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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部 进攻
一、收“两延”破清涧
彭德怀对刘子奇坦言去留，贺老总主大局面一升半斗
前东原村的欢笑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炊事班给每人端上一碗小米汤。是“汤”不是“粥”。大家低头，从海碗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情不自禁想起一个人。这人便是贺龙。
一个多月前，贺龙在小河村会议上有句口头禅：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喝小米稀饭！那时候，所谓“大胜仗”，只是一种预设。这个预设是以不在陕北打大仗为前提的，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粮食问题。彭德怀当时在发言中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
于是，陈赓太岳纵队的箭头，从陕北扳到豫西，以协助刘、邓经略中原，来一个反向牵制，间接地为陕北军民歼敌创造条件。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这个计划，同意“边区、陈赓两部分开打”，主要是考虑到“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他当时预计用五年“解决”蒋介石。那么，对于胡宗南自然也就有一个从“削弱”到“消灭”的过程。不管怎样“精简节约”，以陕北的物质条件而言，这个过程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3月以来，兵荒马乱的陕北什么庄稼也种不下，打粮食当然就没指望。彭德怀尝够了缺粮的苦头。北上“三边”那阵子，部队饿急了，连老乡地里尚未成熟的包谷都一片一片买下来，连秆子带棒一块吃，甚至那些能架起来烧火的叶子也舍不得丢，一锅煮起来细嚼慢咽。到了打榆林，南瓜结了，啃南瓜。南瓜啃光了，宰马……
毛泽东寄希望于贺龙。让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身份统一指挥后方，包含着毛泽东无比精细的苦心。
沙家店战役之前，毛泽东和“三支队”八百人队伍刚转移到佳县，吃饭成了大问题。佳县的粮食都拿去支援部队打榆林了，剩下零头，地方部队食用尚且不够，哪能供得了中央机关？万般无奈，新四旅旅长张贤约提出杀驴，毛泽东一听不同意，杀了驴，老百姓来年拿什么种庄稼？又有人提出让战士们放开肚皮吃枣子，佳县人有习惯，树上枣子熟了随便吃，不分你的我的。毛泽东也不同意，枣子是当地群众的“救命果”，一颗也吃不得。那怎么办？周恩来和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大眼瞪小眼。毛泽东只好打贺龙这张牌。
那几天中共中央前委几个人是一天一个地点，这天又转到神泉堡，与晋西北临县隔河相望，毛泽东心潮起伏地给贺龙和习仲勋拟发了一份电报，说：“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纵队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区（无定河黄河之间）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请你们派几批得力人员迅速分赴神、府、佳、米、绥、吴六县用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七千至一万石粮食，即可供给一个月完成作战计划。如情况允许还可以考虑再攻榆林。”贺龙从电报中一眼看出粮食的举足轻重。
自小河会议后，晋绥军区筹粮工作已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抢时间争速度，贺龙曾把脑子动到晋南，想从富流了油的太岳方面解决些问题。然而，毕竟山高水远，杯水车薪。现在看来，还得就地挖潜。毛泽东点到河西六县，事实上都在国民党直接间接控制之下。尽管毛泽东轻松地告诉贺龙，说“敌七个旅在镇川以北，绥德仅一个旅，无定河东西两侧广大地方均无敌踪，然后该敌只能同我主力在不大地区内周旋，不可能再行乱窜。在我军胜利鼓舞下，筹粮一万石还是可能的”，但真的要想在当时的神木、府谷、佳县、米脂、绥德和吴堡这些地区搞到粮食，无异于虎口拔牙！
贺龙亲自武装齐整地站在筹粮工作队面前作动员。他跷起绑腿，在布鞋底上磕掉烟灰，神情严肃：“有人说，不就是搞点粮食嘛！粮食，大问题呀！哪个给我搞到粮食，我给他记大功！野战军主力的同志们在那里饿着肚皮打仗，包谷秆秆都吃不上哩，毛主席也饿肚子！了得哟！”这些调粮干部大多来自河东各分区，像崞县、静乐这些地方，近年风调雨顺，又没打什么大仗，公仓私仓都有几粒存粮，最不济肚子也能搞得饱。听了陕北战场上种种粮荒的困境，特别是听了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都饿肚子的消息，个个很有触动。
队伍一出发，几天就见到成效。到收粮的日子，黄河水码头上运粮队伍一支比一支有声势，牲口驮子一片驴铃叮当：肩挑背扛的人们唱着歌子、叫着号子，气氛很不一般。这些动人的情景，同金灿灿的玉米粒、小米粒，同红团团、白生生的高粱米，同圆鼓鼓的大红豆，同肥嘟嘟的大南瓜，一起转运到陕北前线及毛泽东的餐桌上，便成就了一个不朽的话题。
陕北打仗，就是打粮食。这一点，彭德怀感受最深。他不但知道粮食的重要，更知道粮食后面的东西，具有怎样的支撑力。刘子奇当初被俘时与他相见，两人叙起同乡，谈得很随便。刘子奇千不明白万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当了俘虏。他的一二三旅共有三个团，除一个团留守山西运城，余两个团加上旅直属队1万多人，装备那么硬，为什么跟共产党一接火，就垮得抓不上手！刘子奇觉得不光彩，也不甘心，他想走。
彭德怀说：“你想走，我不拦你。去年整一旅旅长黄正诚在晋南被俘，不就放你回去了吗？问题是，你得把国民党同共产党比较比较，不要戴墨色眼镜看世界。军人当了俘虏自然不光彩，可你是回到人民的怀抱，这就很光荣。”
听到“人民”二字，刘子奇情动于衷。你是军人，可你也是人民一分子！他读过很多书，道理没有不懂的。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党放在桌面上一比较，刘子奇开了窍。那个黄正诚死抱着胡宗南不放，后来听说给枪毙了。而共产党奉行的是革命，第一是“人民”，第二才是“队伍”。正如彭德怀所说，当个师长、旅长并不是说地位就高了，在人民队伍里，只要你革命，你要干什么都行，你要当总司令都可以。
就这么几句并不复杂的话，使刘子奇明白过来，过去为什么大部队出动总是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而小部队出动一不留神又被吃掉，人多武器好，却始终不能主宰战场，反而处处陷于被动，说来说去，他的“国军”不是“人民的队伍”。刘子奇作出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这位从二等兵干到旅长的老“行伍”，戎马生涯几十个春秋，连汤恩伯的参谋长都当过，如今，甘心情愿做了一名“俘虏”。他觉得自己不是作为一名军人为敌手所俘，而是为正义所俘、为人民所俘。
刘子奇似乎完全成了个自由人。彭德怀没有给他施加任何压力，只说，你认为共产党好，我们一起干；你认为共产党不好，我把你送回去。刘子奇权衡再三，同意一起干。彭德怀让他给西安的家眷写封信，报个平安，并说“随便你派什么人送去”。
刘子奇就写封信，还附拍了一张照片，让和他同俘的副官送去。就这样，刘子奇换了个队伍。后来，他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当参谋，取其所长，主编一本名叫《野战军》的杂志。他丢掉一个“旅长”的头衔。却找回一个“人”的位置，终生庆幸不已。这从彭、刘谈话不久《晋绥日报》全文登出的一份电报可以见证。那是陕北战场陆续被俘的一批“阶下囚”联名致刘子奇的，像整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等，都在其列。电报这样写道：“闻兄等在陕北沙家店战役被解放，在兄等或懊丧莫名、恐惧终日，但弟等闻讯之后，却深为兄等庆欣，因弟等来解放区之后，备受优待，生活毫无痛苦，而且亲身体验到民主自由生活的愉快，既不做蒋介石反民主内战的工具，也不做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解除了内心与精神上无限桎梏，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甚愿等剔除烦恼，携手共进，为实现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读着这样一份内涵丰富的电报，别说身在其中的刘子奇，就是几十年后的局外人，也不能不产生一大堆人生感悟。
可见，国共两党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角逐。虽然，它在某些细部环节上不乏技巧性操作，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赤裸裸的世俗人心在较量。谁不喜欢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专制独裁统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人心。蒋介石、胡宗南那一套为人，对国民党中上层造成的精神桎梏及全社会的广泛压迫，注定其垮台的命运，只是这“台”究竟如何“垮”法，需要有个军事上的操作过程。
彭德怀无疑是这方面的高手。但他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取这大的宿命中“必然”二字而已。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许多较大规模的军事举措，实际上都是让一个平平淡淡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这“东西”就是粮食。所以，在彭德怀的心目中，贺龙仍旧是西北战场总指挥，到1954年他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的主创人员时，还郑重强调，写西北战场，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他还念念不忘沙家店战役之后，从河东弄来的十万石粮食。据说为了这点粮食，贺龙亲自指挥护粮队同阎锡山的“响马”打了好几仗，连延安大学转移到临县的师生都上阵筹粮设站，参加搬运。好不容易才把粮食转手交到河西，任弼时接着运。他是受毛泽东之托担此重任的。陕北不比晋西，任弼时只好给个政策：运粮者可以吃粮。到黄河边背1斗半粮食，回来交半斗给公家就可以了。这才从清涧、延川、吴堡等渡口，拉出一条粮道。战士们得到这一斗半小米，真是下不了口啊！
王震重返南泥湾，董钊再钻“口袋阵”
彭德怀捧豌豆面糊糊，一口一口喝得艰难。这都是当地老乡把坚壁下的麦种、豌豆刨出来，磨成细面给送来的。他亲眼看见西野指挥部驻地那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庄子上，家家都在吃糠咽菜，可听说他彭德怀在这里指挥打仗，就都跑到地头把要成熟没成熟的高粱穗子剪下来，搓些米子，在碾子上脱了糠，和那些尚未咧嘴硬被剥出来、来不及晒干的豆子，一口袋一口袋装了，用毛驴往部队驮。彭德怀嘴在碗沿上稀溜着，眼睛一直不离开地图，似乎只有这样他才配喝碗里的糊糊，否则，他心里就亏得慌。
地图上，陈、谢兵团那个大箭头已由晋南、豫北交界处南越黄河，直插豫西，威逼潼关。西安的危机显而易见。那么，痛失三十六师再加上后院起火，胡宗南你的定力是否经得住新鲜伤口撒上一把胡椒面呢？彭德怀一向不轻视胡宗南，但也从不把这个对手看得太重，他知道杨七郎脖颈底下那块肉和阿喀琉斯的脚踵，知道胡宗南此时此刻的六神无主。沙家店战役之后，种种迹象表明胡军在陕北有点心猿意马的意思，但侦察情报需要消化，每当这种时候，彭德怀就得像嚼豆面糊糊那样，把胡宗南的心思揉碎了细细地咂摸。
的确，审时度势的胡宗南，再次决定收缩羽翼，对陕北战势取以守为攻的态度。在延安以北广大腹地之中，他只固守绥德、清涧、瓦窑堡三个支撑点，作为延安的屏障。大批主力部队通通龟缩到延安或者更加靠近西安的关中地区整补。这样，不仅对陕北仍可维持狮子大开口的架势，重要的是，西安的后方安全有了可靠保证。想不到如此万全之策，竟不被一些高级僚属所看重。
正式决定尚未出台，就有人跳出来反对。那位驻守清涧的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就是最起劲的一位“不敢苟同”者。廖认为胡宗南欲固守延安以北三个据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守兵不足相对孤立易被共产党军队分而治之姑且不论，各据点离延安那么远，又能起到多大的“屏障”作用呢？
一听口气便知廖昂绝非等闲之辈。他虽早在山城堡就曾败在彭德怀手下，落得个全军覆没、只身幸免的下场，但其战术眼光还是有一点的。主张撤出延安以北三个支撑点、集中兵力巩固延安外围据点，不无道理！可是胡宗南的道理更大，绥德、清涧和瓦窑堡一放弃，不就等于宣布整个陕北拱手让给共产党了吗？这种明目张胆的败退，还不叫蒋介石气歪嘴巴！胡宗南可不想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最后的结论当然是廖昂的小道理服从胡宗南的大道理。想一想看吧，这不是上苍赐予彭德怀的良机又是什么呢？
彭德怀由内线转向外线、内外线配合主动向胡军地盘出击的决心，如长风出峡，呼呼有声。中央军委根据西北野战军战略进攻的要求，将原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一旅、第二旅和骑兵第六师，组建成立了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阎揆要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稍后，又以教导旅和新四旅组建成了第六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政委徐立清，张贤约任副司令员。现在，彭德怀将五个纵队在沙盘上一摆，陕北战场的气势立刻大不一样。他让野司亲率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在延安东北拔除胡宗南视作屏障的那几个支撑点，而将二纵与四纵组成外线兵团，交给王震统一指挥。令二纵由甘（泉）、富（县）、洛（川）一线节节击敌，渐与王世泰的四纵合为一股，出击延安以南的黄龙山区，发动黄龙战役。
用大兵团作战的眼光来看，黄龙战役很有点大穿插大迂回的味道。这使胡宗南举止失措，思想准备不足。事实上，彭德怀只希望王震将部队攥成一个拳头，绕过延安，钻到胡宗南的深处，在那里翻江倒海，闹他个一佛出世、五佛升天，然后，他在外线好做文章。这任务颇合王震的口味。与当年南下支队长驱中原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命令一下，王震就指挥已在关中的四纵由白水北上黄龙。与此同时，二纵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延安，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大劳山。接着，一头扎进故地南泥湾，准备在那里好好满足一下肚子，养精蓄锐。下一步两个纵队的好戏就不难唱了，一南一北唱念做打动作起来，胡宗南非喝迷魂汤不可。只要胡作出共产党军队西野主力意欲南进的判断，就不由得他不倾其全部注意。这样一来，彭德怀的另外三个纵队就可在延安以北放胆子吃了！
