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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部分 百万雄师过大江
一、新的一年
一九四九年一月
西柏坡
南京
1
随着几场飘飘扬扬的大雪，一九四九年悄无声息地走来了。西柏坡中央机关大饭堂在拉电灯，挂彩纸，准备新年舞会。毛泽东走出屋门，甩动双脚，那双被炭火烧焦后，补了一块大补丁的棉鞋，咯吱咯吱踩在白皑皑的雪地上。
空气凛冽清新，毛泽东舒展双肩，幅度极大地张开两臂，仿佛要拥抱大地。前几天他刚过罢五十六岁生日，按农家话说，人过五十五，半截入黄土，毛泽东不信这个。这个一口湖南韶山冲土话，一身补丁袄裤。抓空儿就将线装书捧在手上的中国汉子，已经走进世界竞技场。无论白皮肤蓝眼睛还是黄皮肤黑眼睛，抑或黑皮肤黑眼睛，他们的视线都被他吸引。
他的对手去年元旦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一九四八年将彻底消灭共产党。”然而，恰恰这一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的力量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急剧变化。原来的大小强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各自相反的方向急剧转化。一九四八年的九月，毛泽东拨拉着算盘，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敌我双方的态势，预计大约五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败他的对手。
进入十一月，在他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接踵而来的战报使毛泽东十分愉快地否定了自己两个月前的预言，他扳着指头欣然修正道：“因为九、十两个月的伟大胜利，五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估计已经显得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十一、十二两个月的胜利如同长江之浪，一浪高过一浪。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已经在淮海战场被全歼，李延年兵团从淮海战场消失，杜聿明和他的二十余万大军被粟裕围在一个叫作陈官庄的地方。从全国范围看，东北之敌已经全部消灭，华北之敌即将全部消灭，华东和中原之敌只剩下少数……西柏坡指挥部地图上的“蓝圈圈儿”所剩不多了。毛泽东的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故事，这一点，连他的敌人也不怀疑。
人民解放战争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黄土高坡踏上黑土地，从冀中平原问鼎胶东半岛，继而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江淮古战场。如今，半壁江山已属于人民。中共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文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获得了土地的农民迸发出的激情直接影响到还在继续的战争，过去的两年里，有一百六十万分得了土地的农民踊跃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
毛泽东的土地革命使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对土地的渴望变成了现实，这种满足感引发的精神变革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蒋介石残存的一百多万军队也成了无根之禾、无源之水。
翻身的农民义无反顾地拥戴共产党，站在新政权的一边。
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然而，她的诞生还要经历分娩前的阵痛。
新的一年来到了，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毛泽东答应新华社，为他们写一篇新年献词。一九四九年，他要告诉人民什么呢？
在那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中，他用那只有领袖人物才有的气魄和预见，告诉全国人民，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取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两辆从淮海前线开出的吉普车，蒙着厚厚的尘土，粘着满轮黄泥巴，开进西柏坡。陈毅跳下车就大步往毛泽东住的院子里跨；刘伯承整整帽子、领口，又拍打身上的尘土。
“莫拍，这是淮海战场上的硝烟哟，金贵得很。”毛泽东哈哈地笑着，已经迎出院子。
“是嘛！这是我们给主席带来的新年礼物嘛！”陈毅快人快语，“主席，我们就等着吃杜聿明呐，硬是等得心焦噢！”
毛泽东笑道：“让我们晚一点吃，为了夹住那个傅作义。你这个陈毅噢，就是嘴馋。都说四川人个个好吃，嘴馋。伯承同志，你这个四川人，嘴馋不馋啊？”
刘伯承举到帽檐的手，被毛泽东紧紧握在手里。
刘伯承笑着回答：“主席，我也不例外。”
毛泽东大笑。
2
蒋介石缓缓挂了电话，枯黄的手指仍按在话筒上，久久没有拿开。这是宋美龄从纽约打来的，她的声音越过半个地球，从大洋彼岸走进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传入蒋介石的耳内。
站在一旁的蒋经国粗大的喉结颤抖了一下，一阵心酸。他从父亲那瘦且神经质般抖动的手指上，感到了囿于父亲内心的焦虑、恼怒、茫然、孤独与对夫人的思念之情。
“父亲。”蒋经国将一个蓝花细瓷碗捧了过去，那是参汤。
蒋介石的手从话筒上抬起，摇了摇，闭上眼。
诸事不顺。前线失利，外交失策，内部分裂，经济崩溃……
“娘个希匹！”
蒋经国一惊，以为父亲骂杜鲁门。接着蒋介石又是一句：“竟然敢逼宫！”蒋经国这才明白是骂白崇禧。
一星期前，白崇禧突然发来呼吁和谈停战的亥敬（十二月二十四日）电；昨天，又发来亥全（十二月三十日）电，堂而皇之称——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急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从速决定。时不我予，恳请趁早英断……
当天，蒋介石又收到河南政府主席张轸发来的亥卅电，表示同样的主张。接着，河南议会议长刘积学，湖南省省长、长沙绥靖主任程潜，还有湖北、安徽……如乱箭齐发，沓至纷来，呼吁和平，敦促蒋介石下野。刘积学的电文最为淋漓痛快，公然道：“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候国人自决……”
蒋介石不得不怀疑，白崇禧联合了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策划了一场迫其下野的阴谋。事实上，这事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是李宗仁。
夫人在电话里问国内状况，使蒋介石颇难回答。他既不能讲一败涂地的淮海战场，又不能提五个省的“逼宫”电，更不能骂那个司徒雷登。她的心情够糟了，这从她在电话里一次比一次疲倦和沮丧的声调上可以感觉到。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蒋介石是这样评价他的夫人的。她是上帝赐给他的。六年前她在美国掀起的“宋美龄旋风”，把蒋介石托上了新的高度。她那受过良好教育的高贵气质，流利娴熟的英语，端庄淑雅的东方美韵，极富感染力的措辞，倾倒了骄傲的美国人。其中包括这个国家的总统。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为她在白宫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百七十二名新闻记者为能亲眼目睹这位东方第一夫人的风采而激动不已。《生活》周刊称她是“一个复仇的天使，一个为正义而战的无畏勇士”，一七百万美元的捐款从美国汇入对华救济联合会。
进入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国民党江河日下，时局日危。她又提出访美，她要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春去也，黄叶飘零。美国奉献给她的不再是掌声与鲜花。那个中等身材、从外貌到谈吐都算不上优雅的杜鲁门总统，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令她难堪与尴尬的机会。她像个“无畏的勇士”，又似一个“华丽的乞丐”，咀嚼着自出生以来从不曾遭遇过的耻辱，向这个世界强国低下了她那高贵的头颅。她和她的丈夫太需要这个国家伸出它的巨掌。
但对于她的要求，杜鲁门的回答很干脆：“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
华府有些官员甚至说：“无论一个亿还是一美分，给了蒋介石与投入老鼠洞没什么区别。”
宋美龄顽强地播种她“动人的辞藻”和“带几分病态的美丽”，结果是颗粒无收。在纽约里佛戴尔孔祥熙的公馆里，她孤零零地度过了圣诞节，还要度过一九四九年的元旦。极度的忧郁和长夜的失眠，使她的皮肤瘙痒症又犯了。在给蒋介石的电话里她说：“这里和我做伴的，是无法言喻的痛苦……”
蒋介石大骂杜鲁门“娘个希匹”，也奈何不得。这个继罗斯福之后走进白宫的美国总统，蒋介石从没对他产生过好感。
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总统早有“换马”之意。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蒋介石不惜代价投入很大的赌注，指望美国共和党的杜威当选。结果杜鲁门击败杜威，又坐进那个椭圆形的总统办公室。蒋介石的恐慌可想而知。此时要想扭转其已经危如累卵的命运，唯一的指望是美国的援助，和杜鲁门“闹别扭”等于自取灭亡。蒋介石于十一月九日急忙给杜鲁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企图缓和僵局。据说，杜鲁门冷笑着瞟了一眼，丢进了废纸篓。对于蒋介石，他早就失望了，此举更让他厌恶。
白崇禧近日发起的“逼宫”运动，蒋介石认为正是白崇禧抓住美国企图“换马”的时机，想取他而代之。李宗仁则广交社会名流，出入军政要人门中，一副礼贤下士、开明仁德的姿态，以求在一片“民主”“和平”的呼声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众望所归的民主政治家的形象。这个虚伪无耻的家伙不但和共产党争夺民心，还要和他争夺民心。蒋介石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无限感慨：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他却有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夙敌……
“父亲。”蒋经国不得不打断父亲的沉思，“元旦文告的事……”
这是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由于国内情势的急剧变化，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几天来不断地修改。现在一九四九年已经站在门口等待进入，再没拖延的余地。
文告的核心是关于蒋介石下野的问题，全国乃至美国、世界关注的正是这个。数十年的朝野沉浮，蒋介石清楚在目前内外交迫的时刻，只有“退”方能“另起炉灶”，图谋日后的“进”。然而他是如此的不甘心。尤其在桂系“逼宫”的面前，他既要“退”得不失党国总裁的形象，又要将下野后的诸事一一安排妥帖，以便继续操纵左右军政。这些天他和儿子所做的一切，皆围绕着“引退”以及“引退”后的安排。
“经国，”蒋介石睁开眼，“文告的事就那个样子吧。晚餐的一切事项都安排好了吗？”
蒋介石问的是总统官邸每年新年的聚餐，参加者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这是惯例。蒋介石阴沉着脸，在他的官邸举行新年晚宴，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父亲，请帖已全部发出，一切安排就绪。”
晚八点钟，新年宴会准时开始。
黄埔路总统官邸一派节日的盛况，在京的国民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陆陆续续到来，尽管各自的心态不一，但想从这里得到他们需要的消息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比任何一年到得都齐。
八点整，骚动的大厅刹那间鸦雀无声，如波涛起伏的海面兀然风止浪平，似乎时间在这一刻也停滞了。蒋介石快步走了进来，面带微笑，环视左右。当他那鹰隼般的目光扫视到李宗仁时，特地点了点头，一口白森森的假牙由于放大的笑容而露了出来。
李宗仁这天穿了一身便装，此时敬礼不是，点头又不恭。好在他是个久经政坛荣辱的宿将，又极善把握调整自己的感情，他打了个“立正”，不卑不亢地微笑着，没露出一丝尴尬。他知道，这一刻大厅里四十余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脸上。
“就座，诸位都就座吧！”蒋介石摆了摆手，率先在他的座位上落了座。李宗仁作为副总统，在蒋介石的右侧款款坐下。
蒋介石面无血色，神情忧郁。不知是由于总统的情绪还是时局的艰难，宴会的气氛沉闷压抑，全不像节日的聚餐。
这顿味同嚼蜡的新年宴，大概会令所有赴宴人消化不良。好在时间不长蒋介石就用雪白的餐巾揩揩嘴角，站起身。众人随之在会议室就了座，等待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开始。
“现在，时局已经到了极其危急的地步。这个无须我多说，在座的诸位也都明白。目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本人不能不有所考虑。这个……已经拟好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宣读一遍，尔后请诸位发表意见。”说完，蒋介石一撩袍摆，面无表情地落了座。
室内的空气绷得仿佛失去了张力。
李宗仁忽然意识到什么，将笔挺的背靠在沙发上。
张群从总统府政务局局长陈方手上接过文告，开始宣读。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开国三十八年纪念及宪政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我深觉建国事业陷于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愧万分……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绝续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中，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
“……但是今日时局为战为和，人民为福为祸，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唯以国民的公意是从……”
没等张群将文告念完，室内已出现唏嘘声。谷正纲泪水盈眶，嚅动着嘴唇；待文告读完，泪水已经溢出眼角。
蒋介石扫视会场，突然一回头，盯住李宗仁的脸：“德邻，你对文告有何意见？”
李宗仁从容答之：“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谷正纲、谷正鼎兄弟几乎同时站起来，他们以为文告中明确表示总统引退谋和，无疑是对人心士气的摧毁，对目前的时局极为不利。说到最后，二兄弟几乎声泪俱下。
肖同兹、范子遂当即反驳，认为在当前之局势下，总统公开表示下野是明智之举，有利于安定军心民心。
于是以谷、肖为首形成了对立的两阵，愈争愈激烈，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甚至有人高喊：“总统不能下野！”
如同听候宣判的蒋介石，苍白消瘦的脸被痛苦扭歪了，棉袍下的腿急剧地抖动，再按捺不住满腹的愤慨羞恼，呼地站起，歇斯底里地吼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逼我离开！我之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于本党中的某一派系！岳军。”他转向张群，“我下野的话就那样写上，必须写上！”言毕拂袖而去。
李宗仁那张并不英俊却不失坚毅的脸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一九四八年的新年夜，就在如此难堪无奈中，走向一九四九年的黎明。
3
“德公，总统亲临府上了！”李宗仁的私人顾问甘介侯迈着急促的步子走进。
李宗仁一愣：“谁？蒋总统？！没搞错吧？”
“总统的车子已经到了大门口，德公！”
这是一九四九年的元月四日，傅厚岗副总统官邸由于蒋总统的御驾亲临，一时惊得上下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蒋介石有事找李宗仁从来是“召见”，今日总统屈尊移驾实属破例。李宗仁与夫人急忙迎出，道着“不恭”，将贵宾请入客厅。
李宗仁一面殷勤地应酬、寒暄，一面思忖，此次蒋某移尊就教，大概是故意把“引退”的举动放大，做得更表面化，以此对中共和美国做一试探吧。
蒋介石很快将谈话引入主题：“德邻兄，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一声“兄”，使李宗仁想起他们还有着结拜之谊。李宗仁叹了口气，直率且不无怨意地说：“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这个，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蒋介石脸上掠过一丝不悦，“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现在我们虽然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不。”蒋介石摇了摇头，显得很果断，“如此于事无补！我看我退下，由你来支持这局面，与共产党讲和。”
其实蒋退李代之而上，到了如今已是势在必行，但由蒋介石当面亲口说出，这是第一次。李宗仁素知蒋的为人秉性，忙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总统尚且不能讲和，我岂能奏效！”
蒋介石冷冷地说：“这个，德邻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李宗仁仍是连连摆手拒绝。
“我看你还是出来。这个，你的姿态一出，共产党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蒋介石耐着心“劝说”。其实他知道，面前这个政客式的人物，窃取总统之位的野心，早膨胀得不得了了。
准确地说，李宗仁的推托一半是假，一半是真。他固然早有反蒋倒蒋取而代之之心，但此时上台他不无顾虑。其一，他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试探，还是将他推到台前应急？如果是后者，他自然不做蒋的替死鬼。其二，李宗仁探知蒋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之意。真若如此，他上台还有何前途？其三，对与共产党和谈，他信心不足。以国民党目前这个烂摊子，是要不出什么价码来的。其四，蒋介石不是怀疑他和白崇禧串通一气“逼宫”，急于篡位吗？此时他要做出姿态给蒋看一看。
李宗仁说：“这局面总统若是支持不了，以德邻之拙，何以补天？总统，无论如何，此事我是不能承担的。”
“我支持你。”蒋介石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未必吧。”李宗仁脸上绽出一丝苦笑。蒋介石明白李宗仁所指。中共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的四十三个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为首，李宗仁居二，陈诚位三，白崇禧排四……
当时蒋介石看到这个名单冷笑了一下，内心倒有几分窃喜。就在这前一天，他收到白崇禧发来的逼他下野，向共产党摇尾乞和的亥敬电。他想，共产党将国民党各派各系均视为“国人皆曰可杀者”的战犯，这对于桂系李、白，不啻为一记耳光。
蒋介石冷冷地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不肯听。现在我不干了，遵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就无可推卸，不干也得干！”
“若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让我无条件投降。”
“这个……谈谈看，我做你的后盾。”
一个半推，一个半就。几个时辰过去了，未得结果。
这几天西柏坡大雪飞扬，那个有一台石碾、一棵柿子树的院子被大雪、咳嗽声和笑声萦绕着。
一月六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一九四九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加强各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讲了话。七日，刘伯承、陈毅分别就渡江作战和夺取全国胜利发了言。
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九日，淮海战场传来捷报。杜聿明兵团近三十万人马大部被歼，仅剩的不到三万官兵从陈官庄突围，又在张老庄附近被解放军包围。杜聿明走在俘虏的队列里，自杀未成，徒在头颅上增加了几条白纱布，于是形象更加糟糕。
九日，为部署下一步作战行动，刘伯承、陈毅起程返回前线。毛泽东执意要送送他们。
大雪扑面打脸，天寒地冻。走出村外，刘伯承、陈毅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主席，留步吧。”
“好，你们上路。”吉普车缓缓开动了。
毛泽东站在村外的高坡上，目送渐渐远去的车子。
地上积雪太厚，车开得很慢。毛泽东眺望着，车子越变越小，视线越来越模糊。晶莹的雪片悄然落在他的肩头，越积越厚，越积越厚……
二、百万雄师
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三月
淮南
淮北
南京
1
披着一身硝烟的人民解放军官兵，转入休整。虽说时令还没出腊月，但安徽不比他们熟悉的北方，野外已是“吹面不寒杨柳风”。心细一点的，还会发现褐色的田埂上，小草拱着地皮顶着新绿的“针帽”探出头来。张大鼻孔一吸，嘿，冲鼻子的草鲜土香！这些来自农家的后生们，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蹒跚着脚步，跟在爹娘身后拾麦穗、捡豆荚。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家中已经分得了土地。这种妥帖欣喜顶在小草一样拱出来的唇髭上，使得年轻的面孔多了几分成熟和责任，从他们枪膛里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有着对土地的眷恋和痴情。
战争暂时离开了他们，元月十日结束的淮海大战已经被载入史册。此役使国民党的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共计五十五万五千人化为乌有。
斯大林在他的记事簿上写下：六十万战胜八十万，奇迹，奇迹！
艾奇逊在向杜鲁门宣读这些数字时，变得口吃。
巨大的胜利使得官兵们的“胸大肌”饱胀起来，从来与他们无缘的辉煌涂在了这些吃糠咽菜的庄户子弟的身上，每一张脸都被“幸福”抹得光彩照人，他们已经切实地感到命运开始显示出吉兆。
二月初，中央军委发出命令，全军进行统一整编。这意味着被蒋介石称为“匪”的这支队伍，将在一九四九年向正规化大步迈进，以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夺取全中国的胜利。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被分别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三、四、五兵团，共计兵力二十八万余人。
