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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部 进军
一、南有川，北有疆
彭绍辉说“聪明”“糊涂”，贺老总越秦岭巴山
陇南举义大功告成，蒋云台功不可没。1949年12月10日，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军长彭绍辉奉命入川之前，在武都老爷庙电召蒋云台。两人面晤握手这件事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标志：第一，大西北黄尘初定；第二，第一野战军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天，还是蒋介石飞离成都去往台湾、魂别大陆的日子。
其时，王震率部进疆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南疆、北疆大势已定。早在十天前的11月30日，中央军委已经作出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由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副司令员仍为张宗逊和赵寿山，甘泗淇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是阎揆要。所辖兵团仍为四个：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二十二兵团。正在贺龙指挥下向大西南进军的第十八兵团，确定划归第二野战军。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下辖3个二级军区、7个三级军区和32个军分区，1所军事政治大学。
3个二级军区是：陕西军区（由第十九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7个三级军区是：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十九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六十五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
这些都是彭绍辉要向蒋云台传达的内容。彭告诉蒋，七军仍隶属一野，但已从王震的一兵团划归到了许光达的二兵团。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将起义的国民党第一一九军部队整编为西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军，以蒋云台为军长，原七军参谋长黄忠学为政委，七军副军长孙超群为副军长，七军十九师的政治部主任张汉民为政治部主任，康维汉为参谋长，陆进贤为参谋处长。一切整编事宜，将由兰州军管会副主任任谦来武都研究办理。
彭绍辉说：“师以下部队的整编办法和人事任免，你回去和任副主任一起商量着办吧！”
蒋云台对此结果非常满意。无论是部队还是个人，都是最理想的归宿。他拉着彭绍辉的手充满感激地说：“彭军长，多亏了你在迷雾中指路啊！不然，我不知道要跟他们滑到什么地方呢！”
彭绍辉说：“人生的路靠自己走，别人指引只是一个方面。人有聪明的时候也有糊涂的时候，可该聪明时就千万不能糊涂。拿西北来说，当时马家军在台上，那么大的势力，那么大的威风，多少人跟着瞎起哄，看不清历史潮流，以为抱着了一个香饽饽。我军刚打过来时，国民党军许多糊涂虫坚持与人民为敌，逆潮流而动，给马家当炮灰，糊里糊涂送了性命。但也有一些人不糊涂，认清形势，把握机会，像青马中的马振武、宁马中的马鸿宾父子，还有长官公署什么彭铭鼎啊、曾震五啊等这些人，就比较有头脑一点。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陶晋初都是聪明人，走和平解放的路，弃暗投明，这有什么不体面？人民拍手欢迎，自己也觉得踏实，说的长远一些，对儿女子孙都有个好的交代。你在一个地方，不打仗、不流血，老百姓就会世代铭记你的大恩大德！”
“是啊！是啊！”蒋云台说，“我蒋某人几十年置身江湖，糊涂了大半辈子，就这件事做对了，遇着好人！”
彭绍辉说：“大势所趋罢了，历朝历代，与人民为敌一个都没有好下场。人心向背谁能把它拧得过来？胡宗南当年多傲气？手下几十万大军，上面又受宠于蒋介石，不说西北，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他去咳嗽一声也像打雷那么响。可是他糊涂，尤其最后一步棋，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到成都。成都守不住了，还要往西昌跑，西昌难道就是世外桃源？更好笑的是，蒋介石到这个时候还把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王陵基这些人抬出来，又是封官又是许愿，还为他们摆酒设宴。指望这帮人就能保住四川吗？绝对不能！所以，蒋介石也糊涂。”
蒋云台以情境中人的体会说：“这些人对蒋介石从来都是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蒋介石是病急乱投医。”
彭绍辉随手从警卫员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地图，指着那上面标记的战术符号说：“现在我军杨勇兵团已进出川西，抢占了乐山、青神、浦江等地，这是成都去往西昌的大通道，胡宗南还能往哪里跑？再说我陈锡联兵团已直扑简阳、邛崃、大邑地区；二野刘、邓大军连续解放贵阳、遵义，从川南压过来；贺老总指挥的周士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也越过秦岭、大巴山一线，正在兼程南下，南北夹攻之势早已形成……”
彭绍辉所言千真万确，是他刚从野司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这不能不使蒋云台对胡军形势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而觉得彭绍辉给他“上了一堂课”。退后几十年我们再来看胡宗南，此人的确从头至尾都没有改掉他那个半吊子的秉性。偏偏老天爷又不长眼，在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最后十天，硬把他塞到老蒋的鼻子底下。这十天里，他与蒋介石几乎形影不离，两人每天对着军用地图发呆，关起门来密谈，结果怎样呢？胡三请弃川而不被蒋允许，第三次竟得到蒋介石一道“杀身成仁”的命令。蒋介石的“黄埔好学生”多得是，关键时刻迈不过门槛时，双手一举万事大吉的人也多得是，偏是这个胡宗南栽在老蒋怀抱里，不甘心也不情愿地当了冤大头。
最后的日子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丰富的一段时光。他目睹几天前还在同桌言欢的人们，一个一个走马灯似的离他而去。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几乎是在一天之内宣布起义，中共不费一枪一弹便解放了云南和西康。能寄托一点精神的唯有胡宗南了。蒋希望胡宗南用死节来慰藉一下他那个行将崩溃的灵魂，他甚至用向公众发表命令的办法来“成全”胡，然而胡宗南除了像当年攻占延安时那样高呼口号之外，始终没有为校长展示那道绚烂的风景。
难以想象，蒋介石登上飞机在成都上空长久绕圈而不忍离去的那个时刻，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成都不保也得保！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句话。
胡宗南望着头顶上的飞机渐入云层，心中巨大的空缺，岂是一句话能够填充起来的！此刻，他的十几万部队正在按照贺龙的预料，从秦岭、巴山救火似的南撤。下一步还会出现什么，似乎明明白白，又似乎一无所知。
历史就这样一个乐章一个乐章地向前推进。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初期的进军，差不多是优哉游哉的慢板。在秦岭地区歼敌已不可能，各分队都把工兵放在前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尽力做到“不过于压迫敌人”“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
部队热热闹闹前进了快一个月，贺龙的指挥部还在宝鸡。这让随军返川的四川地下党代表马识途着急了，问贺龙：“老总啊，这么样脚底踏死蚂蚁，走到哪一天才能到达成都呢？”
“放心，误不了到成都过年！”贺龙笑道。
“敌人望风披靡，我军完全可以一鼓作气追上去击破巴山、直捣成都嘛！”
贺龙依然笑眯眯地捧着烟斗：“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啊，但是，我们不光要拿下四川，更要紧的是歼灭敌人，不要叫他们溜到云南边境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走嘛……”
紧急的战鼓终于在12月5日擂响。两天前，刘、邓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渡江，十军抵达合江，十六军即达泸州南岸。贺龙可以甩开大步下猛药了！他立即下令，十八兵团居中，东有十九军、西有七军，全线出击，猛追逃敌。
六天后，前线指挥部从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向秦岭山区推进。
老天像是有意增加点色彩，一场大雪飘飘而下，海拔2000米以上的秦岭山区，凛冽的寒风穿过深沟峡谷，峭壁悬崖、古道驿站，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战士们每人平均负重45公斤，顶风冒雪，沿着古道攀崖援壁，行进在渺无人烟的秦岭深处。贺龙坐在车里，看着战士们在古驿道上艰难行进，一路都感动不已，说：“战士们靠‘十一号’在山里边钻啊，我们‘屁股后面冒烟’走大公路，战士是最辛苦的，他们的功劳最大！”贺龙走一路、停一停，下车跑到战士们中间，聊几句，喊几嗓子：“同志们啊，加把油啊，关门打狗，就靠你们走得快了！”
因为行进速度放开了，部队越跑越快，平均日程都在百里以上。随之，非战斗减员也多起来。蜀道本来就难，加上冰雪路滑，就更加没法走，一步踏不稳“哧溜”一声就窜出去丈把远，人车坠下山崖的情况时有发生，急得贺龙直跺脚，把作训科长叫去吼道：“你们每天都要给我检查汽车防滑链，把情况报告给我，千万不许马虎。战士们父母把他们的娃儿交给我们，是要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的，仗还来不及打就牺牲了，我们将来没法向他们父母交代呀！”
12月14日，十八兵团占领了入川后的第一座县城——广元。三天之内又占领剑门古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然后，过剑阁，得江油、梓潼，成都遥遥在望。
这一天，贺龙、王维舟、张经武和周士第登上了梓潼七曲山，望着成都方向兴奋不已。贺龙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
说着话，指挥部作战参谋报告：“裴昌会派来一个处长接洽起义事宜。”
“好，讲和就好，”贺龙点点头，问：“裴昌会人在哪里？”
“在德阳，距此100公里。”
贺龙想了想：“我跟井泉、维舟一块去会一会他如何？”
周士第说：“这样做好，通过裴昌会可以了解很多情况，还可以做做其他人的工作，比方说胡宗南，也许成都问题会简单化……”
早在抗战时期，贺龙与裴昌会在河南洛阳有过一面之交。那时候裴气宇轩昂、儒雅风度，谈吐也不俗。一晃快十年了，人事沧桑，变化之大，无从预料。没想到今天又要在这里相见！贺老总一路上的心情，难免有些激动。
贺龙等人来到德阳县署东北面的一家别墅。不一会儿，裴昌会过来了，贺龙连忙走下台阶迎上去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接着便一一介绍李井泉、王维舟。
大家在一间准备好的会客厅入座。裴昌会一直低着头，面带愧色。
贺龙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打仗嘛……你谈谈部队吧，胡宗南是怎么一回事啊？”
裴昌会说：“蒋、蒋、蒋介石走后，胡宗南压力很大。他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的，去向不明。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之前，并没有下达过下步部队行动的命令。”
贺龙哈哈大笑：“好个胡宗南，别人都在，他自己倒当起逃兵……老裴呀，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
裴昌会略想了想：“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来看，部队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
“好，不要出乱子就好，”贺龙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你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吧！”
贺龙说得是那么坦诚而又贴切，以至于裴昌会默念自己“戴罪之身”，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他起身拉着贺龙的手深深地抖了一抖。这是怎样的一双手呢，裴昌会想，它与自己的手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败军之将。自己有什么资格来享用这春天般的谈笑风生？
起义成为一种必然的情绪，从裴昌会开始弥漫开来。紧接着是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稍后也举手投诚了。最后在12月27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
胡宗南究竟去了哪里呢？后来确知，他去了海口。因受到“擅离部队”的斥责，又奉蒋介石之命飞回西昌“戴罪立功”。毫无疑问，在西昌他同样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最终侥幸辗转飞台。
贺龙终于到成都过年来了！30万成都百姓夹道欢迎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入城。
1950年1月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致谢各战略区的支援电中称：“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这是一份无与伦比的新年礼物。
新年伊始彭德怀惦新疆，往事萦怀包尔汉忆童年
1950年的新年，举国狂欢是情理之中的事。
元旦这天，好个大晴天。零点刚过，新华社就忙着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成都市宣告解放，中国大陆上残匪主力被肃清。喜上加喜这么一个节日，广大老百姓真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内心的那份快意！
因为时间急迫，成都庆祝活动显得有点匆促。然而重庆的节日就不同了，从容而尽情，游行队伍多达10万之众，把山城闹得天翻地覆。武汉三镇也不甘落后，游行、集会，人山人海。首都北京更是不用说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人们还记忆犹新，转眼间又来一个新年！短短三个月的光阴，这座皇城百姓似乎已在另一个梦幻般的时代走了很远很远，数不清的新鲜感受与美丽憧憬，让他们已经习惯于抱着大把大把的鲜花不由自主地往天安门广场飞奔……
此时，新中国的当家人毛泽东却不在北京。他年前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中国贷款及两国贸易协定问题去了。而身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倒是在北京过的年。他是于12月28日由贾拓夫陪同来京的。当晚在中央会议上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并建议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争取苏联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然后，又根据中央负责人的意见，亲手写了份报告，让中央转发给正在访苏的毛泽东。
这两天，彭德怀又在逐字逐句地斟酌一份《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文稿，接下来的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将审议这份报告。因此，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几乎通宵达旦。
时针指向零点时，彭德怀屋里的灯光依然亮着。警卫员蹑手蹑脚地端了一盘点心送进来，轻轻放到老总面前。
“做么事，不是才吃过晚饭吗？”彭德怀不解地问。
小战士毕恭毕敬地敬了个礼：“老总，现在是1950年新年了，祝您新年愉快！”
彭德怀一惊：“哦！过年了？”他忙把手里的文件放下来，拉住小战士的手：“我也祝贺你。”
这毕竟是新中国第一个元旦啊！彭德怀心潮起伏地在灯下踱起步来。
陇南武都已和平解放，胡宗南占据了大半年的汉中，也成立了军分区，所辖各县政权亦陆续建立，辽阔的大西北将全力医治战争创伤，投入和平建设。即将在大会上所作的西北地区工作报告中，彭德怀着重说了三句话：其一，半年中彻底消灭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进军近万里，西北五省全部解放，陶峙岳将军所部六万余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各级人民政府大部建定，多数县市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句话是，西北土地辽阔，蕴藏丰富，是建设新中国的工业基地之一，并可建设成为巩固的国防基地，须大力从事生产建设，克服财经困难；其三，西北作为多民族地区，情况复杂，交通经济文化落后，须坚持共同纲领和各民族平等政策，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逐步实行各项社会改革，团结各民族建设大西北。
彭德怀心底时时掠过巴山秦岭、天山祁连，源源河曲，无垠的戈壁……是啊，相比较而言问题最大、而最有发展潜力的还是新疆。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要求毛泽东请苏联帮助解决来年新疆部队的服装、器材、交通工具，并允许同苏联正式通商，以土产交换必需品，实行新疆与苏联地方性的经济合作，合组石油公司，合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公司，甚至要求把阿拉木图、迪化、哈密的民航协定延长与延伸到兰州、西安和北京。
东方泛起鱼肚白了，彭德怀决定给迪化发份电报，向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等人祝贺新年。
这个元旦对于新疆来说，同样是个再生的节日。省府迪化的各族民众也正在享受着一次史无前例的狂欢。
早上8点多钟，各工厂、部队、学校的秧歌队就纷纷出动了，锣鼓声震撼了每一个角落。秧歌队是最活跃的，他们首先带着“任务”代表本单位到各处去拜年，扭着、唱着，舞步是从老解放区传来的，又欢快又庄重；歌曲是自编的，内容切合实际，曲调还带点新疆味儿。什么“身体健康”“新年进步”“加紧生产”“努力建设”等这些新名词，都编到曲子里唱出来了，喜庆十足。
11点钟，来自全城各个角落的秧歌队向城里汇集，一队一队穿过旗海、人海融汇在一起的街头。最早出现的是六军文工团秧歌队，一中女中的联合秧歌队紧随其后。接着，四九团的高跷队过来了，通信营的“鞭王鞭”也来了，五十团的旱船、推车以及文工一团、被服厂、女师一师、警卫连、天师、炮工团、战五团等30多个秧歌队，前前后后交错拥入小城的中心广场。各路神通，五颜六色，锣鼓齐鸣，百乐竞奏，大家扭呀、唱呀，秧歌剧、小快板、跑旱船，各展风采，加上人群的欢呼声，响彻天山！
包尔汉主席就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团拜会，要到下午5点才举行。整个白天时间，包尔汉把自己交给了浪涛般的人群。他是新疆人民的儿子，他的心是随着这片土地上千万颗心一起跳动的；他又是新疆最为动荡、最为苦难年代的见证，懂得眼前的快乐是多少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获得的。他用一颗滚烫的心轻轻地捧住这片云霓，深知它有多么多么的珍贵！
团拜会在西大楼举行。驻迪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学校、部队500多人参加团拜典礼。包尔汉步入庄严朴素的会场时，王震、陶峙岳、徐立清、高锦纯、赛福鼎及邓力群等人，早已坐在主席台上。大家给包尔汉鼓掌，掌声是那样响脆而富有激情，弄得包尔汉的步伐都有些醉意了。
包尔汉终于踏上主席台，与大家一一握手，并宣布团拜会开始。第一项内容便是全体起立，向毛泽东和朱德致敬。接着由包尔汉主席讲话。他从执行政协共同纲领、加强各民族之间真挚的友谊和肃清造谣挑拨分子，讲到军民团结展开建设、大生产，讲到肃清贪污、赌博和吸食鸦片、麻烟，讲到破除官僚主义作风，言辞铿锵、精彩绝伦，掌声一次一次淹没了他。
当一个时代带着理想光环在一夜之间撞入你的人生时，那种陶醉是任何人所无法抗拒的。
团拜会结束时，天已经黑了。包尔汉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他和领导同志们又信步来到载歌载舞的人群中。这时庆祝活动达到鼎沸的顶峰，维吾尔歌手弹起冬不拉，姑娘的小辫像春雨一样在飘洒，她们的花裙五彩缤纷，映着满天繁星和一弯新月，让迪化这座古城染透了岁月的相思。领导同志们和全场群众手牵着手，围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圈，唱啊、跳啊……
包尔汉流下了热泪。他一遍又一遍在心底默念：尊贵的安拉，你终于降福了！
包尔汉的出生地并不在新疆，而在俄国喀山省特什县境内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名叫“阿克苏”。那是几十户背井离乡的中国人为怀念遥远故土而以家乡那条大河命名的。他们的祖先原本就世代繁衍生息在天山脚下的阿克苏河畔，因为反抗巴依（财主、富人）的剥削压迫，遭到清廷军队的镇压，全村20多户在包尔汉爷爷的带领下，集体逃到了俄国，后又被俄国官府送到这个居住着很多塔塔尔族人的小村来伐木，所以，这里就成了“森林阿克苏”。
从呱呱坠地开始，包尔汉就肩负着父辈们还乡的梦想。他就是为了还乡而读书的。那时候，家里有八口人，祖父母、三个姐妹和小包尔汉，全靠父亲沙赫德拉和母亲哈里玛在仅有的一点土地上耕种维持生活，怎么有钱供包尔汉上学呢？祖父郭拜都拉说什么也不甘心。这位在伏尔加河上当了一辈子纤夫的老人，佝偻着腰背拉着小孙子爬上土屋屋顶，指着远方对孙子说：“我们的故乡在中国，那里有条大河叫阿克苏河，那才是真正的阿克苏呢！你一定要读书学文化，有朝一日回到我们的祖国、我们真正的阿克苏……”
终于，祖父把包尔汉张罗到当乡村教师的姑父跟前，一边烧茶炉，一边学习阿拉伯文，读《古兰经》。
秋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祖父在一次做礼拜时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沙赫德拉说：“算了吧，回家干活吧，不用读书了。”
“不！孩子这么小，他又那么聪明……”母亲哈里玛说。
包尔汉已经尝到了读书的甜头。他做梦都希望能到喀山市读更多的书。那里有他做面粉生意的舅舅可以投靠，于是包尔汉哀求妈妈成全自己的愿望。可怜的母亲心里矛盾极了，她多么希望儿子读书长进有出息，可又对儿子小小年纪离家远去，有一份担心。这位坚韧而善良的塔塔尔族妇女哈里玛，还是趁丈夫外出的机会，“哭得泪人似的”送走了自己心爱的儿子。
靠舅父的资助，包尔汉进到一所由大阿訇创办的“穆罕默德亚”学校读书，后又因舅父的生意不好，离开了这所学校，到一家书店当学徒。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日后返回祖国的机缘。那是1911年，他帮助书店经理到高尔基的故乡举办交易会。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在中国新疆设有商行的老板。后来，包尔汉成了这位老板的助手，得以回到新疆并定居迪化。
祖父郭拜都拉的愿望总算实现了。从此，包尔汉开始与这座古城同生共死，经受着沧桑风雨。只有到这时，他才懂得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为什么会吸引着祖父一生都在心心念念地祈盼……
从古到今西域沧桑地，内忧外患边疆血泪场
从伊犁将军统治新疆开始，这个被称作“西域”的地方，就一直没有安宁过。
那是乾隆二十七年，清军击溃准噶尔部、结束蒙古族对天山南北延续了几百年的统治刚刚第七个年头，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当时最高的军政长官，以两万两千名清军把新疆安顿下来。
新疆自古就是个多民族杂居的自由天地。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民族的四分之一，在这里可以找到踪迹。首当其冲当然是维吾尔族，它是新疆的主体，有700多万人口，占全疆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其次是汉族，有人口500多万。其他分别是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以及满族。他们各有文化渊源，既有守护又有交融。而新疆又地处边关，正所谓天高皇帝远，与邻邦接壤，边境贸易与通婚从未间断，外军入侵又是常有的事，各种类型与性质的武力冲突，似乎是家常便饭。
伊犁将军便从民族角度入手，来设定他的军事统治。他煞费苦心地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统治制度：在天山以北的蒙古、哈萨克等游牧部落，和哈密、吐鲁番等地，实行扎萨克制度，册封当地民族、部落的大小头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和台吉等这样一些等同于清朝贵族的爵位，让他们管理自己的民族和部落；在乌鲁木齐、昌吉、奇台、吉木萨尔和巴里坤等汉人较多的地区，实行内地通行的郡县制度，派有知府、知州、知县、县丞和巡检等官员；而在南疆维吾尔族大部分地区则继续以前原有的伯克制度。所不同的是，取消了伯克世袭制，给不同地位的伯克，授以不同的品级。无论王、公还是伯克，也无论有多高的品级，都必须在军事上和行政上服从伊犁将军及各地参赞、办事大臣等军事长官的节制。
伊犁将军为自己的这些杰作很是得意，多次起奏朝廷以为找到了长治久安之策。谁知，不久便有了张格尔与七和卓之乱，此后又有一个叫阿古柏的浩罕汗国军官窜进来，冒充蒙古铁木儿汗的后裔，大肆屠杀，仅喀什噶尔和叶儿羌两城就杀掉汉族和满族百姓四万之众，致使疆内血流成河，哀号遍野。
