过高的礼遇，让他的双肩承受不住，身体情不自禁地战栗起来，额上也渗出细汗，以至于后面的答话语无伦次，有些结巴。
不管如何紧张，马丕烈还是恰到好处地控诉了青马，而对人民解放军予以力所能及的赞颂。
王震听完马丕烈的话，笑了笑说：“你是开明人士，在西安时我们就知道你。”他担心马听不懂，特意举个例子：“在陕北，有个李鼎铭先生，他就是一位开明人士，很进步，精兵简政的意见就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评价很高。”
这一席话让马丕烈吃了定心丸，踏实下来。
王震又让马丕烈看墙上贴的人民解放军大布告，那是毛泽东和朱德共署的“约法八章”，王震边念边讲解，态度、作风全都无可挑剔。马丕烈动了感情：“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内心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感。”
火候已到，王震一步到台口：“你可不可以到兰州找马继援说说，叫他不要玩什么花样了，他能打掉第一野战军吗？就算能，我们还有第二、第三野战军。你与他有亲戚关系，你考虑能不能去一趟呢？”
“很好，能去，我能去的。”马丕烈爽快地回答。
“这会不会为难你？”
“我认为不会，即便有点为难，也只在我一人身上。没关系的，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没过两天，王震的话应验了：兰州宣告解放。马丕烈不用跑冤枉路。
那就去青海。马丕烈说他过去在青海做过事，认识很多人，愿意为解放青海出一份力，并且推荐马步芳的叔叔马良以及另外两名汉族代表一同去，说：“在临夏，过去有些事情都是回汉一块办。”王震满口答应。
说走就走，王震的发令枪终于打响。
这是8月27日，在一军的永靖渡口，先头二师和军直属炮兵二团部队，纷纷把几天来辛苦筹备的那点家当拿出来，什么铁链、绳索、木盆、门板，甚至还有几只小船。靠着这些本钱，试着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架设浮桥。
永靖渡口是甘肃省进入青海省的一个传统渡口，原先有铁索桥，守敌逃入青海时，把铁索桥全都弄断了，大小船只也被抢走的抢走、烧毁的烧毁，现在只剩下架设浮桥一条路了！
由于水流湍急，最初的几次努力一一失败。代价是惨重的：仅有的几只小船全被冲走！有只船上载着一个班，出岸10来米远就控制不住，王尚荣师长在岸上一句话还没喊出口，就下去了200多米，一个浪头打翻了……
这时，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过来，向王尚荣了解情况。王尚荣实际上是副军长，二师师长是兼职，所以他有责任考虑全局问题。贺炳炎一见面就喊了嗓子：“喂老王，怎么搞的？比大渡河还难吗？！”
王尚荣紧锁双眉：“怎么能不难！你看，河水这么宽，水流又急得不得了，两分钟前一个班扔进去了……浮桥没法架！”
贺炳炎盯着王尚荣想说句蛮话，又觉得不合适，就跺了一脚，拉起廖汉生说：“走，到别的河口看看！”
没走多远，一眼看见军侦察科长孙巩。他的先遣侦察队整好了队，就要下河。孙巩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老乡，在比比划划地讲解渡河方法，说是用船从上游下水，边划边随着水流往下游漂，就是距离长一点，只要船不打横，是可以过河的。那几个老乡都是弄水好手，对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过河最有经验，他们都愿意充当驭船水手，胸脯拍得嘭嘭响。
“马怎么办？”贺炳炎插进来问。
老乡说：“好办，往水里赶！牲口都会划水，淹不死的！”
贺炳炎太阳穴上暴着青筋说：“那就快吧，两个钟头内拿出经验来。”
事实上这一带老百姓祖祖辈辈都习惯于用牛皮筏过黄河，往来于波涛之中胜似闲庭，年轻人个个有“两把刷子”，自告奋勇当驭船手的大多手段高强，有成功把握。虽说坐筏子的人有点胆怯，但肯定是有惊无险。
这种皮筏子并不难做，就是把整张牛皮或者羊皮，缝制成皮筒，四边扎紧，吹足气，形成一个浮筒。如果是单人，就抱着一个浮筒游过河去。要是人多，就得把几个皮筒绑到木架下面，组成一组大木筏子，一次可以渡过3～4个人，大的甚至能渡十几个人。过河时，只要死死抓住，不要翻过来，连划带漂就过去了。
孙巩成功了！贺、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到处传扬。军政治部组织了好几批人到沿岸老百姓家从头做工作，中心内容就是收购牛、羊皮，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扎筏子，一晚上就赶出100多只。随之，上百名弄水好手也组织齐了，一筏一个当地水手，摇摇晃晃地来回渡载部队。
28日凌晨，先头的二师五团三营紧随军侦察队后面，乘坐皮筏子冲过黄河激流，抵达北岸。一登岸，部队立即展开，突如其来，把敌兵占领的制高点拿到了手。渡口一下就控制住了。按约定，他们立刻打了三发红色信号弹。全军各师团按预定计划，分秒必争，一筏子一筏子送过河。
孙巩的侦察队在控制渡口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贡献。他们派出两个侦察连，配合先头营作战。打垮敌渡口防守之后，立即随队前进。
从甘肃永靖莲花池渡口，到青海的民和县，是真正的省界边境，山高路险不说，因离兰州近，青马溃逃的散兵还很多，侦察兵们走得实在不容易！但刚刚出发，那股猛劲旺得惊人，虽然边走边问、边侦察，有时还要对付一下不太老实的逃敌，行进速度仍是相当快。600轻骑昼夜兼程，一天一夜就过了王家大山、杨家大山，到达民和地界，大有“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感觉。
大部队也铆足了劲在抢时间。皮筏子来回倒，是显得笨了点，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部队在河东岸排好队，100只筏子、小筏4人、大筏8～10人，一趟也要渡上近千人。
难办的是重武器和骡马。指战员开动脑筋，越渡越精，把笨重的山炮全都拆开来，一门炮分载几只皮筏子，一件一件地运过河。骡马赶下河实际上是当年长征路上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的老经验，老同志都不是外行。不同的是这次骡马数量大、河面也比金沙江和大渡河宽，且北方的骡马跟南方的还不一样，怕水。大多数要见到头一匹下水，后面才一匹接一匹往下跳，个别胆小的，不管怎么抽打，只在河边打转转，就是不肯下水。有个小战士着了急，抡起木棍使劲打，木棍都打断了，也没有把马赶下水。捡起了打断的木棍继续打，正打着，廖汉生过来了，非常生气：“怎么这么野蛮！嗯？！马和人一样，也是我们的战友嘛！”
那个战士憋不住气，还要再打。
廖汉生喝道：“你给我住手！”
战士像是没听到似的，一边打一边骂：“老子今天非叫你下水不可！不下水就揍死你！”
那马被打得屁股一撅一撅的，身上布满了伤痕，不断地跳起前后蹄，嘶叫着。
廖汉生大喝：“再不给老子住手，我处分你！”
“处分我也要打……”那战士嘴到手到，棍子又断了一截。
廖汉生实在火得不行，冲上去给那战士一个耳光。这一下那战士傻了，他没想到军政委会给他来这一手，木呆呆地盯着廖汉生，手也住了。
为这个耳光，廖汉生事后悔得不轻。战士打马固然不对，首长打战士就对吗？他专门写了一封信检讨错误，赔礼道歉，并在军党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部队渡河一天一夜，廖汉生和贺炳炎守在渡口眼都没眨一下，警卫员们心疼首长，跟在后面嘟嘟嚷嚷劝他们休息，贺、廖都当作没听到。说狠了，贺炳炎还发脾气，脖子一梗说：“彭老总打兰州七天七夜都没睡觉啊，我们又不是豆腐渣渣！一定要趁马步芳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早一分钟过河就早一分胜利！”
“早一分钟过河就早一分胜利”，这是王震出发前提出的一个口号。王震这时也在循化渡口和二军的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左齐等人坐镇指挥渡河。他在循化找到一个叫马全钦的民主人士，做了工作，将旧政权的税务局长周文焕推举出来当了新政权的县长。这一来，涉及渡河具体事宜就好办得多了！
旧政权上层一活动，连磨房船都派上了用场。虽说循化渡口察汗大寺那一带自古称为“天堑”，峡谷林立，但二军的渡河还是搞得有声有色，察汗大寺、草滩坝、依麻目庄三个渡口并用，又是木船、又是木排，皮筏子的数量更是可观，渡口的欢声笑语、歌声号子声，清早开始就不绝于耳。
时近中午，王震正在欣赏渡河的声势和速度，忽报河心打碎了一个木排。惊魂未定，又有报告：另一只木船突然间像脱了缰的野马，疾飞下游，船上有两个排的人马，还有十五团的两位营长……
先遣队飞兵赴戎机，孙科长魂断别战马
这天已是8月30日，马继援和40名随员人困马乏来到西宁近郊。
黄昏中的西宁，黑漆漆的城郭东倒西歪地卧在风中。大片灰云从天边漫散过来，与远近的山影横接，显得压抑、沉闷，躁动不安，看上去令人不快。马继援与几十个随从和马汗淋淋地立在郊野，久久地望着这座故城，沙尘密布的脸上，轻轻冲开一道一道小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这时，远处传来马蹄声。渐渐的，城区方向一支马队出现了……马继援心头阵阵发紧。他知道那必定是父亲派来迎接的人。
来人是一九○师师长马振武。
马振武在百米开外的一个小土丘上下马，一脸晦气地走到马继援跟前。他走得很慢，步子也拖沓，这让马继援仿佛等候了漫长的一年，但自己却一步也走不动。
两人对视，许久，马振武愤怒地骂了一句：“长官公署那伙王八蛋……我恨不得抓住他们，宰光了狗日的！”
马继援低着头不吱声。
“马英他们都在等你哩！”马振武又说。
马继援皱紧眉头问：“我父亲呢？”
“走了，说去了重庆，老蒋召他。”
马继援暗暗一惊。又问：“啥时走的？”
“三天前。我也没见着，马英见着了。”
三天！正好是马继援从永登往回走的途中。马继援盘算着这突然变故后面所隐藏的东西，心里不禁打起小鼓。
他们跨上马背，招呼随员一同进城，边走边聊。马振武小心地报告：“听说共产党军队王震部在过黄河；几天内就到，有好几万人……”
“……”马继援脑子乱得很。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抱在一起干，决不投降共产党！现在就盼你回来挑个头。”
马继援勉强点了点头，心里有点灰。问：“大概还能拉多少人？”
“2000多人不会有事，光马英就有千儿八百哩！”
“有多少枪？有炮没有？”
“枪多得是，炮也有，是些小炮。”
马继援表示充满信心，可转而他又说：“今晚算了，让我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讲。”
马继援这晚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好好睡一觉”。一回到马家公馆，他就派人秘密地找来了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说：“共产党军队是不会放过你我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事到如今，我只能把西宁的事托给你了！”
赵遂说：“国难当头，顾不得许多，有话你就尽管说吧！”
马继援说：“今后只有把战马变耕马，以待良机……”
赵遂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说：“我不走，我要坚守到底！”
马继援叹息着，不无感慨地说：“果然是日久见人心啊……你可以告诉大家，各人骑上各人的马，带上自己的枪，把重武器全部毁坏，各自回家，将枪与弹药埋藏起来，所有官兵掩姓埋名，变为民间便衣战士……将来机会一到，我们仍是八十二军，到那时再来翻身，再与共匪算总账！”说完，马继援将一封标明“亲启”的信递给赵遂，让他代转马英。
送走赵遂，马继援又派人去叫马步銮，问：“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都准备好了，重的装箱上锁，贴了封条，轻的用棕绳打包。分类填写清单，一式五份……天亮之前装车往飞机场运，小飞机昨天晚上就停在跑道上了！”
马继援满意地点头，又问：“黄鱼多少？白货多少？”
“黄鱼三十一箱，白货一百二十一箱。”
“黄的不是三十五箱吗？”
“哦，有四小箱并到大箱里了。我亲自点的数，绝对没错！”
“好。你和马全义、马璋随行，跟他们招呼一声，明早10点准时起飞！”
马继援就这样带着马步銮、新编步兵军军长马全义和一二九军一师师长马璋及百余箱黄金、白银，匆匆飞离了西宁。
消息像一颗炸弹，那些残兵败将、达官贵人顿时惊恐万状，逃的逃、躲的躲，大半天工夫，西宁这座古老的城市就空空如也了。不走的是那些苦巴巴的老百姓，他们袖着手在夜色中围住酥油灯，静静地等待将会到来的一切。
此刻，孙巩所带的先遣侦察部队已经过了马营、古鄯，进到巴州附近。人马都疲劳到了极限！从秦安出发，至今已经连续作战二十多天，有的马掌跑掉了，有的战马累死了，孙巩自己一匹骑了好几千里的枣红马也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一师侦察科的郝科长建议：“为了保持战斗力，是不是休息一天呀？”
孙巩想了想也有道理。这么多天连口气都来不及喘，跑累了，就在马背上打个盹；肚子饿了；咽口炒面，灌口凉水，简直把性命搁在一边，再下去，只怕人也垮、马也垮了！于是他决定电请军首长同意，休息半天。
