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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马廷秀满心欢喜跑到“五亩宅”报告，说：“他听说你要走，急得了不得，马上就到！”
这话还中听，马鸿宾心里平和了许多。两人就在屋里一边聊天一边等待马敦静“驾临”。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影。马鸿宾有点耐不住了，冷着脸说：“廷秀，你没有搞错吧……”
话犹未了，马敦静和马如龙两人一摇一摆地过来了。没进门马敦静就喊：“听说你要走，是真的吗？”
这下马鸿宾不客气了，拿出家长的姿态，一张口声音就呛人：“你连老爸爸都不能叫一声吗？你为啥避我不见？家务事尽可商量嘛！你阿大走了，你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能的话，该拿出办法来；不能嘛，看谁能干就让谁干，一个人干不了，或者几个人干，共同负责……”
马敦静傻了眼，不知说什么好，怔怔地盯着马鸿宾。
马鸿宾接着说：“这个仗还要打吗？我看以和为好，打不出名堂来。至于你阿大的安全，不要考虑太多，那好办，就说军队掌握不住，不就完了！”
马敦静低头不语，有明显的抵触情绪。
马鸿宾吼了这一顿，没大反应，便转问马廷秀和马如龙：“你们看怎么办好？”
马廷秀和马如龙一齐说：“请司令官拿主意。”
马鸿宾对马敦静说：“你回去，连夜召开个军官会议，大家商议办法，签字盖章，共同行动。”想了想又说：“把省政府的人也参加上，一起搞！”
马敦静哈着腰唯唯诺诺地退出去了。
这模样给马鸿宾的感觉不错：马敦静总归年轻，孺子可教！所以，当郭南浦与马鸿宾谈及给彭德怀发电报之事时，马鸿宾满口支持，说：“召开军官会议是我的主意，给点时间是应该的。”
彭德怀慷慨大度给了两天时间。
马敦静究竟有没有或者是不是打算召开那个让马鸿宾寄予希望的军官会？这个问题已容不得人们多想。因为就在此刻，天上掉下一条头号新闻：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飞机降落在银川机场。
“五亩宅”悲悲切切发通电，“代表车”摇摇摆摆签协议
马鸿宾决定随机去包头。他要到那里设法与傅作义、邓宝珊二人联络，请他们给宁夏拿个主意。
这正好撞着一个火山喷发的节骨眼上，傅、邓在包头与董其武刚刚拟定绥远起义通电，准备于19日上午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通电签字仪式。
徐永昌和王叔铭就是为此事而来。马鸿宾这个时候去包头公干，徐、王心里哪有不明白之理？但是，时局如此，人各有志，徐、王也只有“心情复杂”而已。他们开着一架飞机满天奔跑，不过是奉着钦旨例行公事罢了。
飞机在银川上空盘旋，徐永昌“心情复杂”地不胜感慨：“这样的山区，完全可以打几个漂亮仗，拖延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马鸿宾在一边细声“请教”王叔铭：“如果要打，中央是否可以派飞机来助战？”
王叔铭惨然一笑，半晌才轻叹道：“中央也是自顾不暇。”
两天后，马鸿宾原机返回银川。此行的结果不言而喻，他更加坚定了既往的决心。现在，彭德怀给的“假期”已经用完了，马敦静的作为如何呢？
“马敦静走了！”这是马廷秀次日清早见到马鸿宾时的第一句话。
马鸿宾大感蹊跷：“走了？怎么走的？去了哪里？留话没有？几个人？”
“昨天跟徐部长他们飞机走的，说是去中央讨主意，有主意下午就回来，没主意就不回来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马鸿宾对这个天方夜谭似的消息将信将疑。因为，徐、王的飞机把他送回银川，仅仅在银川机场一个起降，几乎没有停留啊！
是的，马敦静就是在一个起降的时间里，跟马鸿宾擦肩而行，登上飞机的。“向中央讨主意”的话，他只是跟自己贴身人物马如龙说说罢了。当马廷秀追问马如龙时，马如龙还在千方百计打马虎眼，谎称马敦静到酒泉联络刘任去了！
最着急的要数卢忠良。解放军十九兵团的炮声天一亮就吼开了，银川方面却仍在那里战不战、和不和毫无主见！卢操起电话打到指挥中心，连对方是谁都不问，便大叫：“主席走了，大少爷（马敦厚）走了，现在司令官又走了，我们为谁打仗？你们派个人来同我商量怎么办吧！谁能来？快一点！”
接电话的马如龙被卢忠良这个口气吓坏了！他已经因马敦静的出走，让前后左右的人责问得焦头烂额，所以，话也说得支离破碎：“谁、谁去合适呀？我要守、守电话，是来不了了，叫马光天、李振国去，咋样？”
“随你们便吧！”卢忠良扔了电话。他一听马如龙那个熊话，就知道已成一摊烂泥了。
这时，金积方向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卢忠良到门外透了口气，转身回屋又给贺兰军的马全良以及马英才打电话，约他们到仁春渡会晤。等到马光天形单影只赶到时，卢忠良和马全良、马英才已把“接受和平”的通电都商定下来了。
马光天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传递员，中午饭都没顾上吃，慌慌张张把电文带回银川，交给马廷秀。马廷秀把电文仔细看了一遍，觉得没有把握，说：“此事非同小可，要送马鸿宾斟酌斟酌。”
这时候马鸿宾还在生闷气哩！骂完了马敦静，骂马如龙，最后连马敦厚、马廷秀这些人也一起骂，骂得自己骨头像散了架似的，气哼哼的不能动。直到马廷秀一伙人乱哄哄地赶到“五亩宅”时，才稍稍平息下来。
前方将士把和平电文都拟出来了，这让马鸿宾更体会到自己的正确性。手捧电文，他突然谨慎起来，说：“马鸿逵正在重庆，考虑他的安全，词句不要对国民党太刺激，只表示接受和平，听候毛泽东主席处理就行了。”
接着，马鸿宾便按照这个意思“斟酌”。然后由马廷秀誊清，在电话里念给马全良、卢忠良和马光宗三位军长听，征求他们的意见。
马全良立即回电，表示同意。而卢忠良和马光宗却迟迟没有反馈的消息。马鸿宾等不及了，说：“发吧，不要再拖了！”就发：
“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20日停战，服从毛主席领导，实行民主，俾人民登于衽席，国基安于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这天黄昏，本来热火朝天的金灵地区，偃旗息鼓，安静下来。银川更是静得出奇，仿佛每个人都缩到自己某个小角落里，在悄悄喘息。
马如龙更是如此。这些日子，先是“伴君如伴虎”，后来“老虎”跑了，挨唾沫星子的却是他。每天即便闭上眼睛脑袋压在枕头上，也像是背着石轱辘。现在好了，一了百了……他灭了灯，歪在枕边疲惫地合上灵魂。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吓了他一跳，伸手摸了几个来回才把话筒摸到手。
是马鸿逵的长途，从重庆打来的！
“电文我已看到了，军长、师长都签了名，是真的吗？”马鸿逵问。
马如龙迟疑了一下，答：“是真的。”接着他又将阿拉伯语掺和到报告词中，说：“满拉不念经了。如再强迫，就要把囊噶放到阿訇的朵洛上哩！”意思大概是说部队不听指挥了，再拖下去不好办。
马鸿逵说：“我没别的意思，无非是不忍宁夏七十万人遭受涂炭……”他叹了口气：“现在仍叫尕老二回来和你们一同干，好不好？”
“不用了，已经通电求和，队伍正在缴械，不要再来了……”
马鸿逵半天没吱声。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电话在哭声中挂断。
夜色一下子淹没了马如龙，往事历历在目，一切都成为过去。马鸿逵的哭声是那么撕裂肝肠，它像一桶滋味莫名的卤水，让马如龙整个身子都腐化了。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抽自己一个耳光，接着另一只又抽，一左一右轮流着抽，直到泪水从指缝里艰涩地流出来。
这种说不上来的情绪，甚至包括马鸿宾都不例外。到第二天下午，彭德怀复电发至银川，他才稍稍恢复一点儿理智。彭德怀的电报中对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要求宁夏集团派代表到中宁与杨得志接洽。马鸿宾当家，要做的工作很多，实在没有时间感怀。
9月22日清晨，马鸿宾把挂得上号的军政人员召集到“五亩宅”，商讨派代表去中宁“接洽”的问题。按照通电署名，马全良排在最前面。因此马鸿宾说：“马全良领衔就领到底吧，做个军事方面代表，咋样？”
马全良被点到名，机械地起身，木着，头垂在胸前，许久，肩膀有点耸动，继而大颤，鼻子也抽搐起来，越抽越厉害，最后干脆就“呜呜”地哭出了声，哽咽着说：“马全良不是人，悔不该领头通这个电，对不住长官的多年知遇，对不住……”
马鸿宾皱着眉骂道：“真是没出息，哪里像个男人！这个样，咋当代表？还是让卢军长去吧。”
卢忠良抱着双臂，叉腿端坐，嘴唇棱角分明抿成一线，眉毛眼睛间也有一片懊丧。听到马鸿宾提自己的名，说：“还是换别人吧。我跟共方作战多年，仇怨深重……”
“正因如此，你去了跟人有个照面。人有见面之情嘛，将来处理上总要好一些。”
卢忠良心里有股热意。想了想，点头同意。
马鸿宾见这一伙人个个都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索性端起长官和家长的双重身份，不容推辞地说：“那就由卢军长作全权代表，马光天跟去当个助手，当然也算是代表。马廷秀代表政界。”于是一言九鼎，当即由马廷秀写了份“代表资格证明书”，像马光宗、马宝琳、马英才、马如龙、扈天魁、李振国等人都签了名。马全良也悻悻地走过去，在证明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掷下笔，掉屁股钻出去了。
正当大家挨个儿签名的时候，马廷秀伏在马鸿宾的耳边小声问：“还有啥吩咐的？”
马鸿宾成竹在胸地说：“你们乘车从宁朔县过河，另外带两人，放在河西石空堡，以便通信联络。”
马廷秀领会地点点头，说：“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如有必要，我们三人中一定要有一人回来报告。”
马廷秀与马鸿宾的这番耳语，使得场面平添了几分肃穆与神秘。这气氛随着那辆摇摇晃晃的“代表车”一直维持到贺兰军驻地大、小坝附近，突然被扑面而来的溃兵冲散了。原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军、师长们签字求和了，而下面的部队还在那里决堤淹田。特别是贺兰军，都是些地方保安团过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一哄而散，溃逃不止，急得卢忠良和马光天下车四处捕追逃兵，向他们解释，要他们就地待命，可谁听你的呀！即便是军长也管不住兵败山倒，卢忠良一屁股瘫在堤坝上，狠狠地骂道：“娘的，通电求和，千真万确！”
在与解放军十九兵团首长接触中，卢忠良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只在历数宁马阻击红军、进攻陕北、抗拒西北解放等罪恶时，他小声地咕哝了一句：“我们是战犯，有罪！”
杨得志一直在观察卢，总觉得卢与那帮姓马的军官不太一样。究竟是什么不太一样，他说不上来，但是他有兴趣。接在卢忠良的话后，杨得志说：“所谓战犯，是战了就犯，不战不犯。今天你们是为接受和平而来，我们欢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说着主动上去和卢忠良单个握了握手：“我们决定采取和平协议的方式解决宁夏问题，你们看如何？”
一份协议草案放到卢忠良面前。在草案五条之中，卢忠良一眼看到“……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当即感慨万端地抬起头，说：“我同意。”
马廷秀忙问：“那我们这些穿青衣服的人……”
杨得志说：“省府21日申、养通电表示接受和平，我们的彭司令员也已复电嘉勉了嘛，行政人员的安全当然也在保护之列。除马鸿逵问题较大，等他回来由中央解决之外，其他一般人员，都将受到保护！”
马廷秀有点喜出望外，乐颠颠地凑到卢忠良身边说：“还要咋样？签吧！”
用不着太多的讨论，即功德圆满、皆大欢喜，签字手续成了摄影记者的排练场，连卢忠良也有了笑容。三个人急于返回银川报喜，准备沿来路去河西，接上留在石空堡负责“通信联络”的另外两人。一上路都不免觉得来时那种过分的谨慎实在好笑，正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忽见前面有两名解放军战士挡住去路。三个人同时一惊：是不是因为宁夏部队哄逃溃散，和平协议需要变更？
四、酒泉煮酒天下大乱
银川溃兵如山倒，兰州闲言燃旧情
又是一场倾盆大雨把黄昏搅得天翻地覆。
六十四军一九二师师长马卫华刚把部队稳在金积以北的大路两侧，忽然得到五七四团报告，该团当面敌营乱糟糟的，看迹象是想逃跑。马卫华急问：敌人往什么方向跑？有多少人？回答是多半向银川方向溃逃，也有一部分乘船或大小筏子过黄河。
宁马的求和通电已经发过，是追还是不追？马卫华征求王海廷政委的看法。
参谋长何友发急火火地插道：“当然得追，这些家伙全部都没有缴械，发个电报管屁用！他们一旦散了摊，将来宁夏就甭想安稳了。特别是那个贺兰军，许多人原本就是地方上的土匪，横行霸道已成习惯，狗改不了吃屎嘛，还不借这个机会重操旧业、占山为王？”
王政委谨慎地说：“是不是按级请示一下，这里面有个政策问题呀！”
大家正在商量着，又接到五七五团报告：“他们在金积通往吴忠的大路上，截住了大约有一个营的敌军，双方开始射击，互有伤亡，三营副营长王德全和七连连长吴有福牺牲了。另外，敌人在上游地区决堤放水，农田和公路都泡在水里，一片白茫茫的，有的连队在齐胸深的水中与敌交火。目前，部队仍在追击这股顽敌，希望师首长给个明确指示，打还是不打。打，他们将组织增援，全歼顽敌；不打，就由他去算了，把部队从水里面撤出来。”
“打！”马师长果断挥手，“告诉五团，一定要控制局势，敌人不守规矩，坚决消灭，不必犹豫！”
这道命令对五七五团三营真是个福音。因为通电求和的缘故，三营奉命从午后起对当面之敌即停止射击，固守现有阵地。谁知时近黄昏，大雨下起来之后，敌阵地上突然枪声大作，接着就有大批敌人往吴忠方向奔逃。副营长王德全带上七连去追，而且下令：只追不打，或者说不主动射击。结果被敌人前后夹攻，部队又陷在水里，吃了大亏。
马卫华师长的命令一下达，三营长刘青敏立即调整部署，以密集火力压向敌阵。敌人炸了营，开始弃阵而逃（实际上早就有一部分敌兵滴溜滴溜往后跑了）。刘营长率部紧追不放，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追到吴忠堡。
又一个黄昏降临，雨还在下个不停，敌我双方都淋得像落汤鸡。尤其是我三营七连，战士们刚从水里爬上来，走路浑身都哗哗响，粮袋全都泡“肿”了，重了好几倍！部队马不停蹄在吴忠堡搜索，敌人腿快的还在跑，跑不动的就举起双手。枪声开始稀落，敌我双方混在一起，乱得一塌糊涂。这时，有几个战士在路边民房里抓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他自己声称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是从银川赶来阻止部队溃逃的。结果部队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非但如此，还被一个连长带着几十个人四处追打，不得已才躲进了民房。
情况一级一级报告到兵团司令部，让刚刚与宁马代表签过和平协议的杨得志一惊，急忙吩咐把卢忠良等三人截回来。杨得志向卢等人通报了马全良挨打的事，并说：“宁夏军队正在宁朔路上逃散，你们这样走过去，恐怕不太安全，最好绕道从吴忠堡回去，那里已被我军占领。”
卢忠良三人面面相觑，对面前又一场虚惊无奈极了。马廷秀说：“我们来时，也见到溃散的部队。我们作了劝说，他们不听……料想不至于全部溃散吧！”他担心部队如果全部溃散，将会影响和约的生效。
杨得志说：“据我方查明，贺兰军和第十一军几乎跑得差不多了。这也好，省掉我们一笔路费。”他转向卢忠良，“你的一二八军还好，基本没动。我们会按照我军的优待政策，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回家，发足路费……”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并没有如杨得志所言。在十一军与贺兰军影响下，卢忠良的一二八军也迅速崩溃。一时，溃兵四处逃窜，无恶不作。9月23日天不亮，马鸿宾即连电向彭德怀告急：“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之势，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现象，请即令杨司令员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在这场溃兵“大地震”中，驻银川的马光宗第十一军最为恶劣。自9月22日“五亩宅”会后，军部头头毫无根据地宣布“等待解放军改编，然后随解放军打到四川去”时，新城一八六师就立刻一哄而散。这些宁夏籍的兵痞子，谁还想再跑到四川去送命？第二天，一八九师也弃甲出城，仅一个小时，近万人不击自溃！马全良得知这一消息，又不知从哪里听说有人要暗杀他，便以收容散兵为借口，和副军长王伯祥一溜烟跑到吴忠堡。结果闹了那么一出滑稽剧。他被带到六十四军军部，见了曾思玉军长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银川惨状，说：“贺兰军散了，十一军正在散，局面无法控制，请解放军赶快进驻银川。”
如此，双方签订的一纸协议已毫无意义。
杨得志和李志民立即撤销原准备在新华社发表协议全文的决定，命令：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一部，连夜进驻银川！这可救了马鸿宾的大驾。他急忙调集40辆大卡车，浩浩荡荡接到仁春渡。
当夜又是风雨交加。五七二团副团长苟耀德率部一到银川，便立刻占领四个城门楼及钟鼓楼、玉皇阁等制高点，并把马鸿逵公馆指挥要地控制在手，解除了国民党第十一军一八六师残部的武装。
第二天（9月24日）中午，一九一师主力进入银川。到这份上了，马光宗的十一军还有一个加强连偷偷往贺兰山方向逃窜。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下令追击：“就地解决，一个不留！”
解放军入城仪式定在两天后的26日。自然又有彩车、标语、鞭炮、锣鼓，有贫民的倾诉、名士的感慨。当杨得志等十九兵团首长的敞篷车缓缓驶入银川市区新城大街时，马鸿宾含着泪对身边宁马旧人们说：“大家在这里工作多年，不免有对不起人民的地方。现在解放了，银川有家的可待下去；想回兰州、临夏原籍的，可以离开这里，免生意外麻烦。”
这其实也是杨得志的意思。宁马统治已告结束，但宁夏的情况依然还很复杂。
热热闹闹一天过去了，马廷秀回到临时寓所，望着一点一点爬上墙头的黑影，顿生无限惆怅。他的家眷早已回到兰州，银川既无亲人亦无房产。尽管眼前胜利是甜蜜的，其中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自己的心血。但不知为什么，那件旧衣服仿佛总是脱不掉似的。这种时候，他唯一的希望是回到妻子儿女身边，关上门，好好睡一觉。
在杨得志的关照下，马廷秀如愿以偿。刚到兰州的第二天，他便带着杨的介绍信去见彭德怀。