阿古柏的统治把新疆拖入了无底深渊。他本身就是个敌国军官，全无爱民恤民之心，一会儿宣布英国、土耳其为宗主国，一会儿又向周边的浩罕、布哈拉汗两个小国俯首称臣，甚至以割让土地、贩卖奴隶来向俄罗斯换取军火，闹得天山南北乌烟瘴气，直到1876年4月左宗棠率六万清军进疆，才算告一段落。
满清王朝的衰败，也使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凌侮。
沙俄对中国新疆的领土野心，从18世纪就已萌生，19世纪50年代，开始越过伊犁河向南侵入到外伊犁地区，先攻占托乌楚别克，继而在阿亚古斯河至塔城之间的塔城旧址雅尔城，建立了一个什么“乌尔扎尔村”。两年后，沙俄又把手伸到阿拉套山麓阿拉木图河岸的古尔班阿里玛图，把这里改了个名字，叫“维尔内”。从此，他们就以这个“维尔内”为大本营，步步深入疆内，到1857年，几乎占领全部楚河沿岸地区和伊塞克湖的山谷盆地。最后，竟抵达伊塞克湖以西的楚河上游地区。
沙俄抢走大片土地后，接着来了个三部曲：一是武装移民；二是建立驿站，每20或25里一个，驻上足够数量的哥萨克马队；三是趁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条约第一条便将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沙俄；第二条又明明白白写着“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这句话留下的缺口后患无穷。果然，3年以后，所谓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就一笔勾销了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的《中俄伊犁条约》以及《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纯粹变成了赤裸裸的强盗文书。到1895年，沙俄居然和英国背着清政府互换文书，企图私分帕米尔地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沙俄又瞅准机会一头闯进新疆的唐努乌梁海，抬手就挖走了17万平方公里。同时，还把外蒙古的一个王公活佛扶起来搞“独立”，并对阿勒泰地区大做文章，设立什么“办事大臣”。英国也不甘寂寞，在南疆的喀什暗暗策划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阴谋到1933年底终于“成功”了，但只保存了3个月就宣告灭亡。
此时，新疆地方省军与甘肃开过来的马仲英部队，正在混战一团。
辛亥革命的火种在1911年底就通过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和杨缵绪等人带到了这个遥远的边地。其时，革命党人在迪化和伊犁相继发动起义，结果迪化的起义被清军镇压，而伊犁则获得了成功，处决了伊犁的清军将军志锐。一时，新疆出现新旧对峙的局面，一边是伊犁临时民国政府，一边是清廷的新疆省当局。
1912年2月，清帝宣告退位；3月，新疆巡抚袁大化遵旨承认共和。从此，新疆进入民国时期。
大辫子袁大化很快就知趣地离开新疆，而另一位疆内旧官僚脱颖而出，当上新疆的第一任都督。他就是杨增新。
杨增新治理新疆的“高招”，就是大搞愚民政策，试图让新疆人民“浑噩长为太古民”。所以，他既不办学校，又禁止国内外一切书报杂志进入新疆。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公开拆检邮件，搞所谓“闭关自守、保境安民”，绝不受中原社会影响，以为这就可以维持安定，不受外敌侵扰。
愚民政策总是同独裁统治连着脐带的。杨增新在新疆的专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他生怕军人专权，因而搞“弱兵”政策，尽养些老气横秋的兵。平常情况下，不练兵也不扩军，一应大事全都交给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去做。在民族问题上，他的办法是“以夷制夷”，“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纥’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纥’，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
杨增新的时代新疆是平稳的，16年间经济甚至有了一点发展。但是，他造就了整整一代没有头脑的人，疆内死气沉沉，活力全无，这同这块土地的风格很不协调，因而杨增新最终死于部属樊耀南的枪下，一点也不奇怪。
樊耀南跟杨增新多年，平时对杨好话说尽，从软刀子到硬刀子，以为杀了杨增新会有一番作为。没想到黄雀在后，自己的背后又挨了别人一刀。此人叫金树仁，靠刺杀樊耀南就任新疆省主席和军队总司令。
金树仁上台后的套路，跟杨增新恰恰相反。他到处招兵买马，大肆扩军备战，军费在1927年还是900万元，1928年便猛增到2100万元，到了1933年已达到3800万元！银子掏干了，就拼命印纸币。一时票子满天跑风，老百姓生活没有保障。在用人问题上又大搞任人唯亲，弄得官僚阶层百分之百不满，社会疙瘩越结越深，终于在1931年爆发了哈密的维吾尔族起义。
这场动乱成全了一个叫尧乐博斯的人。此人野心勃勃，心术又不大正。为了争权夺利，他跑到甘肃请来一尊瘟神——马仲英。马当时备受日本人的青睐，军队很富实，有枪有钱有子弹，一股劲儿正憋着没处使呢！一到新疆，天地广阔，战争立刻升级，很快波及全疆，使得金树仁手下那些摩拳擦掌的大小军事头目，个个有了粉墨登场的机会。这就更加给马仲英创造了用武之地，他左冲右突，纵横全疆，浑身都是戏。
地震闹大了，金树仁控制不住局面。1933年4月，被他亲手喂大的那些军事头领们，把他赶下了台。新主席刘文龙应运而生。而此时，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边防督办，早已“督”而不“办”，却在暗中虎视眈眈！
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新疆舞台显赫一时、把新疆变成了活地狱的盛世才。
盛世才很快就把公众推举的刘文龙囚禁起来了，不待推举，自任省主席。作出一副挽狂澜于既倒的姿态。
当时新疆局面的确有点棘手，省军只有6000人，而那个风调雨顺的马仲英和地方军阀张培元，军队多达2万！省会迪化（乌鲁木齐）已在重围之中。盛世才想来想去，只有投靠“老毛子”（苏联）。
苏联正值斯大林时代，满天高喊政治口号，把国际共运顶在头上，急于领导世界新潮流。这个空子让盛世才钻上了。他本是个毫无信仰的人，出身于辽宁一个贫寒之家，早年在东北军郭松龄手下当一名马前卒，后托福主子到日本陆军学校学了几年，摇身一变，抖起来了。他才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救世主呢！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人，人世浮华没有看不明白的。
但是，这一次，盛世才要信仰马列主义。
1933年9月的某个夜晚，盛世才的外交署长陈德立悄悄来到苏联领事馆，站在苏联总领事孜拉肯面前，鼓动三寸不烂之舌。他的使命就是要让孜拉肯坚信：“盛世才主席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
陈德立的嘴皮一向被认为是无坚不摧的火箭炮，孜拉肯没有招架之势。他终于答应第二天带着副领事以及所有译员接受盛世才的晚宴。
这顿饭盛世才是倾家荡产来办的，吃得孜拉肯一行眉开眼笑。饭后，盛世才领着客人来到他的书房。领事和译员们惊奇地发现，盛的书柜里竟然摆满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这样一些书籍。
盛世才表现出知音相逢的样子，谦恭地告诉客人，说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个热烈的社会主义分子，经常废寝忘食地研读马列。他宣称，中国如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会有前途的。因此，他希望与苏联“同志”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还将提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等“八项宣言”和“亲苏、民主、反帝、清廉”等“六大政策”。甚至还考虑把新疆划到苏联的版图上，作为苏联一个自治区或加盟共和国……
如此动听的歌声，孜拉肯哪有不醉之理？
很快，第一块糖扔过来了。马仲英围城正酣时，忽见背后数千名白俄“规划军”铺天盖地而来。这支“规划军”是由十月革命后逃到新疆的白俄官兵组成的，当时金树仁征调时，充其量也只有400来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规模？
马仲英悟出其中的奥妙时，已经晚了。12月底，苏联公开出兵，一个硬邦邦的骑兵旅从霍尔果斯入疆，一举夺取伊宁，杀向马仲英。马的盟军张培元打成了光杆司令，以自杀而告终，马自己则被迫从北疆逃到南疆，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最后也只好跑到莫斯科去投靠斯大林。
这时候，盛世才的“革命”形象早就深入人心了。一批又一批共产党纷至沓来，好像新疆真的成了共产主义乐园。
盛世才的“马列生涯”到1939年开始串味。这一年，国际法西斯势力嚣张，德国攻占波兰，共产党国家的日子都有点受威胁。盛世才观风察云，口袋里的魔术在悄悄地变换花样。
不知不觉中，莫须有的“阴谋暴动案”多起来了。每次都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而同时，也会有些封建王公和富翁（巴依）被捕。后面这些人终了多半七拐八弯地获释，而共产党人则一一处决。被处决的共产党人竟都是“托派”“反革命”这样一些罪名。处决之后又将有一批新的共产党人继续起用。所以，盛世才的庐山真面目迟迟难见天日。他抓共产党人是真正的政治目的，而抓王公贵族只是经济目的，如同土匪绑票。精妙的是，他的经济目的与政治目的正好互相掩盖而又相得益彰。可见盛世才是个何等刁钻险恶之徒。
盛世才的监狱大门既已打开，新疆的共产党人和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便在劫难逃。短短几年时间，被盛世才关押或杀害的有近10万人之多！
日久见人心，斯大林也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很快，便对盛世才警惕起来。
于是，瞒天过海的花招又被盛世才用来对付国民党。1944年8月11日，盛突然抓了一大批国民党员下大狱。同时打电报告诉蒋介石，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间谍，要求蒋另派一批国民党员接替他们的工作。
可笑的是，盛世才转脸又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表示“痛改前非”“悔过自新”。斯大林看完这份电报，什么也没说，转手把他交给了蒋介石。
三区革命火烧天山南北，两个大员连电重庆不答
盛世才的监狱究竟关过多少人、关过一些什么人，一言难尽。反正，包尔汉是其中之一。
包尔汉是1938年春被抓进监狱的。罪名是：“帝国主义走狗”“里通外国”“依靠德国和日本的势力在新疆搞独立的回教国家”。天，哪一条都恐怖得吓人！
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这些罪名完全子虚乌有。包尔汉本来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一来，反倒燃起他内心的很多激愤。在同情者的帮助下，他在黑牢里靠点着蜡烛写下了维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并开始编写《维汉俄词典》，用维文翻译汉文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这个漫长而又短促的暗无天日岁月，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包尔汉一无所知，他只是静静地表述着内心的意愿，并不知道这个意愿正在被另一些革命者用枪和子弹变为现实。
1944年8月，北疆尼勒县（时称巩哈县）牧区，响起一片清脆的枪声，著名的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爆发了！起义队伍如同爆米花一样转眼间扩大到数千人，不到三个月，便攻入伊宁，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到1945年1月，伊宁一地的国民党势力被彻底肃清。
此时，盛世才已被蒋介石调离新疆，任命为没有太多实权的农林部长去了。接替盛世才的是吴忠信。吴受蒋介石委派，有些受宠若惊的意思，一上台便大砍“三板斧”。所谓“清理监狱、宣抚地方、敦睦邦交”，很像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没想到一个“三区革命”把他“革”了个垂头丧气。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宣布与国民党决裂的同时，居然又自称为“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名字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前些年英国人在南疆帕米尔高原搞的那个把戏。那么，此次的国外势力又是谁呢？苏联脱不了干系。
诚然，这次哈萨克、维吾尔等族人民举行的大规模起义，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苏联政府和军队的有力支援，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个“临时政府”是不是一定要以“独立”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姿态，称什么“共和国”，斯大林需要三思。
“东土耳其斯坦”的叫法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世界列强云集中亚地区搞殖民主义侵略活动时，这个强盗似的口风就已盛行。他们企图以泽拉夫善河为分界，称“东、西土耳其斯坦”，眼下“临时政府”又弹起这么一个调子，赤裸裸地暴露了少数领导人的野心，不能不让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担忧。
这种担忧很快消失了。其原因从内部来说，不久后“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作了改组，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和赛福鼎为代表的一批有革命意识和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年轻人，进入领导核心；从外部来说，斯大林有了明确的态度。
据包尔汉回忆，有一次苏联驻乌鲁木齐副总领事叶甫塞也夫，把他请到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神秘而陌生的苏联大胡子。叶甫塞也夫指着包尔汉向他介绍说：“这是乌鲁木齐专员公署的包尔汉专员，有什么话你尽管问吧！”
“好，”大胡子礼貌地点头会意，接着问包尔汉，“伊犁革命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
包尔汉对此沉思已久，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坚决支持伊犁革命的，但是他们脱离中国，成立独立的国家，我不同意。”
大胡子不置可否，只是微微颔首。
事后，叶甫塞也夫副领事对包尔汉说：“你回答得很好，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1945年2月，美国、苏联和英国等，在雅尔塔半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主要是为了达成全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定协议。在这个会上，美国承认了外蒙古脱离中国，苏联代表作出确切的表示：苏方对中国新疆没有领土要求。
关键时刻苏联持这一态度，无疑与中共的存在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对新疆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只是那时国共力量悬殊，彼此和战不定，胜负难分，毛泽东也只能在书面上对国民党“从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予以严厉的谴责。
与此同时，伊犁临时政府开始了他们惊心动魄的武装力量建设，将分散在各地的一万多名游击队员集中起来，整编出一支正规的军队。这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五军。那时，人们按照这支军队丰富而鲜明的民族特征，称之为“民族军”。
“民族军”的气魄是了不起的，当即制定了三路进军计划，从1945年5月誓师出发，向驻疆的国民党军展开声势浩大的军事进攻。
这支队伍一出手就显示了强劲的势头。老百姓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没有人帮国民党军。许多群众拿起武器跟“民族军”部队一块儿四面合击，打着打着就跟着部队走了，因而各路人马都像滚雪球一样，一天一个数字。
北路席卷而上，6月份就打下了额敏，7月份又直捣塔城，到9月份，就把阿尔泰也拿下来了，伊宁、塔城、阿尔泰三区便连成一片。
中路军干得更漂亮。9月份，他们攻到乌苏、精河，又有飞机又有大炮，还有大批的燃烧弹，部队越战越勇，最后连晚上都不宿营，昼夜进攻，马不停蹄。
国民党军给打惨了！几乎到了望风披靡的地步，成团成营地散伙，四散奔逃，一败涂地。“民族军”乘胜前进，一鼓作气往下追，直追到玛纳斯河西岸，看见乌鲁木齐的红山顶时，才停下来喘口气。
吴忠信在乌鲁木齐慌了神，急令守城部队把玛纳斯河大桥炸掉。这也不能踏实，党部和政府的官员们，还像捣翻了巢的鸟一样，个个都抱着脑袋逃命。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民族军”的中路军屯兵玛纳斯河畔，没有再向乌鲁木齐进军。
另一路南下的“民族军”队伍一口气冲进天山的崇山峻岭。他们越过达坂，两次包围阿克苏，又两度占拜城和温宿，把天山南麓的水搅和了！
“民族军”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一打，全疆激起千重巨浪，到处是干柴烈火，熊熊燃烧。其中甘新公路的新疆境内沿线一带，游击队最为活跃，一个劲地向吐鲁番、鄯善和托克逊等一些国民党军事补给线进袭，吓得吴忠信觉都不敢睡。
在北疆打得最为热闹的8月，南疆蒲城（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柯尔克孜族一支200多人的起义队伍也引爆了！他们就近攻城夺地，向塔什库尔干、塔合尔满、苏巴什和布伦口等一些国民党据点展开进攻，几乎占领蒲犁全境，并也同样成立了一个叫作“蒲犁专员公署”的革命政府。然后，又一股猛劲，占领了英吉沙、阿克陶，最终打到喀什、疏勒、叶城、泽普，队伍一两个月内扩充到2000多人！
这就是1945年新疆的真实面目。局面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吴忠信却讳莫如深，每天仍在那里高唱“宣抚地方”的赞歌。
“宣抚地方”“宣”出一个天下大乱，是对吴忠信绝妙的讽刺。他不得不同时弹奏两把冬不拉，一把挂在嘴上，利用《新疆日报》猛吹“宣抚”的功德；另一把藏在心里，暗暗扩展军事实力，为对付“民族军”磨刀霍霍。这就是过去内地许多地方行之有效的“剿抚兼施”政策。
为了一个“剿”字，吴忠信低三下四地向关内马家军求援。马家军当然不买他吴忠信的账，最后由蒋介石出来说话，才肯由青马贡献出一个马呈祥的骑一师（骑五军）；为了一个“抚”字，吴忠信只得把全部精力投放到苏联领事馆了！他执意更换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仅仅是因为吴留学美国而不是苏联。新调来的刘泽荣则是前驻苏大使馆的参赞，不但精通俄语，还有一大批俄国朋友。无疑，此人对吴忠信的“敦睦邦交”更为有利。
吴忠信的“敦睦邦交”实际上就是“敦睦”苏联。因为“三区革命”这个结，只有苏联人才能解得开。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吴忠信一清二楚。可以说，吴忠信是把手搭在苏联领事们的肩膀上，才度过了1945年那个四面楚歌的踉跄岁月。
到1946年1月以后，吴忠信简直度日如年了。三区“民族军”屯兵玛纳斯，与乌鲁木齐相峙不足百里，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那个从青马手中厚着脸皮讨来的马呈祥骑五军（骑一师），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吴忠信唉声叹气地对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说：“怎么办呀，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新疆丢在你我的手中啊！”
朱绍良说：“要兵没兵，要饷又没饷。你是省主席，还来问我怎么办！”
于是两人联名给重庆发报，一封接一封向蒋介石请兵请饷。
其时，正是国共和谈波诡云谲之际，蒋介石一门心思用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既无精力、亦无物力管到大老远的新疆，吴忠信和朱绍良的电报连连石沉大海，没有消息。
朔风呼啸，寒彻心骨，绝望中的朱绍良，肝肠寸断，最后一份电报他愤然写道：“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唯有一死殉职。”吴忠信也对请兵请饷不抱希望了，只好改个口气，疾呼老蒋速派大员赶来，与“民族军”谋求和平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对新疆的事不急不忙，是因为他心里始终有一张底牌。这张底牌就是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代表的那个表态。更何况1945年8月14日，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此条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而苏联也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蒋介石想，你就是乱翻了天也是内乱。既是“内乱”，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还不就是撤换军政长官的问题嘛！张菩萨不行李菩萨来，历来如此，永远如此。
事实上，蒋介石的谈判大员早在年前就派出了。此人就是力挽狂澜的张治中。
二、张治中时代始末
张治中走马上任说政纲，于右任赴新卖老坐东墙
张治中首飞乌鲁木齐是1945年9月13日。
一下飞机，吴忠信就接着了。他像是见到救星似的迎上前去，激动了半天，嘴里却问了句不相干的话：“重庆那边还不算太凉吧？”
张治中面目从容，说：“临上飞机，总裁还给我打电话，要我务必代表他个人向你们道声辛苦。”
这个“你们”显然还包括战区和集团军的长官朱绍良、李铁军等人。
朱绍良忙于汇报事宜，没有到机场迎接张治中。直到两人相见时，朱手中还抱着一大堆公文。张治中拉条木椅在旁边一坐，就要听朱的汇报，并说：“简单点，拣重要的讲几条吧！”
“重要的”就是，“民族军”已到玛纳斯，距乌鲁木齐只有两天的路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进兵。而守卫乌鲁木齐的国民党兵力只有六个营，其中还有一个营是第九分校的学生军。眼下，朱绍良正在急调骑五军和四十六师一部增援，但最快速度也需要八到十天才能赶到。如果交通情况没有什么意外变故，每天连续运输不致中断，弹药和粮食方面马马虎虎凑手维持。要是交通线被日益活跃的游击队一掐断，情况就不大好说了……
明摆着两条路，或战或和，张治中无从选择第三种可能。他除了叮嘱朱绍良和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给部属打打气、以确保乌鲁木齐安全之外，当即确定：约见苏联驻乌鲁木齐副领事叶甫塞也夫。
张治中的想法与吴忠信基本一致，对军事决不抱太大希望，最佳方案是靠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问题的中间人，只能是苏联外交官。他琢磨了一夜，决定把这次会面弄得富有人情味一些。首先在场面上不要太官方、太正式，嘱咐在每个人面前放上一杯葡萄酒。其次会谈时间的安排可以稍晚一点，谈话开个头，就共进午餐，剩下的话题就在饭桌上继续交谈。
果然，叶甫塞也夫一上来便把外交官的滋味做得很足，用极规范的外交辞令向张治中表示，“民族军”与“三区革命”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苏联方面不便干涉。及至几个杯一碰，话锋转了，说他个人认为，对于这样复杂的事情，和平解决为上策，军事解决是下策。
“那就劳驾领事先生从中疏通一下嘛！”张治中举杯相邀。
叶甫塞也夫也举起杯，但他迟疑不决。
张治中将自己的酒杯送到叶的面前，轻轻地碰了一下，发出极为清晰的一声脆响。这声音并不重，却长久地留在叶甫塞也夫的记忆中，因为，这打动了他。同时打动他的，还有这声音后边张治中的微笑。
“好吧，”叶甫塞也夫说，“我愿意试一试。”
叶氏的斡旋是卓有成效的。玛纳斯河西岸驻扎的“民族军”没有发动新的攻势，南线作战部队也奉命回撤。这消息给蒋介石带来很大的宽慰。在张治中向他汇报时，不禁感叹：“文白，要是大家都像你，我就轻松了！”
张治中其实在乌鲁木齐只待了短短三天。这三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及中共谈判代表团正在重庆。国共两党谈判桌上，张治中无疑是个重要角色，戏份很重。可他硬是在举世瞩目的镁光灯下，忙里偷闲到新疆跑了一趟，而且药到病除，控制了局面，怨不得蒋介石有此感叹，也怨不得蒋后来那么放心大胆地把西北交给了他。
重庆谈判结束，张治中把毛泽东一行送回延安，之后，就率领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一行十几个人，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由重庆飞抵乌鲁木齐。将近一个月时间，“民族军”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他们的代表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布都哈依尔、吐烈和阿合买提江等人，两天前就已赶到乌鲁木齐等在那里了。经过叶甫塞也夫的调停，这些身着草绿色军装、佩戴着月星肩章与月星勋章的起义者，声称他们没有脱离中国的意思，只是希望达到自治的目的。但是，他们身上同时又依旧佩戴着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且还要以“东土耳其斯坦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政府代表”谈判。这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让张治中一见面就“咯”了一下。