可是贺炳炎和廖汉生的复电却是：“据悉，马匪残部尚有两万余人向河西走廊溃退，其中八十二军残部与骑八旅均回窜青海，任务紧急，分秒必争，望不怕牺牲、不顾疲劳、不惜一切代价，昼夜前进，务必抢在敌人之前……”
孙巩当即召开干部会，传达军部指示。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相信贺、廖首长也不会……”他实在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说。
那匹伴随着孙巩踏过千山万水的枣红马，还四蹄朝天仰在地上，拼命地抽搐。战马也通人性，它的眼睛大大地瞪着主人，眼角不住地滴着泪水，好像在留恋着什么，又好像是在哀告着什么。
孙巩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实在不忍目睹无言的战友如此痛苦的挣扎！这是一匹百里挑一的好马，曾得到过贺老总的夸奖。他太喜欢它了！漫长的战斗道路上，他们相互依恋、配合默契……他蹲下去在马身上轻轻地抚了一抚，它浑身都是汗淋淋的，还在冒着热气。
“再见了……”孙巩小声咕哝一句，突然起身拔出手枪。
手枪在孙巩手上不住地颤抖……
孙巩一横心，枪响了。枣红马眼里渐渐失去光亮，泪水也干了。孙巩别过脸，吩咐别的同志将它埋葬在一棵乌桕树下。
部队又重新上路，向李二堡、塘尔垣、新民、中堡方向前进。孙巩换了一匹马，悲伤的心情很快被前方敌情淹没。据侦察，民和没有敌情，马英的骑八旅已经撤到民和以西，目前正沿着湟水以北的公路回窜，估计会在湟水峡谷两侧高地、特别是在老鸦峡一带设防阻击。
“是迎上去，跟马英较量一下，还是……”前卫部队请示孙巩。
若论实力，孙巩的先遣队虽然在人马数量上比马英骑八旅差一大截，但却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又有作战经验的侦察员。而马英的队伍不说是乌合之众，也已是惊弓之鸟。双方交锋获胜的把握有七八成，干得好，有可能把马英吃掉一部，甚至全部吃掉也未可知。如果那样，青海下一步麻烦就小多了。
这是个诱人的计划。但是，孙巩果断决定，不冒这个险，他说：“为了不耽误时间，咱绕过去，在湟水以南，沿着青砂山的半山腰穿越沟岭前进！”
部队二话不说，抛开大路，钻进深谷。由于山高沟深，无线电信号突然中断。贺炳炎和廖汉生吓了一身汗：莫非……不会吧！
孙巩带的这600轻骑可是一军侦察力量的精英啊！军、师、团三级侦察人员都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贺炳炎、廖汉生心里越想越焦急，火烧一样难受。
音信一断就是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先遣队已进入乐都县的中坝、瞿县。他们在深谷峻岭间一口气急攀20多个小时，已经精力难支。而就在这时，又与一个大寺院附近的敌人骑兵突然遭遇了！
闻青马父子逃之夭夭，守西宁长夜提心吊胆
孙巩的脑子“轰”的一声，第一个念头便是：先下手为强，狭路相逢勇者胜！
部队的确已拖到极限，有人走着走着往路边树杈上一靠，就昏死过去。马匹累死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还有一些人和马不小心从高耸入云的峭壁上糊里糊涂地坠下悬崖……
“但是，敌人也累呀！”孙巩咬着牙给部队下命令：“马匪也是人嘛！我判断这绝不是大部队，咱要有信心，速战速决，拼上去！”
敌人是在乱石中的一个小山包上。孙巩用三个连，两个打正面，另一个鼓足劲从山后包抄上去，不到半个小时，就缴了敌人的械。一共80多支枪，百多匹好马，还有些马刀什么的。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个骑兵连。这批战利品来得正是时候，特别是马匹，许多连队都缺得很，刚好可以美美补充一下。
打了个小胜仗，再往西走出十来里地，深谷便到了尽头。先遣队高高兴兴地冲出岗沟，通信电话突然恢复了“滴答滴答”的信号，一听就是军部的紧急呼号，查询他们所在位置。孙巩急令沟通军部，报告：“我已到乐都县城对面，侦知乐都敌骑西撤，民和已被友军解放，我即继续向西疾进……”
下一个目标就是西宁。这一两天，西宁出现少有的“无政府”状态。城内跑不走或者不想跑的士绅，过去也耳闻一些共产党的政策，所以纷纷站出来维持秩序。各族老百姓也纷纷自行组织起来，看着马家的财产。
孙巩的先遣队沿着湟水南岸川谷地带奔驰，穿过大峡，天黑时才到达平安驿宿营。这时，队伍才长长地嘘了口气。按原计划，此地是与二军先头部队的会合点，二军还没赶到，而他们却抢先逼近这个西宁的门户。
孙巩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叫南村的小镇子里，镇上留一个排，大部分兵力隐蔽在平安东西的几个村庄里，以免过早地暴露目标。
这天晚上，孙巩没法入睡。敌人正在溃散之中，摸不清底细。时间就是胜利，傻等不是个办法。那么，凭他所带的这么一支小部队，远离主力有两三天的路程，孤军深入，能否乘敌空虚、忙乱的机会，一举袭取西宁呢？围绕这个问题，他把三个师的侦察科长郝宏远、魏家祯和黄庭钦召集起来商量。大家仔细分析了形势，都觉得事不宜迟，等兰州方向大批散兵游勇都拥到西宁，麻烦就大了。
战机稍纵即逝。从现实情况看，我方兵马少但却很精。敌人眼下正乱着，还没形成一团，谈不上战斗力。孙巩立即两条腿走路：一边动员部队，一边电告军首长，催促主力加快速度，随时增援上来。
第二天拂晓，孙巩带着部队从平安驿出发，飞驰40里。10点钟左右，突然兵分两路逼向机场，包围了乐家湾，继而占领机场。敌机场人员一听枪响，全都举手投降，有三架飞机刚刚爬上跑道，也被缴获过来。
审问了机场人员，孙巩才知道马步芳和马继援等人都跑了。走时所带的金银财宝，许多临上飞机时，因为带不动，又被丢了下来，存放在飞机场。
这一下孙巩心里平静多了，大胆作出决定，让部队睡个好觉，吃顿饱饭，喝点热水，然后，精神抖擞地占领西宁市东关。
部队冲到东关一看，更放心了。马匪根本还没来得及组织防守，一切都散着摊，任由出入。西宁是座空城。孙巩得以从容部署兵力：二师侦察连占领西门、南门一带；三师侦察连占领小桥工厂区；一师侦察连和军直侦察连，占领东关的周家泉马步芳公馆、湟中大厦、湟光电影院、湟中实业公司等处。指挥所设在湟中大厦的楼上。
刚把部队部署开，西宁城内治安维持会的人就来了。孙巩部署了警戒，即与维持会的人接触。所谓“接触”，主要就是交代政策，提出要求。孙巩特别强调：“我主力部队随后就到，望动员商人照常开业，夜晚12点戒严……”
交涉完维持会，城市的稳定工作基本上有了着落。孙巩大大地松了口气，赶紧回指挥大厦，这时，他才感到两条腿灌了铅似的，怎么也拖不动。他竭力稳住自己的身体，但步伐还是踉踉跄跄。好不容易挨到指挥大厦，一级一级台阶刚爬到二楼，忽觉天旋地转，眼皮一耷，什么都消失了。
孙巩昏厥在楼梯口。五天时间不到，他奔跑了近千里路程，而真正的睡觉时间累加起来不足四个小时。
“孙科长……老孙！”一师侦察科长郝宏远赶紧招呼人把孙巩抬到案几上：“大家不要慌，现在都听我的指挥……”
话音未落，“啪、啪、啪！”约在距湟中大厦不出200米的地方，冷不丁地响了三枪。接着又有什么地方一阵爆豆似的枪响。
黑夜沉沉，整个城市像一条随时都会触礁的船。
郝宏远把地图凑到手电光底下，努力判断枪声最为激烈的方位，觉得应该是西关和小桥一带。那是工厂区，中间隔着湟水，支流称北川河，向北40里便是大通桥镇，地形复杂。郝宏远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吩咐电台立即与守在那边的三师侦察连取得联系。
三师侦察连报告：他们正在与城外的散敌激战。
“不要主动出击，守住就行了！”是孙巩的说话声。他被喂进一点糖水，睡了一小会儿，醒过来了。大家惊喜地跑过来问长问短，孙巩摆摆手，吃力地翻着身。
“你要干什么！”郝宏远一把拦住孙巩，“你躺着动动嘴，我来执行就是了嘛！”
孙巩说：“通知各侦察连，提高警惕，加强戒备，组织整班、整排集体巡逻，一定要保存实力，不要主动出击，敌人打枪不要管他，只要不主动袭击我们，我们不还手，天一亮就不怕了！”
天一亮能有什么办法？孙巩自己心里也没底。军主力相距西宁满打满算还有将近两天的路程，而他所带领的这600轻骑，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过去打仗，每到一地总有地下党的同志主动派人联络，介绍敌情，而西宁，似乎压根就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后来证明这是事实，西宁是全国唯一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城市）。孙巩有种强烈的感觉，自己是骑在老虎头上或是坐在火山口上。
时间过得真慢，一分一秒都拉得极细极长，就像一根快要挣断的琴弦，而孙巩和战友们的每一颗心脏，都在这琴弦上颤颤巍巍地跳动着。
远远近近的枪声仍在不断，城里的、城外的，无法判定准确位置。然而，作为指挥部的湟中大厦却渐趋平静，除了电台报键声和大家相对紧张的呼吸声，似乎就没有别的声响。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楼下传来一阵骚动。
“啥事？”孙巩跳起来急问。
警卫战士慌慌张张地报告：“有个当地人自称是王震司令员派来的……”
“我叫卢德，”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破门而入，抢着答道：“王震司令员派我来当劝降联络员。我比你们先到西宁，了解一些情况……”
“王震司令员派来的？”孙巩皱紧眉头，与郝宏远对视了一下，问：“有证明吗？”
自称卢德的人回答：“没有，因为出发得太匆忙。”
“那……”孙巩的脑子在急速转动。
卢德说：“王震司令员是不是长个瘦高个，说话哈哈笑？他亲口告诉我，叫我到西宁跟你们先头部队一个姓孙的领导接头……”
孙巩顾不得多问了：“好，你详细谈谈情况吧！”
“你们不要着急，马步芳留下的人马现在不在西宁，西宁只有些零零散散的人，闹不了啥气候。他们大队人马都在上五庄和大通桥那边集合呢！有两千多人，是马家八十二军的，军官也有好几十个。他们打算这一两天就打回西宁来，所以，城里老百姓很害怕，担心你们的部队少，弄不过他们。我跟他们说，你们大部队马上就到，他们不相信哩……”
“你能把维持会的那几个人找来吗？”孙巩逼问道。他似乎已忘记刚才晕倒，抖擞的精神又回到他的眉梢。
卢德犹豫了一下，说：“可以！但能不能派两个同志跟我一道去？”
孙巩怔了怔，点头同意。
郝宏远往前一站：“我去吧！”
“好，你带两个人一块去！有情况随时联系。”孙巩边说边向郝宏远递了个眼色，示意他见机行事。
郝宏远招呼两个老侦察兵，跟着卢德走了。一去几个钟头没有消息，把孙巩急得满头大汗。这几个钟头里，他把什么情况都想到了，如一切顺利，天亮时将采取哪几项措施控制局面。否则……他甚至已通知各侦察连：随时准备集中……
天亮时，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郝宏远跟维持会那两个曾经露过面的长袍先生以及卢德，老朋友似的有说有笑进了门。孙巩神经一松弛，差点又要晕倒，眼前阵阵发黑，金花银花直冒。但他咬紧牙关挺住了。
维持会的两个人都是工商界人士，见到孙巩，一躬到底，说：“大军有什么要办之事，尽管吩咐，我们一定尽绵薄之力为大军效劳！”
“请你们帮助筹集一些汽车，供我军城防急需，数量不限，有多少筹多少，待大部队一到，工作就绪，我们会如数奉还。”孙巩的话，彬彬有礼中含着强硬的骨头。他的主意是想把汽车集中控制起来，一来可以防止敌人利用，二来可以组织出迎大部队，加快大部队进城速度。
维持会的人满口答应，转身即去办理。
接着孙巩便要卢德去上五庄，“你不是劝降联络员吗？现在可以去履行你的任务了，要尽量拖延时间：不让他们轻举妄动！”
卢德一走，孙巩立即着手调整城防部署，重点突出上五庄和大通桥方向。与此同时，他让郝宏远把湟光电影院的大喇叭开动起来了。郝那个粗大的嗓门在喇叭里向全城宣布：“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西宁，马步芳统治青海的历史永远结束了！目前，两路解放大军正在浩浩荡荡地向西宁挺进……”
二、西宁和西宁之后
入乡随俗排长数梨，过雁留声大军明志
9月5日这天，太阳刚出山，廖汉生就得了两件喜事：先头二师部队报告，历尽千辛万苦跑断马腿，终于抵达西宁前站平安驿。这是一喜；第二喜是，妻子也是历尽千辛万苦，风尘颠簸，在战场上为他添了个白白净净的千金！
贺炳炎也跟着快活：“老廖啊，这可真有纪念意义啊！打算给她起个什么名字？”
“我早就想好了，叫‘涤青’，荡涤青海嘛，哈哈哈……”
谁知这句话把贺炳炎的雅兴给打掉了一半。他手里那份青海省地图，画着个大红薯般的圈圈，而西宁在这“红薯”上伸进去不到一个小指头的距离，部队就算完全占领西宁，也不过是红薯碰破点皮罢了，离“荡涤”二字还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但是，任务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面前。这天凌晨，王震转发来了彭总的电报，明确规定一军下步任务是“留在青海肃清残敌”。这跟此前所有的战役都不一样，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当一面。野战军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自己的任务，在大西北广阔土地上成天女散花状：杨得志十九兵团拟于9月下旬进军宁夏，并协助解放绥远；周士第十八兵团已正式被军委批准入川，六十二军归建；许光达二兵团正以七个师齐头并进，向兰州北侧永登方向攻击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查明凉州（武威）、甘州（张掖）和肃州（酒泉）一线敌情，追剿青马和周嘉彬、黄祖埙残部，一直要追到玉门。