开国大典就是几天后的事了，彭德怀忙着呢！但是马廷秀不能不见一见。彭德怀说：“此人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上起了好的作用，请他吃个饭，叫张副司令一块坐坐吧。”
张宗逊副司令具体负责敌军工作这一块，吃饭的时候多了个心眼，把联络部负责同志也都叫来了。大家一边把盏一边纵论时事。放眼未来，心潮难平，谈锋都很雄健。张宗逊对马廷秀说：“你对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也算比较了解了，在西北的熟人又多，发挥一点作用吧，写写信，争取兰州、宁夏和青海跑出去的亲友、同事早些回来，财产方面，你鉴定一下，我们该发还的发还。”
马廷秀说：“我在河西那边是有一些亲友和同事，这个工作力所能及，可以办得到。”
张宗逊哈哈一笑：“河西工作就不用了，连酒泉、玉门都已经和平解放啦！”
“是吗？”马廷秀还蒙在鼓里，使劲捶自己的脑门“你看你看，我们这些人，在银川偏于一隅，真是井底之蛙呀！”
张宗逊说：“这难怪，那也是前几天的事情，和银川解放时间差不多。现在我主力就要进军新疆了。过两天，我们的毛主席就要在北平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开国大典！”
马廷秀感慨万千地说：“形势发展得这么快，真是出人意料。不瞒张将军说，当时我以为西北这块骨头恐怕够贵军啃一阵子的。兰州解放之后，西宁和宁夏原不在话下。鄙人最担心的是河西走廊。此地南有绵绵祁连，白雪皑皑，渺无人烟；北有巴丹吉林和腾格里大沙漠，更是千里戈壁，天然屏障，自古易守难攻啊。更何况解放大军远道奔袭，地形和民情都不太熟悉，当年大军北上抗日……”马廷秀突然发觉自己说漏了嘴，怕提起西路军惨败的那些往事，会使气氛受影响，扫大家的兴。所以陡然把话头掐掉了，打起哈哈。
但这已经点燃了张宗逊。这些日子来，从王震所率二军和许光达的二兵团各军，都传来过许多有关西路军老战士流落民间的故事，时常让他激动不已。人是有感情的，他的表情不禁严肃起来，沉重地说：“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
乌鞘岭下沉冤泛起，西征途中彭总洒泪
如果你把河西走廊想象成一个“通道”，那就错了。河西走廊实际上是一堵墙。这一点，你只要从兰州出发，走到乌鞘岭就会明白。
在陇中，像乌鞘岭这样的高地实在不算什么。若不留心，地图上都看不出来。你只有走到实地，突然间抬头掉了帽子，低头乍出一身冷汗，然后再打听世代居住在旁边的藏族同胞，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这就是乌鞘岭。于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才会刻入记忆之中。
乌鞘岭是西征途中头一道鬼门关，攀越它犹如吃一顿杀威棒。当年红军西路军许多老战士，就是在这里进不去、出不来，留下了不少尸骨，也留下了不少活着的故事。
许光达的二兵团如今也来到这乌鞘岭下。
9月13日，二兵团的三、四两军沿甘新公路前进，六军在公路东侧，目标瞄准长城边的天靖和土门。三天之后，部队不知不觉感到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难走，空气越来越稀薄，气温越来越下降，胸口像堵了个木塞，闷嘟嘟的，浑身冻得打哆嗦。心脏如同一部随时都会停转的机器，坐下来休息是危险的。
这就是吃人的乌鞘岭，这就是吃人的祁连山。据一位叫扎西的藏族汉子说：“山下穿单，山上穿棉；云从山头过，必降一场雪！祁连山是个疯子……”
扎西是个中年汉子，在祁连山这乌鞘岭一带打磨了大半辈子。他个子不高，壮实得像头牦牛。红红的脸膛镶着浓眉，嘴唇奇厚，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话。在山下与许光达第一次见面时，扎西就说：“我们汉、藏是一家兄弟！”他主动提出为解放大军带路。
许光达着实喜欢这个汉子，拍拍他的手说：“解放了，各族人民都是一家，马家军不代表回族广大的穷苦人民。”
扎西很感动，也很费解地问：“三几年，回人在我们这里杀了你们多少汉人啊，你们却说他们也是一家人？”
带着一大堆问号，扎西到了九师前卫二十团。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也在这个团，于是两人一边登山一边摆起龙门阵。康世恩同他谈到阶级剥削、谈到土司和平民、奴隶主与奴隶，这些在扎西听来是那么熟悉，却又那么新奇。他有生以来，头一回过乌鞘岭过得这么轻松愉快，不时爆发出打雷似的笑声。
然而，康世恩却喘不上气了。天气变化无常，出发时在山下是细雨绵绵，到半山腰却见晴空万里，还没来得及高兴，天一黑，大雪便倒下来。看漫天飞舞的大雪俨然季节已进入隆冬。扎西说祁连山是个“疯子”，一点不假。
队伍上个个都在牙花打牙花，浑身筛糠。
师参谋长王兰麟在电台上明话喊前卫团：“还有多远才能下山啊？”
“不远，”扎西说：“三两步就有村庄了，到那里有吃有喝。”
王兰麟气喘吁吁地问：“你那个三两步是多远？”
扎西说：“起码再走十里！不能停，一停就没命了！”
这时部队已经牺牲不少人，前卫二十六团一营就有七个战士在路边喘了口气，就倒在雪地上。病倒的更多，准备的担架都不够用。
披着白雪的队伍沉闷起来。扎西所预言的那个村庄一直没有出现。问他，他总是说“不远了，不远了”，但究竟有多远，谁也没底。
黄昏渐渐来临，突然有人喊：“村庄！”
果然，山脚下的旮旯里隐隐可见一丝半缕炊烟。部队下山的速度明显加快，许多战士连滚带爬，队伍虽然有点儿乱，但大家的心却靠得更紧了。战友们搂在一起，庆幸闯过了又一道鬼门关。
终于，路边歪歪倒倒地出现几幢茅屋或毡房。几个拖着长鼻涕的娃娃几乎光着屁股和他们的狗奔上前来看新鲜。狗“汪汪”叫开了，而那几个辨不清男女的娃娃却呆呆地看着，一声不吭。
也许是狗的叫声惊动了大人们，很快，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从穿着和面相上可以看出，他们中大多数是藏民，有少量汉族人。不管是藏民还是汉人，所有目光都是滞涩的，怀有深重的疑问。
战士们兴奋极了，仿佛忘记刚刚过去的恐怖和疲倦，热烈地挥着手和他们招呼。他们中间有的人咧开了嘴，有人同样友好而粗重地挥舞一下胳膊，慢慢地脚步也往路边靠过来，还有人跟着部队一同往前走，并叽里哇啦地对战士们说着什么。战士们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那激昂的情绪和朗朗的笑声是可以意会的。
这时，前队响起“滴滴答答”的军号声，部队就地休息。战士们解下背包，整齐地坐在路边。
忽然，有几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妇女从村子里跑过来，张口说起汉话：“我们敢打问一下，你们这是谁的队伍，要到哪里去呀？”
战士们听到汉话喜出望外，忙笑呵呵地答道：“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去解放大西北呀！”
“毛主席的队伍？！”妇女们激动得你看我、我看你，好半天，泪水从眼眶里哗哗地流出来。其中一人哽咽着喊了一声“同志啊……”泣不成声：“我们可把你们盼回来了！毛主席的红军总算又打回来了！”
这一下可惊动了部队，前前后后一家伙围过来好几十人。
妇女们边整理身上麻布片似的衣服、撩着纷乱打结的头发，边哭着说：“同志们哪，你们晓得不晓得呀，我们也是红军战士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我们的团长叫张琴秋，营长是关桂芝，她们就牺牲在这里呀……”
人群中挤进来三营教导员胡清海。胡教导员俯下身子，泪水满面，声音颤抖：“同志啊，你们辛苦了！妇女团我晓得的，你们西路军的同志遭大难了！我晓得我都晓得，我也是红军过来的，我们是红二方面军……”
那个亲热呀！几位妇女团的老战士，不管不顾，一把抱住了胡教导员，千言万语半个字也吐不出，只有放声大哭。
一位年纪稍大点的妇女终于松开手，在旁边抽抽噎噎地讲述道：“……我们被困在这里十天十夜呀，横走竖走走不出祁连山，已经兵无弹药、马无食草了，还坚持同甘、青、宁马家兵战斗。古浪一仗，我们西路军伤亡有三分之二；高台一仗，又损失了不少人枪，等我们退下来剩着不到两千人，有的掉头北上，大多数溃散了，就在这个祁连山下面，三三两两，自谋生路……最遭难的就是我们妇女团姐妹呀。我们大多数是四川人，1934年前后参加革命的，哪个不是苦出身啊！我们跟着红军长征过草地爬雪山，一路上也不知同白匪打过多少恶仗。我们妇女团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可是部队打散了呀，在这里人地两生，身上没穿的，肚里没吃的，姐妹三五合伙，还是跟马匪斗呀！我亲眼看到一个大姐，敌人捉住了她，她还用牙咬敌人的手臂，结果被敌人一刀砍了脑壳，好惨哟……我们团的同志们，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了重伤。我们几个是妇女团的最后一批，弹尽粮绝，给敌人围住了。万恶的敌人，比野兽还狠啊，一个一个奸污我们的姐妹，哪个不从，就是一枪，还有一些年轻的姐妹，被他们拉去当娃子……”这位老红军战士说不下去。
战士们抢着把自己的水壶伸过来：“喝口水吧……喝我的、喝我的……”
另一位女红军战士接过水壶，很熟练地喝了一口，接着说：“我们几个偷偷在深夜里逃出来，钻到一个藏民老乡家里，求求人家保一条生命。天下穷人是一家，藏族同胞是好人，他们几家联合一条心，把我们藏起来。我们要活下来，要找自己的队伍，就跟藏民结了婚，我们都生了孩子，我们算是幸运的了！还有一些姐妹，给那些马家土匪威逼成婚，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真是作孽呀！”
有位妇女团的老战士哭着哭着昏倒在路边。战士们七手八脚喊来卫生员，给她喂药、喂水，大家都在流着泪听这些故事，有人振臂高呼口号：
“为妇女团的同志们报仇！”
“消灭马家军，解放大西北！”
有人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老战士们披上，有人解下了自己的干粮袋，更多的人则把自己积攒的一点钱以及肥皂、毛巾之类的日用品，全部送给她们。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工夫，四面八方有近百名妇女团当年流落下来的老战士找上了部队。二兵团的三、四、六军和一兵团的二军，都接待过这样的老战士。后来，大家把这些故事汇报给彭德怀，老总的泪水都止不住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她们有么子要求没有？”彭总关切地问。
“很简单，她们要求归队。”
“这恐怕有困难。我们做了工作吗？”彭德怀无奈地望着窗外。
“工作都做了。她们也很通情达理，知道现在归队的确有困难。”
“她们生活得如何？”
“困难啊，十分困难！”
“我们帮点忙嘛！帮了没有？”
“也只有给点衣服，给点口粮，战士们还自动送了点物品。”
“她们现有人数大概是多少？”
“找到部队的总共有一百多，据讲这一带可能有近二百人，但都很分散，互相联络不上。”
彭德怀打开窗户，让刺人的寒风和雪沫打在脸上。许久，说：“野战军政治部抽几个同志，下去仔细摸一摸底，把数字搞清楚，挤点经费，力所能及给点补助……”他用双手使劲在脸上抹了一把，“千山难断同志情啊！中华遍地埋忠骨。我们有多少好同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吃尽了人间的辛苦，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妇女团是一支英勇顽强的铁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由于当时的错误，把她们带上了一条悲惨的道路，葬送了她们！今天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政权建立之后，还要很好地安排她们，承认她们过去那段光荣历史，活着的要按老同志待遇，死了的要按烈士对待。我们不能忘了她们，我们应当关心她们。她们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姐妹，是我们的亲人……”
说到这里，彭德怀失声痛哭起来。
张宗逊咬着牙拍桌子说：“……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加快进军的步伐，加快政权建设！”
此时，二兵团六军已解放大靖，在大靖休息三天，正准备攻打土门；三、四两军已解放古浪；而王震司令员率领的一兵团二军，则钻出风雪交加的祁连山，解放了民乐，又在张掖三十里铺连打两个胜仗，歼灭敌西北长官公署警备团的300多人。第二天，再歼敌二四五师七三九团大部，敌一七三师骑兵团一看风头不对，知趣地举手缴械。张掖宣告解放。
这是1949年9月19日，败逃酒泉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那一锅稀粥，似乎也熬足了工夫。
彭铭鼎奏小夜曲，黄祖埙做白日梦
自从马继援在永登消失之后，彭铭鼎就开始猛加柴火熬这一锅粥。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曾经给他八个字：掌握部队，等待时机。现在还等什么？彭铭鼎觉得，应该首先从实力人物下手，像吃汤圆那样，试试馅，一口一口来。
兰州战役之后，河西路上所谓的“实力人物”无非有三人：一是还没来得及撤换的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一是一二○军军长周嘉彬；还有一个就是差点取代了黄祖埙的那个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别的人都是鸡毛蒜皮，即便像顶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招牌的刘任，也不例外。
彭铭鼎把黄、周、曾甚至刘任，都放在自己的掌心上掂了掂：曾震五是心腹，是当年陶峙岳一条线上的人，没问题，可以信得过；黄祖埙是老蒋的人，到这份上了提起蒋介石的名字，还假模假式地双腿一靠一个脆响，口口声声领袖如何如何；周嘉彬的背景摆在那里，就凭着他有张治中这么一位老泰山，估计走样也走不到哪里去。至于刘任，不过是桂系派在西北的一只警犬罢了，听其言观其行，要他举义，向共产党投降似乎是不可能的。
掂量来掂量去，彭铭鼎的戏法似乎只能在周嘉彬与黄祖埙之间展开。
周嘉彬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早就知道彭铭鼎会找他，肚里的主意有一大堆。他向彭表示“很同意起义”，但是，“黄祖埙这个狗日的步步紧跟，死死盯着老子。分明是监视，不干掉他终是祸害，你要把他干掉！”周嘉彬思忖，彭铭鼎这把刀是借定了！
彭铭鼎冷冷地笑道：“他是盯你吗？还不是你那点部队！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你记着我这句话。”
就在周嘉彬琢磨彭铭鼎这句话时，彭又去了黄祖埙那里，给黄祖埙抛砖引玉：“黄兄，大局如此严重，我们怎么办啊？”
黄祖埙的脖子很硬，断然回答：“怎么办？难道向共产党投降？我才丢不起那个人哩，我死也不投降！”
“那当然啊，”彭铭鼎抹脸就是一派豪气地说，“哎呀，我的意见是如何很好地掌握部队，与胡取得联系，与新疆密切配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迎接今后更为艰苦的日子，并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你怎么能说到投降呢？！”
黄祖埙哈哈大笑：“我这个人就这样！说话直来直去，你别介意啊。”
彭铭鼎说：“我又不是公署的长官、副长官，介意也罢，不介意也罢，你用不着怕。”
黄祖埙就怕人家说他“怕”，忽视了他的身份，当即吼道：“你幸亏不是那个玩意儿，要是的话，我理也懒得理你，我怕个鸟！”
小话立刻传到刘任那里，联想到黄在古浪令不行、禁不止的一些细节，甚是恼怒。“这还了得！大敌当前，公署也不放在他眼里，将来一有点事，还不翻了天啊！”刘任一肚子火也没个发泄的地方，偏偏当着彭铭鼎发作出来。
彭铭鼎又进入了公署副参谋长的角色，乘机向刘进言：“今后河西就靠这点部队，你是现在河西的最高负责人，黄祖埙这样不听你的话，如何得了！应该尽早搬掉这块石头，免生祸端。”
“眼下这么乱，让谁来代他？总不能再动曾震五吧！”刘任明问暗探。
彭铭鼎管不了许多，直奔主题：“人选多的是，二四五师师长刘漫天……这个人就不错嘛！”
刘漫天同周嘉彬穿一条裤子，这是人所共知的。刘任眉毛一跳，嘴上“唔、唔”地答应着，心思却拨开小算盘：倒要看看你彭铭鼎作什么法！于是，表面不动声色，暗里在彭的身边安插数人，日夜盯紧了他。此后，彭的言行举止无不在刘的掌握之中。
彭铭鼎眼睛始终不离黄祖埙。好像扳倒黄祖埙，周嘉彬就自然归附了似的，是不是有“黄雀在后”，他却不顾忌。
这天碰到刘漫天，彭铭鼎照例要问一句冠冕话：“队伍怎么样啊？”
“本部约束还过得去，”刘漫天说：“别的部属，我就不好说了”。“别的部属”指谁？当然是指黄祖埙的九十一军而非“本部”一二○军。彭铭鼎听出话中有话，故作一惊：“说来我听听，有什么不好说的！”
刘漫天说：“自从进发武威的命令下达之后，沿途三三两两不成队伍的尽是九十一军溃兵！尤其是沈芝生那个二四六师，官兵与难民搅在一起，赶着牛羊四散奔逃，沈芝生也听之任之。话说回来，也没法管，那些兵！”
“听说沈芝生跟黄祖埙挺近是吗？”彭铭鼎很有兴致地问。
刘漫天说：“也许吧。这种时候，同病相怜罢了！”
彭铭鼎失望地叹了口气。
这让刘漫天颇有负罪感。刘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已知道彭铭鼎暗地里有抬举自己的意思。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处在眼前这样一个爹死娘嫁人的情景之下，能有个念想，也就足以让人产生知恩图报的心情了。但是，刘与黄祖埙个人之间，的确没有什么过节。队伍混乱，那是实有其事。与沈芝生马上相见，也纯系偶然。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狼狈不堪、愁容满面。沈问，老刘，怎么办啊？刘漫天说，快把部队抛光了吧，一个人怎么都好办。去重庆为上策，走新疆为下策，其他道路没有，要是有，就是当俘虏去坐囚车。
这既是调侃，也是当时情形下人人都挂在嘴边的一句光面话。没想到沈芝生却说：“我与你完全相反，重庆去不得，新疆倒是可以走走的。”这话听起来虽与主流意思相悖，却也有点调侃的味道。
刘漫天吃不准沈的真心，于是顺水推舟，以趣还趣地说：“是啊，你是湖南人，有这个可能。”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这话半真半假。
然后，沈、刘对话结束，一番苦笑，彼此握手道别。刘漫天想，难道这么丁点儿芝麻谷子的事，也值得跟彭铭鼎叨叨？如此想着，也就自己给自己把心放下来了。
可他没想到，偏偏是那么“丁点儿芝麻谷子”给沈芝生的内心掀起了波澜，以至于影响到沈的人生选择。
望着刘漫天的背影渐渐远去，沈芝生一种从未有过的落寞感油然而生。他知道，刘漫天是个有来头的人，虽和自己同为师长，可十个指头伸出去有长短啊！人家在国防部、参谋本部有的是朋友，手里又有钱，当然要以去重庆为上策了。而自己呢？刘漫天说得对，去新疆或许有这个“可能”。好歹自己在那里干过一年多，军长、师长也认识几个，再说，陶峙岳是旧长官，又是湘湖乡党，多少有个关照吧！