还是那个万能的叶甫塞也夫同志一番春风般的周旋，才打破了坚冰。三区代表不情愿地作出让步，同意所有谈判文书均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名义签署。这样，风尘仆仆的张治中们，才于10月17日扶着谈判桌坐了下来。
设想到这一屁股就做了五个月之久，比国共两党的重庆和谈还要艰难得多！张治中的法宝有两条，一条是夜访苏联领事，一条是临时飞回重庆请教蒋介石。双方如此这般，来回拉锯100多天，最后的签文竟是一个不足千字的《十一项和平条款》。
1946年6月——日子选的不错，张治中虽然心力不支，但步入签字典礼大厅时，还是把精神打得很足。在新疆问题上，就个人而言，他已经没有退路。蒋介石在三个月前原则同意谈判协议的同时，也作出了一个原则的决定，让张治中全权承建新疆的联合政府，而且当即下令把吴忠信的新疆省政府主席一职给免掉了，任命张治中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同时，顺从他本人的意思，调原驻守酒泉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并且还搭上一个宋希濂，当他的行辕参谋长。
事实上，这个意思在蒋介石原则同意的谈判协定中，就体现出来了。那里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中央一方参加联合省政府，并担任它的主席，后来的一应任命，不过是为张筹划一切搭个桥而已，让他能在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自然过渡到联合政府主席。先接受下来，才有后面的筹组之便。
“接受”二字，谈何容易！
千头万绪之中，张治中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改《新疆日报》。这份从盛世才手上延续下来的老报纸，经吴忠信一任之后，办得越来越老气横秋，像个拄着拐杖走路的老太太。张治中希望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记者，使这位“老太太”焕发青春，能够成为他“呼吸各方面新鲜空气的窗口。”
于是，张治中想起了新疆学院的一位教授。此人名叫张紫葛，有思想，有胆略，文字又比较清新可喜，深得张治中的信任。唯一有点遗憾的是，不是国民党员。
“这没有什么，”张治中说，“根本之根本，要爱中国，拥护中国，拥护新疆为中国之领土；反对独立，反对分裂，这比什么都可靠！”
张治中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一般。他后来能成为共产党的朋友，也不是偶然的。他是个看重目的的人。那时，张治中办联合政府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新疆这块领土。
为此，张治中非常在意与三区代表的签字仪式，并费尽口舌，让蒋介石的重视程度也提高了一个层次，特于签字仪式的前两天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打发过来了，让他代表中央政府参加新疆联合政府的宣誓就职典礼，以作监誓人。
当然，这其中具体的操作，也体现了张治中的良苦用心。于右任身为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德高望重不算，在国际上还素有“太平老人”之称。他的光临，无疑意义深远。老先生本人对这趟差事也很在意，带着他贴身的最小一个女儿“想想”姑娘，从南京上飞机开始，就一直兴致不减。到了新疆，气候略感不适，又有来自各方面的膜拜，弄得他有点吃不消了，连续两个晚上都比以往少睡半个小时觉。即使如此，6月6日这天，他还是赶在张治中之前早早地来到典礼现场。张治中极礼貌地走近于右任并同他握手。尽管于老就下榻在他的西北行辕办公地点新大楼，与他朝夕共处、促膝夜话，今天在正式场合面对新闻记者的镁光灯，他还必须周到如此。然后，张治中才大步迈向签字桌。
伊犁、塔城、阿山的三区人民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莫夫也已先到。他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洋溢着政治家的热情。本来就十分英俊的面容，显然是刚刚修整过，浓黑闪亮的八字胡更为光鲜照人。
作为一个革命家，阿合买提江不同凡响的经历鲜为人知。他在青年时代就在苏联塔塔尔斯坦共产主义大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家乡后，聪明博学、才思横溢的他很快投入革命活动，因不慎暴露了意图，被盛世才抓进大狱，和包尔汉关在一个院子里，但两人各处一室，长时间只能互相注视报以微笑，彼此谁也不知道对方身份和姓名，直到“和平条款”签字仪式现场，他们在最庄严肃穆的那个时刻，目光不期然地再次相遇……
没有什么比所谓“典礼”“仪式”这样一些劳作更让人感到轻松的了。联合政府的组织原则、形式、委员比例等一切实质性工作，都在这之前完成了，甚至双方参加联合政府的主要委员，诸如伊犁三区方面的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副秘书长阿布杜克里木·阿里索夫、教育厅长赛福斯·阿兹佐夫、民政厅副厅长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等已经走马上任，开始承办一些序幕性的工作。6月6日这天要做的，也就是照相、拍巴掌、晚宴以及宴后的庆祝性晚会上观摩小节目等。
张治中却没有这么轻松，他还要忙些别的。和于右任同机到达的《中央日报》主笔卢前已经约谈好几次，一直因为政务缠身没有谈成，今晚是个机会。他要详细介绍一下自己的施政纲领，好让卢前回去在报纸上昭告党内和国人。这就是二十几天后的7月1日，张治中在庆祝新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上那个即兴演说的基本精神。他说：
“本人今天站在省府主席立场，可以郑重向大家提出保证，就是我一定以全省人民的公仆地位来忠实地为全省人民服务。今后如何解决人民痛苦，如何增进幸福，无不竭智尽忠，悉力以赴。大家说过去人民都是在动乱中恐怖中生活，动辄得咎，朝不保夕，我们今后要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过着平安的、愉快的、安居乐业的生活……”
难友携手谈古论今，军民对立此消彼长
签字仪式刚结束，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就急不可耐地拥抱在一起。
“是你呀，我的老朋友！”包尔汉激动得眼睛有点潮湿。
阿合买提江说：“我们曾提您担任两位省政府副主席之一，并予以力争，可我并不知道您就是包尔汉啊！”
这的确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新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府大员张治中，而两位副主席却是在一个监狱里共同受过苦的难友。两人都是维吾尔族，大可以用维语自由地表达内心感受。包尔汉说：“我愿意和你们一起为新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忠实地工作，以报答你们对我的期望。”
“哎呀老朋友，什么你们、我们的，”阿合买提江说，“我们都是兄弟，你在监狱里住那个小院里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去打水，你总是那么友好地望着我，向我微笑……”
“啊，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一切都像是在昨天，你穿着破烂的衣服，乌黑的胡子，站在井边汲水……你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我还以为你被盛世才杀害了呢，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包尔汉的问话触动了阿合买提江的心事，他陷入回忆，沉重的叹息道：“说来话长啊！直到伊宁起义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被释放出狱。回到伊宁，我就参加了起义的部分准备工作。那段日子可真苦啊，为了谋生，我进过工厂，也曾在街头背着木箱替人家安装玻璃。起义开始时，我还只是一个提水烧饭的伙夫，每天穿着一件破大衣，腰上扎根线绳，在厨房里忙前跑后……”
时光在阿合买提江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现在说起来还不得不时断时续。
是金子总会发光。终于有一天，机会降临到阿合买提江的头上。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急需宣传民众、号令军队，可头头脑脑的那些人却多数没有文化，每天都为起草一份文稿之类的事大伤脑筋。有一天，阿合买提江请人转告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拉，说自己擅长维、汉和俄文，可以代写一份文件试试。伊力汗吐拉说，那就赶快写一份宣传提纲给我看看吧！结果，这份让伊力汗吐拉赞不绝口的宣传提纲，改变了阿合买提江的命运。他由一名伙夫突然变成掌握临时政府宣传工作的重要干部。
阿合买提江的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很快得到临时政府上下一致公认。后在临时政府改组时，他理所当然地升任为部长。由此，他渐渐进入起义政府的领导核心。
面对老朋友，回首往事，阿合买提江感慨很多。他坦率地说：“三区暴动是革命行动，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在暴动之初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反对汉人倾向，滥杀无辜汉民群众，令人难以宽恕。”
这个问题包尔汉也早就听说过了，很气愤，很惋惜，他不相信那些滥杀无辜的事是真的，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向阿合买提江打听一下。
阿合买提江沉思了一支烟的工夫，说：“见汉人就杀，有汉人血统的也要杀，这叫什么道理？可怕呀，真是一个可怕的倾向！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汉族反动官吏和普通群众之间的界限，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膨胀，因此，容易被少数人提出的‘为民族和伊斯兰而战斗’这样一些口号所迷惑。”
包尔汉也痛苦万分地说：“可不是嘛，当年盛世才抓的最多的还不都是汉人，像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还有……文斐然，他们何罪之有？”
阿合买提江说：“你讲的这些人都是革命者。新疆的革命运动和中国内地始终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孙中山辛亥革命以来，先有涂尔帕克、杜戈买提起义，而内地中共的暴动也非常频繁。接着，新疆又有哈密铁木耳和穆依登的暴动，后来还有东疆的加尼牙孜。内地中共革命斗争兴起后，许多汉族革命者都怀着拯救新疆人民的愿望，千里迢迢来到这块土地上。新疆也有许多革命者辗转到内地、到苏联，寻找革命道理。”
包尔汉连连点头，这些都是事实。
阿合买提江继续说：“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世界革命，连国界都没有，何况民族与民族之间呢！新疆的汉族革命者和其他各民族革命者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我们老师，像林基路和文斐然，我们的阿巴索夫同志，就是他们的学生。阿巴索夫同志坚信共产主义，对林基路和文斐然老师非常尊敬。暴动刚开始，情况比较乱，阿巴索夫同志为了保护老师，差点跟起义军战友动起刀枪来……”
这些话对当时的包尔汉来说颇为新鲜。其中的道理，包尔汉完全可以接受。随着谈话的深入，包尔汉益发觉得阿合买提江心胸博大、志向高远，由衷的敬佩感也溢于言表，禁不住拉着手说：“现在好了，新政府已成立，你我用目光说话的时代一去不返。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和平条款，为400万新疆父老安享太平效力！”
阿合买提江说：“你当过国民党的专员，可你一点也不像国民党哩！”
包尔汉连连摆手说：“我一向不问党不党的，我相信最普通的人当中，总是善良的占大多数。你刚才不是说三区暴动刚开始时，存在反对汉人的倾向吗？在那种环境和气氛当中，不也还有很多很多汉族兄弟被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群众，暗地保护下来了吗？阿巴索夫身为起义军领导人，不也为了自己的汉族老师，要跟别人动刀枪吗？”
“说得对呀，”阿合买提江笑道，“我跟你想的完全一致。当初少数人想利用革命搞独立，称‘土耳其斯坦’，我们就是坚决反对！这些人根本不从新疆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目光短浅，所以，连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在这点上，我跟阿巴索夫同志坚决站在一起。但是，我也劝你一句，对现有的这个联合省政府，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它还存在不少问题哩，比方说，在人事安排方面……”
包尔汉暗暗吃惊，急问：“阿合买提江兄弟，怎么见得呢？”
阿合买提江沉默不语。许久，说：“我之所以促成签字，主要还是看在张主席的面子上。此人虽然是国民党要员，但为人处世还有一些诚意。”
“那么，你对国民党……”包尔汉紧锁双眉。
“难说啊，包尔汉兄弟！”阿合买提江眼里含着幽深的远虑：“我不管他什么党，我只看实际。新疆这么多年政治机构更替，由袁大化而杨增新，然后是金树仁、盛世才、吴忠信，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这话虽说仅仅是个简单的列举，很普通，可不知为什么，包尔汉听起来却如雷贯耳，脑子嗡嗡响。这感觉一直伴随他到南疆喀什、莎车、麦盖提、和田等地的监选过程中。在这些地方，他亲眼看到了军人干政、军民对立以及少数专员、县长之类的官僚，倚仗军队胡作非为，种种行径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特别是驻军方面，那真叫“有枪就是草头王”。个别驻军首脑甚至倚仗武力自重，根本不把省政府放在眼里。包尔汉不由得为张治中的前途而深感忧虑。
身居迪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张治中何尝不感到危机四伏！他仿佛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潦倒的艄公，新疆则是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一条破船。刚来时，张治中本也雄心勃勃，想借长风、挂云帆，乘风破浪一泻千里，可是风帆还没有挂出来，他就发现这条船原来四处漏水、险象环生……
省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向各专区派专员就遇到了麻烦。
首先是南疆的喀什，驻军杨德亮军长与当地保守势力串通一气，坚决抵制省府所派专员买合苏木。此人是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一同保荐的，是个宗教世家子，年事虽高，但在群众中有声望，本人到过苏联，子女也都在苏联留学。所以，不为保守势力所容。
张治中派西北行辕参谋长宋希濂火烧火燎地赶到喀什，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宋希濂还没有回到迪化，又传来疏勒县长黄济武横行不法，控案累累，被监选小组署名之后，拒不交印信的消息。
电报是省府副主席包尔汉，教育厅长赛福鼎和建设厅长穆罕默德·伊敏联名发来的，历数黄济武桩桩劣迹及各族群众的义愤。黄不但不交印信，还跑到驻军的旅部搞来一辆小汽车，用两个卫兵左右持枪保护，耀武扬威给群众看，气焰嚣张极了！他还自贴复职标语，用手枪威胁他人，私自吊打老百姓。驻军头头也跟着起哄，糊弄一班流泯，大搞所谓“游行”，声援黄济武。
疏勒的事情还没拿出主意，莎车又传来了更为离奇的消息，专员周芳刚亲自告状，说监选小组在莎车散发维文传单，上面写着“打倒周芳刚”“打倒汉族人”“把张治中从新疆赶出去”的口号。还说包尔汉、赛福鼎和伊敏煽动全专区的群众不缴军粮……
“这绝对不可能！”张治中说，“包尔汉、赛福鼎和伊敏这三个人，和我虽然相处不深，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看得准。再说，他们怎么会干这种蠢事呢？肯定是周芳刚在那里胡说八道！”
肩挑行辕和省府两副“秘书长”重任的刘孟纯也很赞同张治中的看法，说：“疏勒俗称汉城，那地方汉族人多，驻军也多，很明显，许多问题都与驻军有关，而包副主席、赛厅长、伊厅长他们又都是维吾尔族……”
张治中机断指示：“赶快给他们发个电报，告诉他们，免掉黄济武的职是对的，我支持他们在南疆的工作，绝不相信周芳刚的胡说八道！”
这份电报让包尔汉等人精神大振，齐声赞颂张治中英明。随之，南疆的事情也势如破竹，很快就办得服服帖帖——起码，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归期已到。包尔汉说：“你们先走一步，我还想办点私事，去看望一个老友的遗孀和他的孩子。”
包尔汉又逗留了一个多月。除了办私事，他还就军人干政的问题，专程拜访了新任军长赵锡光。显然，赵对此的态度非常开明。他当即表示“一定要纠正”。这让包尔汉有点大喜过望。当晚，与新任专员阿不都克日木汗·买合苏木有了一夜愉快的交谈。过去，包只是听说阿的为人和家世，这次面晤，彼此甚感投机。最让包尔汉受到触动的是，在对国民党的看法方面，买合苏木毫不隐讳，认为那是一棵枝繁叶茂、根须却已腐朽的大树，大风一吹立刻就会倾倒！这不正是阿合买提江那些话的内涵吗？
包尔汉和买合苏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乌斯满臭不可闻有人闻，张治中愤留绝笔又伏笔
联合政府“联”而不“合”，监选就像一道长久不能愈合的伤口，夹脓带血，让张治中恶心透了！
南疆因为有包尔汉副主席等人的努力，刚刚安静下来，省府眼皮底下的乌鲁木齐却突然乱了套。
事情的起因是乌市维吾尔族青年“维文会”所召开的一个“自由大会”，激起了5000多群众结队游行，矛头所指是省府的人事安排，强烈要求罢免大字不识一个的财政厅长贾尼木汗，还有军阀马仲英的走狗、哈密专员尧乐博斯，以及和田专员努日伯克，莎车专员周芳刚。
显然，这四个人都属于乌龟王八一类的坏蛋。可是，当初敲定联合政府成员时，张治中为什么还要点头呢？这里面饱含着现实的复杂和张治中的难处。张治中若非如此，恐怕早就天下大乱了！他还如何驾驶这条破船远航？
然而，三区代表方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乌鲁木齐游行的第二天，阿合买提江以副主席的身份召集省府紧急会议，提出并通过了罢免和田专员努日伯克和莎车专员周芳刚的议案。
消息传出，又一支3000多回民群众参加的示威游行队伍走上街头。这支队伍由一大班哈萨克人骑着高头大马做向导，高呼的口号是：“拥护中央政府”“反对三区特殊化”。不难看出，他们与前面的游行队伍是对着来的。后来知道，它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别人，却是行辕参谋长宋希濂。宋参谋长为了扩大人数，以壮声威，居然下令部队成团、成营地换上便衣，夹杂到群众里面，扯着嗓门喊口号。他还自我标榜说，这是“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付宣传，以游行对付游行！”
此时，张治中到南京跟蒋介石汇报去了。这伙人有恃无恐，居然把省府新大楼围得水泄不通，然后大打出手，砸玻璃窗、扔桌椅，弄几个头破血流的人往办公室塞，声称要找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两位副主席说话。阿和包二人虽然表现英勇，拿出赴死的架势，却把刘孟纯和迪化市市长屈武吓坏了！他们汗流浃背地哑着公鸭嗓子把人堵在门外，后面逼着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两位堂堂的副主席，竖梯子爬天窗逃命……
局势混乱可与乌鲁木齐等量齐观的，还有北疆的阿尔泰。那里同样有一个不受欢迎的省府专员。他就是后来出了大名的乌斯满。
乌斯满最早是个贩卖牲口的小商人。盛世才时代搞“清枪”活动引起牧民的反抗，有个叫叶斯木汗的头人拉队伍，把乌斯满也拉进去了。因为经过商，工于计算，就让他当个小会计，管理伙食。
这当然不是什么地位显赫的差使，乌斯满干得心里不痛快。他生性顽劣，吃喝嫖赌无不精到，既然丢了饭碗拉杆子，干吗屈居人下？不久，他自己带一伙人跑到富蕴通承化（阿勒泰县境内）的一条公路旁边，青天白日把一个邮政局给抢了。尝到点甜头，又一不作二不休抢到一个运送军用品的驼队。有200多峰骆驼呢！这下乌斯满有本钱啦，一本正经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招兵买马，形成了一股势力。
盛世才花了很多心血，又打又拉，消掉乌斯满一多半人马，剩下一小撮跟在乌斯满后面往中蒙边境落荒而逃，长期流窜在青河县东乡一带。
1943年7月，机会从天而降，外蒙古有个叫穆华西的哈萨克人，跟乌斯满搭上了关系，很大方地送了乌一大批茶叶和布匹。乌斯满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死也不放，两个月后，他从那家伙手中得到了一批梦寐以求的枪支弹药。
乌斯满活了，立刻以他小生意人的精到，在青河周围抢来300多匹牧马、200多条毛毡，拿到穆华西那里，要换水连珠步枪。
这个穆华西给了乌斯满50支水连珠步枪，几皮袋子弹。乌斯满脸也阔了，腰也粗了，立马重整队伍，咬牙切齿地跟盛世才边防部队干了一仗。结果，还是不行，胳膊拧不过大腿，乌斯满自己身上钻了好几个窟窿眼。
又过了三个月，外蒙那边的人出手更大了，一次性无价奉送乌斯满400支水连珠步枪、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还附带望远镜之类的器材。此外，又专门为他派来了一名助手和一名参谋，把乌斯满抖得跟当了皇帝似的，弄块白毡坐在上面，俨然以哈萨克的“汗”自居。
有这么几百杆枪在边境上闹腾起来，政府真还不好办。你一打，他逃到别国；你不打，他一天比一天牛。最佳方案只有招安。于是，一位从苏联刚学习完回国的年轻人达列里汗，被派到乌斯满那里交涉，希望乌能同政府合作。只要有句话，改过自新，就不咎既往。
乌斯满还吃你这一套？他正在旺火的时候，不但不“自新”，一怒之下还带着人马把阿尔泰县城围攻一气。虽说迟迟不能得手，那副老虎吃天的派头是炫耀出来了。正好，这时候三区暴动如火如荼，也在进兵塔城进而阿尔泰。乌斯满夹在里面捡了一份功劳。
战事结束，三区改组政府，邀请乌斯满参加，乌斯满不干。后来又选他当阿尔泰区专员，他还是不当回事。请他到乌鲁木齐与国民党谈判，仍就不理不睬。他心上那颗小算盘珠子究竟想怎么拨，谁也搞不清楚。
其实，乌斯满早就在暗度陈仓。他看上了军权在握的宋希濂，要背靠这棵大树跟三区分庭抗礼。
联合政府成立，乌斯满被任命为省府委员兼阿尔泰专区的专员。这一次的委任状盖着中央政府蒋介石的大印，金光晃眼非同一般。乌斯满刮目相看，接受了委任。
过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个哈萨克人揣着乌斯满的亲笔信，来到乌鲁木齐求见张治中。张觉得挺为难，认为单独接见不妥当，便把两位副主席拉着一同与此人会见。谁知，这一见见出满肚子不快。来人傲慢无礼，没有高低，而乌斯满的口气硬邦邦的，要这个要那个，要求让贾尼木汗回阿尔泰工作，要增派军队进驻阿尔泰，要求给予粮款救济，要求配发新式武器……张治中的脑袋“轰”一声大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恬不知耻、贪得无厌的强盗嘴脸。
连续几天，张治中脑子里一直转着这个乌斯满。刘孟纯和屈武都在悄悄地提醒他：会见之后，乌斯满的代表又秘密地去了宋希濂处。
又是军人干政！张治中真想把宋希濂叫来狠狠教训一顿。但是，他克制住了。
年底，乌斯满的强盗代表又来到乌鲁木齐。这一次干脆住在贾尼木汗家里，大有要不到东西决不罢休的意思。
张治中把持着原则始终不松口。可宋希濂却慷慨大方地先后两次“援助”乌斯满枪、弹，还给了他一部电台，随机配备三个通信兵。
这个不光彩的协作，矛头直指三区民族军。阿合买提江愤怒了！除把乌斯满的职务一撸到底，还出动了三个骑兵团，由民族军副司令员伊斯哈克拜克指挥，进剿阿尔泰。
乌斯满的那些人马毫无战斗力可言，每战必败，但就是不认输。谁都明白他是仗了后台宋希濂的势，可谁又能说什么？连张治中都在保持沉默，甚至提出规劝乌斯满，让他重新担任阿尔泰专员呢！
最好的办法是把结论交给群众。包尔汉奉命带着省府的“行政调查团”前往阿尔泰了解情况，群众大会开了两天，从头至尾都是对乌斯满的血泪控诉。乌斯满的抢劫活动，激起整个阿尔泰的公愤，仅会上揭发出来的就有2000多只羊和3000多头大牲畜遭劫，致使20000多人无法生活。老百姓异口同声：把乌斯满打出阿尔泰，省府必须对其严惩不贷。可这时的乌斯满在哪里呢？他正坐着飞机在阿尔泰的上空兜风哩！
这么臭的“专员”，怎能让人容忍？
然而，更叫人不能容忍的，还是张治中的“暧昧”。张初到新疆时曾说过一句让阿合买提江们兴奋了好几个月的话。他说“我到新疆是为了纠正历史的错误，偿还历史的罪债”。现在，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容忍军人干政，以致纵容乌斯满这样的土匪为非作歹，也叫“纠正错误”“偿还罪债”？
张治中还有一肚子委屈呢！他认为自己从没有改变过初衷，只是曲线拯救新疆的“怀柔政策”每每不被各方理解，反而误会日深，把自己拍在中间当夹板乌龟，苦不堪言！
如果说在乌斯满问题上三区反应过激，对张治中有所刺激的话，不久后他到南疆视察，在喀什遭遇数千群众请愿事件，简直将他挫伤得不可收拾。张治中怀着近乎负气的心情，向蒋介石辞去了所兼新疆省主席一职，并把一个“泛土耳其主义者”、原新疆监察使麦斯武德推上了省主席的位置。此人一上台，兴趣点立刻转向了英美而让苏联靠边。这么一来，三区乃至全疆震怒了！顿时起义、游行四起，尤以吐鲁番、鄯善、托克逊最为突出，闹得天昏地暗。
到1947年8月，阿合买提江等三区参加省府工作的委员们，陆续撤回伊宁。从此，以玛纳斯河为界的武装对峙局面，重新开始。
新疆向何处去？阿合买提江们回头一想，痛感张治中的离去是个重大损失。新疆宁要张治中这个军人，也不要麦斯武德这样的大员！
张治中的好处是需要一点一点品尝的。谁说他漠视军人干政？他在1947年3月对新疆高级军政官员所作的那个秘密报告，是何等痛心疾首！他说：“军人自有军人的职责和本分……军队只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技能高强、战力充实，才可以争取民众的敬爱。因此带兵的官长应着重训练部队，教育部队，使之成为精兵，足以安定边疆，保障国土。”这么一把尺子卡在这里，无疑对驻军是个不小的约束。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就是个榜样，此人跟宋希濂大相径庭，谨慎言行，埋头主管驻军整训，恪守原则，从不介入政治，不能不说是对新疆军事稳定的一大重镇。
