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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部分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一、风卷残云
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七月
南京
南昌
上海
北京
1
鲜红的太阳高照在龙蟠的紫金山上空，玉带般的长江、秦淮河环抱着虎踞的金陵城郭。
城内，万人空巷。庄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一批批从浦口渡江，登上中山码头，沿着中山路阔步前进。码头内外，大街两旁，站满了身穿各种服装的市民群众，其中包括男男女女的大、中学生。沿街许多楼房的窗口，也挤满一张张兴奋的笑脸。他们举着彩色的旗帜标语，迎着解放军夹道欢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同志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四月二十七日，南京解放后的第四天，邓小平和陈毅由合肥的瑶岗动身前往南京。首任南京市长的“父母官”刘伯承，则由于身临一线指挥渡江，渡江后又紧急部署二野进军浙赣线，军务繁杂，而比邓、陈晚到了两天。
当征尘未洗、战袍未卸的刘伯承匆匆赶往南京上任，已是二十九日的暮霭时分。加之仓促成行，事先未能同南京的警备部队取得联系，以致刘伯承来到自己这位由共产党任命的首任市长的治下时，却茫然站在中山码头上，不知该到哪里办公了。
情急之中，刘伯承让警卫员去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上了汽车，警卫员突然一拍脑壳，叫道：“啊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
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到家了。”笑罢，果断地对司机说，“司机同志，请你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车子一到“总统府”，刘伯承便与先期到达的邓小平和陈毅见了面。
挥师百万大军渡江，解放了南京的三位统帅，此刻谈笑风生，并肩步入国民党的“总统府”，通过二百多米的长廊，登上国民党党政机关办公楼，走进“总统办公室”。
曾经富丽堂皇的总统府邸，如今一片狼藉。文件满地，表册散落，皮坐椅上的滚龙绣垫滚到了墙角。只有翻到四月二十二日的台历端正地摆在宽大的办公桌上，昭示着蒋家王朝的末日。
“二十二年前的四月，”邓小平看着桌上台历的日期，心情沉重地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利用黄金荣、杜月笙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捕杀工人、学生，逮捕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群众。三天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三百多人，被捕五百人，失踪三千多人……蒋介石是手执屠刀上台的。”
陈毅跺着蒋介石曾经踩过的红木地板，气愤地说：“仅四月十五日这一天，他们就在广州捕杀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两千多人。马日事变后，蒋介石又下令‘宁可枉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呀！”
“但是，二十二年后的今天，人民终于胜利了！”刘伯承朗声说道。
邓小平深深呼了口气：“是呀。这是人民的胜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胜利！”
“为此，我要在他的总裁办公台上，赋诗一首。”陈毅说罢，展卷拈毫，激情澎湃地书道——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通上天。
直下金陵扫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书毕，陈毅将毛笔恭恭敬敬捧给刘伯承：“市长大人，请赐墨宝。”
刘伯承接过笔，意味深长地一笑，挥笔写道——
刘伯承到此一游。
陈毅和邓小平看到刘伯承书写下如此墨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仅从中读出这位长者的气度和胸怀，而且领悟到这位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刘伯承的“到此一游”确实不是戏言。战局的发展，需要他去承担更为艰巨和重要的使命，任职南京市长不过是这段历史中的一瞬。南京这座城市与他的深厚渊源，在于不久的将来实现了他军事教育的夙愿，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注定了他在南京担任市长仅是“到此一游”。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全线突破江防后，国民党军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铁路沿线撤退，企图以皖浙边山区为依托，构筑新的防线；芜湖以东和常州以东的部队分别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凭借坚固设防城市顽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伺机反扑或从海上撤逃。
依据敌军撤退情况，刘伯承与邓小平、陈毅等人商定：立即取消二野四兵团卫戍南京的原有任务，改沿第五兵团右侧直插浙赣线上饶地区，协同第三、五兵团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之后全力迂回至汤恩伯集团的侧背，配合第三野战军扩大京杭战役规模，顺利解放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
按照调整部署，第二野战军在近二百公里宽的正面上，如同横扫落叶的狂飙，向着皖南、赣东、浙西席卷而去。
长江以南通往浙赣铁路、徽杭公路方向的所有通衢道路，官道、土道、小道、山路……展开了举世罕见、规模空前的脚力大赛。前面是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逃，后面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大追击。千里大赛，黄尘漫卷。沿途之上，到处是被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汽车、马尸、伤员、头盔、带血的绷带、女人的照片……路边的小镇村庄，十室九空。满街满地的稻草、衣物，满屋满院的粪便、猪毛，一片遭受洗劫后的凄凉。门板上、墙上、桥栏上写满了警告、留言：“四十五军到杭州集合！”“快通过变溪桥，慢了有危险！”“窦司令到杭州清波门气象台集合！”“到金华集合！”“到宁波集合！”……这些都成了后面追击者的路标、引导。
二十九日晚，十三军追至官王庙、朱山桥一线，在朱山桥地区扭住逃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部队当夜冒雨出击。
战至三十日凌晨，突击三连进抵南江庄，发现一股敌人正由玉门山沿着公路逃跑。连长立即把三个排分成三路，勇猛冲上一千多米高的陡山，攀着树枝爬下山崖，直插敌人中间。敌人猝不及防，被压缩到了山凹里面，一齐举起手来，高喊“饶命”。
当战士们从泥坑里拉出第一批俘虏时，其中的一个胖子竟吓得哭了起来。在进行俘虏登记的时候，那个胖子说他是师部书记。负责登记的干部看他不像，就给他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直到用现身说法讲起自己也曾是个俘虏时，那个胖子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一九师师长张勋亭。唉！我真是苦得很呐！从小孤山撤退下来，连夜奔跑。那天坐船过河，我把骑的马也扔了……最后还是被你们抓住了……”
这一天，敌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和他的残部，也在万年的万克园被十三军三十七师咬住，大部被歼。战斗结束后，战士牛三保发现有三个敌兵蹲在一个水潭子里发抖。三人一看见牛三保，就都举起双手爬了出来。牛三保把他们押到连长李德瑞那里，其中的一个俘虏看到李德瑞的胸章和短枪，晓得他是个“长官”，马上苦笑着说：“我叫李德彪，和你的姓名差一个字，咱俩是兄弟哩！”李德瑞问他是什么官，他结结巴巴地回答：“排……排长。”
在押送他们去俘虏营的路上，他叹息着说：“从安庆逃到现在，突了十几次围，还是被你们捉住了。”
正说着，一群俘虏走过来，其中的两个人一看见他就惊讶地跳起来，马上向解押他们的干部报告：“报告长官，他就是一七四师师长！我们在安庆做生意时，被他们抓来挑行李，把肩膀都压肿了。我们向这个师长要求释放，这家伙反而痛打了我们一顿。现在我们要揍他，请长官允许我们报仇！”说着，卷起袖子，要跟这家伙拼命。
负责解押的干部劝阻不住，他们一边愤恨地喊着“不行，非揍他不可”，一边冲上去把那个家伙撂倒，并从他的衣袋里翻出一枚黑色角质图章，亮出图章上刻着的“吴中坚印”四个字。那个自称是“排长”的吴中坚这才不敢抵赖了。
至五月一日，第二野战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歼敌第一〇六军二八二师和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全部，及第九十六、六十八、七十三军一部，粉碎了刘汝明及侯镜如部利用皖浙边山区掩护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的企图，迫使残敌向金华、衢县、上饶方向逃窜。
接着，野战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二野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以便在敌军被歼灭后，即可分别开展三区工作”的指示，分别确定各兵团千里追击的目标。
暮春时节的江南，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在雨具缺乏、病号增多的情况下，按照刘伯承、邓小平“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的指示，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以每天数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速度追歼逃敌。天几乎无日不雨，一步三滑。向前，向前，向前。战士们头顶回响着刘伯承的六字令：“猛打！猛冲！猛追！”
一双草鞋烂了换，换了烂。走着走着，扑通！倒下一个。旁边的赶紧一拉，拉不动，以为牺牲了；俯下身去，听到一阵呼噜声。这个时候就怕坏肚子，一个“大手”解过，要跑半天才能追上自己的部队。二野的老战士张玉明回忆说：“一连十二天，追追追，脚杆子都跑细了……”
跟踪，平行，超越，阻击……国民党军常常是在解放军的前后夹击中退走，想要摆脱解放军就须有更快的速度，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敌九十六军的一个团长被俘后说：“撤出江防本来就仓皇，途中听说南京被攻占，部队呈现极度恐慌的情绪。人们像是被施了魔法，谁也收不住脚跟，一股劲地向南边飞奔，向东海滚落。而解放军受到巨大胜利的鼓舞，总是赶在我们的前头。大家先是丢掉重武器，逐次丢重机枪、轻机枪，子弹打光后便把步枪、冲锋枪也丢了。再后来，给养也不带，军毯也嫌累赘，笨重的美式军靴到处可见……结果呢？照样逃不脱解放军的追击。”
敌第十七兵团在徽州刚要动，解放军就上来了。慌得兵团部连整仓库的弹药都顾不上销毁，就下令火速撤离。其实冲过来的不过是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一个连。
六十八军的一个团在景德镇、弋阳之间宿营，半夜时解放军的一个排在西边打了一通机枪，喊了几声“缴枪不杀”，浩浩一个团便全部缴了械。
有的部队逃了一天一夜，刚缓口气想要开饭，几个解放军侦察尖兵冲过来，吓得他们丢下饭锅就跑。有的敌军汽车正在发动，慌乱中打不着火，连汽车也不要了。
解放军一路追歼，一路把俘获的汽车和汽车兵组编起来。于是敌我双方来了个颠倒颠，摩托化的国民党军成了步兵，一向靠两条腿行军的解放军反倒变成了机械化部队。这样的颠倒，进一步改变了追逃的竞走态势。
一时间，公路、稻田、丘陵、村落，到处是国民党军的溃逃部队。他们有的脱掉棉衣，把棉絮掏光轻装，随时准备跑路；有的跑不动了，干脆躺在地上等着解放军前来俘虏。
许多部队乱了建制，不知指挥官在哪里。有些指挥官看情势不妙，丢下部队开溜了。
第四军军长王作华对副军长李子亮说：“鉴泉，我到前面探探路，看那里到底有没有解放军。”一去不回头了。
第四十五军军长陈沛自己开着一辆吉普车，招呼也不打，径自跑到上海去了。群龙无首的部队要求副军长陈阵指挥，陈阵憋着一肚子气说：“好吧，别人能走，我们为什么不能走？非要在这里等死吗？”说走就走，但他并不指挥。部队只好乱哄哄地跟在他的后面，行不过三里，被解放军截住，噼噼啪啪打一阵乱枪便停止了抵抗。
新七师师长张少武更是干脆，听说解放军追上来了，站在高坡上一挥手：“不愿意死的跟我走，投共产党去！”竟把一个师拉走了。
五月四日，第四兵团在陈赓的率领下，先期占领了浙赣线上的上饶、贵溪、横峰地区。其第十五军占领上饶后直出武夷山，到达福建建瓯、建阳、南平、邵武等地。第三、第五兵团亦于五月七日分别占领金华、衙县地区。
至此，第二野战军牢牢地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四百公里的浙赣铁路，彻底粉碎了敌人据此组织防御的企图。更为重要的是，浙赣线被切断，使得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被彻底分割开来，彼此不能相顾。一个喜人的形势摆在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的面前，震惊中外的上海战役可以顺利、如期地发起了。
2
第二野战军从总部到兵团、军、师、团各级指挥所的作战地图上，出现了惊人相似的态势。一组组红色箭头呈钳状坚定地向南、向西延伸，每一个钳口所咬之处都意味着一次包围、一次全歼。不同的只是自师团到总部，钳口一级比一级的更粗更大更有气势。
钳口伸得最远，速度最快的是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
五月十六日这一天，担任前卫的十三军三十七师接到陈赓“抢渡抚河，解放南昌”的命令。全师上下顿时开了锅，人人欢呼雀跃，个个奔走相告。大家把师长周学义围起来哄呀闹啊还觉得不过瘾，又呼啦一下子把周学义举起来往空中抛，抛一次问一声：“师长，真要打回南昌啦？”
“对，打回南昌去！”……
南昌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武装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二十多年来，红军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锤炼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无不胜的钢铁军队。
师长周学义无须用更多的语言来作战前动员，他只简短地发布了一道命令：“克服困难，勇敢挺进！”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在两天一夜的时间内，冒雨疾进了三百多里，胜利渡过抚河。
远处，灯火闪烁，南昌在望。
这座光荣的城市，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千万里的浴血奋战，今天再次见到武装革命的圣地，全师每个人的心中都擂起激动的大鼓。师长周学义手持望远镜，眺望依稀可辨的南昌，兴奋地对政委雷起云说：“老伙计，没想到解放南昌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了！”
雷起云感慨万端：“是啊。不过这副担子很沉呀！一头是欢喜，一头是重托。”
“南昌是我们渡江后解放的第一个省城，这一仗一定要打出威风来！”周学义心潮澎湃。
比雷起云、周学义更加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的是兵团司令陈赓。南昌与陈赓有着生生死死的不解之缘，算起来，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来这座令他终生难忘的城市了。