最让沈芝生犯难的，还是对共产党的理解。长久以来，国民党的宣传一直说共产党不要父母、共产共妻，活埋国民党人。后来听听沈阳与河北邯郸的中共广播电台，又觉得情有可疑。那么多起义和被俘人员及他们的朋友、同学、爱人、父母的通信，说明并没有谁被活埋嘛！特别是听到老友李则尧在邯郸广播电台给西安的妻子播发文章，真真切切说没被共产党歧视。还有许多当了共产党的黄埔同连同学，也经常家信不断、也要父母兄弟嘛！东北起义的曾泽生，投诚的郑洞国，被俘的廖耀湘，以及锦州的范汉杰、北平的傅作义、天津的陈长捷、淮海的杜聿明等，哪一个被杀掉了呢？他们都在广播上讲过话，沈芝生清清楚楚听出是他们本人的声音。那么，起义、投诚、当俘虏不能说不是一条可行的生路。
沈芝生跟在队伍后边就是这么忽悠忽悠地想着，不觉来到土门镇附近。这时，以刘任为符号的长官公署已经到了武威。该城西关外驻着沈师刚刚归建的骑兵团。沈芝生屈指算来，自己手上还有5000多人的兵力。
这就是本钱！沈芝生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军营内的空气是异常沉闷的。沈芝生驻在土门镇附近一个小山村，每天阴着脸，愁云密布。部属与同事之间相见，开口就是共产党军队到了哪里？我们为什么还不走？住在这里干什么？
“这是上边的事，无须多问！”沈芝生以不变应万变，从早到晚就这句话。但是，“上边”究竟在干什么，沈比谁都明白。
几乎每天在黄昏来到之前，沈芝生都要去一趟军部。例行的节目就是跷着二郎腿和军长黄祖埙、参谋长郑壮怀漫无边际地胡吹神侃，聊以解闷。黄祖埙有一万个不该一千个后悔，他的嘴巴从来不带把门的，当初为什么到陇南，为什么又跟马家搞到一起，为什么要打兰州这一仗……如今木已成舟，什么都晚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捧着一份全国邮政地图，做白日梦！
黄祖埙的白日梦是，带上足够的参谋、副官和卫士，沿着祁连山北麓，走青海、西藏边境到西康，经云南去缅甸，逃往台湾。或者是走南疆的和田，经西藏到印度……这与沈芝生等人的内心世界大相径庭。因而黄的宏论往往和者盖寡。黄对此很感到苦恼，常问郑壮怀：“你估计到时候有哪些人愿跟我们走？”
郑壮怀自己就没有这个打算，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于是打哈哈说：“反正比他们一二○军强。你知道周军长都在忙些什么吗？”
“忙什么？忙着抵抗共产党军队！在古浪，我亲眼看到他训那个一七三师的代理师长陈定行，骂陈几天不架电台跟他联络，让他感到着急。他还说新疆陶峙岳的部队已经人关，决意要打下去哩！”
究竟是黄祖埙的话打了埋伏，还是周嘉彬的行为打了埋伏，郑壮怀有点丈二和尚了。但他可以肯定，所谓“新疆部队已经入关”的话不足信，如果不是讹传，那也是陶峙岳为敷衍蒋介石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而玩的花招。当然，郑壮怀更知道周嘉彬正在武威城里与彭铭鼎做交易呢！
彭铭鼎之所以要答应周嘉彬去掉黄祖埙这样一个慢工细活，是基于他自己的错误判断。他总以为兰州战役之后，解放军会转锋南下，先解决西南问题，然后再慢条斯理地来和平解决河西与新疆。那么，河西这个小朝廷存在半年是没有问题的。因而前哨位置也就可能停留在乌鞘岭。谁知，许光达的二兵团打完兰州紧接着就进逼乌鞘岭。彭又想，大概是把乌鞘岭当作兰州外围吧！结果一错再错，事实完全超出了他的主观想象，解放军越过乌鞘岭，滔滔北上，其势头难以预料。
只好给新疆警备司令部挂电话。
陶晋初说：“你直接跟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吧！”
这不啻是一声闷雷，彭铭鼎傻了。他开始手忙脚乱，有点控制不住火候必定要煮夹生饭的担忧。一到武威，赶紧把周嘉彬找来问计。周嘉彬还是那句话：“就怕黄祖埙……”
“黄祖埙有什么可怕的？他一个军，你不也是一个军吗？”彭铭鼎面带愠怒。
周嘉彬冷笑：“怎么能一样！他一个师看我一个团，后面还有刘副长官撑腰，每天都把枪口对着我的后脑勺，这些你都知道吗！”
这一点，彭铭鼎的确不知道。他呆若木鸡，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怎么办？他不得不抓起电话，要通已在张掖的曾震五。刚说上两句话，就听卫兵在门口大声报告：“刘副长官到！”
曾震五满天飞翔，周嘉彬说走就走
秋天的太阳不比春天的太阳逊色，曾震五的午觉总是睡不够。
张掖被认为是塞上江南，酒泉也差不了多少，连当年左宗棠都热爱这地方呢！所以，过去一直是国民党西北战略补给线上的绝妙下处。曾震五在这里有个不错的家。兰州战役后，人人都在逃难，曾震五却躲在酒泉他的卫生街二十一号效法卧龙先生。这没办法，补给区的司令官嘛，命中注定吃香喝辣，谁也没法红眼。
接到彭铭鼎的电话，曾震五一刹那变了个人。他一阵风似的赶到武威与彭“相商要事”。彭的口气比命令还命令，而且包含着巨大的秘密性。这样的命令是不能拖延的。曾震五懂得行伍规矩。
果然跟想象分毫不差，彭铭鼎要曾震五赶去新疆，向陶峙岳报告河西情况，并特别强调起义的时间，最迟在队伍退到酒泉时就得动手，绝不会再向西多退一步。因此，请陶峙岳在新疆早点作好相应的准备，免得到时候让彭陷入前后夹击的境地。
这就是说，彭铭鼎缺乏自信心。新疆境内他最担心的是整编骑一师会添麻烦，而在河西这堆人马中，他简直就没法料想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刘任死不投降，黄祖埙铁杆到底，周嘉彬讨价还价，连那个他想竭力保举的刘漫天，也在四处张扬“去重庆是上策”。他唯一希望就放在曾震五身上了。
其实，彭铭鼎手里还是有牌可打的。曾震五到武威受领任务后，连夜就去玉门油矿见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当初深夜把彭铭鼎送出兰州的贺新民。身为骆驼团团长，贺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地方。但就眼下而言，在甘肃的部队中没有参战的完整战斗兵团，只有他与毛熙筠的新疆警备团，而这两个团又担负着特殊任务——保卫玉门油田的安全。
曾震五对贺新民说：“我要去新疆，你准备得如何？”
贺新民一口回答：“兰州一完我就准备好了，还到今天！你放心去吧，我随时听从彭介夫（彭铭鼎）的调遣。”
曾说：“是时候了，大势已去，仗实在没有打头，日子一天也拖不得。‘天津榜样’是死路，走不得；只有‘北平方式’‘绥远办法’，赶快跟共产党直接谈判，新疆宣布脱离国民党独立，才能解决问题。”
这想法很大胆，让贺新民听来有点吃惊。便问道：“蒋介石不是承诺给新疆100万元经费，建立什么‘基地’吗？你这一‘独立’不就一笔勾销啦！”
“唉，你真是天真，蒋介石的话也能信？等了那么久，一个铜板也没见，却把和谈拖到今天！”曾震五胸有成竹地说，“今后，凡新疆军政机关部队的供给，一律自给自足，经费不要共产党管。”
贺新民说：“想不到你在张掖不吭不哈想了这么多，不像那些家伙，一路吵吵嚷嚷，各扫门前雪。搞得彭介夫没头的苍蝇一样。”
曾震五说：“现在，谈部队是笑话了！周、黄两军那还叫部队吗？早已七零八落，只剩下玉门油矿这点政治资本。这是我们和共产党交换的条件之一。你要用一切力量，重新严密组织部队，团结官兵，负起油矿的安全责任，维持关外秩序……”
两人认识以来，这恐怕是一次最彻底的谈话。天快亮时，曾震五与贺新民重新约定了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才离开油矿，爬上去往迪化（乌鲁木齐）的飞机。
第二天，贺新民急不可耐地行动起来，立刻召集各团、各单位主管干部开会。为了像曾震五所交代的那样“团结官兵”，他还在骆驼团内部搞了一个所谓“新生会”。那时，他并不知道玉门油矿早已是个舞台，他自己也早已登上了这个舞台，舞之蹈之在表演。而台下看戏的，既有国民党河西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也有中共打进油矿的地下党员。
此时刘任和彭铭鼎等人主持的流亡公署，已经乱云般地飘到了张掖。因为张掖是“塞上江南”，如彭铭鼎回忆所说：“虽时已初秋，却尚有春意。久别故乡的湖湘子弟，走到这里，自然不愿意离去，幻想着共产党军队因塞上早寒而暂停西进，则我们也可趁此喘息，在张掖苟安一时。”没想到这个可怜兮兮的美梦，被王震一榔头砸个粉碎。
溃逃的敌军始终把眼睛盯着屁股后面许光达二兵团。许兵团虽然也隔三差五赶上来吃一口，但总体上还是在“赶鸭子”。因而自乌鞘岭以来，周、黄两军各部队都摸到一个规律：只要两条腿跑得快，不要拉在后面，一般就没有太大的危险。他们都知道，右边是戈壁大沙漠，左边有几乎可以触到天公的祁连山，用不着有任何安全上的担心。
正因如此，王震的打击对敌人的震动才显得惊天动地。刘任一听说民乐扁豆口出现了共产党军队，而且又是“大部队”，真是把胆都吓破了！三天前，曾经有个在这一带当过土匪的“高参”，带着十几乘轻骑从青海那边沿着王震他们走的这条路过来了，声称大部队插翅难飞，一再安慰大家放宽心吃饭睡觉，怎么一眨眼工夫共产党的“大部队”却偏偏就到了呢？而且，一下山就在民乐干掉一个骑兵旅，旅长被俘，副旅长被毙，武器弹药一扫而光。刘任见到的世面再大，也没有见过这种奇事！他结结巴巴地下令：“赶快把一七三师骑兵团拉到民乐挡一挡，汽车五团和其他所有汽车，不分建制，全部集中，装载部队往酒泉撤！”
部队大体有了着落，刘任毛里毛躁往汽车上爬。还是彭铭鼎冷静，不慌不忙跑过来叮嘱驾驶员：“听说这段路面不好，慢一点，稳一点。”
说是“慢一点、稳一点”，副长官坐在车上的情绪多多少少要给驾驶员一点传染。结果，车离开张掖走到距酒泉还有一半路程时，一家伙同对面开来的另一辆大卡车撞个满怀。
刘任眼前一黑，“哇”的一声大叫，以为这辈子结束了。直到酒泉醒来时，他还一口咬定说这不是真的，以至于大家都偷偷议论：刘副长官是不是脑子撞坏了？
其时，彭铭鼎正在黑水河畔的高台“调整部署，视察阵地”。王震指挥解放军第二军已经占领了张掖，正积极向临泽推进。临泽与高台之间相距的40公里，就是彼此交锋的“前线”。听说周嘉彬和黄祖埙都在高台“督战”，所以彭铭鼎就没去酒泉，直奔高台。
曾震五从迪化回来一下飞机，哪儿都不去，就到高台找彭铭鼎。见面就说：“一切商妥，陶要我们立即动手，不愿起义者听便，负责保护他们安全出境；愿意起义者听从指挥，不要乱来……”曾震五风尘仆仆，脸上泛着兴奋，一边说话一边掏出一大沓“武器”，其中有张治中从北京转来给军、师长们的电报，有陶峙岳给各军、师长的信件。
彭铭鼎即刻派人找军、师长，结果，既找不着黄祖埙，又找不着周嘉彬，师长们也大多不在，只有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还在位，彭铭鼎问沈：“见到你们军长了吗？”
沈芝生摇头哀叹：“人各有志……他从张掖过来，在高台停都没停，就去酒泉了！”
彭铭鼎低头不语，到大街上胡乱转了一圈，问了好几个团长、副团长，都没有见到周嘉彬，显然，他也可能“停都没停”就去了酒泉。干脆，去酒泉开个会，把张治中与陶峙岳的信、电报转给他们。于是他和曾震五商定，由曾即刻去兰州找解放军西北最高指挥官洽谈，“家”里的事由彭铭鼎一手操持。
跟曾震五道了别，转身就要上车，突然有个勤务兵跑过来报告，请彭铭鼎接电话。
“是我……”电话里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彭铭鼎听出是周嘉彬，气不打一处来，责问：“你、你是怎么搞的！”
周嘉彬说：“你别发火……我是向你告别，我马上就要起飞了！”
“起飞？你要走？为什么呢？你不能走！”
周嘉彬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便挂上电话。彭铭鼎仿佛听到飞机螺旋桨旋转起来的噪音……这声音越来越响，几乎撕开他的心肺！如果飞走的不是周嘉彬而是黄祖埙，彭的打击或许会好一点，但他却是周嘉彬！彭铭鼎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他决定，立即去酒泉集合军、师长开会。同时，让沈芝生师派个得力的参谋，与当面解放军王震部队取得联系，说明情由，请他们配合行动。
由高台去往酒泉的车上，彭铭鼎一路都在想：刘任这家伙真会惹麻烦，早不出车祸晚不出车祸偏到这个时候出个节目，把大事小情全都推到我彭铭鼎一个人身上！
彭铭鼎哪里知道，刘任也在那里大发脾气呢！他醒过来之后，一口咬定这场车祸绝非偶合，而是彭铭鼎在幕后操纵的预谋，“他妈的，想要老子死，有那么容易吗……”刘任一边哼哼唧唧，一边嘴上骂个不停。正骂着，彭铭鼎出现了。不管怎么说，彭还是维持着表面上的恭敬，一进门就说：“噢，醒来了就好，万幸万幸……感觉好点了吗？大家都吓坏了！”
刘任别过脸，哼了声：“吓什么，这不正合了你的意吗？”
彭铭鼎脸上莫名其妙，朝身后的随员左顾右盼：“刘副长官这是何意？”
“何意？你心里明白！”刘任翻着白眼，朝天花板瞪着，“我是个命大的人，阎王爷不收，谁都别想动脑子！”
彭铭鼎气得耳根都红了，把带来慰问的几听肉罐头朝刘任面前的矮桌上狠狠顿了一下，骂了一句：“胡扯八道！”转身离去。
回到公署，彭铭鼎仍气咻咻的不能平息。这时，值班参谋告诉他，有个姓刘的从“前线”打来电话找彭，没找着，就挂了电话。
“前线”姓刘的可能是谁呢？彭铭鼎暂且放下与刘任的不快，去琢磨这个问题。
当晚彭铭鼎住在曾震五的卫生街二十一号家里。吃过晚饭，弄了些热水，好好泡了个澡，想早点躺上床静静脑子。谁知刚挨着床板，电话就响了。是骆驼团团长贺新民打来的，告知二四五师师长刘漫天把部队撤到玉门，而且还要往后撤，打算撤到新疆哈密去！彭铭鼎愣了半天，觉得不可思议：“刘漫天怎么可以……”他还以为二四五师也在高台“前线”呢！
彭铭鼎急速地想了想对贺新民说：“你告诉刘漫天，就说是我讲的，大局为重，听从指挥。你还告诉他，新疆的陶司令有话，不准河西部队入疆。如敢擅入，一切后果自负！”
放下电话，彭嘘了口气，来不及转身，铃声又响。这次是“前线”的沈芝生师长。沈的声音有点喜气洋洋的味道，说派去与解放军接洽的那个参谋回来了，结果很理想，解放军王震司令员接见了他……
对彭铭鼎来说，这种消息未免太笼统。他期待着曾震五从兰州带回来一些具体的诸如讨价还价讲讲条件之类实质性意见。他扳着指头算一算手下部队，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两万多人——九十一和一二○两个残缺不齐的军部，相对完整的沈芝生师和刘漫天师；另外，第八补给区的骆驼兵团、两个警备团、两个机械化工兵营、三个汽车团、一个宪兵团、两个监护营、一个重炮营；此外几十门重炮、几百辆汽车，还有一个玉门油矿……
彭铭鼎算着算着，眼皮重耷耷的撑不住了，刚要熄灯入睡，有人敲门，是卫兵。他报告说，刘任刘副长官要彭铭鼎即刻去晤谈公务。
长官偷偷摸摸上天，军座哭哭啼啼放火
彭铭鼎赶到时，刘任正与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密谈。刘卧在床上，上官凑得很近，两人说话声音很低。当卫兵引导彭铭鼎一步跨入时，话音戛然而止。
刘任有点不自然。他比下午彭来探望时客气多了，边吩咐卫兵倒茶，边招呼说：“随便坐吧……我的手脚不能动，躁得慌，心情不好。”
这显然是为下午的事在开脱。彭铭鼎听到这句话，也就浮上笑容，寒暄起来。
两人开始七拉八扯。上官业佑趁这个机会满面讪笑地告辞。
刘任闲唠了几句，突然话锋一转：“老彭，空军有架飞机等在这里，我们一同飞重庆好不好？”
“这个……”彭铭鼎措手不及。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阴谋。一刹那间，彭的脑子里云海翻腾。还在武威时，彭与周嘉彬曾一块儿找上官业佑谈过一次话，希望共同促使新疆早日采取行动。另外，据郭寄峤在重庆打小报告时说，刘任认为是彭铭鼎反对他接替西北军政长官，致使这个位子空在那里。刘任称西北局面的恶化，是吃了彭的亏。此次车祸，刘任又认定事情与彭铭鼎有关系。新仇旧恨、老账新账，刘任要一笔清算。他是不是觉得这样一招一式和彭斗，自己不是彭的对手，而要把彭弄到重庆再借助国防部的力量来整治呢？
彭铭鼎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轻易就范！当即，彭镇定自若地答应道：“好啊，何时动身？”
“事不宜迟，趁天色不太晚，现在就走！”刘任窃喜。
“可以，我回去收拾一点简单行李，马上就来！”彭铭鼎匆匆辞出。
刘任一想，不对！姓彭的一贯老谋深算，鸡毛小事都要沉思再三才作决定，今天怎么对这样大的事，几乎想都没想就慨然应允呢？刘任越想越不对头，急唤躲在外屋的上官业佑：“快，通知空军那架飞机，准备起飞！”
“怎么，真的现在就走？”上官业佑慌张地问。
“对，就你和我，别人谁也不带！”
部队拖到这个时候，飞机对许多军官来说，简直就是起死回生的救命稻草，谁不想青云一上脱离苦海！可是，有几个人够这个级别、能得到这个机会呢？
黄祖埙当然没有问题，资格够、机会也有，但是……自从奸巧溜滑的周嘉彬不辞而别之后，黄就又紧张又懊悔，三番五次找到刘任要飞机，想和刘一起飞走。刘任故意心事重重地问，部队怎么办？油矿怎么办？又高唱什么忠于党国、不成功则成仁之类的高调，硬是用大道理把黄祖埙压住了，并且煞有介事，给黄拟发了一个委任状，让他担任“河西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黄祖埙不是傻子，一面虚应刘任，一面留着自己的心眼。前两天见空军一架飞机在酒泉降落，就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为防止被刘任抛下，硬是把自己的铺盖卷搬到机场，日夜守候，苦苦盼着刘任及早出现。
刘任和上官业佑终于出现在机场。黄祖埙喜出望外地迎上去，让刘任吃了一惊。刘对这个妄自尊大的蒋系人物素怀不满，但从来没像此刻这么痛恨。他不得已露出笑脸，身子往上官业佑胳膊上倚得更紧，做出伤势很重的样子，说：“躺了几天，闷得慌，想出来透透气，正好碰到上官……”
黄祖埙说：“得了吧，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几时起飞？”
“起飞？起什么飞？我还没急着走呢，你身为警备司令，不画个句号就想走？”
黄祖埙理亏，只好苦笑着说：“句号有多种画法，有上上之策也有下下之策，你总不能让我在这里入土吧？”
刘任绷紧了脸说：“如果党国需要，有何不可！军人嘛，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告诉你，我刘某不离开这里，你们谁也别想离开！等我伤好了再说吧。”说着，在上官业佑的搀扶下，又钻进汽车，一溜儿烟开回酒泉。
黄祖埙狗咬尿泡空欢喜，沮丧地耷着脑袋，想：都说这家伙出车祸把脑子撞出了毛病，还真是不假！薄暮已起，看看暮色中的那架飞机静静地躺着，黄祖埙灰心极了，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当晚，他悻悻地离开机场，把铺盖卷搬到城里去住。
第二天清早，四处传出消息，说刘任和上官处长飞往重庆去了。黄祖埙听到后觉得好笑，“胡扯，怎么会呢？”嘴上抢白人家，心里放不下，于是拨打彭铭鼎的电话。彭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少了猪八戒，照样上西天！”
“那就是说，刘任真的飞走了？”黄祖埙急切地追问。
彭铭鼎把昨天傍晚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黄，把黄祖埙听呆了。
