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庆阳来的“青马”援敌着了慌。他们对这种带有冷兵器时代鲜明痕迹的兵家大忌，有着本能的畏惧。一听说后路被人抄了去，队伍立刻骚动起来。惊慌的情绪是相互传染的，不一会儿。官兵不约而同拨转马头，夺路而逃。这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解放军阵营中那些可爱而又可敬的勇士，一看敌人要跑，便趁机不顾一切猛扑上去，一个个死死抱住马头，或是背起步枪，追上烈马，拼命揪住马尾巴，嗓门嘶哑地喝令马背上的骑敌：“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他们哪里知道，鞍前马后露着一颗人头，正好是骑敌血刀翻飞的极好机会，于是，这些胳膊被草靶和树枝训练得跟牲口一般粗的马上屠夫，毫不犹豫刀起头落，一如抛切西瓜。他们陶醉了，打着呼哨，疯狂地虐笑着，在马莲河畔度过了平生最得意的一个下午……

傍晚的黑云重压下来，天地只留下灰蒙蒙的一条虚线，恍恍惚惚、隐隐约约的虚空间，教导旅和独四旅伤痕累累的战士们，在默默掩埋烈士。残烟缕缕和横七竖八的无头遗尸——当然也有少量被勇士们用短刀捅倒的骑敌与敌马，把几公里旷野涂抹得黏稠而峰峦叠嶂。晚风呜咽，马莲河的涛声锥心刺骨，但指战员们还是打起精神完成一切。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胜利的结局。几分钟前，王震司令员在电话中跟教导旅旅长罗元发和独四旅旅长顿星云就是这么肯定的。王恩茂与郭、廖对于这个胜利更为看重，他们作出种种假设，每种假设都足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现在，这些后果一个也没有降临，所以值得庆幸，不失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成功之范例。总之，这个沉重的夜晚虽然悲痛，却也还有值得沉浸的理由。血战了大半天，指战员们太累了！部队打扫完战场，简单地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便抓紧时间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千头万绪的善后工作淹没了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对于敌情的分析。他们只知“马家军”的野蛮与惨无人道，而对其性子急、胆子大、心眼小、仇怨报复心理迫切且敢于铤而走险这一点，似乎还估计不足。

第二天一大早，庆阳驻敌便倾城出动，“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以2000人马，分南北两路，再度浩浩荡荡疾驰合水，来寻前日旧梦。情况确乎突如其来，风云翻卷、局面复杂，疲惫不堪的教导旅和独四旅多少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因为疏于戒备，事先该扼守的隘口没有扼守，该构筑的阵地也没有构筑，匆忙上阵难免顾此失彼，致使敌人以南路作掩护，而北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插到合水攻城部队侧后。这一手非同小可，短短十几分钟时间，三五九旅就被推到了极地！生死存亡，只是一眨眼之间的事。

郭鹏急忙下令，从七团和九团各抽一个连抢占有利地形，阻止这股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的骑敌。但是太势单力薄了，骑敌如同潮涌，两个连岂能挡得住！

“再调一个营！”情急之下，郭鹏已无心商议，抓起电话就喊。他要七团把预备队三营调上去。可是，三营还没有跑到位置，骑敌已经刀劈马踏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敌我之间，马上马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三营一枪都没来得及放，伤亡就已极其惨重。郭鹏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忽又闻报合水城北葫芦巴高地守敌，突然大开城门迎接援军。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转机，他心头一动，顾不得与王恩茂和廖明招呼，当即就从半山坡上的指挥所扑出来：“我下山去组织反击！”谁知刚跑出指挥所，一颗流弹嗖的一声飞过来，他只觉得手臂被重重一击，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三五九旅被困在合水城下，步枪手榴弹失去往日的威风。整个战场混乱一片，几乎听不到爆炸声，只见马刀闪烁，叮当响亮，鲜血溅得天都红了！骑敌身上、脸上全是血浆，个个成了血人儿。鞍边的脚镫上是血，高筒皮靴上是血，战马奋起的马蹄上是血，连抛向蹄掌后面的泥点都是红色的！死亡已经不是什么问题，战士们手中握着手榴弹，不知该往哪儿扔。他们哑着嗓子大声喊：“拼啦！拼啦……”毫无惧色地扑闪在敌人马群中间。一个小战士拉开引环正要出手，却见有战友跃上马背和敌人扭在一起。手榴弹嗤嗤冒着白烟，犹豫间，另一骑敌冲到了面前，一刀下去，小战士倒下了，手榴弹也开了花，敌坐骑受了伤，嘶鸣着竖起双蹄。刹那间另一个战士冲上来，挺枪不偏不倚朝马胸前一刺刀扎下去，结果来不及拔出，用力别了一下，刺刀断在马身子里。于是，他又急忙向马背上的敌人开了枪……“拼啦！拼啦！”战士们撕心裂肺地呼喊着，扑打着，一个一个倒下去，似乎谁都不把死亡放在心上。

仗打到这个份上，王震似有万箭钻心！但这是个从不肯轻易低头的硬汉。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千锤百炼的三五九旅怎么会输给这群马背上的乌合之众？但事实已不容置疑。他敏感地注意到王恩茂和廖明在报告战场情况时，用了“尸横遍野”和“血流成河”这样的词语。他当然知道三五九旅的处境，旅长郭鹏又负了伤，被抬下指挥所。但是，大仗恶仗对三五九旅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南下北返途中，绝处逢生、反败为胜的战例成把抓。眼下，能否考虑给予必要的增援……王震急切地思虑着，忽然接到野司通报：侦知“青马”驻宁县一○○旅已兵分两路，正向马莲河东岸的合水步步进逼。

攻环县网开一面放马归山，走沙漠收复三边打马北上

战事未果，指挥员要突然冷下来，下达撤退命令，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更不用说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

6月1日这天，王震从清早到午后，连水都没有喝一口。他要给彭德怀和习仲勋打电报，检讨合水失利。显然，因为这一失利，影响了整个战役，王震深感自己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对于“青马”的“英勇善射能战，行动迅速胆大”这一点，他又有一肚子话要说。他觉得在彭、习面前陈述这一点，“实非夸大以掩过错，亦非认识为不可消灭敌人”，而只是希望借此对“青马”的特点有所认识，“可供今后行动方针之资料”。王震的报告作得那样沉痛。他在执笔拟写“战役共伤亡八百余人，干部伤亡尤为严重，弹药消耗特大（九旅近乎打光），必须移至一个地区整顿几天”这几行文字时，泪滴差不多都要下来了！

奉命撤出的部队，即刻转移到合水西北一带不毛之地。这里人烟稀少、吃水困难，部队唯一存身的办法，就是“天当被、地当铺”，露营山野，好处是“马家军”一般不愿光顾。因而指战员们得以安安静静地喘口气。合水一仗对部队震动太大了！

战士们就躺在光秃秃的塬畔，眼望苍天，苦涩地回忆着刚过去的一幕幕……这是西野部队较早与“马家军”的“四条腿”交锋，它刻入每个指战员的心里。要记下的实在太多，王恩茂在当天的日记中论及作战经验，就历数出五条：“一、与任何敌人战斗，均不能轻敌；二、攻击敌人城镇、据点，必须攻克敌主阵地，才能结束战斗；三、攻击任何敌人，均须控制强大预备队；四、炮火作用很大，但无论如何不能单纯依赖炮火解决问题；五、攻占一个阵地，必须对付敌人的反冲锋。”至于攻击敌阵地一次不成功，不另想办法，而作无效的反复冲锋；冲锋到敌人工事面前受阻时，停留在敌人火网之下，不知转移地区和做工事；冲锋前进挺胸屈身而不匍匐；敌人打手榴弹不知疏散卧倒；不观察利用地形常挨冷枪；炮火零乱缺乏组织指挥以及步兵不认真迫近作业等，更是一言难尽。

彭德怀喜欢阅读这样一类具体详尽的战报。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不感兴趣。二纵的遭遇在老总心中拧成了一个“结”。这个“结”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秋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与“马家军”激战平凉马莲铺之后，彭德怀就听说西北有支“四条腿”的国民党部队，“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枪炮”，很有些说道。什么借教建军，以教治军，内部不分族别，强制回化，信奉伊斯兰教；什么以“护教保教”挟制官兵，鼓吹杀死10个仇敌即可升天见真主，因而战场上人人舍命、宁死不降等，传得神乎其神。及至到了1936年夏西路军惨案发生，彭德怀对“马家军”的认识有了切近感。精神信仰——哪怕包含着政治阴谋是一方面，战场上骁勇——哪怕带有蛮荒野性也是一个方面，而脱离战场之后对生灵的屠戮及种种丧失人性的狂妄，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一次，彭德怀算是有了切肤之痛。但站在西北战场的高度考虑，他还不急于立即着手报一箭之仇，而是沉下来用心去酝酿一个大的策略。

在彭德怀心中，西出陇东从根本上来讲，也还是对付胡宗南的一着棋。他从未把胡宗南和“马家军”及邓宝珊放在一口锅里煮，而总是适度地将他们区别开来，在他们之间游刃有余。安塞休整期间彭德怀就断定，只要西野主力一动，胡军“固守延安”的定力便不攻自破。果然，当得知陇东战况而又探知中共中央大体位置就在不远处的王家湾时，一直犹豫不定的胡宗南再也把持不住了！尽管有此前三战的隐痛，尽管对“马家军”只用眼角去瞧，尽管蒋介石一日三电督令他用兵务必慎之又慎，胡宗南还是义无反顾地下达了一道命令。他要董钊、刘戡所部拨四个半旅出来，由刘戡担纲，分别从西、南两面，以钳形攻势直扑王家湾！

消息传到西野司令部，彭德怀笑了。他踱近地图，说：“老习呀，我猜就是这样。现在，主动权又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只要稍作反应，哪怕是东移一小步，胡宗南也会叫‘马家军’跟上来。好嘛，他跟‘二马’一东一西，我们夹在当中，正好‘围而聚歼’，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哩！”习仲勋说：“我看‘马家军’未必就听他胡宗南的调遣。”“那可不敢断言，”彭德怀分析道：“合水一仗给他们占了上风，正在那里神气得不得了呢。更何况，老蒋最近又待他不薄，给了官，给了云麾勋章，又给了武器，一大批美国货啊，都是排子枪。受人钱财为人消灾，总得表现一下子嘛！”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调，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找到陕北三边一带，重重地画了个圈，叹道：“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他们有点儿险情啊！”

以彭德怀的判断，胡宗南兴兵北上，中共中央在王家湾是待不下去了。向北转移，胡、马防线接合部的“三边”地区是唯一选择。那么，西野主力下一步攻击箭头就只能指向北而不是南，这同样别无选择。到目前为止，胡宗南最担心的还是彭德怀南下关中，那是陕中粮仓啊！还在合水一仗热火朝天时，胡即命令整三十六师急驰关中，分守长武、彬县、旬邑三地，就常识而言，彭德怀西出陇东而不图关中，似乎不好解释。可是，彭德怀现在却选择了北上的大方向。他举起一个手指从合水出发，溯环江而上，越庆阳、曲子，抵达环县。他敲定了环县。驻守环县的是宁马八十一师，师长马悙靖，是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的儿子。彭德怀说：“碰一个是碰，碰十个也是碰，我们就横下心，再碰他一个！”