第一次是国内革命时期，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陈赓被党组织派往南昌，参加北伐战争。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陈赓险遭不测。党组织紧急将他派到武汉，使他躲过第一次大难。
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的七月，陈赓随周恩来秘密抵达江西，负责前敌指挥部的保卫工作，亲身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八月五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在会昌附近遭敌优势部队阻击。陈赓左腿两处中弹，膝盖的筋被打断，踝骨严重骨折，不能动弹。见敌人上来搜捕，陈赓机智地脱掉身上的制服，又把腿上流出的鲜血抹了一身一脸，躺在地上装死。敌人搜查时，在陈赓身上狠踢一脚，见没有动静，便走了。就这样，陈赓在地上躺了几个小时。直到叶挺率领部队进行反攻，才把陈赓救出来，使他躲过了第二次大难。
一九三三年春，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治伤的陈赓落入敌手，被押解到南昌，以阶下囚的身份与蒋介石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这就是他的三赴南昌。
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听说陈赓被捕的消息，大喜过望。凭着黄埔军校的师生之情，加上陈赓在最危难的时候对蒋介石有过救命之恩，蒋介石相信一定能感化陈赓，使他回心转意。
车到南昌，蒋介石把陈赓安排在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并派他的秘书邓文仪带着厚礼前去看望。第二天，邓文仪带陈赓去见蒋介石。陈赓本来就是有名的大胡子，经历了几个月的监牢生活，他的胡子更长了。多次受刑，也使他衣服褴褛，污秽不堪。邓文仪取出一大堆崭新的衣帽鞋袜，劝陈赓刮掉胡子换上：“你去见先生，穿破烂衣服多没礼貌！”陈赓冷冷一笑：“你们把我关起来，整成这个样子，这是讲的什么礼貌？”说罢昂首出门，来到科学仪器馆，在客厅里翻着报纸静候蒋介石的“接见”。
“陈赓在哪里？陈赓在哪里？”
陈赓一听就知道是蒋介石的声音，也明白这是蒋介石为了显示他的威严，故意在楼梯上用一口浙江官话表示他来了，好让陈赓出来恭候他。
陈赓举着报纸，在沙发上坐得更稳了。一开场就很尴尬。蒋介石只好进门见陈赓。他咳嗽两声，表现出久别重逢的亲切：“你是陈赓，你是陈赓，还是当年在黄埔军校时的样子。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放下报纸，板着面孔冷冷道：“我根本不需要你原谅。”
蒋介石被噎了一下，在屋里走来走去，半天才找到话茬：“你不要那么想不开。只要你过来，愿意带兵，我马上给你一个师长做。”
陈赓把报纸一丢：“今天落到你们的手里，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对我不要抱任何幻想！”
蒋介石长叹一声，换了话题：“现在国家弄得这样糟，在剿匪当中死亡三十多万人，中国不能这样牺牲……”
“国家弄得这样糟，应该由你来负责。”陈赓声色俱厉，严词以对，“是谁发动的内战？是谁把枪口对准人民？是你！我们共产党人根本不负这个责任。”
蒋介石顿时脸色铁青：“你这个陈赓，你这个陈赓！你应该悔过，你应该悔过……”陈赓冷笑一声，直面逼视着蒋介石。
尴尬的蒋介石半天才为自己找到台阶，对邓文仪说：“你好好说说他，这个不行，这个是不行的……”说罢，悻悻离去。
蒋介石劝降不成，又把陈赓押回南京。临行时，南昌车站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有人冷嘲热讽地对陈赓说：“欢迎你再到南昌来。”
陈赓笑对：“再来，我就带十万军队来！”
在南京的监狱，陈赓又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后经党组织营救和宋庆龄出面奔走斡旋，他才得以出狱，第三次幸免于难。
大难不死的陈赓第四次回到南昌，已非昨日的阶下囚、亡命客，他实现了“再来，我就带十万军队来”的诺言。他从南昌带走的武装起义的火种，如今已经燎原天下；当年从这里撤出的起义军，已经成为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的钢铁洪流，重新回到这里。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当你经历了千回百转，重又回到起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事已然地覆天翻。
陈赓抑制着内心的波澜起伏，缓缓抬起左手，腕上的手表有些模糊不清。激动慨然的泪水已经涌满眼眶，他用手指一抹，弹去泪花，发出总攻南昌的命令：“命令三十七师前卫团出发，立刻攻占谢埠！后续部队枪弹上膛，一旦谢埠拿下，立即挺进南昌！”
“前卫团，向谢埠攻击！”抚河河畔的周学义放下电话，对一一○团团长吴效闵猛地一劈手。
“出发！”吴效闵吼了一声，率领全团趁着夜色向谢埠冲去。
谢埠是个小镇，一一○团很快将它围得水泄不通。
“喊话！”团政委张谦命令部队首先发动政治攻势。
镇中的保安团尚在梦中，突然被洪钟般的喊话声惊醒，一个个木呆呆、软塌塌的，早已没了抵抗的念头。他们有的傻愣愣地坐在床上等着缴械；有的干脆开溜，一边跑一边换上早已准备好的便衣。守城门的敌人干脆拉开城门，把一一○团放进城来，还把他们领到保安团的驻地。四百多人的保安团就这样全部当了俘虏。
接着，一一○团趁势推进五带岗、王村、南安冲、北安冲一线。当先遣第三营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战局骤然紧张惨烈起来。
敌夏威兵团第一八八师、一七五师一万余人从南昌出动，分三路由王村、喻村、陈村发起攻击，企图趁三营和一一○团立足未稳，将我军压回抚河东岸，掩护南昌城内的主力集团撤退。
面对突然出现的危急情况，三营官兵毫无惧色，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与敌激烈争夺坚固建筑物，以便据此作为攻防的依托阵地。
敌人也不示弱。数群敌兵已经爬上几座屋顶，架起十几挺重机枪向三营扫射。同时，敌人的山炮、迫击炮也延伸着火车向谢埠与抚河渡口疯狂轰击，企图用强大火力阻止我军后续部队的行动。
抚河岸边，周学义师长的望远镜里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成群的敌人在督战队的驱赶下，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三营围攻，三营扼守的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浓烟烈焰还未散去，依仗着兵多势众的敌人又对三营实施穿插分割，把三营分割成两个部分。
情况愈加严峻了！
“政委，”周学义放下望远镜，对雷起云说，“前半夜派出的侦察分队并没有发现敌人，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这是不是敌人弃城西逃的征兆呢？”
雷起云点点头：“对。敌人肯定是准备以一部分兵力阻我前进，掩护大部兵力金蝉脱壳，向西逃跑！”
“马上做好增援准备，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先遣三营的阵地上，敌我双方的伤亡均在三百人以上。由于敌众我寡，三营各连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负伤，有的连队伤亡过半，有的伤亡甚至超过百分之九十。
村里的大小鱼塘被横流的血水染红了，被呛翻了肚皮的鱼虾，密密麻麻，在浓稠的水面上浮起一层……
“狗日的杂种，老子跟你们拼了！”三营营长安玉峰脱掉上衣，光着膀子跃出掩体。
正在这时，团长吴效闵带着一营、政委张谦带着二营赶来了。他们紧跟着三营，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用刺刀捅，用手榴弹砸，用枪托打，三次把敌人赶出村去。
就这样，英勇的一一〇团连续打退敌人的七次冲锋。
穷凶极恶的敌人红眼了，立刻集中全部火力，倾巢出动，组织起第八次冲锋。这一次，他们大有不踏平阵地不罢休的劲头。
处在最前沿的三营八连在营长安玉峰的指挥下，沉着应战。他们伏在道旁的水沟和稻田里，一动不动。直到敌人距阵地四十多米时，安玉峰才喊了一声：“打！”战士们一起开火，敌人像谷个子似的一批批倒下了。
然而，前面的敌人倒下了，后面的又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冒死向前冲。八连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枪弹射击得更猛烈，手榴弹甩得更有力。敌军尸体一摞摞地码在了八连的阵地前沿。
敌人在八连阵地碰了壁，又一窝蜂地转向七连的阵地。七连的勇士们同样给了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副班长祁州平负了重伤，鲜血染红了衣服，但他仍端着枪射击。战士许德明的两条腿被炮弹炸断了，只剩下半截身子的他像一座不倒的雕像，抱着一挺机枪不住地向敌人射击。三排的阻击阵地上，只剩下高小堆这一个班了。而且全班除了三个囫囵人外，其余的全都负了伤，子弹也快打光了。高小堆灵机一动，布开了迷魂阵。他把负伤同志的军帽拿过来，散放在工事的前沿，忽而在这里对敌人打一梭子机枪，忽而在那里打一阵子步枪，又跑到另一个地方甩几颗手榴弹，阻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战斗愈来愈惨烈，敌军愈来愈凶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师长周学义带着一○九团赶来了。周学义握住吴效闵的手，激动地说：“你们一个团顶住了敌人两个师的进攻，打出了威风！”
吴效闵的眼圈有些红了：“师长，三营伤亡很重。好多战士都是带伤战斗，流尽了血而牺牲的。”
“付出了代价，守住了阵地，这就是英雄！难得的英雄！”
“师长，敌人又冲过来了！”一个参谋向周学义报告。
周学义望着黑压压的，一步步逼上来的敌人，心想，这一次敌人是要拼上血本了，接下来的无疑是一场恶战！他转过身，对一〇九团团长顾永武说道：“顾团长，现在该你们吃肉了。记住，为了解放南昌，为了给咱们的英雄部队增光，绝不能让敌人冲过来！”
“放心吧，师长！”
随着一○九团的出击，战斗进入白热化，部队进展的捷报也相继传来：“板溪李村拿下了！”“大陇湖村拿下了！”“牌楼秦村拿下了！”
在各部队的密切配合下，一○九团终于打退了敌一八八师的进攻。
但是，此时的十华观、大塘李村已被敌人一七五师占领，坚守在那里的一一○团先遣三营也被敌人团团包围。
当此危难时刻，营长安玉峰通知各连：“如果我牺牲了，由副营长接替指挥；副营长牺牲了，由职务最高的人接替指挥。一句话，人在阵地在，宁可全部战死，也要守住阵地！”
战斗更加惨烈！肉搏更加残酷！伤亡不断增加！
肉搏中，副营长李东海带的两个连只剩下六个人了，他的右腿也负了重伤，血流如注；而跟随营长安玉峰的两个连，能参加战斗的也所剩无几。他们被迫汇集在南北安冲之间蔓草丛生的荒冢中，每人坚守一个坟包，继续与敌进行苦战，毙敌数以百计，一直坚持到下午两点三十分。
“营长，你看！增援部队来了！”
安玉峰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汗尘烟，展眼望去，只见师政委雷起云带领一一一团，顶着敌人炮火，已经侧击迂回到十华观的西南，将敌一七五师拦腰切成两段。
“同志们，为了胜利，为了打回南昌，冲啊——！”安玉峰跃出掩体，率领全营仅存的十几个人，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敌人先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穿插和冲锋打蒙了，继而全线动摇，丢下千余具尸体、伤员和大量枪炮弹药，狼狈不堪地退回南昌城内。
南昌外围全部扫清。
五月二十二日拂晓，二野第四兵团占领南昌。
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十三军三十七师在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的率领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
英雄的南昌成了沸腾的欢乐海洋，军号声、口号声交相呼应，犹如惊涛拍岸的轰鸣；千万双挥动的手臂与千万面飘动的彩旗汇集在一起，好像大海上起伏奔涌的波浪。以三十七师为主组成的各兵种队列，在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通过顺化门，走进了这座革命的名城，回到了打响中国武装革命第一枪的地方。
这天夜里，陈赓心情异常激动，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四次到此……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回忆我前三次入南昌，真乃是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者站不住，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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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陈赓率领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南昌欢庆凯旋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正在黄埔江畔那个落叶般的，却取名为“复兴”的小岛上痛苦地回忆着过去。他，就是蒋介石。
当然，蒋介石的痛苦不仅仅在于悔恨当年没有杀掉陈赓。令他切齿剜心痛悔交加的，是他处心积虑惨淡经营了几十年，非但没有把共产党消灭掉，反而一步步败在共产党的手里。
蒋介石是在十天前泪别故乡溪口来到上海的。
那时的蒋介石对固守上海还心存七分把握，三分侥幸。故而一到上海，他便让汤恩伯召集团以上将校军官，他要亲自训话。
团以上将校接到通知，不免有些激动。自从蒋介石宣布引退，各种谣言不胫而走。江防崩溃，南京失陷，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这回好了，“委员长”亲自来了，党国究竟何去何从，必定有个交代。因而，距开会还有半个小时，与会者们便提前坐在会场恭候了。
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头戴法兰绒礼帽，一面招手点头，一面慢慢扫视会场：“各位同学，各位同志！今天的会见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我面前就座的，乃是久经战阵百炼成钢的将领。你们是国军之骨干，国家之中坚，民族之精华。看到了你们，就看到了希望，就看到了胜利。
“有些鼠目寸光的人，没有战略头脑的人，不懂得军事更不懂得政治的人，以为江防撤退就是失败，到处散布悲观情绪，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庸人自扰，妇孺之见，不足为训。我所期望大家的，不是急于驳斥他们的无知与偏见，而是以淞沪决战的胜利，拯救那些可怜的灵魂，使他们变糊涂为聪明。
“当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从江北压过来，轻取南京，直逼淞沪，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气焰何等嚣张，结果怎么样？战略转换的时机一到，一个总反攻就把他击溃了。从龙潭到江边，全是争相逃命的联军。浮尸扬子几为之塞，从此一蹶不振。当时我们反攻的基地不是别处，正是淞沪。此次，我们又要以淞沪为基地打共产党的总反攻，不将其彻底击溃誓不罢休。今日之条件较之当年胜强十倍，有科学的攻防体系，有当代装备的精锐部队，有陆海空联合，有台湾遥相呼应，更重要的是有你们这样一批难得的精英屹立在决战之最前列。我们无坚不可摧，无往而不胜。
“上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具有军事价值，更有政治意义；不仅对国内局势举足轻重，而且具有国际影响力。当前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美苏矛盾日趋尖锐，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敢断言，淞沪决战不出三个月，美苏之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因为美英诸国失去中国即失去亚洲，东方不保则西方难全，岂有坐视中国赤化之理？所以淞沪决战乃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导线，一切问题均将在淞沪决战中求得彻底圆满解决。为打好总反攻之战，我将留在上海，像当年打孙传芳那样，指挥淞沪决战。我要和国军将士同甘苦，与上海共存亡。愿与诸位共勉之。”