接下来黄的表现，在彭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有描述。彭铭鼎记录得至为详备：“黄闻讯赶到机场，飞机已经升空，黄即晕倒在地，连爬带滚，抢天呼地，痛哭失声，骂不绝口，无奈之下，只好折回酒泉。一面派遣几股特务寻我谋杀；一面怂恿部属四处鸣枪放火，并亲自纵火把第九十一军仓库烧光。特务头子胡子萍唆使特务到处破坏设备，制造谣言，煽动反抗。顿时酒泉烟火四起，枪声大作，混乱不堪。”
这大概就是黄祖埙跟刘任所说的“下下之策”吧。
现在我们知道了，与刘任同机飞走的，除政工处长上官业佑之外，还有骑兵学校校长胡兢先。时间是凌晨6点整。而黄祖埙7点赶到机场，一直哭到下午4点左右。回城放完了火，带上一九一师副师长和几个参谋、副官、卫士等随从，骑着十多匹马，并以五六头骆驼驮着行李、粮食，向东南方向大摇大摆地走了，打算由青海，经西藏、西康，去云南；刘漫天的那个二四五师已远去安西；甘肃省政府各厅处、国民党中央在甘各机构以及四大银行人员的家属，一大串人马，由秘书长丁宜中领着，迎着风沙向新疆哈密逃去。
部队这下可真的散了，城内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城外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到处横行抢劫，老百姓村村寨寨鸡飞狗跳，一片哭喊哀告……
彭铭鼎已经欲哭无泪。他自兰州以来顶在头上的算盘珠子再也没法拨了，几个师之中，最满编的沈芝生师也只剩2300人左右，其余全都成了骨头架子，有名无实、甚至名也谈不上。但是，彭铭鼎不甘心，他抱着双手，见谁跟谁作揖，说：“大家不要慌，乱对谁都没有好处！”然后就对兰州方向望穿秋水：曾震五怎么这么久没有消息呢？
曾震五去兰州之前到张掖见了王震。王震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向他道了辛苦之后，说：“天下大势，顺者昌逆者亡。你要去兰州我不拦你，但你记住，你不是去谈判！你们的面前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希望你们不要添麻烦。但是．我们不怕麻烦！”
曾震五还是去了兰州，王震派出一人，与沈芝生师那个参谋一道前往高台。此人就是胡宗南当年所部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的参谋长刘振世。沈芝生急忙打电话把彭铭鼎找来了。刘振世几天前就给彭铭鼎打过电话，只是两人没接上。想不到这次双方一见面就话不投机。焦点问题是驻地的划分，彭铭鼎说：“请解放军在高台以东停止西进，酒泉以西由我军驻扎，然后行动，等曾司令从兰州谈判结果，再行区处。”
刘振世听了，面色温和，但心里想：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还摆这么大的架子！然而嘴上的话却一点不是交涉对手的口气，而是亲切的“嘱咐”。他让二四六师仍驻高台不动，余部通通驻酒泉附近，不要继续西撤，等解放军到达酒泉后，听候改编。刘振世还“嘱咐”说，即日要抽调100到200辆汽车到张掖去迎接解放军第一兵团来酒泉。
彭铭鼎心里像是碰倒五味瓶。这100到200辆汽车派到张掖一“迎接”就完了？他多少日子来的苦心运作、鼎力支撑，竟然叫刘振世这么一个人吹泡泡似的一吹，就一笔勾销了，连一点点讲价钱的余地都没有！这无论如何让人想不通……彭铭鼎找个没有人的地方长吁短叹，擂胸顿足，破口大骂。
“不行，我要做最后一把努力！”彭铭鼎把沈芝生叫到身边，“你今晚将所部及友邻各部连夜给我运到酒泉，我自有主意。”
沈芝生纳闷地问：“不是答应人家了吗？这样不太好吧，信用上是不是……”
“讲信用？跟谁讲信用？讲信用你就到共产党的大牢里去讲吧！”彭铭鼎说完一甩手，登车回酒泉。
沈芝生半信半疑，似懂非懂、糊里糊涂地开始收拾部队，执行彭铭鼎的命令。
当晚快到午夜了，郑壮怀、沈芝生、陈定行以及稍稍有点头脸的师、团军官，不约而同拥到曾震五家里，来找彭铭鼎讨教“主意”。
五、河西的展望与回眸
彭铭鼎新主意寡不敌众，刘漫天旧脾气力不从心
曾震五赴兰未归，彭铭鼎心有不甘。
彭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他觉得，作为一种对等的谈判，共产党怎能对自己手上这点本钱熟视无睹？当然，他就更不能理解共产党所提“解放”二字的真正含义了。过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曾震五有共识，两人唱做念打，配合默契，都希望找到一条既可苟全性命又可苟全操守的途径。
靠实力说话本没有什么错，错的是不自量力。
话在今天说来是多么轻松，而在当时，身在其中，这种心理上的“放不下”便是赤裸裸的现实，重不堪言。彭铭鼎的“新主意”实在是个又苦又涩的果子。
他决定：“曾震五去兰州还没见回音，和谈结果不见分晓。长官部、河西总部、第九十军和一二○军各机关部队，有继续向哈密撤退的必要，各部马上车运哈密待命。酒泉一带防务由沈师长率领所部接替并即占领阵地，掩护主力西撤。驻玉门的骆驼兵团和驻安西的新疆警备团配属沈师长指挥……”
这真是一个气味莫辨的响屁！它不但与彭的追随者们所思所虑风马牛不相及，与彭自己当初“最迟在酒泉举义，决不后退一步”的决心也大相径庭。郑壮怀、沈芝生、陈定行等这帮人此时才发觉，他们和彭铭鼎原来是人心隔肚皮。而且，究竟“隔”在哪里，还是一笔糊涂账！
曾震五家的小客厅里云遮雾障。大家望着跷起二郎腿的彭铭鼎，陡然生出陌生感，连曾震五的夫人也觉得彭“怪怪的，让人摸不透，好像变了一个人”。
彭铭鼎不管别人怎么想，埋头沿着自己的思路往前走，说：“这是跟共产党争取条件的最后一次机会，就是冒点风险也值得。若是放弃，等于放弃和谈本身，将来必定后悔莫及！”
“你当我们是谁呀！可以跟人家讲条件，可以说变卦就变卦？”陈定行蹲在后面小声嘀咕。
沈芝生意见最烈：“方针既定，老曾也去了兰州，我们和人家在高台面对面地已经谈妥，接受和平条款那是石板上钉钉，你凭什么变卦？凭什么把部队往哈密拉？不行！我不能再跟你们当替死鬼，要投降，都在酒泉投降，谁也不许走！”
彭说：“和谈就是和谈，怎么是投降？这是两码子事嘛！”
沈芝生冷笑：“你在做梦呢！……你是在拿大家的性命开玩笑！”
的确，彭铭鼎这个玩笑真是开大了！它恰好迎合了刘漫天这样一些人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的心理。虽然事后彭铭鼎也对沈芝生说：“周嘉彬、刘漫天的思想行动，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当局者迷啊！这些人以前谁不认为自己是“党国栋梁”，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心尖上那尊佛塔就绝不坍塌，哪怕做强盗土匪，也在所不惜。
刘漫天就曾经想到要把部队拉到南疆落草。之所以没去成，是因为贺新民堵得快。贺的手中实力摆在那儿，说话自然有分量。开始刘漫天还以“人各有志”来强辩，贺新民把他的两个营长一卡，说：“你走吧，走到天涯海角也没人管你！”刘漫天腻歪歪地不吭声了。
从9月18日曾震五起身去新疆到9月25日解放军第二军进驻酒泉，其间一个多星期时间，河西这一伙人个个都在发生分秒变化。变化最大、最彻底的就是曾震五。如果说到新疆接触陶峙岳之后还有点盲目性的话，到张掖与王震一席谈话，就有些站立不稳了。及至兰州，与彭德怀相见，曾震五的意志从根本上得到瓦解。不说别的，就是亲身领略一下兰州的气氛，他也无法再固守什么。他真正懂得了“解放”的含义。那不仅仅是两军胜负的问题，而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想奥妙，曾震五都通过无线电传给了贺新民。每一个神秘的夜晚，都是贺新民终身刻骨铭心的。他打开译电本，面对通信参谋送来的一篇篇诱人的密码，独自体味着某种新生的无奈与憧憬。过去，他总觉得自己是一叶扁舟，无休无止地在大海上飘荡，不知来日停泊何处。如今，他仿佛看到了天边的岸，尽管那是充满着一丝丝担忧甚至惶恐的未知，但毕竟是岸，毕竟有渔火闪烁，毕竟就要与这无定的惊涛骇浪告别……贺新民情不自禁陶醉了。
可现实仍旧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就在刘漫天表示要把部队拉到南疆去的那晚午夜时分，贺新民收到一封匿名信，要他加倍小心，说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二处已盯上了他。
第二天上午，河西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曾某电话来了，要贺新民参加有关玉门油矿护矿会议，并且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把尊夫人也带到酒泉来一块玩一玩啊？”
贺新民听出话中有话，怀疑其中暗伏杀机，不知去还是不去。正在犹豫之际，一位叫扎喜泽仁的藏族矿警找上门要跟贺喝两杯。他是贺新民的老相识，常在一起吃喝聊天，彼此无话不谈。贺新民正在心头不快的时刻，也不推辞，就跟扎喜泽仁去了常去的一个酒馆。
喝酒的时候，贺把自己的心事向扎喜泽仁说了，希望老朋友帮忙想想点子。
“我看你还是去！”扎喜出主意说：“你们汉族人不是有句话，叫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怕什么，现在这个局势下，只要警惕一点，不给把柄抓，他不敢把你怎么样！要是不去，反倒显得不太正常。”
贺新民反复考虑，也的确如此。于是怀着万分警惕，与妻子一道赶到酒泉。不住别处，偏偏住在河西警备总部的政二处。
当晚政二处处长曾某跑过来，见面第一句话就阴阳怪气地笑着说：“贺兄跟那个扎喜泽仁关系不错啊？”
贺新民反唇相讥：“怎么，二处对此也有兴趣吗？那就请调查吧！”
“唔……兄弟我也只是问问罢了。”曾某捋着唇髭，仍旧笑着，不再说什么。
次日清晨，贺新民听说此人飞往广州去了。想想他头天晚上的话，觉得有名堂，是不是他们有什么计划而把自己排斥在外呢？
贺新民找到了酒泉专员公署的王维墉专员。正好，王专员在和河西总部第三处的麻处长谈话，话题又是贺新民最为关心的油矿安全问题。那个麻处长说：“关于玉门油矿问题，总部已开过会，计划在必要时彻底破坏。”
贺新民大吃一惊，但因对此人交情不深，也不便外露，便随口问道：“处长个人是怎么看的呢？”
麻处长沉吟片刻，说：“打国际战争，一旦失利，国内工业应该彻底破坏，免为敌国所利用；打内战，不管谁胜谁负，工业总是国家的工业，我看不能破坏。贺团长以为如何？”
贺新民警惕地皱紧眉头：“道理是有道理，不过……”
这天晚上，贺新民连夜返回玉门油矿，一边给陶峙岳打长途电话，一边把情况拟成电文发给远在兰州的曾震五。
其实，贺新民心头隐隐约约的那些东西，中共早已掌握得一清二楚。在贺携妻赴酒泉的头一天，王震就明确指示二军，说那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空军退役中校陈纳德，已承诺为老蒋出这口气——破坏玉门油矿。因此，二军必须抢占油矿，以阻止敌人破坏。王震要求五师在9月21日前必须赶到临泽。
这个命令对郭鹏和王恩茂来说，显得过于严苛了一点。当时二军部队的实际情况是：四师要到9月22日才能在张掖集结；六师的先头部队25日、后卫团27日才能勉强赶到张掖。酒泉国民党部队除兰州战役败逃的残部外，传闻国民党新疆骑一师有一部内调到酒泉。而彭铭鼎对是否投降还在犹豫，诸如刘漫天这样一些人更是无法无天准备玩命。二军五师贸然冲过去，与后续部队脱节，就极有可能成为狼群中的一只羊！再说，五师过祁连山时除了手中的武器，其他东西都扔光了，鞋袜被装还都没有着落……郭鹏和王恩茂把情况如实报告了王震。
虽说有令行不通有点窝火，王震还是作出让步。“但是”，王震说，“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准备，明天，五师务必赶到威狄堡，23日到园子山，24日到靖水，25日无论如何也得给我占领酒泉！然后，连续行动，抢占老君庙油矿（即玉门油矿）。十一团22日进到沙河堡；同日，四师主力须在张掖集结完毕，紧随五师之后车运；六师先头团25日到达张掖后，立即按照先后梯次顺序，连续前进！”
王震立着五指，在地图上一句一戳，好像那指间可以听得见呼呼有声的万钧雷霆。
9月22日这天，谁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反正绥远的董其武通电和宁夏解放这两件事，在新疆是可以感觉得出热浪扑面的。它足以让中共代表邓力群坐在迪化包尔汉家里，与包尔汉、刘孟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委员、秘书长）、刘泽荣（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等人漫谈新疆问题时，心情和气氛大不一样。新疆的四十二师、七十八师和骑一师准备出疆的打算，再也没人提了，和平解决问题似已无条件可讲。
这股波澜让彭铭鼎在酒泉直打趔趄。他不能不把沈芝生等人的意见托在掌心细细掂量，一掂掂到9月23日，终于掂清楚了，宣布说：“我给陶司令打了电话，劝他不要再上当了，蒋介石那一百万是个骗局！陶司令答应在迪化和酒泉同时发通电……”
就剩下通电的签字问题了。别人好说，刘漫天又有麻烦。彭铭鼎打电话给贺新民：“你告诉他，除非他接受制裁，否则就签字！”
刘漫天像小孩子似的僵着，“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贺新民不客气地提醒他：“你哪里还有独木桥？你已经不可能离开玉门了。你的部队已由我代为暂时收容，你还是放明白点的好。”
刘漫天怪笑着说：“好，我给你签……”
因为笑得古怪，这话真假难辨。贺新民没主意，只好打电话把矛盾交给彭铭鼎。彭没再多言，只说：“你把他送到酒泉来！”
9月24日黄昏时分，酒泉全城都沉入到“滴滴答答”的报捷声中。这份通电是以陶峙岳的名义发出的。因为这时候陶还兼任着河西警备总司令。
天空飘荡着无线电信号，地上200辆汽车也已发动起来。长长的车灯犹如一条长龙，游向150公里以外的临泽。解放军第二军军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亲率第五师在临泽整装待发。
许光达点将期待玉门，王胡子整装遥望新疆
二兵团第六军紧随二军之后，已经抵达张掖和临泽。罗元发军长和徐立清政委从小车里一钻出来，就看到了王震。他正和三军军长黄新廷在路边讲话。黄新廷是亲率三军的一个装甲营，赶上来转运部队的，也是跟王震不期而遇，站在路边简单说说部队的情况。刚说几句，罗元发和徐立清过来了。两人脸上都有抑制不住的喜悦，边跑边敬礼，喊：“嗨，王胡子，总算又见到你了！”大家彼此握手，扔拳头，激动得不得了。
王震是从来不摆架子的人，在老战友面前更是如此，兴奋全写在脸上，一五一十毫不掩饰。他笑得合不拢嘴，一连串地“辛苦了，辛苦了，部队同志们还好吧？”
从乌鞘岭过来，六军一直是二兵团打前卫的部队，跑得最快。大仗没有，小仗不断。特别是在过永昌之后，紧随二军，呼应得很不错，给二军部队很大的支撑，使之不感到孤单。王震道辛苦、问部队的情况，除了首长和老战友之间的一般问候之外，还别有深意。
罗元发说：“马上要到酒泉了！到酒泉要喝酒啊，听说当年左宗棠也是在这里饮酒盟誓、重整旗鼓，然后进军哈密的哩！”
“哟，罗元发，还真有你的啊！”王震笑着说，“不过，当年左宗棠是酒不够、泉水凑，今天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怎么样，喝了酒跟我一起进疆吧！”
罗元发听出话音。此前许光达已经跟他吹过风，说野司下步要调整部署，准备将六军并到一兵团，由王震率领二、六两军入疆。此刻听王震这么一说，似乎六军进疆已成定局，罗元发感到责任重大、情绪饱满，当即满怀热情地说：“只要野司有令，我们就冲，打到天涯海角，也不含糊！”
王震说：“现在还不到你表决心的时候。等国庆大典结束后，彭总要来酒泉，那时你再表决心也不晚啊，哈哈哈……”
经这一提，大家的思绪都转到彭德怀身上。听说这阵子彭老总忙得不轻，前几天好几个晚上都没睡觉，大家都有点担心。
彭德怀就是这样牵着大家的心念。好像他是他们共同的兄长，提起这个名字，便有点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那种感情，没在第一野战军战斗过的人很难体会。越是挨过彭老总骂的人越是有想头。
王震说：“上次我去兰州开会，见老总嘴唇上都起了燎泡。这回，曾震五去了，屈武又去了，又是军事又是政治，还要考虑玉门油矿的接管问题，你们兵团的许司令员昨天同我通话还说油矿留人的名单没定下来呢……”
这个名单让许光达伤透了脑筋。自中央决定从二兵团留一批人下来接管玉门油矿那天起，许就抱本花名册翻来覆去，老觉得手中那支笔有千斤重。当时，玉门油矿那几口破井，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新中国成立后，要搞飞机、搞坦克，火车、汽车和轮船要开得动，都得靠这里拿出油来。干部、战士们打仗可以，要上油矿开石油……许光达心里没底。
彭德怀说了，“管理呀、勘测呀、开采呀，甚至日后石油工业的长期发展呀，你都得考虑到，把最强的干部战士留下来，国庆大典一搞完，油矿所有的机器要给我叫，所有的油井要给我冒！”
“最强的”，当然首先必须考虑到有点文化。这不是战场上端着刺刀占山头，要跟机器打交道，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想把机器玩转起来不容易呀！尤其是干部，没有文化，恐怕跟那些戴眼镜挂自来水笔的专家们话都说不上！仅此一条，就把许光达难得头皮发麻。
许光达还是如期拿出了一个在他看来“硬邦邦的”的名单，递到彭德怀的面前，像后来在新中国石油工业行当赫赫有名的康世恩等人，都在其列。
那是彭德怀赴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头一天。傍晚时分，彭德怀拉着许光达沿黄河走了很远。两人从眼前的这份名单，谈到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彼此呼吸急促、感慨万千，不知不觉又到了黄河铁桥跟前。彭德怀触景生情，说：“过去老听人说这桥是外国人援建，这些日子，我才把它的来历搞清楚了。”
“来历？么子来历？”许光达兴趣盎然，“有何佳话没有？”
“佳话很多，都跟我们湖南人相关哩！”
彭总所说的湖南人，是指左宗棠。左当年率湘军平西，任陕甘总督，同时又兼了个“茶马使”的职务。所谓“茶马使”，按现今说法就是工商行管方面的最高长官。
西北少数民族自古养牛养羊，以畜牧业为生，饮食习惯也以肉食为主，因而常年离不开内地出产的茶叶，古诗上也说“不可一日无此君”。所以许多人动脑子，用边地高头大马到内地换取茶叶。这档子生意从唐初开始日渐兴盛，后来发展到不仅仅是民间的简单交易，还是中原地区官方抑制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到了清朝，茶叶销售干脆成了官办。历任陕甘总督按惯例兼任“茶马使”，而且另拨一笔不薄的薪俸。
左宗棠的“茶马使”一兼十年，每年的薪俸照例支取但分文不动。到他进关离开兰州总督府时，这笔存银已积攒下30万两！左公清点之后，一文不取，原原本本交给继任杨昌浚，说，国家对我不薄，我们既有一份正饷，便不宜领取另一份兼饷。这是我们服务国家的最低条件。西北建设刚刚开始，需要经费的地方正多，到了缓急不济的时候，可以动用此款。后来，这笔款子就被用来建了兰州的黄河铁桥。有人把左宗棠的这笔存银称为“左氏基金”，而把兰州铁桥称之为“左公桥”。