当然，王震的苦劳还不仅限于此。南泥湾可是老三五九旅手中的“小江南”啊，彭德怀把部队支到这里，用意极为丰富。别的不说，全军吃粮紧张的状况，多少会缓解一阵子。但这种秘而不宣的期望值，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打掉了。胡军留给王震的南泥湾以及所有老解放区，已经远远不是过去的概念。在南泥湾，那块镌刻着毛泽东和贺龙题词的碑石被推倒了，白灰刷在墙上的标语早被铲得干干净净，当年“鲁艺”艺术家们演出《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的大礼堂，也被一把火烧成残垣断壁，烈士碑全砸烂了，窑洞塌了顶，干部战士低头抬眼，满目荒凉，见不着一样完整的东西。老百姓当然早跑得不见人影，村子里静悄悄的，家家关门闭户，地里玉米高粱和豆子什么的，荒乎乎的一片狼藉，也没人照管收割。往村口地边一站，遍地是粪便和尿迹以及国民党兵留下的各色破破烂烂——这正好，它给王震即将展开的黄龙战役，作了一个绝妙的鼓动。
日子眨眼9月过半。早起行军，哈口气可以看得清了，路边的草叶上也已见出白霜。王震皱起眉头，想起彭老总军用地图上贴着河西由北向南那个又粗又长的箭头，心中不免一阵发紧。这是一个历史的潮头，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陈、谢兵团在豫西的出色表现，已使西安大感不“安”，不用说胡宗南，连蒋介石的神经也吃不住了！西北这块地盘是老蒋的心头肉啊，他怎能坐视不管！从总部的敌情通报中，王震已获悉蒋介石日前直飞西安，亲自坐镇“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这说明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真正戳到敌人的要害。那么，眼下二、四纵队如何在黄龙地区撕开口子，撕痛他，撕得胡蒋鲜血淋漓，是摆在王震面前刻不容缓的使命。
二纵一向被誉为“飞毛腿”，而王震对于深入敌后独立作战的组织指挥又从不含糊。于是，当即以独四旅为右纵队，三五九旅为左纵队，从南泥湾一鼓作气飞流直下，首先攻克了国民党在黄龙设立治局的所在地——石堡。与此同时，王世泰所率第四纵队，也把白水拿下来了。两个纵队遂会师于石堡东南。继而，“二王”协力一动，韩城不攻自破。韩城这地方依山傍水，本身就富得要命，加之又是黄河西岸的渡口要津，晋陕两省贸易集散，更使它仓储富足，肥得流油。两个纵队部队结结实实补充了一下。特别是得到6门野炮和800余发炮弹，让王震精神大振，拍着胸脯要打屁股后面的宜川。
这主意当然不坏。宜川是陕北门户，胡宗南在守备方面下了本钱。宜川不下，即便“二王”在黄龙地区闹翻天，也没法跟陕甘宁那边的大片区域接上脉息，成不了气候。胡宗南照样把陕北握在手中，照样稳坐延安和西安，从容不迫。而宜川一打下来，局面就不同了，不但胡军在陕北立足困难，其关中和渭水流域大部地区也将唇亡齿寒，甚至连西安也会成为一块剥了皮的芋头……王震喜滋滋地说：“打完这一仗就打西安，看他胡宗南能往哪里跑！”
王震的乐观有道理。在二、四两个纵队大闹黄龙地区的前前后后，彭德怀已在安家集周密部署好延清战役。许光达的第三纵队和教导旅10月1日从文安驿出发，直扑延长和延川。当时，延长县城只有敌二十四旅一个营防守，许稍稍用力，守敌就压得喘不过气来。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一个劲地给他那个守备营营长傅瑞光丢“精神炸弹”，什么“牢记军人魂”“保持师的荣誉”，什么“不成功便成仁”，什么“临难毋苟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等，到了关键时刻全都不灵了！延长和延川两城几乎同时插上解放军的红旗。
“两延”一丢，清涧的屁股蛋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三纵夺取延长和延川时，一纵也从金沙镇出发，把清涧城南的三十里铺搞到了手。这样，清涧、子长、绥德等几个点上的守敌，与延安大本营之间的联系就彻底掐断了。胡宗南这一惊非同小可！本来，沙家店战役之后，胡对整二十九军和整一军这两张王牌就打得十分谨慎。经过反复斟酌及和老蒋密谋，好不容易把两部收缩到延安。接下来的如意算盘是，让刘戡整二十九军控制延安占领区，堵我西野部队南下去路；而董钊整一军则南下关中，以对付陈、谢兵团可能突破潼关、给延安颜色看。南拳北腿已是力不从心，没曾想彭德怀竟又让王震揪着董钊的尾巴紧追不舍，连连招架不迭，一直转到清涧才算稍稍摆脱。正要抬脚南下，忽又传来一六七旅五○○团在曲思教地区中埋伏的消息。这个埋伏中得可不轻，阵亡士兵百余名，被俘80多人，更重要的是有21辆汽车、5辆坦克不翼而飞。
胡宗南听不得“埋伏”二字，一听就禁不住浑身筛糠，仿佛陕北绵延起伏的高原处处都是坟墓。于是，他急令董钊暂缓南下，起码不要把南下意图搞得赤裸裸一丝不挂，而尽可能含蓄一些，让陈武由杨家坪、曲思教向延安前进，主力小心翼翼绕到公路以南，经关庄和岔口转进到延安。到了延安再作打算，南下不南下，主动权握在手中。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料事如神的彭德怀竟又在岔口以东为他布设了一个“口袋”。虽说这一仗因为兵力悬殊且半路上老天爷下了一场大雨，我军没有实现“歼其一部”的目的，但仅仅是那个稀里哗啦的场面，也够刘戡和董钊收拾一阵子了！
总之，黄龙山区一团乱麻，在胡宗南心头简直不知该摆放到什么位置。现实情况是，董钊如惊弓之鸟，刘戡不真不假的心思用在清涧方向。过去，胡军上下都口口声声要寻找共产党军队主力；如今，共产党军队在他们心目中，“最好别碰上”。这种局面使王震和王世泰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两人在沙盘上一拍即合，对攻打宜川充满信心。行动的日子定在10月15日。四天之后，二、四两个纵队突然逼近宜川城，三五九旅主力包围钳制城北老虎山、虎头山，另抽七团配属独四旅负责攻打位于城西南的主阵地七郎山。四纵则派警一旅重点夺取城东南的凤翅山。
攻城阵势一摆开，王震的牛脾气又上来了。他跑到一线团指挥所，把帽子一扔，从战士手中夺过一挺轻机枪，打雷一般吼着就往上冲。团长苏宏道一看这情形魂都吓掉了，扑过去把王震一把抱住：“司令员，这不行啊……”说着“不行”，部队已经全线出击，无声的命令鼓舞着每一个战士和基层指挥员，那股锐气势不可挡。指导员连德合没冲出去多远就让敌炮火炸断一条腿。他在血泊中喘了口气，立刻爬起来单腿跳跃。那是60度的斜坡啊，他居然就凭着一条腿连跳带爬往上攀登，冲在队伍中间。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最后就是这位单腿指导员，指挥着全连仅剩的两个班冲上了七郎山。
正在延安大喘气的董钊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立率整一师、九十师、二十七师四十七旅大张旗鼓赶来增援。王震和王世泰下令部队扛起宜川城头的红旗，押着国民党中将指挥官许用修、少将县长徐沛和新九旅二十七团上校团长彭友明等一干俘虏撤出战斗。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两个纵队全部东渡黄河，保存实力。四纵转移到固临地区，二纵由吉县转移至运城。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董钊大部队虚张声势赶到宜川。举目一望，这里早已硝烟散尽，呈现一派升平歌舞。宜川城防全线崩溃后，原驻守该城的国民党新九旅第二十七团、六十一旅第一八二团和整九十师野炮营一个连，加上地方武装三千多人，死伤及被俘者外，余皆作鸟兽散。解放军一撤出，这些炸了窝的鸟兽又都纷纷还巢筑垒，并刻意弄出满城祥瑞，好在上峰面前表现出镇定，不那么太扎眼。这一效果轻而易举实现了，董钊连续几天都在欣慰。当然，董的心情还有别的原因。在与刘戡的无线电联络中，他已确切获知，刘和驻守清涧的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目前正在度日如年……
掠四库廖昂安民乏术说死与降，拒小灶彭总治军有方论鱼与水
清涧是座山窝里的小城，北依九里山，西南有笔架山。这支“笔架”从城外一直伸进城内，种种说法由此衍生开来，熏得小城颇有些诗文相传的味道。
廖昂对此情投意合。他虽说是个军人，却生性儒雅，喜欢读点典籍，更喜欢藏书。听说清涧有个绰号叫黄翰林的清末秀才，私家藏书丰厚得很，尤其是古籍，许多绝版线装本价值连城。廖昂毫不客气地钻进黄秀才的书斋，一“校点”就是几个月，结果把一套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校”到了自己名下。
在廖昂心里，这大概是自己进驻清涧后最得意的一件事。它足以抵消延长与延川两座前哨城市的丢失。至于伤亡几何、投降几何，在他已是见怪不怪。他从容撤掉那个被二十四旅旅长张新骂作“贪生怕死、指挥无能”的营长陈炼，让副营长陆少侠代理营长，然后，给胡宗南发报，要求趁共产党军队主力还没来得及合围清涧之前，批准他撤往绥德，与绥德守军一六五旅共同防守。
然而，廖昂想错了。胡宗南压根儿就没把廖的进退问题摆上议事日程。他正坐在延安兴致勃勃地垂钓。在他心目中，陕北是个巨大的池塘，而清涧不过是下钩的点，自以为久经沙场的黄埔门人廖昂，实际上竟是一截不折不扣的蚯蚓肉！这无论如何是廖昂接受不了的事实。面对胡宗南千篇一律的那几行复电——“加强工事，准备歼灭来犯之敌，并继续查明情况具报”，廖昂心灰至极。
嫡系的感觉一落千丈，廖昂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那套四库全书悄悄装上两辆汽车，派重兵押解运到西安，再转运回四川老家。接着，他便听到清涧城外西南方向时断时续响起隆隆炮声。再提撤守已是天方夜谭，唯一可能就是请胡宗南将守备绥德的整一六五旅和守备瓦窑堡的第七十二团调往清涧，以增强防御实力。在报告战况时，廖昂硬着头皮把这层意思向胡宗南说了。不曾想胡宗南依旧王顾左右而言他，并说，围城打援是敌惯用之策，如整一六五旅及第七十二团脱离既设阵地驰赴清涧，两部兵力不多又各分离，恐清涧之围未解，反使该两部陷于不利。还是那句老掉牙的话：“着仍照现态势固守，并将战斗情况具报。”很显然，他廖昂不被咬个皮开肉绽，胡宗南是绝不肯轻派援兵的。
其实，胡宗南根本不把廖昂的感觉放在心上。此时此刻，他目光盯得最紧的，是彭德怀。根据陆、空侦察，清涧周围共产党军队数得着名目的番号，不过有个“一纵”而已，“三纵”部队那时还在延长和延川没来得及收拢，至于刚成立起来的第六纵队，胡宗南在很长时间内还摸不清头绪。所以，彭德怀将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兵临城下时，胡还在那里执著地施行他的“钓鱼战术”，口口声声要等待共产党军队主力“咬钩”。二、四两个纵队已远走晋南，共产党军队哪还有什么“主力”？
难来难去难着了廖昂。他办事认真，何况对清涧又情有独钟。记得占城那天，他特意从咸榆公路那边爬上城西南一堵屏墙似的笔架山，隔着细水长流的清涧河，遥望城东北方向石头累累的制高点。这时，因河流而得名的这座秀美小城，就仿佛镶嵌在石头缝里，让人禁不住要大发感慨。作战参谋对着地图告诉廖昂，脚下这个制高点，读书的人称笔架山，当地老百姓就叫耙子山。廖皱起眉头，用鼻子哼道：“乱石滚滚的，别说耙，怕是用扫帚也扫不出个啥子来。还是给我架几挺机枪吧！”
事实果真如此，当时这座两万人口的陕北县城，已经“有户无口，无民可安”，满城空街净巷，更谈不上集市或是买卖，一片树倒猢狲散的冷清。若要招财就得进口，廖昂懂得这个简单道理，便在把城外居民引回城里的工作上大做文章。先是派部队四处张贴标语、告示，以绥署的牌子，大力鼓吹什么“按户慰问、计口救济”，“交易暂不征税”“分得田地继续有效”等，接着，干脆出动人马拉拉扯扯，进城也得进，不进也得进。
可是，老百姓就听你的吗？他们从来都不大相信耳朵而只相信眼睛，你廖昂贴一万条告示和标语，也不如一座碉堡更有说服力，何况他在清涧周围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一口气修筑了57座碉堡！而且，所有城墙上都增筑了横隔和掩体；南关和北关数百幢民房，墙壁上通通凿开枪眼，并蛛网般地连起交通壕、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城门前堆积如山的巨石挡在路口；城西北耙子山是廖昂的核心阵地，那里不光是架几挺机枪，除了用钢筋水泥浇出工事外，还建有一个炮兵阵地。冷冰冰的大炮一门一门蹲在居民们头顶上，谁还有胆量去接受“按户慰问”和领那份“计口救济”呀！
廖昂安民乏术，索性放开手脚，也不演戏了，一门心思将清涧城防整到钢牙利齿的程度，并且兴之所至，把“固若金汤”几个字写成斗大的横幅悬挂出来。什么“按户慰问、计口救济”，有那个钱还不如到西安来购些火腿、罐头鱼和香肠等一应美食，给守城官兵自己油油嘴巴！在廖昂来说，仅仅靠一个师部、一个旅部和一个尚欠着一个团的旅这么点儿兵力，要想做到“固若金汤”，就只能如此了。彭德怀领着三个纵队司令员、政委实地勘察了一遍，也不得不暗暗点头。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攻城的信心。当时，一、三、六纵队大部分部队都在文安驿、金沙镇一带休整了十多天，兵员、武器、弹药补充方面都还可以，提起攻打清涧，干部、战士全都气壮壮的，彭德怀除了担心攻城火器不足同时又缺乏经验之外，总体决心毫不含糊。看完地形，他摘下望远镜，一边往山下走一边对几位纵队领导说：“大家努把力，好好打，打下清涧，我请大家吃肉！”
这在咽小米糠、槐树叶和嚼黑豆钱钱的条件下，实在是个不小的诱惑。大家一块吃肉的记忆，还要追溯到刚打完沙家店之后那次总结会。那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亲临会场，总部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所有家底都搭上，才勉强张罗了一顿酒肉，以至于吃得大家个个经久难忘。
贺炳炎当即追着彭德怀不放：“老总你可得说话算话，别吹牛！”
彭德怀瞪贺一眼：“吹你个鬼哟！”转而无奈地叹口气。彭德怀一个“请”字，是纯粹个人的承诺。这个愿他许了不止一遍，一直总没机会兑现，几乎成了老总的心病。时间渐入冬季，以眼前的情况看，别说请吃红烧肉，就是饱撑一顿小米干饭的理想也如同云外之烟。彭德怀喝黑豆汤都喝出毛病，肚子一天到晚稀里呼噜，开个小会就得跑两趟厕所。心细的廖汉生找四科长高克恭一问，才知道老总拉痢疾了。廖汉生又心痛又着急地数落高，可是高也有倒不清的苦水。要米没米，要菜没菜，油盐酱醋都谈不到，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彭总的脾气谁都知道，拗得很，一丝一毫特殊优待也不接受。部队到“三边”时，炊事员为他买几根黄瓜，还给他狠狠说一顿，一句话把小灶就撤了。跟部队一起喝大锅汤，什么关照也保证不了，叫后勤咋办呢？
这就是彭德怀。他的严格总是从自己开始。所以，他的纪律犹如铜墙铁壁，严丝密缝，又像泰山一样压得住阵脚。饿肚子饿到要人性命的情况下，说打仗是打“政治”，归根到底还是打“纪律”。在沙家店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就少数战士动不动对老乡耍态度、强行牵老百姓毛驴这件事，愤恨地拍了桌子。那是让一野老同志们终身忘不了的情节，彭总铁青着脸，两手背着吼道：“山里没得树，那是死山；水里没得鱼，那是死水。不要觉得打个把胜仗你就了不得了，没有人民群众支持和关怀，你25000人能抗得住23万强敌？哪一个要是讲他能做得到，那我就来告诉你：放屁！吹大牛！莫听他的，他是个疯子！我们中间就有那么些同志，不晓得天高地厚，把自己成绩看得比天还大，看别人的优点比豆子还要小。而别人缺点到他眼里却比天还穴。这种人，脑子里有个公式，成绩是自己的，缺点是别个的。打了胜仗，站在别人面前耀武扬威；打了败仗，把别人推出来做替死鬼……不是我彭德怀言重了，我们中间确有这样的角色哩！”