一兵团除七军留在陇南外，一、二两军基本上没有分开过。现在，两军在西宁、乐都和民和地区，便面临着各奔东西了。二军将在大通稍事休整，即翻越祁连山，去配合二兵团占领玉门油田……贺炳炎对青海太陌生了。他望着地图上那些读起来都有点疙里疙瘩的地名，心里也觉得疙里疙瘩不太流畅。
廖汉生看出贺炳炎的心事，说：“炳炎，莫发愁，还是那条经验，一个政策、一个纪律，抓住不放，管它多大海、多大风浪，也翻不了船。”
提到政策纪律，军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和副主任张国声有很多感想。他们特别满意从永靖渡河以来这段时间部队的政治工作。张国声说：“任务这么急，行军这么苦，群众纪律执行得这么好，令人鼓舞！”
接着张国声说了几个小故事。
五团二营机炮连宿营在一个村子里，二班房东躲在山里没回来，排长任瑞祥一进院子，看见战士们都围在房东梨树下，吧嗒着嘴议论：“树上结这么多梨呀！”就觉得这里面潜藏着纪律问题。于是任排长耐心细致地把树上梨数了一遍，对班长石天才说：“这棵梨树就由你们班负责，我已数过，树上总共104个梨，少一个你们也要赔！”石班长也是个细心人，又当着排长面把梨数了一遍，果然不多不少，104个。这一夜，院子里人来人往，战士们换岗轮哨都从梨树下经过，谁也不动一下伸手便可触到的梨。第二天部队出发，任排长来二班检查群众纪律，又把树上的梨数了一遍，发现一个没少，才高兴地笑了。
四团六连在民和县王家庄头一次经过藏族聚居区，战士们见到藏民很稀奇，尤其是披着袈裟的喇嘛，从没看到过，不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看哟，藏民穷得连裤子都不穿，身上只披个红单子哩……”连里觉得这是个新问题。部队出发前对回民风俗习惯介绍得多，藏民方面就不大注意了，这是执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漏洞，于是宿营下来，专门请个会汉语的藏族老人来讲解藏民的风俗习惯，诸如不能擅入喇嘛寺；藏民喜欢吃糌粑、奶类和牛羊肉，这些食品视为待客上品；藏民死后，实行天葬、水葬，他们眼中的鱼和鹰，都是神仙，所以，在藏民家里是不许吃鱼的，更不能打死老鹰！战士们吓了一大跳，这要是稀里糊涂不明白，一抬手就是死罪啊！
廖汉生觉得这两个例子都可以编个小报什么的，给部队发一发。他说：“临出发前，彭老总一再交代，在民族地区执行纪律有特殊性，许多纪律问题不是战士们有意要犯，是不知道。汉族群众讲，不知者不为罪，这句话到民族地区就行不通，不知者也有罪。用王震司令员的话说，少数民族群众纪律问题，沾着边就是杀头之罪。杀了头也挽回不了影响，一粒老鼠屎坏你一钵酱！”
纪律当然不是绞索，它的生命重点体现在另外一面，那就是直接生效的战斗力。那时候，解放军每到一地，老百姓称之为“大军”，“大军”之“大”，不光是数量方面，也不光看你有多少了不起的枪炮，而重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一天，有个叫王成华的汉族老汉欢迎一军五团八连指战员，拉着手亲热得不行，说：“你们可来给咱汉人报仇了！民国十七年回人造反，杀了我父母；二十一年又杀了我妻哥，咱汉人受回人的欺侮多少年了，这下老天爷总算睁开了眼……”八连指导员越听越不对劲，就留下来专门给这个老大爷讲道理，宣传回汉穷苦人是一家，只有蒋介石、马步芳是共同的敌人，说得老大爷连声喊：“还是咱们解放军好，道理讲得透！”
六团三连有天走了六十里，宿营在只有一户人家的马家庄。户主马占彪是回民，听说“汉人队伍”过来了，吓得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送到山沟里藏起来，老两口留下看家。战士们看到大门紧闭，上去敲了几下又不应声，就说：“这家大概是回族，不了解咱们，心里害怕，所以不开门，咱们就在外面露营吧，不要打扰人家。”说着就在墙脚下依次解背包休息。
马占彪两口子在屋里听得莫名其妙，又从门缝里看到这个情形，很是纳闷，不是说汉人队伍要“杀回灭教”吗？怎么这样守规矩呢！终于憋不住，把大门打开，笑着说：“大军辛苦了，请屋里歇息吧！”
战士们说：“老人家，外面一样睡觉，不麻烦了。”
老两口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队伍，赶快烧了一大锅开水给战士们喝。这时，一个叫马林州的战士说：“大爷大娘，我们解放军是穷苦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打人、不骂人，更不糟蹋回族群众。我也是回族，马步芳抓了我的丁，解放军解放了我，我亲眼看到解放军是保护咱们回族的。我这次进青海，就是要叫咱们回族不再受马步芳的压迫！”
马占彪一听，恍然大悟：“啊呀，我们都受马步芳的骗了……”赶紧把儿子、女儿从山里接回来，争着要给部队带路。
部队就这样一路来到平安驿。
最早吃惊的是二师先头营。他们第一个来到平安驿，老远就看到镇口路两旁夹着回、汉、藏各族群众，手里都举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旗。藏民队伍中引人注目的是喇嘛，袈裟鲜亮亮耀眼。其次是妇女的藏裙，各色纷呈，一个比一个漂亮，回族妇女头上戴着黑色或是绿色的面纱，男人清一色，留着长胡子，头戴平顶白帽。一切都是那么让人新奇、欣悦。
这都是孙巩接洽的那个维持会一手操持出来的。除欢迎人群之外，更让部队想不到的是从西宁城里哗啦啦开过来十几辆汽车，战士们自平安驿起不用再一步一步丈量山沟了！
平安驿出发至西宁的汽车开动后，军民欢呼声震天动地。一路上战士们都沉浸在欢迎的热潮中，路边不断有藏民献“哈达”，回族群众就推出“全牛”和“肥羊”，还有人打出“欢迎主张信教自由的人民解放军”这样的口号。进入西宁城区，欢迎人群变得拥挤起来，看得出，他们中有工人、市民、商人和学生。在这如海的人群中，有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还有一位白须老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有首诗，是这样写的：“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青天！”
马丕烈劝降上五庄，马振武回心三角城
这时候彭德怀才敢说：“兰州解放了！此后西北大的战役不会再有。”
野战军司令部已进驻兰州三爱堂，中共西北局扩大会议也在这里召开。这是彭德怀进驻兰州之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的一个，是个纲领性的会议。会上，彭德怀再次重申了一个重要提法：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所有的话由都围绕着“工作队”这三个字展开。包括会议期间在兰州饭店为欢迎十八、十九兵团而举行的会餐。彭老总吩咐都上兰州名菜，还特别点了许多人闻所未闻的“发菜”，说：“仗打到兰州就吃兰州菜，这就叫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工作队’就是这个意思，西宁有西宁的菜，宁夏有宁夏的菜，新疆有新疆的菜，不能一盘子端。”
大家哈哈大笑，吃得格外香。打兰州那几天，皋兰山上的部队，几天都没吃上饭啊！彭德怀看着大家吃，自己却很少动筷子。他像个地地道道的兄长，脸上始终挂着慈爱。对吃相生猛的同志，就嗔着眉眼嘱道：“慢一点嘛，饭管饱，菜管足，酒管够，急么子嘛！”见到过于斯文的就又说：“吃饭也像打仗，莫学文弱书生啊，光动嘴不动手可不行！”
话是这么说，彭德怀还是希望他的部属既能打仗也会当“书生”。他除了给野战军团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件皮大衣之外，还给每人发了一支派克笔，笔杆刻着“兰州解放纪念”。以“兰州解放”为限，今后要当工作队了。工作队嘛，除了枪杆子，还得有笔杆子。
彭德怀还给兵团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块手表。王震戴着这块表返回西宁时，心里很不轻松。西宁虽然被我占领，但在城北上五庄、大通桥和三角城地区，还有几千人的青马队伍。马丕烈到西宁已有几天时间，劝降工作也不知有没有大的成效。这些残败的青马股匪，集中到一块儿倒是好办，一旦散开，就有无穷的后患。王震就要亲率二军北越祁连，他真不希望给一军留下这么个后遗症。
北京的政协会议早已闭幕，建国在即，毛泽东就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那个伟大的时刻！王震低头盯着彭德怀发的这块手表，恨不能插上双翅，一口气飞到西宁城北那些青马股匪中间，探个究竟。
从兰州返回西宁途中，王震和廖汉生、贺炳炎、郭鹏、王恩茂等几人，一路都在商议这个话题。时间不等人啊，大西北总面积占全国版图三分之一呢！
几天前部队进驻西宁时，王震就已将临夏带来的马丕烈、马良等人，都交给了廖汉生，由廖安排他们的劝降事宜。廖汉生告诉王震，说马丕烈对我军的态度很诚恳，一到西宁就把伪警察局的督察长找出来维持城市治安，还给部队主动介绍社情。第二天，也没喘口气，就忙着同马良和军司令部李参谋去上五庄劝降。
也就是说，兰州开会这几天，马丕烈等人的劝降或许已有结果。王震急于想知道这一结果。到西宁下车，一眼看见马良过来了，立刻喜出望外地迎上去。
“马先生，事情有结果了吗？”王震问。
马良摇头叹气地说：“我也在吃不好睡不香哩，这个马丕烈呀……”
原来，那天马丕烈三人去往上五庄的半路上，见许多青马散兵由北往南走，沿路胡乱放枪，疯子似的，马丕烈担心李参谋的安全，就让马良陪着李参谋返回西宁，而他独自前去上五庄，一去就是四五天，杳无音信。
王震大感不安，问“丕烈先生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吧……”马良犹豫着说：“他们还敢对丕烈胡来？”
有什么不敢的！王震心想，马家军这些疯子，犯了急，什么事做不出来！他当即吩咐贺炳炎、廖汉生：通知部队，随时准备应付上五庄方向的意外情况。
其实，王震多虑了。马丕烈的出现，对上五庄的青马股匪简直就是个救星。
这些日子，上五庄和三角城一带闹翻了天。赵遂、马文鼎、马振武等一些人，成天在大通桥头的客店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争来吵去。大家心头谁都没着没落的，凑在一起，希望有人拿个大主意，何去何从，及早明断。
在这里面，马振武始终是个挑头的人物。他和马继援扯着姑表亲。马继援走时，曾再三要他一块儿走，马振武看到马继援那几十箱金银，便自卑地不敢点这个头。他知道，一离开西北，身上没几个钱，走到天边也只能替人卖命。
当然，除了钱的因素，马振武还有些别的想法。他虽是一介武夫，心粗得像树皮，但和共产党的几次交锋，不能不长点记性，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一些浅显的道理他还懂得。所以，他率先表明态度，说：“现在长官（指马步芳）和军长（指马继援）已经飞了，我们对他们父子还有什么效不完的忠呢？有人提出到草地上去打游击，我看不必。过去我们一到藏民的帐房，他们献哈达，殷勤接待，用最好的酥油。现在我们再去，恐怕连一碗糌粑也不会给。我看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回西宁去，打不过就打不过呗，还逞什么英雄好汉！共产党要杀，头伸过去挨刀就是，也不用说什么废话了；不杀的话，我们还是个尕百姓嘛，吃饭养马种庄稼，娶妻生子过生活吧！”
“马师长，你脱了裤子给大伙看看，是男人不是！”说话的是一○○师师长谭呈祥。
马振武眼一横：“姓谭的，你有种，有种为啥不在兰州杀身成仁啊？你以为裤裆里挂两粒卵蛋，就是男人了？去你妈的吧！”
第三五七师师长杨修戎说：“吵什么，都快成人家阶下囚了，还他娘自己斗自己，真是放屁不知道屁有多臭！”说完，忽指着马振武说：“不是说马军长给你有信吗？怎么样，念给大伙听听。”
马振武吊儿郎当地从靴帮上取出个小纸卷，扔给坐在身旁的一九○师副师长马子俊，冷冷地说：“念！”
信上无非是些诸如“后会有期”“随机而动”以及“刀枪埋地下、战马变耕马”的陈词滥调。众人听了摇头晃脑，没有一句正经意见。
这时，骑兵十四旅参谋长马尚武站起来说话：“前两天临夏那个卢德来过，也找过我，说是马丕烈叫他来报个信儿，要咱们向共产党军队缴械……有些话还在理。”
也许是“缴械”二字刺激了大家，屋里顿时降了温，所有的人都低头沉思，出现了短暂的安静。
“缴械就是投降啊，那不是让咱们坐大牢吗？”说话的是一九○师五六九团团长马登霄。他显得很激动，唾沫横飞，“他妈的，一辈子坐大牢是死，拼掉这颗人头也是死，何必呢，担个贪生怕死的罪名，终了还不是个死！”
这个意见好像很有代表性，许多人随声附和，点头称是。一片雀跃之中，赵遂也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二九军副军长韩得铭见状，慢吞吞地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带队伍的人，丢了队伍，不去坐大牢还能干啥？”