彭德怀讲完左宗棠的故事，咣当咣当走到桥上，出神地望着滔滔河水，良久，一言不发地往回走。许光达默默跟在身后，心情很不平静。左宗棠的书过去读过一点，只知“秦川陇道，塞柳长青”的美谈。在湖南家乡，也常有老人们提起“左公、左公”二字，可彭德怀的这一段，还是头次听到。
于是许光达又想到石油，想到那个名单。他暗暗打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要找留玉门油矿工作的所有同志好好谈一次话，中心就是如何完成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问题。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急于要找一本左宗棠的书来读一读。他对这位百年前的湖南老乡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两个愿望在几天后的10月1日、高音喇叭里传来毛泽东那个历史性的声音时，变得更为强烈了！
其时，第一野战军前委已正式命令王震率二军和六军进驻新疆，并区分：六军到北疆，二军到南疆。二、六两军立即投入进疆前的准备工作。
王震可忙活开了。二军部队分散在安西、酒泉、张掖1000多里的一条线上，六军部队拉得更长，要迅速归拢，调整部署，搞点短、平、快的政治动员，诸如召开兵团和各军的党委会、起草关于进疆准备工作的指示等，都得一一落实。此外，还须稳定局面，把彭铭鼎那一拨人安顿好。
即便如此，也不能忘记油矿。9月29日这天，王震特地同二军郭、王首长一道前往玉门参观油矿。“王胡子”的精力真是惊人，头天晚上半夜才陪同曾震五赶到酒泉，第二天大清早那个大嗓门又亮开了。情绪好，走到哪里笑到哪里，说：“彭总有指示，在二兵团正式接手之前，油矿出了问题，要拿我的脑壳是问哩！”王震摸着自己的脑门，好像真的有把刀架在脖颈上似的。
从酒泉出发到玉门油矿，过嘉峪关还要走一天，来回320里地。要是没台好点的车，4天时间也打不住。那地方虽说名声很响，可生活上跟酒泉没法比。酒泉毕竟是在关内，离沙漠远得多，空气湿润，城市也像个模样，物质供应啊、文化生活啊，都相对来说要便当得多。然而油矿上有4000多工人，加上职员家属则有上万人，是个有一定规模的小社会呢！光是把部队开进去了，把摊子看住了，那算什么？生产情况怎么样、还出不出油，这是中央和彭总都很关心的事。王震不亲自走一趟，心里怎么能踏实？！
实际情况比想象得要好。油矿的交接几乎没有影响生产。最紧张的那几天，每天还能出2万多加仑的油。按这个指标，一个月累计可出油60万～70万加仑。这个数据在当时新中国领导者们看来，就值得拍巴掌了！
所以王震这一趟玉门走得浑身带劲。尽管原定计划10月7日就要出发进疆，他自己多少也得准备准备，喘口气，但他就是安不下屁股，从玉门一回来又要去看六军。幸好，这时候彭德怀的电报到了，说部队进疆行动要往后推一推，到10月15日以后才“比较妥当”。
这一点是基于彭德怀与陶峙岳约会时间的考虑。彭、陶相约在酒泉会面是10月10日，彭德怀认为，还是信守那句老话，先礼而后兵，虽然这个“兵”不是剑拔弩张的“兵”，虽然陶峙岳已于9月25日代表新疆军政当局发表了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共领导，而毛泽东、朱德也于9月26日给他们复电表示欢迎，实质性的工作已经做在前头，部队进驻似乎只是一个仪式，但第一个印象还应该做得尽善尽美一点为好。彭德怀就是这样，能把事情做到百分之百，就决不做百分之九十九。
毛泽东豪吟左公柳，彭德怀浅说陶峙岳
胜利就是百分之九十九之后的“一”。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足足盼望了一个世纪！“北平”一跃而恢复为“北京”，天安门广场那面充满象征与神圣的五星红旗和旭日一道升起。同毛泽东共享这一时刻的不仅有跟他并肩携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友们，还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像李济深、张澜等许多志士仁人。
一切都是理想中的境界。9月30日胜利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手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之，国都、国旗、国徽、纪元一一定夺……一个阶段的革命终于有个大团圆结局了，普天同庆，皆大欢喜是意料中的事。
真正不高兴的恐怕只有蒋介石和他周围有限的几个人。蒋介石担心受不了这个刺激，草草结束他在重庆一个多月的“坐镇”，飞回广州，以和李宗仁、白崇禧讨论“云南问题”来分散注意力。
“云南问题”是个伤脑筋的问题，焦点在省主席卢汉身上，听说此人已暗中倾心于共产党，表现不大对劲，蒋介石火上浇油。他对滇缅边境仍寄予很大希望，对李弥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为经营这块“最后的堡垒”所付出的努力，深感欣慰。这一点蒋介石与胡宗南已达成共识，只要云南有个可靠的土围子，全部设想就会水到渠成。
卢汉的“公案”尚未了断，又一个预想中的消息给蒋介石当头一棒：苏联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立即昭告全世界，承认这个政权！
蒋介石一肚子火没有地方出：“断交！断交！”他利用那个“非常委员会”主席的声音，在10月3日便指令广州国民党政府向莫斯科表示了国际间最高规格的不满——断绝外交关系。还不算完，蒋的肚子胀得还像个皮球，索性飞回台湾，揉着肠子挨到10月10日——双十节，这下找着了发泄口，当即在台湾发表“双十通告”，大骂苏联“侵略中国”，表示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
这都是毛泽东意料之中的情节。早在十天前，他专门召见来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彭德怀时，就把这些后话预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说：“蒋介石信心不足了。月初陶峙岳、赵锡光和包尔汉他们派人到伊犁接洽和谈，我们派邓力群带着电台进驻迪化，他就泄了气。所以新疆问题和西南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呀！”
怪不得那时毛泽东对“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这一点要反复强调呢！彭德怀心中若有所悟。他再次体会到毛泽东的大气与智慧及其在全局上的深谋远虑。
参加开国大典的彭德怀，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脸上、身上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特别是那套质料不错的制服，是量体定做的，穿在身上就像长上去似的服服帖帖，和过去襟摆硬邦邦的老布棉袄相比，感觉大不一样。他知道毛泽东这几天忙，召见自己无非是对下步进军新疆再做点具体指示，因此就一步到位，把部队准备工作拣重要的拎出几条来汇报汇报。
首先是与曾震五的谈判。毛泽东五天前有电报告知，说曾去兰州谈判是试探性的，要求彭努力做工作，争取曾站到我们方面。现在，这个“工作”做得颇有成效，曾已心情舒畅地回到河西和王震在一起，在那里稳定玉门油矿了。曾震五曾要求今冬不要进军新疆，说那里比关内冷得多，冷的时间又长，气温经常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如防寒搞得不好，冻掉耳朵和鼻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拉屎都得用棒子敲，说过去国民党往新疆去的新兵，从头到脚都是一身皮，皮帽、皮衣、皮毡统……总之，“今冬去不得，万万去不得，春风不度玉门关嘛！”对此，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不要驳他”，实际上，着手一五一十地准备起来，“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日以前准备完毕。”
这项准备毛泽东曾连电叮嘱，物资方面集中在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还有现洋和钞票等。彭德怀最初申报的汽车是4000辆，最后落实下来的只有400辆，毛泽东为此很是过意不去，声称正在交涉30～50架运输机。这件事的落实，对彭德怀至关重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毛泽东在电报上说：“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亲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毛泽东的目标是要“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较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
这个目标正在令人愉快的进行曲中成为现实。张治中已决定，与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同时，他到兰州来，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这一机构是在过去贺龙领导下的那个西北军区基础上成立的，毛泽东特意征求了贺老总的意见，指定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和张治中为副主任。
彭德怀说：“请主席对军政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指示指示，进疆以后好执行嘛。”
毛泽东径自踱步，许久没有言语。彭德怀就抱着手，耐心地等待。丰泽园的月夜，静谧之中包含着湖光灯影。远处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着一支几乎全中国都耳熟能详的曲子：“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这是哪一个说的呀？”毛泽东问。
彭德怀从容答道：“左宗棠。”
“对哟，正是我们湖南的那个左文襄公说的！”毛泽东满面荡漾着睿智的笑容，“自古以来，西域久被认为蛮荒之地，明朝以前都把它看作负担哩。所谓‘城郭诸国’，是说天山南北一盘散沙哟！张骞出使，功不可没；两汉班超父子西域都护当得声名大振。可是，到了曹魏和西晋，就有点烫手啰，连唐代的魏征和狄仁杰也口口声声要放弃西域，明太祖朱洪武叫冯胜去修筑长城，居然把玉门关也划在城垣之外。直到清朝，情况才大为改观……左公志在西北，战鼓响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里，榆柳也就植到哪里，从潼关到嘉峪关，三千七百里呀，绿柳成荫，朔风不寒。这就是有名的‘左公柳’。”毛泽东略事停顿，吟哦起来：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诗情诗境，让毛泽东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连赞：“好诗，好诗啊！”并告诉彭德怀，这是左宗棠的继任杨昌浚在光绪五年应左公之约西行，见到道路两旁的一排排榆柳，即景生情写下来的，是“至情之作”。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他对溜在嘴边的这些诗句似乎兴趣不是很大，说：“当务之急，一个冬春的粮食何时能运到？别的可以少一点，这个少不得，部队长途跋涉，食量大……”
这样的应对，让毛泽东多少有点失望。但问题又在情理之中，他也只好点头。接着，毛泽东大谈左宗棠屯田，对左氏“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和“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这些高论大加赞赏，说：“能有此言，绝非等闲之辈！”
左宗棠当年进疆屯田垦荒19000多亩，获粮数千石，解决了部队四五个月的军粮供给，彭德怀也有所知。对于解放军进疆之后的拓荒屯田工作，他在来京之前与王震、许光达等几人多有商谈。只是那些预设性的话题，彭德怀不想拿到中南海来说。
但是，毛泽东站在他的角度，不能不把问题点透。他说：“左宗棠那个军屯民屯，是我们的拿手戏嘛。边区那时候搞军民大生产，有光荣传统，有宝贵经验。左宗棠叫个什么‘嵩武军’，我们搞他一个兵团；他搞‘舆榇出塞’‘以边荒艰巨为己任’，我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英雄所见略同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笑起来。
“我们今天比左宗棠的问题多，还有个对国民党军队改编和改造的问题，陶峙岳的部队号称十万，实际也有七八万人。这些人往哪里去，遣散费就得拖一大卡车！”彭德怀说。
毛泽东在烟缸里按灭烟头，思之再三，说：“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弄不好就天下大乱。”
彭德怀说：“一军在青海这项工作做得早，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贺炳炎和廖汉生动了脑子。他们办了个‘青海解放军官训练处’，把投诚过来的蒋马中校以上军官收容在一起，集中实行教育感化，使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效果比较不错。”
毛泽东忽问：“青藏公路准备得怎样？明春能否开工？”
“基本就绪，”彭德怀答道，“测量工作已全面展开，部队帐篷也解决了一批，开春后我去看一下子，就下命令动工！”
毛泽东表情严肃，举起夹着香烟的两根手指：“这个事，意义大，一定要搞好！”
夸说冬寒是醉翁之意，体会春暖有父母之心
彭德怀是10月4日抵达酒泉的。许光达也已到达，大家相聚一堂，听汇报，看部队，整治油矿，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把河西事情办好。然后，王震率部入疆，许光达则要协助彭德怀起草野战军给中央的报告。
听说彭德怀到了酒泉，个个都想见一面。王震得天独厚，早早地守候着。彭德怀一下车，他立即迎上去抱住老总的双手使劲抖。一边抖一边来了花样，笑嘻嘻地盯着老总左看右看，说：“咦，老总变漂亮了！”一句话弄得彭德怀有点不好意思，狠狠瞪了王震一眼，难得地咧开嘴，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
上车之后，王震贴着彭德怀像大孩子似的磨叽开了：“老总，你刚参加开国大典，给我们讲讲新闻吧！”
彭德怀指指车座靠背后面一大捆报纸，说：“我都想到了，特地给你带来的，新闻旧闻都在里面，你自己慢慢看吧！”
王震笑着：“看报纸哪有老总讲的带劲啊，天安门那么大的场面，我们在喇叭里光听着哗哗响，连个口号都听不清。不过毛主席的声音还是比较洪亮的，守了一天就听到那一句！”
“那是啊，”彭德怀说，“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打着旗子啊！天公作美，万里无云。主席宣读公告的时候，放飞一大群鸽子，许多老人都落泪了……”彭德怀停顿片刻，忽问：“部队给同志们加了菜没有啊？”
“怎能不加！各军都通知连队用伙食尾子，有的还破例让干部战士喝了点酒。头天晚上，政治部把高音喇叭架起来，军民挡不住，像潮水一样往操场上聚。部队准备了一批照明弹和信号弹，拿来代替礼花，老百姓有放铳的、放花炮的，有敲锣鼓的，广场上一夜透亮通明，许多人嗓子都哑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大家都抱在一起，哎哟，那个场面……”
彭德怀点点头，表示很理解。他长叹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啊！那么多年，那么多人，流血流汗，有的留下一个名字，有的连名字也留不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是啊，胜利来之不易，哪怕一点点微小的胜利，都要流血。”王震深有感触地说，“就以玉门油矿为例吧，到郭鹏和王恩茂他们开进去的头一天，敌人还不罢手，一些特务想以矿警大队那个姓崔的大队长为内应，把炼炉和矿井炸掉！里面有多少地下组织同志拼死做工作呀，他们日夜轮班，24小时睡在矿井旁边，才把矿井保护下来。”
彭德怀小声问：“那个骆驼团长……”
“最后不是他出来刹一家伙，情况还不好说呢！那些国民党特务疯狂得很，他们把溃兵哄起来，在老君庙这边没有得逞又跑到安西，开国大典第二天，他们还在安西煽动新疆警备总部警卫团的一些官兵叛变，放火烧民房、烧仓库，还有些窜到玉门昌马附近，想抄小路偷袭油矿，搞里应外合，幸亏地下组织同志做通了骆驼团的工作……那个同志还是个藏族党员，叫扎喜泽仁，就是河西人，公开身份是个矿工，他跟骆驼团长贺新民有点关系。”
彭德怀感叹道：“天下穷人是一家。藏族同胞受压迫最深，革命也最彻底，对我们支持很大。他们爱憎分明，胆子也可以……”彭德怀忽然记起那些流落在河西的西路军女战士，“听说当年西路军失散的许多女同志，都是藏胞保护下来的……”
这个话题显得太沉重，两人都不能再说什么。
吉普车开始进入酒泉市区，速度慢下来，彭德怀透过车窗玻璃，望着街边行人平静的脚步。他们是那样安详无忧，年轻的藏族母亲兜子里背着娃娃，拉骆驼的汉子互相说说笑笑，维吾尔族小老板站在店埠门前挤眉弄眼地招徕生意，普普通通的人享受着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在他们就已是极大的满足。彭德怀是那么欣赏普通人这份幸福，仿佛他自己童年时代饿着肚子要饭、咽着糠饼下煤井的种种苦难，都从眼前这份幸福中找到了平衡。因此，他内心涌现出无限感激，感激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牺牲者。他们在该成为英雄时，就一定成为英雄；而在该成为普通人时，又都成为普通人。或许这就是“人民”二字的涵义，它是一块永远砸不烂的骨头。
不知为什么，彭德怀忽然想见一见那个曾做过骆驼团长工作的地下党员扎喜泽仁。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震。王震说：“这还不好办，我跟郭鹏他们交代一声就行了。”
郭鹏和王恩茂这段时间除了完成进疆准备工作之外，正在全身心地收编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彭铭鼎、沈芝生、贺新民等这些人几乎每天都打交道。经过交涉，贺新民的骆驼兵团打算成建制地改编到解放军序列，其他国民党散兵游勇也在陆续收容发落。