蒋介石的一番话，确实令在场的不少人为之动容，但谁都不同意他坐镇上海指挥淞沪战役。蒋介石非但听不进去，还要俞济时传令将“泰康”号军舰开回宁波，以示决心之坚定。直到有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校长一定要留在上海，必定是嫌学生们不中用，放心不下。那么学生们只好请辞，校长另选良才吧。”蒋介石这才答应开战前一定离开现在居住的复兴岛，乘船到海上指挥。
复兴岛是黄浦江中距上海最近的一个岛屿，岛的东面是滔滔的黄浦江，西边是笔直的运河。一江一河像两把快刀，把它从浦东的陆家嘴和市区的杨树浦中切割出来，成了飘零在水中的一片枯叶。蒋介石从溪口出来到上海后，就一直住在这里。装备精良的“泰康”号军舰也随同他的主人停泊在复兴岛东北面的码头上。不知是随时准备参战，还是时刻打算撤逃，军舰自从靠岸的那天起，轮机就一直处在升火准备全速前进的状态。
蒋介石也和他的军舰一样，尽管马不停蹄，慷慨激昂，但内心是沉重而空虚的。毕竟，对付共产党和对付军阀孙传芳大不相同。况且二十多年过去，天时、地利、人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今非昔比了。当然，上海还是要守的，至少要守上一段时间——那么多的金银财宝、物资机械，运往台湾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到底能守多久，他心里确实没有个谱儿。而这一点又不能对任何人说，也不能让任何人窥视出来，这就令他愈加痛苦。
连日来，他演讲、训话、视察城防部署、批阅作战计划，并多次接见毛人凤，指示他临走前尽可能多地杀一些共产党员以及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的民主人士。当然，他做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是三番五次催促上海代市长陈良，要他尽量加快抢运黄金白银及贵重物资的速度。当然，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只是共军兵临城下，形势逼人，即便他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他想忙的事情了。
五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对上海发起总攻，猛烈的炮火将小小的复兴岛震得像筛糠的簸箕。“泰康”号军舰号丧般地鸣了一声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夜海茫茫，孤零零的军舰像一只黑色的幽灵，在浪峰波谷间沉沉浮浮，踯躅前行。
蒋介石走出船舱，不顾海上风疾浪高，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望着硝烟迷漫、炮火连天的大上海，听着海风送来的隆隆爆炸声，蒋介石不禁黯然神伤。十天前刚刚泪别故乡，十天后又要诀别上海。再过十天，自己这把老骨头将在何方呢？他不寒而栗，只觉得一阵酸楚热辣辣又凄凉凉地涌上眼眶。
蒋经国寸步不离地跟在父亲的身后。自从解放军突破长江之后，本来就瘦弱的蒋介石脸上的棱角更加分明。加上这几天南昌陷落，杭州失守，溪口被敌占领，上海危在旦夕，蒋经国真怕父亲经不住这亡国丧家的刺激而杀身成仁。
“父亲，还是回舱里去吧。外面风大，当心着凉。”蒋经国小心翼翼地劝道。
沉默。久久的沉默。
“经国，”在死寂的沉默中，蒋介石突然开口道，“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蒋经国愣了一下，没有开口。这个问题不是他能够回答的，除了父亲，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敢回答。从一九二七年在南京建国，到二十二年后国将败亡，父亲始终独裁国事，一手遮天，故而论及失败的原因。也只有他自己才有发言权。当然，蒋经国也能说出一二，比如半年前淮海战役的失策，比如上个月的长江布防……但这些蒋经国能说吗？他又敢说吗？
“我以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沉默过后，蒋介石一字一顿地说，“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五十余载，从来就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利。凡此三点，岂有不败之事？”蒋介石说到这里，望向苍苍茫茫的大海。
许久，他转过脸看了一眼蒋经国，继续说道：“我们只有另辟蹊径，重新训练干部，统一党心，让党员能自觉地为党的事业工作。他们能够严格执行纲纪，还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监督的力量。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力量来维护党纪，使每一个党员都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纲领。铲除空洞不实、因循敷衍、营私舞弊、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蒋介石好似忘掉了眼前的痛苦，像个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政治家，慷慨激昂，一口气宣布了他的最新施政纲领。
“父亲！”蒋经国被这一番激动人心的话语说得兴奋起来。他没有想到，父亲会有这么多的新思想，这些思想甚至和他在苏联学的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感到，时至今日，他才找到他们父子之间的共同语言。于是，他用平生第一次涌起的敬重和真诚，直言恭维他的父亲：“我十分赞成您刚才的意见。能在党国失败之际深刻反省并找到其中的根本原因，我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
“不。我们并没有失败。”蒋介石突然换了一副神色，“我们绝不会失败！我们还有湘、黔、两广，我们还有陕、康、川、滇！特别是大西南的云、贵、川，那是我们抗战胜利的最后堡垒，也就是今日反共复国的最后基地。有大西南在，我们绝不轻言失败！”
蒋经国突然觉得父亲的声调变得那么空洞而响亮，仔细一听，海潮停息了，上海方向的炮声停息了，“泰康”号军舰上空只有父亲尖利刺耳的声音在回旋……
“经国，”蒋介石紧了紧肩上的黑色披风，命令道，“通知舰长，全速前进！”“泰康”号汽笛长鸣，低沉而凄幽地向着大上海表示了最后的哀悼，随即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蒋氏父子永远地离开了他们赖以发迹的大上海。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
至此，第二、第三野战军联手发起的，历时三十六天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北平，西山双清别墅。
也是陈赓率部凯旋南昌的那一天——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伏案疾书，以他那种黄钟大吕、囊括天地的大略雄才，作出了进军中南、西北、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
（一）……
（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惧，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三）……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九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明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开赴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几天后，随着上海战役的胜利结束，进军大西南这个解放南中国的最后一个战略性行动，被正式提上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4
“同志们，刚才邓政委已经说了，蒋介石有三怕——一怕我军入关，二怕我军渡江，三怕我军进军西南。现在，我军一入了关，二渡了江，三是马上又要向西南进军。蒋介石在大陆的时间，是兔子的尾巴——不长了！”
南京国民大会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开怀的笑声。二野正在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刘伯承、邓小平作“大报告”。
刘邓作报告，依旧是老习惯——桌上没有讲稿，每人面前只放一个茶缸，而且讲话随时穿插，互相补充。这就使得报告更加精彩，生动活泼，相得益彰。
邓小平望了一眼风雨同舟的老搭档，接过来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战争的局势发生了两次转折性的变化。一次是几个月前，二野、三野合为一股，并肩作战，解决了淮海，渡过了长江，拿下了京沪。第二次转折呢，目前正陆续进行。这就意味着，自淮海战役时成立的总前委已经完成了使命，两大野战军又要各奔东西，去完成新的战略任务。对于我们第二野战军来说，这次的任务可能特别艰巨。我们必须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坚决完成中央赋予我们的任务。”说到这里，他拿出香烟，点上火，又诙谐地说，“这两个月头绪纷乱，原因是敌人溜得太快；我们部队也放了羊，成团成营地追，部队也不知分了多少路。陈赓打得最远，占领了江西全省，所以他不能来参加会议。不过，这也好，了了他的一桩心愿。红军时期，陈赓被蒋介石抓住，关在南昌。蒋介石念及陈赓在大革命期间救过他的命，便没有把陈赓杀掉。据说，在南昌时，有位国军将领对陈赓说‘欢迎你再来’，陈赓告诉他，‘再来，我就带十万部队来’！结果，十多年之后，陈赓果然带着部队解放了南昌。你们说，这是无巧不成书呢，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一旁的刘伯承朗声大笑，幽默地说道：“要我说，二者兼而有之。幸好我们当时没有让陈赓打南京，而让他直接南下。否则，他能坐上‘总统府’里蒋介石的皮转椅，却实现不了他的诺言和愿望，岂不是一大遗憾？”
“那可是终生的遗憾哟！”邓小平说起陈赓，神情中总是带着十分骄傲和欣赏。
刘伯承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喉咙，把话题继续引向深入：“邓政委把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比作第二次转折，而且比第一次转折更为艰巨复杂，需要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我完全同意。请大家注意，这次中央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整个电文共有五段，其中四段涉及我们二野的作战任务与行动。可见，进军西南作战，事关全局，责任重大。”
接下来，刘伯承对进军大西南作了具体的部署：“根据军委决定，第四兵团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军首先协同第四野战军出战广东、广西，然后迂回昆明。第三、五兵团先由浙西、闽北、赣东北地区向湖南之常德、邵阳一线集结，尔后第五兵团的第十六、十七、十八军附第三兵团第十军西出贵州，迂回川南，切断国民党军队退往云南的道路，协同第三兵团作战；第三兵团的第十一、十二军直出川东，占领黔江、彭水，牵制国民党军队，与第五兵团协同聚歼重庆地区之国民党军队。第三、五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会同一野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集团于川西地区，进而占领全川，解放整个西南。”
“我们必须明确一条基本原则，”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用力一挥，“这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西南之战，必须以政治方式作为战争方式的辅助。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目标，这就是攻占成都的时间，不能耽误了布置春耕。这样一来，就更增加了进军的困难。由于这是一次新的千里跃进，路程比挺进大别山要来得远，有两千公里，第四兵团甚至达到四千公里；地形也更加复杂，有秦岭之险、巴山之固，还有历史上被称为瘴疠之地的沼泽森林……可以说，进军西南的胜利有一半拴在我们的脚上。”
“政委说得有道理。”刘伯承十分认真地说，“同志们，要实现对敌人的大迂回大包围，还要不误农村布置春耕，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加速前进！我们可不能心疼自己的脚板哟！”
会场里又漾起一阵笑声。刘伯承摆了摆手，正色道：“我可不是和大家讲笑话哟。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知道，今后革命的路是很长很艰苦的。为此要时时刻刻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还要随时揭发和纠正现存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动，这对进军西南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我们关键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以为一是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自以为二野功劳大，应该得大赏。特别是这种骄傲不在战士和下级同志中，而是存在于大干部中间，所以危险性更大！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就无法完成进军西南的任务。
“第二点，是为数不少的同志所产生的停顿不前和贪图享受的情绪。今后，二野的一些干部要继续留在南京，执行经济战线上的任务，大部分将要到西南去进行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不论留在南京的还是到西南的，都要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向西南发展，去消灭敌人的残余力量，建立西南国防，乃是实现完全彻底胜利的光荣任务。南京固然好，上海更加好，但我们千万不能因为‘此间乐’，就‘不思蜀’了！否则，你这个半截子革命派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参加会议的干部们见刘伯承又一次动真格的了，一个个的神情也随之严肃起来。
邓小平站起身来，略微提高了声调：“司令员的话，一言九鼎，是我们进军大西南的最好动员。我最后说一句，毛主席、中央军委把这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全军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完成好解放大西南的任务！”
一次伟大进军前的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就这样在刘伯承、邓小平深刻、全面而又具有针对性的你一言我一语中结束了。
这就是刘邓的作风、二野的作风。
毛泽东把进军西南，消灭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军事集团的任务交给二野，看中的正是这支部队雷厉风行、不讲价钱不叫苦的作风，尤其看中了文韬武略的刘邓——一个炉火纯青、雄才大略、举重若轻的政治家和一个千锤百炼、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陈毅得到二野进军西南的正式消息，破例指示管理员：“好好搞一顿饭。”他要做东请客，把二野的主要领导接到上海来。
做什么饭，烧什么菜，他都亲自指示，并提了许多具体要求。
见刘伯承、邓小平和二野各兵团的领导来了，陈毅高接远迎，高声大嗓地说：“听好多人说，在南京，连伯承、小平同志的伙食都很简单——一张旧圆桌，一荤一素一碗豆腐汤；连椅子都没有几张，人一多还要站着吃饭。今天就改善一下吧。”
刘伯承笑道：“你陈老总在大上海还不是一样？一张餐券一份饭菜，顿顿在伙房窗口排队，排到了喊一声‘给碗饭吃’！”