这一席话说得可不轻，许多人头埋到裤裆里去了。彭德怀戛然而止，不说了。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使劲拍巴掌，想叫他再讲。彭将手一挥，扔下一句“没得讲了”就要往台下走。掌声潮水般地响起来，彭德怀的脚步被拖住了，他用手压了压，把如潮的掌声压干净后，才又说：“我这个人，嘴巴子笨，和同志们在一道工作，经常见面，有的还是一日三见面。我要有话讲，你们不鼓掌欢迎，我也要讲；我要无话说，莫说鼓掌，你就是放大炮我也不会讲。今后，免了这一套。”说着，径自下去了。
没有人再鼓掌，大家都在想彭德怀的话。关于争取群众支持的问题，彭已三令五申。这年4月1日，还专门和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联名给各部队发电报，强调军民关系，要求检查纪律，“每一伙食单位要有纪律检查组，每班要有纪律检查员。连首长每日须有简短纪律生活讲评，营首长三至五天，团首长七至十天，旅首长半月须有一次讲评，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求“各连队每到一地，召开军民联欢会，进行社会调查，军政首长、特别是政治机关要找地方干部谈话”。对那些“将引起人民怨恨我军”的“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羊杀光，翻箱倒柜，挖窖，牵牛赶驴，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给钱”等现象，采取断然的处罚措施……
四科长高克恭甚至眼里有点湿润。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彭德怀，因而也就没法简单、孤立地看待老总对群众纪律问题的态度。就在头天晚上，高克恭看不过彭德怀一趟一趟跑厕所，想法子弄到些小米煮了点干饭，小心翼翼地端到老总面前。彭德怀白了一眼，没好气地问：“干么子？”高克恭忙解释：“吃吧，人人都有一份。”每次吃好一点的东西，老总都要从头查问到底，这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直到炊事员承认自己也有一份，他才肯下筷子。“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吃窝窝头啊！”彭德怀捧起饭碗时，总是这样心事重重地感叹不已。然后，才开始苦着脸像吞宝剑一样把东西咽下去。
这滋味，胡宗南门下那些吃粮当兵的官老爷哪能体会得到？即便像10月6日清涧城防空前吃紧、城南阵地一部被解放军突破、廖昂大喊“粮弹告罄，如不早派援兵驰援，将陷于粮尽弹绝之地”时，事实上也未必就真的“粮尽弹绝”了。时任整七十六师少将参谋长的刘学超先生，几十年后撰文就明白无误地承认这一点。胡宗南想必对此也很有底数，所以，任凭廖昂喊破嗓子，他始终是那句套话：“着再详查具报”，根本不提“驰援”二字，非得等到廖昂和刘学超含沙射影地援引司马公“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那几句名言，才稍稍改变态度，复电：“已饬刘戡军长率五个旅来援……”最后，胡宗南的飞机在清涧空投的既不是粮也不是弹，却是30亿元簇新的法币！
大概就在胡宗南稳坐钓鱼台对付整七十六师种种真假莫辨的呼救时，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和贺龙拍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一）清涧敌兵工事不弱于蟠龙，我大部已有相当充分准备，班排以上干部均看好了地形，讨论攻击办法均有信心，因天雨时间关系，小部准备仍不充分，不便延迟，决于6日黄昏攻击，估计三天可得手。
（二）一、三两纵东西夹攻，教导旅位置于廿里铺骆驼铺，打绥德南援之敌及清涧北退之敌；新四旅一个团主力在河家山岔，一个营在拐峁东北阻敌援军争取时间，旅直及另一个团，于清涧卅里铺。
（三）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榆）以教导旅及一、三两纵攻取绥德，得手后北取榆林，不知粮食有无办法，请贺龙考虑。
不足250个字，不但把清涧的攻城方案及后续任务表述得淋漓尽致，还给人以品评不尽的人格内涵。于是，围绕着一座小城展开了两幅明暗色彩各不相同的世情图景。把这两幅图景放在今人面前，要品评它也许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在当时，身为情境中人，能于时空之间超脱出来见解一二，怕是只有毛泽东一人。
毛泽东晤谈归来燕戏说聊斋，彭德怀训斥阶下囚痛陈冤孽
那些日子毛泽东很忙。全国解放战争正处在重大决策之后关键性的执行阶段，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米脂杨家沟。文电交驰，舆论一惊一乍，处变不惊的毛泽东，也几乎失去睡眠的概念。黎明时分刚打个盹，就有报告说，贺龙过黄河来了。他知道来的不是贺龙一人，还有刚从晋冀鲁豫解放区匆匆赶到的三秦名将赵寿山。虽有电报在先，毛泽东的兴奋还是难以抑制。这会儿普天下人都在痛骂蒋介石，指责他对赵寿山有功不赏反加陷害，硬是把赵逼上梁山！
赵寿山是杨虎城的部将，先后担任过十七师师长和三十八军军长。红军时代起，赵就暗恋共产党，“凡能有助于红军之处，无不悉力以赴”，曾为红军购买150多辆大车的粮食，帮助渡过难关。1937年春节过后，他还把自己一双儿女也送往延安学习。到抗战期间，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出台，更坚定了赵寿山亲共倾向。“西安事变”中，赵坚决主张不放蒋介石，为这事彭德怀苦口婆心做了三天说服工作。那时，赵部驻三原，与中共将领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人“朝夕往还”。后来，赵部移防晋东南，在中条山抗日三年，得了个“中条一柱”的美名。就凭这一点，老蒋也不会轻易放过赵。又是抽他的部下“受训”、进“劳动营”，又是派特务盯梢或者搞闪电式调遣，折腾到1942年，赵寿山干脆扔掉“前途渺茫”的国民党，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置身敌营的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走过去抓住有点踉跄的赵寿山，喊了声“同志”，说：“大家这么多年对你都非常操心，今天你终于胜利地回来了！”又说：“多年来身在虎口，安之如夷，其故安在乎？今天我们好好谈谈！”赵寿山使劲点头，也说：“要谈，要谈，我憋了一肚子话啊！”他比毛泽东小一岁，出生于陕西户县北乡定舟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6岁在陕西陆军测量学校踏人戎途，后投效到冯玉祥的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从上尉参谋兼教导团学兵团地形教官，一步步干到杨虎城手下的教导队队长、教导营营长。北伐时，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赵升为补充团团长，继升旅长、汉中绥靖司令及十七师师长和三十八军军长。1944年春，蒋介石一纸命令，迫使赵忍痛别离了自己辛辛苦苦一手抚育起来的三十八军，而到蒋的嫡系第三集团军，当个空头总司令。两年后，蒋又以赵意欲出国考察水利为由，将这个“空头司令”的乌纱帽抹掉。正好，赵寿山趁此机会，于重重封锁之中，转道奔向了解放区。
谈话从晚饭的饭桌上轻松自如荡漾开来。毛泽东一面给赵寿山夹菜，一面笑着说：“你是一个聊斋人物哩……”赵寿山一怔，不解地望着毛。毛泽东看出赵的疑惑，不急不忙地放下筷子，解释道：“蒋介石是一个世界，我们又是一个世界，就好比阴阳两界嘛！你同贺老总还有彭老总，都是这两个世界的见证人，最有发言权。”赵寿山回味片刻，觉得比喻奇妙，道理深刻，大有暮鼓晨钟的震撼。忽然间，他想起好友杜斌丞在西安被害的往事和蒋介石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
杜斌丞就是太不明白蒋介石那个世界了。当初赵看出蒋对杜的痛恨，曾力劝杜离开西安，丢掉脑子里的“四架冰山”：其一，不要以为有本家杜聿明说话，就可安然无恙。事实上蒋要捕人，杜聿明连屁也不敢放；其二，不要以为与西北一些知名军人有关系，就可保平安。这些人眼下都是光杆司令，而蒋介石怕的是枪杆子；其三，不要以为有个西北民盟主委的头衔就碍着蒋的手脚，蒋只要愿意，连张澜、沈钧儒也照逮捕不误；其四，不要以为曾当过陕甘两省政府秘书长，在西北有人望，蒋会念旧而打消嫉恨。没有的事，蒋照样可以恨得浑身打战……遗憾的是，杜斌丞就是参不透这点玄机，坚持不离开西安，代买好机票也不走，气得赵寿山骂道：“你不走，那就只有等死。不过你死也要死得强硬一点，不要丢人，日后我回来给你立碑献花圈！”果然，杜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人头落地。相比之下，老蒋对赵寿山要客气得多，虽说特务监视从未间断，但赵做出真得要出国考察的姿态时，蒋主动约赵吃饭，并在饭后的谈话中，把赵大大奖励一番，表示对过去未能早日提拔负有责任，待赵赴美考察回国后将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令赵承担。然而，赵寿山的脑子够用，根本没把蒋介石口头诺言当回事。说来说去，这都是赵对蒋的世界悟明白了啊！
“寿山，你说说这么多年来斗争的情况好不好？”见赵寿山出神地望着窗外，毛泽东小声提醒道。赵寿山抽回思绪，沉重地叹息一声：“主席，是组织同志们救了我。寿山何德何能，这么多年能踏着两道门槛没有惹出杀身之祸！若不是党的关怀和经常的指示，别说一个寿山，十个怕也没了！”接着，赵寿山还谈到保全性命的一些其他方面原因，比方说三十八军武力的存在，特别是该军长期的历史关系，内部团结，有战斗力。当然还有赵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及在社会上建立起来的良好舆论，把可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其中包括蒋管区一些所谓社会贤达，使他们人前人后多说好话不说坏话。这样，便有了一个较好的私人关系基础等。毛泽东的倾听亦是高质量的，不时让赵将某段话重复一遍，并插进自己的点睛妙语。谈话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凌晨4点。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找赵寿山谈工作问题。毛笑着对赵说：“你很受欢迎，彭、贺都是争着向我要人，我都没答应啰。我要同你商量一下子，两个岗位随便你拣，你愿意在后方，就给贺当副手；愿意在前方，就给彭当副手。”赵答：“请主席决定，我没有意见。”毛泽东表示对这个回答不甚满意：“我的决定要实事求是嘛，最要紧的是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心情舒畅。”他踱到赵寿山跟前，很虚心的样子问：“你分析一下子，你在前方的作用大，还是在后方的作用大？”赵寿山不得不被毛的这番诚恳所打动，多少年来唯命是从，现在要自己当自己的家，他突然鲜明而强烈地意识到，身边的确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那光芒是耀眼的，他禁不住有点目眩，有点慌乱，有点手足无措。他沉吟一会儿，试着用自己的脑子认真思考了一下面前的问题，就说，要谈起作用来，我在前方可能作用比较大些。因为我是个当兵的，一切水平很低，仗打了多年总还有些经验。将来打西安，我是关中人，人地都比较熟悉，在情报方面可能要灵通一些。这下毛泽东满意了，随即说：“好，我原打算让你在后方给贺当副手，现在看，你还是到前方给彭做个副司令员更为有利。”
彭德怀接到命令喜出望外，待与赵寿山见面，更是咧开了嘴。清涧攻城正在节骨眼上，本来就不拘礼俗客套的彭德怀，干脆一步到位，拉完手就谈战场情况。其时，一纵正在攻打那座笔架不像笔架、耙子不像耙子的制高点。这个控制全城的致命要点，自然而然要引起双方殊死决战。它确实是块难啃的骨头，主阵地整块灰色的岩石拔地而起，本来周围的陡崖峭壁就高悬数丈，廖昂又作了一次人工切削，就更为陡峭。担任主攻的三五八旅炮火有限，加之初始目标又没选准，一连攻击了三次都受挫，部队牺牲相当大。这可急坏彭德怀，刘戡的援军眼看就到永坪，距清涧只有一天的路程，时间再耽搁下去，势必影响攻城全局。他操起电话要贺炳炎：“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在电话里边也是心急火燎：“部队伤亡不得了啊，困难太大！”“不许讲困难！必须拿下！”说完，彭德怀摔了电话。那边的贺炳炎也摔了电话。
彭德怀压下火气，立即带上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名参谋、警卫人员，一头扎到三五八旅指挥所，把黄新廷和余秋里叫上，直奔前沿堑壕。黄、余二人吓得左遮右挡，生怕流弹伤着彭老总。彭德怀可不管这些，伸手推开挡在面前的人，自顾自趴在前沿工事上观察敌情。好一会儿，心中有了底，一回指挥所就重新调整部署，组织攻击火力，再打，到第二天上午，终于打下了耙子山。然而，三五八旅元气大伤，连七一六团团长储汉元都牺牲了！战后，彭德怀再次来到耙子山，感慨万端地说：“也亏了三五八旅啊，像这样坚固的工事，凭我们这个装备，若不是革命队伍，任何队伍都拿不下来！”
清涧老百姓将这座山改了名字，不叫耙子山也不叫笔架山，叫“汉元山”。一个勇士的名字与小城清涧永远共生于历史一角，而枉费心机的廖昂终难逃脱被俘的命运。这个结局是他所绝没有料想到的。当时解放军将清涧外围据点全部肃清、城西笔架山守军又蜂拥而退时，上帝本已递给他一个轻松而体面的台阶——一个被共产党军队俘虏过又重新放回的士兵，给他带去一封信。信是他的黄埔同窗张宗逊写的。张真心诚意地希望廖“认清形势、迷途知返”，廖在几秒钟里内心倒也动了一下，但这股微风立即又从树梢上抹过去了。“那怎么可以！”他冲着比较务实的参谋长刘学超和旅长张新训斥道。随后，耳边便仿佛听到刘戡的援兵千军万马掩杀过来。廖昂一遍一遍地昭告部属亦昭告自己：“再怎么说也不能放下武器！”接着命令作战参谋用报话机与延安指挥所明话联络。他一分一秒地熬着，总算得到援军先头部队接近清涧西南高地的消息，甚至连联络号音都有了，可是，望穿秋水、想断柔肠，终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入夜，被管制灯火的清涧，宛若一个巨大的铁盒子渐渐沉入水底，廖昂脱下皮大衣，换上士兵服，继而将胡宗南空投的30亿元法币一张一张投入火中……
天地定数把这个11年前在山城堡就已一败涂地的廖昂，再次推到彭德怀面前。彭沉着脸，单刀直入大声责问：“廖昂，你是怎么搞的，叫你投降么子不投降？你睁开眼睛看看，城里城外死了多少人！”在这之前，廖昂见到他的另一位黄埔同学许光达时，还趾高气扬，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嘴里嘟嘟哝哝：“我不晓得这一仗是怎么输的，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把我抓来的。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了，我们正正规规再打一仗！”听到彭德怀这句话，立刻就像霜打的茄子。他双手不听使唤地抖起来，一边抖一边给彭递上支“薛仁贵”牌香烟。彭德怀拨开他的烟，缓了缓口气：“我听说你还很委屈，还不服输，是不是啊？哼！真是长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你只知你们有几十万部队，装备精良，而我们只有几万人。可你知道吗，我们这几万人同150万陕北人民是血肉相连的。150万啊！他们个个都是战斗员，这个兵力优势只怕你们没法子比哟！陕北的哪个山头、哪条河川、哪个城镇和乡村，没有我们的民兵监视哨？你们拉一下枪栓，我们都一清二楚。你们是么子？是不义之师！是聋子是瞎子，是没有脑壳的人。所以，我们必胜，你们必败，道理就这么子简单，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谅你也搞不懂！”