时间久了，从青海西宁过来的马辅臣和马振武等得不耐烦，要求先行一步去新疆与骑兵师长马呈祥接触，做些工作，希望郭鹏和王恩茂能发给他们两挺机关枪，以作途中自卫。郭鹏满口答应，说：“我们可以派部队送一程，免生意外。”
马振武说：“有两挺机关枪我还怕谁呀！再说，你们解放军跟在后面不就来了吗？”
郭鹏笑了。通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倒觉得像马振武这样的人比彭铭鼎之流好处置。彭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一天到晚劝说解放军不要今冬入疆，把新疆的冬天说得恐惧之极，跟那个曾震五在兰州唱的是一个腔调。
因为上面有指示，郭鹏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显得特别耐心诚恳，说：“你们一番好意，我们理解。但我们解放军从来都是说到做到，不怕困难，何况防寒问题，我们也已作了些考虑和准备，没有解决不了的。”
“防寒装备可以想办法解决，然则交通运输以及补给问题，也还有很大的困难哩！”彭铭鼎显得很顽强。郭鹏立即把话接过去说：“交通困难什么，酒泉现在不是还有三四百辆汽车可以用么？”
“车子数目可能有这么多，只是……”彭铭鼎脸色惟妙惟肖地变化着，“只是军车的保养一向不是太好，多半是坏的。这么天寒地冻，一上路八成是要出毛病。你知道，大部队行动，又是在戈壁滩上，兵车一抛锚，麻烦就大了！”他想了想，觉得还没有把话说够，接着又说，“过去我们在冬季行驶之前，要下大工夫检修一遍，十天半月也说不准。要是半路上水箱一冻裂，那才叫‘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哩，冻死饿死的惨痛教训多的是，戈壁滩上白骨累累呀……”
郭鹏听到这里，有点不耐烦，又觉得好笑，只好很“政策”地来了句准幽默，说：“国民党部队只能把活的弄成死的，死的东西一到解放军战士手里，就会变成活的，你说对吗？”
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这样的话哪有不对的，彭铭鼎满口一百个“对对对”，但是……彭铭鼎还要展示他的不屈不挠，在临握别时仍不忘来个“但是”，他告诉郭鹏：“国民党在新疆经营了这么多年，出产仍不够丰富，一切补给物资，基本上是从内地运去的，不知赔了多少本。解放军何必急着去背这个包袱呢？不如让他们维持原状，派一批政治人员去指导指导就行了。”
郭鹏的高招是依然把调子往上拉，什么“困难再大挡不住解放军战士的脚步”“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逼着彭铭鼎自己打自己嘴巴，跟在后面忙不迭地说“对对对”。
王恩茂有点不客气了，语调不甚高扬，但一字一句都像石头那么硬。他要彭铭鼎等人记住一个简单的道理：解放军到新疆不是为了做买卖赚钱，而是要改变那里的面貌。这就是说，大家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时刻，谁也没有挑选的余地。他用利箭般的目光威逼着彭铭鼎说：“任何困难都吓不倒我们，我们马上就要乘胜前进，直到天涯海角！”
这一戏剧性的对峙直到开国大典前一天才告结束。据说当晚彭铭鼎非常丧气地在曾震五家里给新疆警备司令部打了个长途。接电话的是参谋长陶晋初，彭铭鼎说：“震豫兄啊，鄙人同郭、王唇枪舌剑，已是山穷水尽。他们声言马上要开迪化，而且很……请你转告陶六爷……”
“陶六爷”就是陶峙岳。彭德怀听到这个汇报，微微一笑。显然，他是深解其中奥妙的，只是不便对具体人和事作什么评价罢了。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的仗就得这么打，必须有两条战线……”
彭德怀说这话时，他要接见的那个藏族党员扎喜泽仁也在场。于是，便顺便聊起党的民族政策在大西北的威力，说，政策是个总的精神，许多具体问题还得动脑子拿出具体解决办法，这里面的重要环节，就是建立地方政权问题。
例子举到一军。针对青海地方党组织薄弱的特殊情况，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成立不久，中共西北局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去接手地方党政工作，省的党政领导机构，基本是一军的班底，然后在部队抽调一大批精华到地方工作，特别是团政委、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和军、师、团各级政治机关的那些干部，一去就当县委书记、县长，有的干脆一个团包一个县，干部集中在一起，上传下达调子不走样。
新政权一开张，难点就是少数民族事务。问题差不多都是当年马步芳残酷屠杀异族、搞“回族老大”落下的后遗症。远在巴颜喀拉山南、通天河畔的偏远牧区玉树、囊谦、称多三个藏族县各部落，每年都例行向马步芳“献马”纳贡。一军解放西宁时，纳贡队伍正好走到海南地区，是去还是不去，几个押贡的头人讨论了两三天，还是决定继续赶路，把贡品转送给共产党。
可是，共产党该不该接收这份贡品呢？廖汉生打电话请示野司。彭德怀说：“收！不是你廖汉生收，也不是我彭德怀收，是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收，人民财产归人民嘛！”
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礼品，有骏马千匹、百张珍贵兽皮，还有上好的麝香、鹿茸等物品。其中有一只活猞猁，后来辗转贺龙、朱德之手，送到了北京动物园。
押解这批贡品的几个头人，推举囊谦的两个千户扎喜才旺多吉和扎武百户久美来对廖汉生说：“你们如能一次派出3000名骑兵，我们就归顺你们……”
毕竟是边远地区的两个头人，说出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彭德怀提起也是一笑了之。他所认识的另外一些藏族头人，并非如此，其中曾经打动过他的是一名藏族军官，此人不但把自己的名字弄得跟汉族人一样，而且其心性、正义感以及他的阶级立场，都让彭德怀经久难忘。此人就是全国知名的拉卜楞寺院藏军保安司令黄正清。
甘青边烽火连年，川陇汉法事再三
拉卜楞地处甘南夏河西岸，在一片大草原中央，是藏族游牧区。黄正清还是个孩子时，这一带属青海土地老爷马步芳的地盘，马步芳的统治就是回族的统治，搞封建家长那一套，阶级压迫又加上民族压迫，牧民们脖子上架着一把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家官府要钱要粮要人要牲口，动不动就砍脑袋，藏民日子提心吊胆，苦如黄连。
黄正清的父亲是草原上牧民头人，雄心勃勃，有正义感。这点血性也传给了黄正清，小小年纪就发誓要倾家荡产同马步芳打官司，不把牧民们从魔窟里拯救出来，决不罢休。
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官司。年轻的黄正清还不知道国民党官场那套把戏实质上就是弱肉强食。他凭着草原人直来直去的游戏规则，怎能成为“法堂”上的赢家？官司输了一场又一场，黄正清开了窍。他倾其所有置办了一批珍奇古董，走国民党的上层关节。
有道是，金陵路窄，香车宝马天地宽。黄正清一笔投入进去，连蒋介石都见上了！听说仅仅是为了要把甘南草原划归甘肃而不隶属青海这点小事，就献上一大堆宝贝，蒋介石简直不敢相信。这在他来说是打只蚊子罢了，哼了声：“办吧！”草原就脱离了马步芳，从青海省划归到甘肃省统辖，并享有一定的独立自治权，每年直接给国民党中央进贡纳税，同时——这也是最重要的，允许建立藏族武装，实行地方自治。
一场官司把黄正清打出了名。他成了甘南草原上一只令人骄傲的雄鹰，千家万户，载歌载舞，酒肉酣畅，大庆三日，为英雄胜利归来接风洗尘。
黄正清成了甘南藏民当然的总头领。
一路通，路路通。黄正清从此有了钱只做两件事：一件是给南京送宝，一件是置办武器弹药。蒋介石的毛一旦捋顺了，黄的要求无不应允。他亲自批准成立甘南草原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任命黄正清为司令。继而又轻轻一提，让黄正清进入国民党统治核心——中央委员会，成了一名和马步芳可以平起平坐的“委员”。
有老蒋在后面撑腰，马步芳除了干瞪眼，还能有什么办法？古人说得好，一场官司一本书。黄正清闯荡天下读了那么多书，眼界自然大开。这其中有两位红色共产党人给他很大的启示，一位叫宣侠父，一位叫钱清泉。
那是二十年前红军时代的事了。某个风清月朗的草原之夜，宣、钱二人奉命来为红军采购粮草，和黄正清一番交涉成了朋友。他们为黄正清描绘了共产党的理想社会——没有剥削、没有欺压，平等自主，天下大同……这是拉卜楞寺庙的喇嘛们祈祷了多少年多少代的心愿呀！黄正清的心里埋下一颗坚实的种子。
二十年过去，共产党眼看着成为天下大赢家。黄正清真像喝了一杯甘泉那么爽洌！过去的官司，让他看尽国民党的西洋景，知其气数已尽，树倒猢狲散，谁也绊不住谁了。理想也罢、现实也罢，都得投奔共产党。
黄正清脱下军服，背上干粮，扮成一个地道的牧民，拉着一匹烈马上路了。他要去为甘南草原和藏族父老乡亲的将来，作一番长远打算。
这根线让负责地方工作的习仲勋接上了。但是，战事频仍，一日三变，习仲勋行踪不定，黄正清回到草原，线又断了。这让他那些天暴躁得像一头狮子。
兰州战役前夕，马步芳已经预感到末日来临，方圆数百里内金银财宝尽情掳掠。拉卜楞古寺自然是个重要目标。黄正清吃紧得很。他想，这一下要跟马家军了却世代冤仇了！可又担心马步芳遇到抵抗会不会血洗草原。一段时间内，黄正清对要不要留部队驻守拉卜楞寺庙，犹豫不决。
这时他已派出几路人马与解放军联系。在寂寞的等待中，黄正清每日列兵操练、杀声震天。风清气爽的绿色草原及草原上滚动的牛群、羊群、马群，又仿佛是他内心呼唤的另一种声音。
兰州战役终于打响了！有一天，拉卜楞保安司令部驻兰州办事处的人突然带回一封信，是解放军第二军政委王恩茂的亲笔大札，说解放军即将解放临夏，待临夏解放之后，要黄速派人去洽谈和平解放夏河的问题。
“解放”？黄正清乍听这个新鲜活泼的汉语词汇，为之一振。就是说，当年宣侠父、钱清泉的蓝图就要活生生地端到眼前了？！他怀着一种不知是何滋味的惊喜，立即派副司令张子丰带三个人前往临夏。他哪里知道，这个张子丰早就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了！
张子丰一到临夏便拿回王震的信。王震在信中说，要审时度势，即刻举义，并肩全歼马家顽匪。黄正清心头一块石头搬掉了，他一个喇叭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我们藏军决定起义，同解放军一道消灭马家军！”
王震给了黄正清一笔可观的见面礼——几大卡车枪支弹药。几天之后，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五五六团的一个营，被张子丰领到夏河。黄正清亲自出面，张罗了两万多藏民夹道四里多长，以示欢迎。
不久，黄正清便成了彭德怀和贺龙共同的朋友。大江东流，解放军势如破竹。继兰州解放之后，西宁又一扫而平，那个让黄正清不痛快了大半辈子的马家军顷刻间土崩瓦解，究竟是什么力量如此摧枯拉朽？黄正清心里想着很多事。
在同彭德怀、贺龙的接触中，黄正清总感到自己矮了一截。这感觉甚至比过去见到蒋介石还要厉害。他深感自己是不是被尘世封闭得太久，是不是泡在国民党糨糊里面一身不清不楚，是不是文化水平太低跟野蛮人差不多？而今，尘埃落定，真该好好去洗个痛快澡！
黄正清举着酒杯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说：“请求批准我参加学习，待有提高之后，再参加工作。”
这让彭德怀很是看重。彭说：“你的想法很对头，我和你一样，也得学习。不过全国还没有解放，眼下百废待兴，完全放下工作去学习，恐怕做不到。再说你现在要是不工作，人家还以为你不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哩。那样就不好了！我们还是在工作中学习吧，你我一块儿学，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我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过去处境不同，今天坐在一块儿，应当一块儿学习、工作，将来建设新中国嘛！”
黄正清受不住，连说这哪行、这哪行，“你是彭大将军，我……现在马家军也消灭了，我也不知道该做些啥……”
“拉卜楞大草原地处甘青两省边界，是甘南的重镇，目前甘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嘛，胡宗南要占川北，把赵龙文、王治岐放在那里盯得很紧哩……”彭德怀煞住话头。其时，在解放军第七军和第六十二军配合下的武都起义，尚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不便多说什么。
但是，黄正清却敏感地意识到什么。说：“王治岐、赵龙文和蒋云台这几个人，过去和我都还有一面之交，要是需要，我倒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个嘛……”彭德怀想了想。胡宗南正在收网，赵龙文、王治岐和蒋云台之间关系微妙，这种时候把黄正清插进去弊多利少，弄不好要出乱子。因此彭说：“暂时还用不着你出面，需要的时候我再通知你。”
彭德怀对甘南的态度一直比较审慎，除一开始把彭绍辉的七军押在天水、刘忠的六十二军放在岷县“严阵以待”之外，其余没有别的重大举措出手。原因就在于甘南牵动着胡宗南的神经，而与大西南全局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锅稀粥只能靠其内部煎煮，是文火煨肥羊，急不得。
自从9月中旬胡宗南宣布王治岐为第五兵团副司令并兼一一九军军长，而蒋云台另立一军任军长、并准备率二四四师入川以来，赵龙文脑子里那根弦就绷到了极限。王治岐当上兵团副司令倒偃旗息鼓了，而蒋云台一接受委任状立刻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大有干一番伟业的意思。赵的心里那个酸啊，背地把胡宗南骂了一遍又一遍，场面上又不得不跟蒋云台保持一团和气。中秋节晚上，还特地给远驻乡野的蒋假惺惺地打个电话，说：“老兄啊，月圆人圆，今晚朋友都在，席间就差你呀！”
蒋云台说：“明月不照人圆，的确是件憾事。可我的肚子……这两天大概水土不服，闹得厉害呢，略有转机，我一定进城补上，到时候要杀要剐都由你……”
这是蒋云台的拿手戏，不真不假，嘻嘻哈哈，主意都藏在肚子里，谁也猜不透，要做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就在赵龙文和蒋云台电话上感叹“明月不照人圆”的这天晚上，解放军第七军代表跟蒋云台秘密接触了一次，彭绍辉军长让代表告诉蒋云台，务必拖住所属部队，不要入川，将来与解放军里应外合一致行动，千万不可贸然举义。
赵龙文的中秋晚宴并没有因为蒋云台的缺席而减色，相反，他和王治岐之间还多了一层无所顾忌的默契。赵龙文大展拳脚让部属灌王治岐的酒，并非常动听地介绍汉南城固地区如何如何美妙，电灯如何如何明亮，学校如何如何齐整，鱼米之乡、五谷丰登等，其题旨只有一个：一一九军应该调防到那里去享福。
王治岐喝得酩酊大醉，该点头不点头、该摇头不摇头。赵龙文就趁此机会把一份早已拟好请求调防的电稿拿出来，让王治岐签了字。
急切入川的胡宗南，见王治岐这么开通地来充当他的大后卫，当然嘉许再三。随之，一道调防命令下来了——第一一九军调汉南城固。
蒋云台发觉此事时，早就木已成舟。酒醒之后的王治岐也觉得这件事“多有不妥”，但给胡宗南的电报是自己签的字，只能将错就错了。为了找到平衡，他把蒋云台拉上，和蒋一起“研究出发问题”，这些曲曲折折的心计哪里能瞒过蒋云台！他一句话就把王治岐问傻了：“第一一九军奉调，任务是什么？”
是啊，部队驻防总不能看哪里风景好、生活好就往哪里去呀，总得有个战略意图吧。
王治岐理屈词穷，结结巴巴地说：“任务……任务……没有什么任务嘛！那里生活很好，物产丰富，我们开过去休整、补充……”
蒋云台冷笑道：“你好糊涂！胡的主力即将全部入川，现在准备放弃汉南，一一九军开过去是当他的后卫，做牺牲品！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我们部队自关中失败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充，士兵连鞋袜都没有，现在可以要求他补充被服、鞋袜，然后再研究开往汉南的问题。”
王治岐为难极了，支支吾吾和赵龙文商量，把情况都推到蒋云台身上。
蒋云台一不做，二不休，当天直接给胡宗南拍了一个电报，把王治岐与自己商谈的经过以及自己对一一九军调防的想法和盘托出，这就把赵龙文从中传小话的机会给堵死了。
此时的胡宗南是一尊泥菩萨。他不想把任何一方可资利用的关系搞僵。接到蒋云台的电报，没有二话，立即改令一一九军到西汉水以南、雷家坝至大船坝之间布防。这无异于在赵龙文的脸上掴了一个耳刮子。
从此，蒋、赵矛盾愈演愈烈。
六、陇南义旗
武都插进陈子干，川北选定周士第
把甘南交给赵龙文，胡宗南心里是不踏实的。这种“不踏实”并不是对赵龙文能力上的怀疑，主要考虑到甘南的地位于经略川北太重要了。从蒋云台要求更改一一九军调防电报这件事上，胡就明显觉察到，赵龙文的聪明有点过火。如此下去，可能要误大事。
胡宗南一向不太喜欢老爱展示绝顶聪明的人，觉得这种人不可托付重任。他更愿意部属比他笨一个档次——起码表面上看是这样，不时在他的照耀下，发生一丝有限的光芒。遗憾的是，赵龙文不是这样的人，他巴不得自己就是一方太阳，能给胡宗南带来光明。这显然不大对胡宗南的胃口。
胡宗南就想到了陈子干。陈这个人自主持九十军以来，韬光养晦做得不错，从不见张扬，看上去比较持重。胡宗南把他叫来对他说：“甘南我不大放心，你给我出一马，去那里坐镇几天，重点是注意蒋云台。”
为了不给赵龙文造成刺激，胡宗南装作征求赵的意见。赵龙文知道陈子干已经上路了，胡再来问自己，明摆着的“道理”在里面，还有什么“意见”可言。他立刻作出受到增援的那种雀跃状，并尽可能通过电话线，让胡能够真切地感觉得到，而把内心的那份失落打扫得一干二净。
就在胡宗南改令一一九军防地之后的第二天，蒋云台派往成县买粮的副官陈博文在大船坝打电话报告蒋，说九十军军长陈子干亲率第十二师由汉南日夜兼程开往武都，已经抵达大船坝，正在渡河。
显而易见，陈子干来者不善。蒋云台立即电询王治岐：“你知道十二师开到武都来是执行什么任务吗？”
王治岐一愣：“有这事儿吗？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赵龙文呢？”蒋云台步步紧逼。
王治岐无可奈何，给赵龙文挂了电话。
赵龙文在电话里打着哈欠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胡先生的通知哩！这么大的事，他应该通知我啊！”
王治岐明知赵龙文在跟自己耍流氓，却没有应对，而把这套流氓把戏一转手又原原本本地交给蒋云台。蒋云台可不尿这一壶，说：“赵龙文是分署主任，一个军长带一个师向我们这里开过来，他怎么会不知道？这话鬼才相信！好，就算他不知道，现在我们报告上去总知道了吧！你让他通知十二师，部队须经甘泉取道汉王寺再进武都，如果他不答应，非得从我的驻地安化走，到时候部队冲突起来我概不负责！”
赵龙文没法再踢王治岐的皮球了，只好通知陈子干，让他带十二师不要直进武都，而经甘泉到武都东南40里的汉王寺下营。同时，他暗示陈子干说：“初到武都，为精诚团结，避免误会，你是不是去看一看蒋军长啊？”