“饭到，菜到，齐啦！”陈毅学着伙房大师傅的腔调，吆喝了一嗓子。
人们未落座，先爆发出一阵开怀的笑声。
“坐坐坐，都是自家人，想吃的就吃，能喝的就喝，莫讲啥子客套。”陈毅嘴上说自家人莫客套，一举箸，首先“见外”了，“听闻毛主席起草电报，明确由两位老总和贺龙组成西南局，经营川康滇黔。说句实话，到大西南，其实我去最合适。你们守京沪杭，我去入川进藏……”
“陈老总，你这是‘贼’心不死哟！”刘伯承笑对，“我警告你，莫搞小动作，背后拆我们的台。”
“我陈毅向来搞大动作，即便拆台也当面拆。”
陈毅说的倒是实情，他确实当面“拆”过二野的台。渡江前，中央在西柏坡分配工作。毛泽东提出，三野南下福建，解放东南沿海；二野直进川黔，解放大西南。
陈毅首先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二野太苦了，进军大别山苦，淮海战役又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二野、三野对调，三野去经营西南，二野经营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
刘伯承倒没有像陈毅那样大喊大叫，只平心静气地说了一句话就让毛泽东定了乾坤：“主席，有道是‘兼资文武此全才’，还是‘儒将’管上海好。”
毛泽东颔首：“有道理。三野的老底子是新四军，过去就在江南水乡，有江湖作战经验。相比较而言，二野在这方面就差些。三野不仅要解放东南沿海地区，还要跨海作战，解放舟山、金门、台湾等岛屿。他们轻车熟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能言善辩的陈毅当时哑口，但至今仍耿耿于怀，酒杯一端，旧话重提：“毛主席偏心眼，向着你们说话。”
邓小平打了个圆场：“我们都要向前看。进军大西南，解放东南沿海，很难说哪个是肥肉，哪个是骨头。所以，咱们谁也别眼馋谁，只有各倾其力，各尽所能，完成主席和军委交付的任务。”
“还是小平同志会做工作。不过，我有一个要求，”陈毅端起酒杯，“答应了，咱们就喝下这杯酒。”
“哈哈，陈老总的酒不好喝哟。”刘伯承打趣过后，对邓小平道，“来来，咱们端起杯，听陈老总讲。”
陈毅一脸真诚：“二野同我们并肩打淮海，又一起渡江解放了京沪杭，如今就要分手了。诸位此去西南，在物资上有何困难，尽管开口。只要上海有，我当全力满足你们！”
二野的兵团干部们互相看了看，谁也没吭声。
邓小平笑笑：“没啥，我们自己能解决。”
陈毅发急了：“你们这些同志呀，从来就是难死不开口！”说着双手举杯一恭，“求求各位。你们难，就讲嘛！难道拿我陈毅当外人？”
“好吧，为了让陈老总喝下这杯酒，我就狮子大开口了。”刘伯承说，“请陈老总为二野每人准备一双胶鞋。”
“一双？不行不行。我计算过，六千里路，要走三四个月，五双也不够。还有经费、棉衣、运输车辆……”陈毅扳起手指，好像不是他送东西给人，而是硬逼着向人家讨债。
“你们看，陈老总得寸进尺，不舍得让我们喝他的酒喽。”邓小平故意放下酒杯。
“哪里，哪里。”陈毅赶忙站起身，“二野、三野分手后，仍然是合作关系嘛。来来来，为了进军大西南的胜利，干杯！”
“既然是合作关系，话就不能只说一半。”邓小平端起杯子，“来，也为了东南沿海和全国的解放，干杯！”
“干！”
二、暗度陈仓
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一月
北京
南京
重庆
湘西
黔东
川东
1
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使得一九四九年仿佛一步迈进了火热的夏天。南中国的大地上，车辚辚，马萧萧，鼙鼓动地，大军逶迤。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各路大军，正按着中央军委的旌旗所指，全速开往预定的战场。
粤汉铁路沿线，第四野战军各兵团在林彪的率领下，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地向湘、粤、桂进军，准备夺取广东的同时，在湘桂地区歼灭白崇禧主力集团，解放整个中南地区。
川陕公路上，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贺龙的指挥下，频频攻击胡宗南集团的大巴山防线，矛头直指陕南重镇安康；接着又在关中平原西北部的宝鸡至天水一线，拉开堂堂之阵，叩击胡宗南部的秦岭防线，摆出了从北线攻取西南的架势；并于八月二十八日以主力发起正面攻击，相继占领天台山、五林子、汉王丞、秦岭垭口等战略要地，突破了秦岭主峰防线，迫敌渐次向川、康地区退缩。
中南、西北，一野和四野两路大军打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然而，解放大西南的重头戏却迟迟没有开场。担负西南战场主要作战任务的第二野战军，除陈赓所部的第四兵团暂归四野指挥，准备于解放广州之后，从广西对滇、川、康实施大迂回作战外，其主力仍在千里之外，按兵不动，稳稳当当地进行着休整。
这里隐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大到只有中央军委和野战军的极少数高层领导知道。
这就是用四野滔滔南下的大军行动和一野大造声势的明修栈道，掩护第二野战军的数十万兵马暗度陈仓，隐蔽向西机动。
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的竞赛，也是智谋韬略的较量。
在决战南中国的这盘棋上，毛泽东决心依次解决华东、中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同样是沿华东、中南逐次顽抗，最后固守西南，以期凭借西南的军事、经济和地理位置的优势，实现卷土重来的梦想。
因此，西南之战，将成为国共双方在大陆上生死搏击的最后较量。也正因为如此，人民解放军想要进军西南，彻底歼灭盘踞在这一地区的九十多万国民党残余部队，绝非易事。要想将这九十多万既负隅顽抗，又如惊弓之鸟的敌人一网打尽，需要的是大智大勇。
毛泽东把这种大智大勇发挥到极致，首先在全国范围内为西南的最后一战布下一个大“迷魂阵”；尔后出敌不意，用战略家的大手笔下达了“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即“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刘伯承、邓小平对这一战略部署心领神会，即刻为二野设计了公开和秘密的两种机动方式，准备从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方向，实施向西南的进军。
于是，在二野向预定战区开进的整个过程中，呈现出几种截然不同又饶有意味的场面——
二野第四兵团在四野的统一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这是公开的一路，其最终目的是解放两广后，实施战略大迂回，直插云南，截断西南残敌逃往境外的退路。也就是说，用其公开的行动和当前的任务掩护秘密的意图和尔后的目的。
二野第五兵团则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隐蔽地开往湘西。开进途中，无论行军、驻扎、军内通信、军外联络，均以四野名义，使用第四野战军的番号。以此扰乱视听，迷惑敌人，让一切局外人觉得，这就是一支四野的部队。
二野第三兵团除一部溯长江北上走水路外，其余大部则从南京北上，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做出一副车运宝鸡、从北面进击西南的样子。实则，主力到郑州后，经粤汉路秘密南下，隐蔽集结于湘鄂西部。
这首解放大西南的序曲，一开场就演奏出非同寻常的华彩乐章。在这种主调、副调重叠颠倒配置的乐曲声中，中南地区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进军画面——向华南疾进的第四野战军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向西南奔驰的第二野战军偃旗息鼓，不显踪迹。
十月二十日，进军大西南的两位主角——刘伯承、邓小平正式登场了。南京城从中山路、下关码头一直到浦口站，鞭炮和着鼓乐齐鸣，鲜花伴着彩旗飞舞，成千上万的人高呼着口号，欢送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远征大西南。
“二野出发啦！”重大军事行动的消息迅速传播，那种咋咋呼呼的阵势，唯恐世人不知。
中共南京市委赠送的巨幅锦旗用两大竹竿挑起，引导在出征大军的最前列。锦旗的右上角有一行小字——“二野南京临别留念”，中间赫然是八个大字——“把红旗插遍大西南”，连行动的方向都暴露无遗。如此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自然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特别关注。蒋介石亲自指令国防部保密局启动津浦、陇海铁路沿线的所有潜伏特务，日夜监视，密报二野领导机关的一举一动。
刘伯承、邓小平干脆投其所好，指示部队把一路的行踪毫无保留地告诉敌人。
于是，沿途经过的大小车站处处充满了军民鱼水情谊。运送二野部队和机关的列车每到一地，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工人、农民、学生们端着热水让战士们洗脸，老大娘们往干部战士手里塞鸡蛋、馒头，年轻的妇女们忙着给战士们补衣裳、送鞋垫……
刘伯承、邓小平更是频频露面，一路上不停地接见当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并公开宣布第二野战军的使命——进军大西南！
十月二十四日，车到郑州，二野领导机关在这座中原名城与群众召开了联欢大会。军容严整、笑容满面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两位男女青年献上的鲜花，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伯承在回答群众问话的时候，有意透露“解放军将很快向四川进军”。一位女大学生慷慨激昂的发言，更是将这场规模空前的“压轴戏”引向高潮：“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前进吧！我们后方的人民一定努力生产，全力支援你们！同志们，前进吧！巴山蜀水在呼唤着你们，西南人民在盼望着你们，后方的人民在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然而，联欢大会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突然失去踪迹，杳无音讯。十月二十八日，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抵达武汉。听着国民党中央电台播送“共军刘伯承部大举西进，妄图自陕南强攻入川”的“重大消息”，想着蒋介石仍在梦中自说自话，邓小平和刘伯承相视一笑：“很好。毛主席要的就是这个气氛！”
刘伯承更是幽了蒋介石一默：“蒋总裁也忒热情了，我们两个四川人回老家，他却忙前忙后，慌着给我们安排回家的路线。”
2
漫长广袤的南线战场，战事不断，捷报频传。
福州解放。长沙解放。广州解放……
与之相呼应的西北战场，也相继解放了兰州、西安等重镇。
相形之下，唯有西南战场平静如水，没有掀起一丝微澜。
谁能想象，就在这样的平静中，就在蒋介石部署的“大西南防线”的腋窝处，第二野战军的浩浩数十万人马，正埋伏在黔北湘西的山野中，盘马弯弓，引而不发，积蓄着一场铺天盖地、势不可当的进军洪流。
十一月一日，火光霹雳乍响，枪声炮声齐鸣，一向沉寂异常的湘西、黔北突然咆哮了！
伴随着第四野战军和陈赓兵团继解放广州后即将发起的广西战役，第二野战军第三、五兵团及四野第四十二、四十七、五十军等部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宽约五百公里的地域内，以雷霆万钧之势，同时向蒋介石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宋希濂、何绍周等四个兵团发起多路攻击。
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正式开始。
第二野战军总部，作战会议正在进行。
“同志们，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行动，无论是投入兵力的规模，还是进攻战线的宽度，都是渡江战役以来空前仅有的，也是解放战争中我们同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较量。”刘伯承手撑桌案，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一回，我们是狮子张大口了！蒋介石守西南，面朝西北，把屁股对着我们。我们呢，一张口就咬住了他的臀类肉。下面，就请李参谋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蒋介石精心布置的‘西南防线’，是怎样被我们拦腰斩断的。”
思维敏捷、记忆精确、表达简练、逻辑严谨是李达的特有风格。即便情况瞬息万变，同时调度几个战场的千军万马，他也能做到有条不紊、如数家珍地把整个战局和各部队的战况、番号、时间、地点摆弄得一清二楚：“这次战略行动，我军投入直接进攻的部队共计九个军，如果加上实施战略迂回行动的陈赓兵团，总兵力达十一个军。突破地段达五百公里。在这一地段上，北有巫山山脉，南有武陵山脉，地形极为险要。即便这样，蒋介石也唯恐有失，在他的‘西南防线’的东部，自北向南部署了四个兵团，共计十个军的兵力。他以为有如此重兵防守，绝对万无一失。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致命危机，恰恰发生在这个万无一失的地区。
“自十一月一日我军发起全线进攻后，蒋介石大梦初醒。但他要想调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短短几天，我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已经解放湘西凤凰、晃县，贵州铜仁、镇远等县；第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等部攻占鄂西之来凤、咸丰和四川的秀山、酉阳等地区。从总的态势看，蒋介石的‘西南防线’已经被我出其不意从东部突破。目前，各部队正向敌人纵深挺进，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防御要点已被我夺取，战势发展迅速，并在总体上呈平稳状态。”
“请大家注意。”刘伯承从李达手中接过示图棒，走到地图下，“战争中的突然性，即先机之利，将随着战役进程的发展而逐步丧失。在川黔敌军主力向滇黔边境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罗广文部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将其歼灭之。因此，我们的部队，尤其是负责迂回阻敌的部队，必须和亡命溃逃的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否则将会丧失前期进攻所赢得的主动权。我这里特别提醒五兵团，你们攻占贵阳后，一刻不能停留，要继续追歼逃敌，坚决把敌人截住，为我全歼川黔境内十万敌军创造条件。”
“请总部首长放心。”杨勇站立起来，“我们五兵团一定拿下贵阳，绝不让敌人跑掉！”
“好！”邓小平对他的爱将投去赞许和信任的目光，“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在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这支部队有着光荣的传统，从黄河到长江，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又跃进千里来到大西南，我们硬是用两条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这次进军西南，正是发挥我们优势的时候。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工作，激励士气，提高广大指战员解放大西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后勤保障。目前正值秋季，阴雨绵绵，部队在这样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因此，我们各级后勤部门，要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要保证部队每人每天不得少于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当然，在这人烟稀少的地区，要做到这一点有不小的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当成大事来抓，来落实，千万不可因小失大！”