廖昂张着嘴巴，的确似懂非懂。这时，警卫员跑来报告，说炊事班优待俘虏的面条做好了。彭德怀朝廖昂看一眼，说：“廖师长要是饿了，我们就开饭！”廖不置可否地连声喏喏。彭德怀即让警卫员把面条端上来。这是一盆光面，粉粗，擀得也马虎，清汤白水，一丝油星也见不着，又没有菜。彭德怀操起勺子就往碗里打面条，而廖昂却站在一边吃惊地瞪大眼睛。他犹豫好一会儿，说：“早就听说彭总司令生活俭朴，万没想到是这么清苦，鄙人敬佩之至！”
这话刺激了彭德怀。他把碗往桌上一顿：“怎么，这样的饭还算清苦？兵连祸结，你知道陕北父老乡亲都吃么子？他们连小米、包谷面也吃不上！一年到头靠榆树叶子面、黑豆糊糊填肚子。我们跟你们不同，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是我们的娘老子，我们理当同他们同甘共苦。今天我彭德怀吃这碗白面条，已经是高高在上了，是特殊待遇啰！你们这些达官显贵，骑在人民头上，吃的是山珍海味，哪里管得着老百姓的死活，连个粗茶淡饭都难以下咽，这说明你们国民党腐败到了么子程度。你们注定要被人民打倒！”廖昂挑起一根面条，哆哆嗦嗦地送到嘴边，过于精细地嚼了嚼，他并未嚼出多少油盐咸淡，倒是嚼出一肚子落叶缤纷的秋风。他忽然记起了那天的日子，那是10月10日，双十节。
二、再打榆林
野战军立意再攻榆林，邓宝珊决心重守故城
秋天将近，陕北空气中略略多了些干爽。这使毛泽东愉快的心情更为清朗。午后的阳光伴着煦风，像是温柔的鞭子，一直抽打在远处。河流一天天变清，年景亦在成熟中老到起来。一切都适宜于毛泽东的思绪。他在窑洞里踱几步停一停，手上烟卷就快烧到指头了，终于踱到桌边，坐下来，笔走龙蛇。他要亲自将西北解放战争作个评价与总结。这就是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各军区、各野战军发出的那份关于西北战场情况和作战经验通报。
从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这一解放战争最精要的战场宝典来说，西野的成就无疑带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写道：西北我军在彭副总司令指挥下，包括3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10个旅，每旅大者5000余人，小者3000余人，全军共计4万余人。边区人口150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11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做过1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3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胡宗南中央系步骑24个旅及杂牌10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11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部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还算比较保守。过去七个月的交战，胡宗南吃亏多在得意忘形之际。只要他的部队一张狂，大动干戈游行起来，厄运往往接踵而至。这也难怪，那时他处于攻势，心心念念要寻找共产党军队主力决战，怎么可以在屁股上加铆钉呢！现在情况大大不同了，胡的守势已成定局。清涧战役结束后，整一军向南一调再调，榆林整三十六师二十八旅（也就是徐保那个旅）也已空运西安，留守榆林的只有第二十二军及保安第五团。刘戡整二十九军分割出好几块，守备在延安、甘泉、富县等地区，都只是扛枪放哨，望着太阳过日子。这时胡宗南想得最多的还是守城问题，要是延安再一失守让共产党军队收复过去，那蒋介石同他的“政治账”就一辈子也算不清。
接到毛泽东亲手起草的这份通报，彭德怀伏在马灯下整整抠了一夜。以他的直觉，中央对西野下步行动的具体方案，肯定已有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西野自身可以不动脑子了。他在延清战役结束的当天，就按老习惯给各部队出了题目，要求指战员们出谋献策，同时也向中央军委讨主意。他知道，毛泽东从来不会交给他一个现成的死的方案。记得“三战三捷”那阵子，每战之后，总是在战况报告发出去几分钟内，就可收到毛的复电。沙家店战役后期，指挥所和毛泽东的窑洞之间干脆直接拉起电话线。相比较而言，蟠龙战役难度大一点，敌我悬殊，又是在没有什么重火器的装备下攻坚，彭德怀当时多少有些压力。毛泽东的复电十来个字：坚决地打，打得好是胜利，打不好也可取得经验。一下子风卷阴云，把彭德怀松了绑。所以，彭德怀说党中央毛主席英明伟大，那是实实在在肺腑之言，比谁都真诚。因而，彭德怀也就比谁都更感到责任重大。
“我们这个党，没有我彭德怀可以，没有毛主席不行啊！”这是一个信念。它毫无疑问地影响着彭德怀的军事决策。毛泽东关于外线出击“打到敌后去”的想法，在彭德怀内心来说，做梦都在盘算。试想，西北野战军面对的是大西北五省区广大到占全中国领土近三分之一的地盘呀，不要说抛头洒血用枪杆子去从敌人手中夺取，就是不打枪不放炮光是靠战士们用一双脚板来丈量，那也得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可是，西北野战军又恰恰不能像其他兄弟野战军那样潇洒，不能说走，抬起脚就走。因为它的立足点是陕北，是守巢者，它就首先要顾虑到核心首脑机关的安全。为此，彭德怀曾冒着可以预计的牺牲，从陇东北上“三边”，发动了第一次对榆林失败的进攻。他始终认为，榆林的存在，无论如何对于誓不离开陕北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是个极大的威胁。
现在，彭德怀仍然没有摆脱这一沉重的忧患。整整一夜，他的大拇指就在清涧、子长、延川那个小三角周围无可奈何地跳来跳去，不知该是南下还是北上。若是图痛快，趁着胡宗南心神不定，一个箭头长驱宜川、黄龙，直逼其老巢西安，当然酣畅淋漓。可是把中央孤零零地丢在相距榆林不足百里的米脂，该会承担多大风险！彭德怀给自己结了一万个疙瘩，却找不到一个理想的解。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指示电到了。果如彭所预料，毛泽东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一、现地寻找打刘戡，如能歼其一两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黄陵）、宜（君）、同（官，即铜川）。彭德怀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二方案——再次解决邓宝珊。
在胡宗南与傅作义之间，邓宝珊的天平一向倾斜傅作义。隶属关系的因素当然是有，更重要的是个人感情大不相同。傅作义总像个老哥的样子，情深义重，顾全大局；而胡宗南则仗着后台硬，翻手云雨，说话不算数。如果光是吹吹牛倒也罢了，怕只怕他经常玩点小聪明，只顾自己风帆疾进，而把别人往绝路上推。比方说榆林防务。自沙家店战役之后，榆林便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吊子”，增兵犹恐不及。可胡宗南偏在这个时候拉走徐保的整二十八旅，且董、刘两军又节节向南，邓宝珊孤悬一隅，一个二十二军如同小娘养的，粮秣、装备一无着落。
蒋介石的甜点心从来都不作数。当初空运徐保人马时，曾有诺在先：“榆林要塞，粮秣、装备将速予补充，然而，邓宝珊站在榆林南门外凌霄塔上望穿双眼，国防部飞机永远只在他的梦中降落。后来知道，这也是因为胡宗南从中玩了花花点子。老蒋的“浙江病”已到晚期。他的耳孔始终只开放一半、听一种声音，亲疏分明，乡党误国，沉疴致命！——这让邓宝珊这个陕西人痛心疾首。
邓宝珊的心事瞒不过中共耳目，彭德怀当然也有一本清册。趁机打榆林，扫除榆（林）、神（木）、府（谷）等北线障碍，既巩固西野后方基地，造成南下出击的有利态势，又可保障机关安全，何乐而不为？在野司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分析道：“榆林守军总数不超过9000人，十分孤立。目前这种情况下，胡宗南长途北上增援榆林的可能性很小，傅作义部又隔着几百里沙漠，近一点的，是宁夏马鸿逵部。可是马家军是个封建土围子，一贯保存实力，别人打，他们看。再说，‘三边’那一仗，我们也给了点教训，估计不会轻易出这个头。所以说，同志们要有信心，胜利有很大把握。”
于是，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和绥德分区四、六两团，立即从绥德出发，直趋榆林。一纵由下盐湾、西岔方向，北渡无定河，向三岔湾攻击前进。从10月24日到27日，三天内即把榆林外围归德堡、三岔湾等据点全部占领。与此同时，三、六纵队也发展得颇为顺利，诸如五里墩、青云寺、金刚寺、无量殿、常乐堡等这样一些知名据点，几乎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就一扫而清。甚至连邓宝珊苦心修建的飞机场，也得来全不费工夫。碰巧，遇上西安派来运送枪械的一架飞机降落，占领五里墩和西沙梁的我军两股炮火一起射击，一飞机枪弹悉数炸毁，正驾驶员被击毙，副驾驶员举起双手。就这样，榆林城轻而易举地被团团围个结实。
初战告捷，按说很有点鼓舞人心的势头，可彭德怀在听到各部报告情况后，反觉心头沉甸甸的。经验告诉他，攻击一个有准备的城市，一上手就过于顺利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其中必有缘故！这缘故后来真相大白：其一，榆林守军对西野的攻城行动已有充分估计，并作了安排：因为兵力不足，他们规定，一旦榆林受攻，除城垣及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和北关紧靠城边的解宅两个据点必须坚守外，其余城外据点一律放弃；其二，榆林受攻时防守指挥大权，已分在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的手上。左世允总当家，可以指挥和调度一切。而那位关键性的人物邓宝珊在榆林城外枪炮尚未打响时，便静悄悄地登机飞往北平了。这，当然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重要情节。
傅作义卖关子搬兵宁夏，左世允撑门面风声鹤唳
邓宝珊是有备而往。坐在飞机上他就痛下决心：此次若是傅作义不讲交情，对榆林坐视不管，他就决不返回！邓深知单靠榆林眼下的那点本钱，自己回去倒不如干脆坐飞机去投奔毛泽东——或许那样还要体面些。邓宝珊一路胡思乱想，到北平，一下飞机就换上将军制服，恨不能立见救命菩萨。不曾想傅竟在张家口“坐镇”，据说特意给邓留有口信，要邓前去他那里计议一切。邓宝珊虽有丝丝失落，但分毫未作表露，又行色匆匆地赶赴张家口。
谈话由头是从胡宗南开始的。傅作义拖着长腔：“西安方面如今是轻松了，钓鱼钓折了竿子，正可以隔岸观火嘛。”他觑一眼邓宝珊，想起有一段邓与胡过从甚密的往事，随口就酸溜溜地明知故问：“不管咋说，总不至于连份电报也没有吧？”这恰是邓宝珊的痛处，经此一戳，当然不好受，却又不便申辩什么，就长叹一声：“唉——人家是个啥，咱是个啥，不过，事到临头都得各扫门前雪喽！”这话带有点儿敲打的意思，但毕竟话匣子刚打开，还得悠着些，以免太冲，伤了和气。所以，邓宝珊把后一句话的声音压低，而且紧接着补上感慨：“他（指胡宗南）也是泥菩萨过河喽！”
傅作义艰难地皱紧眉头。他不过是想给邓宝珊来点跌宕，没想到邓倒当了真。于是，他换个谈话的方向，说：“以你我兄弟多年的私交，榆林之危我也不敢坐视。就算肝脑涂地也没什么了不得，可是，你知道，察绥防线有数百公里之长啊！从什么地方能挖一块割一块呢？本来，我是想把交警队空运给你，不要小瞧了，那是正经八百清一色美式装备呀！可眼下榆林机场也没了……”你听，兄弟情义有了，侠肝义胆有了，最后的叹息中分明还包含着指责。邓宝珊听得七窍生烟，大老远叫我到张家口来，难道就是为了向我问罪吗？不想伸手也犯不着打哑谜嘛，彼此交往又不是一天两天……邓宝珊肚子里胡乱翻腾，嘴上还是把握着分寸，他决心摊牌：“那就……没有办法了？”
“难啊——”傅作义竟叫开了板。邓宝珊原是痛快人，更何况眼下榆林情势急迫，当即便不想七拐八弯兜圈子，立刻做出起身告辞的姿态。这个软钉子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只能在心里感叹世态炎凉，而把与傅的多年交情看淡一层。于是边起身边冷冷笑道：“如此，我邓某只能和榆林共存亡了！傅兄啊，倘若卑职为党国尽忠，你可不可以在每年清明节到坟头烧点纸啊？！”语虽平常，但意极凄婉，逼人的寒气之中含着扎人的锋芒。傅作义从骨子里感动出来，禁不住打个战，忙就伸手拦住邓宝珊：“不要性急嘛，宝珊，这么大的事，你我总要好好商议一下嘛！”
邓宝珊刹住脚步，不再说什么，只掏出左世允几小时前发来的告急电报，拍在傅作义面前。傅作义扫了一眼，这才切入正题，郑重地说：“我立即命十七师副师长梁潘池带一个加强团赶到扎萨旗。不用担心，我派汽车送。从包头到扎萨旗，起早贪黑一天也就够了。这个团交给你指挥。我把它的武器弹药补足一点。另外，我打算亲自到宁夏跑一趟，找马鸿逵……”一听说马鸿逵，邓宝珊连忙摇手：“不可不可，马家军那些东西，我受用不起了。”他是怕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遗患无穷。
“嗨，都什么时候啦！”傅作义很实际地劝道：“你管他是不是东西，能解榆林之围就可以了嘛！再说，我到宁夏去找他，又不用你去，你着什么急呀！”邓宝珊唉声叹气地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傅作义朝卫兵一钩手指，两杯红葡萄酒送上来了。他端起一杯递给满脸哭丧的邓宝珊，自己举起另外一杯：“来，干一杯！”潜台词可以认为是前嫌尽释，也可以看作预祝成功。邓宝珊勉强地挤出一丝苦笑。
几小时后，援兵将到的消息就传到了榆林。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龇牙咧嘴哈哈直乐：“还是邓司令长官有办法呀！”说句老实话，这些日子可把左世允吓惨了。尤其是七一四团占领飞机场那天，那架飞机还在滑行之中，就被几发六○炮弹击中。当即起火，因为双方都在互相射击，救也没法救，只能站在城头上远远目睹浓烟，耳闻毕剥爆裂的声音。最糟糕的是，这件事居然是地勤人员报复飞行员而造成的。因榆林局势紧张，阔太太们纷纷设法搭飞机逃离，飞行员看准发财的机会乘势漫天要价：每人一两黄金！地勤人员眼红了，提出分赃。于是，天上、地下闹起龙虎斗。显然，假如地勤方面稍作暗示，那架运输机就不会降落。机毁人亡，丑闻也败露了，一时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直至左世允枪毙几个嫌疑分子，事情才算稍稍平息。
有了沙家店、黄龙和延清战役，西北野战军重火器装备已大不同从前。左世允一听城外枪炮声立即感受到这一点。孤城一座。援兵无望，全城军民如惊弓之鸟，邓宝珊又一去没有消息，让左世允这个当家人怎能不胆战心惊呢！情急之下，也顾不得许多，他慌慌张张下令，让驻防府谷、神木的杨仲璜团，先别管府谷和神木了，立即用强行军速度赶到榆林救急。当该团乱七八糟赶到城北40多公里的三道河子一带待机进城时，城南传来必守的凌霄塔阵地全部失守的消息。左世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下达几道命令，准备赴南门城垣察看详情，刚奔到东边，就听天空隐约响起飞机马达声。他没想到这就是前往宁夏搬兵的傅作义。左世允抬头望见云层中的机翼徐徐掠过，并看到飞机上撒下漫天飞舞的彩色纸片，心里别提有多么惆怅、多么懊丧！
左世允没有心情再去察看城垣，决定竭尽全力尽快把杨仲磺团搞进城，经一番联络与策划，当夜杨团顶着火力往城里硬冲。结果，饱受创伤的团主力勉强冲进城，而拖在后面的补训营大部分人员当了俘虏。紧接其后便是西野三个纵队全线总攻。担任主攻的一纵占领凌霄塔阵地后，经一夜激战，成效甚微。天亮后总结一下，还是过去那些老问题，云梯短、城墙厚，手榴弹打不上去。而且第一次榆林之战后，守军又在城墙上加设了很多暗火力点，专等攻城部队冲至百米之内突然开火。无疑，这一招给攻城部队造成的伤亡极为严重。