“我看未必！”一○○师政工处主任兼副师长马义明说，“我听说共产党军队有优待俘虏的条款，过去很多投诚的官兵都没坐大牢嘛，有的还发足盘缠呢！我跟卢德也谈了话，他说这是真的。”
“别做梦吧！当年河西战役，在座的谁手上没有共产党的人命啊？人家还给你优待！”一○○师师长谭呈祥使劲泼冷水。
杨修戎也附议道：“共产党讲的就是报仇，大家不要指望有好果子吃。我看还是把队伍拉到三角城一带集结设防，那里毕竟还有一些牛羊和粮秣，有大草原，人马住几天不会太困难，撑一天算一天，从长计议吧！”
众人又七嘴八舌乱成一团。这时，骑八旅旅长马英嘿嘿干笑两声，从马靴里拔出马鞭，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冷不丁和进门的人撞个满怀，彼此都愣怔一下，认出了对方。马英“哎”了声，说：“你来了，请吧！”说着朝屋里一扬手。
来人正是马丕烈。他大步进屋，而马英却掉头下楼，打马离去。
马丕烈过去常为马步芳办些军务上的事，加上在座的大多是临夏人，所以几乎个个面熟。大家好不亲热，抢着发问：“临夏咋样……”
马丕烈不紧不慢地介绍了临夏的近况，说解放军约法八章，各家都派兵把守，门前一根树枝也不许碰，一切财产完好如初。听了这些话，有人频频点头，有人将信将疑，有人干脆皱着眉头说这有点像赤色宣传：“你是不是奉了共产党的命令……”
“树连根，人连心，我念着各位都是乡亲，是来救你们的，你们不要辜负好意。”马丕烈的话里藏着骨头，“共产党得天下是大势所趋，国民党气数已尽，江山就快没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们想一想吧，今天想不明白，明天接着想，何必拿着鸡蛋碰石头呢？”
“未必就是鸡蛋碰石头吧！”赵遂终于说话，“我们多少还有几千人马！”
马丕烈说：“连兰州那么个阵势都没难住共产党，你几千人马想怎么的？”
这话揭到许多人痛处，屋里一片惶恐。
“你们不要怕，一切都还来得及。现在你们能集合多少人就编制多少人，向解放军投诚，立功赎罪。而后，愿意回家的可以把枪支弹药放下，骑马回家。”马丕烈尽量把话说得富有情感，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角落里，有人冒喊了一句：“我投诚……”
“我也一样，只要共产党军队让我们回家就行！”
“你说的话算数吗？别是骗人吧？”
“最好能叫共产党军队给个证明……”
马丕烈连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就是他们的司令官王震请来的，此人说话算话，最讲信用，你们可以放心！”
接着，马丕烈又叫马振武等人带他去三角城。在三角城，他终于见到马英。马丕烈说：“你咋回事啊，大通桥刚照个面，人就没了，连个招呼也不打呀！”
马英嘿嘿笑着说：“我有点急事儿……”
“这会儿没急事了吧？你能不能把人集合起来……我讲几句话，就几句，行不行？”
马英无可奈何地搓着双手，又看看门外，天色已有点暗，便说：“你看，天快黑了，明天吧，明天一早我就归拢队伍，请你讲话。”
马丕烈想了想说：“马旅长，常言道，人灭不如天灭。古来英雄豪杰，都是看天行事的。你今天也看天行事，很好。我晚上在你这里住，同你睡一屋，话可说明了，天明之后不许赖账。”
马英说：“你这是啥话，砍了家伙不过碗大的疤，我赖账干啥！”
晚饭马英简单弄几个菜，招待马丕烈。马丕烈应酬了几杯。
饭后，马振武利用上便所的机会悄悄告诉马丕烈，马英和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想逃到西藏去。他们队伍最多、最齐整，又赶了不少牛马，能驮物资又能杀着吃，他们很有信心，要到大草原上“待机而动”。
马丕烈问：“你呢，你有啥打算？”
“我听你的……我想回家种地。”
“明天我讲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站出来表个态？”
马振武说：“这怕什么？我说！”
第二天，马英借故人没到齐，迟迟不集合队伍。一拖就是三天！马丕烈急了，用商量的口气对马英说：“先集中军官吧，有多少算多少，齐不齐没关系，我就说几句话，路你们自己走，我也就算跟人家交了差了。”
马英再没退路，只好把军官集合起来，在门外的草地上围成一圈，听马丕烈讲话。
王震留话一针见血，贺廖请饭两军握别
西宁东关大寺，雷鸣般的掌声把王震抬上了主席台。
台下坐着成千上万的群众。锣鼓已经闹了好一阵，口号又起，接下来才是掌声……这让坐在前排的那些青马军官感到惊心动魄。他们中许多人都在西宁待过很久，从来也没见过西宁的老百姓不分民族、不分阶层这么狂欢在一块儿。共产党的厉害可见一斑。
回想这几天的光景，从马丕烈进上五庄开始，他们的脑袋其实就已不架在自己脖子上了。要证明，人家给了证明；要担保，人家给了担保。两个小兵背一袋银圆跑到上五庄和三角城，就把他们两千多人的队伍打发一空。剩下一个个光杆司令，天大的神通也没用！
贺炳炎军长召见全体青马军官时，那态度和马丕烈完全不一样了。从头至尾一句话掷地有声：弃暗投明，立功赎罪，重新做人，这是唯一出路。如果不投降就坚决消灭！
赵遂、马英甚至马振武，头一下子大了。
王震在掌声中登台讲话。他身为司令官却总是笑着，把威风笑得满场都是。他说：“过去，青海人民受压迫，受剥削，今天，解放了！”
青马军官们知道，这句话不是对他们说的：
“马步芳交给你们一句话，说什么‘拼命保命、破产保产’，这完全是个谬论！拼命保命，是拼你们大家的命，来保他的命；破产保产，是破你们大家的产，来保他家的产！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嘛！”
会场一片寂静，不少人感动得流出眼泪。
西宁老百姓就是在热泪中接受了这个崭新的事实：一个奴隶娃子也可以大声说话、大声唱歌，可以骑着高头大马沿街从东关走到西关，可以有自己的草原、青稞，自己的牛羊和马群，可以开自己的店埠，在偌大厂房里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工作……这就是那位笑容满面的王司令员所说的解放。
欢声笑语之中，二军先头部队也已靠近西宁。一军迅速以省城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扩张，相继进驻大通、湟源、湟中、贵德、互助、乐都等县。9月8日，中央军委命一军成立“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副主任张国声分任军管会的主任、副主任，廖汉生政委担任省的军管会主任。同时，西宁市警备司令部成立，兴中为司令员，曹光琳为政治委员。
这下热闹了，从9月10日之后，全青海省有近20个地区和县，共有上千名民族代表，以及活佛、旗王、头人、千户、首领等，纷纷赶到西宁古城，向军管会赠匾、送旗、献哈达，表示祝贺。并且还有抬着牛羊犒劳军队的、有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致敬电的，五花八门。逃散各地的马步芳官兵今天三五个、明天十来个，接连不断地来向解放军投降缴械，总数额达到2800多人，其中将校级军官就有350余人。缴获火炮77门，机枪373挺，汽车70辆，战马1760余匹，炮弹22000多发，子弹244万发。
“这才开了个头，万万不可麻痹呀，麻痹大意要吃大亏！千万不要以为占领了省城县城就万事大吉了。”王震在兵团前委会上一针见血。他还说，“青海的大戏还在后面，一军第一步要先把‘解放军官训练处’搞起来，把投降的校级以上军官集中起来学习改造，派得力的干部来抓这件事。但也不要指望办一个班就能根本解决问题，早得很呢！有些家伙要叫他死了那份心，难呐！别看他现在见了你是是是，大军长大军短，转过屁股又不是那回事了，反复肯定会有，今后一军剿匪的任务绝不会少！加上地方建设、交通发展，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个别顽固分子要实行专政，杀他几个就老实了！”贺炳炎说。
王震点点头：“必要时，当然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过主要还是力争教育争取。杀人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这是一兵团在一、二军分兵之前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因为传达学习，再次重温了一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精神，廖汉生心里有点别样的感受。一军不管怎么说，下步就是留驻青海的问题了，而二军跟王震还要到祁连山那边去配合二兵团浴血奋战，最后进疆，任务会艰难得多。想到这里，他代表一军党委表了个态，让王震放心带二军出发，青海这边工作，一军会竭尽全力，绝不会捅娄子！
王震满意地点点头。这几天，他又是找投降军官谈话，又是接见民主人士和阿訇，面子上的工作基本有了头绪，的确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现在的精力应该向二军倾斜。这个会议的头一天，王震去了一趟乐都，看了一眼二军部队的休整情况。再往北将进入高寒地区，从西宁到张掖实地距离700多里，而目前五师还在小桥以北、四师和军直只进至柳湾，十六团、十七团在化隆未动，十八团和六师师部则仍在更为靠南的甘都。王震着急地对郭鹏说：“二兵团9月13日要出发，他们沿河西走廊，道路比我们好走得多。我们必须立即出发，分秒必争！”
郭鹏说：“我军侦察队昨晚返回报告，门源到民乐260里冰天雪地，中间基本上渺无人烟，还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高的祁连山主峰。我们认为，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补充棉衣才能前进，否则路上冻死人！”
“来不及了！”王震挠挠头皮，“只能边走边补，任务第一嘛。给部队讲清楚，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今晚二军军部就移到湟中实业公司兵团部来，一起往东关挪挪，明天就在那里召开全军营以上干部会，作行进动员。部队边行进边教育，今天就须出发，全军向北推进50公里以上！”
郭鹏和王恩茂见王震的决心已定，也不再说什么了。当即拟好电文出去交作训参谋发往各师部队。
兵团前委会议仍在从容不迫地开着，直到午后才结束。一军的贺、廖准备了简单的午饭，算是给王震和二军战友饯行。于是，大家谈着战事共进了一顿历史性的午餐。
最后握别时，王震忽然想起马丕烈，连忙派人把他找来，说：“丕烈先生，我们一同上新疆，去做骑五军的工作，你看好不好？”
马丕烈说：“现在临夏、青海已经解放，国民党在甘青两省的根基已经垮了，我看骑五军是不会抵抗的，所以，我去没多大必要。我可以给马呈样发个电报，劝他起义。”
王震低头寻思良久，没有说话。
“如果司令员觉得一定要去个人的话，我推荐马呈祥的叔父马矿务，不知你意下如何？”
马矿务又叫马辅臣，年纪已不小，王震犹豫着，没表态。
马丕烈看出王震的心思，说：“马矿务的年纪是大了点，可以叫马振武陪他一块去嘛。马振武是马呈祥的表弟，人也年轻……”
正说着，外面有人托警卫员递上一张名片，恰巧就是马矿务。王震把名片顺手递给马丕烈。马丕烈一看：“哟，说曹操，曹操到，我推荐的就是他！”
王震连声吩咐警卫员：“快快请马辅臣老先生进来！”
马矿务迈着戏台上的那种方步，一摇一摆地走进屋里，当首给王震一个深度鞠躬，说：“老民马辅臣叩见王司令员！”
这一着把王震弄得措手不及，忙将双手伸到马辅臣面前，握住老人的手，并拉着他坐下来，说：“刚才丕烈先生推荐你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为和平奔走出力，你意下怎样？”
“老民愿意前往……”马辅臣只让半个屁股挨着木凳，显得极其拘谨。
王震诚挚地说：“你这么大年龄，身体行不行啊？”
“行哩！我愿意出力。”
“好！好！你回去准备一下，出发时我派人来接你。”王震握着马辅臣的手送他出门。转回来对马丕烈说，“你明天去趟兰州，我写个信，再给你办个路证，你拿着信和路证到省政府找位姓张的张德生同志，有啥安排他会跟你详细谈的。”
王震的心事，彭德怀是理解的。他想把马丕烈这个特殊“参谋”放到野司，对西北解放全局，发挥更大作用。马丕烈走后，王震不放心，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封电报，介绍马丕烈的青海之行，并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这种一边攻城一边攻心的策略，正合彭德怀的初衷，他在野司把王震大大地表扬了一下，说：“少数民族政策不是句空话，必须通过各种形式认真贯彻落实。王震同志的做法很好，把它具体化了。”
马丕烈到兰州的第三天，彭德怀设宴招待了他。席间，彭德怀夸奖他“干得很好”之后，问：“不知丕烈先生对我军进军新疆有什么好的见解吗？”
马丕烈想了想答道：“常言道，瓜熟蒂落，宁夏和新疆都不是问题。只怕……”
彭德怀追问：“只怕什么？”
“王司令员那一路人马匆忙上路，只怕是天灾多于人祸啊。”
祁连山冰雪生死路，第二军谈笑唱凯歌
9月14日，马丕烈的话开始应验。
二军前进速度慢得不能再慢，等于是在门源原地踏步了三天。原因就是，尽可能给部队补充粮食和棉衣。
门源这地方已沾到高寒地区边缘。一场大雨浇下来，部队正在行军途中，又没有雨具，光着脑袋浇，里里外外全都淋个透。傍晚时分雨住了，小风一吹，衣服被子上就开始结冰，走一步身上哗啦哗啦直响。