作为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张治中始终奉行亲苏政策，谋求睦邻友好，在新疆的桩桩件件，也使三区领导们念念不忘。比如协助苏联运回存放在星星峡和哈密的物资，并签订《中苏航空条约》；恢复乌鲁木齐中苏文化协会活动，撤销所谓“归化族文化促进会”，另组“苏侨协会”；促进中苏在新疆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商谈，以及阻止美国军用飞机到新疆“浏览”等，甚至《新疆日报》转载《大公报》一篇题为《哀中共》的社论，也引起他的震怒，一气之下撤销了该报总编吕器。至于“军统”或“中统”要想在新疆抓走“政治犯”，只要张治中知情，就绝不能得逞……这些深情的怀想，通过书信一一传到兰州的张治中那里，给了张莫大的安慰。在此后不长一段时间内，张治中终于把宋希濂和麦斯武德这两块石头，从新疆扔出去了，使陶峙岳成为新疆军事方面相对独立、真正的当家人。同时又把包尔汉保举到南京，在蒋介石面前去当“国府委员”，这就给新疆未来的局面铺平了道路，留下伏笔。
陶峙岳落泊遇知音，张文白抱憾布新局
陶峙岳的官运一向不佳。据说，这与湖南宁乡张狮子山下火龙洲的那个陶氏门风有关。虽说地方有“四山环翠，九派流清”之誉，祖上亦以晋朝的“八州都督”陶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退隐林泉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为荣耀，却世代很少有人到外面做官。陶峙岳，似乎还是个例外。
和许多国共高级将领的经历大同小异，陶峙岳的戎马生涯也是从上陆军小学开始。然后吟哦着“男儿走四方，安敢事株守”的诗句，再考陆军中学。到武昌陆中没学到两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浪卷起，他不知不觉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接着便有袁世凯称帝，蔡锷护国那么一段，陶峙岳书剑飘零回到湖南，帮谭延闿训练了一堆绿林好汉。后来便混迹于湘、鄂诸军阀部队间，北伐、蒋、冯、阎大战直至江西“剿匪”，当上毛炳文部第八师师长。因朱绍良出任甘肃省主席，嫡系毛炳文部所属陶峙岳的第八师，许克祥新编第二十四师也都跟着呼呼啦啦从江西调往甘肃。
从此，陶峙岳与胡宗南结缘。
第八师是湖南的一支杂牌部队，从一开始与蒋介石的“主流”就拉开一段距离。这使得陶峙岳在1936年冬西安事变中，驻守海原仅几百里远，态度却比较暗淡。而稍后随胡宗南参加的淞沪之战，又凭着“几杆破烂枪，打得还算不错”（胡宗南语），因而，陶峙岳这个人的基调也就定型了：受尊敬而不受重用。
1938年9月，胡宗南一纸命令，把陶峙岳调到自己最得意的第一军当军长，而让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去“长陶所在的七十六军”。不管陶对此如何感觉，胡宗南器重陶的才干是没有异议的。只是这种“器重”更大程度上是“器”而不“重”罢了。当第一军在陶峙岳手上训出一点长进时，胡宗南立刻又派丁德隆取而代之，给陶安了一个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的位置。
陶峙岳离开自己一亩三分地，本来就找不到感觉。刚刚入住新的园子耍出两套把式，秋收在望，又让胡给剥夺一空，且置于闲散之境，这不能不让陶揪心、寒心、灰心和没有信心。
陶峙岳发现自己变成一片落叶，飘荡在秋风之中，无枝可依。遂闲居西安达数月之久。
在第一军任职这段不堪回首的时光里，唯一让陶峙岳感到欣慰的是，结交了两位肝胆朋友。一个是他从第八师带到一军去当参谋长的曾震五，另一个就是奉胡宗南之命在河南吸收土著杂牌部队扩充实力时，偶然相识的赵锡光师长。曾是陶的乡党兼嫡属，而赵则与陶同在人家屋檐下，惺惺惜惺惺。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陶峙岳镇守新疆的得力助手。
陶峙岳空挂着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在长安古城从1940年夏一直漂泊到1941年春，又被送到翠华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去当教育长。至此，兵权彻底没了。陶峙岳唯一拥有的，是位于西安市以南40多公里的那片陕西胜境。他只好一面寄兴山水，故作潇洒状，一面又暗怀“身经太华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的喟然长叹。
不久，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他调，司令长官不同意继任人选，悬缺已久。按照惯例，应由一名副司令兼任。胡宗南想到了陶峙岳。陶一口回绝。这时，卫立煌也出面来当说客。陶峙岳磨不过情面，做了一万个“只挂名、不务实”的声明，才悻悻地跑去就任。
这个打杂的差事干了一年多，最让陶峙岳兴奋的一件事便是得到一次去重庆受训的机会。在那里，他与张治中将军发生了关系——这可以说是陶峙岳人生的重要转折。
胡宗南并没有放弃陶峙岳。1942年8月他将部队扩为三个集团军时，陶峙岳居然奇迹般地“三分天下有其一”，被任命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为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位子则由胡自己兼占。这有点出乎陶的预料。但很快他就发现，胡宗南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参谋长，那就是胡的铁杆亲信蔡棨。
陶峙岳虚假繁荣“风风光光”当了一年总司令，就被送到河西的酒泉“重镇”边关去了。名义上听起来仍然是个“警备总司令”，声称“可以调遣所有入境部队”，而实际上日常指挥的兵力不过一个担任总部勤务的特务营而已。
其时，赵寿山驻守武威，陶在酒泉，关山绵绵，心照不宣，两人默然相对，不知道谁在为谁一掬同情之泪。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光一晃就是几年，秋去春来，人生苦短，面对塞外迟到的一点点绿色，陶峙岳不免长吁短叹。这时，忽有一个让人略有兴奋感的消息传来：张治中将军受命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主任！事隔两天，陶峙岳收到一份电报，竟是张治中本人发来的，说是他将赴新疆公干，准备途经酒泉小住。这让陶一下子回想起两人在重庆相会时的情形。
过去陶峙岳只听说张治中是个老黄埔，当过蒋介石的党军第二师参谋长，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他坚决不同意采取军事方式解决问题，主张政治解决，认为“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可见张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接触并作了一点调查之后才知道，张是个老黄埔不假，但他在黄埔期间跟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有密切来往，还曾被看作是“红色教官”“绝色团长”，与邓演达，恽代英、高语军并称“黄埔四凶”。尤其是对蒋介石“遵从”而不“盲从”的态度，让陶峙岳至为欣赏，甚而感动不已。张先后五次带兵打仗，却五次都打在点子上，是国民党里唯一没有和中共打过仗的高级将领。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蒋在处理中共问题上的“失策”，力主两党和谈。如此，张治中才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天使”……而且，对陶峙岳来说，张治中叙起来还是自己正儿八经的“学兄”，他最早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陶先入学三年。
这一切，可以认为是行伍中建立交情的基本条件。
陶峙岳是个心性很高的人，虽置身江湖多年，却从不滥情施交。他平生最自得的两件事就是，第一，不要三妻四妾，从一而终；第二，不积攒私财，清贫廉洁。为此，胡宗南曾说他“没有朋友”，言下之意是“水至清则无鱼”。陶峙岳回了一句“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勿及”，两人风马牛说不到一块儿。而张治中就不同了，见到陶峙岳就有叙不完的话，怎么扯怎么都投机。两人一个湖南宁乡口音，一个安徽巢县口音，南腔北调里面偶尔带出一言半语的国语，彼此听起来都觉得耳顺。
张治中来酒泉除了假道之外，主要目的是想动员陶峙岳随他一同进疆，共图大业。他说：抗战打了八年，国家的元气伤尽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内应当实现真正的和平，不宜再动干戈啦……
“是啊，”陶峙岳懂得张藏在话中的那层意思，“但愿这次国共谈判能如天下人所愿！”
两人都不想把心照不宣的忧虑说出口。令世人瞩目的重庆谈判刚结束不久，善良的国人都沉浸在升平歌舞之中。张治中这个在谈判桌上唱主角的人物，当然不希望把未来想得太坏。可是，他心口的分寸比谁都有准头。
正因如此，治理一个偏远的新疆，便是无奈中最妥帖的寄托。
而陶峙岳的心情则不同，他要“士为知己者死”。至于新疆，或许可以看作是个一展雄才的靶子，陶峙岳就是要将自己一副傲骨和一身浩气变成西北边陲的一片朗朗净地。这个心愿从首次进疆开始，就与日俱增，以至于张治中离开新疆、联合政府解体，陶被临时任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一段时间内，极感不适。他发现自己已很难摆脱这块土地的缠绕了！
1948年8月，陶峙岳再度被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这是张治中终极的决策，代表他对新疆问题马拉松式的思考得出了成熟的结论。
即将履任，离开兰州，自然要拜会张治中。陶峙岳选择了一个月明星稀的秋月，来到张的新龙山私邸。说：“相聚没几日，又将作别，不知文白兄还有些什么吩咐没有？”
张治中很高兴，亲手给陶峙岳泡了一杯家乡的舒城绿茶，说：“我们安徽人待客讲究一杯功夫茶，不晓得你喝得出来喝不出来。”
陶峙岳呷了一口，咂咂嘴：“香，喷香，就是太浓，尾子有点苦哟。”
两人哈哈大笑。接着，张治中直截了当切入有关新疆的许多实际问题，诸如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以及新疆今后的出路问题等。又从新疆谈到国内和平的设想，说到激动处，竟把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以及与蒋的谈话记录，通通搬出来让陶峙岳看，说：“对新疆，我有很大的遗憾，未竟之事不少，可说是千头万绪，当时一方面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老头子又催逼太紧，许多事情搞成了虎头蛇尾，唉……”张治中打住话头，一声长叹，数不尽的苦恼尽在不言之中。
一个长久萦怀的问题突然撞上了陶峙岳的心头。他犹豫一下，说：“外界都称文白兄是领袖的左臂右膀，看了这些函件和记录，始信为真，小弟感佩。不知文白兄今后作何打算？“
这个问题很深，以官场规矩，可以用大道理搪塞。但是，张治中知道陶闪烁其词背后的含义，是在考验彼此的友情。于是，最大限度地说了句“领袖是人，我也是人……”见陶峙岳似懂非懂，又补充道：“人君有兼听之明，人臣有陈情之责，剩下的事只有靠天来裁定了！天就是民众。治国也好，治一个省区也好，与治家是一样的，古人总把两者放在一起讲，所谓‘治国齐家平天下’。我们安徽有句老话，叫‘家不和，外人欺’。中国的事情最关键、最难办的就是一个‘和’字，新疆也是如此。”
陶峙岳深以为然：“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备司令很不好当，有些事军队用不上劲，军人越帮越忙。”这句话触起张治中对军人干政的愤慨，免不了一番抨击。说：“军政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很伤感情。党外打仗，党内也在打仗，这是致命的问题。”
“新疆的那个班底倒是应该好好修整一下。”陶峙岳说，“要体现各司其职的精神，叫刘孟纯以省政府秘书长和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秘书长的名义，主持政府，我主抓军事，屈武主持迪化市政，刘译荣主持外交。只是那个麦斯武德和伊敏、艾沙这样一些人难办，麦是省主席，伊是副主席，艾是秘书长，还挂个中央委员的头衔。下面最头痛的恐怕就是乌斯满、贾尼木评和尧乐博斯这几个顽固分子……”。
张治中微笑着端起面前的茶水轻轻一啜：“放心，麦斯武德已不是问题，老头子已决定把他调离新疆。新的委任状马上就下来，你猜猜是谁？”
陶峙岳茫然：“会不会是南京方面的人？”
“可以这么讲，也不可以这么讲……他就是包尔汉！这是我长久安排的结果。此人外圆内方，体察民情，事业心、责任心都没有问题，与苏联、与三区也能说得上话。你一定要全力保护好他，让他尽情施展，切防叶城、罗恕人和马呈祥他们从中为难……”
三、走向和平
惊涛骇浪强军政所难，风刀霜剑逼兄弟反目
张治中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完成了新疆的布局。这期间国家最大的事情莫过于蒋介石的引退，副总统李宗仁登上了历史舞台。
南京政府土崩瓦解，共产党坐天下已成定势。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购风同样刮到了新疆，市面上大量抛出“金元券”，一盒火柴要卖到一百万法币！
这是包尔汉当上新疆省主席之后的第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代总统李宗仁给陶峙岳发来一道命令：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担任边疆防务之外，其余全部调入关内。并着其火速飞赴南京面商大计。显然，这是陶峙岳面前的难题。
时新疆驻军有赵锡光的整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骑八、骑九四个整编旅；叶成的整编第七十八师，辖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三个整编旅。此外就是马呈祥的整编骑兵第一师，辖一、二两个整编旅。连同总部机关一起，三个师有近10万人马。这里面除了赵锡光与陶峙岳有些老关系以外，其余各有其主。叶成和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是胡宗南的嫡系，而马呈祥的部队从人事到给养一应听命于马步芳，陶峙岳实际上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如何当得住这个大总管？
当夜，陶峙岳通宵不能成眠。部队出关如何了得！新疆地处边陲，外有强邻，内有民族杂居的复杂关系，一旦防务透空，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十万之众投入内地战场，又将造成多少生灵涂炭？是抗旨不尊，还是……他决定以整编部队为名，召开一个师旅长以上官员的会议。在会上试着把部队入关问题提出来，看看各方面的反应。
谁知道会还没有开，马呈祥就跑到警备总部骂起大街来：“他娘的，这个鸟新疆老子是待不下去了，连长、营长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够买几盒烟的，金元券金元券，再这么下去就只能当擦屁股纸了！”
陶峙岳把他拉到一边，不硬不软地小声说：“金元券的情况也不是新疆一地如此，身为党国军人，应为中央分忧，说话怎能没有场合？怎能一点分寸也不讲？新疆的情况会好起来的，省府包主席不是已经在想办法了吗？”
包尔汉的“办法”，就是下决心在金融上同南京政府切断联系，发行“银圆券”作为新疆单独流通的地方货币，从而摆脱法币的贬值，遏止全疆一天比一天厉害的抢购风。眼下，他一面拒绝中央银行运来的大批金元券入疆，同时又暗中通过地下革命组织，鼓励全社会拒用金元券。
这时候的新疆真像是一个偌大的炸药库，“民主青年团”“新疆民主同盟”等地下组织，随着地下刊物满天纷飞，革命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而那些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又一个劲地浑水摸鱼，到处鼓捣生事。美国驻新疆的领事马克南，临终还放个臭屁，跑去跟乌斯满说：“乌斯满先生，美国永远是你的朋友。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努尔，那是我们美国人的地盘，你可以带所有的哈萨克族到那里去，在那里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
这些话无疑给乌斯满以及与他臭味相投的那个省财政厅长贾尼木汗等人，注射了一剂兴奋剂。贾尼木汗发誓要跟包尔汉分道扬镳，也不到省城上班了，大喊大叫：“你包尔汉要投奔共产党，我可不干！我是穆斯林，我不相信共产主义……”然后，把南山官牧场上的几百户牧民和数千只牛羊赶着，去找乌斯满。
所有这些无法无天的事，都少不了马呈祥和叶成、罗恕人这几个家伙的一只脚。包尔汉着急地问陶峙岳：“张长官一向反对军人干政，你打算怎么办？”
时值1949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年初宣布下野金蝉脱壳，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其时，国共间已有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号称“精锐”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面临覆灭命运，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但最后又拒绝在中共和平条件《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于4月间下达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4月23日攻占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先后退到桂林、广州，由吃力不讨好的李宗仁勉力支撑。
远在新疆的陶峙岳面对马呈祥、叶成、罗恕人这些亡命之徒，还能怎么办？他正在为部队出关之事焦头烂额，每天都在以“大部队行动和穿越戈壁需充分准备”为由，拖延李宗仁，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好在主政全国的“广州政府”也在岌岌可危，李宗仁似乎没有精力来过多追问这件事。
但手下这三个师的部队，可一直在虎视眈眈。马呈祥、叶成和罗怒人等，几乎没有一天不盯在警备司令部，逼着陶峙岳下决心入关。身为总司令的陶峙岳言行举止如履薄冰，简直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时隔多年，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当时，我除与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和驻张掖的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常有联系，也曾经向他们流露过不愿再参加内战的想法外，从来不敢向人吐露思想真情。刘孟纯常与张治中联系，他不时将外间的消息转告我，我也听之而已，不发表露骨的议论。就是我的参谋长陶晋初，与我有兄弟之谊，我对他也守口如瓶，曾引起他对我的误解……”
这场“误解”是非常自然的事。
两陶并非胞兄弟，只是同一个高祖而已，而彼此性情则天南地北。陶晋初的思想早就激进得不行，尽管当过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参谋长，却对共产党一往情深。特别是在重庆因阅读《一周国际述评》而结识了编者乔木（乔冠华）之后，更有些明目张胆，以至于在国共谈判期间，一个劲地通过乔冠华向中共方面提供情报，并且还致函毛泽东，写出像“自问爱护先生，不亚于一切共产党员”这样贴心体己的话。最后，干脆跑到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向周恩来请求到解放区去工作。
这件事因为胡宗南的防范而没能实现。但是，陶晋初的政治色彩已经有目共睹，陶峙岳当然心中明白。他能接纳陶晋初作为自己的参谋长，足以证明上面的自述文字是真实可信的。
陶晋初忍受不了陶峙岳的“缄默”。就在兰州解放前夕，他终于在一天晚上找到陶峙岳，说：“司令，我想了很久，还是回家去算了，不想再干……这是我的辞呈。”陶晋初双手恭恭敬敬的把一份辞职信送到陶峙岳面前。
陶峙岳颇感突然，但他却扑哧一声笑了：“你么时学得这样刻板？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他随手接下辞呈往旁边一丢，“你跟我这样规矩真有点像戏台上唱戏哟……”
“六哥，你莫取笑，我是认真的。”
陶峙岳仍笑道：“我知道你是真的。可是辞职也没得这样简单嘛，莫说你来给我当参谋长，就是来走个亲戚，也要吃顿饭再走嘛！这样吧，明晚你过来，我备几个小菜，给你饯行。”
“不用了，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哦，这么急……”陶峙岳抹去笑容，“是我这个兄长叫你那么讨厌？”
陶晋初说：“这个不关兄弟情义。人各有志，我只是不想再为独夫效劳而已，还望六哥见谅。”
“见谅？见谅什么，你既已说出人各有志，还有什么可见谅的！不过，我倒想问你一句话，你存有何‘志’，你看我又存有何‘志’？”
陶晋初沉默不语。
“我来为你说。上次我去重庆安顿家小，你叫彭铭鼎转给我的信上，不是要我为中华民国的前途、为新疆十万官兵的生命着想吗？我自认为无愧这两句话。难道你的‘着想’就是这样一拍屁股了事吗？作为总司令与参谋长，你我有齐心协力守土之责；作为兄长与小弟，你我有手足同宗骨肉之情。你也不看看目前新疆是个什么局势，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这个时候你既不念职责，亦不念亲情，眼看着我孤掌难鸣，却要拂袖而去，亏你想得出来啊！”
陶晋初绝望而又疑惑地望着陶峙岳，许久，说：“六哥，你难道真的甘心情愿为国民党殉葬？你为什么不去想一想中共所标榜的那些主张呢！”
“胡说！尽忠竭力怎么是‘殉葬’？民族主义的自由中国理想，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吗？你讲这种话就不怕人家说你‘赤化’？你太大胆、太没有分寸了！”陶峙岳脱口而出。
陶晋初五内俱焚，难受极了，连珠炮似的一吐为快：“你不要谈什么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了！要是在十年前，这些冒牌货或许还能骗一骗人。今天，见鬼去吧！我劝你还是关心一下切身生活吧！为什么要允许一部分人吸大多数人的血以自肥，而大多数人陷于贫困、饥饿、死亡！《中央日报》每天都在骂中共是恶魔。既是恶魔，怎么还有那么多有志气、有修养的学者、青年趋之若鹜？他们书越读越糊涂，会死心塌地地去追求‘恶魔’吗？为什么中共的人一天天增多而国军山河日下、打一仗败一仗？为什么……”
“好啦好啦！”陶峙岳举手，强行制止了陶晋初，“天下事自有天下人来公论，我不想抬扛，也不想保密局的人把你当作共党分子抓起来，在胡宗南那里的教训还不够吗？这样吧，我给你一天时间，明晚还是来吃个饭。共事一场，话话别还是应该的，不会耽误你的飞机吧？”
第二天晚上吃饭“话别”，让陶晋初意外的是，屈武也在场。他不觉暗暗一惊。
屈武4月1日随张治中作为国共和平谈判代表团顾问飞抵北京。《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签订后，由屈武和黄绍竑携往南京呈李宗仁签发。李拒不签字，和谈遂告破裂，屈、黄二人各返本部，而张治中却留在北京再没有离去。
屈武回到迪化，把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意向带了过来，暗中与刘孟纯、刘泽荣、陶晋初积极策划，甚至公开场合也大谈北京一行的见闻，以致引起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非议，差点有一场轩然大波……陶晋初想，陶峙岳让屈武到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关中催调马步芳索兵，疆内谋乱陶峙岳降魔
张治中和谈不归，国民党中央政府擂胸顿足撤了他的职，并发布通缉令。消息传到兰州，乐坏了马步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宝座恰好成全了他最后一段嚣张的日子。
马步芳当上“长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陶峙岳索要马呈祥的骑一师，理由冠冕堂皇——彭德怀将攻兰州，需东调增援。
这一来，马呈祥在新疆更着急了，天天追着陶峙岳要出发命令。陶说：“既然马长官有话，本司令坚决照办！只是这么大的部队行动，路途又这么远，总得要作些物资上的准备嘛。否则等上了路，问题成堆，非拖垮部队不可！”说着话，就吩咐司令部又造计划，又拟文书，摆出大部队即将出发的架势，跟真的一样。
可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拖十天半月又过去了。直到兰州解放，马呈祥出发的日子还是遥遥无期。
陶峙岳忙什么去了呢？他每天坐着车在各个物资仓库之间往返穿梭，检查后勤工作。这在部队行动过程中，的确也是个必然的环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马呈祥等人虽然肚子胀得像皮球，却说不出半个“不”字。
8月中旬，彭德怀指挥解放军一野各部队开始分取青海、宁夏及河西走道，形势一天比一天逼得紧，陶峙岳的后勤工作还没有检查完毕。这天他来到赵锡光的整四十二师，很自然地与赵在焉耆这个小地方会面了。谁也没有察觉到这是一次不太正常的秘密约会，更不会知道陶、赵二人私下作出三条约定：其一，待解放军接近，派员接洽，把部队交出去；其二，部队交妥之后，二人都站开，别无他求；其三，部队改编时，要求不在民族军监视下进行，以免发生误会。
但是，这个“没人知道”的行动，却引起了罗恕人、马呈祥和叶成的怀疑。马、叶、赵三个师长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彼此都安插了足够的耳目。而罗恕人本身就是军统保密局方面的人，大事小情，只是他想知道，就没有能瞒过去的。
最先生疑的就是罗恕人。他打电话问马呈祥：“陶六爷去了四十二师，你知情吗？”
“知道，不就是看看后勤吗？”马呈祥心里很烦。
罗说：“恐怕不那么简单吧！赵这个人一向阴阴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马呈祥一听，警觉起来问：“你说该咋办？他们是不是在玩什么暗刀子耍爷们？”
“不用多说了，你马上到老叶那里去，我随后就到，见面再谈吧！”
马呈祥和罗恕人抢火似的赶到了叶成家，谁知叶成却不在家。叶夫人是个水光溜滑的女人，自然不是发妻，半路上娶的小，人长得又体面又风骚，见到男人有说不完的话。罗恕人和马呈祥都是老熟人了，叶夫人更没有拘束，这个身上拍一巴掌，那个身边蹭一小下，几句话就把两人安顿下来，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傻笑。
叶夫人告诉罗、马二人，说叶成出门找相好的去了，“我才不在乎呢！”她那个样子好像罗、马二人倒应该在乎似的。
一见叶夫人，罗、马二人没有了正经，嘻嘻哈哈地说：“叶师长今天不回来，我们就不走！”
叶夫人给二人沏了茶，绛紫色的旗袍撩得高高的坐在旁边，说：“放心，不到5点半他一准回来，晚一分钟，他敢！”说着又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紧绷绷的身上一颤一颤的。
其实这女人知道叶成去了陶峙岳家里，只是守口如瓶罢了。兰州解放后，新疆的国民党大官小官，人人都在找退路。叶夫人跟丈夫说：“南京没了，广州又那么远，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罗恕人、马呈祥那些人都靠不住，我看来看去，要说有主意的，还得数陶司令。别怪我妇道人家多嘴，将来我们跟着他，没得亏吃！”