彭德怀是智慧的，打环县只不过视作继续北上“三边”的一个铺垫，打得下打不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当然，这不是说环县是可以随意糊弄的，在战术上，攻则必克是彭德怀一贯的决心，何况“宁马”不比“青马”，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如能一举打下环县，合水之战的阴影多少可以扫除一些，同样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不负陇东之行，进一步实现对付“马家军”的总体策略。在西北战场一盘棋上，彭德怀不但要区别胡宗南与“二马”，还要区别“马家军”内部的“宁马”与“青马”。存此一念，部队在向环县进发之前，他才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神来之笔——义释马奠邦。

“什么？我们牺牲那么多同志，不毙掉这小子就算便宜他了，怎么还放他？”全军上下没有想得通的。如果不是彭德怀亲自跑到俘虏营宣布这一决定，谁敢说这是事实！是的，连马奠邦自己也闹糊涂了。不是说被共产党捉住就要割舌头、挖眼睛、活剥人皮吗？咋就……他望着面前这个平平朴朴的中年人，一再揉眼睛。看守战士告诉他彭德怀的名字，他傻愣在那里好半天，终于醒悟过来，急忙在衣襟上蹭蹭手、躬身抚胸，行了个穆斯林“都瓦”礼。然后，他将信将疑地揪着衣角，嘴里嘟囔一大串只有真主才会听懂的话。

接着，彭德怀去打环县马惇靖。这是一次有准备的攻击，部队全都憋足一股劲。彭德怀命一纵三五八旅打头阵，狠狠砸下去！值得回味的是，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此番的“四面合围”竟偏偏出了个明显的疏漏——城东塬没有部队占领。这等于是一只手攥紧了万钧雷霆，而另一只手又轻轻地网开一面。自然，招架不住的“宁马”溜出了东塬，夹着尾巴朝黑城岔方向逃遁。彭德怀把追歼残敌的任务交给王震的二纵。因为第一拳挨得太重，逃敌狼狈极了，什么重炮、轻重机枪、骆驼驮子上的弹药和粮食，统统甩下了。甚至连步枪和马刀也丢得遍地都是，指战员们越追越起劲，部队士气大振，前几日失利的沮丧烟消云散。

不管怎么说，攻克环县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胜仗。部队虽然劳累一点儿，伤亡倒不大。最令人鼓舞是俘获的资财和武器装备非常可观。短期内有吃有喝，许多人还领到一支新家伙，怎能不开心呢？前一段战士开小差的现象明显少了，全军上下皆大欢喜。休整是愉快的，干部们忙着开会研究战例，战士们随意搞点训练，环县川里川外部队驻地，到处都听得见欢声笑语。相比较而言，野司驻地反倒显得有些沉闷，除了滴滴答答的无线电发报声，就听不到别的声音。大家连说话和脚步都放得很轻，生怕惊动了什么。这当然与彭、习两位主要领导同志的情绪有关。

休整日期必须压到最低限度。中央前委已把撤离王家湾的消息通报了彭、习，刘戡的兵马开始北上，步步进逼，而前委又确定下一步要动邓宝珊集团——邓占据榆林重镇，这个邓宝珊动不动就跟胡宗南呼应一下，给陕北战场带来的威胁不言而喻。彭德怀对此早有想法，中央的决定让他颇觉兴奋。更何况，前委同时还告知，晋南的陈、谢纵队也将于7月西渡黄河，加入到西北野战兵团的序列，攻打榆林。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眼前这道难关能否闯过去：中央欲往“三边”转移，西野主力由环县去榆林，也必经“三边”。

“三边”现为“宁马”所占。几个月来，他们在那里移村并户、编保制甲，建立一套政权机构，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四散奔逃。本来，定边、靖边、安边地处长城脚下的大沙漠边缘，吃粮、喝水都成问题，居民也少得可怜，这一来更是没人烟了。眼下西野主力要在这地方跟“四条腿”的“马家军”再度交手，劣势显而易见。彭德怀命令电台跟中央前委保持全时联络。两个安危挂在心上，如同两把刀子悬在头顶，实在叫人轻松不起来。

部队不得不提前出发，沿陕甘宁三省边界线，向首攻目标定边前进。第一天就开始喝泥浆。那黄泥巴汤又黏又稠带着难以沾唇的苦涩味，真是没法解渴。大家边行军边谈论着艰苦，说着说着，队伍整个儿踏入大沙漠，涩嘴的泥巴汤也没得喝了。沙漠上风沙弥漫，炎日熏烤，战士们饥肠辘辘却不敢把炒面往口中放。有的人掉队之后就再也不赶队伍，军纪也不管用了，某旅逃兵最多时每天达八十人！这让各旅、特别是营团干部大伤脑筋。彭德怀天天都要亲自看各纵、各旅的宿营报告。这天，他正在为此事皱紧眉头，忽见年轻的电台主任汗流浃背跑来哭丧个脸，“老总，不知为啥子，我们跟前委的电台联络信号五分钟前突然中断，怎么也呼叫不出来！”

八、避难时期的格局

黄昏王家湾三支队突围，黎明三岔口八百人历险

天黑之前，王家湾已是一片忙乱。人们只要看任弼时、陆定一、叶子龙和廖志高这几个人的脸色，就知道敌情有多么严重。更何况，头顶上敌机正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扔炸弹。“三支队”800多人已进入情况，个个都在收拾东西，骡马赶得遍地奔跑。老乡们插不上手，就默默摆弄自家的马灯。他们知道，天黑之后送“三支队”同志们上路，用得着。

闲人只有毛泽东。他一手倒叉着腰，另一手夹着香烟，高大身躯伫立在窑洞前的暮色中，极有耐心地望着远处。远处川道上，周恩来和任弼时骑着两匹高头大马，卷起一团黄色尘土跑过来。到了面前，毛泽东迎上几步，问：“敌人离这里还有多远？”任弼时抢着回答：“先头部队已到镰刀湾和李家岔一带，距此30里——哦不，只有25里了，你早该上马了嘛！”这位800多人队伍的司令员同志，很有角色感，表情严肃，而且还带点责备的意思。毛泽东并不在意，依然保持着他的无所谓，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胡宗南是冲着我来的……”他还想把这段幽默继续下去，任弼时失去耐心，借着布置反击，大声命令汪东兴，硬是把毛泽东冲淡了的气氛弄得浓重起来。

把紧张与镇定糅合得最漂亮的，是周恩来。别人说话的工夫，他和警卫员不知到哪里搞到几根柳条棍。出发时，天上莫名其妙地下起雨来，坡陡路滑，打湿的路面马不好骑了，年过半百的毛泽东就和周恩来拄着这些柳条棍上路。老乡们的马灯派上用场，一盏一盏闪烁在长长的队伍里，“三支队”就这样游龙似的出了山峡。雨还在下着，几个警卫战士扯起油布要往毛泽东和周恩来头上罩。周恩来不肯，但他却力劝毛泽东接受这一优待。毛泽东气呼呼地说：“好没道理，你自由自在，凭什么要我受罪呀？我不干！”警卫员们无计可施，嘟嘟囔囔地跟在身后。这时，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毛泽东停下脚步朝夜空中张望，心事重重地叹道：“汪副参谋长他们还要对付敌人哩……”

出发前，毛泽东专门给汪东兴留了条子，嘱咐他务必小心谨慎，最好不要出现伤员，更不要有牺牲。那时，人马往哪儿带，他心里还没谱。议定两条，要么去陇东与彭德怀会合，要么去“三边”胡、马接合部碰碰运气。临出发时，毛泽东一咬牙做了决断：去“三边”！这和当时与西野部队失去无线电联络大有关系。而且他断定胡宗南出兵主要意图是想把他往陇东赶，好东西夹击。当然不能跟着敌人指挥棒转，毛泽东决定去看沙漠。他说：“万里长征，我们翻了雪山，过了草地，大江激流也经过了，就是少一个沙漠。这次，我们补上它！”话虽如此，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雨夜，在枪炮声催逼下，去边墙脚下领略大漠风情，毕竟不是件有滋有味的事。毛泽东一路上言语不多。

淅淅沥沥的雨烦了大半夜。到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淋湿的衣服又风干了。队伍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总算钻出一块平整地。跟老乡打听，说就快到靖边了，而且脚下走的就是通往靖边的公路。毛泽东对赶来报告情况的叶子龙说：“叶参谋长，了解一下附近有什么村子，我们差不多了吧？我是不想走了！”叶子龙说刚问过随队当向导的民兵队长，前面不远就有个村子，叫小河村。毛泽东哦了一声，抬头望了望，一堆黑魆魆的山影堵在眼前。他将信将疑地拄起棍子甩开大步：“走，我们就到小河村去避难！”

小河村不算大，其实很美丽，绿柳掩映窑洞，上上下下那么几孔，加上雨后晨光的衬托，风流而精致。毛泽东一眼就看中这个地方：“就是这里了，先住一段，万一胡宗南不让住，我们就往绥德和米脂那边跑。”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显然，他已想到了黄河。走投无路时东渡黄河，绥德和米脂便是一块跳板。果不出所料，在小河村屁股还没坐热，国民党飞机就赶到了。几颗炸弹一丢，“三支队”赶紧往外撤。他们爬上村后一个小山头，就听老百姓报告说，国民党部队已不足20里。毛泽东望着周恩来：“再往哪里走？”

天空突然又像戳破窟窿，雨哗哗浇下来，大家猝不及防，没鼻子没眼，全成了落汤鸡。侦察员的情报是，刘戡已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唯有往西还剩条口子没来得及堵。用不着商量了，任弼时一挥手头里就走。跟毛泽东走在一起的一个当地老汉说，西去十来里地有个天赐湾，是哪朝哪代皇上驾临过的地方，古有“天官赐福，万福来朝”之说，故而得名。毛泽东听出了兴趣，说：“皇帝去过的地方，恐怕没事吧？”跑过去看看，不是那么回事，地方连300人也容不下，毛泽东歇口气，说过去来的肯定是小皇帝，还得走。转出天赐湾天又快黑了，队伍里没有不精疲力竭的。

荒郊野外，雨又下个不停，“三支队”司令部也拿不定主意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周恩来伸手在脸上抹把雨水问毛泽东的意见，毛不回话，却将双手伸进口袋里摸索，边摸边问任弼时：“我可不可以吃一根烟？”任弼时毫不客气地表示反对。毛泽东无可奈何，不满意地自语道：“烟也吃不得一根！”随即火冒冒地问，“彭德怀联络上没有？”周恩来回答正在联络。毛泽东回望白天的来路，下了决心，把手中的木棍往泥地上一戳：“老子杀个回马枪！”大家都惊讶得张着嘴，有人小声嘀咕，“敌人还在小河村哩，怎么回？”毛泽东别人不问，只问周恩来：“你以为如何？”周恩来沉默半天，说：“有道理，‘安’和‘危’既矛盾又统一，符合辩证法。”

毛泽东又开始说笑起来，队伍的情绪也有明显改观。大家信心百倍地爬上刚翻过来的那座山，爬着爬着，雨也停了，小风也吹起来，天空渐渐净朗，一切都好像在昭示着什么，愉快的心情随之而浮升。可是，到了山顶一看，人人都吓傻了，只见几百米远的山岭上，蹲满了一片敌军。看上去他们正在享用晚餐，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围住一堆火苗：热热闹闹，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若以火光判断，这是敌人的主力部队无疑，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大大咧咧放着胆子，毫无惧戒。任弼时急忙传下口令，让大家蹲下来，保持肃静。

毛泽东不蹲。奇怪的是，他反倒显得更加坦然，一个人站在坡上，双手叉腰，很豪迈的样子。他由远及近向绵延不绝的火光瞭望许久，那意思似乎还有作诗的兴致，急得任弼时等几人直跺脚，压低声催道：“李得胜同志，快蹲下呀……”，“李得胜同志”神情自若，说：“用不着怕，现在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向山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不晓得我们在此，否则还敢明目张胆的烧火？人怕鬼，鬼亦怕人嘛！不用着急，最迟明天12点，他们就可能要走。”