张宗逊、廖汉生和贺炳炎在望远镜中看着战士们一批一批倒下去，心如刀绞。贺炳炎火爆爆地骂起来了：“他妈的，这打什么鸡巴仗，给敌人当活靶子啦！”廖汉生也在旁边诚恳地对张宗逊说：“老张，我看是该停下来想想办法！牺牲一大，部队也有牢骚，尤其那些刚从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还不习惯我们这套拼法。你看到了吗？指挥员一举枪喊冲，总有一些人在后面磨磨蹭蹭，往前上的都是老兵和骨干……”
这一情况，张宗逊也是了如指掌的。但没办法，成千上万地补进俘虏兵，部队又是一个战斗接一个战斗，根本没时间静下来整一整，思想政治工作只有靠战斗间隔一言半语做一做。那些解放战士的军事技术一般还可以，绝大多数也都是穷苦人家子弟，被抓壮丁抓来的，阶级觉悟基础，应该说也扎实。然而，灯不点不亮，工作没有到位，这些兵政治素质跟老战士相比，自然要差一截子。他们都是凭着一股子热情参加解放军，许多人还存在“吃粮当兵”的思想，觉得当解放军、当国民党兵都是一样卖命，还不明白共产党的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些平时摸不着、看不见的情绪，一到战场上可就是大问题了。
兵员素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但战略战术却可以适时作些调整。张宗逊决定，把“强攻”作为一种虚应，以掩护另一项秘密的笨办法——土工作业。他将意图贯彻下去之后，南门外一线阵地声势丝毫没减，但雷声大雨点小，部队牺牲也小多了。这种持续不衰的声势，让城里左世允产生了疑惑，难道解放军官兵都是神仙不成？不吃饭不睡觉，连口气都不需喘一下？他命令城垣守军四下察看，看看到底出了什么新情况。两天过去了，11月4日早晨，秘密终于被揭穿，守敌突然发现东南城角魁星楼附近的城南段和南城东段，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地段，都有攻城的解放军在地下“吭叽吭叽”挖地道。
左世允大吃一惊。此人笃信佛教，始终认为活佛济公在保佑自己，总是念口头禅：“事到着急处，就有出奇处。”眼下，“出奇处”在哪里呢？倘使榆林城墙被炸开哪怕门洞大小的缺口，势如洪流的攻城共产党军队，是肯定挡不住的！他急火攻心，手忙脚乱给傅作义发求援电，同时下令搜集大量布袋和瓷瓮，以备装沙堵口和地声侦听之用。一时间，全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第二天中午，南城高凌云团特务排一个士兵突然精神失常，在住所窑洞打起枪来，大喊“八路军挖地洞啦”！特务排长不问青红皂白，抱起挺机枪就向洞内猛扫，打得一塌糊涂……左世允咬紧牙关，就这样神鬼兮兮地支撑到11月8日，让他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
袁大滩再次遭遇宁马，榆林城二度出现失误
这天中午12点钟前后，侦察分队两次报告左世允：共产党军队挖掘地道的声音很微弱，且时有时无。左世允不明底细，只好含糊其辞地下令：“各城严加戒备，不得疏误！”一纸号令传出去不到10分钟，突然间东西南北四城枪炮齐鸣，攻城部队全面加紧火力攻击。剧烈的合奏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多钟，就听来自地层深处两声沉闷的巨响，“轰隆轰隆”像地震似的震颤全城。左世允面前的电话铃响，南城高凌云团报告：南城墙东段被炸得飞尘蔽天，城上守兵全被震晕倒了！
这是新四旅和独一旅坑道爆破作业完成的绝响。当天上午，他们分别挖了一条60米和一条120米的坑道，用两口棺材填进去500公斤炸药，下午封口捣紧，实施引爆，终于把城墙炸开20米宽的豁口，足以供四路纵队齐头并进攻进城内。遗憾的是，地下地上协调不是十分周密，现场没有领导干部准确掌握突破口的情况，攻城一梯队没能乘爆破瞬间一鼓作气冲进缺口。等到有条有理重新绸织冲击时，守军火力网已严严实实控制了缺口，再往里冲根本没有可能。
这消息真像一把小刀子拉在彭德怀的心上。紧急情况下从不轻露声色的他，也禁不住对着话筒大声叫骂起来：“怎么搞的嘛！妈的，你们给我回答……”“部队正在总结教训，我们决定另挖坑道，再行爆破。”“挖挖挖，挖你个鬼哟！你知道这炸药是哪里来的吗？是晋绥、晋察冀军区的同志们从千里之外用毛驴驮来的！我们不像话，我们太辜负友邻支援了嘛！”彭德怀黑着脸扯下帽子又摔电话。这时，忽听身后一阵嘈杂，有几位老乡不知深浅把一个重伤员抬到野司指挥所来了，警卫战士着了急，大喊大叫不让他们进来。彭德怀吼道：“吵么子？”有人小声报告事情原委。他拨开人群急匆匆地走到担架跟前，蹲下去看了看伤员的伤势，起身就朝警卫员气愤地瞪着眼：“你们喊叫什么？这是野蛮行为！老乡们不知冒着多大的生命危险，才把伤员救下来，又不知翻了多少山，走了多少艰难的路程才赶到这里。你要是国民党司令部，用绳子捆他也拉不进来！”他让担架队员把担架抬到他的窑洞，自己亲手给每个老乡倒碗水，恭恭敬敬递到他们手里，说：“老乡，伤员们忘不了你们，我们也忘不了你们。你们为革命立了大功劳。”然后，派人把担架队员带到医院去。自己站在门口，目送抬担架的老乡消失在山间小径。
回到指挥所，刚在地图上趴下去，天空突然响起一片尖利的鸣啸，敌人飞机轰炸来了！接着，各部队阵地上炸翻了天，从望远镜里面看去，浓烟滚滚，火光闪闪。每个闪点都给彭德怀心头揪痛一下。他坐不是，站不是，拿望远镜的手直哆嗦。很快，伤亡报告来了……这些日子几乎天天如此，两三个小时来一次，每次轰炸不下50架次。蒋介石已下令归绥、太原、西安等空军基地轮番出击，不间断地对榆林围城部队实施狂轰滥炸。左世允怎肯放弃这样一个急打死拼的好机会！差不多每次飞机一到，城里地面炮兵就会密切响应，乒乒乓乓拼命射击，所有围城部队阵地上的泥土全部炸得稀松稀松，草木掩体更是一扫而光，战士们埋在土里，不到爆炸声稀下来绝不敢起身，战斗减员的数字让彭德怀睁不开眼睛！
怎么办？就此撤退，前功尽弃；继续攻城，伤亡又太大！就在彭德怀进退维谷之际，傅作义搬来的马家军到了。来者是宁马整编第十八师师长马敦静。他率第一六八旅、整九旅、骑兵第十旅及四个宁夏保安团，星夜兼程由“三边”以东一窝蜂直奔榆林。这使彭德怀失去权衡的余地，果断决定：留少数部队继续盯榆林，主力集结到榆林以西的袁大滩，迎战马家军。
打马家军的关键是打他的骑兵，这方面大家都是外行，陇东战役初期，二纵就曾吃过不少亏。部队在作调整时，彭德怀想起一个人，这就是三纵司令员许光达。整个西北野战军，只有许光达在苏联系统学习过步兵打骑兵这个课目，理论上有点基础。彭德怀立即把许光达叫到野司来。说：“光达，你给我摆谈摆谈，人家步兵打骑兵有么子讲究啊？”许当过抗大教育长，在战术理论上的确有一套。可是，他自己指挥打仗又从不局限理论框框。彭德怀找他之前，他已利用部队构筑工事这段时间，把三纵连以上干部会都开完了。会上，他自然介绍了苏联步兵打骑兵的理论，但他又特别跟大家强调：“千万不要死搬硬套，理论是理论，运用是运用，步兵打骑兵最关键的还是不要害怕，沉着应战，以快制快……”
这个观点引起彭德怀极大的兴趣。但他还是决定，把诸如灵活实施火力转移、射人先射马和人不离壕、逼敌人下马变劣势为优势这样一些常识性、规律性的条条，给部队传达指导一下。然而。这个工作还没来得及做，马敦静的骑兵便潮水般地涌来了。一纵过去在“三边”战役中跟马家军骑兵交过手，多少知道点路数，虽然缺乏沙漠作战经验，第一个浪头冲击，伤亡也很大，但毕竟打退了敌人的突袭，并打死打伤和俘获敌人4000余人。而三纵部队战士们光听说“骑兵骑兵”，亲眼所见还是头一回。新一套打法没有操练，能说不会用；老一套是对付步兵的，在骑兵面前不灵验。炮火准备之后，工事还没来得及恢复，骑兵就冲到面前了。所有浅表阵地形同虚设，部队没有依托。有人往堑壕里跳，可因为时间短，挖得不够深，躬起身子也埋不住脑袋，只好重新爬出来四散奔逃。正好，敌骑兵快速追杀，居高临下，左砍右劈。两条腿哪里跑得过四条腿？指战员们就在旷野上让敌人任意追杀，无处躲藏。
傍晚时分，狂风大作，黄沙打得马背上骑敌睁不开眼，解放军趁机反击，敌骑兵不敢恋战，打马西撤。激战后的袁大滩，遍地哀血涟涟，令人不忍卒睹。有的指战员忍不住流下泪……首长们心里自然也不好受，但不管怎么说，敌人最后的撤退，总还有点令人欣慰。因而野司敦促部队抓紧打扫战场，准备返回榆林，继续攻城。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马家军的撤退竟是一个花招。事实上，他们已经绕道赶到榆林，跟左世允守城部队欢会一处了！
彭德怀面前只剩下一条路：撤！主力迅速向南撤到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西岔一线休整，全军上下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第二次围攻榆林，又没完成预期作战目的。前后25天拼杀，虽歼敌6800多人，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沉重。尤其榆林城打开缺口而没有突破，教训十分深刻！说起来荒唐，因担心炸药一起爆会把肠子震断，事先战士们个个都不敢吃饱饭。炸药一响，没见谁的肠子被震断，倒是那些不敢吃饱饭的战士十之八九两腿发软、两眼冒金花，人像面条似的打不起精神；又因为怕炸药一爆脚底下会陷很深的窟窿，攻击分队兵员配置居然离突破口300米开外，而且中间还隔一条河。结果，爆破口子一出来，首先发现的是敌预备队。硝烟未散，他们便冲出口子。而这时我方攻击分队还没来得及过河。好不容易爬上河坎，敌预备队已经刀枪相迎，双方在城下展开肉搏。此间，控制缺口的有利地形均被敌方占据。同时，敌人还全力以赴用沙袋封闭口子。到第二天早晨7点，缺口便已封闭得完好如初了。
更深刻的原因，当然是部队自身素质方面。几十年后，张宗逊副司令员在回忆中谈到，二打榆林失利，除了轻敌和对马家军封建性一面估计过重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内线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由两个纵队另两个旅扩大到五个纵队，在兵员成分上起了很大变化，俘虏成分增多，有的连队竟达80％以上，加上战斗频繁，教育时间短，部队思想极不稳定。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打仗；在物资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部队有些人产生害怕艰苦的思想，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增多，作战中不能坚决完成任务；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西北敌军强大，斗志不强，工作不负责任……”
严肃军纪彭德怀挥泪执法，深察军心余秋里感情带兵
彭德怀随着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撤往赵家茆。这几天他寡言少语，胡子也顾不得刮，满脸是胡子茬儿，硬巴巴的。与围攻榆林前相比，明显消瘦了。陕北天气，说冷就冷，大风刮个不停，寒气一天比一天逼人，彭德怀身上还是那件从延安撤退时的老棉袄，袖口和肩头都磨破了，斑斑汗迹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知是因为人瘦还是因为棉花板结，他身上的棉衣显得大了不少，上下身都有点晃荡。彭德怀并不在意，依旧踱步，依旧伏在炕桌上专心致志地工作。警卫班几位小战士却很在意这些。见彭总不大吃东西，一会儿弄个汤、一会儿熬点稀饭什么的，悄悄端上炕桌。希望他工作之余一有心情随嘴喝一口。
又是一个黎明来临，岗哨谁也没有发现彭总熄灯睡过。警卫员小张半夜起来给马灯加了点油，这会儿一看，又快干了。窑洞外面已闻禽鸟鸣叫和零星人声，窗格子上透出旭日的光芒。小张吹灭马灯，想说句劝老总休息的话，见脸色不好看，话到嘴边不敢出口。就提着仍在冒烟的马灯，蹑脚蹑手往门外走。刚走到门边，冷不丁耳边“砰”的一声巨响，吓得打个激灵，差点马灯落地。是彭德怀拍响了炕桌。彭的脸上刀削过一样，滚动着雷电，吼道：“不像话，太不像话，简直是国民党！”他从炕上跳下来吩咐：“去，把张副司令和赵副司令都叫来！”
张宗逊在河边洗漱，赵寿山在村口散步，两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进门，彭德怀指着炕桌上一份文件说：“先看看再谈。”张、赵二人凑过去，见是贺龙、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来的一份电报，通报西野部队近期行军作战过程中一些群众纪律问题。其中，有过去曾经发生的拿老乡的门板和家具当柴火烧、损坏缸啊桶啊等东西不赔偿，甚至强牵牲口、打骂群众，苛诈财物，最严重的是一个战士把房东没过门的小媳妇肚子搞大了，老乡告到边区政府，要求法办。
看完电报，张宗逊和赵寿山都表示，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应当严肃处理，并且借这个机会好好整肃一下部队，特别是教育解放战士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涉及处理具体的人和事，张宗逊试探地问彭德怀：是不是等习仲勋副政委和甘泗淇主任他们回来商议一下？习和甘一个去了河东，一个下了部队，张宗逊从部队现状考虑，心情比较复杂。彭德怀皱起眉头：“伤了群众，还有么子可商量的！”停一停，慢慢踱几步，说：“从土地革命到现在，群众养活我们，支持我们，恩德如同父母。没有他们，哪有我们今天？哪有么子胜利？可是我们偏偏有人不把群众纪律当作一回事！”他挺起胸脯，一言九鼎：“把情况搞搞准，该枪毙就枪毙，有么法子。”说完，低头深深叹了一口气。
部队的纪律检查很快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各纵、各旅团都在批评教育基础上，处理了一些情节极为恶劣、影响很坏的人和事。那个出了男女问题的战士因为后果严重，决定枪毙。按规定，这个处理报告要由彭德怀签字，方可执行。整整一个上午，彭德怀把报告三番五次翻来覆去看，就是下不了笔。最后，保卫干部急了，跑过来催，彭德怀一咬牙签了个字，随之烫手似的把那报告摔到地上，跺着脚喊：“这个小鬼才23岁，现在犯了杀头之罪！我们这些人是干么子的呀？”接着喟然长叹，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这件事对部队震动很大，指战员们把榆林失利当作一面镜子，一点一点对照检查，什么畏缩不前、谎报军情，个别营团指挥员责任心差，敷衍塞责等，全抖搂出来。纵队领导会议上，廖汉生火药味很浓地发言说：“我们前后两次攻打榆林，都重犯同样的错误，痛失良机，贻误战事，这反映出我们领导对部队姑息迁就，遇到问题处理不严，教育不力，所以到了关键时刻战斗意志不强……”此言一出，大家七嘴八舌，有的指名道姓挑毛病，有的诚恳地作自我批评。任职时间不长的六纵司令员罗元发在人后瓮声瓮气地说：“大家谈了这么多，都有道理。要我说，彭总是总指挥，他最有发言权！彭总，你说说嘛！”
“罗元发你说错啰，”彭德怀像个老大哥似的从地图上抬起身，“最有发言权的哪里是我，是战士嘛，是那些战斗在一线的战士。他们出生入死，他们流了血……”彭德怀说着说着又动了感情，沉默好一会儿，才又说：“那么多的烈士，很多人名字都没有留下……错误是我们的，是我的，我们千万要记住他们啊，同志们！”彭德怀摘下帽子，默默踱个来回：“我看，我们还是多到下面看看，多到连队，甚至到班排，听听战士们怎么讲。”
其实，许多人早就下去了。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就是这样，一头扎到七一四团五连四班，坐在土炕上，和战士们随随便便聊天。四班长梁虎是山西汾阳人，老八路，个子挺大，剃个光头，左手捧着马粪纸订起来的小本，右手握半截铅笔，随时准备记点什么。