叶成惧内是出了名的。这番话他听着也在情在理，所以，有事没事常到东门外陶的住处坐一坐。今天听说陶峙岳刚刚检查后勤回来，慌忙找个空子溜过去抱一下粗腿。当然，这在事先得经过夫人的允许。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陶峙岳见到叶、罗、马这几个人，就得做一番说服工作。今天见到叶成又是如此，从全国形势、新疆特点及今后出路一一谈过来，无非是此去关内、戈壁千里，沿途人烟稀少，物资准备不足万不可轻举妄动之类的话。“所以我急呀，”他说，“好不容易把所有的仓储检查了一遍，心里才稍微有了点底子，若不然……”
叶成连连点头说：“司令辛苦都是为了官兵们的利益，这一点，叶某我从内心理解，钦佩！”
陶峙岳听了此话也显得很感动，拉住叶的手：“都像你这么善解人意，事情就好办得多啊！你想一想，新疆有十三个民族，他们中的许多人同苏联那边都有亲朋故旧的关系。我们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历史上又遗留下来那么多的嫌怨，如果在我们军队内部发生点什么问题，必定要引起大骚乱。历史的教训，令人不寒而栗呀！你我受党国栽培多年，都懂得军人当以疆土为重，马革裹尸自古是军人的殊荣，无论关内出现什么样的形势，我们也切切不可感情用事。当此动荡之秋，稍有不慎，将成千古罪人啊！”
“司令的话句句在理，叶某心领神会……”叶成像是真的被打动了。
送走叶成不到半个小时，刘孟纯和刘泽荣又双双登门。两人提了一瓶苏联的“白烧”酒，说是来“看望”,实际上是想探一探陶峙岳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意向。
自从上次同陶晋初闹“误会”之后，陶峙岳的口风适当放宽了一些。对外仍保持“缄默”的姿态，但最贴心的几个人大体上能够让他们猜得出自己的真心。正因为如此，陶晋初才又决定留下来干。
二刘坐了一会儿，刘孟纯说：“罗恕人和马呈祥、叶成这几个人越来越暴躁了，他们经常在老满城聚会，喝醉了耍酒疯，外面都在谣传，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已从新大楼搬到老满城去了！”
“老满城”是马呈祥骑一师司令部所在地。陶峙岳一听就明白了七八分。自兰州失守，马呈祥关内的亲属音信全无。他是马步芳的外甥，这种沮丧的心情可以想象。马每与罗恕人到陶峙岳面前谈起入关的事，总是声泪俱下。如此，借酒浇愁也在情理之中。
“外事方面有什么动态？”陶峙岳转问刘泽荣。
刘泽荣告诉陶说，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萨维诺夫和副领事叶甫塞也夫向二刘以及屈武暗示过多次，北京方面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届时苏联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能够及时地主动转变，不然的话，北京新政府成立之后，苏方就不能再和新疆旧政府打交道了。并且还说，除了马呈祥的骑一师部队令其退出新疆外，其他部队都可以原封不动转过来。
刘孟纯插言：“势在必行，时不我待，司令当以大局为重，三思而后行。”
这些消息让陶峙岳且惊且喜。从内心实情而言，他真是希望苏方暗示的那个“9月”早一点到来，让今天的一切赶快成为历史！
说了半天，二刘见陶峙岳始终没有表态，便绕着弯子把话题往中心引导，硬是要“请教”陶峙岳的看法。陶想了想，说：“新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事问题。”言下之意，就是要掌握部队。二刘是明白人，心中立刻有数了，笑眯眯地告退出去。
一天下来，陶峙岳实在累得不轻。二刘一送出门，立刻感到有股倦意。挂钟已敲过10点，这在迪化也算是深夜了。陶峙岳赶紧吩咐打水洗澡，准备好好恢复一下。当他洗完澡刚躺上床就要入睡时，忽听内门上有人轻轻扣了几下。陶知道一般人进见，必经卫兵通报，而能直接闯入扣响内门的，肯定不是一般人，何况时值深夜。他骨碌一下爬起来，边吩咐勤务兵开门迎客，边穿好衣服到客厅整装以待。
奇怪的是，来人竟又是叶成。
陶峙岳脑子“嗡嗡”叫，料知必有蹊跷，但脸上仍努力保持镇定，问：“还有什么事吗？”
叶成吞吞吐吐：“他们……他们……商议了一个计划，打算把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人拘捕。”
“怎么回事？”陶峙岳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叶成干脆把他和马呈祥、罗恕人等商定的所谓“清君侧”计划和盘托出。原来他们认为陶峙岳之所以不能决断入关事宜，主要原因是受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这些身边人意见的影响。因此，三人决定深夜突然袭击，把这些人通通拘捕，一网打尽，然后……当然是胁迫陶峙岳下达部队内调的命令。
幸好叶成与陶峙岳平时相处还算过得去，加之几小时前刚刚听了陶的一番“肺腑之言”，所以，力主把计划事先报告给陶峙岳，然后再付诸实施。他们让叶成来完成报告的任务，相约一个小时后回报情况，开始行动。
陶峙岳闭上眼睛，痛苦不堪地喊道：“你们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抓了人之后呢？你们想过没有，第二步怎么走？！”
叶成惶惶不安，无言以对。本来这件事就是心血来潮的急就章，出于一时盲动，并没有什么周密计划，哪里还谈得上第一步、第二步！
几句话一问，陶峙岳便从叶成的表情上看出破绽。决心凌雳快攻，掐死这个计划。当即留下叶，并给马、罗二人分别摇电话，言辞恳切地让他们到自己住处来商谈。
不一会儿，马呈祥和罗恕人耷拉着脑袋赶到了。马嘟哝着说：“不用谈了，我们决心已定，这件事非干不可！”
陶峙岳单刀直入：“你们光知道抓人，想过新疆的特殊情况吗？眼下这里是个炸药库，一旦引爆就不单是我们几个人的安危问题。你们谁能担保枪声一响，地方不致暴乱？地方暴乱、军队失控，官兵死于非命，强邻趁机用兵……这些后果于你们几个又有什么便宜？”
马呈祥说：“要什么便宜，大不了是个死。这么不三不四地活着，还真不如死了干净！”
罗恕人一旁落起泪来说：“我们内心有苦痛，你好像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
陶峙岳语声极其沉痛：“我不是不关心大家的处境，可我更要关心全体官兵和全疆各族人民。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你们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目前局势你们也清楚，不应再去想部队内调了，无济于事啊，徒然烦恼！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都要细细思量。我陶峙岳一颗赤裸裸的心，可以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我将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存亡。我有这样的责任，为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陶内心冲动不已，尽情倾吐出来。这样说着说着，东方已经发白了。
张治中一电千斤力，邓力群一人十万兵
邓力群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迪化，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是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赴莫斯科公干之后，直接奉命由苏联进入新疆伊犁的。在赶到迪化之前，他已同三区政府领导和民族军首长们交流了好几天意见，并把带来的电台在伊宁架起来，从此，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民族军指挥机关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络。这对于民族军的建设、发展当然是崭新的一页。
9月19日，邓力群把毛泽东邀请三区革命政府和民族军代表，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筹备会议的信，交给了阿合买提江。毛泽东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这句话足以把国民党十几年来五花八门的陈词滥调打个落花流水。
邓力群告别三区和民族军的“同志们”，信心百倍地来到迪化。包尔汉以最高的规格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当晚，陶峙岳也赶过来了。邓力群把张治中给陶、包二人的电报转给他们。
这个电报自然是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关键性的文件之一，全文如下：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包主席尔汉兄：
自接辰真（五月十一日）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信。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大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筹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深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的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的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希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电文，使皆了解接受。向绍周（刘泽荣）、孟纯、经文（屈武）诸同志致意。兄意如何？盼即电复。张治中申灰戎平
九月十日十九时北平
其实，从张治中当初对新疆人事安排方面苦心经营开始，后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所以，等陶峙岳和包尔汉看完电报、邓力群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说：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问题当然是有的。最突出的还是叶、马、罗三人的去留。随着邓力群的来临，新疆和平解放已经明朗化，刘孟纯、屈武、陶晋初、刘泽荣及《新疆日报》的梁克浔等人，都在四处奔走，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做三个人的工作。陶峙岳甚至每天用自己的小轿车把马呈祥接到家里，像供祖宗似的备下清真饭同吃同聊。连酒泉的曾震五也搬来了。曾与罗素有交情，紧要关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效果很好；马呈祥此时已收到马丕烈从兰州发来的电报，告知其亲属安全抵达了广州。接着，他的叔父马辅臣和马振武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马振武说马步芳败逃时，将骑一师应得的五万银洋军饷也带走了。这使马呈祥大为不满，心情也就转变过来。至于叶成，陶峙岳心里明白，有他那个夫人管着，出不了大格。很快，三个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要走个人走，不把部队往绝路上拖，所属官兵清清爽爽交由陶峙岳发落，保证不发生枝节。
这在陶峙岳看来是最理想的结局。所以他处理得又快又大度，分别让韩有文接任马呈祥的骑一师师长；莫我若代理叶成的七十八师师长；以罗汝正接任罗恕人的一七九旅旅长。并且保证他们腰包全都鼓起来，私有财产拿不走的，一律高价收买，而且全部以黄金兑付。
军队稳定也是张治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他另外专门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报，仔仔细细交代一番。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人心惶惶，什么样的传闻都有，说国军准备撤退，撤退前要杀人、抢劫、放火。
对此，包尔汉的回答是：“东边，解放军正向西一天天推进，离新疆越来越近了；西边，有三区的三万多军队正在待命。这样，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真要杀、要烧要抢，那就打错了算盘。”
无疑，每个传闻后面都是有背景的。包尔汉代表民众，主要任务就是用事实辟谣。最大的事实就是人民解放军已逼近新疆。对于这支新型的、在新疆老百姓心中完全陌生的强大力量，究竟有多么大的威力，谁也没有底。但是，在全中国基本上铲除了国民党这一点，是不置疑的。有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巨大震慑作为后盾，包尔汉和陶峙岳才敢在给张治中的回电中，拍响胸脯——虽说不是那么有力：
文白将军均鉴：
九月十日戍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等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的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余全数部队均将就驻原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待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参加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前，暂时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完成。职等自信，深明革命大义与本身职责，个人对政治上绝无企求，只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则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已达成，亦即不负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除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谨电奉闻，乞释廑注。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指导，何时命驾，恳先电示为祷。
职陶峙岳、包尔汉
新疆这个大舞台正在尽情地演奏。陶峙岳眼下急需做的，就是把叶、马、罗三尊凶神打发上路。他和包尔汉还不一样，此时此刻的心情极为复杂。这表现在他无论如何也要将业已明了的起义意向，弄成迫不得已的模样。
或许如陶自述所言，他的“迫不得已”对叶、罗、马的发落有所助益，可以“让他们再次认识新疆的困难形势，希望他们知难而退，不要再对新疆有何打算，以坚离新之意”。最起码也要让他们知道，我陶峙岳并没有拿你们作政治资本。因为在三人图谋冒险的那天晚上，罗恕人就曾责问陶：“你是不是想拿我们作政治资本呢？”当时陶的回答是：“关于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所想的是近十万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是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么，选择“和平方式”，就可以解释成出于诸般“安全”的考虑，于陶的道德上，似乎没有太大的损害。
此外，或许还有另一层含义。正式宣布起义之前，胡宗南曾经跑进来插了一竿子。他煞有介事地给陶峙岳发来一封电报，大骂“率部投降共产党太糊涂”，要陶给予一个明白的答复。胡还打电报给叶、罗、马三人，叫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去，并许诺，可以给他们空投接济。只是这三个丧家之犬已失去信心，只能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回复。陶峙岳对胡宗南的电报多少还有一点在意，甚至一旁的蒋介石虽然一言不发，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他思虑再三，还是分别发电报给胡宗南和蒋介石，说明新疆处境困难，“不得已而追求和平”的意思。
相比之下，包尔汉的天空则要明亮得多。这种“明亮”，一部分来自政治上几乎清一色的省府，他可以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就止。刘孟纯、刘泽荣、屈武以及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建设厅副厅长刘德恩、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社会处处长刘永祥、民政厅厅长王曾善、公安局长刘汉东等人，都在独当一面做工作，包尔汉想到的，他们立刻就去做；包尔汉想不到的，他们也想到了。
包尔汉的“明亮”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三区政府和民族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立场对头。所以他在宣传中理直气壮地谈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高喊反对侵略、反对分裂，说近年来新疆停止对苏贸易，很多土产都被糟蹋，损失约有1000峰骆驼的银子。讲到“亲苏”问题，他就说“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确实是一个亲苏派，可我亲近苏联不为个人”。显然，这是赤头赤尾的革命家做派，和三区革命政府及民族军同一种色彩。
一定意义上讲，包尔汉早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革命团体了，以他们的光荣为光荣。这种感觉最直接的来源，就是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个人之间的友谊。
的确，三区政府和民族军在这段时间是最幸福的。特别是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他们的领导人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那种兴奋的心情更是无法形容。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等人，几天前就在打点行装，准备上路。他们决定取道苏联的阿拉木图，坐飞机到满洲里，然后再换乘火车去北京。阿合买提江临行前还特意给包尔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期望很快地在良好的条件下和您会面。”
然而，就在包尔汉接到阿合买提江短信的第三天，苏联领事馆叶甫塞也夫突然转来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陶峙岳先电心事重重，包尔汉后电欢欣鼓舞
和局已定，陶峙岳的精神挣扎也到了最后的关头。此时，他在灵魂上的巨大支撑就是张治中，这同样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复杂情愫。
与包尔汉一同发给张治中的那份电报，免不了有点官样文章。这与他的“复杂情愫”相差一段距离。于是紧接着，他又以个人名义另拟一份详报，交邓力群发到北京。他更愿意摆脱一些笼统口号，而从具体细则来表明自己与张治中之间那种军事化的隶属。或许他并未刻意而为，但正因为不经意，才是他当时所陷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
陶峙岳的电文不事雕琢，单刀直入：
一、马步芳父子已出国朝汗，残部溃散、消灭。黄（祖埙）、周（嘉彬）两军与马军无关。
二、马步芳对马呈祥无指示，马呈祥亦将朝汗，所部交职率领。
三、王治岐军未西撤，河西方面已有部署，决于新省问题解决后，随即由职率领转变，希望最近与兰州当局发生联系。
四、驻新将领，除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将率领少数干部离开部队，其余均无问题。俟渠等离迪后，职当妥为晓谕。
五、伊敏、艾沙等决定率其亲信赴巴基斯坦。保守派头目贾尼木汗、哈德万、乌斯满等亦决定离新。已与包主席详商，准许渠等个人安全离开，不加阻挠。对各族民众，则妥为宣慰。
六、对伊方联络，已由包尔汉主席办理，恢复合作。但在军事方面，似应各守原防，听候中央处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
七、美领馆已撤退，只留副领事马克南一人。英领事无甚作用，当予保护。
八、最感困难者是军费问题。从七月份起饷即未发放，军心殊不安定。经向广州极力交涉，以全军东调为理由，催索各项费用。最近专机运款前来，约一百万银圆（运抵南郑后未运迪化），如全数运抵迪化，则目前勉可维持。数月来所以未敢明确表示态度者，此实为原因之一。至省府方面，库空如洗，包主席无能为力。
九、中苏亲善关系，在新日有增进。贸易协定迄今未签订，责在广州政府，苏方完全谅解。
新省情况特殊，一切不能与内地等量齐观。除将来补给方面，应请中央妥为筹济外，暂时可度过严冬，职当负完全责任，决无任何顾虑。今后新省问题，似宜着眼于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顺应人心，执行钧座已定之政策，由毛主席审慎考虑，加以领导。为国家奠定百年大计，实为当期急务也，敬乞随时指示。
有意思的是，在正式通电起义之前，陶峙岳的联系对象始终只有张治中。除了通过曾震五与王震、彭德怀有过接触之外，他本人没有同任何中共高级领导人有过信函往来。而包尔汉不一样，他在与陶峙岳第一次共同给张治中复电之后，又连续与毛泽东个人直接通电。毛泽东在给他的复电中称：“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的鼎力促成。”这与包在电文中所称之辞“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在感情方面有些细微差异。
包尔汉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感情，一点也不亚于阿合买提江，只是他还有一个“鼎力促进”的任务，所以处理问题、表达感情才相对节制一些，理性一些。三区的那几位领导人不一样，他们的兴奋是气势磅礴的，仿佛一枚炸弹，想怎么爆炸就怎么爆炸，想什么时候爆炸就什么时候爆炸，而且由于三区革命本身与苏联的关系及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政权当时与苏联的关系，阿合买提江们总希望这份双料的幸福，能通过他们串糖葫芦似的联系，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会执意取道苏联经满洲里到北京，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想不到这就意外地酿成了大祸。当阿合买提江等人到达苏联阿拉木图准备坐飞机去满洲里时，偏偏遇上连续几天的恶劣气候。一边是飞机无法上天，需作遥遥无期的等待；一边是急如星火巴不得一步跨到北京的期冀，致使阿合买提江等人产生失去理智的“强烈要求”，机场负责人冒险签字起飞。结果，飞机升空没走多远，就一头撞在贝加尔湖岸的高山上……
三区集团几乎丧失了所有重要领导，赛福鼎得以浮出海面。他被定为新的代表，再赴北京，并在后来进入国家政权的核心。
受打击最大的是包尔汉。他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顿时头晕目眩、站立不稳。在此后进行到起义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对他构成无形的刺激——他无法在幸福时刻拥抱自己的友情，因而这幸福对于他个人，就多出一份难于言表的苦涩滋味了！
突然的变故让包尔汉平静了许多，但同时，他也不愿意这次行动变得太拖沓。然而陶峙岳却让刘孟纯过来商议，希望由军队提前一天宣布起义通电，以稳定人心，然后才是政府通电。
军队还得等，障碍就是那三个“凶神”。日子变得细若琴弦，每一分钟都余音缭绕。
终于，叶、罗、马迟迟等不到飞赴重庆的飞机，不得不各找门路。罗恕人、马呈祥和刘汉东三人于9月24日午后离开了迪化；第二天凌晨，叶成及其夫人带着驻焉耆的那个钟祖荫旅长，也由南疆飞往印度。陶峙岳的忍受力拉到了极限，起义通电当天即发！于是9月25日这一天在新疆的所有典籍中定格。
无论今后还将会发生些什么，但此时此刻所有的人都在悉心倾听：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均鉴：
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贤明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的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民无不殷切期望遵循张将军之一贯主张，确保地方的安定。而张将军复备至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之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行省，驻新疆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
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莫我若、
旅长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郭金梁、朱鸣
刚、罗汝正、刘枚元、杨延英、马平林同叨
当晚新疆一片沉寂。迪化城头连花针落地也听得清，只有远郊的乡村似有细弱琴声，时断时连……
9月26日上午，包尔汉在省政府召集省府委员的紧急会议，讨论通过政府起义通电，并立即发出：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均鉴：