十四团是全军的前卫，走得远一些，已向俄博前进，最接近祁连山主峰，寒气最重，日子也最难过。出发前，郭鹏军长和王恩茂政委都单独给他们作了指示，要他们以最快速度翻越祁连山，“到张掖揳上一个钉子，堵截从兰州西逃的残敌。否则，让敌人跑进了新疆，就会给解放大西北增加重重困难。”
作为“前卫团”的特殊待遇，战士们除了得到两斤干粮之外，每人还发了一点煮熟的牦牛肉和几两烧酒。当地老乡看到战士们靠这么一点本钱就想过祁连山，都摇头叹气，认为不可思议。指战员们自己虽不知前途深浅，但谁都赔着一万个小心，一点一滴地节省着吃喝。
这天早晨，部队出发走了二十多里路，天就开始下雨。路上的泥水经过人践马踏，到处都像泼了油似的滑溜。战士们淋得落汤鸡一般，一不小心就是一跤，谁也记不清这一天摔了多少跤，个个身上都被泥水抹得没鼻子没眼。
十三团更惨。大雨时，他们正面临着奔腾咆哮的大通河渡口。他们是两天前翻过达坂山到达这里的。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军部命令他们必须徒涉过河。头上的滂沱大雨还夹杂着拳头大的冰雹，战士们只能把背包顶在头上。他们就这样一连渡过深及大腿和腰部的四条支流。等到开始徒涉第五道支流时，河水涨上来了，先是齐胸，后来逐渐升高，小个子的人水都齐到脖子根了！
风浪也趁机肆虐起来，与奔涌的激流呼应，给徒涉带来极大的困难。特别是紧靠对岸的一条深水漕，水深流急，一连冲走好几个人。先一步爬上岸的人，拼命用扁担、木棒和背包绳跟着激流抛掷打捞，水性好的同志还奋不顾身跳下河去抢救战友，但，还是有很多战士被激流卷走了！正在现场的团政委贺劲南着了急，就指挥几位身高力大的战士，硬是把两匹驮炮弹的骡子压到河水漕里，稍稍挡住水流速度，让战士们手拉手从驮骡背上，爬上岸堤。
当五师师部和十三团指战员们水淋淋地站在大通河堤岸上，默默哀悼着几分钟内被洪水卷走的26位战友时，前卫十四团已经接近俄博。
风停了，雨住了，突然间漫天飞舞着鹅毛大雪。山越来越高，淋湿的衣服硬邦邦地像油布裹在身上，人在其中犹如冰棍。两条腿越发沉重了，胸口如同堵住一团棉花。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每一步都得稍稍停下来喘口气，才能前进。心里火烧火燎，汗早已不足为汗，好像已经流干了，口和喉咙渴得比刀割还难受。
开始有人掉队，队伍拉得很长很长。
二军行军鼓动是出了名的。长征路上和“南下北返”时，再艰难的条件下，每个连队也少不了两块呱嗒板儿。这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关键时刻，连队宣传员的呱嗒板儿就在路边响了：
同志们啊朝前看，
走山路，不要慌；
背包绳子要拉紧噢，
重心放在肩膀上；
鼻子呼吸闭上嘴呀，
不要呼哧呼哧拉风箱；
脚步不快又不慢哎，
一步一步紧跟上；
舌头顶住上牙腭儿呀，
自来水流到舌头上；
这话要是不灵验，
罚我喝水一大缸！
“喂，一大缸呢，那可是热腾腾的滚开水呀！”宣传员刚收呱嗒板儿，队伍中有人大笑道：“罚你喝一大缸热水，你想得美呀！”
后面有个调皮鬼“哧哧”声笑：“那就罚我吧！”
“罚我！”
“罚我吧！”
战士们笑成了一团，好像真的捧到一杯冒着热气的开水似的。还有个连队的小宣传员特别滑稽。他在路边堆了个雪人，用草灰把雪人的鼻子眼弄得活像个小丑，谁从旁边过都禁不住要哈哈大笑。他的呱嗒板儿就在雪人旁边唱：
同志们哎抬头看，
山那边有个大果园呐；
桃李杏梅样样有哇，
就等咱们去会餐；
哪个排，哪个班，
咱们来个挑应战；
谁是英雄谁好汉，
今儿个爬山来考验——
一班行不行？二班敢不敢？
我还没听你们三四五六七八班，
敢不敢和我比脚板？！
说着就大步流星往山上赶，后面的战士们“轰”一声追起来，大家喊着笑着，队伍异常活跃，疲劳似乎一下子被赶跑了。
最有意思的还是团部那个会唱娘娘腔的组织股长。他是老红军，年纪快四十了，办事极稳重、极认真。平时人们见到他时，总是板板正正，军衣也穿得一丝不苟，称呼谁均为“某某某同志”，绝不会多一个字，也绝不会少一个字。只有在机关直属队的晚会上，他偶尔才露那么一小手。团政委的京胡，他的女腔男唱，回回都是压轴戏。最拿手的是“苏三起解”那段，“苏三离开了洪洞县……”就那么一小嗓子，立刻就把晚会推向高潮。
此时此刻，组织股长也站出来了。他将嗓子一别，一边走一边操着比陕北人还陕北人的口音，唱起一支抗战时期的陕北小调：
众乡亲哪，你仔细听：
我有一件冤屈事情对你明。
我家住山西汾阳金山村，东铺有家门。
我家里，三代人，一家大小九口整。
二公婆眼花耳背不能劳动，孩儿还不中用。
鬼子兵住进了村，要差凶，
人差驴差数也数不那个清，
二十亩沙地我不能耕种，全家活不成……
组织股长的嗓音凄凄哀哀，活像是个乡村大嫂在委婉哭诉。山间雪野远近飘忽，山上山下的指战员们既好笑又觉得心里酸酸的，大家都沉浸到故事里面……
这时，忽听前卫二营的队伍后面一阵嘈杂，消息传下来说：有人冻昏过去了！
冻昏过去的是二机连五班战士文少元。小文的体质本来就差，又正在打摆子，上山没走多远就掉了队，落在全营的队尾。同班战友何泽弟是个老战士，又是共产党员，主动帮小文背上武器和背包，陪着他在队尾走。
快到山脊了，风雪交加，空气益发稀薄，文少元呼吸急促，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要坐下来歇口气。何泽弟说：“这可不行啊，天冷得厉害，滴水成冰，你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求求你了老何，死也走不动了……”文少元说话声音极为虚弱。
怎么办？何泽弟只好找来战友陈俊武，两人把文少元架着走。说是“走”，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往前挨。
就这样，文少元又向前挪出30里地！然而，他被冻昏过去了。
何泽弟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他找一处洼地，用小圆锹掏出个坑，铺上自己的毯子，再将文少元放在里面，自己和陈俊武一左一右睡到文少元的身边，为小文挡住风，并且解开衣扣，两人把文少元紧紧抱住，希望用两个胸膛温暖一个冰冷的身躯。
奇迹还真的发生了，文少元在冰天雪地里醒转过来，起死回生，拣了一条命。
剧烈的寒冷威胁着成千上万的生命，可把郭鹏和王恩茂急坏了！
“王司令员，怎么办呀？部队拖下去架不住啊！”郭鹏盯着王震说：“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可上级的棉衣补给一点音信都没有！”
郭鹏所说的“能做的都做了”，是指进山之前那几天拖延。部队发动起来给体弱的同志调剂一两件单衣、单裤，每个连队也发了几十块钱，允许干部战士就地购买群众的皮坎肩、皮背心和皮靴什么的，仅此而已。
实际行进中，有的师团借鉴了长征路上的经验，现有雨布、军毯都用上了，披在身上御寒。有的连被子也散开披着。心细的连队，还发动战士每人背10公斤柴火，也有买来大量生姜发给大家的。为防止路滑，许多老战士还想办法搞到那种1斤多重的“山西鞋”穿在脚上，上路沾上烂泥惹麻烦，用力一拔就脱出脚，只好用绳子捆在脚上。
办法是想了不少，但毕竟杯水车薪。从进入高寒地区开始，几乎从早到晚都在死人。出发前战士身上步枪、子弹、手榴弹、锹、背包、面袋、干粮、水壶加上10公斤柴火，负重20公斤以上。要在平时，一天走80～90里路不在话下。所以，许多基层指挥员也大意了。有的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敌人追着我们走，都过来了；今天祁连山再大再高，只有两天难走的路，而且是我们去追赶敌人，怎么着也得过去。谁知道是这个情形呢！
王震说：“没有别的办法了！抱怨没有用，做检讨也没有用，哭天抹泪更没有用，只有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敢打硬拼，跟祁连山拼个你死我活！”他提出，部队要坚持“大跃进、小休息”的方法，不能停留，“走出祁连山就是胜利！”
“走出祁连山就是胜利”立即成为全军的战斗口号。指战员们看着路边烈士的遗体，一个一个静静地留在祁连山深处（据王恩茂政委的日记中记录，仅9月14日一天，十四团就冻死130人，冻坏脚不能继续走的也有100多人）战士们以泪眼默默告别战友，互相用“走出祁连山就是胜利”这样一个口号激励着，艰难地往前跋涉。
王震提出这个口号是有根据的。这一天，他已接到彭德怀的电报，说中央派往新疆担任联络工作的邓力群报告，认为新疆和平解放差不多既成事实。身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明确表示不愿新疆有流血的战争，主张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迪化保安司令包尔汉，态度一直比较进步，是中共长期的同盟者；而与中共领导人一向关系和洽的张治中，在新疆的各路人马中又有着很深的影响。剩下的就是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和整编步兵七十八师师长叶成，这两个人在大势所趋面前，也持中立态度。那么，新疆的和平解放还有什么障碍呢？
这些情况对王震鼓舞很大，使得他在祁连山这段艰险历程中，始终豪情满怀地面对一切。他隐隐感到，征服祁连山也许就是大西北最后的历险了。而在没有太多现实危难的前提下，进军辽阔壮美的大新疆，又将平添多少抒情色彩！他甚至欣然命笔，亲手做了一首诗，让人谱曲。他要让全军官兵唱着这支豪迈的歌子踏进祖国最大省区——新疆的大门：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不怕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那时候，王震尚不能预知，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开始。
三、兵临贺兰山下
山城风寒蒋介石心更寒，武都地窄赵龙文脸更窄
王震越过祁连山成为彭德怀插向中国最西部的第一把尖刀，刀把便是沿河西挺进的许光达二兵团三、四、六军。
这一刀出鞘之后，彭德怀坦然多了。再来回眸陇南和宁夏，便有种海滩拾贝的感觉。金秋时节，兰州的菊花开得格外艳目，奔腾的黄河早把这座城市洗涤一新，彭德怀的身影与皋兰山并称于古城，成为大西北令人瞩目的景致。
暴风雨过后，中国西北正在经历大浪淘沙。这恰好与大西南的气候形成写照。尤其是位于中国另一条大河上游的山城重庆，另一种势力另一片天地，也在为苍茫的历史演绎另一番秋色。
山城晚来风急，黄花遍地，更兼细雨绵绵寒彻肌肤，蒋介石几乎夜夜失眠。本来他是想效仿这座山城的风度，挺立在两江口做中流砥柱，哪知道却成了一叶飘零，独尝秋风。无可奈何时花将何为？大势东去，一江秋水寒！寒！寒！不胜寒！重庆，竟成了难民营或是转逃港台的中转站。
相比之下，胡宗南还算是漂亮的。尽管蒋介石把他那个得意扬扬的“进军滇西”计划贬损得一文不值，而蒋本人说好要去汉中视察一番忽而又不去了；尽管他亲眼目睹所谓“川西确保”纯系谎言，把宋希濂恨出一个窟窿，甚至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想到了朝自己太阳穴上开枪；尽管中共领袖周恩来和彭德怀煞费苦心通过他的恩师胡公冕派来他过去的亲信张新，劝他“弃暗投明”并将其追随文天祥的幻梦砸了个粉碎……他还是抱定“士为知己者死”“誓死效忠校长”的宗旨，甘心情愿殉葬。这，多少给蒋介石苦不堪言的内心带来一丝安慰。
但是，蒋介石也许并不知道，胡宗南曾为自己作出这样一个最后的抉择，而号啕大哭！
胡宗南这一哭，倒真是把他的形象哭出来了。他成了许多同僚何去何从的一把尺子。有人打比方说：这好比一个女人嫁了一个败家子的丈夫，又嫖又赌，长了一身杨梅疮，本应早日与之离婚，因为道德关系提不出口，最后弄得家破人亡。现在就是家破人亡的时候了，我们重新嫁人有什么不应该？还哭个什么劲！
“重新嫁人”的问题摆在大大小小所有国民党军官面前，成为他们1949年秋考中的一道共同试题。那位在扶眉战役中死而复生的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也不例外。
王治岐的地位很特别，“嫁人”是他一贯面临的难题。身为陇南兵团名誉上的首领，他一直夹在兰州与西安之间。直到扶眉战役之后，他才无奈地咬住汉中的胡宗南，而将部队死死控制在陇南的“文、武、成、康”这个小小世外桃源。就本意而言，他已打定主意要“嫁”胡宗南，把贞节操行一辈子守下去。如今跟扶眉战役以前不一样了，他绝不担心胡对一一九军会存有异心。一来因为胡宗南已不是过去那个拥有两个大兵团的胡宗南，还有心高气盛的八面威风，万儿八千支枪全不在乎。如今的胡宗南，三杆五杆枪都能看出金钱串来，一样动心；二来一一九军的明星人物蒋云台，早已把胡的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玩得骨碌碌转。一一九军有面子、有牌子，明线暗扣，小船靠大船，还怕有什么挂不住的呢？
蒋云台真是把好手。他玩的不是别人，而是胡宗南的贴身人物赵龙文。可是赵龙文却不这么看。他也许暗暗好笑：自作聪明，还不知谁玩谁呢！
这的确是笔糊涂账，王治岐深究不得。但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花花公子”蒋云台竟又在7月份与进驻天水的共产党第七军和进驻岷县的共产党第六十二军发生了“暗恋”！
隐情瞒得过王治岐却瞒不过胡宗南。其时，胡宗南正打算全力经略川北，对陇南的武都山区当然不敢小视。于是，给赵龙文戴上一顶“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陇南分署主任”的帽子，让他去拉拢王治岐的一一九军，稳定陇南。