毛泽东的话正好说到刘戡心坎上。在烂泥地里露宿山头，对于吃粮当兵的国民党军人来说，当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与毛泽东“三支队”隔山相望表演京戏“三岔口”的那个晚上，刘戡给胡宗南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大堆判断。他站在山头上遥望靖边朔关，再往北去就是一望无际的毛乌素大沙漠了！况且，左有“马家军”，右有邓宝珊，各有各的防区、各有各的责任，何必由自己来充这个冤大头呢？再说，毛泽东自投沙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更不会硬着头皮去碰“马家军”和邓宝珊。那么，他唯一的可能，只有向陇东的彭德怀靠拢。于是，刘戡顺理成章地盯上保安与吴旗。

坐而论道的胡宗南，自然相信刘戡跋山涉水所得出的铮言。他以一种俯视的胸襟，将陕甘宁三省相接这片辽阔的图廓扫描了一遍，益发与刘戡达成共识。彭德怀所率共产党军队主力集中在合水与环县一线，中共首脑机关前往陕甘边界会合，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子午岭，那是一个国军驻守相当薄弱的地区啊……胡宗南顺着刘戡为他竖起的竹竿，越爬越高。他甚至为自己过去没有对子午岭这样的接合部投入必要的关注而略感内疚。对于他来说，军事操作实际效果如何，另当别论。首要的是，在道理上要能够自圆其说，胡宗南的道理除了步兵操典意义上的军事地形学之外，还有支撑他个人在大西北重要地位的诸多因素，比如说与友军的协调结合问题。他知道蒋介石是看重这一点的。他希望能在子午岭地区与陇东“马家军”给中共来一次东西夹击，使中共遭受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那将是一次多么愉快的合作啊！胡宗南彻夜都在想象着蒋介石得到这一胜利捷报时的快乐心情。然而，历史偏不这样走，它偏要证明陕北战场上的胡宗南没有一刻不在一厢情愿、盲牛瞎马。事实上，此时此刻的彭德怀早已北上定边，进入烈焰蒸腾的沙漠地带……

彭总带病检阅二纵，王震负重请缨三边

彭德怀在沙窝子里一觉醒来，忽觉舌头干裂得像根粗布条，而嘴唇外面却一片黏黏糊糊的，伸手一摸，竟是紫红的血块！这时他才回忆到自己突然惊醒是事出有因。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梦中有一声大叫，一是鼻血流得厉害，一是呼吸困难，胸前犹如压着块大石头。彭德怀睁开眼，发现秘书和警卫班几个小鬼都站在面前，马灯透出的红光，映着他们愁苦的面容。看得出他们受了惊吓，个个都有点儿要哭的样子。彭德怀内心充满感动，嘴上却硬邦邦地说：“干么子，我又没牺牲！”秘书和警卫员们听到老总开口说话，脸上都泛出活气，但他们手中的毛巾和水壶却犹犹豫豫不敢往前送。

几天来，为了劝彭老总喝口水，秘书和警卫员们谁都挨过骂。“一口水就是一条命啊！”彭德怀嗓门哑哑的语气很重，“战斗部队有些同志牺牲在沙漠里了。我们司令部的同志，要尽量节约用水嘛，省一口是一口，送给部队更需要水的那些同志……”这些话从彭德怀口中说出来，显得特别有声色，让人感觉到顷刻间被击穿了，绝非一般批评所能比。因此，大家本能地愣在那里。还是警卫员小刘人小胆大，不管不顾地把水壶递到彭总面前，大声嚷嚷：“老总，这回你不喝口水不中，鼻血流那么多，嘴唇都肿了！”

望着这个可爱的小同志，彭德怀心里一热，笑了笑，接过水壶，象征性地抿了一口。那是黄汤似的泥浆水，又涩又苦，彭德怀忍不住皱皱眉头。交还水壶时，他脸上依然漾着笑意，说：“你这个小鬼，警卫员怎么当的？我本来就是个厚嘴唇嘛！”大家都咧开干巴巴的嘴唇笑起来。小刘趁机嗔着眉眼得寸进尺：“不行，老总你还得喝一口！”彭德怀破天荒地很听话，重新接过水壶“喝”了一口。

自从与中央无线电联络恢复之后，彭德怀知道毛泽东等人离开王家湾有惊无险，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在滚烫的沙漠地带兜了几天，又连续攻占定边和盐池，部队已经拖得疲惫不堪，但对未来有盼头，加上几次踏实的睡眠，大家精气神倒还不坏。彭德怀决定在定边休整几日，一来恢复士气，二来整肃军纪，当然也有观察一下“三边”风云、等待中央新的行动指示的意思。老规矩，部队准备开个大会，搞搞总结表彰，并以此为契机，集中动员一次，鼓鼓劲。大会之前，彭德怀要做的事很多，第一件事便是去卫生队看看伤病员。

听说彭德怀要来看伤病员，卫生员把病号炕简单整了整。值班的王医生跟大家说：“老总是个实在人，目前条件也就这样，待会儿他来了，不要瞎提要求，有牢骚冲我们发发就行了……”话还没说完，彭德怀进来了，身后跟着几个参谋人员。王医生的话他听到了，但他没有接茬儿，只是挨个地同伤病员握手、问候，扒开他们头上、腿上的伤口仔细察看。之后，彭德怀在炕边坐下来，问：“你们有么子牢骚，信得过我的就对我讲，莫兜圈子！”伤员们你看我、我看你。王医生脸一下子红了。沉默片刻，彭德怀开口了：“你们不讲，我讲。肚子吃不饱，是不是啊？”这句话点中穴位，伤病员们雀跃起来。彭德怀将目光从伤病员脸上转向带来的几位参谋，“病号和伤员最要紧的是补养，天天吃野菜和榆树叶子面，补么子嘛！看看我们司令部还有小米子没有，有，统统拿到卫生队来……”王医生和伤病员们一听这话全都嚷起来：“这可不行，首长工作任务那么重……老总你看你，都瘦成个啥样儿了！”彭德怀起身，表情严肃：“就这么定！”他走到王医生跟前：“你们很辛苦，但今天我要批评你们，伤员的头发那么长，不便包扎也容易感染，为么子不给他们剃呀？”

这个问题成了接下来整肃部队的缘由。彭德怀要求司政后机关带头，清一色，全部剃光头。命令一下，部队上上下下立即行动起来，战士们嘻嘻哈哈边剃头边开玩笑：“这下好了，夜间行动省得点马灯，再也不愁夜盲症了！”然而，十八九岁的小年轻，不想剃光头的大有人在，尤其一些解放战士，喜欢爱个俏，总觉得头发推了太可惜，想观望观望再说。

两天后，彭德怀突然命令司政后机关紧急集合。队伍带到操场点了人数，彭德怀往队前一站，首先扯掉自己的帽子，亮出颗光油油的脑袋。他平常一贯如此，所以，大家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稀奇。接着，彭德怀下令全体脱帽，他背着手从排头至排尾一一看过去。

原来，他背着的手上，握着一把理发推子，见到未剃光头的战士，上去就是一推子。全部察看完了，彭德怀回到队前，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野战军，又处在非常时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时刻都有流血负伤的可能。剃个光头，万一脑壳负了伤，便于治疗嘛！再说，头发那么长，军容风纪也不好！所以我来个突然袭击，今天亲自动手，给大家剃个头，有意见没有啊？”指战员们一齐回答：“没有！”

“解散！”彭德怀干脆利索地下达口令，接着要去部队看。看哪个部队呢？老总想都没想：“去安边，看看二纵吧。”二纵在合水一仗伤亡不小，环县追敌、安边攻城，都打得还不错，入城纪律也好，可行军途中逃兵较多，还有拉老百姓的毛驴不按期归还的现象。

内部团结也有一些问题，比如为了争水吵架打架。独四旅的十四团，问题更为突出，团长吴子杰和政委吴鉴群两个主要领导之间关系搞得很紧张。安边是个古战场，敌情也比较复杂，过去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属榆林专署、邓宝珊的地盘，1945年曹又参的十一旅起义，才划归到陕甘宁边区。这次重新沦陷，地方政权和武装人员，叛变相当多。前几天攻城时，驻守的“马家军”早已闻风而逃，与二纵部队对战的，大多数是过去陕甘宁边区基层政权和武装叛变分子。他们心情复杂，玩着命抵抗共产党。城市一打下来，这些人又变了颜色……彭德怀听到这些情况报告，心里一直放不下。他希望能和王震面对面把这些问题好好谈一谈。

王震是个出了名的铁将军，整肃部队一点儿不含糊。见到彭德怀张口第一句话就是：“给我三天时间……”接着，他摆了摆苦衷，“这么些天，部队拖得狠了点，解放战士补充得猛了点，有的来不及教育，拎起来就用。”

对此，彭德怀心中有数。他特别强调指挥员自身素质，兵烂烂一个、将烂烂一窝。只要干部站得正坐得直，就不怕部队出岔子。说到这里，彭总关切地问：“郭鹏他们几人伤势怎样？”

王震叹道：“难啊，要药没有药，肚子又搞不饱，喝口水都保证不了，伤口恢复起来就是个大问题了。”

彭德怀垂着头，默不作声地听着。陕北战场上“粮草”问题，自始至终是他的一块心病，早在延安主动请缨那会儿，他就把问题摆上了桌面。无论是“三战三捷”，还是此次西出陇东，纯粹从军事上说，都贯穿了彭德怀对粮草的考虑，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当前决胜的关键。部队没有东西吃，士兵中不辞而别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这种情况下，发展部队、以大兵团与敌人较量，就是句空话。因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是中共在陕北战场命定的战略决策，它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着彭德怀的品格、胆略与才智。

陇东战役之后，有种焦虑一直隐约跳动在彭德怀心里。中央在5月底已经有电报，正式决定让西野收复“三边”，然后向南攻取宁夏同心县的韦州、预旺及同心县城，再向“三原”（镇原、固原、海原）之线出击，以威胁平凉和兰州。与此同时，陈赓和谢富治的纵队7月1日起，由晋南曲沃和翼城出发，用半个月时间直奔绥德，7月20日开始打榆林，并攻取榆林东北方向的重要门户——神木和府谷，然后，南下关中。

陈、谢纵队自4月4日揭开晋南战役序幕之后，不足半个月内，即连克七城，切断同蒲铁路，进占禹门口。此时，又回师夺占数城，据说军需、军械多得用不完，部队精神十足，形势一派光明。

这和西野目前处境形成鲜明对照。彭德怀嘱咐王震，在这节骨眼上，部队一定要经得住考验，要利用这几天休整时间，下决心整出一点眉目来，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若能再打几个胜仗，形势就会有所改观！他说：“中央的想法，有中央的道理，西野部队和陈、谢纵队数月内分开作战，在一定距离上相互策应，对分散敌人注意力、改变西北战场形势，肯定会起作用……只是，这样一来，部队吃饭问题更大了，战斗会更艰苦。陕北就那么巴掌大一点地方，穷啊，这两年又老打仗，土地荒芜，老百姓哪来余粮供养部队？”

“依我看，还是让我们西野北上比较好，”王震快人快语，“打榆林，西野部队对敌人情况也更为熟悉一些嘛。”显然，这个意思不是王震个人的一己之见，代表了部队指战员的普遍想法。