运筹帷幄的统帅，在千军万马驰骋征战的决胜关头，心中记挂着前方的每一个士兵，把“五钱油盐、一斤蔬菜”提到战略高度，这是何等的情感、气魄与胸怀，又是多么从容、坚定的必胜信念？！
于是，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和“五钱”“一斤”的“至要”命令同时下达到每一个战场、每一个连队。
黔东第五兵团。
贵州自古便笼罩在扑朔迷离之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说的是这里亘古不变的山川地理。
“奇山、怪水、幽洞、险路；部落、夷人、刀匪、马帮”讲的是这里阴森跌宕、纷繁无尽的历史变迁。
尽管这里“鸡鸣闻三方”，但千百年来，朝代更迭，这里山河依旧，令人心酸的民谣世代流传……
无止无休的械斗、征战，和无穷无尽的险恶、贫穷，似乎将这里凝固了。如今，这里又成了国民党川、黔与湘、桂两大军事集团的结合部。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和白崇禧第十七兵团的两个军，在这里构成了扼守川黔湘滇桂五省公路枢纽的“黔东防线”。何绍周公开扬言：“凭借着山岳陡峭、河流湍急的险要地形，共军从这里突破的可能性极小极小。”私下里，他甚至还在暗自高兴，大有一种“西南决战，与我无关”的超脱：“无论是总裁的判断，还是种种迹象，都表明共军必从川北进攻西南。打到这儿，早着呢！”
然而，超脱的何绍周高兴的时间不长，便付出了极大代价。他做梦也没想到，在大西南这片土地上，共军的“第一刀”恰恰落在了他的头上。
这一刀斩得那叫麻利。短短几天，第五兵团所属的十六、十七军和配属指挥的第十军，如同一支支飞镝利箭，迅速刺破湘黔边境的阴霾雾障。渡清水，攻瓮洞，克玉屏，占天柱，冒雨前进四百公里，突破了国民党军黔东防御的第一道防线，胜利进抵镇雄关。
镇雄关地处镇远县城西，为连接黔东湘西的重要门户，是国民党军黔东防御第二道防线的要点，也是第五兵团进击贵阳的必经之路。镇雄关的两侧各有一座斜插入云的千米险峰，名曰“鹅翅膀”。山势陡峭，难以攀登，犹如天鹅起飞时展开的双翅，紧紧卡着湘黔公路的隘口。鹅翅膀的正面，岸陡谷深的相见河由北向南流过，像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拱卫着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要隘。湘黔公路东西走向从这里穿过，在不到两千米的路段上接连拐了十六个急弯。经过三座在河谷上架起的险桥，还要通过一座在敌人火力直接控制下，由公路盘旋转弯而形成的重叠交叉的螺丝桥，才能兵进贵阳。因此，能否迅速夺取鹅翅膀阵地和保住隘口通路，便成了五兵团主力能否适时占领贵阳，完成关闭大门、解放西南这一战略任务的关键。
十一月八日上午，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王辉球来到镇远城西的前沿阵地。尹先炳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鹅翅膀的险要地形和敌人的防御情况后，对王辉球和四十六师师长叹道：“这个鬼地形，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从正面强攻，伤亡大且不说，兵力也展不开。敌人一旦弃守溃逃，势必要破坏公路和桥梁，使我后续主力部队无法通过。”
“问题就在这里。”政委王辉球表示赞同，并提议说，“看来，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而且时间不能拖延。必须采取奇袭的手段迅速攻占鹅翅膀，确保通路不被敌人破坏。”
经过一番研究，最后确定：为了保证奇袭奏效，采取两套奇兵方案。
当天中午，第一套方案开始实施。一三八团三营沿小路绕经鹅翅膀南侧，直插敌营部驻地刘家庄侧后，准备从背面偷袭鹅翅膀。但由于鹅翅膀后面谷深崖陡，部队无法前进，只好原路返回。
背面偷袭不成，改为正面佯攻，侧面智取。
二营五连承担了智取的任务。连续多日行军作战，五连已经极度疲劳。但一听说上级把智取鹅翅膀、为大部队开辟通道的头等任务交给自己，战士们像除夕夜得到焰火鞭炮的孩子一样，劲头立刻来了。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刘邓首长命令我们十五号进贵阳，我们今天必须拿下鹅翅膀！
入夜，五连在连长任富月的带领下，向鹅翅膀右侧高地迂回。天黑坡陡，没有路，加之初到贵州不习惯爬大山，部队行动十分困难。任富月领着大家一个拽着一个，一步一滑地向前摸索。荆棘划破了衣裳，手脚也被扎出了血，他们全然不顾。
三个小时后，五连来到一个叫梅子山的小村，在当地老人的指引下，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向鹅翅膀靠近。
遇上陡坡，抓着地上的灌木小草打滑梯；碰到峭壁，搭起人梯连接吊索向上攀援。终于，他们神不知鬼不晓地潜伏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
“哪一个？！”敌人的流动哨拉动了枪栓。
“八连的。我们在镇远被共军打垮了。”任富月沉着应对。
说话间，手疾眼快的八班副阎书金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这个送上门的“舌头”。
没费多少事，就将鹅翅膀守敌的情况全部弄清楚了。
“一排占领鹅翅膀主要阵地，二排包围敌人住房，其余的人跟我抓俘虏！”任富月果断地下达命令。
睡梦中的敌人万万没想到神兵会从天而降，一个个目瞪口呆，赤条条地裹着棉被当了俘虏。鹅翅膀牢牢地掌握在了五连的手中。
同时，四十六师正面部队亦发起攻击。一门门火炮向纵深射击，恰巧击中敌人的一座弹药库。于是，枪声、炮声和弹药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山谷，也动摇了敌人的心理防线——镇雄关的守敌彻底垮了。
拂晓时分，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五兵团的大部队浩浩荡荡从鹅翅膀下通过，进军贵阳的道路被彻底打开。
国民党黔东防线的纵深部队风闻前方要隘失守，纷纷弃阵而逃。几天之后，贵阳在望。
川东第三兵团。
“野司命令：第三兵团以迂回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并控制上述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而聚歼之。据此，兵团部署：第一步以两个军并协同四十七军两个师攻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并求得在该地区歼灭宋希濂部，借以打开入川通道。”
兵团司令陈锡联宣布完作战部署，神采飞扬地继续说道：“同志们，这是刘邓首长摆的一步妙棋。对此，刘司令员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宋希濂这十多万人马，好比是蒋介石伸出来的一个拳头。我们呢，现在完全有力量砸扁他这个拳头。但是，我们不跟他拳头对拳头，而是闪过他的拳头，照准他的肋窝猛击一拳，一家伙至少敲断他几根肋骨条儿。这时他伸出的拳头自然会回缩，并且他的半边身子也已经软瘫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打得狠，打得巧，力求一拳致瘫，让敌人全线崩溃！”
“好战法！”兵团副司令兼十二军军长王近山拍案叫绝，“我还有个建议。我们十二军负责突破敌人川东防线的右翼，任务重，路程远。如果背着给养弹药长途奔袭，势必费时费日，徒增伤亡。所以，我想集中全军缴获的卡车，载运第三十六师的三个团加三十五师的一〇三团，直接由常德沿川湘公路攻占花垣、秀山、酉阳，拊击敌军侧背，以便更有力地支援正面进攻的部队。”
“王副司令员，这个办法好是好，可你考虑过没有，即便把所有带轮子的车辆都集中起来，也运不了那么多部队呀。”有人提出疑问。
王近山扳起手指：“这个我已经计算过了。目前能够集中的卡车有一百多辆，如果以多装战斗人员、多载枪弹为原则，一次运一个团不成问题。”
“那么，其他团呢？”
“你莫急嘛。一次载着一个团跑五六百里，把部队放下徒步前进，汽车返回再接第二个团。这样用不了几个来回，部队就全都被运到了川东，既不影响作战，又加快了速度。”
“嘿！老王，你这个歇人不歇马的运兵方案真不错呀！”
王近山眯起眼睛笑了：“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也算是咱土八路的机械化吧。”
陈锡联拍板了：“咱可不能小看了这种机械化，有了它，咱们就能打更大的胜仗！”
十一月一日，第三兵团拉开架势，在国民党军严密设防的湘西渔阳关打了一仗。仗正打得轰轰烈烈，兵团主力突然偃旗息鼓，不知去向。几天后，闪过对手拳头的第五兵团，已经摸到了敌人的腋窝下，悄悄攥紧了自己的拳头。
十一月六日，陈锡联下令左右两路大军同时向宋希濂部署的一线防御发起攻击。
战至八日，右路进攻的第五十军和第四十二军，在曾泽生、吴瑞林的率领下，迅速攻占建始、恩施等战略要点后，继续向咸丰挺进；左路进攻的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在曾绍山、王近山的率领下，解放来凤、秀山，直奔黔江、酉阳，与右路军形成南北钳击之势。
直到这时，被打蒙了头的宋希濂才醒过盹来，清点一下人马，已经损失了两个军，剩下的部队也眼看着要遭共军包围。他急忙下令西撤，企图退至黔江、两河口、龚滩、彭水地区组织防御。
黔江是川鄂交界的一个县城，城西一条公路连接彭水、武隆，直通重庆，是从东部进入四川的必经之路。同时，黔江与两河口、龚滩、彭水呈菱形分处于乌江、郁江和唐岩河的汇合处，既形成乌江天险的天然隘口，又构成相互策应的防御体系，素有“川湘咽喉”之称。宋希濂正是看中这一点，才把部队收拢起来，准备在此构筑第二道防线。万一这里也守不住，他还可以退至乌江以西，凭借乌江天险和陡峭的白马山顽抗。
然而，当宋希濂退到黔江，刚刚坐下来和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时，突然得到电话报告：“共军追上来了，已经到了距黔江只有二三公里的唐岩河边，正准备渡河。”
电话还未放下，第五十四师师长董惠便一身泥水地跑了进来：“总座！我的五十四师完了，全完了呀！”
“怎么回事？！”宋希濂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第五十四师刚刚撤到唐岩河边，就被一声“共军来了”的惨叫惊炸了窝。一时间，乱了建制的部队像受惊的羊群东奔西逃，争相抢渡唐岩河。无奈人拥马挤，临时搭起的浮桥不堪重负轰然垮塌，桥上的人马全部落入河底，来不及上桥的也被追上来的解放军全部俘虏。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宋希濂顿时手足无措，更无心研究什么行动计划，当即便与钟彬同乘一辆吉普车逃离黔江，到达彭水，组织部队向乌江西岸撤去。“烧！绝不给共军留下一粒粮食、一块木板！”宋希濂向各级军官下达了抢光烧光的命令。
霎时间，彭水一带火光冲天……
3
又看到梦魂萦绕的巴山蜀水了！蒋介石坐在“中美”号专机上，透过舷窗，从高空俯瞰着大西南——他曾经铸就过辉煌的土地，心头陡然升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慨叹和悲壮。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五省，地形十分复杂。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浩瀚的长江自万县劈开巫山，形成西起奉节、东到宜昌，长达二百余公里的峡谷地带，是川鄂交通的咽喉，地形十分险要；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接壤；南面有云贵高原，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毗邻。总面积约有二百三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七千多万。这里资源雄厚，物产丰富。特别是四川盆地，自然地理条件极为优越，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是历代驻兵、囤粮的重要基地。
就军事攻防据守而言，西南地区也以易守难攻而著称。从位于中心的四川盆地向外望去，四周都是崇山峻岭。纵横交错的各大山脉四方延伸，使得这一地区绝崖密布，峡谷幽深。通往外界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小道便从这千山万壑中攀岩越岭，崎岖蜿蜒，故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绝句。在这一地区，莫说大部队，就连贩货运盐的马帮也绝少出入。如此天然造就的险峻地形，自然成了西南防守“固若金汤”的重要原因。
当年，蒋介石看中这一点，从南京、武汉一直退到重庆，创造了“守土抗战”的奇迹。
时至今日，蒋介石又把目光放在这里，希冀再度创造辉煌。
十个月前，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之际，曾经制定了一个“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据江而守”的全盘军事部署。他准备以台湾为最后退路，以西南为“反共基地”，先同共产党分治南北，而后求得东山再起。然而短短的几个月过后，蒋介石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随着解放军突破江防大举南下，东南地区相继失守，华南的广州又被占领，国民党在大陆只剩下西南一隅可借以残喘了。更为不利的是，由于东南战场和华南战场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被歼灭，蒋介石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王牌”了。面对解放军发起的凌厉攻势，散布在西南、西北、台湾及沿海岛屿上的不足百万的国军，惶惶然仅存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而一支丧失了主动权的军队，离全军覆没已经没有几步路了。蒋介石深知，目前挽救败局的唯一出路，就是把残余的军队组织起来，实施“割据西南”的战略，把云贵川康变成“反共复国”的基地。于是，他把失败的苦涩深埋心底，强打精神，四处奔波，又一次来到了当年的“陪都”，也就是广州失陷后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
蒋介石记得，上一次到重庆是八月二十七日。那时国民政府还在广州，重庆的气氛也相对比较平静。从机场出来，他看到的仍是一片“欢迎”的景象，张群率领西南军政要员前呼后拥，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直趋下榻处的山洞林园。一路上，“欢迎”的人群摇着小旗呼喊口号：“欢迎蒋总裁莅临西南主持军政大计！”“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那场面虽远比不上抗战胜利大游行时来得热烈，但也使蒋介石感到一种难得的慰藉。
在当天举行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慷慨陈词：“今日之重庆，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再度担负起艰苦无比而又无上光荣之历史使命。希我全体将士全川同胞振作抗战精神，为完成民族革命大业而努力。须要认清，目前时局已然稳住，正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共产党野心极大而实力不足，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不进攻大西南，他们不甘心，认为是功亏一篑；而进攻大西南势必陷入泥潭。摆在各位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咬定牙关，抵住第一个回合的冲击，抵住就是胜利。抵住半年——不，只消抵住三个月，形成相持局面，国际形势就要发生变化。到那时，我国军从东南、中南乃至越缅边境实行大反攻，你们则从大西南反攻过去，那便到了最后胜利的时刻！”
蒋介石不知道，就在他发表讲话的当晚，他为实现“保卫大西南”战略而倚重的两位干将——胡宗南和宋希濂，却背着他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他们从国民党的腐败导致时局逆转，士气低落，形势危急，一直谈到出路何在。
两人认为，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但根据目前国际形势，短时期内绝无可能。而共产党的进攻是刻不容缓的。国民党现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整个大陆终将不保。最乐观地估计，只能保有台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一些沿海岛屿。
宋希濂忧心忡忡：“宗南兄，如果解放军向西南进攻，仁兄以为我们的力量能否与其决战？假若不能，你以为我们该怎么办呢？”