于是，陈子干下营之后，马不停蹄带着两名随员赶到蒋云台的驻地安化。名义上是“拜望”蒋云台，实则是想探个虚实。一见蒋云台的部队人不离枪械、马不下鞍鞯，戒备森严，心里有数了。随便寒暄几句，就心事重重地告辞。
甘南因为多了陈子干，问题变得简单化了。赵龙文说话不像过去那么含蓄，分署主任的权威也时不时要拿出来耍两下子。而陈子干带来的第十二师和原驻第三三八师干脆毫无顾忌地对蒋云台驻地安化方向做起工事来，形成二对一的态势。赵龙文暗中吩咐说：“看住了蒋云台，一一九军就没有戏看。王治岐不足为虑。
这种明朗化的情绪，等于在蒋云台和甘南分署其他各部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蒋现在唯一可以拉住、也必须拉住的就是王治岐。因为王治岐始终是一一九军的符号，要使一一九军不离开陇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王治岐套住。
机会实际上又是赵龙文送来的。
赵龙文当着分署主任还嫌不过瘾，忽然想出一个花招，希望通过陇南各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联名电请国民党中央推荐他为甘肃省主席。事情还没有办，消息便走漏出去。蒋云台立刻动起脑子：这个主席要是王治岐当了，不就把王套在陇南了吗？于是立即先下手为强，拟出一份电报，专门派人一个县一个县跑着把字签下来。等到赵龙文按部就班开会商谈时，蒋云台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赵龙文闹了个猴子捞月，恨不得一口把蒋云台连骨头带肉吞了去！
冷静下来，赵龙文想，单纯自己这双手要拿住蒋云台，看来是有困难的。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蒋云台通共”的怀疑，捅到胡宗南那里去，看胡长官怎么收拾他！
过一天，赵龙文给胡宗南煞有介事地发出一份电报，声称在武都安化附近发现有一部电台，经常往共产党军队战区作报，极有可能是内部所为。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提示，按照赵龙文的思路应该万无一失。谁知，胡宗南一看到这份电报就很不高兴：既然你有所“发现”，为什么不查清底细，却要干这种指桑骂槐的勾当！胡把电报狠狠扔在一边，不想理会。对于他来说，赵龙文这份明显在自作聪明的小报告，纯系鸡毛蒜皮，而另一份刚刚来自中统局的绝密情报，才让他惊心动魄呢！
这份密报告知：中共加紧对川侦察，四川地下中共组织日前也派人同贺龙部接触。因此判断，中共对川行动迫在眉睫！
一般来说，中统局很少直接给胡传递什么情报。这份密报足以体现非常时期之“非常”二字，说明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那么，中共究竟会以多大的兵力、会从什么方向对川行动呢？这始终是胡宗南心中悬而未决的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在中共中央10月13日作出西南军区人事安排之前，一直还没有最后解决。早在贺龙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就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拟从西北地区抽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到山西临汾集训，作南下准备。这个初步设想，后来被贺龙落实下来的地方干部是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贺龙并同李井泉商妥，在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再抽出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和工农百姓，潜入西南，调查当地的兵要地志，直接为将来进军作准备。
当然，这只是毛泽东解决西南问题一盘棋的局部。在7月中旬他给华南进军部队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到“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经营”二字的口子有多么大！贺龙在9月上旬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途中，特地赶到临汾看望在那里集训的几千名干部，就指示他们要研究问题，首先是学习政策，此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要求他们把各项具体政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还要考虑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用，总之，要想得长远一些，细致一些。这就不单单是眼前打仗的问题了。
但是，打仗无疑仍摆在首要位置。
10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主要讨论进军大西南。前一天，中央已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是政委，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所以，涉及川北用兵问题，毛泽东主要想听听贺老总的意见。
“你打算带哪个部队入川呢？”毛泽东边弹烟灰边问贺龙。
贺龙简单地回答：“看方便吧，哪一支部队都一样。”
若论进川位置比较方便，当然是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毛泽东说：“那就是周士第喽？！”周士第是十八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
“好嘛,”贺龙爽快地应道，“周士第跟我共同战斗多年，一块儿合作肯定没得问题！”
周士第是没有问题，部队怎么样呢？个别长期跟随贺龙的同志私下嘀咕说，一野部队里面多的是老总亲手带出来的团队，战斗力呱呱叫，到西南是打解放战争最后一仗，就该带这些部队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仗可以打得漂亮点嘛！
贺龙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靠挑拣部队打胜仗，那叫啥子本事呀！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不可，那我贺龙还像个共产党员吗？”
军委会让贺龙坦荡的胸襟弄得很有政治气氛，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说：“贺老总啊，给你一个十八兵团，再给个七军，给个十九军，总共十四个师。任务嘛，先解放陕南，再解放川北，主要对手是我们的老冤家胡宗南。”
其实这些部队严格地说起来，过去都曾受到过贺龙的培养，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差不多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即便像十九军是以老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中途有段时间归中原军区建制，但班底还是老陕甘宁边区部队；十八兵团是晋绥的老底子，当年攻打山西沂州、宁武等七县的阎锡山各堡垒，以及后来的大同战役，许多老战士还让贺老总戴过光荣花哩！至于彭绍辉的第七军，更是贺龙领导下的老三五八旅嫡传，政委孙志远及继任的罗贵波、冼恒汉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班子过硬，部队也过硬，长期独当一面，默默地在晋中执行任务。随十八、十九两兵团回到西北归建后，又一直独守甘南，不露声色，稳定一方。单就这一点，就让人刮目相看。
听说要跟贺老总入川作战，七军上下一片欢腾。彭绍辉的心里也很不平静。一方面是激动，另一方面又有些着急。后者主要是考虑甘南的局势。他火烧火燎地把政治部主任黄忠学找来，说：“老黄啊，部队眼瞅着就要出发了，武都的蒋云台还在那里跟赵龙文捉迷藏，真不好办呢！”
黄忠学在敌军工作方面有些经验。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说：“心急吃不得热乎乎，要不，我亲自到武都跑一趟？”
北京指点西南西北，西安云集一台锣鼓
赵龙文没能从胡宗南那里讨得口风，就憋着一肚子气打电话找王治岐，说：“据绥署侦察台报告，安化附近有一部电台经常与共产党军队战区作报，这事你得好好查一查，七日内给我报告！”
王治岐想，这不是整蒋云台吗？他干脆转个电话給蒋，把赵龙文的话原封不动复述了一遍，然后问蒋：“赵要我查，你说怎么办？”
蒋云台一听，立刻警觉起来，记起张宗逊副司令早先嘱咐他的话，尽量徒步联系，能不用电台尽量不用电台，说无线电最不保密。果然，把柄出来了！好在赵龙文只说查，一个“查”字说明他还没有确切掌握自己的多少把柄，不过猜测罢了。于是，蒋云台回道：“赵说安化附近，当然也包括我的阵地前沿。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共产党军队侦察兵每天都在那里活动。哪像他赵某人呀，住在武都城里，高楼大厦，歌舞升平，当然不会有什么可疑的电台了！”
这些话虽然略带气味，但于情于理也能说得过去。王治岐吩咐司令部，给分署赵主任的报告，就以这一精神来做。还补充道：“不忙，不妨做得周到一点。”
等王治岐这份“周到”的调查报告呈送上去时，赵龙文的兴奋点已经转移了。胡宗南连电催逼，要他抓紧作好入川准备，并通报说，湘西、鄂西、黔北各线共产党军队加紧攻击准备，秦岭方向的共产党军队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突然采取积极的急袭行动，搞得胡军前沿阵地措手不及。有鉴于此，入驻川北刻不容缓，否则后果难测。
整个9月，是胡宗南日子比较好过的一段时光。好歹蒋介石待在重庆，三天两头去晋见一次，多少有点依赖感。更重要的是，在秦岭方向与共产党军队接触之中，每每得意。如同他向蒋介石报告中所说：“共产党军队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这对于大病初愈的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难得的抚慰。胡宗南难以想象，也更不会承认，这一切不过是毛泽东蓄意塞在他嘴里的一块水果糖而已。让胡宗南得意地待在原地不动，是中共中央军委大西南决策中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以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是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国民党军力避决战的特点而制定的。按照这一方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时，便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各路敌军，企图退守云南的道路，一下子堵死了。十八兵团的任务，就是要把胡宗南咬在秦岭。等到南边的二野把路堵死后，再一块儿来收拾老冤家，先占川北，再及成都。这便注定了贺龙和李井泉、周士第指挥的秦岭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个“不痛不痒”的战役，任务就是“攻而不破”，造成沿川陕公路南下入川的架势。
胡宗南老老实实上了当，跑到蒋介石那里大吹大擂，断定十八兵团必然要取三国时代魏军伐蜀的路线，分成两路，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至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然后合二为一，直插川西。因此，胡宗南的决策是“拒共产党军队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
这是常势用兵，蒋介石以操典的眼光挑剔再三，最后也无可非议。于是胡宗南这位“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将第五兵团李文部40000余人，押在秦岭川陕公路两侧地区；而将第十八兵团李振部44000余人，放到李文部以西地区；另外，又让裴昌会弄出一个第七兵团，6个军兵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布防，构成第二道防线，完全是一副坚守的架势。
贺龙正希望胡宗南作出这种判断。毛泽东给他的机宜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也就是说，彻底放开大打、扯破胡宗南的防线，大体还有两个月呢。所以，时至10月中旬，彭德怀指挥王震所率二、六两军已常驻新疆闹得翻天覆地了，毛泽东才正式发布由陕入川的作战命令。真正进入具体的战备实施——诸如编配部队、思想动员以及物资保障方面的落实定位，那是11月份的事了。
离开北京前，贺龙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看上去有点疲倦。可能是因前段筹备建国精疲力竭尚未恢复的缘故吧。一切从头开始，太繁重啊！贺龙见面之后不免生出一丝丝心疼。便说：“主席，你要注意休息，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好务啊，新中国还有许多事等着你做哩！”
毛泽东笑道：“你贺老总把工作做到我头上来了！停不下来呀……”他充满感慨地叹了口气，双眼望着窗外，仿佛又回到中南海怀仁堂，回到9月21日下午7时出席政协一次全体会议那一刻，全体代表起立，场内奏响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场外鸣放礼炮54响，然后是代表们长达5分钟的掌声，然后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太兴奋了！”贺龙说，“这些日子，连我都睡不着。你讲得好，我们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目的，让反动派们发抖去吧，让他们像长嘴婆一样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了！我们一定要作出成绩来给他们看一看！”
毛泽东接上一支烟，与贺老总的烟斗对烧起来，菊香书屋一下子成了烟的海洋。
9月30日夜幕降临时，政协代表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毛泽东在一片庄严肃穆之中宣读他撰写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我们的牺牲太沉重了……”毛泽东透过烟雾望着贺龙，“两次国内战争，一次抗战，多少万烈士？我们的事业是他们用鲜血浇灌出来的！”他长叹一声，“现在，如果不把台湾算进去，大的战事就剩一个西北、一个西南了。西北除新疆尚待努力之外，局面已定。彭总来电说，河西的事处理得不错，玉门油矿生产不受大的影响。新疆有两个军进去，就看陶峙岳他们配合如何了。西南的形势要复杂一些，蒋介石至今还不放弃他的梦想，所以，你们要准备吃点苦头啊。”毛泽东想了想，补充道，“但要减少牺牲，越少越好！”
贺龙离开北京时，已是10月下旬。第一站便打到临汾，检查入川准备工作。正好，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李宗林和马识途赶来“迎接大军入川”，贺龙下车，屁股还没坐热，就招呼说：“快叫过来见见面，大家谈一谈情况。”
于是，李宗林和马识途就在一家普通的小院落里见到了那个披着宽大布棉衣的“大个子”。“大个子”把他们亲热地让到屋里，接着用“几乎是四川话”的方言问：“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就这句普普通通的话，让马识途感叹了几十年：“没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
贺龙的“几乎是四川话”和满面洋溢着的亲切态度，让李宗林和马识途一下子扔掉了浑身的拘谨，两人就像走亲戚似的，有问有答，滔滔不绝，把四川的社情民情及大小军阀诸般表现一一汇报出来。最后，迫切地说：“老总啊，四川人民希望大军早日南下，都等不得喽！”
贺龙深解李、马的心情，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十天之内，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在西安成立了。随之，中共中央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总管军事、政治、党委、民运等项工作。这两条一落实，李井泉及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副政委王新亭等人，也一一云集西安，贺龙的一台好戏，锣鼓齐全了。十八兵团所属六十军、六十一军、六十二军及七军、十九军，分别受领任务，开始战前动员，一时间，文电交驰，秦岭与甘南的天空无线电信号密如繁星，胡宗南的侦查台一日三报，弄得他浑身着火，或广州或台湾连电告急。可是，当复电让他“具报详细”时，胡又觉得无从说起。
一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向胡宗南面授“苦撑六个月、确保大西南”的机宜时，胡的口气还很不一般，觉得“苦撑”一年两年也不在话下。那时，胡是在秦岭防线几个月来固守未破这一喜洋洋的心情下作出判断的，而此刻，风云突变，去西南的路被节节堵死，不由得人不生出绝念。他免不了对“校长”产生出一点点埋怨：当初自己一心投奔滇西，会合李弥，硬是给蒋介石一句“苦撑”的话挡了下来，时至今日，进退维谷，老头子人在哪里呢？还不是到台湾享受阿里山风光去了！
胡宗南悲一阵、怨一阵、怒一阵、恨一阵，正有些灰心丧气，不想蒋介石突然来了个“英雄气概”，于11月14日，冷不丁地从台湾再次飞抵重庆。
重庆濒危讨不着救兵，武都换马先下手为强
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逼到重庆来的。
“大迂回战略”这一手让蒋介石极感意外。他如果再在台湾待下去，中共瓮中捉鳖之势就立刻成为定局。蒋没有别的选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爬到秤砣上来压这根已经翘不起来的秤杆了。他当然明白，四川即将成为一片火海，他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可此时此刻，他的所有分量不就押在这个“险”字上吗？