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在安徽蒙城进行整训。十二军是以六纵为基础进行整编的，整编后王近山任三兵团副司令员，兼该军的军长与政委。“王疯子”在淮海战役中的功勋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而且，何止是淮海战役，自从他参加革命，哪个时期不精彩？哪次战役没故事？无论军史正传，还是民间传说，王近山都是二野传奇式的人物。
然而，整编后的二野，三个兵团，三把主帅交椅，排定他的却是一把“副”的。
王近山不是个计较功名利禄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在战场上玩命，不会有“王疯子”的绰号。但这次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自身的价值没得到公允的承认。他的内心不平衡了。
孩童一样率直的他不会在心里“窝”话，他找到邓小平政委，瞪大眼睛问：“为啥子嘛？！”
二野这三把主帅椅由谁来坐，一贯思考问题周密的刘伯承、邓小平自然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他们手下的这几位大将出类拔萃，几十年的战火将他们铸造得颇有了大将军的指挥造诣。实在说，他们哪一个坐到主帅椅上，都是称职胜任的。但主帅椅就三把，刘邓不得不苛求再苛求。
“你指啥子？陈锡联被任命为三兵团的司令员，当了你的顶头上司吗？”
对这个顶头上司，王近山倒是嗫嗫嘴认了。陈锡联确实有自己不及之长嘛，况且向来与他协作默契，私交挺好。而对有的人，他咽不下这口气：“杨勇，他凭啥子嘛！”
邓小平一向喜爱这员猛将，深知他的“虎”性。对于这种近乎“撒野”的质问，邓小平面色肃然，抽下半支烟才开口道：“这个问题提得不错。你王近山打仗比杨勇勇敢，战功比杨勇多，在军中知名度也比杨勇高，为啥子他做了主帅，你却是副帅呢？这个题目就交给你——文章你来做，限时三天，你看够不够？”
王近山倒憋了一口气，不大的眼睛瞪得滚圆。
邓小平补充道：“我可以提示你一点，这是一个外国军事家说的，‘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也就是说，生来不具备这种感情力量的人是绝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但仅仅具备这种感情力量同样谈不上杰出的统帅’。如果感到这篇文章还是不好做，我给你三次发言权，你可以向刘司令询问，可以向杨勇或其他兵团主帅询问，可以向你的或杨勇的下属询问。”
三天过去了，王近山的“卷子”还没交上来。
邓小平把他找来，问：“文章做好了没有？”
王近山愣了愣，似乎忘了是啥子事。他转了转眼珠，咧嘴笑了：“早好了，在我肚子里。”
“背来我听听。”
“我想啊想啊，想到后来发现简单得很嘛。我还是十二军的军长嘛，只要老六纵还是我的，啥子司令副司令！”
“就这？”
“就这。”
“不及格。这篇文章继续做。”
王近山没想到，自己都把这事忘了，邓政委还不依不饶，心里直叫倒霉：“还做啥子嘛？这事本来就不复杂嘛！”
“你缺的就是这个‘复杂’。为将为帅不能只驰骋战场，而走下战场就简单愚钝，对政治思想建设不敏感，无预见，少思考。你王近山现在是兵团副司令，将来可能是司令，野战军的司令。全国解放了，没有仗可打了，你‘王疯子’没铺草烧了，就革命到头了吗？……”王疯子蔫了，眼圈出现了一道浓重的黑晕。
张际春对邓小平说：“昨天王近山让警卫员去卫生队要安眠药，李所长给了半瓶。王近山大发脾气，非要一整瓶。李所长怕出什么事，今天一大早向我报告这件事。”
邓小平笑了：“好，这个‘王疯子’缺的就是‘失眠’症！”
几天后，十二军的家属们陆陆续续来到部队探亲，军首长的夫人们也趁渡江之前赶来小聚。新挂帅拜将的将军们喜上加喜，刮胡子剃头，重整“山河”，迎接夫人。王近山也被警卫员按着剃了头，不能说“山河壮丽”，但也还不有碍观瞻。
晚饭后，他的夫人韩岫岩带着儿子到了。一看到儿子，王近山的脸色顿时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五官笑得全挤到一块：“儿子！蛮蛮！让爸爸亲亲！……”
他的脸刚贴到儿子脸上，儿子就哇哇直叫：“扎死啦！我的脸给扎破啦！……”
王近山好不后悔，怎么不刮刮脸呢？！
第二天孩子们在一块玩，数蛮蛮年纪小，可是他闹着要当“司令”。王近山擦着儿子脸上的鼻涕和泪，问：“蛮蛮，为什么非要当司令呢？”
“司令最大。爸爸就是司令。”
“爸爸是副司令。论本事，这副司令爸爸也不称职……爸爸只会烧铺草……”
“烧铺草是干什么？”一月九日，陈毅与刘伯承离开西柏坡，途中刘伯承眼疾加重，留在石家庄治疗；陈毅继续南返，一路颠簸，二十二日抵达徐州。陈毅和粟裕会面后，同去贾汪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毛泽东的指示。陈毅二十五日为前委扩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二十六日即赶往商丘会见邓小平。这已是腊月二十八，河南和安徽已经解放了的村庄炊烟袅袅，鞭炮炸响，开始蒸馒头、试烟花、贴春联、挂吊钱，急不可待地迎接翻身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大年初一，陈毅、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两大野战军高干会议正式开始。
2
总统府十分幽静，偶尔一两声鸟儿的啼鸣，犹如一潭死水中泛起的微澜，死亡的气息被衬托得愈发浓重。李宗仁向窗外望去，据说那个坐落在梧桐绿荫中的桐音馆，每当多事之秋、风雨之夕，能闻桐叶翻卷之声，预知凶吉。果真如此，此刻当闻其声了。中华民国的命运是凶是吉，它应卜得出。
映入李宗仁眼帘的是光秃秃、落叶飘尽的枯树枝。那向上凌乱伸出的枝杈，乍一望去像无数呼救的臂膀。李宗仁收回目光，叹了口气，真是方寸大乱，竟忘了时序还未出隆冬。
这间副总统办公室暖气烧得很足，他只在衬衣外套了件皮背心，脑门上竟有些微汗。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后，很少在这办公室待着。与其在这里坐“冷板凳”，不如在傅厚岗他的家中养鸟、种花、读书。
一条走廊之隔，是总统办公室。那个三室带卫生间的套房，中间一间放置着巨大的桌子、皮质转椅、壁橱和古玩架。作为总统办公室，这并不算豪华奢侈，但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凡的。每当蒋介石迈进这座五层高的总统楼，森森的寒气即随着那双黑皮鞋一层层逼进整个儿大楼。
此时，李宗仁还能感觉到那种特有的阴森与压抑。而事实上，那个制造这种感觉的人已经在他老家溪口的四平山了。
蒋介石是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的。他的《元旦文告》发表后，发自上海的外电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献词反应是冷淡的。”来自北平的电讯曰：“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似乎这位总统的“引退”，就像西垂的太阳落下山去，没什么好惊讶的。
自然，这不是蒋总统所期望的。这种冷淡多少使他清楚了，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光辉。这使他在犹豫和彷徨中，进一步坚定了“下野”的决心，进一步加快了“后事的安排”。
一月八日，蒋介石派张群去武汉，黄绍竑去长沙，同白崇禧、程潜讨论他的“引退”问题，旨在缓和白、程与他的关系，稳定两湖。
九日，蒋介石闻知杜聿明兵团被歼，江北半壁全陷，急忙授意孙科，让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他们施加影响。
十日，蒋介石命蒋经国飞上海，和俞鸿钧将五十七万二千两黄金秘密转运台湾——他要抓钱了。这是第二次秘密转运。前次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有一千五百三十七万四千美元由上海花旗银行提出，用美国军舰运往美国，存入了美国联邦储蓄银行，入国民党账册。另有银元一千万和四百万，运往厦门和广州。
蒋介石焦急地等待着美、英、苏、法四国的干涉，等来的却是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
毛泽东在提到蒋介石《元旦文告》中关于“和谈”的建议时，严厉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及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
1、惩办战争罪犯；
2、废除伪宪法；
3、废除伪法统；
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5、没收官僚资本；
6、改革土地制度；
7、废除卖国条约；
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接着，解放军于十五日解放天津，蒋军十三万余被歼。十七日，塘沽、大沽解放，蒋军五万余人由海上逃遁，其余全部被歼灭。
与长江之北仅一水之隔的南京，已闻隆隆炮声。南京通往上海的公路上，撤退的人流变得日益宽阔。
军事濒于危急，外国干涉无望，经济全面崩溃，蒋介石死命抓着“南京”号破船的手，不得不放了。一月八日，蒋介石发布了他下野前的最后人事任命——
（1）汤恩伯专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2）衢州绥署撤销，改设福州绥署，朱绍良为福州绥署主任；
（3）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4）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专任广东省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
（5）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派彭孟缉为副总司令。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命汤恩伯专任总司令（撤销衢州绥靖公署）。这意味着蒋介石要汤恩伯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东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积极布置由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从而通过汤恩伯将江南军力紧握在自己的手中。
如此，蒋介石的人事棋局全部摆好，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王”位给李宗仁去坐。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李宗仁十分清楚自己上台的原因，他是以主张和谈为市价而登场的，只有和谈他才能不负国人之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吸引舆论的支持，作为抵拒蒋介石的资本；也只有和谈，他才能争取时间，组织力量，保住江南半壁河山。
就职的第二天，李宗仁即宣布与共产党和谈。为表示诚意，二十四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推出七项举措。
一、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然而，这些漂亮的举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行政院已于一月二十日晚上，蒋介石下野的前一天，在院长孙科的策划下悄然离开南京，移向广州。孙科自己则逗留于上海。
孙科此举看似荒唐，却是颇有斟酌的。他知道蒋介石虽然“引退”，但实力仍在，坐进总统府里的那个代总统不过是个傀儡。他更明白无论蒋、李，所谓的“和”，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场假戏。故而，他决定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可讨蒋介石的喜欢，二可觅自己的后路。他和绝大部分国民党上层官员一样，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对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平分秋色，不抱希望。
李宗仁名为代总统，“代”是“代”矣，“统”却难“统”。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就连他代表的这个政府眼下是否存在，实在也是个问题。说它存在于南京，南京没有行政机关；说它存在于广州，广州没有行政首脑；说它存在于上海，上海无行政机关也无行政首脑；说它存在于溪口，溪口只有一个已经宣布“引退”的总统……
面对着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局面，有着金属色泽面孔的李宗仁还是把眼光投向他的“桂系”弟兄。
他将黄启汉从汉口召到南京，想让其直接与中共联系。黄启汉一到南京，李宗仁即在官邸为他洗尘接风。
“启汉兄辛苦了！”李宗仁高高地举起酒杯。
李宗仁的参议刘仲华在一旁敲着边鼓，说：“启汉连日为和平而奔波，甚为劳顿啊！”
李宗仁关切地问：“健生他们对和谈持什么态度？”
黄启汉道：“健生对我说，老蒋下台了，他要倾全力于德公你，早日实现停战和谈。”
“他对中共的八项条件有何看法？”李宗仁又问。
“他基本同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但对第一条有不同看法。他说如果接受第一条，惩办战犯，不就等于将我们一网打尽了吗？！”
李宗仁沉默片刻，说道：“若不接受第一条，岂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战犯了吗？这样不好。我会告诉健生，惩办战犯的事，由我一人肩担。”
“来的时候，健生告诉我，他的最终希望是共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
“那当然好。”李宗仁叹道，“只怕共产党不答应啊！……启汉兄，”李宗仁亲自为黄启汉满了杯，“我让你来，是要你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让他们停止进攻，这是当前最紧迫之事。我已经让空军准备好了飞机，你最好明天就飞北平，趁傅作义还没接受改编，共军还没有进城之前，去求见中共的领导人，向他们说明我们的和谈意愿，就说我李某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力谋早谈，大有“唯和是务”之势。不如此，他更是一筹莫展。
黄启汉飞北平后，李宗仁权衡再三，于一月二十七日提起千钧之笔，写道——
润之先生勋鉴：
自协商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示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伪。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及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
弟李宗仁秘印
蒋介石得知南京那个代总统，未经国民党中常委讨论，以私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封长电，大为恼火。他即命孙科迅速去广州，把在南京还未动身的行政院官员全部召到广州，与李宗仁分庭抗礼。他还策动立法委员也迁至广州，对赴广州者，将赠船票、美元，并发予港币三百元的特殊津贴。
于是乎，总统府那庞大的建筑群，一时间又空出许多房子，有的楼整个都是空的。
李宗仁坐在不再喧嚣的总统府里，目光不时地向走廊对面那套房子里望。蒋介石，他真的离开这座总统府了吗？
3
三月天，皖地已知春。柳吐丝，桃含苞，急性子的刺刺草引着长颈，将它那朴素的小黄花举到半人多高。北方不多见的竹林，这里一丛，那里一片，葱茏蓊翠，绿雾一般，引得丽鸟成群。那些既非燕子，又不像黄鹂的瓦青色小鸟，当地人称之“迎风”。这是安徽独有的一种鸟，因喜迎风飞翔而得名。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却不知，一方水土也养一方鸟。“迎风”舒展着双翼，贴着水田腾上半空。那种矫健和搏击风云之势，如一缕刚阳的“皖魂”。
三月中旬，皖地的地脉再次被大军的脚板踏动，水田旁的条条道路上腾起漫天尘雾，成多路纵队的队列浩浩荡荡向南开进。他们扛着枪，架着炮，步伐刚健，歌声昂扬——
血战两年半，
胜利在眼前。
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
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
和战士的脚板一起滚动的是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卡车、吉普车……
经过了郑州战役、淮海战役的二野，如今告别了“游击时代”，“洋货”多起来了，几乎是全副的美式机械化装备。
二野四兵团十五军为先遣军，先期向江边跃进。他们三月五日先于其他兄弟部队向长江出动，此时快要过淮河了。
军长秦基伟自己开着一辆越野吉普，时疾时缓地行进在指战员的洪流之中。他高挑的个头，白净的脸膛，气宇轩昂，颇有几分书卷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是一个地道的“大老粗”。一九三三年，他刚当总部警卫团长的时候，看到几个战士拿着线绳子这儿挂一下，那儿拴一下，一直把线绳子牵到他住的屋子里，而后将一个黑不溜秋的玩意儿递给他。他看那玩意儿长长的、硬硬的，顶端有个突出的弯头，问：
“这驴鸡巴样的东西是啥子嘛？”
战士说：“你放到耳朵上就知道了。”
秦基伟往耳朵边上一举，吓了一大跳：“这鸟玩意儿里面怎么有人说话？！”他脸一板，国民党就要围剿了，还开玩笑，正要训斥那些战士，战士急急地说：“这是电话！郑部长正跟你说话哩！”
秦基伟将信将疑，又不敢马虎，又把那玩意儿放到耳朵边上。他听了一会儿，可不是嘛，还真是郑部长在里面说话。他惊诧地瞪直了眼，怎么也搞不懂。郑部长人呢？他的声音怎么在那里面？这是啥子魔法？他的后背冷飕飕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疑惑加紧张，郑部长说的什么他也没听清，好像是命令他带人去执行一项任务。郑部长的最后一句话他倒是听清楚了，问他：“明白了吗？”
“明白了！”他赶紧回答，好像慢了那玩意儿会把他吸进去。那边没声音了，他这边傻了眼，明白啥子嘛，你啥子也不明白！
扔了那玩意儿，他就吆喝警卫员备马。在他的经历里，领导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不明白的地方还能再问。这下倒好，郑部长钻到那黑不溜秋的东西里，跟他耍起把戏来了。那里面咝咝啦啦，跟下雨一样；加上他那一口河南侉腔，咦咦呀呀，哪里还有下达命令的严肃劲儿！这作战的事，光凭那玩意儿说了就算数？万一是特务作法糊弄人，岂不要上大当？儿戏不得，他策马扬鞭，一口气三十里，到了通江县。
郑部长一见到他，长长地“咦”了一声：“你咋来啦？不是让你去福阳坝吗？！”
他说：“我得听你当面交代。”
“我都在电话里说清楚了，你这不是耽误事吗？！”
“我没听清楚……再说，我对那玩意儿也信不过！”
郑部长一听，哈哈大笑：“那不是玩意儿，是电话。为了联系快速、方便，团长一级都安了电话。以后下达任务都要用电话，你要习惯。”
郑部长那笑声深深地刺激了秦基伟。他出身贫寒，穷乡僻壤，没见过世面。这本来没啥子丢人的，共产党的队伍里，大都是像他这样的人。但他现在是团长了，不能像以前只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片子喊冲锋，得学习了，不学习就落伍了……
从这之后，秦基伟再去总部，就有意识地往参谋处跑，看新装备、新武器，学地形图……一切新鲜的东西都对他有了吸引力。他原本是个性情活跃的人，当游击教官的时候，和战士们一起玩篮球，打得漂亮得很，当了一年多的篮球队长。驻地的老百姓看了既稀罕又心酸，说：“八路军真是穷，十几个人抢一个球儿玩……”
抗日时期，他们端了日本兵的炮楼，弄到不少自行车。秦基伟带头玩车，举行自行车比赛，看谁能在尺把宽的田埂上如履平地。他亲自带领武工队的自行车队，化了装，进城玩绝技，杀汉奸取情报，也是有过的。
缴获品中有一架老掉牙的照相机，秦基伟如获至宝，让俘虏教他照。他学会了，自己拍照，自己洗片。没有显影，就琢磨着自己配药水；土法上马，太阳底下曝光；读数计时，在当时堪称一绝，很是轰动了一阵子。
到了刘邓麾下后，更须勤勉好学。一仗打下来，即便打胜了，如果打得“笨”，要挨批；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也要挨批。在刘邓帐下为将，草莽英雄是不受欢迎的。刘邓要求指挥员必须讲究战术，以智慧弥补兵力和装备的劣势，以奇谋略克敌制胜。
这些年跟随刘邓转战，秦基伟常为他们那满腹韬略、气度恢宏的兵法家、谋略家的赫赫风采而诚服。在刘邓麾下为将，如同饮了浓咖啡，时时被一种兴奋所鼓荡；又似丑女坐于镜子前，时时不能对自己满意。
这次渡江战役，十五军被选为先遣部队，上上下下着实兴奋了一番。包括来队的家属，也红着脸说：“俺们都光荣得了不得哩！”离队之前，她们把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鞋垫垫在丈夫的鞋子里。
全军掀起请缨热潮，各级党委、支部，干部、党员、功臣、模范竞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有的战士枪托上刻着一行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这时军里还出了件新鲜事，某团二营机枪连九班全体战士用指血给军长写了“挑战书”，提出了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为挑战的条件。
秦基伟深受感动，愉快地“应战”。
亲爱的第九班全体同志：
你们给我提出的挑战条件，表现了你们对革命的无限忠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督促。我很愿意在和你们的革命竞赛中间，更好地完成党给予我的任务。我决心在渡江进军中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一切命令指示，努力学习战术，学习政策，做到把部队指挥好，把政策执行好，保证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打胜仗——这样来回答你们对我的热望，回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希望。同时，我也希望你们努力实现你们的全部挑战条件。除了原来的两个条件以外，我还提议增加，（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秦基伟加的条件准确地表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将直接进入大城市，一改中国共产党从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解放军能否赢得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城市人民的信赖，能否获得各阶层人士的支持，都需要有一个与国民党所宣传的“匪”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在江南人民面前。
所谓“先遣”，不但在时间、态势上有要求，更主要的是把一支有足够战斗力的部队带上去，为主力打开通道，构成迫敌就范的军事压力。因此，此次行动将直接配合中央在政治上的举措，不可等闲视之。秦基伟和十五军的首脑正是这样做的。
然而，天空不总是春光明媚，皖地不尽然绿雾黄花，有时忽地春雷乍响，接着就是哗哗的麻秆子大雨；有时灰云低垂，细风柔飘，淅淅沥沥的牛毛雨把北方兵的骨头都淋得长出青苔来。那红褐色的泥巴，黏得赛糨糊。将鞋子用绳子绑在脚上还是一样被泥扒掉，常常是掉了来不及找，走着走着，脚又踩进了前面掉的鞋子里，哭笑不得。
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在十五军之后出动，遇到的是同样的无奈。他的日记记载了当时情景。
三月十三日各军行动，均因雨被阻。我亦困居此间，寸步难移。行动仓促，准备欠周，现在只能急做抵近准备。
按刘、邓意图，即令十五军以轻装师赶进，控制望江、华阳镇，封锁内江，不让船只南逸。
三月十四日雨不停，奈何！？除处理日常电报外，昼寝一小时。
三月十五日天虽晴，路仍滑。下午以两辆十轮卡先导，吉普紧随，经过五小时，走三十华里，到达新蔡城。好不容易完成了这一段艰苦行军，但一辆大卡车仍中途抛锚。
三月十六日天仍阴，令人担心，但不管怎样，明日一定走……
新兵、解放兵阴了脸，北方战士拧眉头了。他们吃不惯南方的米，走不惯南方的路。用他们家乡的话说：“宁翻一座山，不过一条河。”越往南走离家乡越远了，眼看胜利了，倒背“家”而驰了……他们这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像喊口号那样容易。