余秋里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一个个问了名姓，哪里人，家中还有谁等。他发现炕角那个方头大耳的小个子战士总不说话，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爰讲话？”“张二愣。”回话像石头一样，扑通声响。余秋里瞅着张二愣端详一眼，说：“怪不得呢。”张二愣知道首长是说他的名字，便憨憨地解释：“爹给起的名，小时候开口说话晚……”小伙子一句话没说完，脸就红到了耳朵根。余秋里点头：“怎么样，张二愣同志，谈谈你的想法？扯什么是什么，不讲规矩。”张二愣这下可难住了，低着头，这个手搓那个手，半天没见声音。
见张二愣下不来台的样子，梁虎班长替他解围说：“他呀，是咱班里的大姑娘，就怕首长叫他谈想法，胆子这么丁点……”梁班长比划着小指尖，说着朝余秋里挤挤眼睛。这是个激将法，还真管用，没想到张二愣胸脯一挺，说：“谁、谁怕啦！说就说，余政委又不是别人！”他硬邦邦地开了口，身体抖抖地站起来。余秋里带头鼓开了掌，张二愣在全班的掌声中说：“余政委，咱是有句话不明白，又不敢言语，今天冲你，咱说个痛快！”“好啊，说吧！坐下说。”张二愣朝炕角看一眼，不坐：“以前咱唱歌子是怎么唱的？‘打走日本好回家！’可现在哩，日本人投降了，咱该回家过太平日子了，可又要和国民党打。打呀打呀打呀，光是榆林，咱班就牺牲了五个，这还算少哩，二班是七个，四班就剩副班长了，这仗……啥是个头哩？”
余秋里没想到张二愣要说的是这个，心里暗暗一惊。是啊，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差不多三五个月就有一个大的转折，一些同志思想准备不充分，还停留在抗战胜利那个阶段，搞不清为什么要跟国民党打……余秋里沉思起来：进行阶级教育刻不容缓啊。
见余秋里不说话，张二愣吐吐舌头：“咱这思想……是不是，嗨，这也不是咱一个人的想法……”梁虎班长忙接过话头：“这想法肯定有问题嘛，蒋介石是个啥玩意儿？不打能成吗！你不打他，他要打你，没见上月在鱼河堡，国民党飞机一颗炸弹就死了八十多个老乡。不把蒋介石打倒，咱抗日的胜利果实，能保得住吗？”
“我来说两句，”一个年龄稍长的老兵从外面进来，怀里抱着一杆枪，看样子是刚下哨。他一边摘着子弹袋，一边慢慢说：“咱也说不好，前几天咱那口子，哦，就是孩他娘，托咱村一个乡亲给咱捎来个信，说咱家乡土改啦！斗倒了地主侯守仁，分了他家的地，好几百亩呢，都是好地！咱家也分到五亩好地，还有一头水牯牛。这几天咱就寻思着，地也有啦，牛也有啦，里里外外得有个照应，缺的就是咱这把手啊。庄稼人嘛，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还图个啥呢，消消停停过日子呗……”
“看来，你是把过日子的好手啊！”余秋里饶有兴趣地望着他，“那么你倒给我说说，你来当兵是为了什么？”梁虎班长见余秋里问起这个，忙凑近耳边小声说：“首长，他是解放入伍的。”余秋里刚“哦”了一声，那老兵便抢着说：“梁班长，你不用那么点儿声，咱是抓壮丁去的。家里兄弟多，六个，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这谁都知道。穷呗，又买不通保长，只好就来吃粮当兵。咱在那边也是个本本分分的兵，没做过亏心事。投了解放军，咱还本分当兵……吃皇粮，当丘八嘛，反正是卖命。吃毛主席的粮，就给毛主席当兵；吃蒋介石的粮，就给蒋介石卖命，活到今天就算不错了。”“你不觉得当解放军跟国民党兵不一样吗？”“是不一样，军服不同，解放军官长不打人，不糟践老百姓，像你，都当了旅长了，也跟咱当兵的和和气气。不过平心说，那边伙食好，常有肉吃，谁还嚼黑豆呀！这边饭也吃不上，老饿肚子……”
临离开五连时，余秋里去了营部，找到教导员夏伟，仔细了解全营解放战士的情况。据夏介绍，他们营除了骨干，几乎全是俘虏兵，“这些人过去受国民党欺骗宣传中毒太深，动不动就打架，还搞这个会那个会什么的，心乱得很，对我军的性质呀、宗旨呀、任务呀、纪律呀这一套，一窍不通。不说他们，就翻了天；说重了，又怕伤着他们，打仗还得靠他们哪……但这些兵本质是好的，大多是农家子弟，贫苦出身。”余秋里眼睛一亮：“对呀，我们要信任他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嘛！”
这一点夏伟也想到了，动过一些脑筋，比方说搞国共两军的对比教育，启发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抓兵之苦、当兵之苦，畅谈当解放军官兵平等、军民一家的切身感受，效果很好。有些兵刚解放过来，还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过不久便成了“闷罐子”。对比教育一展开，“闷罐子”又纷纷打开了。这些兵往往有思想，一开口就吓人一跳，就像余秋里遇到的那个张二愣。回到旅部，余秋里认真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以阶级教育为龙头、以巩固部队战斗意志为目的，展开思想上、组织上的一次彻底整顿。彭德怀看了报告浑身像着了火：“秋里，有么子办法没有哇？”余秋里说：“办法正在想，我看诉苦就行。”“诉苦？好嘛。我们这些指战员哪个没得一肚子苦水？！这个主意不错，从感情上入手，触及灵魂……”彭德怀兴奋地对着电话大喊大叫。
吐苦水挟仇抱恨出征，查毒瘤连血带泪宣誓
“老彭啊，听说一纵部队在搞诉苦教育，形势喜人，是不是啊？”毛泽东一见彭德怀就急切地问。显然，他早已关注这件事。彭德怀笑了笑，有一分得意，但不易察觉。毛泽东领会在心，自言自语地进行理论上的概括：“诉苦，诉什么苦呢？就是控诉地主阶级给予劳动人民的剥削之苦，控诉国民党反动军队给予士兵群众的压迫之苦。通过这种形式达到深刻的阶级教育之目的……”他深为赞许地点点头，转对彭德怀：“点子是个好点子，老彭，你又立了一大功劳！”
一听说功劳，彭德怀连连摇手：“不不不，主席，这个问题，前委起了批准作用，起带头作用的是三五八旅，又以七一四团为最突出。点子嘛，是余秋里他们想的。秋里同志很会做工作，最善于深入基层到战士们中间，解决部队建设具体问题；最善于抓典型，用典型推动工作。他手下有一批秀才，过硬得很。”彭德怀一向不喜欢夸说部属，这次似乎是个例外。
这时，周恩来和任弼时过来了。周提出可否把诉苦教育与学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两个文件结合起来搞。这两份文件都是毛泽东在9月、10月间的杰作。尤其是后一份，毛泽东郑重喊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和稍稍早一个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另一份文件《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相映生辉。在那个文件中，毛泽东正式号召全党、全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那些日子，毛泽东每天清早都要爬到神泉堡后面那堆土坷垃上，吸着烟，看日出。远方的炮火像晨曦一样成为背景，仗越打越大，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成为泡影，“重点进攻”又严重受挫。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对蒋军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毛泽东心中“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掎角”的一篇绝妙文章，就要如期封笔了。所以周恩来希望西野眼前的诉苦教育，能使战士们从根本上确立“为土地而战”的信念，从而在内心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呼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周恩来向彭德怀透露：“主席对西北野战军很满意、很有感情，正在写文电向全军介绍你们的经验哩！”这个经验包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捕捉战机，在战役或战斗之间组织部队短期休整”，特别是“在粮食极端困难、物质条件极其差的情况下，不叫苦、打胜仗的精神”，如果再来一个“诉苦”、再来一个“为土地而战”，那么，毛泽东将要向全军转发的这份经验，就更加全面、更加厚实了。
经周恩来一点拨，彭德怀着了慌，忙说我们做得不好，打榆林有好多好多教训要吸取，他个人责任也很大，有点儿成绩是因为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得正确。彭老总天生不会说光面话，一说光面话，周身都显得有点笨拙。毛泽东连连摆手：“老彭啊你不要说了，打榆林没有错，你的指挥也是好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打仗哪能没有胜负？况且，榆林一仗未必就算‘负’，西北战场总体打得很好嘛，要不然，我们还敢站在这里说话？早就过河投奔贺龙去啰！”这席话乍一听春雨般的受用，可琢磨下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回到野司，彭德怀不多想，咬住一股劲：把部队整出来！
其时，诉苦工作在三五八旅已经搞得有声有色了。战士们趴在炕头从算账开始，讨论地主和农民的剥削关系，引入一些基本的阶级压迫观念。阶级觉悟一启发出来，可不得了了，许多人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想苦痛，想仇恨，七一六团有个战士叫于得水，姐弟四人，父亲死得早。母亲为抵债带两个姐姐到财主家做佣人，长兄背着自己四处讨饭，结果，姐姐被地主儿子轮奸后卖到窑子里，母亲悬梁自尽。兄弟俩去讨公道，遭到一顿毒打，之后，又双双被国民党军拉夫。哥哥因为逃跑，给一顿鞭子抽死了。于得水当国民党兵，就想混个一官半职，替亲人报仇，哪里想过阶级不阶级。这一下明白过来了，深更半夜跑到村外野地里堆起一堆土，权当亲人的灵位，跪在面前大放悲声。把偷偷跟在后面的指导员哭伤了心，上去抱在一起，相诉相哭。原来，指导员的父母也是叫地主老财逼死的！两人相约第二天在全连带头诉苦，一下子把全连的火点起来了。一个叫冯福井的战士，在哭诉了地主“二阎王”为抢夺他家两亩水浇地而勾结国民党军队，活活打死他爹、打瞎他娘之后，大声质问：“同志们，是谁害得我家破人亡？是国民党。是谁救了我的命、替我报了仇？是共产党、解放军！我思前想后，悟出一条道理：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咱穷苦人的救星！只有抓起枪杆子，跟国民党这些吃人的家伙干到底，我们穷人才有出路！”
话到这里，口号像潮水一样呼啦一声翻卷过来，全连都举拳头喊为冯福井报仇。这正是彭德怀所需要的“同仇敌忾”。在余秋里的笔下，它是这样一个过程：“……从远及近，由浅入深；由小道理到大道理的启发诱导，使战士的认识与阶级觉悟逐步提高；从不知道阶级压迫剥削到知道阶级压迫剥削；从不知道苦到知苦，从不知仇到知仇，从报私仇到报公仇，一直觉悟到：四海穷人是一家。要彻底翻身解放，就必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
从认识程式来看，这差不多就是一首宝塔诗。它作为思想形态，洋溢着特有的纯情之美。同时，它又暗含某种规定性情结：崇高的思想和美的载体，本身就应纯洁无瑕。苦，是诉出来了，可光是哭鼻子抹泪不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是喊一声口号就能打倒的。号了半天脉，归根结蒂还得治病，得把部队抬到手术台上给挖挖瘤子。这就是与“诉苦”相配套的“三查”：查阶级、查斗志、查工作。
当时，部队组织不纯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敌伪军官，一种是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弟，还有一种是政治上倾向国民党的人，像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之类。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就查出一个隐藏的国民党排长。此人姓刘，叫刘金盛，俘虏过来的，伪装成士兵，夹在队伍中混了一段时间，吃不住劲了。在国民党那边当个排长也是有点小滋味的，可以训一训班长，高兴时，还可以用皮靴在新兵屁股蛋上过过瘾。至于吃喝嫖赌方面，不告不发，只要不去侵犯连长的姨太太，谁管你呀！当了解放军可不同了，别说是个排长，就是团长也一板一眼跟士兵滚在一起。刘金盛藏不住狐狸尾巴，暗中串通几个解放战士拖枪逃跑，并且威胁说，谁不跟他走，将来就杀谁的全家。“三查”只查了其一，刘金盛就栽了跟头。
独一旅二团七连有个排长叫侯玉柱，大家讨论剥削关系时，他说：“你们说地主剥削人，那么八路军拉人当兵、打榆林要老百姓送粮送草，是不是剥削啊？”就是这个观点，怎么说也不通。问：“你这是什么阶级的语言？”什么阶级，一查，明白了。侯家土地有120亩，哥哥是土匪，父亲是恶霸，本人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人就奇怪：“你为什么参加解放军呢？”“赌输了钱，还不了债。”他倒是坦白得可以。又问他到部队做过一些啥工作，啥工作？在葭县拖枪叛变过一次；在米脂强奸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娃；还打骂过两个老百姓，贪污了上百两大烟土……这样的人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
七一六团二营四连有个解放战士叫路新理，是蟠龙战役过来的，张口就是怪话牢骚。行军爬山，他说：“钻山沟，走夜路，连土匪都不如。”发给他一顶解放帽，他嫌不好看，背着人扔在地上，还踏上一只脚。给他津贴费，他竟然把钱票撕碎了扔掉。打环县一仗，逮了不少俘虏，他跑去对人家说：“妈的，你拿的是枪，不是木头杆杆，为什么不抵抗就举手？”就这么一个人，一诉苦，哭得泪人一般。他回忆全家从山东逃荒到山西，父亲被老财逼死，弟弟卖给人家下落不明，自己又被抓丁，吃的苦比海深！感情变化了，再不说“吃谁家饭，给谁家干”了，知道“这支枪是给自己扛的”了，整个人变了模样。
听着这些事，彭德怀没法坐得住。他拉着甘泗淇：“走，我们到三五八旅去，感受一下嘛！”这一“感受”就把持不住了，那些“字字血、声声泪”的场面，那些按着血印的请战书，特别是像于得水那样一些解放战士，醒悟过来以后的哭诉和自责，真叫人揪心地痛！弄得一向以性子硬而闻名的彭老总一次一次忍不住泪水。他自己小时候也要过饭、挨过皮鞭，吃糠咽菜的罪没比人少受过。推己及人，这种感情就要真切的多。“苦！真苦！”他扭头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过去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官长压榨打骂，他们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余秋里极赞同彭总的分析，忽然大胆地提出一个设想：“经过三查，能不能从解放战士中选一批骨干？”“怎么不可以！”彭德怀一拍大腿，“可以发扬民主推荐干部嘛，确实表现好的，可以当排长、连长，当营长也可以嘛！”
一回到野司，这件事就立即着手办。彭德怀决定大张旗鼓地在整个西北野战军推广“诉苦三查”。“什么叫政治工作，这个新的形式就很好，彻底的群众路线，充分的发扬民主，引导群众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根本上提高指战员们的思想觉悟……”这天晚上，彭德怀同甘泗淇彻夜难眠，越谈越觉得是个事儿。“干脆，给军委报告一下吧？”甘泗淇提议。彭德怀说很好，我来给毛主席打电话。都深夜12点多了，彭老总摇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主席，我要给你送一个礼……”
三、宜川、瓦子街大捷
夕阳西沉蒋介石走麦城，雄师南出毛泽东点宜川