“决战个屁！”胡宗南愤愤地说，“这次总裁来，我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还谈什么决战？！整个西南地区的国军加起来不足九十万人；而解放军正规部队就有四百万，加上地方兵团和民兵组织，绝对超过一千万人。力量如此悬殊，更谈不上什么决战！”
宋希濂原本是投石问路，见胡宗南谈得如此投机，便和盘端出胸中的腹案：“胡兄所言极是！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不能硬拼，不能决战，但仍然可以保存实力，以待反攻。办法就是将你我的四五十万人马拉到滇西，背靠缅甸。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军驻扎滇西三年，对当地的地理、民情、物产相当熟悉。这样，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退到缅甸。到那时，我想美国一定会接济我们，长期坚持当无问题。”
胡宗南一听，兴奋地拍着宋希濂的肩膀：“他妈的老宋，你这个计划好极了！”
的确，对于处在极端劣势的国民党来说，退守滇缅边境不失为上策。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滇西南地处边陲，山高路险，很难展开大兵团作战。一旦胡、宋主力退往滇缅边境，必将后患无穷。而四川盆地则是一块绝死之地，自古兵家也认为“成都非坐守之地”。因此，最理想的莫过于将国民党主力围歼于此。毛泽东早已摸准了对手的脾气，蒋介石指挥作战一向小气得很，最容不得失地丢城。四川是西南的重心，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弃。那么，毛泽东也就不急于在四川与蒋介石决战，而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待到把整个西南收入囊中，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几十万人马便插翅也难逃脱了。
果然，当胡宗南、宋希濂相约谒见蒋介石，面陈他们精心炮制的作战方案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蒋介石的严词训斥：“你们不要和我说这个！抗战时，我们就是靠四川这方土地坚持下来的。现在我们还有一百多万军队，还有完整的海空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完整的海空军却亡国的。如果我们放弃四川，就等于放弃大陆，国民政府就将在国际上完全失去地位！”蒋介石越说越气，“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士气低落，首先是你们这些高级将领畏敌畏战、意志动摇。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不要说我们还有大西南，就算最后剩下一块插旗杆的地方，大陆也终将是我们的！”
胡、宋二人不死心，又去鼓动罗广文、何绍周等人联名上书，坚请总裁坐镇重庆，亲自指挥西南决战。他们相信，只要蒋介石亲自感受一下，到时候就会改变主意的。没想到，这个主意又遭到蒋介石的一口回绝：“我不在这里，你们才会坚定，才不至于推卸责任！”
从山洞林园出来，宋希濂仰天长叹：“这几十万人马，眼看就要葬于四川了！”
胡宗南愤懑满腔：“总裁要我们杀身成仁，我们就在这块绝死之地同归于尽吧！”
二人悲壮地握了握手，怀着阴郁的心情各奔东西。
宋希濂驱车前往白市峄，准备搭乘飞机返回川东前线。
坐在汽车里，宋希濂愈发感到孤独和沮丧。回想淮海战役时，他曾向蒋介石献了上中下三策，蒋介石偏取了下策，结果招致没顶的惨败。现在困守西南，他又向蒋介石献了一条上策，又被蒋介石拒绝。瞻望前程，他唯有对天浩叹……
一路上，“欢迎”蒋介石抵渝的大幅标语仍悬挂在街道两旁。宋希濂望着这些随风飘荡的白布标语，怎么看怎么觉得像是出殡时悬挂的白幡孝幛。他不忍再看下去，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宋希濂的这一切心理活动，蒋介石并不知道。奇怪的是，时隔不久，当他再一次来到重庆，却有了和宋希濂同样的感觉。
这一次，他是在西南行政长官张群的多封电报乞求之下，才于十一月十四日由台北飞抵重庆的。
此时的山城，已是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了。自从十一月一日第二野战军在湘鄂边界向川黔两省东部突然发起进攻，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南线的第五兵团已经攻取了黔东的铜仁、镇远、贵定等县，并兵临贵阳城下；北线的第三兵团解放了鄂西的来凤、咸丰及四川的秀山、酉阳、黔江、龚滩等地区，在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方向，将他精心构筑的“西南防线”拦腰斩断。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弄清共军真实的战略意图。他被这种迟迟没有弄清的真相震惊了，惊得几乎乱了方寸！
下了飞机，他无心接受记者的采访，立刻钻进汽车。
汽车驶进市区，街上也有“欢迎”的标语，也有“欢迎”的人群，他却再也找不到上次来重庆时的感觉，更不要说抗战胜利大游行时的感觉了。望着三三两两的人们举着小旗在瑟瑟的寒风里摇动，他觉得这简直不是什么欢迎，倒分明像是在送葬……
果然，第二天举行的西南作战会议还未开场，报丧的电报先来了。“总裁……刚刚收到电报，贵阳于今晨失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捧着秘书送来的电报，哭丧着脸向蒋介石报告。
半晌不语的蒋介石终于爆发了：“何绍周现在哪里？！……宋希濂呢？！宋希濂撤到哪里去了！……前方将领无能，畏敌如虎！党国的事业就败在这些饭桶的手里！”参加会议的人唯恐蒋介石把无名之火发到自己的头上，一个个垂着头，各自做痛苦状。
“你们呢？！为什么不说话？！难道都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吗？！”蒋介石指着会议桌点了一圈，厉声吼道。
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该说点什么了。大家七嘴八舌了一个多小时，会议终于达成一致：共军从湘、鄂边境突破，意在直取成、渝，截断胡宗南入川之路，合围川内国军主力于成都平原。为此，蒋介石作出决定：急调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将第一军车运重庆；命宋希濂所部分别由达县、黔江地区西撤，在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布防，迟滞共军前进，掩护胡宗南撤退；同时，令孙震的第十六兵团由万县西撤，拱卫“京畿”重庆。
当然，如此仓促应变临时抱住的佛脚，能让新一轮的“西南防线”支撑多久，蒋介石心里没有底。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西南能否守得住，能守多久，关键还在于他的将领们有没有作战的信心。眼下，他最担心的就是川鄂防线。宋希濂能否守住川东，对于稳定目前战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个捉摸不透又颇有心计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思谋再三，蒋介石决定亲自修书一封，派蒋经国前去慰问宋希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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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万分之一的战役形势图上，两个钳形的合围圈正在逐渐合拢。大的合围圈是二野第五兵团由东而北与第三兵团由东而南，两支巨大的红色箭头的会合点是重庆；小的合围圈是第三兵团岔乌江以西的钳形攻势，合围的区域是国民党宋希濂兵团据守的白马山地区。随着战役的飞速发展，地图上的红蓝两色箭头猛烈碰撞，蓝色箭头不断肢解破碎，红色的箭头雄赳赳地伸展蔓延。
此刻，刘伯承、邓小平稳坐在指挥室里，注视着瞬息万变、捷报频传的地图，眼睛闪着熠熠的光芒。
李达手拿一份电报，走进指挥室：“刚刚收到十一军的电报，他们已于今晨占领南川，正向重庆方向攻击前进。曾绍山报告，没有发现宋希濂及其指挥部。他们已令各师、团，严加盘查。”“这个宋希濂，溜得好快呀！”邓小平笑了一下，对刘、李二人说道，“按原定计划，本来是要先敲碎他的脑壳的，难道现在连腰也抱不上了？”
“没得事哟。熬的时间长，炖的骨头烂。”刘伯承站起身，走到地图下，用红铅笔将小合围圈的钳口向前延伸了一点，一边以手代尺丈量，一边幽默地说道，“只要我们用大一些的锅，他这条鱼总会烂在锅里嘛！”
“也好。”邓小平表示赞同，“那我们就支起锅，架起火，慢慢地熬这条半死不活的鱼，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放重庆上。”
“对头。”刘伯承手指地图，“目前，第十一军已经解放南川，并向綦江进击。敌罗广文主力已被我十二、四十七军压迫于南川以北的冷水场、龙潭场地区，正向重庆、木洞镇逐步撤退中；而宋希濂部已溃不成军，被我们看管起来。因此，现在是歼灭罗广文三个军于长江南岸，提早完成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的最好时机。”
刘伯承的话音刚落，李达已经把新的作战命令草拟出来了。
刘邓审阅，略加修改，命令便以急电的方式下达给部队。
第十一、四十七军收到命令，迅速协力捕歼冷水场、龙潭场地区及向重庆、木洞镇逃窜的罗广文兵团主力；并准备以第十一军一部出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相机解放重庆。第十二军收到命令，立刻加快了向綦江前进，追歼敌陈春林第四十四军的步伐；并准备尔后直趋顺江场，横渡长江，迂回重庆。第五十军向涪陵疾进，准备渡江……
恰在此时，刘邓收到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七日发来的电报。
刘邓，并告贺李：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电报是商量的口气，但“稍为迟缓”这四个字却似毛泽东下定的决心，因为他的理由很充分，这就是“蒋介石自己在重庆”。
作战命令已经下达，各部队已经依令行动。难道野战军的判断和决心真的有什么偏误？
刘邓认真地审视着自己的决心，审视着当前的战场态势。审视的结果——决心符合实际。
问题重又归结到蒋介石能否像守上海那样死守重庆。
刘伯承说：“我看，蒋介石不会死守重庆。一旦我五兵团控制泸州、松山一线，便截断了胡宗南兵团进入滇、缅的退路。这样，蒋介石势必放弃重庆，转而加强成都、川西与康东沿线，以便退入西康，转进云南。我们应该避免造成这样的局势。”
邓小平说：“另一方面，南川的罗广文兵团已成强弩之末，一旦将其拿下，占领重庆则如探囊取物，蒋介石也失去了死守的条件和意义。况且，我军在军事占领西南的同时，应着眼经营西南。重庆是西南重镇，工业发达。只有早日夺取重庆，不给蒋介石从容破坏重庆工业的时间，才能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
基于以上分析，刘邓当天给毛泽东回电，说明情况：
蒋介石调第三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长江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下。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蒋可能改变其计划。我西路三个军至迟十二月十日达泸州、乌江江边，如我迅速控制泸州、松山之线，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水、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康东之沿线。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注意或夺取重庆较为稳当。
据说，毛泽东读完这封电报，立刻请来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仔细征询了总参谋部的意见后，连声说道：“小平、伯承有胆有识！他们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
第二天，毛泽东回电——
刘邓张李，并告贺李，林谭萧：
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致使敌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蒋军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于是，原定于十二月初解放重庆，经过几封电报往来，不但没有推迟，反而提前了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第二野战军下达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
第三兵团接到命令后，陈锡联立即指挥第十一、十二和第四十七军等各路劲旅，在百余公里宽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山城重庆扑去。战役态势图上，数路兵锋直指重庆。一字排开的红色箭头中，跑在最前面的是十一军的三十一师。
“这个杨国宇，杀回老家了，冲得比谁都快。”刘伯承指了一下地图，笑着对邓小平说。
“心情可以理解。”邓小平也笑了，“当了那么多年的‘不管部长’，好不容易捞上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又是亲手解放家乡，他杨大人自然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
杨国宇在进军西南时几次三番要求下部队带兵，除了想亲手解放家乡，也怕错过这个机会，从此没有仗打了。因此他一到十一军担任参谋长，便像足球场上多年的后卫一下子变成前锋，哪里的仗打得激烈他就往哪里冲。人们对杨国宇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每次作战都全力配合传中，让他一脚射门。
这一次接到总攻命令后，十一军军长曾绍山又像足球队长一样，对杨国宇交代了“只有穷追，才是胜利”的八字方针，便派他率三十一师先行渡江，直插重庆。
下午三时，杨国宇和三十一师副师长胡鹏飞率第九十一团抵达长江南岸，在南温泉一带打了一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打完仗他才从俘虏嘴里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天字第一号”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
“乖乖！”杨国宇心中暗暗叫了一声，继续审问俘虏，“江对岸重庆的情况怎么样？”
“长官。”俘虏一头雾水地回答，“我们昨晚才从汉中乘汽车赶来，任务是迟滞解放军西进。这不，刚过江来守南温泉，饭还没顾上吃，就当了俘虏。那边的情况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你要放老实点！”
“长官，我若有半句假话，您把我毙了再丢进江里喂王八！”说话间，江对岸的九龙坡、王家坪燃起了冲天的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似乎把个山城重庆烧成了一座“火城”。
“首长，快下命令吧！要是晚了，重庆就会变成第二个彭水啦！”干部战士纷纷拥向指挥所，向杨国宇、胡鹏飞请战。
随着猛烈的爆炸声，浓重的烟雾已经漫过江来。此时此刻，语言已属多余，杨国宇和胡鹏飞只对视了一眼，便定下了渡江的决心。杨国宇对前来请战的九十一团团长陶怀德说：“半个月前彭水被焚的惨景你已经看到了。现在，对岸的敌人又在放火。我们绝不能让重庆变成第二个彭水，必须把山城完整地交给人民！”
“陶团长，情急之中仓促渡江，困难很大呵！”副师长胡鹏飞进一步交代，“目前，我们只有三条小船。你一定要带突击排过江，把对岸的大船争取过来！要记住，时间决定着重庆的命运！”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打过江去！”陶怀德郑重地举手敬礼，转身向江岸跑去。
“炮火准备，掩护突击排渡江！”杨国宇左手持着望远镜，高高举起的右手却迟迟没有落下。望远镜中，突击排的三条小船成“品”字形，冲破混浊的江水向对岸划去。对岸，除了浓烟烈火，没有任何动静。高昂的炮管，上膛的炮弹，仍在等待着命令。十分钟后，小船靠岸了。只见陶怀德率领战士们如猛虎下山，直扑九龙坡。奇怪的是，他们依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更令人不解和心焦。