赵龙文当然要“仰仗”蒋云台，两人你来我往，请过来吃过去。饭后个别交心，赵龙文说：“有人给汉中（指胡宗南）打小报告，说你从天水撤退后向三面看，一面看汉中，一面看兰州（指马步芳）一面看西安（指共产党），此话当真？”
蒋云台淡然一笑：“你说呢？你老兄对我可是了如指掌啊！”
“这件事我可不敢吹，风雨之秋，不好说啊……”
“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是君子坦荡荡。从天水撤退后，希望汉中给我一点补充，不但是‘一面看汉中’啊，而且望眼欲穿呢！至于兰州与西安……我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
这句话显然有掩饰的成分，赵龙文也不想多加追问，沉默片刻，便又改变一个话题，问：“小马开的那个静宁会议你没有参加吗？”
“那是个小型会议，讲究级别的，我一个芝麻大的人，怎好去冒充大头鬼！不过，你是怎么晓得我没去的？”
赵龙文并不回答问题，只说：“静宁会议后，贺衷寒、顾希平和蔡孟坚到过兰州，听到刘任讲：‘蒋云台在陕西与共产党有来往，我们准备在静宁开会时扣起他来，蒋没有来，要是他到了汉中，你们把他扣起来。’我一直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蒋云台暗自吃惊，但脸上还是平风绝浪，摆出一副万事在心的大度模样说：“静宁会议电报上明明写着要各军长参加，唯独第一一九军要我一个破副军长去，自然让人生疑。所以，他们开会时，我去了徽县，在二四四师（蒋的老部队）住了几天，唉，刘任这些人，是望乡台上唱大戏，自掘坟墓，还不是因为我是中央派到甘肃去的，不买他刘任的账，才总在那里给我生些是非。”
赵龙文笑着点头说：“宦海风浪，江湖中人，难免、难免……”他忽又皱起眉问：“听说这次关中作战之后，你对汉中绥署很有点儿怨气，不太开心是不是啊？”
这一棒是横着来的，蒋云台有点儿猝不及防。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并摆脱了某种习惯性的自卑心理，想，管他娘的，不妨单刀直入，也好让他见识见识我蒋云台是谁！于是矜持地笑道：“我们是军人，谁把我们当人，我们就给谁效力。胡先生1933年当第一师师长驻天水时，我蒋某就是新编第十四师的旅长，驻扎西、礼两县。而今，胡先生统率着大兵五六十万，蒋某还过着这么一个孤臣孽子的生涯。这次关中失败，陕署部队又把我一一九军兵员和枪支大把大把地划拉过去，真是阎王不嫌小鬼瘦啊……”
“老兄这话可不得当，”赵龙文打断蒋，“据我所知，胡先生对你还是蛮器重的。我这次来时，他一再叮嘱我，务必转告你，一一九军过去的损失，他完全负责补充！”
“是吗？太好了！”蒋云台把一脸的喜形于色做得跟真的一样。
赵龙文和蒋云台之间的“感情”，就是如此这般捉迷藏捉出来的。彼此之间，最终究竟谁战胜谁，王治岐在不动声色地看，胡宗南也在看着，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更是密切地关注。当然，在彭绍辉和孙志远的后面，还有彭德怀。
兰州战役拨云见天，赵龙文和蒋云台之间的一切，似乎应该明朗化了！两人都有点儿沉不住气，但是谁能首先亮牌呢？天晓得。
就在这节骨眼上，王治岐走出了镜头。一向不大过问部队的他，忽然亲率二四七师抵达武都，这让赵龙文一锤子敲定了决心：他要摆脱蒋云台，而专心致志地打王治岐的牌，利用王控制一一九军。
蒋云台突然间成了绊脚石。但赵龙文对他的态度却变得更加亲热。有一天，赵专程把蒋邀至密室吃酒。两杯下肚，压低声对蒋说：“凤山（王治岐）管不了军队，还得是你蒋老兄！你要把军队好好训一训，掌握好，将来——咱们有的是机会……”
这是什么意思？蒋云台脑子急转。
管他是什么意思！蒋灵机一动顺水推舟，提出到武都城外40里地的安化去驻训。赵龙文正中下怀，长久地抿着嘴，在心里得意。
蒋云台的路柳暗花明。他再不用偷偷摸摸了，索性放开手脚，立即着手在武都城里布置耳目，然后四处派人与天水的解放军第七军、岷县的解放军第六十二军、礼县的中共武都地委和兰州的解放军一野司令部取得联系，把和一野最高指挥机关直接联络的密码、呼号、波长及联络时间一一约定下来。如果不是张宗逊副司令说“现在不给你们任务”，并一再叮嘱蒋个人与部队的“安全”事宜，蒋云台差不多就要登高一呼了！
这些，胡宗南居然一无所知。他正抱着一大堆任免文书去重庆晋见蒋介石呢！这些文书包括，给王治岐一个“第五兵团副司令”的空衔，让他把一一九军军长之职“兼”起来。此外，另成立一军，由蒋云台来当军长，除再拨建两个师外，把蒋的旧部二四四师物归原主，并命蒋立刻率部入川。
蒋介石对此案大感兴趣。只要有利于建立西南“反共堡垒”的方案，他没有不感兴趣的。由此，也就叹从中来：这真是“紧要关头见真心啊！学生就是学生，不像那些土军阀，就晓得用我的飞机送那点家当，经不起一点儿风吹草动……”
此言所指是谁呢？胡宗南想：大概是马鸿逵吧！
争霸主青马机关算尽，受召见宁马远走高飞
马鸿逵9月1日“奉召”带着一卷作战地图飞往重庆。此前，除了银川那几幢楼房之外，他的所有资产通通运到了香港和台湾。
马家军自清同治十一年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官军收复至今，已在西北血腥屠戮八十余年，马鸿逵和马步芳算是第三代了，他们的祖父都是当年所谓“义军”首领马占鳌手下的“大头领”。
这个“第三代”的几十年统治，是甘、宁、青、新四省最为黑暗的年代。势力最强是青海马步芳，马鸿逵次之，如果再数下去，那就是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
马鸿宾原本也是宁夏的一号人物，后来被马鸿逵取而代之。他手里只有一个万儿八千人的八十一军，常年驻守在宁夏南部的中卫、中宁和同心一带，有点势单力薄的味道。因而，也难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只求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人上人”的地位就行了。
安身立命的马鸿宾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自知之明，再三声明他的八十一军“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可是，当杨得志的十九兵团节节逼近，要求他迅速起义时，他又显得口齿不太利落了，连同一个被派来联络的绅士见个面的勇气都没有，而把儿子马惇靖挡在前面。
马惇靖又能拿什么主意？他既怕对方联络有假，更怕马鸿逵知道内情要兴师问罪，当然，九九归一还是舍不得丢开那个八十一军。没有这支队伍，他父子值几个铜板？含糊其辞的马惇靖实际上是想边走边看。这一点，十九兵团的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一瞅就明白。
杨得志传话：“你八十一军暂不起义可以，不过我军进军宁夏时，不许阻挡！”
马惇靖支支吾吾，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还是那句话：“请放心，八十一军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这句话首先给他自己带来极大的恐慌。当马鸿逵连电催促马鸿宾到银川议事时，父子俩大眼瞪小眼，简直不知怎样应对。
其实，马鸿逵并没有为难马鸿宾父子的意思。马鸿宾没有亲赴银川，这使他失望不小，八十一军毕竟守着宁夏的南大门啊！
“你父亲为什么自己不来，他愿不愿意走？”马鸿逵问马惇靖，是叔父对侄儿的口气。
马惇靖答：“父亲的意思是他年纪大了，再加上家口重，如果出走，日后的生活如何办呢？”
“难道他就不怕共产党害他？”
“父亲想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
马鸿逵“唔”了声，“那好，八十一军有他在我也放点心。”
这话意思很深，马惇靖掂量掂量，感觉出马鸿逵的心里有旋涡，便冒失地问：“你走后宁夏怎么办？”
马鸿逵叹道：“怎么办？送给共产党！我先到重庆，接着老大走，老二留到必要时走。给共产党送礼就要送全礼嘛，哈哈哈……”
马惇靖听得稀里糊涂，不知是真是假，只好原原本本带回去交给父亲马鸿宾。马鸿宾笑道：“他这是做戏呢！既然跟你说了这个话，你必定要对我说，我这个电报就非打不可了。”
于是，马鸿宾在马鸿逵登机前三个小时把电报发出去了。他用长兄的口气再次叮咛：“不要上重庆去，不要忘记我们的传统家法是‘保境安民’。甘肃的事，你最好不要管。”
这一下马鸿逵找到了发泄口，在省府大楼张口就吼：“你们大家都不让我离开宁夏，又打电报又致信函，要我主持大事，可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我是为谁而战……”
看来，“为谁而战”的问题对马鸿逵来说很重要。他怎能不管甘肃的事呢？谁都知道，得甘肃即得西北呀！提起这一壶，马鸿逵有一肚子酸水。当初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就怀着平分秋色的心理，以甘肃省政府主席自居，又是策划反共，又是调度军队，还抢着在公开场合讲话、发奖、接见等，人前背后总说：“马步芳野心大，识见差，不能维持局面，”并说：“甘肃军事设备薄弱，与共产党军队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言下之意，非他马鸿逵治理一下不可。因而四处张扬，要到“中央”去呼吁支援。
在这个问题上，马鸿宾的态度不一样。以他对彭德怀的了解（在前二年的三边交手中，彭托俘虏给他捎过一封长信），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他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主力。等胡宗南解决了，我们插上共产党的旗子，接受和平，就可保得安全。”
马鸿逵摆出资格老、经验多、见过风雨世面的架势，对马步芳表面尊重暗地拆台，而对马鸿宾的意见，那简直就看作是“痴人说梦”。他的那份张狂、那份跋扈，让马步芳觉得可笑。相形之下，他这个比马鸿逵年轻一点的“晚辈”，反倒稳重扎实得多。他坚持处处拿出低姿态，说话办事把“老爸爸”顶在头上。殊不知早已把这个“老爸爸”的秉性吃得烂透，每一步都先结一个活扣放在那里，专等着“老爸爸”自己往里面钻。
那时，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在攻打平凉。马鸿逵从广州回到兰州，信心十足，每日社交应酬，忙得不亦乐乎，专等“中央”发表“甘肃省政府主席”那道圣旨。谁知忙乎了半天，“中央”的任命没有等到，却等来了马步芳的亲信马绍武。
马绍武深更半夜夹个公文包唯唯诺诺摸到马鸿逵公馆，说：“长官叫我来征求意见，甘肃省主席一职，请副长官您担任。”
马鸿逵一听，大不对劲，堂堂省主席一职，怎能由他马步芳一人说了算？既然已经定盘，何必再来问我？想来想去，怒从中来，信口朝马绍武吼道：“妈妈的，这又是哪一出？叫他自己兼上好了！不然，在张鸿汀、水楚琴（均为甘肃地方名人）二人中择一人看看大门就行了。”
马步芳要的就是“老爸爸”这句话。当即给广州主事的阎锡山发电：“甘肃主席一职，原拟请马副长官鸿逵兼任，因他坚辞不就，可否由本职暂行兼任。”
这消息可把马鸿逵给砍倒了！他像一颗引爆的炸弹，足足骂了三天大街。盛怒之下，随嘴就将顶在陇东的马光宗和卢忠良两军撤回宁夏，并连夜起程飞赴广州，告状！
千头万绪的阎锡山没奈何，随即发布命令，任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马鸿逵接到任命，鼻子哼了声扔在一边说：“别以为我要争这个破主席……坚决不干！想跟我订城下之盟，没门！”
这可不是光同一个马步芳赌气的事了！阎锡山拿出“中央”的派头，严令马鸿逵回兰州就任。与此同时，马步芳也追到兰州。他带着一批两家共同的亲戚来跟“老爸爸”讲和。几声“老爸爸”一喊，马鸿逵软了，两人商定同机返回兰州。
第二天早晨临出发时，马鸿逵忽又变了卦，“我得先回宁夏，我得另走，我得发兵保卫兰州，我得办了这件事再到任……”
说走就走。没想到飞机刚上天便大闹故障，不得不在柳州中途降落。一降降出了毛病，飞机冲出跑道，震得人在机舱里像是拍皮球。马鸿逵半惊半吓感了冒，周身烧成一个炭炉子。七折腾八折腾，在途中耽误了三天。到宁夏下飞机时，他头痛欲裂，号得跟杀猪一般，几乎就是个濒危的疯子！
风尘仆仆赶到机场来迎接“马主席”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
上了床，旁边列着一排由他妻子赵兰英率领的女眷，马鸿逵号得更欢了。不停地号叫、不停地打滚、不停地淌汗叫道：“兰英，给我来点大烟，我要完了……我也要他（指马步芳）完，他心毒手辣，他不让我在兰州，他想害我性命，我没带一兵一卒，我要与他同归于尽……”
这真是一场噩梦。马鸿逵冷静下来想一想，与马步芳在西北争风这么多年，为什么事事都是自己被动呢？后来他想明白了，之所以老是输给马步芳，一是马步芳手辣，二是马步芳钱多，前者对下，后者对上，马步芳因此无往而不胜，而自己几乎就没有占过上风。到终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头把交椅没沾着边，小小一个甘肃省主席又闹出那么多莲花落！回想这些事，哪一次最后的胜负不都是“中央”一言九鼎。说来说去还是自己上头没有靠山。如今，兰州既破，马步芳逃之夭夭，而宁夏好歹还有三个军守着一段黄河，这不正是大好转机吗？此时蒋介石给自己招手怎能不去？它是多么富有意义的一个行程啊！