新疆自从1946年7月1日，根据和平条款，组织了各族人民代表的民族联合政府以后，一向在张治中将军领导之下，推行全省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三年多以来，因为国内政局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不能圆满达成任务，但由于全省各族人民的支援，以及伟大的友邦鼓励，新省终于能够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即在张治中将军为全国和平运动而离开西北，国内反动势力继续顽固挣扎的时候，本省仍然为维持和平、争取和平，而尽其最大的努力。我们深刻了解，新疆人民的唯一愿望，是在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祖国的扶助之下，才能完成富强康乐的新新疆的建设，更进而为全国和平建设贡献其力量。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经召开，一个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在目前。全国人民，都为这有史以来伟大工程的奠基而欢欣鼓舞。新疆全省人民，对于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感觉兴奋。我们现在代表新疆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同胞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暂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同时特邀留在伊宁的省委们回到迪化，共同合作。深信本省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必能迅速地走上光明灿烂的和平建设大道。谨此电陈，敬候指示。
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委员刘孟纯、屈武、
刘效黎、陈方伯、刘永祥、白文昱、刘德恩、
尔德尼、钟棣华同叩
这封电报措辞之时髦，是前一封陶峙岳的电报所无法比拟的。而且紧随其后，包尔汉又给毛泽东个人发报，表达三层意思：一是对毛泽东的上封复电“瞩望殷切，深感雅爱”；二是与广州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后，既“群情振奋，欢腾达晚”，又感到茫然，“敬恳多加指示”；三是“邓力群同志与尔汉相处甚得”。
在9月27日全省庆祝解放大会上，包尔汉再次发表长篇讲话。邓力群也代表中央讲话。陶峙岳没讲话，据包尔汉说：“本来要请陶将军讲话的，后来因故未讲。”
四、天山不平静
新疆枪案迭起英雄气短，酒泉将帅初会儿女情长
陶峙岳的心事只有他自己知道。
五个月前，陶特意将妻子周庆仪及子女从湖南老家接出来，安顿在重庆。当时这样做，或多或少存有用心。一则那时的重庆还是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后方”城市；二则以重庆的历史和现实地位而言，把眷属安置在那里也可以向同僚明示心迹。
形势的发展实在令人难以逆料。短短五个月光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有时，陶峙岳对镜自顾，竟然觉得有点认不出自己来了。
终于走到通电起义这一步，妻子儿女在重庆杳无音信。每有西南方面的战报传来，陶峙岳免不了心头一揪一揪地难受。丢开战火不说，按国民党惯例，少不了要把文章做到株连九族的地步。这一点，他从胡宗南恶狠狠的责骂中已能见出端倪。要知道，蒋介石此时的大本营就扎在重庆，假如想在他陶峙岳头上玩点什么把戏，简直易如反掌。比方说通过“军统”的人将他的眷属挟持到台湾……这在过去几个月里，是有很多先例的。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而况陶峙岳与妻子周庆仪又是一对难得的恩爱夫妻。他们虽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规矩走到一起，“但婚后却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陶自述语）。陶峙岳当年能从家乡火龙洲安逸的生活环境中走出来闯荡天下，就是因为妻子周庆仪的全力支持。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们真正达到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境界。
刻骨的牵挂，常常使陶峙岳将军从睡梦中乍然惊醒……
当然，该走的路还得一步一步往前赶。起义通电发出之后，按计划，陶峙岳还得签发一份《告全疆将士书》，以稳定军心。剩下的事情似乎就是等待，等待10天后前往酒泉与彭德怀、王震会面，具体商谈部队改编的细节。
可事情并不能尽如人意。这期间的新疆，既有艳日高照，亦有浊浪排空，叫人没有一刻能够心安。
总体上说，老百姓大多沉浸在欢乐之中。连日的迪化，庆祝大会开了一个又一个。漫天的标语，让大街小巷充满激动人心的憧憬。三区集团根据地伊宁更是欣喜若狂，3万军民载歌载舞，满城心花怒放。民族军已投入对解放军入疆部队实质性的迎接工作。他们出动了所有汽车，拉来500万公斤的粮食、40万公斤汽油、4万公斤机油等一大批物资，浩浩荡荡送到迪化。
这份喜悦，自然是那些等待改编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所不可能有的。他们只是莫名的恐慌、愤慨、烦躁和怨恨，军营里成天牢骚满腹，叫骂不绝。而且，这些情绪越来越升级。
正好，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了可乘之机。与欢乐的气氛相对应，社会另一面——混乱和动荡也达到高潮。特别是天黑以后，经常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子弹“嗖——嗖——”满天飞，陶峙岳东门外的住宅房顶上、墙壁上，到处留下了弹痕，吓得副官张全有夜夜合不上眼。
陶峙岳心头那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方面连电曾震五，希望转告彭德怀，赶紧把解放军开进来，否则就顶不住了，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从9月28日起，亲自到各部队召集官兵“讲话”。可那么多部队、那么大的地域，到处火苗呼呼直蹿，他一双手东扑西扑，尽管连讲话时被士兵砸掉麦克风也不在乎，但最终毕竟心与力违，还是顾此失彼，不能面面俱到，骚乱事件仍旧一件接着一件发生了。
最早的凶讯是在9月27日深夜，哈密驻军一七八旅旅长刘抡元报告，所属五三三团官兵。几乎全部出动抢银行了！这可了不得，哈密银行封存有当初从国民党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转运来的9700多两黄金和数万两银圆，一旦抢劫得手，那将是撼世大案！
陶峙岳下死命令，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要坚决予以制止。可是，不等刘抡元旅长把“措施”拿出来，哈密银行的金库已经空荡荡不见一物。士兵们为了装腰包，把机关枪、大炮全部用上了，从深夜一直打到天明，整个哈密成了一片火海。
哈密余火未熄，呼图壁驻军一七九旅五三六团又传来消息，说该团有个叫刘少农的连长，对起义极端不满，竟开枪打死营长李明海，裹胁了几十个士兵往迪化方向逃跑。
陶峙岳拍着桌子急吼：“赶快追啊，还愣个什么呀？那个连长哪里追到哪里枪毙！”
骑一师师长韩有文结结巴巴：“罗、罗汝正旅长已经派骑兵……”
“叫罗汝正亲自去追！”陶峙岳哑着嗓子喊了声，又竭力把口气缓和下来，“对那些跟着瞎跑的士兵，务必晓以大义、好言相抚……”
事情过了一天才有个结果，总算把被裹挟的那几十个兵追下来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松，驻守在库车的六十五旅旅长李祖唐忽又电告，该旅汽车团副团长郭壁田，也拉着一伙人抢银行、抢商店，并且到处杀人放火。所到之处，连老百姓的马都不放过，还有许多外团士兵也跟着下手，最后抢到县长丁立南家，有个副班长见丁的女儿长得不错，就借着一股邪劲把她给强奸了。
就在这个六十五旅，还有一个驻吐鲁番的一九四团，一名叫李先锋的营长居然用汽车拉走两个连，幸亏半路上遇到驻在焉耆的一二八旅部队拼命堵击，才没有走成。
诸如此类的事在其他地区驻军中也时有发生。鄯善驻军一九四团甚至发展到打死欢迎解放军的县长，在路口架起机关枪，准备同入疆解放军拼个鱼死网破！
陶峙岳白天一边苦口婆心喊哑了嗓门；一边下令，凡聚众抢劫的首恶，强奸犯及企图阻抗解放军入疆者，不管他是谁，立即枪毙！晚上，他就抱着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一分一秒地数日子。
好不容易熬到10月5日，陶峙岳与郝家骏二人按计划同赴酒泉。7日，同彭德怀、王震见面。这中间的两天，他用来与曾震五、彭铭鼎、贺新民等这些人做预备性的会谈，以便适应一下，有个心理准备。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对彭德怀这位据说非常平易近人的湖南同乡，为什么竟会有那么一丝丝怯意。
在此之前，陶峙岳对彭德怀、王震二人的了解，仅限于战绩罢了。对他们统领部队方面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想象上。至于为人处世，当然就更谈不上。所以在见面之初，那种发自内心的惴惴不安，怎么也挥之不去。直到彭德怀开口说第一句话，陶峙岳才突然间如释重负。
彭德怀郑重地说：“陶将军，有件事情我要先告诉你。”
陶峙岳专注地睁大眼睛，不知彭要说什么。
“你的家小，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给你先报个平安，请你放心。”
“这、这……”陶峙岳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这消息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王震微笑着在一旁补充道：“在你们起义通电之前，彭总就专门与我入川部队联系指示，要他们务必派人到重庆找到你的家属，把尊夫人和孩子们接出来。谁知道尊夫人带着孩子躲到重庆乡下去了，我们派去的同志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他们。现在早就接到兰州了，一切安好，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百感交集的陶峙岳大喜过望，一块心病烟消云散。他重新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彭德怀，对眼前这个朴朴实实的湘湖子弟油然而生敬意。这种“极其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就在那一刻扎进了他的脑子里，一生都无法抹去。
谈话就从这里开始，如同滔滔江河，一泻无余。
彭德怀敞开了笑脸，那份诚恳让人恨不能立马扒开自己的胸膛。他向陶峙岳一一介绍了参加会谈的王震、许光达、甘泗淇等人，然后笑着招呼道：“陶将军，你请坐嘛。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就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把新疆的事搞好。有么子困难，我们大家一块想法子解决，商量着办嘛！”
陶峙岳眼里遏制不住涌出涊意。他开怀地笑道：“有什么困难？现在，我什么困难也不怕了！”
陶峙岳昭告起义将士，王恩茂笑谈戈壁大漠
战车团团长胡鉴是解放军一野第一个同包尔汉在新疆握手的人。其时，战车团刚到乌拉拜，离乌鲁木齐还有一段路，包尔汉带着欢迎队伍早就等在这里。他和胡团长握了手，又爬到战车上，高高地站在车顶致欢迎词。他说：“直到今天，新疆才算真正地解放了！”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隆隆的战车正午时分徐徐开进古城迪化，指战员们远远就能听到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响彻云霄的鼓乐。街道上到处飘扬着彩旗，彩车在前面缓缓引路，车上的喇叭高声播放着嘹亮的《国际歌》和《大路歌》。赠送慰问品的人们涌上来了，各式各样的慰问品雪片似的抛向战车，献花、献茶、献酒……维吾尔等各族青少年们纷纷爬上战车，得意扬扬地同解放军战士坐在一起，从南梁街口到东门外的部队驻地营房，十里长街，人山人海……
继战车团之后，连续十几天，王震指挥人民解放军二、六两军部队，由酒泉、玉门、安西陆续开进新疆，按照二军到南疆、六军在北疆的大体划分，进驻东、西、南、北各点。
陶峙岳这时才将那份费尽心机的《告全疆将士书》发布下去。
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它希望做到既明辨“是非”，又晓以“利害”，尤其是后者，陶指出：“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整个军事形势来看，兰州、西宁相继易手，外援早已断绝，退路亦复不通，运输的困难也是每一个袍泽都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此，在于新疆的地理和民族两大因素，决定了“一切都要运用和平的方式，也就是需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否则，“十万军队盲目的牺牲和地方秩序的紊乱，人民流离失所及至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局”。
陶峙岳以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引出结论：“我们这次和平解放，是保全了国家的元气，拯救了人民，保护了袍泽。再具体地说，我们这次的和平解放，是为了国家人民而主动地争取和平，我们动机是纯洁的，我们的行动是光荣的。”
接着，陶峙岳又历数国民党走向失败的必然性。他指出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因素是“人心离散，士气不振”。强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共之间优劣势的转换。其原因就在于“以往政府的措施违背了三民主义，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官僚对人民压迫，贪污成了普遍现象，使绝大多数的人民辗转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
谈到共产党，陶峙岳说：“以往的宣传确有错误，知道他们的内容实在太少了，就受了一些无稽的诳话的欺骗，把共产党描绘成一个暴戾的集团，动辄就是杀人放火斗争清算。我这次到酒泉，与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会谈了三天三夜，并且参观了驻在酒泉的人民解放军，证明了过去我们完全是受了反动宣传的蒙蔽。这次由兰州、西宁逃来的各界人士，现在都很安全地返回原地，没有一个不是恍然大悟的。彭将军并特别指明这次新疆的起义，他很欣慰。新的战士，将永远获得无上的光荣。至于人民解放军开驻新疆，完全是因国防和新疆的建设需要，不是来解决任何部队，对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他们虽然有两个军（缺一师）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营的兵力，但他们大部分的兵力（约三个师）驻在南疆，这就已经明白看出完全为了国防需要。并且从前所谓三区与七区的对立状态，也因此自然得到解决，新疆以后就成为真正的统一的省份了。”
这篇《告全疆将士书》也是陶峙岳自己的人生告白。直到此刻，陶峙岳才算真正地起义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灵魂深处正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对新疆十万国民党部队的改造，有着巨大的影响。
根据“按实际人数，有一团即编一团，以编足为准”的原则，改编工作已着手展开。中央军委决定将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进入第一野战军的编制序列。彭德怀指示，由一兵团抽调部分干部充实起义部队的各级领导，原则上老部队一个师负责编配一个起义师，有点像后来人们总结出来的“政治帮对”“一帮一、一对红”的味道。
这是二、六两军进疆之后头一项挠头的任务。部队长途跋涉陆续到地方了，面对的是民族地区，驻地分散，还要改编别人，改造别人，因而“个顶个”的自身过硬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早在河西出发之前，两军都分别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强调作风，强调入疆之后的各项政策，诸如对待起义部队政策、民族政策、对苏政策等。
彭德怀还提出一个“本位主义”的概念。他把各军的主要领导分别找去，由他和王震、许光达、徐立清、甘泗淇一起谈话，说：“本位主义可不是好东西，近来有点发展，么子道理呢？就因为今年的思想比去年放松了，埋头行军打仗，又没得休整。现在，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就将转入和平生产建设时期，松一点的思想容易产生。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反对本位主义，保证政策纪律的执行。有那么一种人，嘴上也喊反对本位主义，可是，看见人家搞了东西，自己没搞到，就反对人家的本位主义。要是自己把东西搞到了，就不会反对了。这种人反本位主义，自己比本位主义还坏！”
彭德怀这一“锤”敲得恰到好处。当时摆在各部队面前的局面极其复杂。新疆之大、情形之乱，是尚未入疆的指战员们难以想象的。任务轻重、驻地远近及其条件的好坏，还有物资保障方面等，都是问题。别的不说，仅仅是“生存”二字，就得要比内地多费多少脑筋。
相比较而言，去往南疆的二军更为艰难一些。这种艰难，首先从长途跋涉开始。许多工作都是在行军途中一边走一边做的。
酒泉出发时，部队情绪还是颇为兴奋的，物资上多一点少一点，谁也都不太计较。四天之后到达鄯善，听说起义部队有人刚刚把欢迎解放军的一个县长打死了，大家一下子警觉起来。又过了三天，先头到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的和硕、焉耆，上级突然宣布，因为汽车有限，汽油、机油困难，部队要准备沿着塔里木河一步一步走到阿克苏！干部战士去掉四个轮子，这才初步尝到一点新疆的滋味。
新疆太大了！月前王震带二军从西宁告别一军，攀越祁连山到河西，那么艰难，走起来也只有几天的事。好家伙，跑到新疆这一走就是十几天，还坐着大卡车呢！现在要改徒步，平均每天走80里以上，没有20天也到不了阿克苏。太阳下山时，就有战士悄悄地问：“妈呀，这还在新疆吗？”
此时关内也不过农历重阳节前后，可新疆已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了，鹅毛大雪满天飞。茫茫戈壁，风沙夹着积雪，弥漫一片。瞅着天色昏暗时，指挥员把手往某个小沙丘旁边一指，说：“宿营吧！”部队就盘开了。战士们顶着风雪架帐篷，谈不上洗脸洗脚，抄把雪擦擦就完事了。老棉袄不脱，皮帽子也不摘，怀里抱支枪倒头便睡。随便什么时候，觉得肚子饿了，就到帐篷外面抓把雪，咽几口干粮……
深夜冷得睡不着觉，老兵和新兵悄悄地聊开了。
“喂，光听人叫新江（疆）新江（疆），走这么远的路咋就见不着江呢，净是沙子呀！”
“嗨，这还叫沙子？才沾着沙子的一点皮毛哩。你没听人家拉骆驼的老乡说，前边有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擦着边也得走个把月，人就根本走不过去！”
“那……到阿克苏就算到了地点了吧？”
“早着呢，到了阿克苏，才只走掉一小半的路程，离南疆还有千把里！”
“天！这老远的，咱将来咋回家呀……”
部队越走越沉重。四师要求解决110辆汽车加速行程，以便快到驻地，稳定思想。可是，当时的实际保障能力有限，能解决50辆车就算不错了。缺口相差太大，下面工作不好做，思想上有些别扭。
军党委会上，郭鹏军长说：“你要110辆车，我手头只有50辆的本钱，怎么办？我们初到新疆，什么都没有，就是脚底下有路。现在哪个单位都需要车，六军就不需要车？到北疆阿勒泰不比我们近多少。听说阿勒泰山区和伊犁河谷温度比这里低得多。平均积雪一米以上，战士们武器、干粮、饮水烧柴都背在身上，怎么走啊？人家一天还在百里以上……这个坎子上，我们二军再不能给王司令添麻烦。我们有困难，关起门来自己克服，谁也不许跑到王司令哪里去叫，他眼下的担子重得很！”
在对待困难问题上，二、六两军都奉行“关门”政策。这一来，王震显得省力气多了，陶峙岳所钦羡的那种“指挥若定”也就自然而然表现出来。为此，陶曾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诗，题目叫《迎王震将军入疆》。诗中吟道：“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陶峙岳只知“解放军军威之盛”和王震的“谈笑指天山”，而对这种力量的来源，当时恐怕还不能深解。
二军五师十五团到达阿克苏之后，突然接到上级通报，说南疆的边城和田，又有人在那里搞政治分裂，重弹“泛土耳其”的老调。郭鹏军长和王恩茂政委命令他们以最快速度赶赴和田，控制局面。
部队完全乘汽车赶赴目的地，自然是不可能的。从阿克苏到和田，通常有3种选择，完全走大路绕行比较安全，但是太远；走大路抄小道既有风险，又比较远；最近的捷径，就是彻底冒险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可以比按部就班地走大路，抄近三分之一的路程。可是，“塔克拉玛干”的汉语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呀！连欧洲人都知道它是个“死亡之海”，过去从来没人活着穿越过去的记录，号称“探险家”的那些老外们，大老远跑来，也都望“海”兴叹。部队保障条件这么差，开进去，行吗？
“怎么不行？”王恩茂站在队前挥舞着拳头说：“它比过雪山草地还危险吗？外国探险家能跟我们人民解放军比吗？”
十五团副团长贡子云和副政委黄诚，领着全团指战员齐声高答：“不能比！”
“出发！”王恩茂大手一挥，这个原三五九旅的老七一九团指战员们，就打着那面弹痕累累的红旗，顶风冒雪向塔克拉玛干挺进了。部队上路士气高昂，一路走一路高唱战歌，就是王震当初在青海所作的那首歌：“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这是1949年11月28日，历史记住了这个英勇无畏的时刻。
“民族军”终成正果，起义军脱胎换骨
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师长徐国贤和政委李铨向十五团下达命令时，心里也扑通扑通敲着小鼓。不管怎么说，匆忙决定横穿塔克拉玛干，也是一种十足冒险的举措。毕竟千百年来从没有先例呀！
但是，和田的叛乱来势很不一般，是迪化、兰州、西宁三地逃敌合而为一，武器弹药充足。而且，事情又发生在起义部队与解放军衔接之际，当地群众人心不稳，整个新疆都动荡不安，军也好、民也好，情绪极为敏感，信息传递闪电一般，弄不好就滚雪球似的爆发起来，酿成全疆的一个大气候。事关解放军给新疆人民的第一印象，能否镇得住，不能马虎。所以接到命令之后，团长蒋玉和就带着小分队，即刻乘汽车经喀什、莎车、皮山、墨玉等地,先行赶往和田稳定局面。
大部队出发时，郭鹏和王恩茂亲自赶到现场做政治动员。
郭鹏说：“王胡子的脾气你们都晓得，对敌人要狠，不下手则罢，下手就要来绝的，让你们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经他批准的！他让我转告同志们，我们就是要跟敌人拼命。只有拼下这条命跟敌人干，才能赢得新疆人民的信任！”
说是“拼命”一点不假。十五团出发三天之后，穿过了一片胡杨林，又在干涸的湖泊中消耗掉十几个小时，到12月5日，主力部队1800多名指战员，在代政委黄诚、副团长贡子云和参谋长白纯史的率领下，这才终于进入到浩瀚的沙海边缘。
这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鸟兽绝迹，看不见一丝绿色，除了沙梁还是沙梁，根本没有道路，部队只能靠指南针一点一点往前摸索。
太阳从沙海中颤动着跳起来了，脚下开始慢慢升温。到中午时，整个沙海如同一锅烧开的滚水，人马浸在其中，几乎就要煮熟了！
一整天见不到一滴水、吃不到一顿饭的情况已不新鲜，指战员们嘴唇肿了裂、裂了肿，个个都是血肉模糊地凝出两块大疙瘩。体质稍稍弱一些的人，早在五天内就通通倒下了！正常情况下，每天都有十几位、甚至几十位烈士静静地留在沙漠中……
流沙和风暴说来就来。宿营时，常常狂风骤起。眨眼之间，铺天盖地的沙石把床单搭起的帐篷吹得无影无踪。这种时候，指战员们就从沙土中钻出来，互相紧紧地拉着手，弓着腰、埋着头，迎着风沙一步一步往前迈进。一旦有人不小心脱开手或滚到沙梁下边，立刻便被埋了进去！
流沙是专门为沙漠中的冒险者堆积坟墓的。然而，十五团指战员们却都凭着众志成城的精神和毅力，硬是从坟墓中走了出来。当他们刚刚顺利到达距和田尚有200公里的西尔库勒时，便接到蒋玉和团长急星火燎的电报，说敌人准备一两天内“血洗和田”，命部队飞兵奇袭，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
贡子云和黄诚把全团集合起来，所有乘马集中在队前，开始点名。点到名的人上马，一个名一个名地点下来，一支精干的骑兵分队就组成了。贡子云副团长打头，往马上一跳，说：“革命就要革在节骨眼上，谁要是觉得自己顶不住，现在下去还来得及……”
话没说完，没点到名的一大群战士，“呼啦”一下拥上来抢任务。贡子云看看马背上的战士们，一个个横眉立目，谁也不含糊，扬鞭就高喊一声：“好，都是好样儿的，跟我出发！”
这支小分队日夜兼程，飞也似的直扑和田。他们闪电般的出击，给叛乱分子以措手不及的打击，成功地实现了“王胡子”的意图：一网打尽，不留后患。
前后18天内，行程790公里，十五团指战员徒步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绝招制胜，粉碎了敌人叛乱的阴谋。这场世界级的搏命战术，让彭德怀大受感动。十五团刚把和田收拾清楚，就接到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打来的祝贺电报，称十五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顿时，所有的牺牲、疲劳立刻无影无踪，整个边城一片欢腾，嘹亮的战歌响彻云霄。
在二军围绕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闻迭起的这些日子里，罗元发和张贤约所率六军也在哈密拉开了一个大场面——组织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空运和车运。十六、十七两师的所有人员、物资（包括骡马），基本上都是从空中运到哈密和迪化的。1033个架次的飞机，在将近三个月时间内，穿梭于河西与北疆之间。到1949年12月底，六军的12446人、2027匹骡马和骆驼以及十几万公斤的物资，便全部抵达哈密、镇西、奇台、吐鲁番、鄯善、迪化、绥来、古牧等地区。
其时，南疆、北疆各主要驻点的部队，已基本到位，特别是标志着全疆在握的三个控制点喀什、伊宁和迪化，都建立起巩固的关防体系，通信联络畅通，同起义部队的边防交接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剩下的两块骨头，一是进军阿山，一是遵照毛泽东“你们进军的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攀越喀喇昆仑山，进军西藏阿里地区，都正在积极准备中。
王震早在11月6日就率领一兵团前指，由酒泉飞抵迪化。十几天后，彭德怀、张治中和贾拓夫，也从兰州飞过来了。领导同志们决定，在乌鲁木齐搞一次由人民解放军一兵团、民族军和起义部队共同组织的“三军”联合入城仪式，时间定在12月9日。
这天上午，彭德怀和张治中及王震、包尔汉、陶峙岳、刘孟纯、赛福鼎、曲武、陶晋初等人，登上乌鲁木齐南大街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检阅部队。
“三军”入城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团由东门进城；三区民族军由西门以八路纵队入城；起义部队选派骑兵自北门跃马而入。顿时，音乐、锣鼓、鲜花、彩带飞满大街，看热闹的各族群众挤得街路两旁水泄不通。“三军”竞相抖起威风，各展雄姿，按规定，都从“大十字”转向南去，经过“检阅台”前出南门，去往南梁。