1948年1月的米脂杨家沟，把陕北老百姓吸引住了。都知道那里要开个很重要的会议，搞不好毛主席就在那里。小道消息传得活灵活现，说开完会西北野战军就要打延安了，到时候各县都要派代表参加收复延安入城式，和毛主席握手，还得派秧歌队、腰鼓队什么的。四十里铺有个老羊倌甚至到处吹牛，说这是彭德怀亲口对他讲的。大多数将信将疑的人，事后得出结论：无风不起浪，老百姓传闻永远有道理。因为会议真的开了——就是历史上颇为知名的那次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说它知名，是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都到了会。这份殊荣并不是所有解放军旅团干部都有机会拥有。而毛泽东直接参加一个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这也是个例外，并且是个令人愉快的例外——彭德怀果然没有食言，给他带来一份像样的礼物：“诉苦三查”经验。
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压倒一切的热情，听取一纵关于“诉苦三查”的汇报。彭德怀把准备参加汇报的廖汉生、余秋里和颜金生三人叫到一起叮嘱道：“不光是代表一纵啊，是代表整个野战军，你们三人好好分一下工，不要啰唆，条理要清楚，例子要实在，一是一、二是二，不许掺水，原原本本讲就是了。”这也正是毛和周所期望的。两人从头听到尾，中间上趟厕所还吩咐“等一下”。说到紧要处，毛泽东必加入一两句点睛之语，或引经据典，或村言俚语，都出思想。这不但使廖、余、颜三人脸上始终泛着红光，也使整个汇报显得轻松有趣。
当初听彭德怀第一次提起诉苦三查这件事时，毛泽东就特别感兴趣。彭德怀是赤裸裸地关心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则不然，他还有更多的考虑。他有一个强劲的“胃”，总能恰到好处地把第一手材料消化出来，从群众首创中发掘、提炼那些富有理论价值的东西。但是，他输出的又从不是理论，他从不说干巴巴的理论，而永远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有温度、有生命。
毛泽东听完一板一正的书面汇报，觉得不过瘾，又把余秋里单个找去，详细询问三五八旅搞“诉苦三查”的情况，甚至要看原始的东西，比方说战士们在马粪纸上记的笔记啦，按着一班人一排人一连人血印的请战书啦，等等。他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一直没有如愿，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干脆给它个定位，说：“‘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对此，彭德怀迟迟没表态。他想，是不是“法宝”尚待检验。部队离开了战场，吹什么牛都是空的。
1947年至1948年这一个冬春，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摆开品字形的阵势挺进中原，已为全中国人民所瞩目。仅仅4个多月的作战，到1947年底便歼敌近20万，解放县城近百座，南线蒋军160个旅的90个旅已被吸引到中原。与此同时，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4个纵队和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分别在山东和陕西这两翼大展拳脚，而晋察冀、东北等战场其他各路人马，也有出色表现，可与沙家店、延清和黄龙战役媲美的大小战役，不在少数。像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等，都堪称此间杰作。
蒋介石实在沉不住气了！军事一摊子已经抓不上手，而军事之外的那些“方略”又一个个面目全非。从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开始，打延安，开“国大”，驱逐中共和谈代表，镇压民主运动，直到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他是一步一步陷入手忙脚乱之中。而今，人心丧尽，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卖国内战政策必然导致蒋管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不断破产，工农业生产更是滑坡滑得不可收拾。老百姓肚子搞不饱，水深火热，没有日子过了！全国各地学生、教员和工人争着起来，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口号，举行罢课、罢教、罢工，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并正向广大农村蔓延。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潮水似的滚滚而来。四海翻腾，声音只有一个：打倒蒋介石！
所有这一切，在陕北那个黄土沟里颠沛流离的毛泽东，都看得明明白白。他说：“和全国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这话说得真惬意，如沐春风。的确，好心情和坏心情一样，该来的时候是挥之不去的。可以想象，在1948年开春后的某一个日子，毛泽东从容地喝下一碗小米粥，点起一支烟，哼着湖南花鼓小调踱到地图跟前的那个滋味。他甚至看地图连放大镜都不用了。本来就不老，这一来益发显得年轻。
西北野战军南下打宜川，就是这么决定下来的。已有十多天了，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各主要战场负责人都在这里，大家谈土改纠偏、谈军事形势，最热烈的话题，还是推翻国民党政府。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提出五年为期，大家就围绕这个“五年”的设想尽情抒发起来。热闹了好一阵子，毛泽东说：“恩来呀，春天喽，老彭也该南下喽！”周恩来一点就通：“主席的意思是……”他不想简单重复，略加沉吟，说：“很对，部队‘诉苦三查’之后，大练兵也搞了一段时间，可以出击了！”毛泽东就提出打宜川的设想。他认为胡宗南当初进攻延安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如今一岁枯荣，就该让胡画一个圆。他对一切都那么不假思索。胸有成竹的话语中，随时都能弄出点儿幽默，让人伸手就能摸到肉摸到骨头。
三天之后，彭德怀拿着野司研究出来的春季攻势战役方向意见来找周恩来。开口就说：“主席的决定完全正确！”他还是老习惯，一激动就使劲敲打手中那堆图表：“完全是深思熟虑过嘛，跟下面的意见非常一致。”说话间毛泽东过来了，他刚散了会儿步，脸色焕发着热情：“恩来呀，老彭来了正好，把弼时叫过来，大家定一定。”待周恩来应声而去，他才笑着走到彭德怀跟前，从兜里摸出大半包烟，递上去：“来，再来一个歼灭战！”接着，就如数家珍似的谈起敌情：“……整个西北战场，蒋军有29个整编旅，33万多人吧。但战斗力嘛，就得打折扣啰。胡宗南这个‘绥靖’公署的主任不好当哩。蒋介石三天两头出他的血，光是组建一个裴昌会兵团，就干掉他整编第一师、第三十师、第三十六师和第六十五师，4个师啊，胡宗南嘴上不说，心里痛着呢！”
彭德怀兴奋地接上话茬：“现在，裴昌会兵团已经东出潼关和陕东南，意图很明确，是要配合刘峙打通陇海和平汉线，增援中原战场。”见毛泽东连连点头，彭德怀的话更有板眼了：“这么一来，胡宗南集团九个整编师二十八个旅，留在陕甘宁周围的也就剩下17个旅，主席你看，战机明摆着嘛！”毛泽东入神地想了想，果断掐灭烟头：“你的判断正确。目前，陕甘宁地区的胡军主力部队，就是刘戡了！”他略加沉吟，“此人生性多疑，历次战役来看，有点头脑，非等闲之辈，小看不得哟！”
这时，周恩来和任弼时都过来了。彭德怀习惯地走到地图跟前，用根树枝当指挥棒，比比划划地介绍敌人兵力部署：“……刘戡的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集结在洛川、黄陵地区为机动兵力，用以北援延安、东援宜川，或是阻止我军南下；整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的七十二团和陕西保安第六团驻守韩城和禹门口，以阻止黄河以东我军西进；整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欠七十二团）驻守宜川；何文鼎率整个七师的十二旅、四十八旅和陕西保安第十一团驻守延安，维护延安到鄜县（今富县）的公路交通线。其余部队则驻守在铜川、三源等地。青海的马步芳整八十二师驻庆阳、合水、西峰镇；宁夏的马鸿逵整八十一师另两个旅，驻守安边以西地区；榆林的邓宝珊仍旧在我地方兵团围困之中……”
说完了敌情，彭德怀便找个炕头坐下来，照例让毛、周和任先拿意见，自己的想法稍后再说。早就胸有成竹的毛泽东，当仁不让地起身。他笑盈盈地转问彭德怀：“谈谈你们野司的想法如何？南下打宜川是不是更有利呀？”可不是“更有利”嘛！彭德怀见绣球丢到自己面前，也就毫不客气地把野司议过的方案和盘托出。然后，他说：“眼下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再攻榆林吧，那里没吃的，实在没有吸引力。指战员们肚子饿得瘪瘪的，怎么打仗？加上气候严寒，对攻坚也不利……”周恩来插话：“邓宝珊已经派代表过来了，想跟我们和谈。”毛泽东说：“这个人政治上还是有点倾向的，能和则好。”
“那么，西进陇东吧？也不合适！”彭德怀接着分析，“陇东那地方更没有粮食。况且，我们去跟二马打，胡宗南肯定要趁机集中兵力东援中原，对大局不利。这种不能顾全大局的仗，就是有点便宜，我们也不能打。”彭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显出点无奈，“要搞饱肚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南出关中。关中人力、物力都很充足，起码可以就地取粮。另外，从战略上讲，我们一破关中，西安就受威胁，裴昌会怎么说他也得回援一下子。这样，我们也实现了策应中原三路大军的目标……”
任弼时听出了门道，转头同周恩来交换着兴奋的眼神：“好！好！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嘛！”周恩来说：“主席提出先打宜川的决策，我看非常正确。目前来看，胡宗南在延安、洛川、宜川等几个据点所投的兵力，宜川是最薄弱的，只有两个团嘛！我们围攻宜川，敌军肯定来援。现在是初春，天寒地冻，援军在运动中不易构筑工事，这对我们歼敌就太有利了。再说，我军背靠陕甘宁地区，部队行动掩护起来也不困难，贺龙总后方供应方面也是有保证的嘛。”毛泽东插话：“二纵和四纵到河东去养了些日子，马上就可参战！”
说来说去，还是“围点打援”，运动中歼敌——彭德怀的老手段。每次战役之前总会有这样一个不谋而合的过程。此后，就看彭德怀的功夫了。他是极看重敌情侦察的，不把战区兵要地志和敌军部署搞个一清如水，他绝不会轻动一兵一卒。潜入黄龙地区的化装侦察人员一批一批派出去了，各纵及各旅的副职或参谋长，也都带上得力的侦察部队深入到金盆湾、临真镇一带勘察地形和查明敌后部署情况，而他自己则忙着找纵队主要指挥员摆龙门阵。再轻的脚步走动起来也会有动静。这么大的声势，毫无疑问要惊动西安的胡宗南。
关中山城险人心更险，陕北土塬厚情义更厚
午后小憩被电话吵醒最令胡宗南头痛。一问，是宜川守军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有火也只好压一压，但言语之间多少带出点儿小情绪：“哎呀，战场上发现几个共产党军队嫌疑有什么大不了的嘛，不要‘杞人忧天’，动不动就惊慌失措……”这可委屈了张汉初。他也不是故意来撞这个没趣。最初，按程序把电话打到绥署司令部，可参谋长盛文找不着人。勤务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打听到下落，却无端扯出一个什么红粉歌女来，说盛文吩咐过，谁也不许惊扰他，违者枪毙！勤务兵提起这个连舌头都不利索了，圣命难违，把张汉初气得……手中话筒摔两半，这才斗胆惊醒胡长官：“胡先生，宜川可是关中门户啊，总裁……”张汉初忍不住软中带硬。
提到蒋介石，胡宗南不得不略显振作（尽管这句话让他听起来不那么舒服）。他抻了抻睡衣，皱紧眉头：“是啊，宜川防务是总裁亲自过问的，无论工事掩体还是武器装备，都是一流的，你怕什么？人家榆林邓宝珊那几条破枪都守住了嘛！陕北共产党军队充其量不过几万人马，眼下王震部队还在河东，其他部队打榆林又伤了元气，起码短期内他们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的！万一……他们要是不知好歹，我二十九军摆在那里是吃素的？”胡宗南的心情也随着自己的这番话开朗起来。他被电话线牵着，绕话机转了一圈：“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宜川的防卫能力，共产党军队那点家伙我清楚，多半都是从战场上捡来的废铜烂铁，连榆林他们都攻不动，还想攻宜川？笑话！”
话题转到防御工事方面，张汉初心中也确乎有了一丝安慰。早在阎锡山手里，宜川城四周就已构筑了密如蛛网的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胡宗南接防之后，又经老蒋的秘密点化，专门请国内外军事专家，热热闹闹勘察了一阵，再拉起几千民工，花五个多月时间，狠狠“加强”了一下。宜川是座山城，四周山势险峻，重重叠叠悬崖绝壁，攀登起来本来就已极其困难。再经这么一经营，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然而，国民党大势已去，军无斗志，张汉初手下那两个团长，跟张貌合神离，关系极其微妙，这使得张汉初心中总是涌出无尽的忧虑。行伍多年，他当然懂得打仗光靠工事是不行的。张汉初思前想后，把电话重又接到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那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跟人家说些什么，只觉得有种压迫，让人喘不过气，非得找个人说说不可。
这种心态正是彭德怀所料到的。在吕家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的头天晚上，彭将三纵司令员许光达找来了：“许光达，我想把围宜的任务交给你。你这一拳头下去要有轻重啊，外紧内松，不要让张汉初感觉到他是个诱饵。”他想了想又说：“我估计，我们已经惊动他了，张汉初现在是屁股上浇油，坐不住呢！”彭总的话让许光达想起一件事。那是前一天的傍晚时分，彭德怀带着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位作战参谋、警卫人员一道到宜川外围看地形，因为靠城太近，大概被敌人的炮镜发现了，乒乓几发炮弹，近的就落在离老总十几米远的地方，差点出事。吓得许光达赶忙打电话问情况，并要求注意彭总的安全，不能让他往靠近敌人的地方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得了。听说彭老总知道了还哈哈大笑着说：“这个许光达，就爱管闲事，我到前边看一看，有么子好担心的！”想到这里，许光达不禁也笑了：“你嫌我爱管闲事，你比我管得还宽咧！”彭德怀一愣，随即醒悟过来，两人一起开怀大笑。
笑过之后，彭德怀正色：“有人说，宜川工事坚固，位置又很重要，张汉初怕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你看呢？”对这个问题，许光达倒是认真想过，所以，张口就答：“我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宜川工事是老蒋的大作，守住了，那是钢筋水泥固若金汤；守不住，他张汉初就是十足的饭桶。以现实情况看，宜川工事虽硬，可毕竟孤悬一隅。其二，张汉初是不得已才当这个旅长的。二十四旅早在清涧就被我们打掉了嘛，哪里又蹦出一个二十四旅？现在这个番号是胡宗南强套在赵仁和蔡仲芳这两个团长头上的，而赵、蔡二人与张汉初私人关系，根本谈不上嘛……”