彭德怀对此也了解，但他还没有把问题考虑成熟，对上对下都不便多说。经王震这么一提，彭德怀猛然感到自己面前实际上摆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陈、谢纵队西渡黄河，北上主打傅作义集团之邓宝珊，而西野南下主打宁、青二马，然后陈、谢南下关中对付胡宗南，西野攻占兰州以图大西北，这在目前一盘棋局上究竟有多大意义？对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一翼——西北局部战场，意义又在何处？长时间在军委工作，养成彭德怀事事站在全局高度权衡再三的习惯。当晚，他几乎彻夜不眠，联系全国战局的发展，针对部队北上还是南下这个看上去极为简单，而事实上在收复“三边”之后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反反复复地琢磨开了。结论是，中央5月对陕北战场的决策，的确有某些欠妥之处。然而，彭德怀还没有来得及将这种“欠妥”的感觉报告给中央，毛泽东的主意已有大的变更。

其时，全国战场一天一个形势。5月以来，除晋南连传捷报之外，华东部队在陈毅和粟裕指挥下，一举歼灭号称蒋介石“御林军”的五大主力之首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魂断孟良崮；以邓小平、刘伯承和李先念组成中原局，犹如异军突起。特别是刘、邓强渡黄河，胜利实施战略反攻的序幕战——鲁西南战役，更是挑起了诸般交响的最强音。

此间，豫北部队对平汉路两侧蒋军发起进攻，连克孟县、博爱、滑县、封丘等9城，歼敌5000余人；豫皖苏军区部队攻克了淮北的亳县、太和等7城，歼敌6000余人。至此，蒋介石所谓重点进攻已焦头烂额，其总兵力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正规军虽然还保留了248个旅的番号，但人数已从200万人降到了150万人。这一落差给毛泽东心灵撞击是巨大的，他锐敏地看到：蒋介石不但已失去牛皮烘烘说大话的资格，更失去战场进攻资格，而人民解放军应该具备前所未有的胆魄，来完成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1947年6月的最后几天，在靖边以南80里小河村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每天都在激烈的讨论中度过。关于推进全国战局进一步发展的新思路越来越清晰了，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能等到敌人进攻被完全粉碎，我们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再展开战略进攻。我们必须立即转入进攻，我们的主力应该立即由内线打到外线去”！

毛泽东在表达如此重大决策时，每每喜欢用手臂来辅助诗一般的激情。他随着气吞山河的语势用力往前一推，高大的身躯也跟着一起摆动。毛泽东惬意地吸着烟，说：“过完‘七一’，我们把西北战场的各路好汉召集起来开个会，就叫个‘小河会议’吧！恩来呀，电报马上就发！”

这是尚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喝黄泥浆苦水的彭德怀所估计不足的。收到中央电报后，他和习仲勋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半天，预感到中央有什么新的部署。毛泽东的战争导演术他们是知道的，常变常新，也不必关起门来瞎胡猜测了，干脆，把纵队以上干部召集起来开个会吧！一来搜集搜集部队情况：二来吹吹风，大家都有个思想准备。主意一定，通知就发出去了。张宗逊、贺炳炎、廖汉生、王震等一班人打马就到。大家济济一堂，不知为什么，心情都有些激动。

习仲勋来了段开场白，讲了讲情由和意图。彭德怀插上说：“我们要去中央开会，有么子话，大家就说……”事情来得有点突然，谁都似乎没想好。憋了一会儿，贺炳炎和廖汉生说：“没啥子要说的，要是碰到贺老总，帮我们带个好。”

黄河两岸贺龙得水，陕北小村江青认亲

贺龙病了有些日子了。胆囊炎复发，又有高血压，人住在晋绥军区的碧村医院，心却一刻也不安宁。这几个月来，一条黄河在他的梦中简直成了扯不清的丝带，有许多关爱、许多担忧，全部放进那些琐琐屑屑的日常事务之中，什么筹集军粮、输送物资、选调人员、开办兵工厂以及土地、戒烟、商埠开业等，总之，晋绥因为有贺龙，后方也成了前方——而事实上，他的名字在西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永远是块坚实而稳固的后方阵地。

风格决定一个人决不和别人混为一谈，风格即人。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3月16日组成时，毛泽东对贺龙只说了一句话，他告诉贺龙，彭德怀请求暂时指挥陕北几个旅及后勤的两万来人，他认为很好。毛泽东说：“晋绥有你贺老总坐镇，我们才踏实。”

贺龙没有说二话，很爽快地拥护这个决定。他一贯把军队看成是党的军队，自己带得，别人也能带。他说：“要是我贺龙带的部队，别人指挥不动，就说明我贺龙的党性有问题。”那时，他亲手组编起来的晋绥野战部队有三个纵队，一纵已于前一年冬天西渡黄河开到延安。显然，延安要撤守、要跟胡宗南“转战陕北”，这么一点兵力还不够。

说完痛快话，贺龙回晋绥第一件事就是把王震的二纵也送过黄河。分手时，贺龙跟指战员们千叮咛万嘱咐。部队出发后还不放心，还要托人带信给一纵司令员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说：“你们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一定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坚决听从彭老总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毛泽东说得对，晋绥的天顶起来了，陕北才踏实，否则，局面不可想象。这还不单单是因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有一部分撤到了晋绥，最重要的是陕北战场人穷地窄而须负载重兵周旋的现状。

虽然中央军委有“以战养战”的策略，但未战之前总得先有“本钱”，前期基本投入——兵员与粮草从哪里来？如果这一最基本的“供血”没保障，打胜仗也只能是句空话。不能打胜仗，何谈“以战养战”？这是个环环相扣的连环套。贺龙的任务就是为河西的陕北战场“造血”。这个后方“大老板”不是好当的！他的家底太薄了，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和十来个地方团队，而硬邦邦的任务却有四条：一是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自身稳固，二是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在晋西北工作上的安全，三是配合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友邻部队作战，四是给陕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人员和物资。

贺老总的性格是，肩上担子越重越高兴。3月底，周恩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跟贺龙会了一次面。那时中央枣林沟会议刚开过，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刘少奇带一班称作“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人马去河北；叶剑英和杨尚昆带一班称作“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人马，留驻晋西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阵地仍在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把舵。周恩来要同贺龙一起研究中央机关到河东晋西北人员去留问题。周说：“人多头绪多，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和妇女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都靠你贺老总来安排。”贺龙挺着胸脯：“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周恩来回陕北一汇报，惹得毛泽东好一番感慨。毛泽东说：“我相信，贺龙点过头的事，什么问题也没有。”

这些话当然也包含着很深的个人感情。谈完公事，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呀，贺老总对我们有意见呀！”毛泽东一听很惊讶，急问是什么意见。“什么意见，他对我们留在陕北很不赞成，想不通，认为这是冒险。他还狠批了我的警卫员一顿哩！”毛泽东本来想笑，听到后一句话又吃惊起来。周恩来解释道，贺龙听周的两个警卫员说贴身只带着两支短枪，立刻板起脸就训开了：“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乱弹琴！两支短枪，这怎么行啊！射程那么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训过人之后，贺龙的气还不消，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对周的警卫员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每人搞一支卡宾枪，再给几百发子弹，你们千万保护好周副主席。要是出个岔子，我可不讲客气哟！”

武器弹药在晋绥这个被看作后方的地方，也相当紧张。那时彭德怀“三战三捷”的好戏还在酝酿阶段，部队集结隐蔽在延安东北地区正准备做“大买卖”，急需投资“本钱”。

彭德怀求援电报还没发出，贺龙已把2000多发各种炮弹和几千支枪及一批子弹都准备好了。他同李井泉商量：“怎么搞呀井泉，吕梁、绥蒙两个军区那边小仗不断，许光达和彭绍辉、姚喆他们要打仗、要训练，天天消耗，南面又要计划正太战役。正太战役一打响，太原这边，我们晋绥要配合。最要紧的还是彭总他们，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全力以赴！”后来到5月10日，彭致电求助，贺当即把准备好的炮弹和枪支都送过去，继而又一连送了三批。此事使得彭、习一直很感谢，专门发来电报表达谢意。这倒让贺龙不开心了：“怎么搞的嘛，哪个要感谢？感啥子谢！”

虽说不谈“感谢”，贺龙对陕北战场武器弹药问题，更加上心。他是长期带兵打仗的人，懂得陕北战场在这么大兵力悬殊下作战，对武器弹药的需求不言而喻。晋绥既已成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站出来挑这副担子。

这当然不是句空话，造枪炮子弹要靠军工生产，而晋绥老军工企业又微乎其微，规模小、条件差，缺仪器、少机械，尤其是技术人员，简直凤毛麟角。能不能把陕甘宁边区遗留在陕北的那点军工企业老底子拉到河东来发展呢？这样既可免遭战火破坏，又可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提高技术。

贺龙办事一向心到手到，看准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即找晋绥联防军的军工局局长李强，说干就干，几天之内，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两股力量拧成一股，预计1年时间即可启动14座工厂，还能开1所工业学校，规模达到3500名职工，年产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多万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这将会给陕北乃至西北战场长期有力的军火支持。

彭德怀和习仲勋接到报告，高兴得直拍桌子：“这个贺老总，硬是有眼光，么子工作都跟打仗一样，轰轰烈烈！”

轰轰烈烈的贺老总毕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数九寒天，脚上连一双好鞋子都没有，脚后跟上的裂口如同娃娃的小嘴，经常血糊糊的。加之饱一顿饿一顿，长年睡不成一个囫囵觉，就是一棵树也得倒啊！他累病了，但怎么说都不肯治疗。好不容易把他劝到军区碧村医院，强行按在病床上还没有一个礼拜，中央的会议通知来了，一切平静都被打破。

“住不起呀，同志们！形势这么紧张，中央召集开会，肯定有大事商量，耽误不得！”贺龙跟院长和医护人员板起面孔严肃起来。“那怎么办？”几个人面面相觑，只好去找卫生部长。

卫生部长还没到，却来了一个老大娘，身后跟着闺女。娘俩挎着柳条筐来看贺龙，进门就嚷嚷：“听说老总病了，乡亲们都要到医院来看看……”大娘埋怨贺老总口严，病了也不说，害得娘俩耽搁了时间。

贺龙绽开笑脸，一边责怪是谁走漏风声，一边向大家介绍娘俩。

大娘姓张，老伴打鬼子那会儿负了伤，不治而亡。两个儿子，大的是村里民兵队长，也在抗战中牺牲了，小的叫张映清，在独二旅当机枪班长。现在家里只剩下娘俩过日子。有一回贺龙访贫问苦了解到这一情况，便上门看望，并叫警卫员送去一袋小米。知道张大娘想儿子想得厉害，就亲自写假条，把张映清从独二旅的训练场找回来探亲。他还招呼张剃了头、洗了澡，见张身上没有衬衣，就把自己刚发的一件新衬衣塞给张，自己穿打补丁的旧衣。张到家，贺龙又将张家三口人请到自家做客……张大娘掀开柳条筐上的白洋布手巾，露出鸡蛋、棒子面和小米，贺龙大手直摇：“老嫂子，哪来的这么多粮食嘛，我担不起呀！”

张大娘哪里肯依，没二话，就往床头塞东西。正塞着，外面又来一班人，是“人民剧社”的演职员们。没进门，有人嗓门就亮开了：“贺老总在哪儿？哪是贺老总的病房？”