逃兵出现了。新兵、解放兵的成分复杂，政治觉悟参差不齐，在所难免。何况，这次向江边进军，从河南周口出发，到达太湖，一千五百里——除了长征，没走过这么远的路。
三月九日，十五军过了淮河，葱茏的大别山已经在望了。
大别山是第四兵团前身四纵队的诞生地，司令员陈赓当年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就战斗在这里。大别山对革命有着巨大的贡献，她的子弟成千上万涌进革命的队伍。秦基伟就是大别山的儿子，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十四军军长李成芳，都出生在大别山。
随着每一步的迈进，思乡的情结越拧越紧，血脉的跳动越来越急促……他们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大都是十几、二十岁，唇上的胡子还是软软黄黄的茸毛。数十年戎马倥偬，腥风血雨，南北转战，九死一生。如今满腮的胡须十分旺盛，像成熟待收的庄稼；一身的伤疤，每人不下七八个，圆圆的，很像挂了一身军功章。如今他们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走近了千万次缭绕在梦中的大别山。
这块诞生革命、养育革命的土地，由于太多的牺牲，变成了红褐色，是那种干涸的血色。
沿途村落不闻牛羊鸡叫，未见炊烟飘动，断壁残垣上涂满了国民党的暴政：“独子要应征”“和尚道士要当兵”“五十五岁的壮丁”……
三十八师师长徐其孝站在离别二十年的村口，茫然四顾。原来热闹的一座镇子，眼前只剩东倒西歪的六间茅屋。没有人再认识他，他说出父亲的名字，一个中年女人告诉他，那一家人全被“猴子”（当地人对白崇禧部队的称呼）杀啦，就活下一个老太太，到外地行乞了。
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十六岁离开家。这次部队正好路过家门，乡亲们挤在村口等他。他和乡亲们面对面互相看着，谁也不认识谁。良久，他终于认出叔父李清义。
叔父声泪俱下，说：“你走以后，白党把大别山压死啦！……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杀死了你爹，七月又杀死了你娘。全村十六家，饿死的、杀死的有五十四个人呀！第二年你妹妹又失落了……饿得谁也顾不上谁了……你家的房子也被白匪烧了……”
李成芳又去看望一个同志的母亲。当年他是和李成芳一块离开大别山的，如今已经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了。茅草棚里满是蛛网、尘埃，破烂不堪，遍地凄惨。从草堆里爬出一个瞎眼的白发老婆婆，一听成芳的名字，一把将他抱住痛哭不止，半天才说出一句话：“都叫白党杀光啦，成芳，快带部队去！去打他们！去报仇哇！”
十五军一进入大别山，车辆、辎重遇到了难题，有的山路连牲口马匹都很难通过，只有拆了大炮扛着走。在平原上长大的兵，不会走山道，一下雨，走几步就是一个“大马趴”，苦不堪言。炊事员以北方人居多，不会做大米饭，一锅米煮出来，下面是糊的，中间是黄的，上面是生的，难以下咽。战士面有饥色，减员、逃亡有所增加。
秦基伟下到了炊事班，把袖子一卷，给炊事员做示范表演。两尺深的大锅，水加得适当，火候适度，锅盖一掀，白亮亮的大米饭上下一色，软喷香。战士们边吃边喊香，连锅巴都吃光了。
行军路上，军首长全部下到基层，和战士们一起行军，带头唱歌，组织拉拉队喊口号。秦基伟将马让给了病号，甩着两条长腿走在队列里。当他把一挺机枪从战士的肩上移到自己的肩上时，那战士哽咽了，队列里开始传口令：“向前传，军长扛机枪了！”
“向后传，军长扛机枪了！”
如同一场无声的风暴在滚动……整个儿队伍都知道，军长就在他们中间；战士们都知道，军长和他们一样，跋山涉水，雨里浇，泥里滚，而且，肩扛着机枪……
三、谁主沉浮
一九四九年三月
西柏坡
南京
1
朴素得就像一个黄沙蒙面的山里汉子一样的西柏坡，在世界的天平上有它沉重的砝码。
一月三十一日那天，毛泽东破例清晨即起，在村外散了会儿步，就回到那个有着一棵柿子树、一个石碾子的庄稼院里。已经立春了，地还没有开冻。柿子树的枝杈光秃秃的，极肃然地默立在屋前。毛泽东跺了跺脚上的土，往屋里走，只听噌的一声，肩头划过一个东西。他抬眼一看，只见燕子衔着春泥飞到屋檐下。噢，它在做窝。毛泽东的眼里闪出惊奇，站住了。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毛泽东还站在那里。警卫员在毛泽东的肩上披了件皮大衣。“拿了去。”毛泽东晃了晃肩，“西柏坡比西伯里亚暖得多！”
他在等苏共中央高级特使米高扬。以少有的耐心在等。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得世界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纽约《先驱论坛报》曰：“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高潮……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的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众议员肯尼迪说：“我们在二次大战后与中国的关系乃是个悲剧，先前所存在的，竟被我们的外交官和我们的总统一扫而光了！”
南斯拉夫斯普利特市中心广场上，悬挂起大幅中国地图，鲜艳的小红旗被插满了长江以北。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盛赞中国的战略决战“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对于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东德及美国的工人阶级和领袖热烈祝贺这一决定性的胜利。
而中国共产党视其为楷模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只在《真理报》第四版极不显眼的“塔斯社通告”一栏上，挤了五行字的消息。
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大关注与感情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在捷克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听到淮海战场即将落下帷幕，她便急如星火地从布达佩斯到了莫斯科，准备由此赴华采访，但她却未获准签证。她在莫斯科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消息，却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的行政院由南京迁至广州后，苏联的大使馆也随之迁向广州。而这时英、法以及美国的大使馆都还在南京没有动。
苏联的这种态度不仅重重地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心情感，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思想混乱，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产生动摇，担心会由此爆发世界大战。
中国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被推到了长江边，江风凝重了。
斯大林电告他的特使要来中国，而且是“秘密”地来毛泽东居住的这个小山村。这个“招呼”，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就打过，他说要派一位老练的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一等半年，毛泽东明白，那个习惯叼着大烟斗的“钢铁”领袖在等待风云变幻、时局发展。
现在他的特使来了。但中国共产党已非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亦非当年的共产国际。中国的事情再不会任人摆布，革命没有“老大”，只有“真理”。毛泽东的名字与“钢铁”无任何联系，然而他不乏“钢铁”的坚硬。他的字——“润之”，颇有些阴柔之气，而以柔克刚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的坚韧与狂放将伟人的气度和诗人的浪漫绝妙结合，使他在中国艰苦卓绝的革命中横空出世，在中国共产党一大批杰出领导人中独领风骚。随着中国革命的日益辉煌，毛泽东卓越的领袖才能，无可奈何地被某些不愿承认这些的大国领袖们所承认。
毛泽东专注地望着屋檐下，燕子专心致志地做它的窝，一根草，一坨泥，做得十分精细。
白色的太阳一点点爬高，气温却并没有明显升高。
中午，高大魁伟的米高扬终于驾临。米高扬说他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的——只带着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这位特使的沉稳和措辞的谨慎，使毛泽东感到斯大林确实派了一个老练的人来。
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共的首脑和米高扬进行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气氛外松内紧。仅仅带着“耳朵”来的米高扬，不止一次将话题引到世界第三大河——长江。
会谈中还提到美国的原子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那是只纸老虎。”米高扬尴尬地耸了耸肩。
苏联的代表团来得诡秘，走得急促，自始至终未被蒋介石、李宗仁所知。
毛泽东的思路不会为他人左右。中国革命已经接近胜利的边缘，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让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此时放弃自己的理想，那是不可能的。新年之初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他不步楚霸王的后尘，也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二月十一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第四天，毛泽东下达命令：淮海战役的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为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渡江南征不下鞍。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成呼吁战争》。他在文章中气愤地质问：“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你们为什么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革命的节奏，像那一场又一场的春雨、一阵又一阵的春风。
三月五日，中共中央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柏坡开幕。这次全会所讨论、研究的，已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开始将他们的视野转向怎样建国，怎样把一个旧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对于国民党日益高涨的“和谈”呼吁，中共已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积几十年之经验，明知对手绝无真正和谈之诚意，他们不过是拖延时间以待反扑，但中共仍是认真对待。
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打还是和，“革命”都是要过江的。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不可能重演。这条横贯中国版图的河流，从上古时期就润泽着华夏大地的沃土林川，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民。 在世界日益进步的今天，她岂能充当割裂江山的铁刃，扼杀胞情血亲的缢带？！
各大野战军的主帅都来了，他们今天是横刀立马的将军，不久即为新中国各大城市和地区的“地方官”。二野、三野来的是邓小平和陈毅。刘伯承主持总前委工作无法分身，请了假。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讲了话。三月十三日，全会闭幕。次日，中央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议题是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作出决定。
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邓小平，他代表中央在会上提出华东区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
当时，华东局的书记是饶漱石，邓小平是中原局书记兼总前委书记。中央委托他在会上代表华东区发言，而不是饶漱石，意味着中央将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交付给邓小平了。
邓小平从一个卷边的帆布包里拿出他的草案，那沉稳的神态，使他那矮小的个头，在与会人的眼里变得凝重、高大起来。他边宣读名单，边解释，显然经过充分的准备。
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等十七人组成。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芜湖、镇江、无锡、苏州、南通、武进等城市，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安徽……
毛泽东插话道：“还要加上台湾省。这个地方要注意。”
邓小平继续往下进行——
华东区共有军队二百万人。
上海市由陈毅任市长；南京市由刘伯承任市长……
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泽东又道：“浙江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江。”
邓小平接着又提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的人事安排，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的筹粮，谈了城市筹款，谈了货币的使用，谈了上海的工作接管……
毛泽东深表满意，吐了口浓浓的烟雾，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了，将来需要变动再说。”
离开西柏坡的前夜，毛泽东披一件棉衣站在已经吐出铜钱大小新叶的柿子树下，和邓小平再次商讨渡江作战问题。
月牙挂上西天，他们已经谈了许久。毛泽东沉默了一阵子，说：“江南这扇门我们是要启开的，长江是开这扇门的钥匙，我们一定是要过江的。和谈成功，我们开过去；和谈失败，我们打过去。这是任何人、任何国家不能阻挡我们的！”
邓小平仿若扛着两座山；一座是渡江作战，一座是城市接管。
夜色浓重，毛泽东最后用六个字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交给你指挥了。”五个月前，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过同样的话。
2
“是启汉吗？这么快就从北平回来了？！”
李宗仁闻报，不顾体统，穿着一件棉睡袍一溜小跑来到客厅。
黄启汉乘最后一架离开北平的国民党飞机回到南京，两天后北平即宣布和平解放。
听说黄启汉见到了中共的叶剑英将军，欣喜倏地呈现在李宗仁脸上，他吐了口气：“总算搭上关系了。启汉兄辛苦。”李宗仁握住黄启汉的两手，将他安置在最舒服的软榻上，急不可待地问：“他们何时停止进攻？”
“这个问题，叶剑英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
李宗仁双眉一耸，脸色阴沉下来。
“德公，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要求人家停止军事进攻，这合常理吗？叶剑英没拒绝，已经是很客气啦。”
李宗仁沉默。为阻止共产党向长江迈进的脚步，李宗仁四下求援。他致电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民盟领袖，希望能制造第三种力量，牵制共产党。结果，他碰了个壁。李济深说：“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我相信共产党、毛泽东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哪个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是的，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不愿回到国民党这个破烂不堪、冷冷清清的屋子里来了。李宗仁将希望寄托在黄启汉身上，结果又是悬而未决。
“启汉兄，”李宗仁蹙眉，紧攥双拳，似乎一松手，另一个试探风向的风筝也会从手中飞去，“日前我派了甘介侯博士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去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雷震、江庸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他们作为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在政府和共产党之间搭桥。如果他们能答应，就组织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京，你看如何？”
黄启汉点头说：“好。他们若肯出面，当然好。只怕……”
李宗仁想了想，说：“我再请邵力子出面，到上海游说他们。”
邵力子素有“和平老人”之称，黄启汉能掂出他的分量，但……
“德公。”黄启汉沉默了片刻，说，“时局严峻如此，德公不妨亲驾沪地请那些名流组团赴京。”
李宗仁顿首，说：“好，我亲自去。”
南京的三月乍暖犹寒，一场“桃花雪”，将嫩黄的梧桐叶打得残缺败落。李宗仁刚刚脱下的皮暖靴，又穿上了。皮靴踩在松软的新雪上，一步一个深坑。他的两只脚交替迈进，恰如他指掌上玩弄的两个“轮子”——和谈，备战。
他借和谈登上政治舞台，以备战固守江南半壁江山，由此达到取蒋而永久占领政治舞台之目的。二月以来长江两岸已不闻炮声，这少有的平静鼓舞了李宗仁，使他感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理想并非天方夜谭。
他一面派出第二个“和谈”代表团，一面抓紧滚动另一只轮子。
三月上旬，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由参谋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李宗仁、新任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列席了会议。
顾祝同简短地陈明了会议要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即开始提出“江防计划”。他面对布满整个墙壁的作战图，说：“我军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这一带江面相对狭窄，北岸支渡甚多，便于共军船只匿藏。江阴以下就不同了，那一带江面极宽，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把守……”
李宗仁认为蔡之计划详尽周密，频频颔首称许。
一直默然不语的汤恩伯这时说：“我认为，我军主力应集中于长江的江阴以下，以上海为防御中心，集中防守。”
蔡文治惊愕地说：“从战略、战术哪方面说，我想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上策。”
汤恩伯冷冷一笑。蔡文治在军校时曾为汤之门生，他根本没把蔡放在眼里。
蔡文治奇怪，他的这个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师长前辈，居然提出如此愚蠢的江防方案。尽管汤恩伯满脸的鄙视之色，但身为作战厅厅长，他不得不驳斥其谬误：“根据汤司令的方案，我军主力若置于京、沪铁路沿线，最后只有退守上海。这不明摆着是自杀吗？”
李宗仁说：“恩伯，细谈一下你的想法。”
这位蒋介石下野前亲自任命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威严地端坐在那里，腰板笔挺，双手扶膝，颇有武士之仪。蒋介石交代给他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呼应。就是汤恩伯当时听了此部署，亦半天没醒过神儿。经过了牛反刍般地回味，他才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
汤恩伯非黄埔军校嫡系，资历平平，然而在党国垂危之际却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他这个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实力，只有唯一的蒋氏嫡系胡宗南集团可与他并翼比雄。
他的发迹源头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清晨。那是一九二八年，地点南京。黎明即起的蒋介石在鸡笼山踏雪散步，见一队军校士官喊着嘹亮的“一！二！三！四”出操。蒋介石为之一振，驻步而观。
队伍渐近，带队的教官映入蒋介石的眼帘。那人的五官并不醒目，扎眼的是他的衣着——零下二十多度，他只穿了件单衬衣。
“哪个部队的？”蒋介石猛喝一声。
队伍唰的一声，钉子一般猝然而立。教官马靴一并，啪地一个敬礼，报告：“中央军校第六期第三大队大队长汤恩伯！”
蒋介石跨进车门，当下到了中央军校，径直奔第三大队检查内务，而后又逐个儿检查了所有大队。全校唯有第三大队的内务规范整洁，令他满意。
这时汤恩伯带队归营，解散前只听他狮吼一般地问道：“兄弟们，冷不冷？！”
“不冷！”擂天滚地。
从此，“汤恩伯”三个字，输入蒋介石的大脑里。
此后，在此起彼落的国民党将领中，汤恩伯连连迁升。
也有倒运的时候；也曾有过被蒋介石喝令下跪，爬着出门的羞辱；他也咬牙切齿背地里大骂过蒋介石是“疯狗”。但转过脸去，他还是蒋介石膝下最忠诚的一条狗。
临危受命，悲壮之余，他也思忖玩味过“心狠手辣，谋事以周”的蒋介石究竟将他看做乱世之雄，还是“良弓走狗”。最让他费思虑的，还是蒋介石下野之后，他一面要按照蒋的部署行事。一面要应付这个李代总统。偏偏这个不识时务的李代总统登台后即着手南京的防卫计划，命国防部紧急拨款构筑城防工事。报告一份份递到他的手里，十分棘手。自他上任后，早已秘密将南京周围的大口径火炮拆运淞沪。这几日他正秘密装备二十四摩托师，控制了二百辆美式卡车，随时准备撤离南京，回守淞沪。
汤恩伯五十岁的脸膛因油脂分泌旺盛而光润平展，呈古铜色。此时因蔡文治的当众反驳，又闻李宗仁发问，表皮的毛细血管有些充血，渐而由古铜转色褐红，继而紫红……
“这是蒋总裁的部署！”汤恩伯索性亮出了底牌。
李宗仁头一懵。他想起蒋介石下野之时，司徒雷登曾谴责国民党政府，说美国情报局获悉蒋介石有放弃南京、退保台湾之意。当时李宗仁还不相信，如今证实了美国情报确凿。看来蒋介石真是釜底抽薪，要另起炉灶了。蒋介石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游戏，足让在场的各级将领瞠目结舌，一时交头接耳，会场乱若蜂窝。李宗仁气得像呛白了脸的溺水者。
蔡文治此时不依不饶地说：“蒋总裁已经下野，汤司令不必以势压人。现在兵临长江，时局危急，一切要以党国存亡为重。你那个江防计划势必导致江破京陷，至时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不等蔡文治说完，汤恩伯啪地一拍桌子，气得血脉贲张，失态地吼道：“你蔡文治算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毙了你再说！”说着将面前的文件猛地一摔，冲出会场。
会场大哗。蔡文治没想到汤恩伯如此不可理喻，抖着两手收拾被汤恩伯摔得七零八落的文件，忍无可忍地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李宗仁望望何应钦、顾祝同，哆嗦着嘴唇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顾祝同苦笑。何应钦摇摇头，说：“老总不答应，有什么办法？只有如此。”