彭德怀眉宇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随之又急问：“胡军内部派系争斗闹得很厉害，这样看来，张汉初没有根底，一旦告急，哪个会站出来呢？”许光达知道老总是在考自己。沙家店战役之后，他们之间这样的对话是经常的，许在理论上有一套，这一点，过去林彪也都默认。但在彭德怀面前，许光达始终保持着学生的姿态，回答问题必得深思熟虑。当即他想了想，果断地说：“有一个人肯定要站出来，他就是刘戡。刘戡在洛川和黄陵的两个整编师近在咫尺，不可能装聋作哑。此人也是老黄埔，一期的，‘英雄’劲儿还有一点，陕北这几仗，他沾手就败，丢尽面子，这次不把它捞回来更待何时？”
如何在运动中彻底解决刘戡，成为第二天旅以上干部会议的兴奋点。经讨论，大家认为，刘部要增援宜川，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沿着洛川至宜川公路，差不多由西向东，快到宜川时，须经过一个叫瓦子街的小镇；另一条由黄龙到宜川，自南而北，半道上经过圪台镇；还有一条就是从洛川北边的金狮庙梁到宜川。三条路三个地形，打法各不相同。所以，彭德怀的打援方案也准备了三个。
以胡宗南心高气傲的秉性来说，最有可能指令刘戡取道洛、宜公路，必经瓦子街。彭德怀展开厚厚的大巴掌，在图上瓦子街上空使劲压下去，说：“在瓦子街歼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方案！”它实际上又是一只口袋，口朝洛川、底对宜川。彭德怀命三、六纵队以一部兵力做口袋底，在正面抗击，不使增援之敌与宜川守敌会合；一纵从左侧后突然攻击，负责扎“口袋”口，断敌退路。黄河东岸的二纵迅速渡河，由南而北，从敌人屁股后边攻击袋口左翼，正好与一纵攻击方向相对应。这样，一、二纵队就像一把剪刀的两个刃面，往起一绞，便把刘戡的生路绞去了。这个称作“合围合歼”的打援方案如同火一般在旅以上干部们心头燃烧起来，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彭德怀举起一个拳头，喊：“就这么打，有一个师吃他一个师，有两个师吃两个，来多少收多少，一个不留！结束战斗后，枪口一转，再把宜川搞掉，就算完事！”他的拳头分别在地图的两个点上落下去，先砸瓦子街，又砸宜川，好像那是两个粉笔字，一抹就可以抹掉似的。
部队出征的日子定了。这次出征不比往常，陕甘宁大后方翻身解放的农民，刚搞过土改，支前热情高得不得了。真是忙坏了贺老总！中央军委考虑到西北野战军外线作战，决定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干脆改为西北军区，贺龙仍当他的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这就是说，在整个大西北，彭德怀打到哪里，贺龙就得保障到哪里，而且打出一块地盘就得巩固住一块地盘，这才叫名副其实的“解放”。
“乡亲们——”在晋西北一个乡村土台子上，贺龙照例捧着烟斗，打着高高的绑腿，威风凛凛挺立在台前说话。他告诉那些扎着白羊肚手巾、穿着粗布棉袄的晋西北农民，国民党蒋介石就要完蛋了！“眼下土地改革，我们分到了土地，翻身解放过好日子喽，可是，全国还有许多地方仍在蒋介石统治之下，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西北野战军这次南下作战，就是要解放那里的乡亲，让他们同我们一样，过好日子！”说着话，他又要出发赶往河西绥德军分区该分区四、六两团要北上榆林以北，对那里的守敌发起进攻，以切断榆（林）、包（头）之间的交通，整体上牵制敌人，保障边区北翼安全。这是两个团头一次单独作战，分区司令员张达志希望贺老总能去讲个话。
其时，贺龙刚从晋南给王震整肃部队回来，习仲勋说：“老总啊，你别搞垮了身体呀！”贺龙笑眯眯地说：“垮了身体没啥子，部队千万垮不得。”他是有感而发。二纵东渡黄河，同晋冀鲁豫军区八纵及三纵独三旅一道，在1947年底把晋南重镇运城打下来了，歼敌13000多人，战绩可嘉，纪律上却出了偏差，见什么没收什么，连学校的钢琴都没收了。周恩来听到这件事很生气，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板起脸批评了一通。贺龙心里不好受，二纵是他的老部队呀，出这种事！他跟彭德怀打个招呼，就赶去山西新绛。见了王震，说：“你们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啊！没有群众，我们还有啥子胜利哟！三五年内怎么消灭蒋介石嘛，想一想吧同志！纵队党委要作自我批评，检查错误，接受教训，把这件事当作大事好好抓一抓。搞个铺，我住下来，和你一起抓……”这一抓抓得王震终生难忘，解放后还常常提起这件事，说对二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外线战场一开辟，稍稍像样点的主力部队都杀出去了，大后方一片空虚。尤其是晋绥，又要对付傅作义，又要对付阎锡山，九九归一，还得打仗，不打仗一事无成。贺龙同李井泉商量，让副司令员周士第挑担子。1947年12月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一检查竟查出一个“左倾”错误：土改当中个别地方政策掌握得不好，一概而论把地主吊起来批斗，惹得毛泽东大发脾气。对国民党俘虏尚且发足路费走留自便，怎么就容不得一个土地主？毛泽东下令把任弼时“加强”进来做工作，才算把风气扭转了。这件事让贺龙有点儿尴尬，好在绥德分区的两个团北上之后干得很漂亮，1948年4月中旬，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接连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歼灭伪蒙警备师1000余人，俘敌少将师长；一次全歼敌八十六师二五六团1000余人。仗打得好，战场纪律、群众纪律也响当当的。贺龙略感欣慰的同时，也生出许多感慨。绥德分区这两个团一度也不怎么样，把张达志调去当了司令员，才出现新气象。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干部过硬。张达志，行。
张达志原是绥蒙军区副政委，几个月前冬季即将来临时，前方部队要南下作战，急需越冬的被服、装具和经费，彭德怀早一个电报晚一个电报，催得贺龙像热锅上的蚂蚁，同林伯渠、习仲勋商量来商量去，只有做点生意，贩土特产。贺龙想起张达志。命令一到，张达志带两个骑兵团呼呼啦啦赶来了。贺龙交代任务，说：“你带两个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我给你两部电台，任命你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你每天同我直接联系，详细报告一切。换到的东西和钱，路上不管碰到西北野战军哪支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打个条子就行了。记住，你的任务不是打仗，一定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结果，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贺龙一面给张达志签发表扬电，一面就想着这支部队的后路。他全力经营地方兵团，不光是为大后方自卫问题，大目标还是给野战军输送兵员。部队隔段时间就要紧缩机关充实连队，一步一步正规。在老区，贺龙要动员失散的兵员归队；在新区，则大力发动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贺龙地方兵团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拉扯起来的。几仗一打，部队翅膀硬了，就升级到野战兵团。光是1947年一年，就有五万人这样加入到地方部队，有三万人升级到了野战军。难怪彭德怀说，西北野战军建设自始至终凝聚着贺老总的心血。没有贺老总，就没有西北野战军的胜利。贺老总跟西北野战军指战员们感情最深。
情况确实如此。筹粮筹款，贺龙在老乡们面前提起前方指战员就动感情：“我们部队苦啊，行军打仗，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天天饿着肚皮跟国民党干。大家都看到了，天冷啰，北风一刮，又要下雪啰，战士们身上还没得一件像样的棉衣……”寒冬腊月，解放区村村寨寨都在唱那支歌：“好儿郎，上战场，打垮老蒋过新年。”贺龙也跟着一块儿唱。歌声里，陕甘宁和晋绥老百姓都从千里之外把粮食、药品、被服往西野部队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野战军后勤司令刘景范熬红眼睛，把成千上万的支前群众编了队伍，什么担架队呀、运输队呀，男女老少抬着门板、推着小车，跟随野战军正规部队，浩浩荡荡往南方开。老人们碰面就说：“娃娃跟大部队走咧，打宜川去咧！”那神情既庄重又自得。到抗美援朝时，彭德怀在大同江边回忆起这一段，还感叹不已：“么子叫人民战争？这就叫人民战争……”
一纵队雪中嚼原粮，许光达马上饮烈酒
连续一个礼拜，宜川城里显得格外安静。安静到一进入夜晚，老百姓就睡不着觉。张汉初的生物钟也被彻底打乱了，晚饭一吃就特别兴奋，必须一直不停地折腾，查查这个哨位，看看那个碉堡，不到凌晨五六点钟，他是绝对没有睡意的。
就工事而言，宜川城防的确值得吹嘘。能利用的地形条件，通通利用上了。最倚重的是外七郎山和风翅山，为城防工事的核心。外七郎山位居城西，与城内的内七郎山紧密相连，内七郎山是城内制高点，地势极为险要。一旦打起来，城外所有据点都失守，而只要守住这个点，即使城破，对方也无法在城里立足。内七郎山的工事极隐蔽，周围又都是绝壁，仅有一条单人小路可上。如果把这条路一堵塞，天大本领也攻不上去。张汉初对手下那两个不怎么和谐的团长说：“你们两个，一个人一座山，只要把外七郎山和风翅山给我弄住了，大炮把我耳朵震出血来，我也能打呼噜睡觉！”
可是，万一守不住这两座山，要突围呢？张汉初没有认真想过。当初董钊向他传达胡宗南的命令，让他前往宜川上任时，他跟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私下透露过一百二十个不愿意。那仅仅是因为自己与赵、蔡二位团长关系不深，担心日后指挥上掣肘。再说，宜川是兵家必争之地，越是“固若金汤”，危险性越大。至于突围……张汉初耳边不停地响起那些耳熟能详的话：“不成功，便成仁！与共产党军队只有鱼死网破，誓死报效党国……”这是那天刘戡在电话里给他胡乱灌下去的迷魂汤。当真要将尸首埋进宜川城的瓦砾之中吗？张汉初疑虑重重地想。越想越感到宜川的城防工事存在着重大缺陷，那就是于突围相当不利！
那么，只有破釜沉舟。张汉初痛下决心之后，粮食、弹药、电台及防守兵力，一连串问题纷纷像臭虫一样滚了出来。尤其是民心向背。城内百姓对强征强收早已怨声载道，而城南那个专门接纳被俘官兵的收容所，又不断美化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仿佛是一发重型炮弹——这些，身为团长的赵仁和蔡仲芳却视而不见。寂寞难耐中苦熬时日的张汉初，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2月中旬，终于接到胡宗南的一纸通报：共产党军队主力由延川南下，经延长，在临真镇一带集结，意图不明。同时，王震纵队由禹门口渡河，似有向西北方向进攻的迹象。通报并告，刘戡业已披挂上阵，整二十九军军部和两个师四个旅约3万人马，亦在洛川附近集结。
张汉初当然不会知道，此时西北野战军的第一、四两个纵队，早已奉命开到洛、宜公路两侧某个大山深处，在那里神鬼莫测地埋伏下来了！几天里，老天爷始终黑着脸，一场大雪就要倒下来，黄龙山区的寒风比刀子还要锋利。因为要隐蔽，丝毫不得暴露战役意图，彭德怀指示部队只能在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露营。战士们牙花打牙花地把身体挤在一起，借着衰草和枯落的树叶避避风寒；但不管怎样，彻骨的寒冷依然躲不开。谁的身上都像冰水浇透了似的，没有一丝热气。
荒无人烟，当然生不得火，也绝不允许生火，带在身上的粮食，是刚刚筹备过来的原粮，自然谈不到加工，不管多么粗糙，都只能原样往嘴里塞。无论是生山药蛋还是生玉米碴子，就着小水壶的凉水，怎么也咽不下去。可是，指战员们没有一个人说不能吃、不能咽的，全都红着鼻子笑呵呵地吃着、咽着。战斗动员实际上在出发前就搞过，但为了把作战计划研磨得更细一点，各营、连还在那里一遍一遍开“诸葛亮会”。战士们就是靠“消灭整二十九军，活捉刘戡”这两句口号，支撑了三天三夜喝西北风、咽苞米碴子的日子。它比任何一次激烈搏斗都更加刻骨铭心，以至于亲历过的老战士们在几十年后也难以忘怀。他们说，我们解放军那么破破烂烂一点家当，凭什么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去看看黄龙山区打埋伏那三天三夜就明白了。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部队刚搞过“诉苦三查”，谁心里都燃烧着一团火。没出征前那段时间，大练兵就很热乎了一阵。每天起床号还没吹，训练场便人喊马叫。有生病的哪敢说呀，想方设法瞒着班长、排长，生怕受照顾留下来压铺草。晚上，熄灯号吹了多一会儿，宿舍也安静不下来。营、团一开会，连队干部们就发“牢骚”，说以前从屋里往操场上赶人，现在反过来了，要从操场往屋里拉；以前是下命令练兵，现在是下命令休息。有的战士，拉都拉不下来，下命令也不管用。
一纵三五八旅大练兵有传统。1943年他们驻防陕甘宁边区时，就创造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经验。这次“诉苦三查”，又是他们带头搞起来的。接着就有了“带着阶级仇恨练”的新口号。这个口号可提精神啊，部队往操场一拉，情绪嗷嗷叫。野司作了规定，基层指战员着重训练进攻作战技术、战术，纵队和旅团干部着重研读毛泽东著作中关于：十大军事原则。训练时间虽说不长，但部队军政素质见长，每天考核，各项指数标尺直往上蹿。
就在这时，攻打宜川的任务下来了。思想动员才开头，血书就雪片一样往上送。七一四团二营六连请战书上面，还一条一款写着：全连有多少指战员亲人被逼死，多少人被捆打，多少人被抓了壮丁，多少人坐过国民党牢房等。这个团有的连队还别出心裁，为死难亲人和牺牲的烈士举行公祭大会，组织全连指战员在灵前宣誓。灵台搭在练兵场，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有人对灵牌跪着说：“给旧社会折磨死的爹娘兄弟姐妹，你们死得太可怜了。现在，我手里有枪杆子，我要为你们报仇！”有人对着灵牌忏悔开了：“……我被蒋介石抓兵，打咱穷人的队伍，真是糊涂啊！今天我明白了，我有罪，我要向你们请罪。如今我回到咱穷人队伍上，一定为你们立功，多杀敌人。”七一六团四连有个叫杨和光的战士，祭完爹娘后，转身含着泪向全连敬个礼，说：“同志们，我请求大家帮我报这个仇！”此言一出，口号冲天而起：“为杨和光同志报仇！为天下受苦人报仇！”有些家在蒋管区的战士就扯破嗓子喊：“打回老家去呀，消灭地主老财，消灭蒋介石；解放咱们父老乡亲！”更有些战士为了打头阵，“立第一功”，联名给各级首长写请战书，下到营团长，上到彭老总，有的甚至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写信，表达决心……
这些，对张汉初来说，自然是天方夜谭。他从通报中知道解放军攻打宜川的部队，充其量不过两个旅。按他比照国民党军两个旅作战能力的估计，在宜川那些硬邦邦的工事面前，解放军如果没有后续兵力，只能围着城墙吆喝吆喝而已。鉴于这种自信，在双方小有接触的前两天围城中，张汉初一直稳坐钓鱼台，吃饭睡觉基本不受影响。开始感到吃紧那是到了26日，围城部队突然向外七郎山放了两炮。27日入夜，老天爷蓄谋已久的一场大雪，终于落下来。张汉初望着夜幕下漫天飞舞的雪花，心里忐忑不安地想：“这究竟是个什么兆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