马鸿逵决心碰一碰运气。如果将来国民党成事，这一拳他就等于把马步芳打倒了；如果将来国民党败了，此刻向共产党避让一步，也可留下伏笔，日后便有左右逢源的本钱。反正家产已经出去了，到哪里都不愁荣华富贵，或可学做黄鹤，一去了之呢！
恨只恨后继无人，两个儿子一个都不理想。这一点让马鸿逵恨不起也怨不起。担任宁夏骑兵指挥官的大儿子马敦厚，遇事沉不住气，好乱方寸；而小儿子马敦静倒是爱逞个强什么的，可动不动头脑发热，总是闹出一些过当之举。给他一个宁夏兵团司令官的职位，谁知他指挥打仗每每冒失草率，几乎就不能迎敌。能够相托的反而是个外人，那就是一二九军军长卢忠良。
这是很不情愿的事。马鸿逵临上飞机前把“加强防守、死战到底”和“听从马指挥官调遣”的话给卢忠良交代一通后，又将马敦厚、马敦静两人叫到卧室，小声吩咐：“蒋介石这个老狐狸是要拿我去当人质，一则要拉咱们的队伍，二则怕我投降共产党，我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老蒋会拿我的性命来逼你们抵抗共产党军队。你们记住，扛得住就扛，扛不住见机行事，共产党不占宁夏是绝不罢手的……”
宁马八十一军自惭形秽，一野十九兵团箭在弦上
毛泽东一向很不喜欢马鸿逵这个人。
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因慈禧西行“护驾有功”官至宁夏护军使，五个妻妾中，马鸿逵为长房长子。他从小就是个坏小子，文武不习，吃喝嫖赌，窑子里少他玩不转。九尺铁链系着拴马桩也拴不住他的心。最后，马福祥万般无奈，只好卖张老脸皮将这个“畜生”送到袁世凯的总统府做了侍从武官。
20世纪30年代初，从袁世凯身边出道的马鸿逵，得军阀混战的天时地利，手上拉出几个旅，万儿八千人的队伍，成了蒋介石的铁杆伙伴。1932年7月，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就有他的份儿，同年10月，围堵红四方面军向平汉路以西转移他又充当急先锋；1935年10月他还自告奋勇阻遏红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又是他亲手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至于红军西路军的浩劫就更不用说了。西安事变，马鸿逵始则观望，终又致电大骂张、杨二将军，屈媚蒋介石；抗战之中，马鸿逵借口防共，不肯出兵抗日，并以重金买通蒋介石，拼命扩军挤压共产党；内战爆发时，一向拥兵自重的马鸿逵，竟不惜血本，倾三万兵马，犯三边，援榆林，出陇东……直至解放大军西出甘肃逼近兰州，他还在那里给脸不要脸，作垂死挣扎。
毛泽东恨就恨马鸿逵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利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耍流氓。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还在延安，就听贺龙和习仲勋说，在边区广河县找了一个叫马绍常的回民党员，去跟马鸿逵联络统战。当时，马鸿逵搞得壁垒森严，丝风不透，像是大财主生怕沾上穷亲戚那样，躲闪不迭。更可气的是，到1948年春，他却硬逼着这个马绍常声明脱党，以免“事态暴露，两有不利”。
后来，马绍常成了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参议，不知道在那里谁统战谁了。
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亲自派邓宝珊从包头赶到宁夏传话，希望马鸿逵趁马步芳青海兵团扑向陕西时，出兵陇东，在青马背后操上一刀，截断其归路，消灭马步芳，为西北解放建不世之功。马鸿逵顾虑重重，定不下决心，让邓宝珊傻傻地等了整三天，一无所获。
接着就是，前文已提到过的傅作义从包头给马鸿逵打电话，马鸿逵满嘴英雄好汉，决意不从和平，而死守宁夏。
杨得志十九兵团兵临宁夏，野司副参谋长韩练成又派人拿着信函，最后劝告马鸿逵：“只要不流血，交出军权、保持政权亦可。”
马鸿逵仍旧不干，说，军队是政治本钱，没有军队，哪有政权？
毛泽东深恶痛绝地给彭德怀专门发了封电报：必须给马鸿逵以歼灭性的打击！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其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马鸿逵的那点儿部队的确是一塌糊涂。执掌宁夏党政军大权17年来，马鸿逵始终把“军”当作基本，但始终又离不开“党”这块招牌，并且标榜以“政”治党，七整八治，把军队完全搞成了一个流氓土匪团伙，什么丧尽天良就干什么。他的兵员极少部分是过去从冀、鲁、豫各省招募来的，大部分在宁夏就地征选。3个步兵军（八十一军、一二九军和十一军），每军辖3个师，另加1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团队凑在一起，共8万多人。军官几乎全是甘肃临夏地区（也就是古河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中，宁夏回族人占到一半以上，以至于形成四大方块，即：甘（甘肃）、马（马氏亲属）、回（回族）、河（古河州，即临夏）。这就是马鸿逵为所欲为、豪赌官场的资本。
以这么一堆人马，想要挡住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谈何容易，也难怪马鸿宾父子一再自惭形秽。
但是，杨得志还是认真地作了部署。一方面，针对马敦静倚仗黄河天险摆弄的三道防线，发起积极的军事攻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多种渠道，与敌军内部取得联系，争取起义。如此两条战线一起展开，使得战事从一开始便显得扑朔迷离、纷乱如麻。
9月2日，十九兵团左路六十三、六十四两个军，由兰州北进，五天后一举攻占甘肃靖远和打拉池。这是马惇靖八十一军伸出来的两个前哨阵地。风声一动，马鸿宾父子立刻紧张起来，慌慌张张将驻在河东中宁的军部及一大帮家眷，全部迁到河西的中卫。
八十一军前哨阵地靖远所驻的两个自卫总队（相当于两个团），一口气跑了200多里，来到中卫对岸的黄河堤坝上，看看距军部隔水相望，只不过7里了，才放下心来挖灶做饭。谁知饭还没做熟，解放军六十三军突然围上来“包了饺子”。对岸中卫的军部听到枪声，没作任何表示。这就是说，八十一军真的让开了大路，马鸿宾父子的话兑了现。
右路六十四军和独立一、二两师奉命从宁夏最南端的固原和海原全力北攻同心。想不到远在金积的卢忠良一二八军与八十一军态度恰恰相反，来了个以攻为守，以三五七师、骑十旅和宁夏保安第七团共七个团的兵力，从最底下的第三道防线冲出200多里，突然袭击我驻在下马关的独立第二师。独二师毫无防备，吃了个不小的亏，如果不是六十四军临近的一个团闻信赶来增援一下，后果不堪设想！
马鸿宾父子和卢忠良的态度立见分晓。
马敦静此时还没有进入情况，仍在银川指挥中心吞云吐雾。对于他来说，中卫对岸失掉两个团和下马关的一个胜仗，都还摆不上桌面。他现在不仅是宁夏兵团司令官，还是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凡是他老子马鸿逵的头衔，他通通都顶上了。所以，他得拿大主意。
马敦静所谓“大主意”就是该来的快点儿来。他不喜欢小打小敲，一个团半个师的打，几时才能完成老头子的使命，登上飞机开路？
和，是绝对不可以的。马敦静吩咐说：“把那个孟宝山找来！”这是马鸿逵离开之后他办的第一件事。
孟宝山是解放军十九兵团对敌联络部长甄华，派来向马鸿逵、马敦静父子转达和平解放诚意的使者，已在银川住了好些日子。“孟大叔，我出的布告你都看到了吗？”马敦静横躺在木椅上，口气生硬。
孟宝山肚肠慢揉：“看到了。我以为避和主战，让宁夏百姓生灵涂炭，并非上策。”
马敦静起身背着双手踱了几个方步，说：“仗已经打起来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共产党不接受我们的互不侵犯协定，决意要打，我没办法了，我只有打开渠口放水，我只好将银川烧成焦土，再不行就把军队化整为零，拉到贺兰山打游击去……我怕什么呀，我是为孟大叔的安全担心呢！”
孟宝山一惊：莫非这小子敢加害于我？！孟在抗战时期就是马鸿逵的少将电信处处长，后虽被马排挤出去，总不至于一点旧情都不念吧！转而又想，也难说呀，马家父子是什么东西他太明白了，心狠手辣，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既然如此，怕也没用，索性豁出去了，胸脯一挺说：“我孟宝山死不足惜，只要宁夏百姓不再流血，就是化为灰烬又有何妨？”
“我知道你孟大叔不怕死，”马敦静吊儿郎当地将一条腿跷在木椅上，“可是中统局那班人你是知道的。他们已经查明你的身份和眼下的工作，说是要把你押到广州去呢，我挡不住啊，你还是先离开银川吧……”
孟宝山明白了：马敦静是要关闭与中共的和谈之门！他除了在心里大骂马敦静愚蠢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马敦静并不感到自己是愚蠢的。他的第一道防线（分别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及八十一军的前哨靖远）被突破后，立刻撤出中宁，调整作战部署，调马全良的贺兰军北渡黄河加强其右翼，并让马光宗的第十一军退守银川。马敦静觉得这一招既体现深谋远虑，又顾及眼前的现实境况，很有天才禀赋。但他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整个防守第二、三两线兵力空虚了。第二线仅有八十一军，第三线只留一二八军。
八十一军的马惇靖在中卫城里早已慌作一团。解放军六十三军主力攻占靖远并追歼那两个团的自卫中队时，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已直插黄河西岸的景泰，在古长城脚下把驻守在那里的敌新编骑兵第一旅打得夹起尾巴往回跑。一八八师追着骑一旅越过长城直奔中卫。因为是在黄河西岸，黄河天险除隔开敌人八十一军与一二八军的联系之外，什么作用也没有。中卫完全成了一座孤零零的城市。
马惇靖的法宝就是打躬作揖。他赶紧约请中卫城里的绅士们到军部开会，说：第一，八十一军不准备抵抗共产党的进攻，请他们转告全城百姓，不要惊慌；第二，请他们出城到离城40里的沙坡头迎接解放军，并且向解放军说明八十一军不抵抗的意思，请解放军缓进。
杨得志说：“告诉曾思玉他们，可以答应缓进，但我们的等待有限度！”
曾思玉是六十四军军长。六十四军从固原和海原出发攻下同心后，又直奔中宁。因长途奔袭，部队比较疲劳，除一九一师继续向噶沙洲发展进攻外，军部率主力一九○、一九二师暂留中宁，待马惇靖的八十一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再与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合力，由马惇靖打开的大门杀进纵深，向大坎、小坎、金积、吴忠堡之敌一二八军、贺兰军第三道防线打过去。
此时马鸿宾出发去了银川，代他的堂弟马鸿逵辅佐“小天子”。马惇靖和他的“二家兄”、八十一军副军长马惇信两人，火烧眉毛似的商量应对之策。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大政方针已定，而且既成事实，说是“商量”，只是在心理上接受这个事实罢了。
兄弟俩面对面地垂着头，谁也不说话，仿佛在执意等待着某一时刻的来临。天渐渐黑下来了，勤务兵开始掌灯，电话铃这才惊人地骤响。马惇靖不接，马惇信无奈地操起话筒，弓着腰，双手发抖。一听，却是石空堡所属驻军一个营长打来的。他立刻又挺直了身体说话。
营长报告：解放军和谈代表到了石空堡，要求八十一军派人去接洽。
马惇靖匆匆忙忙赶到石空堡。一看，什么解放军代表，却原来就是马鸿宾过去的副官马成俊。
老先生奔走有诚意，小司令弄权无定见
那个不怕死的孟宝山竟辗转来到解放军六十四军军部。同时到达的，还有从兰州赶来呼吁和平的一帮老先生。
孟宝山与军政委傅崇碧个别交谈了一个多钟头。他将到宁夏联络的这一个多月酸甜苦辣一一陈述，说到动情处，拍案而起，让傅崇碧甚是感动。其时，六十四军尚未进入中宁，驻扎在中宁附近的大红沟、马家河湾一带。孟谈完之后，便遵照傅政委的意思来到中宁，通过马鸿逵的骑二十团给银川马敦静挂电话。
那已是夜晚10点多钟，马敦静早就呼呼大睡，电话里传来他打哈欠的声音：“啊呀，孟大叔啊，我真是服了你了，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你连觉也不睡……谈判不着急嘛，我还要考虑考虑，再说吧，啊？”
孟宝山哭笑不得：“你还要考虑考虑？解放军还等你考虑吗？！”
“那怎么办？要和谈总得有耐心。叫他们暂时就在大红沟一带驻着，要是没吃的，我可以给他们送点粮食。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我要下令两个骑兵团坚决抵抗！”
笑话！笑话！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孟宝山捂着送话器，使劲平息心气，说：“你待在银川，根本就不明白前方情形，解放军数十万之师，是你两个骑兵团能抵抗的吗？你知道吗，中宁已成空城，解放军如果愿意，随时可以进入！”