“人民剧社”是贺龙将原来的“绥蒙剧团”和“七月剧社”两家合并起来的，成立一个文艺团体救了一批人，尤其是“绥蒙剧团”，过去在地方上很有名气，专演晋剧传统戏，老百姓欢迎，部队也爱看，什么“二百五”“十三红”“海棠花”“二梅兰”“小黑头”等这些名角，几乎家喻户晓。

抗战后，战事又起，剧团流落在雁北一带，戏不好演，艺人们没生活，贫苦交加，许多人抽上了大烟。贺龙率晋绥野战军北上绥远到左云、右玉地区时，得知这一情况，硬是收编了这支队伍，把剧团改造过来。特别是给老艺人戒大烟，费尽心血。从此，这批得救的老艺人都把贺老总看作救命恩人。

演员们一到，病房就热闹了。有人喊：“老总，我给您来一段吧！”“好，来一段！”贺龙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听说要唱戏，精气神十足，病痛也减轻一半，“喂，来啥子嘛？”

“那就……‘明公断’？”

“好，就《明公断》！”唱完了《明公断》，又唱《蔚汾河畔草青青》，又唱《边区恨》的主题歌，又唱《西北人民歌唱毛主席》。唱着唱着，唱出了贺龙的心事，当晚就催着备马，准备出发过河西。

中央的会期定在7月21日，贺龙卡准时间，非得提前两天上路不可。贺老总一口咬定的事，谁能拦得住？医院只好作出让步。但是，为防止万一，几位领导同志商定，专门指派一个医生随同贺龙一块去陕北。

一早上路，贺龙天不亮就刮脸，换套干净的军服。忙停当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跟前：“喂，小家伙，我记得还有一斤水果糖吧？”警卫员摸摸脑勺，忽然想起来了，那还是年前一位老朋友从白区大老远带给贺龙的礼物，老总哪舍得吃这个，一直托警卫员保存着，这一留留了一年多，警卫员都快忘了，贺龙却还记得。

警卫员匆匆忙忙找出那斤水果糖，交给贺龙。贺龙拎着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我们把这包水果糖带去送给主席，怎么样？”

这包水果糖可给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添了喜气。自从投到小河村，江青的手脚忽然勤快起来，见天手里拿着一只鞋底纳，这在毛泽东看来很是稀奇。一了解，才知道跟村里一个叫兰兰的女孩大有关系。兰兰这年十六七岁，长得标致，又生灵又聪明，很是惹人喜爱，当时，李讷不在江青身边，一见兰兰，江青就有点儿克制不住母爱的本能，欢喜得不得了。听人说兰兰她娘很能干，就三天两头上门唠家常、学做针线。一来二往有了感情，江青要收兰兰做干女儿，教兰兰认字，跟兰兰痛说自己苦难的“革命史”，总之，投缘得很。

既认了干亲，兰兰就把江青称作“干妈”，把“老李”（毛泽东）称作“姨父”。江青死要面子，可平常手边条件所限，从来拿不出什么上嘴上身的东西送给干女儿，贺龙带来的水果糖，可给这位“干妈”挣了脸了。自然，活活泼泼的笑容也就进了门，无数美妙话题随之而来。

这一大串幕后的故事，贺龙当然一无所知。他到小河村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好天气，骑在一匹大白马上，老远就看到毛泽东那高大魁伟的身材站在窑洞门口，忙跳下马，扯开嗓门：“李得胜同志，你好哇！”

贺龙是这次远道而来的第一人，毛泽东显得格外高兴。两人紧紧握着手，一起往窑洞里走。贺龙盯着毛泽东看了一会儿，脸上笑着，心里却不是滋味：“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

毛泽东笑着摸摸自己的脸颊，心里感动着，嘴里说：“是吗？可我觉得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他忽然体会很深的样子，“我看，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十里、二十里路，也不觉得累。”

贺龙快乐地喊道：“好，那我们就放心了！”

话题立刻转向目前形势和此次会议的中心，毛泽东兴奋地拉起贺龙：“干脆，我们到新落成的大会堂去谈！”

贺龙一听，哟，还专门盖了会堂！跟着毛泽东就出了门。见自己的警卫员还在马鞍上解着什么，贺龙便走过去小声交代几句，然后径直朝“大会堂”走去。

中共小河会议聚谈大格局，国府大众舆论纷传小纰漏

什么“大会堂”啊！不过就是为了开会，在河滩边一个小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临时搭起来的凉棚。毛泽东领着贺龙躬腰钻进去，指着一条破旧木椅让坐。

贺龙一坐，椅子咯吱咯吱响，他就感叹开了：“我在河东的司令部有房子、有沙发，还有电灯，开个会都觉得很艰苦。主席开这个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毛泽东说：“是啊，看来陕北战场就得依靠你晋绥了，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是如此。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两个地区领导起来，形成统一的前方和后方。这样，老彭才好放开手脚打仗。”毛泽东朝贺龙看了看，又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后方，打仗没个好的后方，就无论如何打不下去！中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怎样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我们原打算叫陈赓队伍西渡黄河，加强陕北的军事力量。现在，有另外一种考虑，陈赓不过黄河，直接到豫西去！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对陕北战场有利，而且还可以对全国大的战局产生影响，策应刘、邓南下，直取中原！好戏哟，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呀？不过，这还要等陈赓来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陈赓天黑以后才赶到小河村。派去引路的中央警卫战士迎接到黄河渡口，一见面，陈赓就叫自己警卫员把身上崭新的佩枪跟中央警卫战士换了换，说：“拿这些破旧玩意儿，怎么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呀！”

晋南就是晋南，四匹驮子压得走不动路，除了木耳、虾仁、香菇、白糖和香烟、茶叶，就是全套簇新的无线电器材，让来自大沙漠的彭德怀、习仲勋和王震自惭形秽。

开会了，毛泽东先给每人发了一支烟。接着，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等人一起动手，顷刻间便有几根火柴同时擦着。大家一团和气地点烟对火，温馨里面透着热烈。待到喷香的烟雾丝丝缕缕在笑声中飘散开来，气氛立时让人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又响起来了：“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之快，令人鼓舞！现在来看，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五年解决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的判断，是来自对蒋介石所谓“重点进攻”的灵机一动。老蒋当初的出发点就是一种“东施效颦”。他的所谓“凡是匪军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唯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不过是对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拙劣翻版，“攻占延安”成了经典篇章，一引再引。然而，实质性的后果却是，山东和陕北两翼吸引了全国兵力的一多半，而中间黄河天险的防御却形同虚设。失去这道壕堑，又没对陇海路加以特别防范，毛泽东怎能不感到良机在握？自古以来有“得中原即得天下”之说，何况还有个天然储兵的大别山！

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点上，又夹在南京和武汉这两座长江沿岸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城市之间，可谓中天一柱。早在李先念等人中原突围之前，大别山的战略位置在中共中央心目中就是重中之重，只是那时蒋介石还不糊涂，前后左右都布设了足够的兵力，看得比较紧。一年过去了，几招一过，兵力对比有了变化，也不知老蒋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居然给对手弄出一个如此大好的战机。

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施战略展开的决定，在1947年春夏之交显得自然而然，有点儿瓜熟蒂落的味道。这种瞅准机会、拳打脚踢的姿态，符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高层决策者们一贯的战斗作风。站在这个可以看得见胜利桅杆的制高点上，他们谁都有足够的理由兴奋。

周恩来当然更是如此。关于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的部署，他胸有成竹地指着地图介绍说：“除刘邓大军直趋大别山外，陈粟的华野也向豫皖苏挺进。与此同时，陈谢率太岳野战兵团强渡黄河，注意，不是西渡啊，是南渡，向豫西挺进！刘邓当主攻，山东、陕北两翼一齐配合，三个拳头同时打出去……”他一边口述，一边随手在图上画出三个红圈圈。三个圈不紧不松地靠在一起，恰成一个品字，这触动了毛泽东的灵感。毛含蓄地笑着发挥道：“一个品字形阵势，大家看出来没有啊？江淮河汉之间，三个口互为掎角之势，机动变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他将目光投向陈赓，“这一下子，你们校长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陈赓一直非常专注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越听越感到肩上担子沉重。所谓“太岳兵团”，会前毛泽东已给他露过底，就是由四纵、九纵、第三十八军及太岳军区二十二个旅组成一个兵团，确定陈赓任前委书记，全权指挥一切。既不设司令员，也不设政委，也没有兵团指挥机构，完全是轻装上阵。从个人角度上说，这多少有点儿突然。但从整体战略格局上讲，陈赓不由得不从内心深为佩服。周恩来洞悉他的心思，半是闲谈半是做工作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须独当一面，主席也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嘛！”周恩来的话从来都是不事雕琢，一步到位，而且举重若轻。陈赓听起来更是“响鼓不用重敲”。他当即对于改“西渡黄河”为“南渡黄河”的战略决策表示了态度，没得说，坚决服从中央决定，举棋要稳，落子要快，战则必胜！

这当然不是泛泛地吹牛。一连几夜，陈赓都在反复推演，战役步骤精确到几分几秒，一切都只待一纸命令便可付诸实施。这时候毛泽东一番形象生动的描述，无疑是最大限度地展开了他的想象空间。陈赓笑着扶了扶眼镜：“豫西为我所占，岂止是蒋，胡在陕北战场上，谅他尾巴也要夹一夹！”也许是刚在晋南与胡数次交锋，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陈赓对自己南渡黄河于经略中原方面的重要意义之外，始终忘不了给胡宗南及陕北战场所造成的军事影响。这一点，他私下与彭德怀也作过交谈。两人不需太多语言，便取得共识。对于已经收复“三边”的西野来说，北攻榆林似乎顺理成章。现在，既已明确了与晋绥前方后方关系，又有陈谢的“北上”改作“南下”，彭德怀的行动纲领是否可以暂时搁置胡宗南？

历史作出极其微妙的暗示，但胡宗南却无法领情。刚度过新婚蜜月，幸福了一阵子的这位国防部挂号人物，日前正被一桩说不出口的密案所累。事情缘起于熊向晖赴美留学。

这是胡宗南于最不情愿的时刻作出的一个最不情愿的决定。攻占延安啃了个空心萝卜之后，连续三战三败，不论怎样粉饰，消息传到南京，还是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尤其是朝野哗然，人们作出种种猜测，其中一条就是西安城内共党活动“猖獗”，是不是胡宗南身边也有问题呀？问题的提出，使郑介民、毛人凤大为震动。恰好熊向晖赴美之前在西安逗留的个把月期间，出于“留后手”的需要，常在家里邀请绥靖公署和西安党、政机关熟人（其中包括像胡宗南住处行政副官张德广这样的人）聚会，借机把负责与其联络的中共地下组织要员王石坚介绍给大家相识。声势一闹，保密局的人不能不有所敏感，很快就盯上了王石坚。

王石坚的真实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查了个水落石出，电台、密信全都亮出来了，无话可说。王石坚料想保密局并不摸熊向晖的底牌，便一口咬定是自己在利用熊等人，熊向晖是警惕性不高，上当受骗。鬼才相信！保密局的信条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漏掉一个，即便熊此时已赴大洋彼岸，要抓也是易如反掌。问题是抓了熊向晖，对胡宗南如何交代？胡与熊的个人关系是无人不知的，胡宗南丢不起这张脸。再说，这种把柄一旦被冤家对头诸如陈诚这样一些人捉住，落井下石就在所难免了！最要紧的，还是怎样瞒住蒋介石的耳目。