当夜，免不了有一场盛大的欢迎晚会，地点就在风云际会的西大楼。包尔汉考虑得非常周到，各族各界的头面人物都邀请到了，代表们来自方方面面，场面搞得相当有气氛。
宴会之后才是晚会，节目分两大块，先表演新疆各民族歌舞，接着演出郭沫若的名剧《棠棣之花》。为表演这个戏，包尔汉还专门跟郭沫若取得了联系，亲自挑选新疆的名演员担纲，并在演出前广泛散发了汉、维、蒙、哈等多种文字的剧情说明书，效果相当好。连平常不怎么爱看戏的彭德怀，也跟着剧情三番五次地拍巴掌，连说：“安排得不错，很不错！”
张治中自始至终心里暖呼呼的，眼里含着一股热意。看到新疆能有今天，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演出间隙，他叹了一口气，对身边的彭德怀和包尔汉说：“我来新疆做了一件错事，对不起新疆人民，我不该把麦斯伍德这个人扶持起来，造成了同三区民族革命运动联合局面的破裂……”
彭德怀笑道：“人又不是神仙，哪个没得错误哟。新疆如果不是你奠定大局，哪里能有这么便当！你的功劳大于过失嘛，而且大了很多。新疆人民会记住你的！”
这话是公正的，它出自彭德怀的口，张治中极为在乎。他顿觉通体舒泰，眼前花团锦簇春光无限，下边的戏越听越有滋味。
一个星期后的12月17日，二军十五团还在大沙漠中向和田奔袭，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即宣告成立。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由彭德怀兼任，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后为代司令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张希钦任第一参谋长，曾震五任第二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曾涤、哈提诺夫当副主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仍由包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王震入疆时，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就已经成立。在分局领导下，对省政府机关成员也进行了改组，增加和调整了一些省府成员。邓力群被任命为宣传部长兼省政府外交办公室处长。
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三区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任命第五军领导成员：军长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副军长兼参谋长伊斯哈可夫·马尔果夫，副政委曹达诺夫·扎依尔，政治部主任奴尔也夫·巴吾东。列斯肯和马尔果夫二位，都是苏联人，列斯肯在1953年经组织批准去苏治病，再也没有回来；马尔果夫是1960年批准回国的。他们为民族军早期的建设，付出了辛劳和智慧，历史上功不可没。
第五军下辖两个步兵师（每师辖三个团）和两个独立骑兵团。步兵第十三师师长买买提依明·伊敏诺夫，师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个团和一个炮兵营；步兵第十四师师长是阿里木坚诺夫·乌拉拜音，师辖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团和一个炮兵营。军直属部队除独立骑兵一、二两团外，还有城防营、战斗营、后备队、警卫连、教导营、医院等单位。
第五军的组织建设有一个充实提高的问题。1950年初，新疆分局和军区党委决定，从一兵团抽调一批老同志支援过来。二军副军长顿星云首当其冲，调到第五军当政治委员；四师政治部主任李恽和调任五军政治部副主任；马洪山任十三师政委，胡政任十四师政委。
1950年1月10日，在伊宁组织授军旗仪式后，中共第五军和所属各师的党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支在民族革命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人民军队，从此踏上新途。
与第五军整编命令宣布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的命令也宣布了。新疆军区对二十二兵团团以上干部的任命亦同时宣布。陶峙岳为二十二兵团司令员，王震兼任政委，原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任副司令员，六军政治部主任饶正锡任副政治委员，参谋长还是陶晋初，二军五师政委李铨调任政治部主任。
兵团下辖一个军和两个直属骑兵师。军的番号为第九军，司令部及直属队由原整编第四十二师的司令部及直属队组成，驻地在景化。军长由赵锡光兼任，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调任政委。第一副军长王根僧，第二副军长陈德法，李祖堂为参谋长，副参谋长曾文思。
九军下辖三个师，二十五师由一七八旅、一七九旅、边卡第一大队及边卡瓜化第一大队组成，驻地在迪化。师长是刘振世，六师副政委贺振新调任副政委。第一副师长杨延英，第二副师长陈海洲，参谋长李雪谷，政治部主任刘一村；二十六师由整七十八师师直二二七旅和一七八旅骑兵团组成，驻绥来、景化两地。师长罗汝正、政委王季龙。第一副师长高戍光，第二副师长周茂，参谋长熊略，政治部主任鱼正东；二十七师原由六十五旅、一二八旅组成，驻焉耆、库车、阿克苏。师长陈俊、政委龙炳初，第一副师长文升桥，第二副师长韩际隆，参谋长李存忠，政治部主任傅志华。
兵团直属骑兵第七师，由原来的骑一师整编而成。师长仍为韩有文，政委于春山。第一副师长韩荣福，第二副师长郭全梁，第三副师长马全吉，参谋长李纲，政治部主任杨贯之；直属骑八师由原骑四旅、骑九旅组成，驻莎车。师长马平林，政委张献奎，第一副师长李朝弼，第二副师长刘抡元，参谋长祝元开，政治部主任杨烈光。
对二十二兵团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改编是同步展开的。改编中，王震即从一兵团的二、六两军抽出1070名干部、153名战士和600多名参军的学生，充实到各部队中间。他们中间有945人是中共党员，依靠这批人在部队中迅速建立起党、团组织，而取缔原有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一下子把部队的“血”给换过来了。
第一野战军的拿手好戏新式整军运动派上了用场。从1950年2月兵团各级党组织建立起来之后，王震就在二十二兵团广泛开展以划清阶级界限为中心的民主诉苦运动和阶级教育，回忆对比一搞，阶级觉悟起来了，再把《白毛女》《血泪仇》《九件衣》这样一些剧目演上几遍，士兵们的情绪也就上来了，从挖暗藏的“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封建帮会头子”到挑自己灵魂深处的“半条心”思想，人人争先恐后，几个回合下来，部队里里外外焕然一新。然后，诸如尊干爱兵、拥政爱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教育，就水到渠成了。
最难办的当然是军官。根据一军在西宁改造马家军旧军官的经验，搞集训是个好办法。因而新疆军区决定办军政干部学校，把起义部队的政工人员、特工人员以及编余军官1774名，分批集中训练，以使他们“脱胎换骨”。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这边在“脱胎换骨”，那边的纰漏照出不误，而且一出就骇人听闻。军政干部学校首期集训队从1950年1月16日开学，按照一期三个月的计划，到3月初刚好渐入佳境。王震正准备派政治部的笔杆子们去总结经验时，忽从二十二兵团骑七师蹦出一个天字号的消息：该师17个连队的2511名官兵，在迪化地区六个县（市）大举叛乱！
骑一师反心不灭再作乱，马家军劣根难移又生事
二十二兵团整改过程中，王震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骑七师。道理很简单，他对马家军的秉性太了解了。
第一次与陶峙岳在酒泉谈起部队改编时，王震问陶：“青海过来一个马辅臣和马振武，要找马呈祥说降，不知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这件事陶峙岳当然知道。马呈祥后来不再坚持入关与这两个人的出现大有关系。但是，马振武和马辅臣没有把马呈祥劝回青海老家去，差一点还被马呈祥带走了。当时，马呈祥决定朝汗、离开新疆，这在陶峙岳看来就够了。陶一直认为送走马呈祥是最明智的一着棋。马走后，对于谁来接任骑一师师长这个问题，陶曾颇费思量。最后选定了韩有文。以韩当时的职位与听话的程度，陶峙岳觉得自己这个选择也是明智之举。
听了陶峙岳对骑兵一师情况的介绍，王震许久未置一词。
陶峙岳有点奇怪，便试探性地问：“王司令对马家军是怎么看的？”
王震想了想说：“以我与马家军打交道的体会看，打马要打头马，降马要以马对马，韩有文这个人能力怎样，我姑且不论，但若是让他来带马家军，我看还不如当初把马呈祥留下来。”
留马呈祥？陶峙岳摇摇头，他觉得王震不了解当时的情形。
王震主张留马呈祥并不是对他有什么期望，而是可为权宜之计。马家军的劣根，王震比陶峙岳体会更深，因而，从毛泽东到彭德怀，提到新疆的起义部队时，都异口同声有这么一说：除马呈祥的骑一师之外，其余部队都可以保留改编。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倘若真的如此处理，乱子恐怕不会等到今天。
总之，骑一师的“反心”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从陶峙岳宣布通电起义那天起，就已显露出来。韩有文在通电的前一天晚上，曾把团以上军官召集在一起通了个气，尽管话说得极为含蓄，还是被人轰了下去。当时闹得最凶的是两个家伙，一个叫马廷龙，一个叫马祥翕。他们已不止一次扬言：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打那以后，马廷龙和马祥翕就整天骑在马上，到各个连队窜来窜去，俨然以马呈祥的党羽自居，见到士兵就说：“马师长迟早是要回来的，他才是咱们的师长！你们别听陶峙岳他们胡说八道，共产党长不了，大家都沉住气，忍耐一时，只要将来机会成熟，咱们抱成一团，听我的指挥，共产党就不能把咱们怎么样！”
这期间，韩有文也找陶峙岳报告过几次，但每次陶都说：“你掌握着，别刺激他们，耐心做些说服工作，晓以利害，坚持一天算一天，等解放军一进新疆，看他们还敢翻天不成。”
一定程度上说，韩有文这个“维持会长”当得还算不错，少不了像过去陶峙岳招待马呈祥那样，隔三差五准备一桌斋饭，把姓马的请来吃吃喝喝，和气一团，好歹让马廷龙、马祥翕二人那股“气”“沉”了两三个月。
改编之后，教育改造工作每天都在“刺激”这两匹野马，部队见天就是揭发、受训，特别是谈到西路军的那些往事，马廷龙和马祥翕终于承受不住了。
马廷龙跑到连队跟士兵们说：“弟兄们，共产党今天不杀咱们，明天也会杀咱们；明天不杀咱们，后天也会杀！谁愿意在这里等死谁就等吧，死了丢到山谷里喂狼，活该倒霉！谁有种跟我干，拼他娘的鱼死网破……”
马家军的士兵有几个手上没沾解放军的血？一天天的揭发情知躲也躲不过去，加之这些人当兵多半为了吃喝嫖赌，仗着手里有支枪，作威作福的日子过惯了。如今改编为解放军，纪律那么严，又捞不着外快，生活艰苦更是不用说了。有个班副到维吾尔族人的店里摸了几块钢洋，还给了人家还差点被枪毙，有朝一日犯了事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面，还不如……
韩有文师长和于春山政委跑到连队差点就没有活着回来。一见王震，韩有文就结结巴巴报告：“这些王八蛋都疯了……疯了……”
王震问：“说服教育工作都做了没有？”
“都做了，”于春山说，“有些干部处于观望态度。士兵面前根本无法说话，一开口就起哄，有的还动手打，杨贯之主任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是团里跟去的人拉得快，差点就送了命。”
韩有文补充道：“韩荣福副师长也负了伤，趴在地上不能动哩！”
“死了多少人？”王震问。
韩有文瞟一眼于春山，不大敢说。于春山麻着胆子报告：“到我们来时，已经有13人了，都是派进去的同志，其中9名干部。”
王震问：“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他们要杀……人，要杀……”韩有文讲不利索。
于春山接着说：“他们要杀你，杀陶司令员、杀包主席，杀维吾尔族人，杀汉族人；见女人就奸，见商店就抢；他们还扬言先打迪化，再打哈密，还要一直打到关内去……”
王震手里把玩着一支红铅笔，冷冷地笑道：“口气倒不小！你们回去，把干部组织起来，分头下去，不要再跟他们讲道理了，就告诉他一句话：叛变和捣乱是没有前途的！”
韩有文不解地望着王震：“这……”
“走吧！”于春山在旁边拉了韩一把，双双向王震敬礼出门。韩有文还是不解，追着于春山问：“王司令光叫说那话，那管个啥用？马廷龙、马祥翕能听你这个？！”
于春山说：“你呀！难道看不出王司令那眼神？他是定下决心了。不相信你等着瞧，出不了一昼夜……”
其实，王震早就成竹在胸。马家军闹事是个定数，只是迟早的问题。它必然会给王震提供这样的机会，走向自取灭亡。
王震走近地图，略事推敲便决定，立即调六军骑兵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第五军四十团各一个营，加上战车营的一部，兵分四路，向马廷龙、马祥翕起事的昌吉、迪化永丰集、阜康、奇台几个点包围过去。只要叛敌不举手，就坚决消灭！举手投降表示悔改的，仍就给出路，既往不咎，该团结的团结，该教育的教育，不作歧视。
王震把陶峙岳叫过来，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然后征询地望着陶，说：“这样处理不算过火吧？”
陶说：“不过火，我完全同意，就补充一条，马廷龙、马祥翕一定要杀！这些人留下来是祸根，秉性难改。”
“你讲得对，”王震说，“最近西北地区几起大的匪患，都是马家军留下的祸根。宁夏有个马绍武，伙同张廷芝、郭栓子这几个人，成立了一个什么‘仁义军’，还设立所谓‘贺兰剿共总部’，在宁夏的同心县五当山、麻黄沟、惠安堡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搞得小半个宁夏都乌烟瘴气，几百里地没人敢走路；青海那边，我们的一军最近也给土匪搞得精疲力竭，同样是马家军留下的祸根。马步芳走时丢下了5万人，光校级军官就上千。一军在改造起义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是不管用。去年11月底12月初，仅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以及西宁附近的叛匪，就达到9股，有8390多人哩；今年1月4日，马步芳新编军的参谋长马忠义和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人，召集了20多名军官，跑到化隆卡里岗开军事会议，成立什么‘新编第八十二军’，由马忠义当军长，横着性子组织暴乱，当地驻军和政府怎么做说服教育工作、怎么搞政治宣传，一概无效。最近又听说甘肃临夏跳出两个漏了网的马家军小头目，一个叫马希统，一个叫马中福。他们纠集了上千人，在甘青边界王家台子搞暴乱。你看看，这都是马家军，所以，你说得对，同马家军交道不能手软，的确要心狠一点，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陶峙岳频频颔首。他同王震的想法一致，但这些话，似乎由王震说出来更顺当一点。
两人正聊着，参谋长张希钦急匆匆地进来了。自入疆开始，张就一直陷在哈密银行抢劫案的侦破之中，负责追缴赃物。几个月来，他几乎都在北疆的各个驻点上跑来跑去。目前，大部分被抢财物都追回来了，但还有一笔很可观的金银散落到了民间，追缴起来难度相当大。所以，张希钦每天都要和王震个别交流一下看法，或电话联系，或当面汇报。
但是此刻，张希钦的脸色很不一般。
王震急问：“有情况吗？”
张希钦说：“情况很大……叛匪包围了四十六团的一营二连，力量悬殊太大，这个连队已经支持不住了！”
“叛匪有多少人，能不能估一下？”
“好几万！”
王震腾地站起来：“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这绝对不可能！”
“有可能，”陶峙岳说，“但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文章……”
五、最后的追剿
马克南淘汰贾尼木汗，程悦长初识尧乐博斯
哈密银行抢劫案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堂堂专员尧乐博斯。
在陶峙岳和包尔汉先后通电的前一个星期，万般无奈的尧乐博斯忽然收到境外发来的一封电报，大意是说，消极等待坐以待毙，只能是死路一条，积极行动大展宏图，才有光明的希望。报尾的署名是：向仁志。
尧乐博斯读完电报哈哈大笑，接着就灌了一肚子威士忌，早早地躺下了。但是，等待着他的却仍然是一个不眠的长夜。
天色将明时，尧乐博斯在床上辗转反侧，还是了无睡意。
向仁志曾是英国驻新疆的领事。当年在任时，同尧乐博斯有过一段称兄道弟的光景，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那时，尧乐博斯的家就是向仁志的家，除了老婆，什么都可以动。甚至有时候，连老婆……尧乐博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吃喝当然是常事。吃饱喝足，向仁志打着饱嗝说：“在新疆，我就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尧乐博斯先生。你是真正的英雄！像你这样的英雄，即便在英格兰，也不多见。”
尧乐博斯就喜欢听这样的话，当年追随马仲英鞍前马后，他就梦想成为一名赫赫于万人之上的英雄。但是生逢乱世，英雄光是满腹的计谋还不行，还得玩命，生死度外，像马仲英那样，每天不杀十来颗人头晚上就睡不着觉，而自己的脑袋也必须拴在裤腰带上，冒死往前。尧乐博斯后来对这般活法，产生了异议。他把它看作是一种愚蠢和粗俗。他还有一点超凡脱俗的念头，于是便不愿意跟马仲英再往南疆打打杀杀，而是占据一个既得的哈密，过起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尧乐博斯以他的雄心和智谋征服了盛世才，也征服了吴忠信。但是到了张治中时代，情况变了，尧乐博斯长久地郁郁寡欢。他有种被世人遗忘的感觉，既便当上省府专员，也还是寂寞无主，凄凄惶惶地暗自开放。如此境遇之下，除了终日以酒为伴，还能有什么别的作为？
幸亏来了个麦斯武德，尧乐博斯得救了。正是在这个黄金时间段里，他和向仁志成了至友。通过向仁志，进而结识到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和副领事马克南。包和马在1948年就曾同阿山专员乌斯满策划过一个“保卫宗教反苏反共委员会”，特别是马克南，乐此不疲，思想极其活跃，在智商方面和尧乐博斯倒是旗鼓相当、蛮匹配的。但是，尧乐博斯嫌马克南跟乌斯满靠得太近，所以在具体交往中的感情投入方面打了折扣。
尧乐博斯一贯不喜欢乌斯满，觉得乌这个人没有文化，档次太低，始终脱不掉小买卖人的那种土渣渣气味，除了算算小账什么的，没有大出息。而且口碑不好，就知道抢牛抢羊往女人身上爬，整个儿是一头公猪的形象。可尧乐博斯不懂得，这恰是乌斯满让美国领事马克南推崇备至的地方。
马克南之所以对尧乐博斯不大感兴趣，就是因为尧过于狡黠，而且善于变化，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就把朋友出卖了。别的不讲，单是彼此见面时他脸上那副足足包着一万个面具的假笑，便让人敬而远之。而乌斯满则不一样，给奶就喊娘，有块骨头晃一晃他就跟着屁股后面转。就是胃口稍微大一点，听起来挺吓人的，什么飞机啦、大炮啦、汽车啦，啥都想要，可这些玩艺儿对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算个球呀！
乌斯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怕丢脸，失败也无所谓，哪怕仗打得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倒在地上爬起来还是那张死不掉的嘴。马克南一直认为，如果能给乌斯满配备一个像模像样的脑袋，那他就有可能成为插上双翅的天使。为此，马克南找向仁志探讨过多次。他试着给乌斯满培植了一个贾尼木汗，贾的脑瓜比乌斯满好使，可再怎么着也还是大字不识一个，小打小闹还凑合，要做大动作，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最理想的对子，莫过于让尧乐博斯与乌斯满搭帮。这是美国领事马克南与英国领事向仁志共同的心愿。
“但是，难啊，”向仁志欧洲式地耸了耸肩膀，“乌斯满是匹野马，尧乐博斯何尝不是？这家伙吃喝玩乐，什么都不干，不像乌斯满，一天不骑马屁股就痒痒。”
马克南诡秘地一笑：“尧乐博斯是个做大事的人。他不是不干，是没有活干。我倒是有个主意，哈密银行这个活他总不会嫌小吧……”
其实，这步棋哪里需要马克南和向仁志来点拨！尧乐博斯对哈密银行早已情有独钟。只是他越用心就越不露声色，好像他压根儿就不明白哈密银行还库存着金条和银圆。连过去陶峙岳偶尔问起这件事，他也装聋作哑。夜深人静时他一千遍一万遍地对自己说：沉住气，千万沉住气，机会总会有的！有时，这件事仿佛从记忆中消失——如果不是自己刻意地提醒，差不多就真的消失了。
然而，向仁志关于“积极行动”的话，无论如何从根本上触动了尧乐博斯。他觉得自己醒过来了，必须有所决定！
天亮之后，尧乐博斯派人给迪化市的帮会头目刘香圃、刘光华各送了一封请柬，声称自己要过生日，希望他们赏光，过门小酌……这便是一件大案真实的发端。
解放军进疆部队最先找到尧乐博斯谈这件大案的，是六军十七师师长兼政委程悦长。
哈密这地方给程悦长的第一印象糟糕透了！那是程抵达哈密的当天下午，他由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七八旅五三三团那个姓朱的团长陪同，到街头随便一转，亲眼看到几乎所有的店埠都被砸碎了玻璃。街面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老百姓见到队伍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瘟疫似的老远就绕开了。
在一家土产商店门口，程悦长看着几个国民党兵背着麻袋大摇大摆地跑进去，当着他们的面就冲店主大喊：“都听着，上边有令，慰劳解放军，有钱出钱，有物出物，都痛快点，别怪我们不客气啦！”
程悦长一听不对劲，急向朱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谁的命令？！”
朱团长支吾半天，不想说。忽然快步上前，给了那个张口吆喝的士兵一个耳光，骂道：“去你妈的，还不快滚！”
几个兵一溜烟逃走了，程悦长不放过：“刚才他们说上边的命令，是你下的命令吗？”
朱团长脸上红一道白一道：“我也是传上边的话……”
“你传上边谁的话？是旅长还是师长？！”
“……是、是专员公署发的话……”
“专员公署？是尧乐博斯？”程悦长说，“我正要找他哩，走，你陪我一同去见他！”
“不敢不敢！小的不敢！他……”
“这有什么好怕的，他是个政府官员，又不是老虎。”程悦长说。他分明从那个朱团长的眼里看出了极端的恐惧。
当晚，程悦长约了参谋长冯配岳一道去尧乐博斯宅邸探访。
这是一幢准西洋小楼，门口照例卧着两尊石狮子。客人在50米开外，便有一条牛高马大的狼狗吼叫着扑出来，张牙舞爪，好像是在炫耀主子的威风。接着才见到一个怪模怪样的家丁挎着盒子枪从不知哪个角落跑出来迎客。
尧乐博斯的妻子是个极有教养的维吾尔族女子，她的温婉与丈夫的笑脸相映生辉。在最初的五分钟内，程悦长和冯配岳对这对夫妇没法不油然而生敬意。
“解放军同志真是太辛苦了，本专员同所有哈密民众天天都在盼啊！那些匪徒真是不讲理，烧杀抢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尧乐博斯一边看妻子为程、冯二人沏茶，一边就控诉开了。
程悦长不客气地打断道：“这么说哈密银行一案让尧专员受惊了！”
尧乐博斯忙以手掌掩面：“惭愧惭愧……让国家蒙受这么大的损失。”
“有人想把哈密变成一片火海，想必阁下也知情吧？”程悦长步步紧逼。
“都怪本专员管束不力，才使地方混乱，不可收拾。本专员有罪……”
“还有人打着慰劳我军的旗号，公开掠夺民财、搜刮商家，可有此事？”
“有的，有的……”尧乐博斯的头点得像是脖子上安了弹簧。
程悦长见时机成熟，话锋一转，直截要害：“银行失窃的数万两黄金和银圆，你打算怎么找回来？”
这一下尧乐博斯傻眼了。他使劲眨巴着眼睛，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这……都是不法军人所为，罪犯携款在逃，我……一定协助大军查清，一定……”
在尧乐博斯咕哝这几句话的一刹那，程悦长突然从这个和颜悦色的家伙身上感觉到一种包藏不住的野性。那种咄咄逼人的凶光，稍纵即逝，但其危险性已深深地刻进程悦长和冯配岳两人的心头。十几天后，程悦长和冯配岳把这一瞬间的感觉告诉了驻守哈密的十六师师长吴宗先、政委关盛志和副师长罗少伟。同时，也向兵团参谋长张希钦作了汇报。
巴里坤草原恶浪翻卷，乌斯满匪徒口出狂言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张希钦在追缴银行失款过程中，一一证实了程悦长的感觉。
尧乐博斯再也隐藏不住什么了。随着哈密银行一案的侦破工作步步深入，他知道离自己上绞架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一不做二不休，尧乐博斯决定接受马克南和向仁志的建议，打点行装，带足细软，在某个不知深浅的黑夜，一溜烟逃到北疆，投进惯匪乌斯满的怀抱。
这时候的乌斯满，正和贾尼木汗抱在一起尽情享受小人得志的快乐。见尧乐博斯来投，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见面，乌斯满就明知故问：“尧乐博斯老兄，在哈密待得好好的，有吃有喝还有一个大金库，跑来跟咱们凑什么热闹？”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尧乐博斯耷拉着脑袋。但他自信用不了多久就会降服眼前这个草头王，说：“乌斯满老兄，汉人有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想当初你被三区阿巴索夫他们撵着屁股跑的时候，不也想凑空子钻到哈密喘口气吗？如今这是什么年月，你也该抬头看看天再说话，否则，牙齿要嚼舌头哩！说句老实话，不是两位洋大人的面子，你送我一千头羊我也不打算跑到这里来受罪呢！”
乌斯满冷笑着，露出满脸横肉：“别不知好歹啦，死到临头，还充哪门子英雄好汉！我问你，山头的规矩你懂不懂？”
“不就是打点几个臭钱吗？来呀，把东西抬上来？”尧乐博斯朝随从们一声吆喝，立刻有两个壮汉将一只沉甸甸的雕花红木箱抬到乌斯满面前。
乌斯满眯着眼睛，装着见过大世面、满不在乎的样子。
尧乐博斯吩咐左右打开木箱，顿时毫光闪烁，一箱金条整整齐齐直晃人眼。乌斯满被打了个趔趄，随之，脸上情不自禁涌起贪婪的笑容：“嗨，尧乐博斯老兄，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拉队伍跟共产党干，也不是个钱的事……”
这时候，一直不吭不哈的贾尼木汗站出来说话了。他漫不经心瞥了一眼金子，说：“钱是个好东西，没有它能成啥事？尧乐博斯老兄把中央银行的这笔款子捐出来，是他对咱们反共事业的一片心意，干吗不收啊？”
乌斯满横了贾尼木汗一眼，着急地喊道：“谁说不收啦！咱又不是傻子……”