蒋介石一贯标举“守常”，这个“常”守到急处，往往见奇。此时他的急中生奇如同让胡宗南咬到一块酸味的冰棍，先是一激灵，浑身一震，接着无穷的滋味弥漫开来，透心窝得酸。“到这时候才来充当英雄豪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胡宗南觉得自己永远琢磨不透他的校长。
看不出胡宗南的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即便看出来了，也大可以忽略。这是蒋介石的自信。重庆山城仍旧拥有往日的宁静。在最初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时，蒋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在镁光灯底下的那种从容。甚至，贵阳被共产党军队攻占，川东地区宋希濂集团节节败退，以至到11月19日其所部十四兵团在鄂川边境全军覆没，川东大门洞开，中共陈锡联兵团沿川湘公路长驻直入，蒋介石的姿态依然保持完好。但是，11月20日，他给胡宗南打了个电话之后，却立刻像屁股上长了疮，坐不住了。
现在看来，这个电话葬送了胡宗南的大好晚景，也使胡的“西北王”三个字总算抖出了那么一点亮色。
蒋介石的镇定自若始终是以胡宗南为支撑的。当紧要时刻来临，他认为有必要电令胡宗南加速南撤并速调第一军开赴重庆“保驾”时，胡宗南居然恭恭敬敬地提出了异议。这是胡宗南有史以来第一次违拗蒋介石，其理由是：“共产党军队贺龙部重兵在前，此时将第一军调赴重庆，恐有不妥。”
“不妥？有什么不妥！”蒋介石像是意外地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我的死活你可以不管，非常委员会和整个内阁成员的安全呢？能视作儿戏吗？你要晓得，大敌当前，渝城地位不同一般……”
胡宗南拿出了最高的耐心和最大的决心来表述自己。他说：“秦岭以西，战线之长、关隘之多实属罕见。现在兵力尚嫌不足，如若再去一军，更显得捉襟见肘，何况眼下兵力部署已就绪，部队各守防地，环环相扣，且军心不稳，牵一发动全身，调动一个一军，势必给共产党军队可乘之机。再说，川境安，重庆才可安；川境不安，何谈渝城……”
“胡扯蛋！”蒋介石气急了，“难道你不懂得服从是天职吗？事关党国生死存亡，怎可只图自保？你真让我失望！”
胡宗南竭力保持平静：“这不是自保啊校长……”
“你不要叫我校长！”蒋介石愤怒地摔掉了电话。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真的生气了，隔了五分钟，主动把电话摇过去，表示服从调遣，立刻调集车辆起运一军开赴重庆。蒋介石听到这番近乎忏悔似的话，并没有什么反应，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就挂掉电话。
这件事越想越让胡宗南觉得窝囊。落实时，卡车倒是调集了几百两，实际起运的却只是两个团不到。部队到重庆虚张声势在大街上一撒，摆出个样子，安全不安全，蒋介石也没有再往下追究。他站在胡的地位想一想，似也有些道理，只是蒋放不下这个脸罢了。
往重庆不明不白送出去两个团之后，胡宗南痛惜了一夜。第一军虽然倒了扶、扶了倒，补编了好几次，但一向被他视为最体己的私房钱，目前相比较而言，也是保存得最完整，装备最好的一个军。如果按照蒋的旨意，一锅端了出去，他还有什么戏可唱？别看他手下左一个“兵团”、右一个“兵团”，全都是没了底的鞋帮子，有名无实，真正交起手来，恐怕对付共产党军队一个兵团都有困难。胡宗南越输越清醒，越清醒越痛苦。
其实，当时情况下，真正的优劣势还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兵员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国民党江河日下，什么话到了长官嘴里都成了谎言。因为当官的不撒谎就不能自圆其说，全国解放的大形势摆在那儿呢！人民解放军就不一样了，蒸蒸日上，浩然正气，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道理怎么说都显得真实可信，于是上下都说实话、动真情，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好日子等在前面，人人都有奔头。即使思想上有点小毛病，也一点就通。
部队接受入川作战的任务后，就有一小部分北方同志不想进川，有的怕到了川康水土不服；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还有人怕跟南方的少数民族将来合不来等。贺龙很把这些思想上的小疙瘩当回事，说这是部队进川的“挡路虎”，要十八兵团赶快搞几场报告会，先让四川地下党的马识途介绍情况，再让刚从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胡耀邦作形势报告，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贺龙亲自上阵讲话。
过去在晋绥听过贺龙讲话的人都说，老总的政治动员特别有味道，让人一听就着迷，笑破肚皮打不成瞌睡，又受教育，有时骂两句娘也非常动听。这次一上来还是那个味，手里捧着个大烟斗，轻轻松松地开了场：“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接下来就点毛病：“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贺龙说着说着就把自己摆进去了：“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
话到这里，贺龙顺便谈起将来与二野部队会师后的团结问题，说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姿态低一点点，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贺龙说：“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吃大米和吃黑豆问题，算什么问题呢？可是贺龙就这样平平朴朴地说出了思想上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中既有情又有理，让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刻在心上，忘不了。
最后才说打仗。贺龙只有一句话：“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对于把“吃黑豆”和“吃大米”问题搞清楚了的干部战士来说，有这么一句话，就够了。
贺龙所说的“立功机会”，到11月底才真正来到。在川南山地，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的三万多人终于被陈锡联彻底解决了，重庆因綦江、涪陵、江津等近郊城市相继被克，立刻风雨飘摇，胡宗南虚张声势送去的那两个团兵力，抬滑竿都不够用，谈什么“保驾”？蒋介石抓瞎了，急令胡宗南速往成都部署防卫，以待重庆那一摊子“委员会”“内阁”等大员的到来。
情况来得简直没有铺垫，胡宗南一时方寸大乱，连夜给所属各部噼里啪啦发报，搞得上下一片慌张。
这晚10点多钟，蒋云台正在听取来自武都城里的一个“耳目”汇报近日赵龙文内外活动情况，忽然接到王治岐的电话，说赵龙文就要回四川，要蒋立刻赶到武都为赵送行。
无疑，蒋云台也感到非常突然。好在他反应快，而且对这一天早有估计，所以应对自如。10分钟后即下令二四四师七三二团一营营长杨国权，当晚率部开往武都城，接守城防。他不想让陈子干占这个先。
蒋云台的这一举动自然要大大刺激赵龙文。赵也不给蒋打电话，而是把电话要给王治岐，气吼吼地责问：“这究竟是何意？你给我个说法！”
王治岐被赵问得哑口无言，情急之下只好老实交代，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赵龙文心里也明白这事跟王治岐肯定没关系，但他就是要一口咬定王治岐，并且穷追猛打，非逼着王给个“说法”。他是存心要让王治岐吃点苦头，好转过去找蒋云台撒气。
谁知王治岐是个“消音器”。他并不糊涂，是装糊涂。在给蒋云台的电话中，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的意思是让你去给赵送送行，他要离开武都，朋友们见见面，可你却派兵先接城防，再去送行，这样大家脸上多不好看。”
蒋云台说：“这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一一九军在甘南，如果连武都这样的重镇都控制不住，今后何以立足？再说，人家好端端地派一个师驻在你的卧榻之侧，你的脸上就好看了？”
王治岐话中有话地问：“你打算在甘南驻守多久？”
蒋云台警觉地反问：“你说呢？”
“上峰已告知，赵龙文走，让我就任甘肃省主席，主持武都防务。”王治岐悲喜莫辨地叹道。
这正是蒋云台所希望的。蒋喜形于色：“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应该庆贺！”嘴上这么说着，心里一根弦绷紧了，由王主甘，机会难得，他转身涂了几个字，让警卫密送副师长杨伯达，要杨速与解放军七军联络，准备起事。
王治岐对蒋云台的诸般花样视若无睹。他只吩咐蒋第二天下午与他一同去武都为赵龙文送行，别的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下午，王、蒋相约一块到武都。九十军军长陈子干和十二师师长吴子清也从汉王寺赶来为赵龙文送行。陈、吴带着十多名警卫，但却神神鬼鬼地留在城外，而身边只留一名警卫牵马。正好，走到城边与王治岐、蒋云台相遇。彼此寒暄几句，吴子清说：“云台兄骑术是久闻大名却未见英姿，我这匹坐骑还是你送的，是不是来一招给诸位开开眼界？”
蒋云台心中有事，警惕性很高，觉得陈、吴留那么多警卫在城外，必有蹊跷。便抱拳打拱：“老了老了，求你别让我出丑了！”
吴子清不罢休：“嗨，你送我的这匹宝马，是真正的内蒙古纯种，身手了得，你一定要试试！”
“好马不吃回头草。它已经有新主人了，我还讨那个没趣干吗呀？哈哈哈……”蒋云台放声大笑，坚辞不从。
吴子清没法再劝，也跟着笑。大家都跟着笑，但心里都在犯嘀咕，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
王治岐摊牌勉为其难，蒋云台起事成竹在胸
赵龙文的告别情景比人们的想象要简单得多。王治岐被叫过去随便谈了几句后，赵便拉着王的手站在过道上对包括政训处长袁耀宸、省府代理秘书长李永瑞在内的所有人宣布：“我奉紧急命令，率部前往碧口，武都防务交由王主席完全负责，今后应听王主席命令办事。”
王治岐突然变成“王主席”，人们打着哈哈说些不关痛痒的恭维话，即送赵龙文上路。赵骑在马上一路东下，送行的人群也就随之拥到白龙江岸。然后，挥手告别。
整个闹哄哄的场面中，赵龙文和蒋云台没有单独说一句话，甚至彼此的对视都没有。
赵龙文离开武都的第三天深夜，三三八师不辞而别，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走了。然而这似乎并未影响王治岐的心情。“王主席”正在全力张罗成立省府，晋升职员、接收财务、发表就职演说和通电等，好像这一过程给他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省府本身的存在价值。
到12月5日，前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王治岐不得不把代理秘书长李永瑞找来，说：“万一前方紧急，可把重要文件送往文县。最后无法抵抗时，省府人员都迁往文县，把军事交蒋云台负责。”与此同时，还安排了另一条后路，准备到藏区打游击。
这晚，王治岐刚刚送走铁坝藏区头人惠俊秀，回到屋里浑身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门上传来蒋云台的声音。蒋不请自到一进门就打开窗子说亮话，把国共大势分析了一遍，说：“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你我何不深明大义，顺时而动呢！”
王治岐虽然对此早已有所考虑，但事情赤裸裸地摆在面前时，还是觉得噎人，咽不下。他长长地叹道：“我跟你不一样啊……”
“什么不一样！你是甘肃省主席是不是啊？可笑，太可笑！”蒋云台有些心急，“中共六十二军刘忠部先头部队已达两河口，第七军彭绍辉部直指碧口，另有十八兵团六十军、六十一军正急攻秦岭，川南大门已开，重庆摇摇欲坠，川中巴掌大的地方，能支撑几天！”
“那……总裁……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王治岐惊慌得说不好话了。
蒋云台冷笑：“你不是说我跟你不一样吗？是啊，我怎么能跟你比呢……可是我绝不像你那么糊涂！”
“糊涂？哈哈哈……”王治岐突然狂笑不止，渐渐的，眼里闪出一点泪光，随之，身体软软地往躺椅上一倒，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道，“落花流水春去也……好吧，事已至此，一切你就看着办吧！”
蒋云台就要王治岐这句话。
当天晚上，与蒋云台素有联系的警察局长杜正中报告说，武都警察局有相当一部分不可靠，这些人手中都有枪，到时怕弄不住……”
“这还不容易，”蒋云台说，“今晚你就给我把所有警察局的人枪都收了，就说有个案子在待查之中，武器必须集中保管。在案子查清之前，谁也不许动枪！”
杜正中仍有些担心：“这……万一闹出乱子来……”
警察与土匪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蒋云台考虑片刻，说：“好吧，我给你一个连，谁敢调皮，你就给我往死里收拾他！”
第二天，王治岐和二四七师代理师长李惠民被蒋云台邀到自己的住处。一进门，王治岐就耷拉着脑袋，眼睛红红的，一看便知昨晚没睡好。他呆坐了会儿，说：“云台，我们都是一一九军的老人，对这个部队都有感情，大势所趋，你怎么做我无话可说，但你必须答应我，要对得起兄弟们，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无论如何！”王说着说着又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竟哽咽得说不下去。
蒋云台起身踱了一圈，叹道：“可叹我蒋云台一片苦心，只有苍天可鉴！”他指着王和李二人：“你，还有你，竟执迷不悟到这个程度！难道把兄弟们拉到四川当替死鬼，这就是替他们考虑了吗？你们知道吗，中共对起义人士的政策一向是宽大的。请你们相信我，我会负起这个责任，唯一的要求就是，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必须跟我保持一致行动，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王治岐和李惠民将信将疑地点着头，心里有一万个不乐意，也只能唉声叹气罢了。
到这时为止，蒋云台才算基本上控制了王治岐。这等于成功了一半。现在，他的主要注意力就得放到团以下部队上了。他必须切实保证团、营、连每级都有人手，绝对听话，不许向解放军开枪。只要有一点差错，就可能酿成大乱。所以，他决心从头至尾再检查一遍。
正当蒋云台送走王治岐和李惠民之后，打点行装准备出门时，一个魁梧的大汉堵在门口，一拱手说：“师座，别来无恙？”
蒋云台觉得面熟，细细打量，却是过去的老部下康君实。他早听说此人已经从共，料知事有蹊跷，忙就把人往屋里让。
康君实不进，说：“我还有两个朋友，一道来的，也想见见师座，不知……”
“请啊，快请快请！”蒋云台说着一个“请”字，心里七上八下打起鼓来，眼睛朝康君实身后看。只见康往后一招手，不远处路口两个年轻后生便过来了。
蒋云台把三人领到厅堂。刚落座，便见其中一位看看左右没有别人，手伸到贴身兜子里摸出一封信，递到蒋面前，说，“这是二号带给你的……”
蒋云台展信，一看字迹就认出是张宗逊的亲笔，忙合上信揣进怀里，问：“二位是……”
康君实介绍：“这位是刘干事，这位是杨参谋，”压低声：“都是从六十二军来的。”
“噢，欢迎！欢迎！”蒋云台的热情高了一个档次，忙吩咐警卫员杨春芳倒茶，又把另一个警卫李世才叫来，附在耳边说：“到门口看着点，有人来见，就说我去了部队，不在家。”说完，把大家引到里屋去看张宗逊的信。
当即，蒋云台派人找来了有关人员和康、刘、杨三人一起，拟定二四四师、二四七师撤退部署及集结地点，以及行动过程中的联系信号等。大家越谈越兴奋，直到夜深，蒋云台说：“刘干事和杨参谋今晚就在县府碉堡上委屈一夜吧，放心睡你们的觉，让我的卫士给你们放小哨。明早回去就把情况报告方副军长。”
刚把人送出门，蒋云台尚未定神，电话又响了，是军参谋处长王东才打来的，说赵龙文昨晚12点左右，同袁耀宸通话，赵不知怎么听人说，二四四师用一辆吉普车在两河口把共产党的代表接到城里来了，要袁立即查清是否属实。袁证实说，确有其事，而且那辆车早已进城。赵问城防谁接，袁告诉他是二四四师，赵龙文叹了口气，挂了电话。
蒋云台听了报告，嘱咐道：“别管他，你给我把袁看紧点就行了。”
王处长表示万无一失，说他已在袁耀宸身边派出两个侦查小组，袁心里有数，不敢乱动。
蒋云台这才确信，武都城里除了一些“泥鳅”之外，没有能兴起风浪的人物了。一丝倦意袭上眉头，他想好好睡一觉，刚擦了把脸，忽听机要参谋在门上报告，说有一份加急电报。蒋知道肯定是共产党方面的，便立即拿过来看。果然，是六十二军发来的，问能否相机占领汉王寺附近的白龙江铁索桥。
这座桥是六十二军进占武都的要道。赵龙文原来派了一个工兵排驻守在桥头，准备在陈子干所带的那个十二师过桥之后，立刻将桥炸掉。蒋云台了解到这些，吓了一跳，赶紧命七三一团的马宗仁营长，带两个连火速赶到桥头，任务是在十二师过后不许工兵炸桥。
命令下达之后，蒋云台再也没法睡了，直到12月8日晚10点多钟，六十二军静悄悄地开进武都，蒋云台才喘了一口气。
1949年12月9日大清早，武都城里的老百姓与往日一样开张门店，一看大街小巷全是红五星帽徽的解放军，都惊呆了。与此同时，王治岐、蒋云台、李永瑞三人联名发出的起义通电，也正在“滴滴答答”飞向天空。
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是随后续部队到达武都的，与王治岐、蒋云台等人见面，大大夸奖武都和平解放的内应工作做得漂亮，既安全，又顺利，军队保存得蛮好。刘忠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和武都人民感谢你们！”
蒋云台听了这些话哈哈直乐，王治岐也跟在后面勉为其难地笑着，一边笑，一边打量蒋云台，好像面前这个姓蒋的跟昨天相比，判若两人，自己都认不出来了。蒋云台被王治岐看得有些尴尬，他知道王的心里这会儿在想些什么，也不想作出什么解释。正好，这时候七军军长彭绍辉给他发来一份电报，借这个机会，蒋云台离开了。
彭绍辉的电报告诉蒋云台，说他们的任务很紧急，不能来武都，有些情况需要向蒋云台当面通报一下，希蒋能立刻赶到老爷庙一晤。武都到老爷庙嘴上喊100里，又没有大路，蒋云台有点为难。刘忠说：“快去快回吧，今后你们的工作，恐怕更多地需要同七军同志地取得联系，去当面谈一谈，有好处。”
于是，蒋云台打马直奔100里地以外的老爷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