胡宗南庆幸自戴雨农时代便与保密局结下了不解情缘，如今的毛人凤不管怎么说也不会驳了这位老大的面子，他早已有令，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必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必先送胡审阅。显然，不良影响已经压到最低限度。就是这样，胡宗南也“脸气得铁青”。上峰未予追究，反倒加重了胡的内疚。熊向晖呀熊向晖，毕竟此人与自己患难与共，度过了近十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啊！这十年来，胡与熊之间，那真是国事家事难分难解。历乱世如胡宗南，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胡宗南每天都在吞咽苦酒。他决定把熊向晖这个名字从自己心头悄然抹去。但是，胡宗南越抹越黑，以至于像中共“小河会议”这样的头等情报，也没能激活他那双失神的双眼。仿佛在一夜之间，胡宗南已对仍留在陕北的中共首脑机关失去胃口。草草阅完报告，他只是对参谋长盛文平淡地哦了一声，就过去了。这使得包括董钊、刘戡在内的所有人员都感到震惊。

然而，胡宗南的轻慢丝毫也没有降低“小河会议”的历史意义。它确定陈谢南下，而让贺龙统一主持、领导联防军，把两个地区合起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战争”，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正如习仲勋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那么，对于彭德怀和西北野战部队来说，“小河会议”似乎又是个开局，一个真正的开局。

九、一打榆林

邓“腊肉”滋味兵家必争，胡“革命”风格泼皮投缘

“三战三捷”、西出陇东及收复“三边”——彭德怀的序幕三部曲让胡宗南露了怯，“马家军”受了惊，莫名的恐惧心理瘟疫一般蔓延于西北战场国民党官兵之中。

唯有一人置身事外，那就是稳坐榆林、处变不惊的晋陕边区司令邓宝珊。

自1937年秋由驻防兰州的新编第一军军长调任榆林为二十一军团长兼第二战区北路军副总司令之后，邓竭尽内政外交之能事，一面安置逃往榆林的蒙旗王公和大批难民，把他们组编成游击队，进驻到包头以西的黄河沿岸；一面与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密切联络，强化晋西北的防御部署。与此同时，也以一种亲密的态度，与八路军后方部队取得联系，稳定河防。他还将百灵庙供奉的成吉思汗灵位，煞有介事地运往兰州，安放到榆中兴隆山。这对蒙古族百姓的心理影响可不能低估。从此，大草原上再乱，他们的向往与回眸始终落在黄河源头。

榆林不守，自然稳固。打从民国初年陕西老军阀井秀岳筑巢于此，榆林就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井秀岳的部属旅长高双成乃至高的部下左世允，沿袭下来十几年，都没能把榆林这条骇浪中的帆船锚定在一个港湾，邓宝珊却做到了。

邓奉命抵榆时，太原及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察绥两省政府及所属机构、地方部队等各色人员，纷纷逃往榆林地区，蒙旗王公更是慌作一团。邓自己都难以想象当初是怎样镇住了这一混乱的局面。抗战八年，邓宝珊在离乱中渐渐老了。坐镇边塞，数年一日，当初的热血男儿渐渐成为一块咬又咬不动，嚼又嚼不出滋味的腊肉。

蒋介石不敢小觑这块“腊肉”。内战前夕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那次刻骨铭心的会面，给他的刺激经久难忘。正是从那次会面之后，老蒋才确认这块骨头不软的家伙不是自己实施“戡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邓宝珊当面声称拥护华盛顿而不拥护拿破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蒋介石表面上未予置理，私下却不只一次地提醒胡宗南：“老弟，这个人（指邓）是靠不住的。他闭口不谈领袖，满脑子的‘主义’，什么华盛顿了、拿破仑了，我看，他心里只有一个邓宝珊！”胡宗南叹气：“这都是给共产党赤化的。”

胡宗南的话若有所指。整个抗战期间，邓宝珊与共产党大大小小的接触，胡不但历历在目，而且记录在案。那时候，邓只要去西安，往返途中必经延安逗留一下。在延安，毛泽东曾经两次与邓晤谈，据说两人谈得“甚为投机”。中共将领萧劲光、王震等还多次到榆林访问，彼此常有书信往来。至于贺龙、彭德怀及习仲勋这些人，就差和邓宝珊称兄道弟了！说是私交归私交、政治归政治，可二者怎能分得一清如水呢？他邓宝珊末了还不是关起门来潜读共产党的小册子——当然，这一点胡宗南也不便多说，胡自己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也并不陌生。

的确，就理想与信仰而言，邓与胡之间或许还有共同共通之处，彼此都还算得上革命行当中人。但“革命”与“革命”不一样，即便如邓、胡这样同处一个阵营，同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同读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但若往深里看一步，还是谁也摸不清谁的真面目，20世纪中国的复杂性，恐怕就是在这里。

要命的是，邓宝珊手中结结实实握着榆林。这座长城线上古老的重镇，是名副其实的边关要塞。地理位置上的不可替代，使胡宗南每每一想起来就感觉身体某个部位在隐隐作痛。进攻延安之前，榆林驻军所辖防区东起府谷、神木，西至横山，“三边”，处在中心地位的榆林本部一肩挑两头，绵亘六七百里。以榆林为支点，北与傅作义的绥远、西与马鸿逵的宁夏，遥相呼应，成掎角之势。如果没有这道防线，他胡宗南在陕北战场就算蹦上了天，也是孤掌难鸣。

然而，榆林靠得住吗？胡宗南千万遍地朝自己发问，心中始终没底。他自然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以君子之道，先礼而后兵，胡对邓展开凌厉的攻势。第一招便是竭力吹捧，无论何种场合，提起邓宝珊你就听不到胡宗南有半个“不”字。甚至在老蒋面前，胡对邓也是倍加推崇，说他对党国有功、在西北德高望重、深得百姓爱戴等，溢美之词有多少堆多少。只要邓去了西安，胡宗南总要请到东仓门官邸优礼备至。榆林守备旅长高双成病逝时，胡以吊唁的名义亲赴榆林，把自己与邓宝珊的亲密无间表演到令人作呕的程度。可是，邓宝珊还是邓宝珊，该说的说，该做的做，谁也别想把脑袋架到他的脖子上。

胡宗南剃头挑子一头热终于“热”得有些累了，他便密奏蒋介石，希望能给榆林换人。正好，邓宝珊在开完“六届二中全会”后，不知哪一块肌肉不舒服，一溜烟跑回陕西三原老家，声言不愿再去榆林供职。他是逃避现实，不想卷入内战的旋涡罢了！蒋介石顺水推舟，不真不假劝了几句，就急忙把心腹董钊推了上去，名义上任命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邓仍为总司令，而实际上是以董取而代之。

董与榆林老牌守军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是同乡，按照胡、蒋的思维逻辑，董钊控制榆林的局面当不是难事。哪知榆林这把交椅上长了刺，左世允虽为同乡，对于董钊这位只身来榆的中央直属大员也心存戒备，外迎而内拒。董钊爬上带刺的交椅没有坐到半年，自己难受不过，坚决提出告退。这一下胡宗南明白了，榆林还得邓宝珊。

邓宝珊也离不开榆林。从“少壮”混到“元老”，榆林这座城市似乎跟他有了某种生理上的联系，而他的名字似乎也和这座要塞一样，注定要成为“兵家必争”。返榆没过多少日子，就发生了曹又参“三边”起义这样的事，接着便有贺龙与聂荣臻攻击绥包的行动。邓宝珊不能不丢掉一些海市蜃楼般的想法，而作出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一选择迫使他半受挟制半是尽责地在榆林修起飞机场来，当然还有纯粹从军事角度考虑的问题——榆林内外防务，而对朱德总司令和与他感情深厚的续范亭劝他“当机立断举兵起义”的长信，犹豫不定。

即便如此，胡宗南也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能做的除了“强化督导”之外，只有“安钉子”了。这还是戴笠生前教给他的“一招鲜”。但胡宗南不是戴笠，手下赳赳武夫倒是应有尽有，而精巧溜滑且又忠心耿耿如戴雨农那么有能耐的角色，毕竟不好找。一连好些日子，胡宗南都为这件事伤透脑筋。情急之下，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整编第二十八旅旅长徐保。徐是察哈尔怀安（今属河北）人，黄埔四期毕业，战场上从不怕死，有股傻愣劲儿，但秉性顽劣，一身都是臭毛病，所以虽在胡的嫡系一师，到1936年才混上个团长。不用说，这是个胡大胡二的团长。他嗜赌成性，赌瘾比当年的胡宗南有过之而无不及。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一点成了他打动胡宗南进而飞黄腾达的机缘。

事情缘于某一夜狂赌。刚好月头月尾，全团官兵的军饷都在手边，徐保放胆闯进赌场，指望抱个金娃娃。谁知运气不佳，又欲罢不能，一夜下来，数万饷银输得一毛不剩。徐保的赌风爽快，输得脱裤子也决不赖账。天亮之后，他只好双手空空地把队伍集合起来训话：“弟兄们，这月的饷本团长……领来了！”官兵们欢呼雀跃，个个脸上放光。徐保眉眼一涎，口气垮下来，“不过……他奶奶的，咱团运气不好哇，团长一晚上都没开牌，钱，输光了！”这兜头一瓢冷水，把官兵泼个透心凉，眼都直了。精明机巧的徐保急忙话锋一转：“弟兄们不要着急，今晚日子不错，本团长一定去给大家翻回来。明天，我保证给全团发双饷！大家说，成不？”还有什么不成的？全团官兵愣了片刻，只好七长八短地喊好。

事情传到胡宗南的耳朵里，可把他气坏了！“浑球！”胡对毕恭毕敬挺立一旁的徐保大拍桌子，“我问你，古来将帅，哪一个是赌棍出身？你答复我！”如果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徐保也就不是徐保了。胡宗南失望得直哼哼，不知该骂什么好。这时，恰巧外面有人喊“报告”，胡趁机夺门而出。三个圈圈一兜，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

天黑时，胡宗南回来了，万没想到那个徐保居然一动不动地仍旧站在原地。这一下胡被感动得不轻，忠不忠看行动，到底也是黄埔中人，而且又在自己的整一师干出来的……想着，心头一软，嘴上斥道：“谅你再想十天也答不出我的提问！没用的东西，去，到经理处再领一个月的饷……下次可不许胡来！”徐保还管什么下次不下次，吧唧一个敬礼，转身笑嘻嘻地跑去领第二遍饷。

从此，胡宗南的小本本里有了徐保的名字，没过多久，徐便接到晋升旅长的委任状，乐颠颠地离开那个欠下一屁股赌债的团长位置。随着了解的深入，胡宗南后来还知道，徐保的岳父武勉之与邓宝珊原是当年国民二军的老同事，私谊笃深，且又与许多西北籍将领存有瓜葛。徐本人以前在整一师任团副驻防兰州时，常与邓有来往，见面叙以子侄礼。如此，起用一个忠贞不贰的徐保，可以牵动一大片背景，这当然是胡宗南非常乐意干的。但如能将徐保通过一定理由放到邓宝珊身边，意义则会更加不同一般。

主意既定，胡宗南立派自己的副官长高桂滋飞往榆林，与邓共同策划榆林的防务。紧接着，作为胡军大举进攻延安的题中之意，徐保的整编第二十八旅6000余人空运至榆从天而降。事情前后极为自然，胡宗南的居心昭然若揭。不错，6000人的兵力的确加强了榆林防务。但对邓宝珊及其原班人马构成了压力。胡宗南要的就是这个“压力”。他相信此举的特殊意义迟早会有一天能显现出来。果然，到1947年8月，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榆林羞羞答答进入情况，延安忙忙碌碌准备迎驾

邓宝珊获悉彭德怀进逼榆林的情报，感到很突然。晚上，他悄悄把左世允招来商议对策。左面色沉重，说：“彭手中有共党陕北主力七个旅，就是不打，把榆林围困一两个月，也够咱们受的！”