尧乐博斯见这两个人言语大乱，不禁哈哈大笑。在他的笑声中，几个随从七手八脚关箱合锁，重又把雕花木箱抬了下去。这让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双双失控，长一句短一句地追问：“你，你究竟玩什么戏法！”
尧乐博斯沉下脸：“我声明一句，钱是我的，不是中央银行的；我要把我的钱用在反共事业上，不是拿来孝敬你二位的。请二位放心，我尧乐博斯会管好这笔钱、用好这笔钱的！”
乌斯满咧着嘴、耸起眉毛。他用哈萨克人的土语狠狠骂了一句娘，说：“弄了半天，你还是想跟我空手套白狼啊……我乌斯满这点家当也不是好挣的！”其时，乌斯满手下已有4000人马，飞机大炮样样俱全，的确可以称之为“家当”。
尧乐博斯说：“创业艰难，这我知道。我这个人从不喜欢吃人家白食。我一定会送你和贾尼木汗老兄一份厚礼，就怕你们俩不敢收哩！”
“别扯了，有东西就拿出来，有多少我收多少，你总不至于把你老婆也搭上吧哈哈哈哈……”乌斯满粗俗不堪地狂笑。
尧乐博斯的所谓“厚礼”，实际上是一个主意。他要乌斯满和贾尼木汗把队伍拆散一部分，放到哈密群众当中，去裹胁群众，壮大声势。具体办法是这样：一家如能出一个人上队伍，就给一头羊，出两人就给两头。如抗拒不从，全家财产诸如牛啊、羊啊，通通都要“捐”出来。这一招可厉害了，不出一个月，乌斯满的队伍迅速从4000人激增到6000人，被裹胁进来的哈萨克族群众达四五万！从绥来到镇西600公里的地域内，尘土翻滚，人喊马嘶。
“啊哈，这一下我要叫共产党从哪里来，还退回到哪里去。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新疆是我乌斯满的天下！”乌斯满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骑在马背上，从队伍头跑到队伍尾，跑一路喊一路，抖威风。
贾尼木汗同样是兴奋的，时不时在旁边火上浇油地建议道：“咱们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得想个办法让共产党知道知道厉害！”
乌斯满问：“怎么给共产党厉害？你出个主意我听听！”
贾尼木汗一向对三区集团怀有刻骨仇恨，于是毫不犹豫地叫嚷：“三区的部队刚接受共产党中央的整编，又发机关枪又发大炮，正在那里得意着呢！不如咱们拉几个团到他们老窝去‘庆贺庆贺’？”
“你是说……嗨，讲白了吧，是不是打伊宁？”乌斯满最讨厌猜谜。
贾尼木汗狂妄地抡起胳膊：“对，打伊宁，不管打得下打不下，也给他留个怕头！”
尧乐博斯坐在旁边阴笑，不发表意见。
乌斯满火了：“你笑什么？难道我不敢！”
“我知道你敢，别说打伊宁，就是打迪化你也敢！”尧乐博斯把目光投向贾尼木汗，“我只是觉得贾尼木汗老兄是不是在做梦！你们想过没有，从咱们巴里坤草原到伊宁，少说也有1000公里，还得从迪化旁边走，只怕你还没把队伍拉到地方，就叫共产党给吃光了！”
“唉——”乌斯满像泄了气的皮球，“那咱们就没有用武的地方了？”
尧乐博斯说：“依我看，要干，就同真格的共产党军队干，就近攻他一个要塞点，把他们大部队吸引出来，然后……嗯！”他做了个四面合围的手势。
乌斯满茅塞顿开，哈哈大笑：“好！好！你快说，攻哪个要害？”
要说就近的“要害”，除了哈密，就只有其东北方向100公里左右的伊吾县。此地快到中蒙边境，是巴里坤草原的偏远地区，与哈密隔着哈尔里克山。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小县城里只驻守着解放军1个连队的兵力，也就是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二连。尧乐博斯认为，只要少许兵力一围就会立见成效。
乌斯满为包围我解放军二连所动用的队伍不过几百人马，而拉来的无辜群众却有好几万人，所以显得声势浩大，使整个巴里坤草原地动山摇。他的官兵本来就是一些牲口把式，再和哈萨克群众搅和在一起，就让人无从下手。这便是陶峙岳话中“别的文章”所包含的意思。
陶峙岳对王震说：“区区几个土匪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他们有意将大批群众裹胁进去。新疆是个民族地区，按张治中将军的看法，新疆的问题能用政治手段就绝不可军事解决。事实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新疆的任何问题，这一点，早在左宗棠当政时，就很明白了！”
王震觉得这话颇有道理。便问：“那你觉得眼前的事该怎么办？”
“这就要看包尔汉主席的了！”陶峙岳建议道，“是不是把包主席叫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他或许能有办法。”
包尔汉的办法，是通过熟人在迪化找到一个叫“艾买提”的生意人。此人早年同乌斯满一起贩马，两人多年保持联系。包尔汉让王震亲笔给乌斯满写了封信，晓以民族团结大义，并重申既往不咎的政策，希望乌斯满回心转意，不要再受外国人指使干亲痛仇快的事。然后把这封信交由艾买提送到巴里坤草原。
艾买提对完成这一任务信心很足。他说：“乌斯满当年也是个热血青年……”当然，最主要的是他对自己与乌斯满的友谊充满信心。
果然，乌斯满见到艾买提欣喜若狂。为了让老朋友见识见识他如今的威风，特意拉出两个团夹道欢迎。乌斯满亲自策马迈到营外，一把抱住艾买提，高声大笑：“艾买提老朋友，哪阵风把你吹到巴里坤草原啊？”
“春天的风啊！”艾买提也笑得合不拢嘴。
乌斯满嗔着眉眼说：“可你看，这里已经秋草结籽，牛羊也不发情啊哈哈哈……”
艾买提说：“可我给你带来了春风啊！”
“哦？”乌斯满似乎觉察到话中有话，稍稍敛住笑容。
两人马头靠住马头。艾买提从怀里掏出王震的那封亲笔信。
乌斯满略认得几个汉字，一瞟信皮，猜出七八分，但他却故意问：“艾买提老朋友，这是什么玩意儿？”
“进帐篷说话吧！”艾买提努力保持着初见面时的热情。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帐篷，艾买提从马褡子里取出砖茶、方糖和绫罗绸缎之类的礼品。乌斯满毫不客气地一一收下。最后，艾买提双手递上信，说：“这是王震将军写给你的信。”
“王震？给我的信？”乌斯满故意地望着信并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他随手将信递给身后的秘书谢尔德曼，“给我念！”
谢尔德曼磕磕巴巴地念完了王震的信。乌斯满眯缝起双眼瞄着艾买提：“我说伙计，弄了半天，你是王震派来劝我投降的是不是啊？”
“话不能这么讲。这不叫什么投降，是回到人民的怀抱！”艾买提说。
乌斯满若有所悟地“哦”了一声，点点头：“这么说，我就带着队伍到迪化请罪去？”
艾买提诚恳地表示：“只有这样啊，这是上策。王震将军让我转告您，共产党政策是不咎既往。过去新疆各民族之间仇杀，您和三区革命军之间矛盾，都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挑唆的。现在解放了，希望您能回来，站在人民一边。”
乌斯满低头沉思半晌，忽盯住艾买提问：“我要是投降了，王震能给我一个什么职位？”
艾买提想了想，说：“您过去是阿山区专员，只要您肯回去，专员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专员？”乌斯满像踢了一个烂苹果似的重复道。冷不丁哈哈大笑，脸色一沉，咬牙切齿地说：“你回去告诉王震，我要他退出新疆，懂吗？”
“这……”艾买提发现面前的乌斯满完完全全成了一个陌生人。一种遭到戏弄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多少也有一点负气地说：“阁下，我还是以老相识的身份忠告您一句，雄鹰高飞绝不会被自己的翅膀挡住双眼，请您三思！”
乌斯满说：“我早就思过了，我要王震从哪里来还给我退到哪里去！”
伊吾被困匪中有民难下手，哈密遭劫真凶未缉闻噩耗
艾买提在巴里坤一行的结局，让包尔汉和陶峙岳大出所料。
陶峙岳前不久去了一趟北京，毛泽东请他吃了饭，彼此交谈到深夜，对阶级观点、特别是旧军人的改造方面领悟颇深。而二十二兵团近来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实践，又为他新的认识提供了有力佐证。
感触最深的是士兵们对旧社会、旧军队的控诉。据二十五师统计，全师有790名士兵家中，亲人被迫害致死，1300多名士兵曾不同程度挨过地主恶霸的打。骑八师二十四团，经过清查，被军官和特务虐待致死的士兵竟有5人之多，还有49人被活埋！有的士兵在控诉现场说着说着就昏了过去，诉苦大会常常是一片哭泣声。有士兵抱着指导员就像抱着亲人似的，痛哭不止。还有许多士兵诉苦之后跪在毛主席画像前宣誓，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永远跟共产党，革命到底不回头。
士兵们的苦楚也教育了军官。许多军官引咎自责，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请求立功赎罪。有的主动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并检查自己在刚起义时对共产党半心半意的错误思想。
即便像马呈祥的骑一师部队，在少数军官煽动下发生集体叛逃事件，甚至驻在阜康的二十一团两个连，发展到攻打奇台城这样严重的叛乱，经过包围喊话，最后大部分人员也醒悟过来，2000多人中，真正逃走的只有20来人。
王震在处理骑一师整编的骑七师问题上，丝毫没有客气。事情平息后，还下令六军把骑七师的武器、马匹全部收缴，由骑兵改为步兵师。当时他写信给骑七师的于春山政委和韩有文师长，指示：“各团、连军士，不带武器马匹，集中团部受训。战防枪交军区装甲连，骑马三千匹，交六军接收。每匹马拨羊四只，共一万二千只，作为马匹代价，为全师官兵财产。骑七师在改造期间，归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委指挥和领导。凡有反革命叛乱者，指挥十七师及装甲兵团、飞机、坚决予以歼灭。”
然而，对待乌斯满，王震已经做到极大的克制和忍耐。他诚恳接受了陶峙岳的建议，在涉及民族矛盾时，具体解决起来，表现出最大限度的政治倾向，希望通过政策力量达到目的，而不轻易动用武力。这才同意让包尔汉抬出一个艾买提——可以说，它是王震违背自己的判断所作出的唯一决策。
当然，这都不是偶然的。类似于陶峙岳的话，张治中亲口对王震说过，彭德怀也当面交代过，到北京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都对这个问题有过具体指示。所以，王震不得不像踏地雷一样，时时提醒自己：新疆是个民族地区啊，必须谨慎从事，即便万不得已必须用兵，也要有一百个小心。
但是，随着解放战争总体进程加快及最后定局的来临，“剿匪”已成为新中国仅次于“发展生产”的一件大事，而且这项工作无论是西南、华南，还是在西北，多半要在民族地区展开。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指示，新疆军区也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王震，副总指挥是赛福鼎，参谋长张希钦。同时，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由六军军长罗元发当总指挥，专门抽调第二、五、六、九军各一部及鄯善游击队、迪化市公安营共15万余名指战员和装甲车41台、汽车240辆，投入剿匪，还有一架飞机保障侦察和通信。
这时候，王震回头再想想，已经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在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上，他说：“像乌斯满这样的匪首，我们过去还梦想他回心转意，真是幼稚可笑。”
他说这句话，是自嘲，也有点从思想上“纠偏”的味道。接着，他就大谈西北剿匪形势。
先说陕北。在陕北和绥远交界地，有股1000多人的土匪杀人越货，闹得老百姓怨声载道，领头的三个人是段宝珊、高怀雄和张世华，都是原国民党绥远部队溜下来的军官。榆林军分区正在联合伊盟部队全力清剿；最严重的是陕、鄂、豫、甘、川五省边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原国民党南阳绥靖区司令员王凌云部的散兵游勇，加上一些地方顽劣分子，拉起一个什么“豫陕边区挺进军”，由王凌云当头头，所辖杂七杂八一大摊，名目繁多，有号称第四、五、八军的，还有所谓“川陕救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青年义勇救国军”“鄂南自卫总队”“陕南暂编总队”等，加起来大小股匪有两万多人，吹嘘为“十万地下军”，妄图建立所谓“敌后根据地”。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从1949年12月23日起，连续剿了40天，才初步告捷，歼敌50多股计1.7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67门、枪支1.8万，还有47部电台；在关中，大荔军分区部队智取华山消灭韩子佩残匪的战斗，也在难解难分之际；另外，六十军和第四军在甘肃临夏马家军发祥地区，以及第四军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地区，对残马股匪的清剿，宁夏军区独一师和骑六师在三边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对马绍武股匪的清剿，一军在青海境内对青马残匪的清剿，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战绩。
无论土匪人数还是作乱规模、危害地域，巴里坤草原的乌斯满都是数得着的。王震把西北剿匪的形势交给大家，无非是给个警策，不致轻敌。当然也有时不我待的意思。
彭德怀几乎一日一电，对巴里坤草原的事态，表示着极大的关注。
一星期以前，罗元发就派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带领四十六团进驻了巴里坤草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增援被困伊吾县城的二连。当时，他给罗少伟交代得很详细，要他们务必注意政策，把被裹胁的群众与死心塌地的土匪区别开来，不要伤害无辜的老百姓，特别是要注意对敌人的政治瓦解，多做些宣传工作，如阵地喊话等。
这些日子，罗少伟与四十六团团长杨兴国使出了浑身解数。每天早上，各连都在伊吾外围支起大喇叭，用哈萨克语朝里面喊话：“哈萨克族同胞们，你们不要再受乌斯满和尧乐博斯的欺骗了！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他们是奉命驻守边防的，是来保卫国家，也保卫我们边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然而，围困伊吾的人仍在有增无减。
团突击队连续八次试图冲进伊吾，都没有成功。土匪人数太多，所有的路口、山口都有人枪把守，突击队徒然丢掉十几条性命。
头两天，天一亮，伊吾城里的南山和北山两处阵地，总要发出一阵激烈的枪声。然后，枪声渐渐稀疏，就这样一直维持到黄昏。近日，从城里传出的枪声越来越单调，偶尔能听到一两声手榴弹的爆炸，过后就是沉寂——一种令人窒息的沉寂。
难道二连已经……可为什么围困伊吾的人依然有增无减？杨兴国和罗少伟爬到一座山顶上，远远向伊吾城里望去。他们看见许多辨不清身份的人，花花绿绿拥塞在街巷间，而郊外则横竖排列着一大片匪徒们的营帐。看上去，仿佛这不是一场“围困”，倒很像是内地的赶集。
但是，就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包围下，四十六团一营二连被逼到了最后的关头。连长冯大发、指导员王振华都牺牲了，副连长张友才头部受了重伤，处在昏迷状态。阵地上只剩下营部蹲在二连的副营长胡青山和二排长刘猛子两名干部。胡青山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他们脸白得像一张纸。
又是一个黄昏来临，城外帐篷里的匪徒们开始吆二喝三猜拳行令，帐篷外的空地上，燃起几堆大火，杀牛宰羊一片混乱。胡青山支起虚弱的身体，问坐在旁边的刘猛子：“现在咱们还剩多少人？”
猛子扳着手指头算了算，说：“昨天还有33个人，今天又牺牲了4个，被他们抓去2个，现在能战斗的只有27人，包括你我，还包括11个伤员。”
“还有麦子吗？”
刘猛子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闭上眼睛使劲地摇了摇头。
胡青山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去把党员同志都叫到这边来……”
在不远处的四十六团营地上，战士们早就急得嗷嗷叫了。有的连、排长甚至要擅自带着部队强打蛮攻，“踏平伊吾”。
罗少伟说：“兴国，看来光靠政治工作不解决问题呀！”
“你的意思是……打？”杨兴国心领神会。
“对，必须军事解决！你立刻把部队动员动员，着手组织战斗，我连夜返回哈密汇报一下，咱们争取明天拂晓发起攻击！”
罗少伟打马赶到哈密时，吴宗先师长还没有吃晚饭。一见面吴就说：“你回来得正好，我刚接到十七师程师长的通报，说他们发现了尧乐博斯的行踪，估计这个王八蛋今晚要回哈密！”
“太好了！”罗少伟一边擦汗一边兴奋地说，“得赶快报告张参谋长，他就是要找这个家伙呢，只要尧乐博斯抓获了，哈密银行一案即可大白！”
吴宗先告诉罗少伟，张参谋长已经知道此事。并说：“王司令员今晚组织剿匪指挥部开会，张参谋长和罗军长都去了迪化。参谋长要我师和十七师密切配合，先不要打草惊蛇，严密监视，不能再让他跑了，这次一定要把他逮住！”
听了吴师长的话，罗少伟立刻感到问题比较严重。他沉吟了片刻说：“我同杨团长商量，想明天攻一下伊吾，怕二连挺不住。现在看来……”
吴宗先说：“既然这样，抓尧乐博斯你就别管了，我去布置部队。”
“不，我熟悉情况，一同去吧，顺便给你汇报汇报四十六团那边情况。”罗少伟不由分说上了马，跟吴宗先一同出发了。
抓捕尧乐博斯，成为剿匪工作会议上半路插进的一个中心话题。
张希钦说：“如果今晚能抓到尧乐博斯，我的任务就等于完成了，兴许……还能解伊吾之围。”
提起伊吾，王震急问罗元发：“罗少伟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突击队接近不了，大部队行动又怕伤害群众，激起更大的矛盾。阵地宣传工作一直在搞，效果不明显。我看，该下决心了！”罗元发说着，拳头在桌子上不轻不重地擂了一下，表现出他内心的焦虑与激愤。
王震说：“你派小罗去是对的，这个同志有政治头脑，处事也果断。”他沉吟片刻，大手往桌上一拍：“你告诉他，可以有把握地打一下，规模搞大一点，跟群众讲清楚，限时离开，不离开，便是敌对，那就不客气，子弹不长眼！”
停了一停，王震起身手一挥，又说：“这样吧，干脆从五军再抽一个团，张参谋长你通知飞机明早起飞，我们到实地侦察一下……”
张希钦雷厉风行，立刻站起来出去落实。可是不到五分钟，他又返回来了。只见他手中捏着一张电报纸，脸色非常难看，进门迟钝了半天才咧开嘴说：“罗少伟同志他……牺牲了！”
钢铁二连烈马传奇，英雄部队荡涤天涯
罗少伟是在当晚追捕尧乐博斯时中了土匪伏击而遇害的。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另外六位战友。
站在罗少伟烈士遗体前，王震禁不住留下两行热泪。罗少伟早在延安时期就是名人，当过解放军第一支仪仗队的营长，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人长得很帅，又很精明，仗也打得漂亮。
罗少伟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毛泽东特地委托周恩来给六军十六师发来唁电，称罗少伟“是我党一位忠诚的战士，是我党我军一位久经战争考验的优秀指挥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牺牲，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十分痛心。”
彭德怀自然也很悲痛。他在电报中对乌斯满、贾尼木汗和尧乐博斯深恶痛绝，嘱咐王震务必以绝对优势兵力，坚决消灭，根绝北疆匪患。
这几份电报对王震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他决定，除六军十六师全部出动外，另配属五军的骑兵团、六军的炮兵团，以高达1.2万人的总兵力，进军巴里坤草原。这个数差不多是乌斯满能投入作战的匪徒人数三倍！
进军的当天，又一场大雪倒向巴里坤。
雪白的原野像是专门为烈士而展示的。王震站在队前沉痛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是怀着烈士的遗愿出征的，我们决不让烈士们的鲜血白白流掉，北疆各族人民正在睁大了眼睛期待着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省份，都被我们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各地人民群众都在欢天喜地开展土地改革，迎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而北疆各族人民却仍生活在乌斯满、贾尼木汗和尧乐博斯这些匪徒们的铁蹄之下……同志们，我们别无选择！”
雪花在静静地飘舞，队伍开始静静地出发。
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攻击行动。王震判断，乌斯满之所以拉那么多人、搞那么大的声势来对付一个小小的伊吾，在我军区区连一级的驻守点上大做文章，而且是尽量把这一幕拉得很长很长，目的就是引诱我军大部队增援。
乌斯满让尧乐博斯在伊吾主阵，他自己则躲到其老巢花尔茨静观其变，居心就是想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伏击解放军的增援部队。这种老掉牙的游击战术，在王震和罗元发等游击高手面前，简直是班门弄斧。伊吾之战，解放军一开始就拒不上圈套，搞得乌斯满心情很灰，而尧乐博斯一筹莫展。
这可就苦了二连的指战员们。
尧乐博斯一上来先摆出“围而不打”的架势，意在“激怒”和“引诱”。他派出一个叫布仑加甫的家伙打进伊吾城，找胡青山副营长劝降。布仑加甫说了一大堆恭维胡青山的话，说尧乐博斯如何如何“爱才”，暗示胡青山只要“讲和”，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官位，有多少黄金、多少头羊和多大的草原，以及漂亮女人等，胡青山不吃这一套，他把布仑加甫好一顿羞辱，表示人在阵地在，与土匪拼到最后一滴血。尧乐博斯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抓到二连几个战士，严刑拷打，然后放回一两个“软骨头”，继续做劝降的美梦。这一招就更不灵了。胡青山对于可耻的叛变者毫不留情，将其剥光衣服绑在柱子上让全连战士轮流猛抽……尧乐博斯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唯一可干的就是困住二连所控制的伊吾城南山、北山两个高地，断水断粮。他吩咐土匪们从上游截断伊吾河，使水流不再经过伊吾城里。这样，既断掉了二连的水源，又使城里唯一可以磨面的水磨停止转动。从这时起，胡青山和全连战士只能靠口嚼原麦维持生命。
水的问题似乎比粮食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驻守在南北两个主峰上的战士们，没有水，光嚼生麦，不但便血，连随时需浇水降温的马克沁重机枪也打不出应有的威力来了！
北山主峰阵地是整个城防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个点。匪徒们以一个连的火力集中封锁上山的道路，山下无法向山上运送任何物资。北山如果顶不住，整个伊吾就不能坚守下去！胡青山为了给北山送水送粮，一连损失了九名战士。九个人，整整一个战斗班啊，而且他们又都是骨干！胡青山伤心地哭了。
怎么办？胡青山组织召开“诸葛亮会”，有人提出让牲口送，或许能成功。于是，胡让一个会做木匠活的战士连夜赶制了几个全封闭的大水桶，装满水，分别绑到两匹骆驼身上，趁着夜色，把骆驼往山上赶。谁知骆驼目标太大，爬山又慢，出发不到10分钟，就被匪徒们一阵乱枪打死在半道上。
战士们不甘心，顺着这个思路继续琢磨，最后，决定用两匹战马试一试。
胡青山亲自挑选了两匹调教很好的战马，一匹称“赤雅”，个头不大，但性情暴躁，日行千里；另一匹叫“枣骝”，性情温和且极有耐力，攀登技能非常出色。他将这两匹战马绑上足够的水和麦子，交给一个外号叫“老奔”的驭手。
“老奔”是全连最好的驭手，所有战马到他的手上，没有不服帖的。夜幕降临时，他拉着“赤雅”和“枣骝”上路了。他们沿着崎岖的山沟，小心地向北山主峰靠近，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二十七分钟！眼看着离主峰阵地只有不到五十米的距离了，“老奔”他们依然安然无恙！
胡青山在手电光束下，死死地盯着怀表。
突然，枪声响了！匪徒们发现了目标，集中所有火力向“老奔”他们猛烈地射击。赤雅马一听枪声，立刻失去控制，从“老奔”手中挣脱了缰绳，扬起前蹄长嘶一声，掉头就朝山下狂奔。“老奔”惊呆了，赶紧弄住枣骝马。谁知枣骝马却恰恰相反，按照“老奔”的指令，干净利索地卧倒在地，一声不吭，显得相当懂事。奇迹就在此时发生了，因为赤雅马的嘶鸣和奔跑，匪徒们的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火力也随之向山下转移，这在客观上掩护了“老奔”和枣骝马，他们不失时机地一口气冲上了主峰阵地！
此刻的枣骝马，浑身汗水直往下淋，张着鼻孔呼呼喘粗气，寒风一吹，身上的汗水立刻结成了冰，冻得它不住地发抖。但是，它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坚持着让战士们把水和麦子全部卸完。这情景让坚守主峰的勇士们感动极了，他们心疼地搂着它的脖子，心里都酸酸的，禁不住泪水哗哗直流。有的同志赶紧把自己的被子抱过来，紧紧地捂住枣骝马的身体……
这次侥幸的成功，大大鼓舞了胡青山。打那以后，他就放手让枣骝马独自完成向主峰送粮送水的任务。没有“老奔”跟着，枣骝马的目标更小，它的身体也显得更为灵巧。它的种种传奇故事，也和二连指战员们一起，成为伊吾人民心中不朽的雕像。
据后来的“钢铁二连”连史记载，伊吾保卫战结束后，部队特令为枣骝马荣记了三等功。在庆功大会上，二连战友们为枣骝马系上一束大红花，披上一匹红绫子，由同样披红挂花的“老奔”牵着，绕大场一周，登上主席台。
枣骝马在不久后的一次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二连战友费尽周折把它葬到伊吾城的北峰山下。其时，北峰已被命名为“胜利峰”，枣骝马的墓碑与“胜利峰”永远地叠立在一起。
1978年，伊吾县决定在街心花园为枣骝马塑像。年轻的县长说：“它是我们山城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当然，它更是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骄傲。正是这匹枣骝马，成全了二连“钢铁”之路。他们在尧乐博斯匪徒数千人疯狂围攻下，硬是坚守了40多个日日夜夜。最后，胡青山这位曾在解放战争中七次荣立大功、兰州战役带领两个连队突破皋兰山主峰营盘岭的老英雄，大义凛然地率领11个战士，端起明晃晃的刺刀，扑向密如蝗虫般的匪徒……
在“钢铁二连”苦撑苦挨的一个一个艰难时日里，王震实现了他最初的誓言：活捉乌斯满，根绝北疆匪患！他指挥剿匪部队在梅花泉反伏击旗开得胜后，一个回马枪杀向伊吾。尧乐博斯那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几千匪徒顷刻间成了一窝马蜂。接着，程悦长所率十七师奋勇追歼残敌，穿林海，闯草塬，一直追到北塔山，紧紧咬住匪徒。
尧乐博斯没辙了，抱着美国领事馆马克南的大腿逃往印度，而乌斯满束手就擒。漏网的谢尔德曼等人，潜回阿勒泰草原又想滋事生非，但在程悦长仁至义尽的感召下，也不得不低头流下无奈的泪水。从此，美丽的冬不拉开始在白云下轻轻弹唱：
雪山为什么流水叮咚？
是因为春天来到山中！
草原为什么羊群飘动？
是因为牧场沐浴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