李宗仁哪里知道，蒋介石的这个部署，是早已分别跟何、顾二人通过气的。
在奉化溪口的山水间，蒋介石修家谱，祭宗祠，洒扫祖坟，寻觅童年旧迹，每一件都做得十分专注。就在这专注里，七座电台在溪口架设起来；江南半壁河山的绝对权威在四明山树立起来；穿着便衣简装的将领、高级官员在“慈庵”出入频繁起来……
他只不过换了个指挥地点，国民党的这套马车，鞭子仍在他的手上。他不可能坐视李宗仁与共产党的合作，他绝不会让他的党和共产党坐在一个房子里共掌中国的命运。
他只是在等待时机，他坚信美国可以抛弃他，但不会放弃他们的在华利益。而中国是非他莫属的，到头来他们还是要来找他的。他之所以要保上海，是看到共军大势难阻，而本党、本军无论斗志和兵力均难守住长江。上海与台湾只是一水之隔，在上海作战既可影响国际视听，又有台湾做后方基地，他随时可以向上海增派空军、海军，随时可将他的军队向台湾撤退。既无空军又无海军的共产党，想要渡海作战，目前还是个梦想。
四、江北扬戈
一九四九年三月至四月
六安
蚌埠
合肥
长江边
1
刘伯承伏案疾书，俊秀遒劲的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落在黄黄的毛边纸上——《渡江战术注意事项》。他的严谨体现于战场、案头，甚至生活中，诸如起居、言谈、着装。他打的绑腿，是那种叠摞起来的“人”字花，紧挺精神，一丝不苟，一年四季如此——即便在盛夏，过黄泛区的时候，后面三十万大军尾追，天上层层飞机轰炸，脚下是一陷三尺深的淤泥。
三月下旬，他带领二野司令部进了皖西重镇六安。六安是当年的苏维埃革命老区，几乎家家都“闹过红”，户户都有子弟参加红军。解放军进城的那天，满城的红旗红标语，满街满巷的欢迎人群，城楼上都站满了人。
城北小学的老校长，带领着学校的教员、学生正挥舞着小红旗欢迎解放军，县工委的干部找到他说：“解放军不愿扰民，要在学校的操场露宿，你看怎么办？”
校长立即动员，除了一间女教员的宿舍，其余房舍全部腾了个空。
傍晚学校门口来了三辆吉普车，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老军人从车里走出来。
老校长得知那就是刘伯承，激动地说：“哎呀呀，他还是川蜀名将、讨袁英雄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名字了！我们学校幸运啊，真不敢想刘伯承能在我们学校住！”
刘伯承带领部队住在了后院的三间房里，那是学校的算术教员室。
在这里，刘伯承逐一阐述了他以十点构成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他对渡江作战进行的战略战术准备早就开始了。在他撰写的《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编译前言中，他分析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
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守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如此做。他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是还是因为兵力少而不容易做到。汉口以下长达两千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基干军的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对于如何斩断这个“死蛇阵”，刘伯承认为：
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
2
素有珠城之称的蚌埠市南郊有一个叫孙家圩子的村庄，村子侧后是梅花山，山上的石头全是有梅花图案的。村子不算小，大都是土坯墙、茅草顶。
三月下旬，甲长带着几个兵来号房子，首先进了孙敦兰的家。上个月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的部队也是在这个村子住的，刘汝明就住在孙敦兰家里。怕大哥、二哥被抓壮丁，孙敦兰的母亲把大儿子、二儿子藏进地洞里，洞口就在母亲的床下。哪知刘汝明就住进了母亲那间屋子里，饭、水都没法往地洞里送，急得母亲躲在柴棚里直哭。幸亏只住了一天，刘汝明和他的部队就匆匆忙忙走了。此时一听说又要来兵，母亲紧张得浑身发抖。
甲长说：“这次来的是共产党的兵，是解放军。”
孙敦兰的母亲仍是抖个不止，她没见过解放军，也没听说过共产党。甲长旁边的大个子兵说：“大娘，别害怕，我们就是抗日时期的新四军，现在叫解放军。”
孙家圩子这一带在抗战时期是游击区，日本的部队和伪军住蚌埠市，新四军在梅花山——那是罗炳辉带的新四军六支队。白天是日伪的天下，夜里是新四军的天下，这一带的百姓没有不知道新四军的。孙敦兰的母亲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将南面新盖的准备给二儿子娶媳妇用的四间茅草房让了出来。
孙敦兰那年十四岁，开始被母亲锁在后排屋子里，后来从窗口看到几个兵拉着一些绳子，东一条西一条地往南屋里拉，觉得挺好玩，就越窗而出，站在院子里看。看着看着，他就凑到南屋门口，屋里明明没有一个人，却听到有人说话，还是个女人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仔细寻找，渐渐发现声音是从一个方方的木头匣子里传出来的。
“闹鬼了！”他喊了一声，撒丫子就跑。
院子里的兵哄堂大笑，故意逗他：“越跑鬼越追！”
他头也不回，嗖地又跳进窗内。
第二天大部队就来了。住进孙敦兰家南屋的是个胖子，四十多岁，不算高，大脸盘，大眼睛，大嗓门，跟着四个听差的。孙敦兰的母亲还是把大儿子、二儿子藏进了地洞里。
一天过去了，那胖胖的官只在傍晚到村外溜达了一会儿，一整天都没出屋。到他屋里去的人倒是不少，个个匆匆忙忙，拿着纸、本，喊着“报告”出出进进。孙敦兰的父亲对母亲说：“这些兵倒像是新四军，在村里征粮草都是公买公卖，不打人，不抓丁，不看女人，穿戴也齐整，跟刘汝明的队伍不一样。我看还是把两个小子叫出来吧。”
母亲同意了。孙敦兰说：“别锁我了，我听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外面唱歌呢。”母亲也点了头。
第二天孙敦兰的父亲出门到田里去，那个胖胖的官笑呵呵地打招呼说：“老板，种了几亩田？”
“四亩，长官。”
“庄稼长得好不好？”
“托长官的福，今年雨水不缺，麦子、稻子都还可以。”
“哈哈，我没有福啊，老板是托自己的福噢！”说着进屋去了。
孙敦兰的父亲在院门外问站岗的兵：“住我家里的长官是个大官吧？人很和气哩。”
站岗的兵说：“是个团长。”
这天夜里，孙敦兰大伯的儿子孙敦荣悄悄对他说：“三哥，告诉你，这回来的大军稀罕事多呢！我家住的那矮个头儿官儿，天不明就用井水洗身子。真的，不信明天你早起去看。”
次日孙敦兰早早爬了起来，溜出门去，孙敦荣已经在等他。两人跑到孙敦荣家的围墙后面，透过篱笆的缝隙，果真看到一个矮个子的人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裤，撩着一大桶冰了巴叽的冷水在冲澡。孙敦兰看得打了个寒战，紧了紧身上的棉袄。
孙敦荣低声说：“三哥，看他洗得挺痛快，咱们也试试？”
孙敦兰犹豫地：“那不冻猴啦？”
“你看他，身上都洗红啦，他咋不冷？”
“他们这些人会闹鬼儿，能把人装到一个很小的盒子里；不用洋油，不用火，手一碰，灯会自己明！”
“小鬼，你们在那里做啥子嘛？”那矮个子官发现了他们。
他们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嘀咕：“他们为啥都管小孩叫‘小鬼’呢？”
“大概……他们都是‘大鬼’吧。”
这天站岗的兵给孙敦兰家里人打招呼，说这几天南屋要开会，让他们配合配合，安静些。
果然，这一天来了不少人，院外停了好几辆小汽车，南屋里不断传出笑声。从窗子可以看到，那个胖胖的官和一个瘦老头儿最能笑；那个洗冷水澡的矮个子不好笑，抿着薄嘴唇抽烟，看他们笑。孙敦兰又被母亲锁在屋里，因为怕他瞎胡闹，影响南屋开会。四十八年后，孙敦兰老先生对笔者说：“哪里知道，那时候屋里坐的都是中国的元帅和将军。住在我家的是陈毅，住在孙敦荣家里的是邓小平，那个瘦老头儿是谭震林——其实他那时候也不过四十多岁，在我们孩子眼里他可是个老头儿了。长大后我喜欢看历史书，看了一些回忆录，一对号，可不得了，原来那个‘鼎定乾坤’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就是在那几天研究形成的，就在我家这座土坯茅屋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陋的作战会议室了吧！……”
孙敦兰老先生说得不错，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总前委会议在孙家圩子召开。刘伯承正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不能到会，其余四人——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都出席了，华野参谋长张震和一些兵团司令也列席了会议。
这些老总们各自独当一面，很少能得一聚，少不了互相问候、打趣。谭震林听说陈毅得了一个“海柳烟嘴”，便有“共产”的“企图”，说：“听说仲弘（陈毅的字）先生近日得一宝贝，也不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小气了嘛。”
陈毅狡黠一笑：“林老板，想打我的‘秋风’吧？本人就是不上你的当！”
众人大笑。
邓小平点了支烟，宣布会议开始。他首先传达了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而后宣读了三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的军委来电。
军委在三月十九日的来电曰：“……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二十二日的来电指出：“……如此，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
时间是极其紧迫的，渡江战役即将拉开帷幕，这次战前会议即具体确定渡江方案的会议。
邓小平指出会议的总原则是：要做好敌人集结兵力于京、沪、杭地区，暂时与我对峙或决战的准备；要考虑渡江后站稳脚跟，巩固滩头阵地，打退敌人反扑，尔后乘胜向纵深扩大战果。
这个原则是在粟裕的情报网搜集的大量情报基础上提出的。
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就有派粟裕渡江的战略构想，后听取了粟裕的意见，推迟了这一行动。但一向有着“超前”意识的粟裕，从那时即开始做渡江的准备，先后派出三批小部队和地方干部南下，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与长江相关联的湖河港汊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绘制了地图。第三野战军分布的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军事情报网络搜集的大批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和各类军事地图，也为这次会议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粟裕在淮海战役之后，回济南治疗了胃病。这个常年伴随他的疾病，每每在他极度紧张、疲劳之时，都要恶性发作一次。从他那黑瘦的面颊、重重的眼晕上，可以明显看出病魔和疲劳还没有离开他。这个生性沉默、不苟言笑的“粟郎”，永远是那么沉稳恬静，如同一潭幽深清澈的湖水。毛泽东注意到他的不凡，曾经认真地望着他的凹眼睛，问他是不是少数民族。粟裕摇头。其实，粟裕是侗族人，生前他却一直未知。湘西山区那个有着一片枫树林子的农家小院有他童年的记忆，但那个小院不知道自己养育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
粟裕在会上发言，他着重指出：汤恩伯有七十五个师，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位于浙赣线上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的四十个师部署在第一线江防的有二十七个师，第二线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有舰艇一百三十余艘，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从近期得到的情报分析，敌人长江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不足，二线部队几乎没有。如此看来，敌人有可能在我各路大军顺利渡江的形势下，形成溃退局面，撤守浙赣线做纵深抵抗。
会议在研究具体方案时，谭震林发言指出：“军委要求我们四月十三、十四日渡江，那日正是农历十六，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于四月十五日，即农历十八的晚九时以前开始渡江。那时正值昏夜，出动有利。”
大家一致同意此建议。
讨论到渡江的具体办法时，邓小平说：“一九四七年我们大军南下，强渡黄河前，伯承同志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这次会议他没能来，我这里有一份《渡江作战之研究》，是伯承同志写的，非常有价值。”
陈毅接道：“伯承同志的这个《渡江作战之研究》我看了，能回答解决渡江中可能面临的许多问题，我看还是在这里念一下子。”他从邓小平手中接过材料，风趣地说，“伯承同志可是个大军事家、大知识分子，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我陈毅照本宣科，众将官可要听好噢。”
“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加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刘伯承上来就抛出了一大堆问题，像一把钩子先勾住指战员们的心，而后才逐一分析研究，论据论理独到精辟，令人豁然开朗。可惜陈老总念得太快，那些做笔记的兵团司令员手忙脚乱，还是没记全。
陈毅说：“小平同志，干脆将伯承这份材料多印一些下发部队，你看如何？”
邓小平表示赞同。
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两份电报，邓小平接过展读，一份曰李宗仁又从西北调了一个独立第九十五师增防江南。邓小平把电报递给陈毅他们，想了想，说：“对头，从前我在冯玉祥那里工作的时候，就晓得这个部队，现在又要见面喽。”
接着，邓小平又看第二份电报。看着看着，他突然倏地扬起了双眉，欣喜地高声说：“好啊，毛主席、党中央，昨天进北京啦！”当时北京还叫北平，但是在座的人都听到邓小平说的是北京。
这个消息使会场为之欢腾。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北平是情理中的事，然一旦这一天成为了现实，那种振奋与激动，还是让这些数十年横刀立马的将军们为之动容。这让他们切实地感到，新中国的诞生已为之不远，共产党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邓小平为了克制难以平静的心情，点上了一支烟，一口嘬下半截儿。不太喜欢说笑的他，这时不乏幽默地说：“哎呀，以后进京可要三跪九叩喽！”
三野的参谋长张震是个活跃的人物，接道：“可要小心哟，弄不好要被推出午门斩首的！”
陈毅大笑：“同志哥，还要刀下留情嘛。”
谈笑间，两张并在一起开会用的八仙桌已经拉开，摆上了饭菜。不等招呼，众人早围桌而坐，挥舞起筷子。
饭后会议继续，傍晚时总体部署完成。第二、三野战军一百二十万渡江部队，被划分为东、中、西三个作战集团。首先以中集团从芜湖至枞阳段突破，击敌左侧背，切断敌南撤道路。中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七、九兵团及榴弹炮兵第二、四团、一团的一个营和骑兵团组成，约三十余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
再以东集团从镇江、江阴段突破，切断南京、上海间交通，割裂敌人防御体系；尔后视情况留必要兵力控制京沪线，以主力协同中集团挺进合击可能南撤之敌主力于太湖西侧朗溪、广德地区。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八、九兵团及榴弹炮第五、六团、苏北军区三个警备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约三十五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指挥。
西集团由安庆东、西地段渡江，进击浙赣线。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第三、四、五兵团组成，约三十五万人，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指挥。
为便于对整个战役进行组织指挥，邓小平、陈毅率轻便指挥所，进至合肥附近，统一协调各集团的行动。
会议结束后，张震受陈毅之命，根据会议纪要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渡江作战计划。张震用了几天的时间拟就后呈陈毅，陈毅审阅后转呈邓小平。邓小平阅后将张震叫了来，说：“兵团指挥不宜太具体，主要说明战役企图、可能的预案即可。”
张震说：“好，我重新来。”
邓小平考虑了一会儿，说：“时间紧迫，我自己动手吧。”
三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运筹帷幄，拟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全文共分八个部分，从全局上正确分析了敌情，提出了我军的作战纲领、作战部署、战役目的及发起战役的时限等；在布置各野战军、兵团任务的同时，指出了各部可根据情况的具体变化，机断专行。
陈毅看后极为赞赏，当日以总前委名义发出，呈报中央军委并告第二野战军。
四月三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纲要》呈报中央的次日，四月一日下午四时，邓小平、陈毅率总前委机关告别了孙家圩子，前往新的指挥地——合肥撮镇瑶冈村。
那天天空飘着牛毛细雨，村里的老百姓站在雨里为他们送行。陈毅对孙敦兰的父亲说：“老板，我们住在这里不少天，给你们添了好些麻烦，谢谢你们了！”
孙敦兰想凑上去，摸摸陈毅腰上的那把小手枪，却挤不上去。他的两个哥哥木桩子一样矗在陈毅面前，憋红了脸，想跟部队走呢。孙敦荣的运气不错，邓小平离开他家时，警卫员送了他一个用子弹壳做的哨子，放嘴上一吹，响半个村子，把孙敦兰羡慕得了不得。
蚌埠刚解放，铁路客运还未恢复，只有运煤的闷罐车还运行。侦察参谋李伏仇动了脑子，与铁路负责人协商，在闷罐车上为邓小平、陈毅加了一节硬座车厢。
天将黑时，邓小平、陈毅到了蚌埠火车站。爱动的陈毅从车头走到车尾，对邓小平说：“我看那些闷罐车厢还有不少空着的，我们这个总前委机关可算是袖珍机关喽。”
“袖珍机关轻便快捷，好嘛。”邓小平说着，眼睛转了转，“我说，你看我们坐闷罐车厢好不好？”
陈毅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邓小平笑道：“闷罐车厢可以躺下睡一觉，既节约时间，又能消除疲劳，可谓一举两得。”
陈毅看着邓小平深陷的眼窝、高耸的颧骨，知道他这些天疲劳得很。陈毅自己昨晚也才睡了两个小时。
“好个一举两得！就坐闷罐车厢。”陈毅赞同。
李伏仇忙道：“那是拉煤的闷罐车厢！”
邓小平说：“能睡觉就行。”
陈毅接道：“现在哪里能睡觉，哪里就是天堂！”
李伏仇连忙在拉煤的闷罐车厢里临时架了两张行军床。
火车一路呼啸，第二天天刚亮，合肥到了。邓小平、陈毅坐起身来，没等开口，先是一阵大笑。
两人的脸上除了牙齿和眼珠，全是黑的，附着一层厚厚的煤灰。
3
夕阳西沉，满天烧起火红的晚霞，有如千百万红旗在飘动。浩瀚的长江水被感染，那黛色的江面渐渐变得浅紫，接着又幻化成胭脂红，不等细观，又转为深红、深紫、古铜……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先遣部队十五军先期抵达江边。三月二十八日，军前卫四十五师，以霹雳手段，将据守华阳镇及江字号滩头阵地之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三五五团全部歼灭，扫清了江北障碍，控制了直出长江的华阳渡口。
华阳镇在望江县东南八公里，这里的湖泊水域宽广，便于屯集渡江器材和水上练兵。江湖之间有华阳河连贯，是良好的出击通道。南岸多系沙滩，便于登陆，是个非常理想的集结地。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现实是：没有船只，没有水手，没有各种必需的修造船的工具和器材，真正的“两袖清风”。当地的船只，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有的在敌人撤退时被拖走。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到蒋军的迫害，有的“逃反”到外地，有的被蒋军连人带船逼到江南。十五军面对的情况是普遍的。和十五军同期出发的先遣十一军，遇到的是同样的难题。
渡江作战，不能“渡”便谈不上战。就“战”而论，随着部队到了江边的湖汊湖网，新的问题也出现了。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黄土高原和豫北平原的子弟兵，他们的一双脚，一天一夜跑上二百里，不起泡，不红肿。若让他们骑上马，在那辽阔无垠的大平原上奔跑，他们能撒开缰绳，空扬起双手，在人们的喝彩声中来一段精彩的骑术表演。
现在，他们那些“绝活”几乎全派不上用场了。在湖上一圈兜下来，他们的五脏六腑都倒了个个儿，哇哇直吐。长江还没见着，长江的这些小分流就把他们折腾成这副模样。于是在他们心底装着的那个长江——“一江春水，两岸桃花”，不再如诗如画，面目变得狰狞起来。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
“听说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是‘面善心恶’。”
“长江里有‘江猪’，比地上的老虎还凶！”
“还有咬船的矶石，说是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而他们面对的任务又十分紧急，要求“半个月内必须完成一切渡江准备”。一切，囊括了渡江所需要的全部：侦察、情报、船只、水手、战术、技术……刘伯承再次嘱咐他的部队，“万勿娇情疏忽”。
燃眉之急的是船只和水手。
共产党的军队再次显示了他和人民的鱼水之情。听说是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来到江边，“逃反”的、流浪他乡的，陆续返回家园；胆子大些的，被抓到江南岸的也偷渡过来。部队在宣传渡江意义的同时，将自己的口粮省下来，救济那些“青黄不接”闹春荒的人家。地方工委配合部队制定了船只征集政策，宣布：有主的船只，使用后确保物归原主，无论新旧，损坏赔偿；无主的船只，谁发现打捞并提供给部队的，将来就归谁。布告贴出后，船主和知情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一位老和尚被部队的卫生员从疟疾的病魔手里夺回了生命，他说：“大军仁民爱物，不可不助。”他在签筒里做了点儿手脚，使那些对部队依违未定的船主到庙里问吉凶时，总得好签，以为大军得天意相助，遂踊跃交船。
有了船，不等于有了水手。将船工变为敢在炮火中强渡的突击队员，比征船更为艰难。那些教育战士颇有一套的指导员、教导员，凭着自己的热情和经验，召集船老大们开会、座谈，忙活开了。
那一天指导员靳虎堂组织船工们开会，他滔滔不绝，大谈“土改翻身”，大讲“渡江意义”“军民合作”。他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讲得头头是道，自己都被感动了。看看船工们，有的不知在想什么，有的伸着懒腰，有的干脆蹲在角落里打瞌睡。靳虎堂问道：“老乡，你们有什么感想？”
“听不懂……”“坐太久，屁股疼。”
一盆冷水下来，靳虎堂感到说不出的沮丧和失望。
地方党委得知此情后，笑道：“你们把搞土改的经验搬到这里来，怎么行？他们都是跑码头的，见识广，吃亏多，疑心大，不轻信。但他们有他们的脾性，讲义气，重义情；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真心对他好，他拿脑袋换。他们都在‘帮’，就是‘三番子’。在‘帮’的人，都论辈分，‘老头子’一句话就是圣旨。”