邓宝珊淡淡地哼了一声：“事情真有你讲得那么严重吗？”他起身踱到挂图跟前，缓缓拉开布帘，“据我所知，共产党刚在‘三边’开了会，谋划新的战略。他们的提法是从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何谓‘反攻’？无非是把仗挪到国军驻防区域去打嘛。你知道吗？晋南的陈赓已在组织‘太岳兵团’准备南下。目前彭德怀首要的是拖住胡先生，给陈赓兵团让路，而不是对我……”

左世允将信将疑地听邓宝珊把话说完，不敢肯定，更不敢否定。早在胡宗南攻取延安时，邓就曾预言共产党首脑决不会轻易离开陕北，胡过于张狂必定要吃亏，果然不久就有了青化砭的败绩，接着又是羊马河、蟠龙之失。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凭邓宝珊对共产党军队情况的了如指掌，其判断也似乎自有他的道理。左世允转而说些部队防务方面的琐事，两人谈话就此冷了场。

这时，徐保进来了。他总是这样，不请自到，而且静悄悄的，叫人猝不及防。这让邓宝珊很不舒服，但碍着面子，又不便多说。徐保极善于察言观色，对此当然心中有数，只佯装不明白，见面始终按部就班地伯父长伯父短，以不变应万变。邓宝珊被徐保几声伯父一叫，心中难受的那股劲也就消了，免不了也得以礼相待，问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几天前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邓宝珊分析下一步彭德怀行动时，就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认为大家所谈“东渡黄河”和“进攻榆林”这两种可能性，都缺乏存在的依据。特别是进攻榆林，他断定在胡宗南主力尚未消灭之前，彭是不会轻动榆林的。

此言一出，徐保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邓宝珊当时没有说什么，事后一直想找徐谈一谈，此时正是机会，邓便说：“世侄对彭德怀是不是言过其实呀？”徐保收起讪笑，正色道：“伯父想过没有，彭的七个旅在‘三边’休养已快一个月，如果他要南下跟胡先生干，队伍拖不起，兵力也显单薄，啃不动。而北上榆林只有一两天路程。再说榆林被围，胡先生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我要是彭德怀，就打榆林，一块石头打两个鸟嘛！”

徐保虽鬼，终究是个粗人，说出话来，句句让邓宝珊皱眉头。倒是一旁左世允用心听出了滋味，等徐保说完后，小声附和道：“我也觉得彭德怀是来者不善……”邓宝珊有些动摇了，但口锋还是没变，冷冷笑道：“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那么大动干戈？他们要进榆林，也不一定使用武力嘛。我看，他们八成是想东渡黄河！”这话无异于把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赤裸裸地抖搂出来了。徐保摇摇头，明知其中的奥妙却不点破，只说：“古人说得对，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伯父别太大意了，还是小心点好！”邓宝珊张口一笑，“放心吧世侄……”嘴上打着哈哈，心里也敲起小鼓：难道中共果真要占榆林？

邓宝珊疑虑有他的理由。自从胡宗南增兵榆林起，就再三电促邓备战。徐保更是积极响应，其二十八旅自作主张地在城南凌霄塔防御阵地上大做文章，又是浇铸钢筋混凝土，又是搞新武器演习，这让邓的心中很觉得别扭。他是行伍中人，一向把个人交情看得很重，因而始终不相信由彭德怀指挥的陕北解放军会不宣而战、进攻榆林。“果真要占榆林，总该先派个人打声招呼嘛！”这话他私下不只一次地向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提起。

左世允是清醒的。胡景铎举义时，邓宝珊总部办公地点还放在城南金刚寺旁边的桃林山庄，左坚邀邓到他军部去住，说：“总司令，恕左某直言，战场不比江湖，共产党一向为‘主义’而战，您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邓宝珊摆摆手，一脸满不在乎：“人各有志，我心里有数！”他依然回到桃林山庄，并且还给自己固定了一部电台，由一个老电务员陪着，每晚收听新华社新闻，对陕北局势作壁上观。这几个月来，战局急转直下，邓宝珊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抱乐观态度。这更加坚定了他将榆林置身陕北战火之外的决心。

但是，邓宝珊一厢情愿的个人心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荷枪实弹的榆林，对陕北解放军及中共首脑机关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威胁。邓宝珊既然无力给这座城市卸去铠甲，就只能接受刀剑。两天后的8月4日，他不能不作出理性的选择，另一个真实的“总司令”浮出水面：邓宝珊在桃林山庄大摆宴席，把重新组建起来的第十一旅旅长于建旟和一团团长王永清、二团团长周效武及该旅营以上官佐召集起来聚会。邓举着酒杯向他们宣布，要将他们分别从榆林西北的红墩至乌审旗和城南二十里的三岔湾调入城内，就放在金刚寺旁边，距总部几百米远，以备不测。

可是为时已晚。就在邓宝珊羞羞答答决定应战的第三天，榆林外围三岔湾、刘官寨、高家堡几个据点，同时被解放军包围并如数歼灭驻守的国民党军几个营。因为战斗中电话线统统被切断，消息并没有马上传到邓宝珊那里，直到第二天才来了个如雷贯耳。

邓宝珊傻了！守卫这几个据点的官兵都是他从家乡一个一个带出来的呀！当年曾任司令部中校秘书的甄载明先生回忆说，三岔湾之役对邓宝珊刺激很大，“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共产党打仗。不得已打起来了，首先牺牲的却是自己带出来参加抗日战争的家乡子弟”。

在左世允等人多次电话催逼下，邓宝珊才悻悻然离开桃林山庄回城。“邓离开桃林山庄那天，脸色阴沉，行前还亲自到各办公地点巡视了一遍，此时金刚寺上边沙梁后已有枪弹穿屋而过。我们遂蜂拥随邓步行进城，当我们走到榆林南门时，回头看见桃林山庄以东的南峁庄一带，解放军的红旗已飘扬在沙梁上。”

于是，榆林在匆忙之中开始成为一座有准备的城市。当天下午，邓宝珊在城内一所基督教堂布道堂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部署榆林城防，确定以东、西、南、北四城为城防要点，其中南门外关隘凌霄塔及飞机场、三义庙等阵地最为重要，邓把扼守这些阵地的重任交给徐保，命其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团长敖明权任阵地指挥官。第八十二团固守南线城垣。城防部署完毕，邓宝珊专门带着徐保到全城各主要阵地巡视了一遍，并同时向西安、北平发报，通报被围困的情况及守城举措。

胡宗南接到邓宝珊的电报，很平静。略感欣慰的是，邓终于没有退路而公然宣战，至于把徐保的队伍压在惊险之处那是人之常情，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邓宝珊对自己派去的徐保是信任和重用的。无论如何，徐保得到邓的信任和重用比被无端猜忌要好。胡觉得自己可以不必在这些枝节问题上多费苦心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邓宝珊电报之前，南京国防部另一份电报已经早到了。蒋介石欲对西北战场作一次历史性的调整，定于近日亲自莅临延安视察！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胡宗南折腾已有半年。那还是攻占延安不久，他就着手选址备料，布置“委员长官邸”，特地为老蒋改造延安南关西坡的原边区外交宾馆。胡宗南对此煞费苦心，下了大本钱，凡建筑砖瓦和内部设施所需材料，统统从西安空运过来，重新更换。室内咖啡色漆条木地板、洋瓷澡盆、抽水马桶、沙发、钢丝床、中西餐具及柜橱之类一—精细到位。整个工程大体完结后，胡宗南吩咐重门紧锁，专人专管，闲人一律不许近前。眼下，日子近了，得赶紧从西安、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空运中西厨师和山珍海味。胡才不在乎榆林外围究竟聚集了多少共产党军队。他明白，蒋介石临幸延安，就是天塌下来，还犯得着他胡宗南用头去顶吗？

胡宗南表面上的满不在乎，使中共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多少有些失望。当时，毛泽东还不知道蒋介石就要大驾光临延安，只道胡宗南反常沉着一定另有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尚须琢磨。邓宝珊收缩兵力、以空前积极的态势投入防御，和胡宗南的泰然处之、迟迟没有做出必要反应，在彭德怀预设情节中，似乎都不太合乎情理。不过这并不令他惊讶。到目前为止，解放军不过兵临城下而已，除击溃几个外围据点，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假如哪天榆林城被撕开口子，看你胡宗南还能沉得住气不！胡从来都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而彭德怀此番攻榆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弄口棺材给胡宗南瞧瞧，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并相机夺取榆林战略要点，以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后方。为此，中央军委作出全力以赴的姿态。小河会议一散，贺老总就把在晋西北打磨已久的许光达第三纵队送过了黄河。

徐保丢凌霄塔忍气吞声，九连设连环套拼却性命

许光达过黄河是有备而来。这几个月对于刚组建不久的第三纵队来说，仗虽然没有少打，但要和直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样大的主题下纵横驰骋相比较，总归逊色得多。眼瞅着河西陕北那一幕幕惊险奇壮，指战员们不免有些寂寞。所以，接到西渡黄河参加西野会攻榆林的命令，部队只用两个钟头就完成了出发准备。

任务是够刺激人的：独五旅率先渡河、直扑乌龙堡，然后从沙家店经杏树塔、银匠峁，收拾榆林外围流泉河、青云山之敌；独二旅由纵队指挥部直接掌握，负责解决榆林东北高家堡、乔岔滩之敌。这几个据点南北一线排列在榆林东侧，三纵是独当一面与一、二纵成夹击之势，显然，在对榆林构成合围中举足轻重。此外，许光达在所有命令后面，还都留有一个无限的尾巴。以他的战术敏感不难揣测，眼前部队完成对榆林的包围做得再逼真也只不过是种姿态。而隐藏在这姿态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拨转马头，去接应和掩护正在转移中的中央机关！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能减轻当前任务在许光达心中的压力。他是个作风极为精细严格而又生性要强的指挥员，决不允许战斗组织上有万分之一的疏漏。部队行动这一路过来，他反复思量的就是两件事：其一，奉调陕北第一仗，一定要打出晋绥部队的威风；其二，准备担负最艰巨的任务，付出最大的牺牲。头一步，就是要按时赶到集结地域。这的确是给三纵的下马威。几百里路程，不足两天时间，就算不考虑敌情，中间还要渡一条黄河呢！但是许光达做到了。可以想象，8月6日临近黄昏时，彭德怀接到三纵各部队均提前进入指定地域的报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彭一贯痛恨那种时间到了人不到位的局面，每每破口大骂，决不留情。可眼下，参加围城的各部队提起哪路是哪路，一切都得心应手，实在让彭德怀感到惬意：仗，就该这么打。

计划天黑之后外围战全面展开。想不到晚8点开始，天空突然阴云密布，不一会儿，哗哗地下起雨来。彭德怀踱出指挥部，在雨中站了一站。举目望去，古老的城紧锁烟雨之中，敌人就躲在那些明碉暗堡或是城头角楼里，而我们的战士则要落汤鸡似的竖云梯、爬沟坎。再说，三纵……就在一转身的几秒钟内，彭德怀作出决定：攻击时间推迟一天。这一天，对于那些昼夜急行军赶到集结地又仓促上阵的指战员，是个多么美妙的大喘气！而对于刚刚撤进榆林城内的邓宝珊，却简直是个蹂躏。以邓对于共产党军队作战风格的了解，部队从来都是到了就干、速战速决，而且借风借雨，专拣苦天气打仗。那么，这样一个雨夜，彭德怀怎么会放过？然而，这一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邓宝珊双眼一眨不眨地熬到天亮，在世事飘摇中空守了一个静寂的雨夜。