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从对岸传来。杨国宇的心一下子缩紧了！突击排已经深入居民区，炮是不能打了。怎么办？！正当他和胡鹏飞紧急研究对策时，身边的战士们却欢呼跳跃起来。杨国宇抬眼望去，只见十余艘大木船向南岸划来。
船一靠岸，杨国宇和胡鹏飞立刻迎了上去，同声向老船工问道：“老大爷，对岸为什么打枪？”
船工捋着胡子，嘿嘿一笑：“哪里是打枪哟，是咱老百姓放鞭炮欢迎你们哩！”
“那么城里的敌人呢？”
“除了留下一部分搞破坏，其他的全撤走了。”
“蒋介石呢？”
“老蒋？早坐飞机跑了！”
杨国宇略一思索，对胡鹏飞说：“敌人撤得这么快，肯定有大规模破坏城市的计划。我们必须尽快渡江，占领全城制高点——浮屠关，而后控制各重要目标，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
就在杨国宇他们渡过长江，冲入市区，与敌残余部队激战的时候，配属第三兵团指挥的第四十七军也渡江而过，杀进城来。两路大军风驰电掣，穿插横扫，把顽抗的守敌阵地搅得如同汤浇的蚁穴、火燎的蜂房。
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
走在入城的队伍中，踩着铿锵的锣鼓点，听着雷动的欢声，望着热泪盈眶欢庆解放的家乡父老，杨国宇心中存着一个莫大的遗憾，遗憾自己没能亲手把蒋介石抓住。他抱怨自己追得太慢，也把这归结为蒋介石“那家伙跑得太快了”。
若干年后，蒋经国在他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向世人透露了蒋家王朝仓皇逃离重庆的末日光景：
十一月二十九日，行政院迁往成都，重庆市内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大乱……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二十里处渡江。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夜晚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马嘶人喊，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稽延，乃决定赴机场营。途中为车辆阻塞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上“中美”号专机夜宿。据说，当依复恩驾驶“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也是若干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用诗化的语言，描绘了父亲回到重庆，回到已然换了人间的故乡四川的历史一瞬：
父亲又回到了四川。
回到了重庆。
回到了他的故乡。
命运竟然安排得这样的巧。
记得吗？二十九年前，在重庆江边的码头上，一个名叫邓希贤的十六岁少年，乘着一艘名叫“吉庆”号的客轮，顺着那奔流不息的长江之水，走出四川远洋跋涉，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段旅程。
有谁想象得到，二十九年后，这位邓希贤，已改名为邓小平。而这位邓小平，竟然是率领着千军万马前来解放四川的首席指挥员。
从重庆走出，从四川走出；又回到重庆，回到四川。命运将父亲的人生历程，在这二十九年间，画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圆圈。
回到四川，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
而若干年前，刘伯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蒋介石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如今，这位从川中走出的一代将帅，果然亲手拿下了蒋介石的“三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三、最后一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一月
重庆
成都
1
重庆，曾家岩，一座普通的楼房。第二野战军总部在这里摆开了大西南——也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战的摊子。
在“陪都”的山城，本来有许多楼宇馆厦可资选择，华丽的，典雅的，雄伟的，清幽的……而刘伯承、邓小平偏偏选中了地处中山四路的曾家岩。没有人问起他们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知道，曾家岩曾住过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曾是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市内的主要办公驻地。
那天，李达领着刘伯承、邓小平走进曾家岩的作战室，指着空荡荡的大厅和大厅四壁挂满的川康、川滇地区地图，说：“这里的办公条件确实简陋了些。”邓小平径直走到大厅中间的长条桌旁，稳稳一坐：“简陋是简陋了点，但我们总算是回到家了。”“是哟。到了家，我们也有了安定的办公室啦。”刘伯承笑着说着，走到地图下，巡视着刚刚绘制好的敌我态势和胡宗南部队序列表，满意地点点头，“从此，我们就可以稳稳当当坐在这里，同蒋介石、胡宗南决最后一战了。”
邓小平翻着桌上的《作战日志》，不由生出一番感慨：“从南京，到上海，又到了重庆——蒋介石总是这样，我们来了，他走，大方得很呢。看来，下一步对成都，他也只能如法炮制喽！”
“那我们也只好不客气喽。”刘伯承与邓小平相视一笑，转身指着地图说，“蒋介石逃到成都后，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川西会战’计划，一方面命令重庆及其以北地区向西撤退的部队，扼守岷江、沱江，在正面迟滞我向成都前进，以掩护胡宗南部向南收缩；另一方面，急令胡宗南集团猬集川西，准备取道新津、乐山或经邛崃、雅安向西康、云南方向逃窜。目前，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上，麇集了国民党的几十万残兵败将，仅兵团以上的番号就有十多个等着我们吃呢。”
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根据蒋介石、胡宗南的企图和川西的地理条件，下一步胡宗南退往云南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二是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西昌。目前，经宜宾退往云南的道路已被我军切断，他只有退往西昌的这一条路了。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作战方向。”
刘伯承：“为了不使胡宗南部逃往云南及国外，遗患未来，我各路大军必须以现有态势迅速前出，抢占乐山、大邑、邛崃等要地，切断敌人的退路。”
邓小平：“还要再次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争取他们在最后时刻，站到人民一边来。”
十二月六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名下达了《成都平原围歼战》的命令：
我军渡江后，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內江、荣昌、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充分准备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因此：
1、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至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应协力向乐山、井研、荣昌地区继续前进。望杜（义德）王（近山）即与尹（先炳）吴（实）共同拟定前进计划（时间、道路、区分及作战协同事宜），报告我们批准施行。在前进中遇有战斗，由杜王统一指挥。由于乐山、井、荣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做充分的战斗准备。
2、十八军为十六军的第二梯队，渡江后休息三至五天即向犍为前进。
3、陈谢（三兵团）准备将十一、十二两军向西延伸，包括铜梁、大足、内江，求与十军靠近，以利策应；并令四十七军控制邻水、广安。
“拼命打好最后一战！”
“抓住敌人就是胜利！”
“绝不让敌人跑掉！”
接到命令后，第三、第五兵团上上下下爆响了决战的口号。
十二月八日，各部队按照野司和兵团首长的部署，不顾连续作战一个多月的极度疲劳，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向川西之敌发起勇猛攻击。
五兵团第十六军由纳溪出发，分三路向乐山挺进，经过八天连续追击作战，于十六日强渡岷江，攻占乐山、峨嵋、夹江、洪雅；三兵团第十二军由资中、内江向彭山进击，一路风卷残云，解放了仁寿、彭山和邛崃，其先头部队又于十七日沿川康公路继续向西追击；第十军由自贡、荣县向青神、眉山进击，在岷江沿岸歼灭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部后，于十七日拂晓渡过岷江，进而攻占眉山、丹棱、蒲江；第十一军由遂宁向简阳进击，十五日攻占简阳，随后向成都外围的新津、双流方向推进；第十八军由犍为向乐山挺进，于二十一日进至乐山、眉山、夹江地区……
到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野战军各部已经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成都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即从东、西、南三个方面形成了对成都平原国民党部队的压缩包围。
同时，北面的大网也由贺龙、李井泉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拉了过来。
十一月中旬，当第二野战军突破国民党川湘鄂和黔东防线时，蒋介石命令秦岭地区的胡宗南集团紧急南撤。第十八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既不过紧逼迫敌人，避免其加速向滇、康收缩；也不与之距离过远，避免其有充裕时间破坏道路桥梁的灵活巧妙作战方针，缓缓尾敌跟进。
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野战军逼近重庆。中央军委为协调进军行动，决定命第十八兵团加速南下。贺龙、李井泉于当日命令第十八兵团等部分东、中、西三路越过秦岭，急速南下，并在追击途中歼灭胡宗南后尾部队八万余人，于二十一日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围歼国民党军数十万残余势力的包围圈即告形成，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成为瓮中之鳖。
与此同时，强大的政治攻势也随之发起。
十一月二十一日，当第二野战军向纵深展开进攻时，为了彻底瓦解敌人，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刘伯承、邓小平以布告的形式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
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覆灭之期……蒋、李、白、阎等残敌企图收拾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全部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第三次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敌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之部属，使其与他们一同进入坟墓。
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随时可以派代表与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以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们，早日进入和平建设，修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你们不应再做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原谅，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
一发重磅的政治炮弹在西南上空炸响。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刘邓的“四项忠告”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已经极度脆弱的心理防线，推动了本来已经动摇和正在动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从速抉择。于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在波诡云谲的大西南上演了——
十二月九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化率其所部，分别在雅安、彭县等地宣布起义；同一天，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拒绝升任兵团司令，毅然率领第四十八、八十九军余部在贵州普安宣布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万余人在四川宜宾起义。
紧接着——
国民党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团在广汉起义；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率部在彭县起义；国民党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部在彭县起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简阳起义……
一时间，起义投诚的浪潮波涌迭起，弃暗投明的活剧精彩纷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在大陆赖以支撑的最后一道防线，犹如雪崩一般，訇然垮塌了。
2
“经国，陪我出去走走。”
成都中央军校的黄埔楼上，蒋介石凭窗站立，透过萧瑟的初冬微雨，久久地凝望着尚在他手中的最后一个大陆城市。
“父亲，外面还在下雨……”蒋经国怕父亲着凉，轻声劝道，“我们乘汽车。”蒋介石已经在整理服装。
“去哪里？”
“我想……再去看看成都。”
“外面很不安全啊，父亲。”蒋经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爱父亲。一年来，国事日趋没落，而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却到了空前的、相依为命的程度。
蒋经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从重庆到成都短短的几天里，军校周围险象环生。蒋介石一日数惊，已经多次险遭不测。先是贴身卫士上厕所，将手枪皮带搭在隔板上，转眼不翼而飞。校方和警卫部队挖地三尺查了整整一天未果，当晚传来几声枪响，又发生了奇怪的“走火”事件。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军校围墙外的一个草棚里，发现了一门共军地下党秘密安置的迫击炮，炮口已经精确地对准了蒋介石下榻的黄埔楼！……
窗外，细雨凄迷。极目处有一丝云缝透过些许光亮，明明灭灭，闪烁游移。
“父亲……”蒋经国走到父亲面前，还要劝说。
“去！”
刚刚告别了重庆，又要告别成都，无限的眷恋之情使得固执的蒋介石愈发地固执。说着，他已大步下楼，向无尽的夜雨中走去。
蒋经国急忙拿起父亲那件既保暖又防弹的黑色披风，一边赶紧安排，一边追下楼去。
一行三辆别克轿车刚刚启动，蒋介石又说：“先在军校巡视一圈。”汽车紧急调头，刺耳的制动声划破车窗外的雨雾。
蒋介石正襟危坐，双目微阖，并不注视车窗外的一切。
他对这座号称“黄埔第二”的中央军校太熟悉了。自从抗战结束退往大后方，每次莅临成都，他都下榻在这里，因此不必睁开眼，他也知道汽车正经过哪里。