秦基伟首先出面将“老头子”请至“帐中”喝酒，请他“参与军机”；师团主帅也请“大辈分”的人聚餐同饮，请他们出点子；指导员、教导员都上了船，和船老大聊家常，交朋友；战士们则像徒弟服侍师傅那样，上了船首先集体向船工敬礼，端饭递水，虚心学艺。除此之外，对船工家属的生活一律优待；对于帮助部队有功、有特殊贡献的，颁发记功令，挂光荣旗，领导宴请，记者照相。
那些经常喝几口老酒，衣襟大敞的江湖汉子，把手掌重重地往战士的肩上一拍，另一只手握成拳砸着自己的胸脯：“老弟，一百个放心。有船在，就有我在。有我在，就准保送你们过江。”
“别把我看成糊涂虫，你们大军为哪桩来过江的，我还不明白？命只有一条，你舍得丢，我留着干什么？！”
“老弟，人穷志不短。俺们都是有血性的，生平恨的就是那些压迫派。从古到今，没见过你们这号好人。要说送你们一船都不干，还算得上是闯江湖的汉子？”
“一句话，不送大军过江，枉为今世人！”
水上练兵开始了。
农历三月天，冬眠的虫子刚刚苏醒不久，战士们甩下棉衣，赤条条只剩下一件短裤。他们一整天一整天泡在彻骨凉的河汊水网里，有的抱着一块门板，乱扑腾；有的抱着一根粗茅竹，扎猛子；有的一拱一拱，像狗刨。风里、雨里，这些“旱鸭子”终于习惯了水性。
晴空下，湖水波涌，泱泱一片。船工们带领着新徒弟，不时发出短促的叫喊：“左舵！”“右舵！”“半篷！”“满篷！”……船身笨拙地移动开来，在湖里打转转。新徒弟急得憋红了脸，越使蛮劲，船越转，船工哈哈大笑。风停了，船像被水吸住，再不肯动。小伙子耐不住性子，仰起脖子，瞅着桅杆顶的小风信旗，“呵——咯”一声。他们吹着新学来的唿哨，结结巴巴，十分蹩脚，全没了在老水手嘴里的神韵。引得补网的渔家女掩口讪笑。
很快渔家人就发现大兵们的聪明，他们那双握枪弄炮的手，不但摆弄顺溜了舵把、橹把、篷索，还把渔民代代相传的一帆两橹，顺风快逆风慢的渔船变了样。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用四块长三尺、宽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套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一个后卡子，将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等于加了十副橹，既可隐蔽身体，又大大加快了航速。
4
二野十二军的战士们发明了一种“救生圈”。他们用二十斤重的稻草拧成把子，围成一个圈，往身上一套下水去，既可托枪，又能救生。这种救生圈在水里浸泡十二个小时后仍可使用。
十二军军长王近山来到三十五师驻地。上午刘伯承给他通了电话，让十二军搞一次实战演习，一是取得江上作战的经验，二可消除一些北方战士对长江的畏惧心理。王近山选中了三十五师。该师靠近敌军江防据点的江心洲——铁板洲，洲上有敌第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三百余人，筑有地堡工事。
王近山在三十五师布置任务后，来到湖边看战士们练兵。看到战士们一个个从“登山虎”变成了“浪里蛟”，浑身上下晒得黑不溜秋，他咧嘴笑了。
战士们很喜欢他们这个“烧铺草”的军长，大声喊道：“王军长，来一个！”
王近山心里早痒痒了，被这么一喊，把帽子一甩，便脱棉衣。
随行的参谋急了：“军长，要冻病的！”
“哪个说的？！数九天我还敢在河里扎猛子呢。”王近山说着已经脱得差不多了，扑通一声跳进湖里。湖里的战士们一片欢呼。
王近山从小就戏水，在红安家门前那个水塘里，他将一个孩子所能淘的气全淘了。几十年过去了，功夫居然还在，他或仰或潜，或立或垂，整个一个“浪里白条”。战士们的眼看晕了，掌声一阵接一阵。
王近山的警卫员小孟十分得意，他知道军长有“绝活”，扯着嗓子在岸上喊：“军长，竖蜻蜓！”“军长，捞月亮！”“军长，八仙过海！”
“不来喽，不来喽。”
“军长，再来个鲤鱼跳龙门嘛！”小孟还不肯罢休。
“好喽，好喽，我让你指挥这么半天，腿都抽筋喽。”
湖面上腾起一片笑声。
这时，十二军副军长肖永银正在枞阳一线江堤附近奔走。交他指挥的是一个强大的炮群，十二军的四个山炮营、三兵团的一个山炮团、野司的一个榴炮团。按二野指挥部的部署，十二军将从主要突击方向——安庆以东的枞阳横渡长江，他们的左翼是三野部队，后侧桐城方向是二野刘伯承的部队。
二百余门大炮隐蔽在长江大堤茂密的柳树林里。吐着嫩绿新叶的柳枝垂垂撒撒，绿腾腾翠沉沉一片，似上苍为渡江部队的大炮天裁的伪装，严严实实覆盖着乌亮的炮群。还有一部分大炮隐蔽在正对江南岸的半山坡上。坡上密密匝匝长满了映山红，一人高的枝丛油绿乌亮，与那炮群浑然一色。蓬蓬勃勃的映山红树丛中的粉红花蕾，在那一片油绿上随风摆动，远远望去，似一群嬉闹的顽童。
肖永银蹲在大堤上的军指挥所里，挑着浓浓的眉毛，注视着烟雾凄迷的江对岸。他的那些大炮乌黑的炮口齐刷刷指着江南岸，全部编了号；对岸所有的敌工事，也都被编了号。“对号入座”，他的炮群必须进行有效的“发言”。如今不似强渡大渡河时的窘迫了，那时只有可怜巴巴的三五发炮弹，现在每门炮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发的炮弹。真正的“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五、纵横捭阖
一九四九年四月
南京
安庆
瑶岗
北平
1
南京的低气压逐渐积聚起来，不知是由于黄梅季节的提前，还是政治气候的恶劣，气闷压抑日见浓重。
总统府内，参谋总长顾祝同正在召开国防部江防作战会议，会议气氛与户外的空气一样窒闷。顾祝同做了开场白后，出现长时间的冷场，空气仿若凝结。汤恩伯粗大的脖子上涨着暗紫色的血管，在座的大都敞开了衣襟，他却连领口的扣子也不松开。
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安徽无为人，许是感到气氛太压抑了，咧嘴一笑，说：“我老家来人说，驻在那一带的共军挨家挨户搜集尿壶，说是渡江的时候放在船上当油灯照明用。”
徐庭瑶的话果然引得在座的人大笑起来。海军司令桂永清说：“共匪那一套我们都领略过，诡计多端，什么绝招、馊点子都想得出。别看这搜集尿壶听起来像笑话，细想想就没那么简单，说明他们连过江的一切细节都想到了。我们海军倒是不怕他们的尿壶，怕的是他们偷渡。”
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说：“也不必过虑。共军一无海军舰队，二无空中掩护，单靠几只破木船就能漂过长江，爬到江南来？我看没那么容易。”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接道：“长江自古称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他共产党是天兵天将？”
气氛有些活跃了。汤恩伯不知丁司令、秦次长说的是心里话还是自我打气，此刻他与前两个月对江防的看法大相径庭。二月下旬，他到溪口见蒋介石。蒋问他淞沪地区和长江下游的防务，他报告说：“总裁放心，长江固若金汤。我们还在长江防线部署了机动部队，如果共军由镇江南京段渡江，我军可突击歼灭之。退一步说，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各部队还可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逐节抵抗，退至上海；然后以海空军一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蒋介石表示满意。
然而到了三月中旬，随着和谈的呼声越来越高，共军的部队一批一批向长江进发，国军上下的动荡愈来愈疾。长江北岸与江心洲据点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自退。国防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一绥靖区、第七绥靖区、各兵团、各守备司令部不得不制定严厉措施；江北一律不准停船，不肯停泊南岸的船只一律凿沉；无论上行下行，船只一律靠南岸行驶；夜间停止行船；重要地段戒严封锁，不准船渡；沿江村镇严格实行联保连坐，不断搜查搜剿；各部队不听命令、不战而退者，一律绳以军法，绝不宽容。
此时，汤恩伯语气沉重地说：“诸位，现在外面都在传言和平，我想在座的应该没人会相信。我们是军人，军人绝不轻信和平。长江是横在国军面前的生死界，只有守住长江，国军才能扭转颓势，起死回生。不错，长江是天险，是天堑。然而，没有精诚善战的指挥官，没有精锐勇猛的士兵，要想守住长江也是徒然。口马善走，蒙古马性烈，没有善驭者，总是枉然。诸位，眼下对于党国是极其严峻的日子。总裁虽不在我们身边，但他的记挂和忧心使他常常宵旰焦灼，燃膏耗脂，我等不可不鞠躬尽瘁啊！”
汤恩伯一席话给会议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悲壮。
接下来，汤恩伯宣布了江防部署：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部所属之二十五个军，约四十五万人，于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区及浙赣线以北地区布防；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所属之十五个军，约二十五万人，于湖口至宜昌段沿江地区布防；海军第二舰队，辖各种舰艇八十九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辖各舰艇四十四艘，位于长江中游；空军四个大队，共有作战飞机三百余架，配置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海空军担负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务之任务。
顾祝同强调指出道：“合肥、蚌埠相继陷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北岸只有一个重镇安庆，万勿再失！”
2
第二野战军遵总前委部署，为西集团军，渡江作战由枞阳至望江宽约二百华里之地段。刘伯承的具体部署是：三兵团于安庆以东至枞阳段渡江；五兵团于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而后速沿浮梁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当间渡江，而后沿江东下，接替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军之任务，并做攻占南京之准备；暂归二野指挥的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守于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二野渡江作战。
刘伯承于四月一日带领二野司令部进驻舒城；二日拟就了《二野渡江作战的基本命令》；三日在参谋长李达的陪同下，出了舒城，驱车南行。他们此行去的是战斗前沿，敌占领地——安庆。
安庆地处皖西南，长江下游，上连荆楚，下接吴越，历来为皖鄂赣三省边界通衢商贸中心，是皖西最大的商埠和长江重要港口。这座古城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先民们在劳作、生息、繁衍。这里的皖山、皖水，为周代古皖国故地。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安庆”之称始于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一四四七年），寓平安吉庆之意。
安庆枕山面江，山明水丽，不但有史称“古南岳”的天柱山、司空山、大龙山、小孤山、浮山等天然名胜，盛世唐宋亦留下了“烟雨楼台，寺观庙宇”五十五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安庆，人文济盛，唐有诗人曹松，宋有“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明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方以智，清有“照古腾今”的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近代有教育家吴汝纶，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张恨水，新文化运动巨匠、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等，都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上，太平军三克安庆、石达开易制、安庆保卫战、徐锡麟起义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安庆。
特殊的地理位置、繁荣的经济形势、悠久的历史文化、险要的地形地貌，使这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历来为兵争之地。古人称：“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于是乎在。”南宋为抵御金兵而筑城，元末、明清发生过激烈争战，太平天国的“安庆保卫战”为最悲壮的乐章。
一九四九年春的安庆，同样为国共两大对峙集团棋盘上的一个“眼”。白崇禧在这个“眼”上摆了一个军——主力第四十六军；刘伯承的放大镜无数次将这个“眼”套牢。
三月初，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向南开进。刘伯承有意让陈赓率军绕道麻城，打垮了白崇禧部队的第七军，占领了麻城；而后，又命四兵团在此停留达一周之久，并派出小部队佯动，传风准备打九江。如此这般，刘伯承还觉“砝码”不够，又着四野先遣第四十、四十三军顺平汉线火速南下，攻取信阳，直逼广水、宣化店。
显然，刘伯承布下的是个“疑兵阵”。白崇禧果然上钩。见我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向湖北扑去，他疑为要抄袭武汉，急令第四十六军主力向武汉、九江收缩靠拢，只留下一七四师驻守安庆。解放军南下先遣部队乘势解放了太湖、潜山、望江、宿松，逼近安庆。
一七四师孤悬安庆，白崇禧忧心忡忡。共军云集江北，一旦动作，安庆必首当其冲。如此牺牲他的一个师，岂能坐视等闲？他毕竟有“小诸葛”的绰号，几天后向国防部质问：“现在安庆已属第八兵团辖区，为何还要一七四师守防安庆？”
参谋总长顾祝同倒憋了口气，曾几何时，你白崇禧把持着这个战略要地不肯撒手；眼下共军逼到江北，你为保全自己的兵力，又向国防部提出这样的质问，算盘也打得忒精！然大敌当前，顾祝同既不能和桂系军阀红了脸，又不能放弃国军扎在江北唯一的“钉子”、战略要地——安庆。他责令汤恩伯速将刘汝明的八兵团分兵，接管安庆防务。
刘汝明的八兵团负责铜陵至九江四百里江防，他的对面，即中共第二野战军渡江之地段。有道是“天阔地广，冤家路窄”，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十二万人马强渡黄河之时，黄河上的守军便是刘汝明的部队。只不过，那时他的部队是第四绥靖区。
这个老杂牌军在淮海大战中，被解放军阻于怀远，无所作为。顾祝同责他驰援黄维兵团不力，刘汝明不服。他说：“第四绥区南调蚌埠，临行前将五个师抽去一个师，只剩下四个师总共十个团。又要守备蚌埠，又要驰援黄维，你们真的以为这是可能的吗？哪位高明能为之，我刘某立马交出印信，请他指挥！”顾祝同不再说什么，准备给他补足五个师。哪知还没动作，徐蚌惨败，刘汝明奉命南撤。该兵团路经合肥、曹县、裕溪口，一路抓丁，抓得鸡飞狗跳。安徽省主席桂系大将夏威电斥刘汝明，提出抗议。刘汝明潇洒一笑，说：“桂系就是这个毛病，眼长在头顶上，看不清时局。安徽省都没有了，还不趁早多抓几个，是想把壮丁留给共产党不成？”
刘汝明南下还没到驻守地，又接到汤恩伯命令，让他西去改守安庆段。于是，刘部所经繁昌、铜陵、青阳又遭了殃。夏威破口大骂：“操他奶奶的，土匪不如！”
刘汝明好脾气，没动荤话，笑嘻嘻反唇相讥：“看那个夏威把安徽整成了什么样子，人都跑光了，连壮丁都难捉到几个。”
汤尽伯令刘汝明把五十五军驻安庆，六十八军驻青阳，江两岸各一个军。刘汝明说：“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增加一个军的番号，不然难以分兵。”
汤恩伯怒道：“你这两个军兵额尚且不满，如何再增加番号？！”
刘汝明不再申辩，只是将他的两个军都摆在江南，一线配置于青阳贵池，安庆仍由白崇禧的一七四师守备。白崇禧不见刘汝明接防，复向国防部抗议。消息传到溪口，蒋介石用竹杖捣着妙高台的青石板骂道：“这个流氓无赖，早该把娘个希匹枪毙掉！”
无奈之下，汤恩伯征得蒋介石同意，将李延年兵团的九十六军由浦口调拨给刘汝明。李延年窝着一肚子火，又怕刘汝明将他的九十六军派守安庆，只好亲临青阳，与刘汝明协商。刘汝明如此坐大，足见国民党势蹩力薄，不得不向这个老杂牌委曲求全。
刘汝明自然知道李延年为何而来，他苦着脸诉说道：“吉公，我也是有苦难言啊！八兵团的老底子你还不知道？四百里江防，一里地才能摊上几个兵？我哪里还有兵力守安庆？”
李延年无心听他聒噪，摆摆手说：“国防部让我的九十六军拨归你指挥，一个师守安庆，一个师加强江防守备。”
“这如何使得，刘某承受不起呀……”
李延年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也不必推托。若是共产党过了江，还不是一块儿完蛋。”说着口气缓和下来，“九十六军的部署，虽说汤座有令，但依我之见，还是不宜分割为好。”
刘汝明岂是个糊涂之人，他一心想保全自己的实力，李延年又何尝不作此想呢？于是，他哈哈一笑，道：“吉公放心，我刘某不会把自己的部队留在江南，把配属的部队派到江北守城。安庆就让那帮广西猴子守着吧，我不接防就是。”
李、刘二人达成协议，九十六军由浦口开到青阳。刘汝明命其负责大渡口东西的江防，五十五军、六十八军各让出五十里的江防阵地。
白崇禧在武汉叹道：“老蒋只会防己，不会防敌。刘汝明不肯驻安庆，为何不直接将九十六军派往安庆驻守？！”
夏威对白崇禧说：“安庆现在既然是刘汝明的防区，我们为什么要替他死守？撤掉算了。”
白崇禧沉思不语。自发了“亥敬电”，形成“逼宫”之势，他小心谨慎起来。还有一层，那就是他在九江驻有重兵，与战略要地安庆互为掎角之势，安庆不可随便放弃。
刘伯承一路南行，直奔二百里外的安庆。
打不打安庆，刘伯承一直未能定夺。虽然安庆城内守军势薄，但安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对渡江部队构成了威胁。起初他决定由三兵团十一军把安庆拿下来，拔掉这颗“钉子”。然而，打安庆势必要耗时，牵扯兵力，渡江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又是如此之多。
刘伯承是个缜密之人，到底打不打安庆，他要亲地视察。一路上车子几次陷入泥坑，急得李达鼻子尖上沁满了汗珠。
中午时分，车子到了安庆外围。李达担心刘伯承的安全，不肯让车子再往前开。刘伯承下了车，从东段走到西段。这座历史名城他仰慕已久，那里有中国历代杰出人物的遗迹……然而，现在映入他眼帘的是犬牙交错的工事、坚固现代的堡垒、绵延的丘陵、广袤的沼泽……
“李达，你有何感想？”刘伯承甩着两脚泥，坐在一块湿淋淋的石头上。
“安庆不愧为一个战略要地，”李达操着山西口音说，“易守难攻，挟江而恃，又有如此坚固的工事。要打，必须攻坚。”
刘伯承点了点头，沉默了许久，说：“我看了，安庆东、西两段均可以渡江。只要城内的守敌不出来干扰，可以先不打他。”他走了几步，又道，“军委的意思是利用矛盾，‘钳白打汤’。我们就暂且给白崇禧点面子，不打安庆。等过了江，回头再收拾他的一七四师。”
李达说：“可由十军围困监视安庆守敌，换下十一军渡江作战。”
“好。”刘伯承仰起脸，透过雨帘又望向安庆城。
雨越下越大，刘伯承仍无归意。李达正要开口，听刘帅吟道：
水无心而宛转，
山有色而环围。
穷幽深而不绝，
坐石上而忘归。
“知道是谁的诗吧？”刘伯承吟罢回过头问。李达咂吧了几下憨厚的嘴唇，摇了摇头。
“这是王安石游安庆的天柱山时留下的绝句。”刘伯承拍打着泥屁股说，“好了，忘归也得归呀！等解放了全中国再游天柱山吧！”
3
雨时快时缓，一阵接一阵，一场接一场。往年五月才到雨季，这才刚刚过了春分，雨便急匆匆赶来，耐不住寂寞了。
房东家的鸡叫了三遍，邓小平翻身从帆布行军床上坐起，冲了个冷水澡，戴上一只尖顶大斗笠，走出村子。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都到周围的田野里走一走，做做体操。
瑶岗村子不大，像所有的南方村子一样，散散落落的农宅，一家一户朝向无规律，也没有大院墙。不像北方的村子，一户挨一户，每户都有个墙头将院子围着，一排一行，前街后街，东街西街，井然有序。南方的村落更具个性，不一定坐北朝南，也不用高墙围遮，开门一目了然，少了些封闭，多了些开放。瑶岗村里的农宅大都依偎在浓密的楸树下，蓊蓊翠翠一片。中间一条小河潺潺流过，黄嘴的白鸭子、红掌的大肥鹅戏水弄波，极富情趣。
邓小平出村西，下了个缓坡，就看到葱茏的麦田、稻田上已经有人影晃动。天还没亮透，又落着雨，耕地的、担肥的、挖垄排水的，都出来了。
邓小平和村民们打着招呼，在窄窄的田埂上行走。吸足了雨水的田埂又粘又滑，他一步一趔趄，引来村民善意的笑声。他们那黝黑消瘦的脸，那由于营养不良而过早枯萎的发鬓和无光泽的皮肤，幻化在邓小平的眼睛里，变成了一张张表格、数字、材料。
那是秘书前天送给他的，安徽江北沿江各县人民支援解放军渡江的情况报告。仅以潜山县为例，有这么一串数字：大米六百二十七万斤；木柴九百二十万斤；马草二百五十万斤；食油二万斤；食盐二万三千斤；担架一百七十副；挑夫六百五十人；军鞋四万九千双；雨伞一万三千四百把。另外还有麻袋、铁钉、桐油、竹子、斗笠……不计其数。物资之外，为了渡江部队的顺利开进，为了确保运输交通畅通无阻，他们修公路、建桥梁、挖船坞、建仓库、疏通河道、架设电线……无偿地付出他们的体力和血汗。
这里是新区，多数县地方政府还不完善。一个通知下去，这些尚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沿江百姓，用他们青筋毕露的双手，将大军需要的一切拿了出来。刘伯承在材料上批字：“六安、合肥到安庆道上的民工，海潮似的日夜送军粮。沿江居民省出自己的粮食给军队吃，他们贡献之大，感人极深。”
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江北各地党政和人民努力支前，特别是皖北新区尽到了超过其本身能力的努力……”
一百多万野战军、三百二十万常备民工和近两万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的吃、喝、用，以及渡江作战的种种准备，令百姓负担之繁重，实在是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好在四月七日中央军委来电，告之四月十五日准时渡江。电报曰：
邓饶陈：
（一）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于十五日以前成立协定，现决定请饶漱石同志接此电后立即乘专车来北平一谈。如能于九日夜或十日晨到平，在平停住两天，则十三日或十四日即可返部。（二）请加紧准备于十五日准时渡江，你们方面务必不要变更。如果我们需要略为推迟时间，当临时紧急通知你们。
军委七日四时
不知何时，雨已经停了。阴得水盆似的天空，出现了浓淡不均的色差。东方天际亮度渐渐增加，不一会儿，裂开了一道金色的缝隙，像一条游动的金蛇。多日不见的曦光在跳动、挣扎。
邓小平内心的沉重，一下子缓释了许多。一场场春雨不停地下，曾使他担心长江的雨季会提前到来。一旦如此，江水暴涨，渡江将面临不可想象的困难。这是邓小平几天来最为焦心的事。
活动了一下手脚，做了两遍操，邓小平准备回村了。离村子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汊，邓小平看到陈毅和一群孩子蹲在河边钓泥鳅。南方水网交错，泥鳅、螃蟹、龙虾都是小孩子们的猎物。
“好喽，你们钓了半天，该轮到我喽！”陈毅眼馋地瞄着孩子们手上的钩子，跃跃欲试。一个后脑勺上留着一条小“尾巴”的孩子，有些不情愿地将泥鳅钩让给了陈毅。
“你不要抢人家的生意哟。”邓小平站在背后打趣。
“不是抢生意，是传手艺——这是我小时候的拿手把戏呢。”
邓小平笑着回了村子。
总前委指挥部设在一个三进三出的瓦舍里，如此威风的屋子，村子里不多。屋主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情报科科长。
王世鑫夫妻住在瓦舍最里面一进，二进东厢房邓小平住。邓小平卧室兼办公室的隔壁是三间有着雕花木门窗的屋子，三张八仙桌并在一起，上面铺了一块白桌布，既是会议桌，又是饭桌。大屋的头进，东厢房住着陈毅，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东西厢房中间为值班室。
邓小平端着一缸子白开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通常早上他批阅文件，起草文件、电报。陈毅的秘书是陶旭斌；舒同的秘书是林路；邓小平不带秘书，凡事他都是亲自动手，亲自处理，值班秘书只需将文件、电报送给他即可。
他在既是床头柜又是办公桌的一张两斗桌前坐下，点上一支烟，开始审阅第三野战军颁布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入城三大公约
一、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
二、遵守城市政策，爱护市政建设；