“孟大叔，卢忠良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你为共产党办事，我不怪你，可你也不要太过分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见识过，用不着你来教导我！”
孟宝山急了：“敦静，此一时彼一时呀，你不要小孩子气……”
马敦静怎么经得住这种话，当即撂了电话。
“这个王八蛋！”孟宝山空对话筒“喂”了半天没有应声，狠狠地骂道。他决定返回银川，当晚就把自己的主意跟兰州过来的郭南浦老先生一行几人说了。
郭老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此番出山受了彭德怀之托，要“拼却这把老骨头促成宁夏和平”。当即他和孟宝山约定，一块到银川去，当面跟马敦静交涉。同行的还有省府秘书长马季康以及白连升、马守礼等人。
孟宝山毕竟是宁马通信处的老杆子，宁马部队老关系很多，走到哪里打个电话都还方便，沿途安排也很周到。以汽车上小旗子为标记，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阻拦去往银川。
不管马敦静个人如何潇洒，银川城里的气氛还是有些紧张。孟宝山一行小汽车刚进城，就感觉到不对劲。但他们心头是坦然的。
接待他们的是现任省府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马廷秀。此人过去接触共产党人及其文件甚多，思想倾向也很明确，是个“主和派”。见孟宝山这些人谈话全无顾忌，不禁时时要捏把汗。按照马敦静的吩咐，孟一行安置地点已被监控，前后左右都是耳目。只要马敦静愿意，杀掉这几个人易如反掌。
但孟宝山几人满不在乎，家在银川的马季康声称三年多没和夫人见过面，甚至提出与孟宝山一道“到府上走一趟”。马廷秀坚决反对，并晓以利害，才算劝住了。
此时，马敦静周围对孟宝山这帮人说什么的都有。孟已被指为“间谍”，说他第一次来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这一次八成要把共产党军队引到银川。有人恶狠狠地提出：“必先根绝内患，才好集中抗敌！”
马敦静表达：“只要他们不乱来，看住就行了！”至于孟宝山等请求面谈，马敦静一概拒绝。他对马鸿宾说：“要谈你跟他们谈谈，我不谈，孟宝山这人最讨厌，我不想同他讲话，叫他走！”
马鸿宾倒是很喜欢同这些旧人沟通沟通。入夜，他的“五亩宅”安静得很，正好屋外下着雨，屋内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围成一圈，在灯下谈话，心意极佳。他像个道学先生那样，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谈和平，怎样叫个和平呢？和，就是和气；平，譬如一碗水拿平了，水便不会摇荡……”
“说得极是！”郭南浦老先生接上话头，“共产党就快解放全中国了，天下将不用打仗而平定一统，将来社会进步，民族振兴，有何不好？非得打打杀杀，你争我夺，真正遭祸的是老百姓啊！只顾逞一时之气，而不顾百姓安危，将成为历史罪人！”
白连升老汉也说：“老朽不才，鞍马劳顿只为宁夏太平这一件！多少年了，黄河两岸的乡亲，不是天灾就是人祸。为何不能顺应时势，让百姓安居乐业呢！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应以百姓利益为重……”
这些话出自一个个老者之口，显得格外打动人。马鸿宾本来就主张和谈，这一来更加坚定了信心。他说：“八十一军没有问题，别的部队我说了他们不听。”
马鸿宾说的是个大实话。在到银川之前，他曾由中宁起身，绕道来到贺兰军马全良的驻地——宁朔县，想跟马全良谈谈，让贺兰军与八十一军合作起义。马全良碍着本家面子，也不好说什么，只把马鸿逵临行前给他和马敦静的一份电报拿出来给马鸿宾看。那电报上说：“宁夏，只有静儿和吾弟等主持，他人不得过问。”这个“他人”是指谁呢？马鸿宾！马全良的态度不言自明。
“那就再说啊……”孟宝山道，“一遍不行两遍，相信主和是大多数！”
马鸿宾不置可否。话说到这里，好像再也深不下去。孟宝山即想返回中宁。一来跟解放军通通气，二来趁热打铁解决八十一军！他让年纪太大的郭南浦留下，其他人仍结伴而行。
马鸿宾想了想，说：“刚下过雨，路上泥泞不堪，怕不大方便……”
孟宝山主意已定，坚持要走。马鸿宾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好像天生就没有拧着劲跟别人较量的本领，随和得有点让人担心。这次到银川，就有人把他说成是“聋子耳朵”。
其实，马鸿宾的心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读懂？
表面看来，从哪一方面讲，马鸿宾都是马鸿逵手下的败将。这么多年，马鸿宾栖居一角，没有半个“怨”字。然而，宁夏人心自有公道，马鸿逵得意忘形早已丧尽众望，而马鸿宾却在一旁收获着成千上万人的期盼与信赖。他知道，马鸿逵在外斗不过马步芳，在内拢不住老百姓，只要政局动荡，就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天终于来到。马鸿宾一眼把天下大势看穿：国民党到日子了！在给八十一军安排好归宿之后，他觉得从公从私都得到银川来走一趟。
在银川的这些日子，马鸿宾看到马敦静的表现，颇觉失望。马敦静论才论德都不堪大任，完全是个庸人，表面胸有成竹，实际毫无主意。凡不到前线去的军佐和行政人员，每日拿些例行的公文、请示报告之类，过家家似的凑合局面。人问：“共产党军队快到吴堡了，怎么办啊？”他就说：“准备把船拉到河西，叫共产党军队过不了河！”人说：“那是古代的冷兵器防守，如今打仗，大江、大海都挡不住，榴弹炮射程是60里，一条黄河算什么！恐怕挡不住哩，要是共产党军队一下子打到城下怎么办？”他就不耐烦了，说：“怎么办！怎么办！哪有那么多怎么办！把军官的家眷们用飞机接走，打完算了！”此后，他就一忽儿让省保安少将副司令马如龙（马晓云）通知准备快马，扬言要急行军穿过甘肃静宁县，到陇南去和胡宗南联合；一忽儿又通知民政厅长马廷秀预备轿车，说是要经过蒙旗定远营，到甘肃河西靠拢正在溃逃的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一忽儿将马如龙叫来，要留给他30000银币，让他进贺兰山打游击……实在是毫无定见。头脑一热，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但是，对于马鸿宾，马敦静却冷淡得出奇，根本不把他当作长辈来尊敬。马鸿宾来银川时，连一个例行的迎接都没有。住下来之后，又迟迟避而不见，弄得马鸿宾好没有面子。每每有些老朋友上门拜望，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此行与政事无关，只是准备向三盛公后套一带去避烽烟。
这些面子上的事也就算了，马鸿宾不作计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马敦静在自己的“五亩宅”周围昼夜布下密探，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他一方面不动声色，大智若愚；一方面警惕在心，等待时机。而孟宝山等人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们提出要走时，马鸿宾提醒说“刚下雨”之类的话，他们压根就没有细想。
的确刚下过雨，路途泥泞，孟宝山等人的车一步三陷，好不容易才爬到大坝附近。刚要放开马力好好跑一段路程，忽见前面路口有两个国民党士兵举着小旗，将车截住。一个瘦瘦的上等兵到车前行了个礼，说：“哪位是孟宝山先生，请跟我到团部去一趟！”孟宝山一惊：“找鄙人有何贵干？”
那兵说：“我是奉命截车，你去了就知道了。”
卢忠良到底是奴才，马鸿宾毕竟是长辈
马鸿宾后悔没有当面把话跟孟宝山等人挑明。
孟宝山等人出发后，马鸿宾越想越觉得不放心，最后终于想办法给孟一行必经之路的驻守团打通电话，要求他们见到孟宝山等人时，将其截住。他要跟孟宝山单个通电话。
孟宝山被带到团部，知道是马鸿宾要跟他通话，一块石头落了地。马鸿宾在电话里听到孟的声音，也踏实一大半。别的话不便多说，只叮嘱一句：“你们要走快点！”
这已是最快的速度。从银川到石空渡口150公里以上泥泞路，孟宝山等人的车早晨5点出发，晚上8点赶到，中间还接电话、还在贺兰军驻地小坝打一站，与马全良的心腹人物张朝栋作短暂会晤。
到达石空堡的下榻寓所时，所有疲惫不堪和惊心动魄都不在话下了，孟宝山一个劲地欣慰：顺手跟中宁县长张朝栋通上了消息！张与孟以前曾有过一次长谈，后始终联系不上。这次见面张告诉孟，过去所谈话题“不久必有结果”，这句话还不足以让孟宝山睡个好觉吗！
这晚睡得真是踏实，以至于大清早小伙计敲了好一会儿门，才把孟宝山叫醒。天刚麻丝亮，马惇靖到了。
八十一军的问题已经是水到渠成，孟宝山几人和马惇靖简单说了几句，便坐小筏子过黄河。河对岸，解放军十九兵团联络部的徐飞、吴天维二人和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政委傅崇碧，都已等在那里。
曾思玉说：“和平条款我们都拟出来了，一共四条，限十九日签字，马惇靖要是再拖延的话，我六十三军河对岸部队立刻攻中卫，六十四军也将从石空渡河。”
八十一军代表马培卿吞吞吐吐地说：“签字肯定没有问题，只是在什么地点签，我们马军长意思是到河北岸中卫选个合适地点，不知贵军……”
“那不行，”六十四军联络部长牛连璧一口拒绝，“应该在河南岸签字！我方与你方地位不一样，这一点你们必须清楚！”
马培卿还想说什么，孟宝山把他打断了，说：“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为一个小小地点何必争执不下呀？我提个折中意见：不到河南，也不到河北，石空渡口河中央有块平平整整的沙滩，干脆到那上面去签，又平等，又有意思，怎么样？”
曾思玉和傅崇碧交换了一下眼神，点头同意。
接着所发生的一切，立刻证明了关于签字地点的争执毫无意义。孟宝山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12时，我们到了河南岸，马惇靖、马培卿和杨子俊等五人，已在河中的沙滩上了。首由傅政委和马季康过去。彼此在欢笑声中见了面，握了手，又一同来到河南，曾军长、傅政委、牛部长和我们陪着回到第六十四军军部（住在中宁县省银行办事处），又约同第六十三军郑军长，设宴欢谈。在欢谈中签了字。傍晚，马惇靖一行五人，兴辞而去。”
与此同时，十九兵团各部主力已经推进到吴忠堡、金积、大坝一线及灵武，首先占领金灵地区制高点牛首山，居高临下，锁住交通，一二八军副军长兼三九六师师长马宝琳慌了，忙向驻在灵武的卢忠良告急：“共产党军队兵力太大，重武器又多，还有坦克呢！看样子金积难保……”
卢忠良态度冷峻，说：“难保也得保！第二五六师很快就给你增援上去。在未到达之前，你要想尽办法，竭力坚持，绝不许退却，除非你们……全部战死！”
说这番话时，卢的内心也没有太多底气。“难保也得保”，这就是他的逻辑。就在两天前的一个大清早，马敦静没头苍蝇似的打电话问卢：“共产党军队步步紧逼，吴忠告急，有人要我讲和，你说该咋办呀，要不要开个会商量一下？”卢忠良也是冷冷地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说咋办就咋办，再没有开会的必要！”马敦静听了，号啕大哭：“要是军官们都像卢将军这样，我就放心了！”
显然，马敦静同他老子一样，把卢忠良当作一根精神支柱。
卢忠良那股劲，让马敦静心里稳当多了。随之，自我感觉也好起来。于是便想着为卢忠良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以待来日之战。他找来留在银川的郭南浦先生，让他给兰州彭德怀发个电报，请求缓攻两日，“以便召开高级会议商讨起义事宜。”
这一着让马鸿宾也信以为真。
在吴忠告急时，一直备受冷遇的马鸿宾已感到银川的日子不多，想起马敦静曾说过把银川化为焦土的话，便急忙向军械处要来一辆大卡车，把银川所有财物家当，装了满满一卡车，准备带着家眷远走绥蒙。
这事给省府秘书长马廷秀知道了，立即赶到“五亩宅”来劝马鸿宾。马廷秀说：“你在银川德高望重，不能这样就走！你一走，银川就完了。有什么想法可以再作商量嘛！”
“商量，跟谁商量？谁又能同我商量！”马鸿宾满腹委屈。
马廷秀说：“自然是跟平山（马敦静）商量。”
“哼，跟他商量！这么多天，连个照面都不打，还说是到前方去了，胡扯！”
“他不来找你，你可以去找他嘛！”
“什么？我是长辈，他避我不见，我反要找他！这是哪家规矩？”
“局面已到这种地步，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
马鸿宾垂头想想，无奈地叹道：“那好吧，你如能把他找来，我就暂且不走。”
马廷秀一看事有转机，连说：“可以，可以。”其实，马敦静这会儿究竟在哪里，马廷秀也摸不清。他只好对电话局公布自己的身份，说有军机要事要向司令官报告，这才一级一级找到马敦静。
“马鸿宾要走，你是不是见一见？！”马廷秀的话软中带硬。
马敦静冷笑道：“要走？共产党军队还在一百里外呢，就要走！”
“他不走又咋样？还不是成天待在‘五亩宅’没事干……”
马敦静说：“幸亏他没事干，否则宁夏兵团三个军都投降共产党了！”
“话不能这么说，他有他的见解。再说，他总是长辈呀！”
马敦静丢掉手中的烟屁股，狠狠地说：“好吧，长辈……你先去挽留着，我随后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