身后的黄埔楼，是他在大陆最后一次部署决战计划的地方。
那天，从重庆一到成都，他就在一楼的大厅里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会上，胡宗南又一次向他提出“放弃成都，撤守西昌”的建议，他听后拍了桌子，训斥道：“成都必须坚守！从此以后，再言撤守西昌者，以动摇军心论处！”
其实，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和那些杂牌军将领们听的。在放弃重庆时，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成都终将难保，只有采取几个月前他曾经否定过的胡宗南、宋希濂提出的计划，即把胡宗南的主力撤往西昌他已暗自形成了腹案。他之所以未把这个方案公之于众，并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是想用“死守成都”的决战高调，掩盖他“一石三鸟”的目的。即：其一，施放烟幕蒙蔽他人，确保嫡系胡宗南部顺利撤往西昌，以保存实力，同共产党长期周旋；其二，利用目前尚驻守在成都平原的非嫡系部队，以及那些从川东败下阵来的残余部队与解放军纠缠，掩护胡宗南的部队在西昌从容部署；其三，稳住地方实力派，待胡宗南正式西撤之时，彻底解除刘文辉、邓锡侯的兵权，改编其部队，消除肘腋之患。
为了实现这个秘密计划，他在黄埔楼里走马灯般传见各方面的人员，频繁地变换着面孔和手段，做足了誓与成都共存亡的表面文章。
他在黄埔楼的小客厅里召见了从川东溃败下来，落荒逃到成都的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没有一句责备，没有半点追究，反而慰勉有加，命他收容并统一指挥已被共军打散了的宋希濂所部，参加成都决战。这使得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当了替罪羊的陈克非激动得涕泪纵横，啪地立正说道：“绝不辜负校长重托，誓与共军决战到底！”
他在黄埔楼的办公室里握住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手，像没顶之前抓住了船板。十八兵团是胡宗南部的主力，在川西正愁无兵可用的关键时刻从秦岭撤到成都。得知这个消息，他自然把李振视作忠勇双全的心腹，将撤守西昌的重任交付给李振。
他准备在黄埔楼的宴会厅里宴请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但请了几次都被他们以各种借口谢辞。他火了，骂道：“不要说我请他，就是我死了，他们也该来送葬呀！”骂过之后，他对这些地方实力派更加警觉了，除掉他们的决心也更大了。
他只觉察到刘文辉、邓锡侯这些人有反叛之心，却没想到，半个月之后，连陈克非、李振那样的人也倒戈起义，投向了共产党。
汽车驶下武担山，进入开阔的平地。蒋介石知道，他已经来到了曾经多次阅兵的军校大操场。骤然间，他的眉头紧锁，脸上一片晦暗。
八月份，他在这里阅兵。一辆坦克在他的注目礼中隆隆前进，不料刚好开到检阅台前，突然熄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是只冒黑烟不能进一步，不得已用了几辆卡车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拖将出去。这一次到成都，为了冲冲晦气，也为了用他的声望提高部队的士气，稳定民心，他又在这里举行了更为隆重的阅兵仪式。
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阅兵。哪知，这最后的一次阅兵，又出现了令他更为难堪的场面。
那是十二月五日上午九点多钟，川西冬季特有的浓雾尚未散去。军校的两千多名师生官兵已经成方阵肃立，灰蒙蒙地站满了操场。他一身戎装，披着黑色大氅，缓步走到检阅台的中央，腰板笔挺地举起了威严地戴着白手套的右手。立时，彩旗飘扬，军乐齐鸣，“效命党国，死守成都”的呼喊滚雷般地从操场的四面八方炸响。那一刻，他的心颤抖了，自信心也像热气球一般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仍是很强大的，他甚至被自己导演的节目深深地感动了。
十时整，阅兵正式开始。随着军乐队奏起国歌，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全场庄严的致敬礼中徐徐升起。
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那面旗帜即将爬到旗杆顶端时，啪的一声，牵引滑轮的旗绳断了。紧接着，那面已经迎风招展的旗帜如同一只受伤的大鸟，挣扎着飘然坠地……
一时间，庄严的场面因失去了神圣而显现滑稽，肃穆的人群因滑稽的显现而目瞪口呆。
那一刻，他的眼前一片黑，敬礼的右手似乎与头顶的帽檐“拔河”较力，放也放不下，举也举不起，就这么悬在半空。直到手忙脚乱的旗手们重新接好旗绳，他那僵直的右手才随着旗帜的匆匆升起而缓缓垂下。
但那一刻，他的耳朵却出奇地灵敏，他能从寂静的嘈杂和嘈杂的寂静中分辨出人们内心的窃窃私语：“兆头不好。”
同一个操场，两次阅兵，一次坦克熄火，一次国旗坠地，是巧合，还是故意？是上帝的安排，还是魔鬼使然？难道，这真是气数已尽、大厦将倾的预兆吗？……
蒋介石不敢再想下去了，深深叹了一口气，吐出哽在胸腔的郁闷，对蒋经国说：“走吧，经国，我们去成都，看看望江楼。”
车队从军校大门驶出，沿城区大道，由北门、东门、南门到市中区巡视成都一周，而后经西门直奔望江楼。
望江楼的崇丽阁矗立在锦江岸边，翠竹环抱，幽篁如海，是成都最为古老的建筑之一。蒋经国理解父亲的心情，他选择此时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散心，也不是单纯地凭吊怀古，而是对景伤怀，感史抒愤。崇丽阁上有一幅著名的长联，为清人钟云舫所作。蒋介石久久地站在长联下，似乎读出了他此刻的心情。
几层楼独撑东面峰，统近水遥山，供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景霞，染青灰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筹边。紧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枇杷寂寞，空留着绿野香坟。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试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千年事屡换西川局，尽鸿篇巨制，装饰英雄：跃岗上龙，殒坡前凤，卧关下虎，鸣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笙玉笛。倒不如长歌短赋，抛撒些闲恨闲仇；曲槛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嗟予蹙蹙，四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眺首，看、看、看，那一块云，是我的天！
失意窘迫的蒋介石被楹联中的绝唱打动了，泪水在枯井般的眼中滚动，继而汩汩流淌。“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看那一块云是我的天！……”蒋介石复述着楹联，一任泪水横流。
见父亲如此伤感，蒋经国的眼圈红了，轻声劝道：“往事如烟。金戈铁马也好，文治武功也罢，尽入樵夫梦语，渔翁闲话，不必过于伤感，太往心里去。”
“不。这不是渔樵之语，而是圣贤之言！”蒋介石揩去泪水，胸中的块垒也随之冰释，“川西有我半江月，台湾有我一片天，我为什么要伤感？绝顶高呼，危梯远眺，我是被古之圣贤的大气魄所震撼！经国，我们确实到了卧薪尝胆、绝处逢生的时候了。”
蒋经国点了点头，他又一次被永远也揣摩不透的父亲震撼了：“是的，父亲。我很赞赏楹联中的这句话，‘千年事屡换西川局’。世事沧桑，绝处逢生非但不乏古人，更不绝当今来世。”
“你说得对。想当年我们把毛泽东赶出瑞金时，他只剩下三万人马，且缺吃少穿，弹药罄尽，为我前堵后追，几乎陷入绝境。可如今……唉。毛泽东这个人，就很厉害，很值得我们研究呀！”蒋介石痛苦地眯缝起双眼，目光投向空蒙的雨天。
蒋经国见父亲又谈起伤心事，急忙宽慰：“毛泽东能走出绝境，固然值得我们研究。但当初如果不是川军将领为保存实力，拒绝用命，他就不可能翻过雪山，走过草地；而我们，也绝不会功亏一篑！”蒋介石半晌不语，突然睁开眼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国，有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父亲请讲。”
“你看，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这些土皇帝，会不会比当年的川军将领更甚一步，与共产党串通一气？”
“有可能。”蒋经国想了一下回答，“共产党搞的所谓统一战线，是无孔不入的。况且，已经多次收到密报，都说刘、邓、潘行动诡秘，似与共党频繁接触，有图谋不轨的迹象……”
“川军一旦倒戈，成都必将难保。我们一定要赶在共产党的前面，解除这些心腹之患！”蒋介石下了最后的决心。
“报告！”似乎为了证实蒋介石的决心正确，军务局长俞济时气喘吁吁跑上望江楼，手中捏份电报，神色极度紧张。
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牙疼般地嘘了口气，颓丧说道：“经国，我们又晚了一步……”
蒋经国急忙拿过电报。电报是顾祝同、胡宗南联名签发的，说刘、邓、潘已于一个小时之前宣布起义……
回军校途中，经过成都市郊的枣子巷，蒋介石执意下车，要去祭扫戴季陶墓。戴季陶和陈布雷一样，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文胆”之一。他也是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怀着无力挽狂澜的悲怆心情而步陈布雷的后尘，于陈布雷自杀三个月后服用大剂量安眠药，在这个幽深的小巷里以死表明耿耿之心的党国“忠臣”。
细雨依然在飘，寒风依然在刮，汽车在枣子巷口停下。
蒋介石拒绝了蒋经国和侍卫长的搀扶，缓缓向墓地走去。
望着父亲微弓的背影；想着那位体态单薄，面部清瘦，穿一袭浅灰长袍，着一双浅口布鞋，操一口四川成都话的亡灵，蒋经国的心中一片苍凉。
墓地到了。
一个普通的土丘，爬满了荒草枯藤。土丘前镌有“戴公季陶之墓”几个大字的石碑，在凄风冷雨的打击下，流着行行清泪。
蒋介石站立墓前，默默致哀：“季陶，你要好好安息……中正对不起你呵！……”蒋介石哽咽着，喃喃自语。
许久，他突然俯下身去，在墓前掬起一捧成都平原黝黑的泥土，对着墓碑说道：“季陶，中正向你告别了……”
说罢，他掏出手帕，将那捧掬自大陆的泥土小心翼翼地包好，转身向汽车走去。他的步履是那样的沉重，走得是那样的恋恋不舍，以致每迈一步，都让蒋经国感到一种生离死别的苦痛。这一刻，蒋经国真正理解了，父亲执意要来这里，不仅仅为了凭吊戴季陶，而是在向成都、向大陆作最后的告别……
第二天上午，成都商业街的励志社人头攒动，一向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闻讯赶来的数百名记者十分惊讶，弄不清已经山穷水尽的蒋介石何以搞得如此张扬，于是纷纷提问：“请问委员长，共军已兵分两路对成都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日渐迫近，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制定的川西决战计划已经放弃或是失败？”
“处此异常严峻时刻，委员长有何良策？”
“据说，自昨天起，兵临城下的共军突然停止了进攻。是不是国共达成了什么协议，让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幕在成都重演？”
“刘、邓、潘昨天宣布倒戈，是不是和平解放成都的预兆？”……
蒋介石对所有的提问充耳不闻，无论是“刺耳”的还是“过分”的，一概不予抨击或理睬，直到记者们问得没有兴趣了，才轻轻咳嗽一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中正将于近日离蓉赴台，主持革命实践学院……”
全场一片哑然，只有蒋介石平静而低缓的声音在回旋。
“我早就说过，共产党是打不垮我们的，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一九三六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而在这戡乱建国的四年里，党国阵营里又出现了许多见利忘义、贪生怕死的不肖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瑰……是他们出卖了党国！”
蒋介石的声音因痛苦和激愤而变得越来越尖利。
“不庸讳言，正是由于他们的叛变，使得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叛变，使我们最终认识到，要战胜共产党，就必须建立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毕生拥护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因为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我们必须重建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主持校政。以后党国的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戡乱救国能否胜利的大计。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只要我们再坚持三个月，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出现转机。因此，我再一次郑重告诉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也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必将取得最后之胜利！”
最后，军务局长俞济时十分适时地一声高喊：“散会！”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结束了。
而解放军进攻的炮火硝烟，已经浓重地飘入了这座因盛开芙蓉而著称的锦绣之城。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回绝了有人为了他的安全，请他从临时挖掘的秘密通道离开军校的建议，凛然说了一声：“我从正门进来，也要从正门出去！”而后临刑般地整装理容，走下黄埔楼。
下午两点，“中美”号专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升空，载着“心底怆然”的蒋介石离开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驿站，向着隔山隔海的那个弹丸小岛飞去。
四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再从飞机舷窗向下望去，涌入眼底的唯有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十二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在成都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三天后，即一九五〇年元月二日，毛泽东发出了进军西藏的指示。
元月六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由二野第十八军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
从此，第二野战军——这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先后歼灭国民党军二百三十万人，为伟大而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不世功勋的英雄部队；这支从西北高原的太行山跃进大别山，从大别山挺进大西南的无敌劲旅，又高唱着战歌，登上喜马拉雅山！
跨黄河，渡长江，
我们生长在冀鲁豫平原太行山上。
锻炼壮大在中原，
威名远震东海长江。
祖国处处呼解放，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更伟大的崇高的任务号召我们勇敢前进，
解放大西南，
让毛泽东的光芒照遍祖国的边疆。
进云贵，入川康，
保卫西南边防，巩固祖国后方，
解放的大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哦，喜马拉雅，世界的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