三、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
入城十项守则
一、无故不得打枪；
二、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
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
四、马车不得在街上乱跑；
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
六、买卖要公平；
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
九、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
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土八路”就要进城了。毛泽东已经进入北平城，第二、三野战军跨过长江也将向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际大都市上海开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一直走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道路，跨过长江这道天险，从此将进入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了城市。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共产党及其军队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城市的舞台。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第一书记，重任在肩，对整体部署既要有宏观关照，又必须看到细节在大局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疏漏。
门被推开了，陈毅带着两腿泥，哈哈地笑着：“同志哥儿，我们可以打打牙祭喽！”说着高高举起手上的一串泥鳅。
邓小平一看，兴致也来了。这两个四川佬都是美食者，嘴馋得很。“好得很嘛！中午咱就来个泥鳅氽豆腐！”邓小平高兴地说。
“个劳什子不好吃，要味道浓烈一些的。”陈毅想了想，“爆炒泥鳅丝如何？”
邓小平摇头：“泥鳅不比黄鳝，啷个能切丝爆炒？鲜味糟蹋了不说，准定要炒成一锅糨糊。”
“算了算了，我们不要争了。交给厨师，正好让他亮亮手艺嘛。”
邓小平身边不带秘书，但有一个厨师，就是一盘清水辣子，他也能整治得有滋有味。平常苦于不见腥荤，没有“用武之地”，如今陈毅这几条泥鳅可以让他展示一下了。
中午，一大碗鲜美的荠菜煨泥鳅端上了桌子。陈毅、邓小平刚拿起筷子，值班秘书进来，将一份中央军委的电报递给了邓小平。
总前委，并合刘、张、李，粟裕：
卯佳电悉。我们卯虞电询问你们一个月内江水情况是否会有大的变化，尚未获复。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左右。如果这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陈毅见邓小平的神色迅速发生变化，不待他看完便凑上前看。
“和平渡江自然求之不得，但推迟渡江时间可万万使不得！”陈毅将手上筷子一放，接过电报又看。
邓小平点上烟，吱吱地抽了几口，一弹烟灰，说：“我们要把水情和推迟渡江时间的种种不利因素，迅速报告军委。”
午后，给军委的电报发出。
……前接虞电后即令部队调查江水情况，尚未获答复。顷据曾希圣等说，他们在长江边驻数年，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涨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的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产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建议，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前提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五月起的大军供应必须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4
台上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到了高潮，假装偷懒的哥哥被机智泼辣的妹妹捉弄得狼狈不堪，拱手求饶。剧情诙谐风趣，清新振奋。张治中笑得流出眼泪，使劲鼓掌。
这是四月七日，周恩来特地为南京的和谈代表安排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张治中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角度，我始终是在笑着。我由衷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有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
张治中自四月一日到北平，接触了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还和大学生、中学生进行了交谈，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北平他并不陌生，春天依旧刮着干涩的风，风里裹携着来自塞外的黄沙。但无论走在街头的行人，还是忙碌着的男女，那富有弹性的脚步，那挂在嘴角的微笑，那舒展的眉梢，更有那大街小巷的欢庆锣鼓、秧歌队、腰鼓队，都真实确切地给人以“换了人间”的感觉。然而这并没有给他多少喜悦，他像被套在喜悦中的痛苦者，徒使痛苦加倍。
这种感觉临来北平前也曾有过。
那是三月三十日，他为和谈之事专程去溪口听蒋介石面谕后返回南京，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阵阵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从未有过的热烈场面。面对听众的热烈情绪，他内心却十分痛苦。这些人赞成和谈，是因为他们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以为可以“谈”出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国民党内无论主战的还是主和的，均缺乏对时局的清醒冷静的认识。他们不明白或不愿相信，国民党已经到了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不可能。
张治中内心的矛盾交织着，他的痛苦在于他既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又对这个为之服务了二十余年的党仍一往情深，对蒋介石怀着知遇之恩。
来北平之前，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执意再到溪口去一次，也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成行的。当时屈武问他：“文白，这种时候去溪口，还有必要吗？”
张治中叹道：“这样大的事情，须总裁点头才行。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上。若没有他的认同，和谈即使达成协议，也没用。他还是党的总裁，我们是党员，也有向他请示的义务。再者，从礼貌出发，临别看看他也是应该的。”
蒋介石接见了他，仍是优礼有加，但情绪的冷淡是明显的。溪口亦不是他上次去时的清静，从南京去的人很多，人人表情冷漠黯淡。有些人抹不开面子，同他敷衍几句；有的有意回避。张治中揣度，这种气氛可能与即将开始的和谈以及他扮演的角色有关。
蒋介石对国共的这次和谈，态度很微妙。他十分清楚，和谈是李宗仁挥舞在手、取媚于国内国际的旗帜。李宗仁的这种举措、努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划江而治。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桂系便能在江南半壁江山称孤道寡，蒋家天下便被桂系所取得。但蒋介石积多年政海宦波之沉浮，清楚政治交易场上的游戏规则绝对是你死我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余地。他断定李宗仁的梦想难以成真，故而他不出面反对和谈，而且作出支持和谈的姿态，因为他需要和谈来赢得他所需要的时间。只要和谈能拖至秋后或者夏末，正在装备的新兵团，二百万部队即可投入战场。
张治中回南京后，于四月一日率和谈代表团飞北平。无论如何沉重、艰难，他终于带着国民党过多的幻想与奢望，如同一只和平纸舟，驶向彼岸。
解放了的北平给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多方面的心灵撞击，这种撞击在他见到中共首脑毛泽东时，更为强烈。
观看秧歌剧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当那熟悉的身影出现时，他看到的仍是穿着深灰补丁棉布衣服的毛泽东，和他四年前在延安看到的没有两样。他心里叹道：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文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毛泽东笑容可掬地握住张治中的手，“谢谢你。一九四五年到重庆，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没想到这次见到毛主席，又是为了谈判。”张治中不无遗憾。有半句话他没说出口，那就是，今天的谈判，双方的位置和四年前调了个个儿。
毛泽东笑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这天毛泽东和张治中谈了许多问题，气氛活跃融洽，以致张治中谈着谈着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偏离了国民党官方的立场。
昨天，毛泽东在这间房子里接见过桂系的使者刘仲容。这是国共接触的另一个渠道，秘而不宣的渠道。世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常常不取决于前台的热闹，而在于幕后的交易。刘仲容是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与中共接触和谈的秘密代表，毛泽东亦欢迎他来。早在毛泽东初进延安的艰难时期，刘仲容就和毛泽东有过接触，也可以算作老相识了。毛泽东一见到这位湖南老乡就说：“老乡，你来晚喽！早来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仪式了。”
刘仲容忙道：“路上不好走，要穿过前线，火车开开停停。”
毛泽东感慨地：“十多年前，我们从荒凉的保安刚搬到延安的时候，你穿过封锁线来看我；这次我们从西柏坡山里刚进北平，你又穿过前线来看我。可见，我们不仅是老乡，我们还有缘分。”
“托毛主席的福啊！”刘仲容十分感动。
“我们没有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今天的胜利，靠的是能吃苦，能克服困难。”毛泽东的神色严肃起来，“进城了，我不断给大家讲，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谈到南京政府有三种人，刘仲容说：“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求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有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很有兴趣，“李宗仁、白崇禧二位先生算哪一派呢？”
刘仲容停顿了片刻：“这么说吧，他们是既防范蒋介石背后下毒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吃掉。如此，不得不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理想局面。所以，白崇禧极力希望共产党不要过江。他估计共产党能抽出的渡江作战部队不过六十万，认为国民党凭着长江天险，以海空军固守，解放军想过江也不是那么容易。”
“白先生不要我们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停下脚步，严肃地说，“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部队是一百万，而不是六十万。而且，我们还有一百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
刘仲容说：“这是白崇禧估计不到的。”
“你还敢回南京吗？我可以为你打包票，保证你平安回来。”毛泽东打趣地问。
刘仲容笑了：“敢，他们还等着我从北平带回的消息呢。”
“好。”毛泽东又续上一支烟，猛抽一口说，“你回去可向李宗仁、白崇禧转告：一、关于李宗仁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们不出击，我们不动他们，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只要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的问题，国共双方正式谈判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出席；如果李先生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都可以，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时候，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啦。四、现存双方谈判代表正在接触，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二先生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踱了一圈步，毛泽东接着道：“另外，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还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这天毛泽东和张治中谈到将近中午，从全局谈到局部，由整体谈到细节。毛泽东看张治中似有难言之隐，便道：“文白先生，有话尽管说。我们是主张和谈的，不然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打仗的，发动内战的不是我们嘛。只要李宗仁先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张治中沉吟了片刻，说：“据我观察，李宗仁还是有诚意的。他是以和谈上台的，和谈不成也于他不利。只是和谈条款中提到的战犯问题……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
毛泽东笑了。岂止是李宗仁有难处，你张治中这个首席代表也难得很，都摆脱不了溪口那个头号战犯的威慑。“文白先生说的所谓难处，我理解。为了和谈大局，我们可以考虑从和平条款里将那个战犯名字拿下来，你看如何？”
张治中没料到毛泽东如此宽宏，忙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毛泽东说：“这些天双方的代表接触一下，交谈交谈，待和谈方案拟好，正式谈判就容易了。”
张治中点头，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道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由衷地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责任是重大的。”
“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的。”毛泽东对这位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说，“当前，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是的，是的。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的襟怀，我想我们的合作是大有希望的。”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大德大仁感到无比欣慰。
不知不觉四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留张治中一起进午餐。张治中得知毛泽东昨晚工作至拂晓，不忍再打扰，便谢辞了。
四月二日至十二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个别商谈。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生活规律全被打乱。
与此同时，来自江边的电报，沉甸甸地，一份一份，接踵而来，送到毛泽东手中。先是总前委，接着是二野、三野，字里行间透着急切与焦灼。
二野报告：
据多方调查，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实测，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四日十天内，上涨五十一公分）。四月末五月初即加速上涨；六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渡江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以四月十五日渡江为宜。
三野报告：
长江下游四月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五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在江中行驶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面只能做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军情紧迫，时不我待。江水、雨水、粮草、军心，均不宜过长地推迟渡江的时间。就此午夜中央专题开了紧急会议，大家的意见一致认为本月十五日渡江已是不可能，就目前和谈情况，最快亦须五至十天。
此举重大，渡江作战的胜负决定了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或推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千百万官兵的鲜血与生命。
十一日早晨五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渡江总前委，刘、张李、粟、张。
（一）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二）按照总前委灰未电，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则由卯删至五月初，尚有半个月至二十天未发大水。我军从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五日十四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
（三）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立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三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签字后两天（即十八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
（四）和平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须有数天时间（即十七日至二十一日），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公里，或让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
（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渡江（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开始实行），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七）假如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二十三至二十九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
（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二十二日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九）总之，四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
六、大江东去
一九四九年四月
南京
瑶岗
北平
1
南京的四月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满城的梧桐树张开了如篷的绿荫；一株株玉兰树绽放着洁白硕大的花朵；东郊中山陵满坡满山的梅花飘舞着如雪的落英，纷纷扬扬，香飘十里。
李宗仁流年不顺，无心赏春。月初送走了和谈代表团，九日刘仲容秘密返回南京，但带来的毛泽东的口信并不令人满意。白崇禧更是愤懑激烈，当他听到毛泽东说他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中央政府，人尽其才，请他指挥国防军时，他冷笑一声，说：“算了吧！让我当降将，绝不可能。他们果真有和平诚意，就不要过江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步也不能退让，绝不退让！绝不退让！只要不过江，一切好说；要过江就什么也别说了，打就是了。”
刘仲容未料白崇禧的火气如此之大：“健公，恕我直言，要是我们能打，就不会有这次谈判了。既然不能打，毛先生开的这些条件不能说不优厚。我这次到北平感到共产党对和谈还是有诚意的，在不少条款上都做了让步，而且，这都是以德公和健公你为对象才做的让步。共产党是战胜者——有句话也许不当讲，战败求和原本就不易——现在共产党已经敞开的大门，不要用我们的手再关上。”
白崇禧怒不可遏：“你怎么给共产党当起说客来了？我们怎么不能打了？我们百十万部队，我们的空军、海军，都是吃素的？我可以告诉你，美方已经答应支援德公，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中共敢过江，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不是投降，不能气短，不能听人摆布！他们要过江，就让枪炮去谈吧！”
李宗仁听白崇禧说到美国，心里一颤，像倒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涩，说不清什么滋味。
前些日子，百般无奈的李宗仁也是急乱了神，突发奇想，谋划了一个激将法，想刺激刺激美国。他派了手下试探着和苏联接触，欲达成一个由苏联出面调停内战的协议。不料美国根本不买账，司徒雷登戏称李宗仁向苏联“暗送秋波”，形同一个低贱的娼妓。结果鸡飞蛋打，两边都得罪了。没办法，李宗仁又硬着头皮登门拜访那位曾经和他有过不错私交的美国大使司徒先生。
李宗仁面对隆鼻灰目的司徒雷登，哀求般地说：“老朋友，重提一个老话题，希望贵国能借给我的政府十亿美元；不行的话，五亿也可，帮助制止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
司徒雷登很直率：“对不起，关于美元的事，国务院已经作了答复，我想我不必重复了。”
国民党战和两难，美国对国民党也到了取舍两难的境地。尤其当美国明白他们鼎力扶持的这个代总统不过是块空招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热情更是降到了零点。当这个没有希望和廉耻的政府反复向他们伸手要美元的时候，他们那种鄙弃的神色仿佛是说：要肉吃吗？那么首先证明你有咬人的本领啊！
不过，共产党的渡江计划还是促使美国政府产生了一点怜惜之心。四月十四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所通过的《援华法案》延期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以为该法案拨款四亿美元中尚未动用的五千四百万美元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李宗仁摇头苦笑，这不过是杯水车薪。
2
渡江和谈判紧密联系在一起，几天来军委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谈判前景忽明忽暗，渡江日期一推再推，总前委不得不面对漫长的等待。雨一个劲儿地下、下、下，河汊水网涨满了水，瑶岗的田野迅速膨胀、积水盈尺。
邓小平的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凭窗而立，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烟一支接着一支。渡江作战的担子有多重，邓小平两肩称得出。由湖口至上海八百里江防线上有国民党的二十个军，他们不但在装备、火力上居于优势，且有海空军的配合。双方对比，国民党的军队是以逸待劳，解放军是攻坚冒险。一易一难，悬殊有如霄壤。态势上，国民党是隔水设守，长江天堑屏障一般挡在前面，宽处达十华里：而解放军要越江而过，凭借的只是打渔的小木船，且为数不多。除此之外，解放军最不利的是，不动则已，一动就使自己陷入背水作战的局面——此乃兵家之大忌。以上等等已属不易，如果渡江时间一拖再拖，长江的雨季再提前到来，后果将是不可设想。
邓小平接连抽了三支烟，在桌前坐下，一脑子的事，却不知从何做起。
陈毅审阅完了《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关于新区筹粮工作的指示》，信手抓起一本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他看了没几页，将书一丢，骂道：“个老子，啥子天气嘛！”说着拎起一顶斗笠，出门去了。
他在村外转了一圈，路过一间草棚，一猫身，走了进去：“王秀才，下盘棋如何啊？”
被称为“秀才”的王哲宝确实是前清的秀才，知书达理的一个人，因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弄得穷困潦倒，妻离子散，樓栖在一顶破草棚里。陈毅一进门，一股霉腐臭气冲鼻而来。王秀才正蜷卧在地铺上哼着黄梅小调看《聊斋》。
“哎哟！陈团长光临寒舍，不敢当，不敢当！”王秀才一推身旁的破烂，请陈毅在他的地铺上坐下。
“王秀才的黄梅戏唱得很有味道嘛。”陈毅笑道。
“陈团长还能听出这是黄梅调？”
“你可不要小看我，我可是上台演过戏呢，黄梅调也能唱几句，不过唱得不好，不如我的棋术。咱们还是书归正传，下棋。”
王秀才也不谦让，摆开阵势就“杀”了起来。
第一次和陈毅下棋，是王秀才找上门的。他自报了家门，说听说陈团长是位棋圣，前来讨教。陈毅说，棋圣不敢当，倒是三岁时就下“裤裆棋”了。
此时陈毅一面下棋，一面打量这个蜗居，一眼看到墙上王秀才自题的对联：
借一升吃一升升升不断
拉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
“对得很好嘛。”陈毅说，“如果不抽鸦片，辛勤劳作，还用借债吗？”
王秀才一怔，脸刷地涨红了，举着棋子半天放不下。
陈毅继续道：“贩卖鸦片，罪在蒋介石反动政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关键还是事在人为嘛。”
“是，是，都怪自己，怪我自己……”王秀才满面羞惭。
陈毅一面示意他继续下棋，一面说：“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钢……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你知书达理，这个记得吗？”
“记得，记得，梅尧臣《宛陵集》上的。陈团长真好记性啊！”
陈毅看了看尴尬万分的王秀才，笑道：“那好嘛，戒鸦片也要有‘可杀不可苟’的决心。马上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府需要你们这些肚子里有墨水的人噢！”说着递过一支老刀牌香烟。
王秀才躬身接过香烟，趁机擦去满脸虚汗，这才把手中举而未定的棋子向前跨了一大步。
二人下得正酣，邓小平派人来请陈毅。
陈毅撂下棋子即回。
一进那个三进瓦舍，邓小平就递给他一个记录本。那是广播监听记录稿，邓小平在其中发现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汤恩伯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内成立了由他自兼主任的政务委员会。
邓小平说：“如此看来，他们是不想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了！”
陈毅看毕点头道：“你分析得有道理。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有把他们打得招架不住，才有和平的可能。”
邓小平、陈毅当下决定将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找来，一起开会研究。两个小时后，总前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发出。
军委并二野、三野：
……我们找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三同志来，商量结果。
（一）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二十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做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愿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二十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
（二）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芜湖、安庆段九、七、三兵团准备均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首先成功。只要一处成功且能立稳脚步，其他各处即可随之成功。
该电是这一天总前委就渡江问题，向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三份电报。长江似一根敏感的神经，横在国共两党之间；又似一副道具，摆在国共和谈的谈判桌上。
3
和谈半个月，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鲜明对比，人心的向背，从共产党报刊传来的国内形势发展情况，与中共首脑的接触，种种熏陶和启迪，南京代表的思想感情由量到质迅速发生着变化。
四月十五日晚七时，紫禁城勤政殿朱门洞开。国共两党和谈代表经过五天的正式谈判，今晚将给这次谈判画上句号。
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递到了张治中手里。张治中注意到，这份文件中已删去“草案”的字样。周恩来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订。但无论签订与不签订，到四月二十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张治中问：“那么，这是最后的文件，只能说同意或不同意？”周恩来点点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深深吐了口气，说：“也好，干脆！”
四月十六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
派这两个人回去，张治中是有考虑的。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之女婿，便于做南京政府上层的工作。
临行前，周恩来特地去南京代表住的六国饭店与黄绍竑、屈武话别。周恩来对黄绍竑说：
“季宽（黄绍竑字）先生，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我们等你回来。请你转告李德邻先生，希望他能飞北平来签字。”
黄绍竑说：“依我看，协定能否签得成，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也许更少一些，但我会努力去办的。”周恩来点头：“毛主席祝你和屈武先生一路平安。毛主席说跟你相约过，等签订了协定，你们要填词唱和呢。”
黄绍竑显得很激动，说：“周先生，不管协定签不签得成，我都要回来的。”
“好，好。”周恩来说，“为了表示我们对和谈的诚意与对桂系的希望，我们释放了白先生的海竟强师长，明天你带他一起回去吧。”
黄绍竑带回的《国内和平协定》令南京政府大失所望。李宗仁一夜未眠。专程从武汉飞到南京的白崇禧，看完协定往台上一拍，冲着黄绍竑喊道：“真难为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
黄绍竑声调也不低：“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中共接受了我方所提四十余处修正意见的一半还多。”
“就是一百条又如何？我的条件就一条！”
“什么？”黄绍竑冷冷地看着激愤不已的白崇禧。
“共产党不过江！”
“健生，”黄绍竑嘴角不经意地挑起一丝嘲讽，“我们说话还是现实一些，明白自己的处境。这种强硬态度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可以，在如今已是有些滑稽了。”
“你什么意思？！”白崇禧拍案而起。
“你不必考虑我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没有用。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这个协定书，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思全在上面了。无论我们签不签字共军都要过江，而且，限定在四月二十日前答复。”
白崇禧怒不可遏，一声冷笑：“嗬！若不看人，我还以为这是共产党的代表在跟我说话！黄季宽，你有没有搞错？你是政府派出的代表，理应代表政府立场！据说政府还有‘腹案’为据！你黄季宽和张文白不仅有负重托，屁股还坐错了椅子！我告诉你，你也好，张文白也好，历史会记下你们这一笔的！”说罢摔门而去。
一口一口品茶的何应钦这时冷冷地说：“想不到是这样一个协定，还美其名曰‘和平协定’。德公，你看怎么办？”他斜了李宗仁一眼。李宗仁打禅一般坐着，默不做声。
何应钦见李宗仁久不开口，又道：“行政院开个会吧，总归是件大事。”说罢告辞了。
客厅里只剩下李宗仁和黄绍竑。一盆杜鹃花不解人意地在窗下开得火爆热闹，上百朵茶杯大小的粉白色花朵竞相怒放。
“德公，”黄绍竑在厅里踱了几步，走近李宗仁，“作为首脑，当断即断。当断不断，遗恨万年。中共的条件虽说有些苛刻，但还在八项条件之内嘛。桂系如果在这最后关头再失去机会，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难呐……”李宗仁半天吐出了两个字。
他这个代总统何止一个“难”字了得？他是和谈的倡导者，如今这样一个协定，就是他签了字，蒋介石不理睬，还是废纸一张。更难的是，白崇禧的日益坐大，大有与他平起平坐之势。若是他断然在这个协定上签了字，不仅意味着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还有和白崇禧势不两立的可能。而和兵权在握的白崇禧对立，就意味着与桂系分裂。从最近的事态看，白崇禧的屁股似乎正悄然向蒋介石挪动。不久前，他在给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的密电中称：“吾人今日爱护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保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地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
李宗仁既不能伤及蒋介石，还要关照自己集团首脑的情绪。
“德公，”黄绍竑声调低沉地说，“咱们一定得头脑清醒啊，绝不能与蒋介石同呼吸共命运。蒋介石最后还是要退保台湾的，我们呢？形格势禁，没有别的路可走，唯有和局才足以自保啊！”说着他有一些动情了，“你我和健生，自投军校就是同窗，投入军旅又为同志。我们几十年来生死相依，风雨同舟，患难共济，才有我们桂系一片天地。德公若出面与中共签署和平协定，便可在联合政府有副主席的席位，我们广西子弟也可保全下来，确保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几项对我们都还是有利的。事到如今，我们要面对现实，思谋自全之道了！……”
李宗仁摆摆手：“我对个人去留并不计较。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地卸职归田，以谢国人！”
第二天，李宗仁便派张群乘专机去了溪口。蒋介石一看协定的内容，嘭地一拍桌子，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和谈的气球在中国的上空耀眼地飘浮了几个月，就这么嘭的一声，破裂了。
四月十九日，电台广播了中宣部部长程天放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黯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才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
这代表了南京政府的态度，更是蒋介石的态度。溪口的所有电台电波狂放，一系列命令，甩开李宗仁直接发向一线各个将领。
北平的毛泽东、朱德慨然应战，签发了全军总动员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七、钟山风雨
一九四九年四月
长江两岸
南京
北平
1
新中国诞生前的又一次大阵痛开始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神圣的时刻。绵延亘古的长江此时犹如一把启动新中国的金钥匙，弯弯曲曲苍苍茫茫澎湃激荡横在渡江大军脚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一百二十万渡江部队，已经集结于江边。东、中、西三个集团，分布在蜿蜒一千公里的长江北岸。碧蓝的天空，轻柔的白云，红日映着一江春水，好大的一个晴天。一切都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与宁静。江堤上，大炮稳稳地蹲在阵地上，炮口沉默着。炮手们在隐蔽部里，嘴上叼着黄黄的油菜花，消磨这难耐的大战前的悠闲时光。大大小小的船只一窝一窝停泊在隐蔽场里，挤得水泄不通。船只披着伪装，一身青枝绿叶，俨然一片葱茏的灌木丛。这是它们最后一个闲暇的白昼了。
夜幕落下了。百万雄师，千军万马，骤然从地下跃出。如大海初发的春潮，如天空中涌起的风云，在纵横上千里土地上，奔涌着一片烟尘滚滚，热浪腾腾的人海。
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分不清到底有多少路纵队。只见所有的村庄、圩埂、大路、河堤、桥梁……尽是人，走不完的人；尽是队伍，不见头不见尾的队伍，漫山遍野，铺天盖地，源源不断，波澜壮阔。
在这江水一般的人流中，没有歌声，没有军号，没有呼喊；有的只是急促矫健的步伐，整齐严谨的秩序，沿着不同的道路，向着一个目标——长江江岸，衔枚疾进。他们肩上的枪械擦得乌黑油亮，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生发油气味。他们那稳健的步伐，压不住他们心底的激动，像夜色无法将四月的春光掩盖一样，从那嘴角眉梢流露出来。连排长们，把手中的指挥旗当手杖拄着，强装个安闲自在的姿态走路。但是，那旗杆偏偏把他们的心思泄露出来，尽找那路边的野花和小树枝敲打。
走在队伍中的秦基伟恍惚觉得，大地在脚下微微抖动了。他不知道这是千万人矫健的脚步踏在地上引起的震动，还是自己身上血液奔流引起的错觉……他向往多年的长江，就在几里外了。这条流淌着不尽的神话、传奇、故事，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浩瀚之水，是何样的风范呢？
他听到前面两个战士的对话：“哎，听说燕子过江嘴上衔根小棍，你知道为啥吗？”
“长江太宽呗。燕子一路要歇好几回，就衔着小棍凫在江面上。”
现在他们都成了过江的燕子，只是嘴上那根“小棍”经过半个多月的锤炼，变成了竹子，放在了胸中——“胸有成竹”了。
先于渡江大军行动的，是安徽百姓成千上万辆的独轮手推车、肩挑担。在这些车上、担子里，堆着军粮、弹药、麻袋、草包、绳索……一应前线将士要用的物资。从四月上旬起，江淮之间纵横数百里的乡村大路和田间小道上，便响起了独轮车的咿呀声，竹扁担的吱呀声。白天，赶海一般的独轮车在土路上卷起一团黄尘；入夜，车上千万盏小马灯，串连成一条闪闪烁烁的金黄色长线，像落在地上的一条银河。渡江在即，这条流动的“银河”随着大军的前移向前延伸，一直“流”向长江。
站在江边的秦基伟眼前一亮，看到一个推车的姑娘头上插了一簇映山红。一种熟悉而久别的温馨，在这个大别山的儿子胸中像长江浪涛一样冲撞着。家乡的女人在她们喜悦的时光，常常用火红的杜鹃花装扮自己。这种漫山遍野开放的花儿带着山野的纯净绚丽，热烈大胆豪放，极像皖地既纯情又妩媚的女子。
姑娘的身旁是个挎篮子的老大娘，捣着两只裹过的小脚走得急忙，那披散在耳边的白发使秦基伟的眼窝一下子潮湿了。他走上前去，拉住老人的手：“大娘，您的脚管不管？歇歇吧。”
“管哩，裹了四层脚布哩！”
这是一个让中国人铭记一生的时刻，有如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冀盼交织阵痛，喜悦伴随着不安，天堂联结着地狱。
刘伯承从桐城指挥部给他的亲密搭档、战友邓小平打电话说：“邓政委啊，这里的父老乡亲们正为部队送行呢，敲锣打鼓，人像海潮一样噢！”
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秘书陈麒章，正忙碌着下发文件。为这些文件的印刷、装订，他可是脱了三层皮。他手上忙的已经不是关于渡江的文件了，而是《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指示，这些文件一定要在渡江前发下去。
中集团的谭震林“谭老板”背着手站在指挥部的地图前，瘦削的身子挺得笔直。十几部电话机，铃声此起彼伏，作战处长、科长、参谋不断地向他报告：“十二军渡江准备完毕！”
“十五军渡江准备完毕！”
“第四兵团准备完毕！”
“中集团准备完毕！”
“西集团准备完毕！”……
总攻的时间到了。
率先渡江的是中集团的二十七军。是夜，无数只渡船在江面上展开，满江尽是闪烁不定的小红灯。这种糊了一层红纸的小马灯挂在船尾，是水上的联络讯号。随着波涛起伏，小红灯撒满江面，呈现出旖旎绚丽的战争奇观。
江北岸掀起猛烈的炮火风暴。极目望去，大江南北，到处是炮弹爆炸的火光在迸射、闪跳，时而像春雷在云间滚动，时而像地震海啸天地倒翻。大地在颤抖，江水在号叫。热辣辣的气浪里，树木、芦苇、江滩、水流变得猩红一片，跳动、摇晃……
船到中流，浪大流急，船身剧烈地晃动起来。炮声在空旷辽阔的江面和天空回荡，像一万只巨大的洋铁桶，被上万人踢蹬得满天乱滚，发出空洞的噪音。
炮火在继续延伸，它的威力可延伸至江南岸纵深十五公里地带。由于有皖南游击队、渡江先遣大队、保五旅提供的江防情报，炮弹发射点“有的放矢”，命中率极高。十几分钟后，江南的大炮就哑声敛气，没有了动静。
一营接近江岸了。岸上几座被炮火削了顶的碉堡像半截烧煳的大树桩，疯了一般扫射报复，打得战士们抬不起头。营长董万华挥动着挂了彩的右臂，指挥部队强行登陆。划在最前面的是三连五班，紧跟在后的是二班马家的船。第一船战士全部牺牲在滩头，第二船在“指挥船”的掩护下登上南岸，接着是第三船、第四船……
当二三五团在矶头山、大盖山与敌八十八军激战正酣时，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短小精悍的身子一跃，稳稳地站在了江南的土地上。
他回首望去，大江东流，万船争渡，浪滔滔，波鳞鳞，一派千古奇观！长江，这条中国第一大江，亘古奔腾，大军难渡。一千多年前的魏丞相曹操，率领八十三万人马，被阻长江北岸，船焚兵损，落荒而逃；八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带领将士转战数省，最终被困于长江上游，全军覆没。历史在这里上演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活剧，留下了一代代英豪壮士深深的遗恨和无限的悲怆。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不仅从此改变了长江天堑的历史，而且正在改写整个中国的历史。
这一夜，中集团三个军十余万人渡过长江。长江南岸国民党经营了数月的防线，被撕开了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大口子。
江南的整个长江防线被撼动了。
瑶岗总前委指挥部整夜灯火通明前面两进的厢房里发报机嘀嘀嗒嗒响个不停。中间的厅房里，邓小平手里攥着一把桥牌，不紧不慢地踱着步。秘书陶旭斌估算了一下，这一夜邓小平踱的步子加起来有二十公里。陈毅拿着话筒不松手，可着嗓门吼叫。
屋主王世鑫半夜起来解手，听到陈总团长吼道：“冲上去！一定拿下来……长江是我们的！”接着叭的一声。
第二天清晨，天井里一片笑声，出出进进的人很多。王世鑫经过天井，只见陈毅披着黄呢大衣，高兴地说：“老王，昨天夜晚我们的大军打过长江喽！”
王世鑫说：“那好，太好了。昨晚我听到您对着炮台发怒呢！您这一怒，蒋匪兵就统统跪在长江沿儿上投降了。”
陈毅哈哈大笑。警卫员说：“大伯，那不叫炮台，是电台。”
2
汤恩伯的绿吉普车终日在长江防线上疾驰，四月上旬到了芜湖至铜陵段，得知八十八军军长马师恭留下一纸辞书，不告而别。八十八军是顶替上个月投诚江北解放军的一零六军而被调到这里的，不料又出了这种事。目前整个八十八军群龙无首，乱成了一窝蜂。无奈之下，汤恩伯只好将二十军调了来。四月十七日他又来视察，这个在整个江防线上算得上是“有令则行”的二十军，竟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还没完成调防交接。汤恩伯治军以严著称，然而值此艰难之秋，军心浮动，投诚、起义、倒戈时有发生，对于这样一个尚能指挥得动的部队，他不能要求太多。吞下一口气，次日他驱车到了刘汝明的防区。
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全是一线横陈，没有纵深配置，没有后备应援。汤恩伯一看就明白，这个“老兵痞子”打的是“开溜”的主意。汤恩伯没把刘汝明看错，刘汝明也把汤恩伯的江防部署看得清清楚楚。国军精锐悉数集中长江下游，蒋介石真心实意守的是上海。像他这样的杂牌军摆在长江中段，不过是以牺牲实力为代价，绊绊共产党的脚而已。刘汝明不傻，江防是老蒋的，兵是他自己的。只要有兵有枪，谁也奈何他不得。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保存实力。所以汤恩伯指责他的江防部署时，他淡淡一笑，说：“汤司令长官，我刘某虽无能，但总还是吃了这么多年军粮，对于纵深配置和后备应援还是懂得的。可是一个萝卜百个坑，我用什么搞配置和应援？要不你再给我一个师，怎么样？司令长官，再给一个师？”
汤恩伯真想立马将这个流氓给撤了、崩了，可是他能做的只是冷着脸命令刘汝明把这段二百里江防守好。他的这个命令是何等的苍白和无力，连他自己也能感觉得到。
四月二十一日拂晓，刘汝明接到下属第五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李益智报告，说共军已在他们的侧翼铜陵以东八十八军正面大举渡江。刘汝明立即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面授机宜：“共军大举渡江已经开始，各位切记两个字，一个‘好’字，一个‘巧’字。什么意思呢？不要急，听我一一说明。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的对手又是那个刘伯承刘瞎子。这也许是天意，没办法呀。但是你们也不要怯他，他们这次是背水作战，刘伯承的这战术、那战术，在长江上全没有用。他们也有一个字，那就是‘渡’——没有舰船不好渡，长江天堑不好渡。我们弄好了这次也许能雪耻复仇，一吐几年之恶气，让那个刘瞎子掉进长江喂江猪，这就是‘好’字。但作战之事，风云难测，刘瞎子鬼点子又多，我们不能不做第二种准备，那就是一个‘巧’字。那就是一旦情势不对，立即后撤，放弃阵地，保全实力。但是，”刘汝明快速扫了一眼在座的各位，“施行‘巧’字战术时，一律不准用无线电，尽量口头下达，不得已时就用电话。明白了？”
明白的、不明白的，个个点头。其实刘汝明的用意不难明白，不用无线电，一则怕被解放军窃听，二则不让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知道。九十六军撤得越晚，对他们越有利。
会议结束不久，江北岸的大炮响了。开始刘汝明还以为是例行公事，打几炮就完了，一是刘伯承惯于夜间动作，而现在日头还挂在天上；二是所得到的情报全是刘伯承月底渡江。哪知大炮越打越猛，没完没了，打得江岸各处守军无法抬头。无线电、电话骤然大作，纷纷请示：“钧座示意，是打‘好’字，还是打‘巧’字？！”
四月二十一日，东、西两个集团同时在西起马当、东至江阴的一千二百华里的正面发起总攻。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炮火首先实施效力发射。一时间天和地全被烧红，滚滚长江没有了流向，几层楼高的水柱鳞次栉比，变成了千古奇观的大喷泉。随着一排排炮弹腾空而起，天空飞蹿着各种各样的啸叫。对岸香山脚下的灯塔冒出一团白烟，轰然坍塌。又是几排炮弹，对岸黄土冈跳了几跳，黄土冈上刘汝明的大炮陡然失声。炮兵手上有皖南地下党的情报图，可算得上是“有的放炮”。刘伯承在渡江战役中，将他的作战艺术发挥得炉火纯青，集中绝对的优势炮火与兵力以达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将对渡江威胁最大的敌炮兵阵地、碉堡，十之八九予以摧毁。
第二野战军的指挥部设在桐城中学。桐城地处大别山东麓，“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纵川”。建城一千二百余年以来，诗艺文苑群芳云集，学林宦海鸿儒荟萃。境内大龙山脉蜿蜒起伏，湖川河网纵横交错，为理想的屯兵之地。创办于一九〇二年的桐城中学，一方巨匾上铸着四个斗大的铜字——勉成国器。刘伯承的指挥部就设在匾额右侧的图书馆里。在这里，刘伯承完成了渡江作战的构想。他以奇兵制胜，将渡江部队登陆的地点大都选择在不便登陆的险要地带，以达出敌不意之目的。这种大胆的谋局，连最能理解刘伯承意志的参谋长李达鼻尖都沁出一层汗珠。
二十一日十六时三十分，所有作战命令下达完毕，作战室一下子静了下来，静得能听到煤气灯的吱吱声。刘伯承端起一碗茶水，拿起一本柳公权的字帖，一口一口地啜着，一字一字地品着。李达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一手握着醋瓶，一手拿着大葱，一口醋一口葱喝着、吃着。这是山西人李达的“咖啡”，是他在长期作战的极度疲惫中发明的提神“神品”。煤气灯下，二野的副政委张际春在看作战处处长姚继鸣作的《阵中日记》。
电话铃骤然响起，第一位从江边打电话来的是南下时任十一军参谋长的杨国宇，他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调由于过分激动听起来愈加生动活泼：“我们的大炮打过去喽！个老子激起的水柱子硬是有几十丈高哦！现在我们开始渡江喽！”
十八时，李达向军委、总前委发出第一份前线报告：
二野于马（二十一）日十七时开始全线渡江作战，刻渡南岸者三兵团两个团占领乌沙闸以西阵地；五兵团一个团占领黄石矶以南高地。余在续渡中。
当夜二十时，发出第二份前线报告：
我二野刻已知渡南岸者计三兵团七个团，五兵团两个团。
当晚二十四时，发出第三份前线报告：
（一）我三兵团刻已渡过四个师，预计明养（二十二）日拂晓十一、十二两军可全部渡完；（二）五兵团之十六军已渡过两个师，预计明养日拂晓前该军可渡完；（三）四兵团情况待报。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头顶着一个大斗笠，两腿泥水，站在华阳镇江堤上。天下着牛毛细雨，江面一片迷蒙。黄昏时分的炮击首发将江对面的灯塔摧毁，敌人的“眼睛”瞎了。月亮还没有出来。数百只战船出华阳渡口入江，沿江堤一溜儿排开，如开弓之箭，只等一声命令。
美中不足的是这天没有风，十几丈高的桅杆上光秃秃的，风帆派不上用场。秦基伟好不甘心，将头上的斗笠一甩，扬起脸望着黑幽幽的天空。忽然间，江面上一阵水浪声，呼呼的东北风不期而至，将那地上的斗笠刮得陀螺一样旋转。
战士和船老大们简直不敢相信，几秒钟的沉寂后，江堤、江面一片欢呼声：“老天爷有眼，共产党有福！”“起渡！”
秦基伟一声令下，四十四师突击船队扯起风帆，百船争渡。刹那间白帆一片撒满江面，红灯闪闪星罗棋布。没有人声，没有炮鸣，只有扳舵、摇橹、划桨声，吱吱呀呀、哗哗啦啦响成一片。东北风鼓胀着白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 船只变成了一个个小白点，大江又回归寂静。但那黝黑而沉闷的空中，有一触即发的紧张。
秦基伟依然站在江堤上，雨随着风势越下越大，却全然进入不了他的感觉。根据刘伯承“出敌不意”的宗旨，秦基伟把主突破点选在香山、香隅坂。这些地方礁石参差，岸崖陡峭。刘汝明断定解放军不会从这里上岸，将鹿砦、地雷、火力重点摆在了灯塔以东。秦基伟偏偏就利用这一点，他的十五军打过许多邪门仗，他们敢于干对手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是，战争的事，愈奇也就愈险，他那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十几分钟后，四十四师师长向守志报告：“船到江心，一切顺利。”
不待秦基伟的一口长气吐出，一长串照明弹倏地腾空而起，江上一派通明。接着，江南岸爆起密集的枪声。
“炮火掩护！”秦基伟命令。
白色的帆船在枪炮与风浪中起伏颠簸，如雨如雹的炮弹带着火花掠空飞舞，水柱冲过船桅。帆船队形错乱，有的开始偏离航向。
“掌握方向，成败在此一举！”秦基伟遥控指挥四十四师。
“有进无退，争取第一船！”这是四十四师突击队在誓师大会上的口号，现在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誓言。
“红三连”冲在前面的一只大船上，指导员周福祺站在船头，扛着“打过长江去”的红旗，指挥着全连战士。突然船头一歪，他回头一看，老船工王彦先倒在血泊中，一条腿受了重伤。周福祺将红旗往衣领里一插，一把抓住船舵，同时命卫生员给王大爷包扎伤口。
骤然一道光闪，“咔嚓”一声，船身向左一歪，船头的桅杆被拦腰炸断。桅杆连同风帆倒进浪涛汹涌的江中，另一头的绳索却还连在船上。周福祺一下子被掼倒，江水呼地从左舷涌进来。千钧一发之际，大个子战士张国正用他那铁杵一样的臂膀死死地把住舵。
“拿斧子，快砍绳索！”王大爷喊道。
四班长高玉生抡起斧子，嘭的一声，船身猛烈向右一闪，摇晃了几下，平稳了。
战士们挥起船桨、铁锨、木板儿甚至钢盔，奋力前进。躺在船尾的王大爷朝战士们喊：“大军同志，再加把劲，就要靠岸了！”
张国正将上衣扒个精光，赤膊上了。
南岸在即，红土冈上的树木依稀可见。忽然一阵刺眼的亮光，红土冈上轰然间冒起一条一条的火舌，敌人开始用火焰喷射器封锁滩头。火油随着碰撞翻滚的波涛，燃起一尺多高黑红色的火焰。几分钟的工夫，方圆五十米的江面上变得一片通红，堵住了登岸的去路。
“轻重机枪、特等射手，打火焰喷射器！”周福祺下了命令。
全连开始向红土冈射击。这时江北岸的炮弹掠空而过，击中了红土冈。后续部队陆续赶了上来，一齐用火力压向正面敌人，敌人的势头减弱了。
“四班，准备登陆！六班，准备好手榴弹，配合火力队掩护！”
周福祺下过命令，正要带领火力队登陆，忽然有人一头栽倒在他身上。他急忙抱住一看，是张国正。鲜血从张国正左右两臂向下流淌，赤裸的前胸、腹部血肉模糊。
“……指导员，我……我完成任务了吗？”
周福祺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渡江前夕，张国正向支部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希望完成任务后一旦牺牲，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好同志……”周福祺哽咽了，“你完成任务了，放心吧！”
张国正的嘴唇翕动了一下，闭上了眼。情况不容片刻迟缓，周福祺将红旗一挥，咬着牙，大步冲上江岸。
一场激烈的交锋后，敌人的气焰渐渐低落。此处原是刘汝明设防最薄弱之处，由于渡江大军来得过于突然，上下乱套；电话线路被炮弹炸断，无法沟通，一时没接到“巧”字命令。尽管前沿损失惨重，防守战还是打得很顽强，几乎将全部火力一股脑泼向江心。
刘汝明一听损失惨重、打得顽强，非但没嘉许，反而大发雷霆，将属下骂了个狗血喷头，随即向他的八兵团连下三道命令。第一道，关闭电台，切断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各总部以及友邻部队的联系，便于自行活动；第二道，命令施行“巧”字策略，立即后撤，放弃阵地；第三道，命令兵团部直属分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浙赣线撤退。
参谋长刘杰要求稍候片刻，调一个师与兵团部同行。刘汝明一拍桌子：“忘了刘伯承那个战术原则了？现在不患兵单而是患兵不快，快就是胜利，慢了就做俘虏！快撤！”
部队撤出不到一半，解放军的一梯队、二梯队已经冲上江岸，控制了要点、要道，把刘汝明八兵团的一线部队“包了饺子”。
此情此景在国民党的所谓《戡乱简史》中有真实的记载：“满江尽为匪船，首尾相接，络绎不绝。”“匪船过多，我顾此失彼……乃被迫撤向芜湖下游。”该笔吏哀叹解放军的气势“几有所向无敌之概”。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晚九时，已渡过十六个团，控制了宽二百余里、纵深十至二十里的登陆场；又经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作战，占领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安庆守敌弃城而逃，被追歼于吴田铺地区。
至此，第二野战军成功地突破长江防线，从战略上切断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与华中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而第二野战军由于战略战术得当，第一批渡江的三、五兵团的六个团，伤亡还不到十人。
四月二十一日。长江江阴至扬中段。
东集团面对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江阴至扬中段为汤恩伯的重防之地，忧患之地。倘若此段防线被突破，他保卫大上海的计划将付诸东流，因此他将精锐五十四、二十八和第四军沿南京以东配置。防守江阴要塞的是二十一军，一色美械装备的精锐之精锐。
第三野战军副司令粟裕深深的眼窝里蕴含着冷静与智慧，他一面将他的两个兵团八个军三十五万人马一一布好阵，一面拨动他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安插在敌垒里的“策反”轮子，双管齐下。当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部得到江防前沿部队“共军开始渡江”的报告时，粟裕的突击队已经登上了江防阵地。粟裕一览群山的战略眼光与卓尔不群的军事才华，再次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长河中重要的地位。
由于策反的成功，江阴要塞七千余官兵就地起义，掉转了炮口，接应渡江部队。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源源不断地从江阴这个突破口登陆，这使得东集团的渡江作战得以神速地长驱直入。次日晨，东集团军随着一轮红日的冉冉上升，不断地扩大战果，击溃了国民党三个江防军，使其江阴至扬中段长江防御彻底瘫痪。
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一千里江防全线崩溃。
百万雄师激战长江天险，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四岁，他就是王近山的儿子蛮蛮。在他被抱上船头的时候，幼小的生命已经和他的父辈一样，全部交给了革命。他和百万勇士一起经受了大江激浪和炮火的洗礼，火焰喷射器发出的火焰和热浪将他嫩白的小脸炙得紫红。那是一个铸造英雄的时代和时刻，小蛮蛮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刻，这使他终生受益无穷。这要归功于他那“疯子”爸爸，这事在常人看来，做得确实有些“疯”。
为纪念那不寻常的时刻，渡江后每人发了一枚纪念章。可是偏偏漏掉了一位，那就是四岁的蛮蛮。他不依了，带着哭腔抗议道：“为什么我没有？！”
“是啊，”王近山笑了，一拍脑门，“怎么把我们的小勇士给忘了？给，我的这一枚属于你了。”
“不要，我要我自己的！你们为什么忘了我？！”
长江被解放军甩在了身后。
在渡江大军强大的攻势下，守防蒋军溃乱不堪。汤恩伯一看江防军大有被解放军沿江分割围歼的危险，立即于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下令总退却。他命令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路撤退；命令芜湖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杭州方向撤退。他要以两路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防线，固守上海。江防线上接到命令的江防军和没有接到命令的江防军，全部夺路而逃，状若惊马迷羊奔兔。一时间江南大小公路、土路黄土飞扬，遮天蔽日……
桐城的刘伯承，手上的放大镜又锁定了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
他分析，敌人成建制地向南撤退，有可能想利用钱塘江、沪杭路和浙赣路，以皖浙边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第三野战军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成了敌军退却的唯一通道。
他喝了口水，背手转了半个圈，突然止步，对参谋长李达说：“我们要立即改变原来的作战方向。”
李达随刘伯承走近地图，刘伯承继续道：“我们的主力不再与三野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浙赣线之贵溪、上饶、衢州，直至义乌一线。这样既可截断浙赣线，断敌退路；又可斩断蒋、桂之联系，以全力迂回于蒋军的侧背，给其以狠狠打击，扩大我预定的京沪杭会战范围。”
李达说：“好。我马上报总前委。”
当日，总前委批准了这一方略。同一天，第二野战军下达了《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徽杭线给各兵团的指示》，要求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之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之敌，五兵团进击街州之敌；并要求“各部队应加快行军速度，增大里程，以免迟延丧失战机。”
各兵团闻令而动，人不停步，马不卸鞍，日行一百二十华里，向南挺进，开始了中国解放战争史上的大追击。
3
四月二十一日，南京国民党立法院贴出紧急布告，要留在南京的二百二十五名立法委员立即乘飞机离开，已在明故宫机场准备好了十架运输机。
春风荡漾，南京的梧桐树依然婆娑弄姿，然而人们再无暇观赏注意。随春风而来的隆隆炮声，给这座京城笼罩了恐慌和惊惧。京沪铁路已经中断，逃难的人群洪水一般涌向京杭公路。
总统府内，李宗仁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在座的何应钦、顾祝同缄口不语。李宗仁寡着脸，高高的颧骨悲壮地耸立着，五个手指下意识地敲着桌子。
白崇禧不愧为桂系砥柱、国军栋梁，此时他的脸色依旧明朗，雄心不减，对坚守武汉和西南半壁，未因共军的渡江而信心丧失。他先开口道：“放弃京沪！德公，只有放弃京沪才有出路。倘若汤恩伯放弃京沪，将主力移至浙赣和南浔线，与我华中四十万军队互为掎角之势，固守湘赣，便可阻止共军窜入大西南。”
李宗仁看了看何应钦、顾祝同，他是同意白崇禧这个“互为掎角之势”的挽颓之策的。但是，固守上海是蒋介石的谋局，他能同意放弃上海吗？他既然不让桂系拥有江南半壁江山，又岂能让西南为桂系所有？
何应钦开口道：“眼下也只有此可行之举了。”
顾祝同点头：“是的，别无选择！”
李宗仁说：“我看健生说得很有道理，只是汤恩伯那里……”
他这个代总统当得实在是窝囊透顶了。就在第二天，溪口的蒋介石派来专机接李宗仁去杭州会面。
四月二十二日一早，李宗仁登上飞机。这是自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引退后，他们的第一次会见。当两双手握在一起时，双方的内心皆是一阵凄凉。李宗仁没料到，仅仅三个月，蒋介石的须发竟然十之九变白了。蒋介石的两眼被李宗仁高耸的颧骨刺了一下，那张他十分熟悉的国字脸，已是“国将不国”了。
在这种心情下，二人略事寒暄，便直奔主题。
李宗仁憋着一腔怒火，压了又压，口气仍是十分生硬：“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共军大举渡江，南京陷落就在旦夕，你看怎么办？”
“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不必灰心！”蒋介石一脸诚挚。
李宗仁索性敞开来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委实比李宗仁老练得多，尽管李宗仁的话十分不恭，他脸上却无丝毫愠色。眼下他还需要这个挡箭牌，需要李宗仁给他支撑门面。上海的一些金银和善后之事还未了结，李宗仁能多支撑一日，他就多赢得一天时间。他身子向前凑了凑，说：“时局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德邻兄，只有你继续领导才有希望，谁也代替不了你呀！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介石那种诚挚万分的眼神，使李宗仁一下子气泄了大半。“既然如此，”李宗仁说，“眼下必须放弃上海，确保两广和大西南。汤恩伯部应迅速向浙赣转移，与白健生的华中部队成掎角之势，阻止共军南犯。”
“此议甚好。”蒋介石不动声色，“军事指挥权在国防部，你是代总统，可以要国防部按你的意志下命令部署，我绝不过问。”
“总参谋部与国防部今后是个什么关系呢？”李宗仁紧逼不放。蒋介石一直都是通过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军队，将国防部和他架空。
蒋介石反应极快：“今后，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蒋介石一退再退，看来李宗仁就是提出一百个要求，他也会一百个答应。以至于李宗仁自己都感到，若再说下去，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蒋介石又是一番安慰和鼓励，再三表示他全力支持的诚意。
作别时，李宗仁心里一片茫然。他和蒋介石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说话向来是不算数的。
会见结束，当天李宗仁飞回南京。飞机一落地，四郊的炮声、枪声礼炮一般不绝于耳，南京城内一片凄凉。平素最繁华的中山路、太平路，商店全部关门停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准备。
当晚，汤恩伯奉召来谒。李宗仁问：“目前战局如何？”
汤恩伯数日未眠，面容浮肿，答道：“共军已迫近城郊。本晚大约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晚八时许，李宗仁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联衔来电，言之，共军入城时代总统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待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
李宗仁早已明白，他的这些代表是决心向共产党靠拢了，责其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报掷于地上。
四月二十三日，天蒙蒙亮，李宗仁被剧烈的炮声从睡梦中震醒。
“共军就要进城了……”他自言自语。
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是汤恩伯打来的。汤恩伯报告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攻进城区，催促他赶快乘飞机离开南京。李宗仁来到机场，飞机的马达已经发动，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在机前迎候。
匆匆握别，匆匆登机，不待李宗仁坐稳，飞机便呼啸而起。
“绕南京盘旋两圈吧。”李宗仁低沉地交代秘书。这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当机翼掠过中山陵那一片灰蓝色的建筑群时，他粗大的喉结一阵颤抖，痛苦地闭上眼。
副驾驶员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缓缓启目，良久，说了句：“先飞桂林吧。”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
当日午夜，南京城宣告解放。
总统府威严的红漆大门被撞开，人民解放军如长江巨流汹涌澎湃奔腾而入。前后大殿、大堂、侧堂、甬道、熙园、画舫……一时间如爆满的河床，无数条打着绑腿的泥脚在飞奔，咚咚咚如春雷滚动，响彻这个神圣了数百年的官府衙门。
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旗杆上飘落，被掷踏于地。
国府机枢之地再无森严与威风。
“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不再是口号。泥腿子的后代，土八路的大兵，双脚实实在在地踩着国民政府的大红地毯。这一切来得那么艰难，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之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这一切来得又是如此让人始料不及。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四百多万军队气势汹汹地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直至攻占了共产党解放区的首府延安；却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黄河边上那个寂静而暴烈的夏夜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稀里哗啦，所剩无几，连号称龙盘虎踞的南京城都无力守护，就这么弃都而逃了。解放军的士兵们欢呼着，一直向里冲，冲过长廊，冲上十级大理石台阶，冲进“子超楼”，踩着满地散落的文件、纸片，一口气冲到挂着“总统办公室”牌子的大门前。打头的士兵猛然顿足。
激动？仇恨？喜悦？说不清。
大门嘭地被打开了。
蒋介石巨大的写字台上，日历翻在四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天午夜，已经脱衣睡下的蒋介石突然一跃而起，对儿子蒋经国说：“准备船，我们要走了。”
“去哪里？”蒋经国一脸困惑。
蒋介石未语。直到“太康”号兵舰驶出港湾，蒋介石才出乎所有随行者的意料，对舰长黎玉玺说：“去上海。”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已经脱下那件臃肿的棉衣，换上了春装。虽是通宵伏案工作，脸上却毫无倦意。用过早餐后，他信步走进六角凉亭。庭院里洒满了阳光，双清泉水如歌如琴潺潺流淌。几只麻雀在觅食，蹦蹦跳跳，唧唧喳喳，把毛泽东逗笑了。他的心情非常好。
秘书兴冲冲快步走来，将一张《人民日报》递给毛泽东，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啦！”
“噢，这样快！”
晨风中，“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
南京这座古城对于毛泽东，更多的是理性的政治的概念。这个权柄之地，自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在此成立军事委员会，一九二八年四月又成立了他的国民政府，这里便成了政权的象征。围绕着中国政权的归属问题，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殊死搏斗。而今乾坤陡转，地覆天翻，四海归一。毛泽东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酝酿于怀的诗情喷薄迸发，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跃上笔端：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