8月7日，又是难挨的一整天。终于挨到黄昏，彭德怀一声令下，攻击首先从城南凌霄塔高地开始。紧接着，东城、西城、北城及东北方向的高家堡等各围攻部队，全面拉开战幕。让邓宝珊感受最强烈的，当然是近在咫尺的城南。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凌霄塔阵地守军第八十二团三营全部被歼，阵地被解放军占领。塔内的团指挥所和塔西三义庙的该团一营阵地，只剩下少量守军仍在拼着老命固守待援。这可急坏了徐保。他像热锅上蚂蚁，咬牙切齿跑到最前沿去督战，还是那个使用过一万遍的老招法，可着嗓门朝士兵们喊：“给我守住，守一分钟五块大洋！不许后退，援兵马上就到！”

不知过了多少个“马上”，援兵没有影子，邓宝珊却来了。他也是得知凌霄塔阵地丢失，才亲自上来督阵的。邓对徐保的部队这么不经打，很是失望，指着徐的鼻子说：“小子，凌霄塔阵地，关系榆林全城安危，你花了我那么多钱，又给我搞丢了！你提着脑袋也得给我夺过来，若不然，别怪我邓某人六亲不认！”

事已至此，徐保也无话可说。本来，他是受胡宗南之命来榆林监视邓宝珊的，没想到邓委了他这么个“重任”。过去一段时间，他多少碍着邓宝珊同老岳父那点私交关系，许多事情能省则省，在胡宗南面前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基本上没有打过小报告。现在，自己就是想报告，恐怕也没有机会了！不管怎么说，大面上他还是榆林守军的一员将领，军法无情，如果南城再出个三长两短，邓宝珊是有权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徐保越想越觉得小辫子揪在邓宝珊手里，生姜到底是老的辣，不服不行，他感到自己目前已无退路，便拿出一副决绝的架势，当即派八十三团副团长王宗义带一个营出城，反攻凌霄塔阵地。他站在队伍前，把王宗义叫到身边，端起大架子，说：王副团长，事到如今，是要凌霄塔高地还是要脖子上吃饭的家伙，你看着办！”他知道王宗义是个极粗的角色，上了战场唯一的好处是不怕死，故意丢出这句话，让大伙儿掂量去。

王宗义领命出城，大有一去不还的念头。他与徐保是同乡，过去常得关照，节骨眼上不知恩图报还待何时！出发前，王宗义站到队前把袖子捋起来，膝盖上拔出短刀，一闭眼扎进小臂，顿时鲜血如注。他就让鲜血染红五根手指，印在一张白纸上交给徐保：“咱也不认得字，要是死了，你把这个给我娘捎去，也好对她老人家有个交代！”王宗义说话时眼睛并不看徐保，说完，单膝着地，别过脸面把拳头抱得咕咕响。这给徐保的震动不小，点着头接过这张印有五指的“信”，只说了一句：“你娘就是我娘，你去吧！”说完调头就走。

徐保下令旅炮兵和南城两侧守军，同时集中火力射击，打得凌霄塔高地乌云翻滚，火光冲天。与此同时，邓宝珊也命令守备二十二军炮兵向东南、西南两角的解放军阵地拦阻射击，使得我军二梯队增援部队无法向南城接近。王宗义的反冲击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拉开架势，前前后后折腾了三个多钟头，而其中炮火轰击就有50分钟！到8日上午10点多钟，我军固守凌霄塔高地的全体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王宗义带的一个营也只剩下三十来个人。既得阵地重新落入敌手。

凌霄塔阵地的得失在徐保心目中已被更加看重。他再也不敢麻痹大意，特命八十三团团长敖明权带一个营的兵力，接替临近阵地三义庙的守护任务。这样，后备底气足了，凌霄塔阵地亦显不出孤单。一时，凌霄塔阵地平静下来。但北关枪炮骤响，变成了一片火海。那里紧靠城边有五十多户居民，地形比南城要复杂得多，我军初战告捷，占住几个要点。邓宝珊不放心，同样下死命令要夺回去。双方打了一天一夜没有结果，死伤不计其数。9日半夜三更，国民党守军作鸟兽散，个个夺路往城里逃，民房点着一把火烧个精光。老百姓哭号震天，整整闹了大半夜。

要说难打，莫过于西城。榆林的东、南、北都是山地，唯独西城毗邻沙漠，一片开阔，战士们上去，无遮无拦，无法隐身，连工事都没法构筑。只能勉勉强强筑起一点高埂，但没用，挡得了人脸却挡不住子弹。这给占领阵地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三营可作了难。战士们只好快速扒出一个沙窝，将身体埋在里面，露出一双眼睛向城墙上射击。8月的天气，沙窝里面能烤熟鸡蛋，人的身体埋进去是个什么滋味？许多战士因为汗水流得太多，又没有水喝，就静静地躺在沙窝里再也醒不来。而被居高临下的敌火所击中的人，更是接二连三。然而，部队从拂晓拼到黄昏，整整坚持了一天，却毫无效果。

七一五团团长罗坤山和刘佩荣政委在沙梁后面指挥所看到这番情景，心里急得呀！部队连城墙的边都沾不上，还谈什么攻城！云梯、手榴弹、炸药包这些“老三件”一件也用不上。眼看太阳又出山了，一会儿工夫就到了晌午。沙堆里埋过一天的指战员们，想到头顶的骄阳就浑身打怵。这时，罗坤山突然听到三营长在电话里嗓门沙哑地报告说：“团长，有啦，你等着瞧吧！”有什么了？罗坤山将信将疑。这个三营长，三分钟一个主意，五分钟一个点子，什么挖对壕、定向抛沙等，诸葛亮会上把办法都想尽了，这一回不知又是什么西洋景。

时近中午，国民党小西门守城部队第二十二军辎重营杨谦之连的一名哨兵，忽然发现距城头一里多远的西沙梁背后，有人在摆动白旗。战场上的白旗是极为敏感的信号，哨兵撒腿就跑，立即报告连长杨谦之：“共产党军队要投降！”这未免有点儿蹊跷，也有点突然。杨谦之心里犯着嘀咕，但表面上还是喜形于色，一口气爬上城头。可不，清清楚楚一面白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没什么好说的了，满心冲动的杨谦之想都没想，就命令全连停止射击，同时派出一名排长带着二十多个士兵出城侦察。

城头上所有眼睛都盯住这二十多个士兵。他们在排长带领下，一步一步向沙梁走去。沙窝里行走，脚下一陷一陷的，一公里多路差不多走了半个钟头。就在这个排抵近沙梁正要往上爬时，猛然间从沙梁后面喷出火舌，二十多个敌兵连滚带爬，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不知所措。片刻懵懂之后。他们醒过来了，一个个抱头往回跑。城上敌兵见此情形，扳机勾在手上就是不敢扣。距离太远，没有准头，怕打着自己人，只好干着急。

一个奇妙的景观出现了：在那些回撤的敌兵背后，七一五团三营九连上百名指战员紧追不舍。他们很快追上逃敌，却并不向敌人射击，显然，他们需要这二十多人的掩护，接近城墙。城上的杨谦之悔得拼命跺脚，双手直搓，打又打不得、拦又拦不住，只好扯开嗓门拼命朝那个带队的敌排长喊：“刘奇山，刘奇山，拦住共产党军队！打他们！打呀……”但此刻的刘奇山哪还顾得上打呢！他心里只有逃命的念头，只恨爹妈少生了一双腿！就这样，双方混合一处，渐渐迫近了城门。杨谦之不得不下手了，城上的步枪、机枪一起狂叫起来，这支混合队伍在离城几十米的地方，纷纷倒地……

敌人万没想到，这是我七一五团三营精心设计的一个“连环套”战术。在敌人的步、机枪响起第一声时，混在敌人中的九连指战员早就有准备地“纷纷倒下”了，而真正中弹的多是敌人那二十多个兵。后来知道，在这场有准备的挨打中，九连仅牺牲十九人，是预想数字的一个零头。出发前，九连每个指战员都表示了决心，随时准备以生命掩护幸存的战友，完成既定任务。此时，这个誓言便在十九位烈士身上实现了！

黄昏不期而至，三营的攻势越来越猛，子弹打在城上，压得国民党军抬不起头来，杨谦之三番五次企图派人出城“收尸”，都没有成功，因为派出这个排，他没有事先报告，心里很虚，不知马虎眼怎么打过去。还算杨谦之命大福大，后来当西城指挥官张之因询问原委时，小西门负责人张博学扯了个弥天谎，称西沙梁边有一座小庙，解放军白天据为哨所，不断向城上射击，所以派兵去破坏。从而替杨谦之打了个圆场。此事一级一级报到邓宝珊那里，也没予以追究，内中情由，多半是因为小西门接踵而至的有惊无险。

那是当天深夜1点多钟，与七一五团三营相邻的部队土工作业取得了成效，这正好给逼近城门的九连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趁着夜暗在城门一侧安放好足够的炸药包，而城上的敌兵还浑然不觉。不紧不慢乒乒乓乓打了大半夜的敌兵们，都有点困了，刚要打个盹，忽听脚底下轰的一声巨响，烟尘冲天而起，小西门被炸开一条缝！九连杀声震天，鱼贯入城，各种武器一齐抡开了，有的战士跟敌人展开肉搏。敌小西门守卫负责人张博学和杨谦之等人听到爆炸声还以为内部失事。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城门会被炸开。不但他们想不到，我方指挥员对此也估计不足。当敌二十二军补充营营长张彦明仅以一个排的火力集中封锁城门时，冲进城内的解放军官兵却迟迟不见后续部队，只好无奈地交替掩护向城外撤退。这期间，邓宝珊的特务营一个加强连和另外一个工兵连先后赶到。邓还下令八十六师炮兵向小西门外集火射击，阻止我军后续部队靠近缺口。稍纵即逝的战机失去了，九连撤出城外冲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回到阵地，只剩下了四个人。

钟松大吹大擂踏上黄泉路，刘戡小心翼翼踱近绥德城

榆林小西门的惊险情状，蒋介石是次日凌晨知道的。他于8月7日乘美龄号专机抵达延安后，神经一直很紧张。那个精心装修起来的边区外交宾馆，并未给匆匆一宵的他留下多少印象。

日程简单而又简单，好像仍在南京国防部一样：当天下午，召开整编军军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第二天上午到延安指挥所看了一眼作战计划，随后在延安市区泛泛地转一圈。围绕他转的无非是胡宗南、裴昌会、薛敏泉、董钊、刘戡以及随行的国防部司长罗泽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等人。

平淡如水的起居饮食是蒋介石一贯作风，到延安就更得如此。领袖的大度与正确性，到此为止无可挑剔。

但是，蒋介石永远是荒谬的。他总是在小的行迹方面谨严得天衣无缝，而在大的道行方面放纵到纰漏百出。延安之行实质性的内容，是给胡宗南面授机宜。这关键性一出是当晚胡送蒋到边区外交宾馆之后，在蒋的卧榻旁边完成的。其时，蒋取下假牙，说话有点“瘪”，但胡还是句句听得真切。蒋要胡在今后的陕北作战中，“不要稳扎稳打，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以补过去的缺陷”；特别是眼前榆林战事，要趁共产党军队胶着于榆林外围的时机，一举攻占陕北各县，并迅速北进寻求共产党军队主力决战，最低限度也要压迫共产党军队主力东渡黄河。显然，蒋介石把邓宝珊当作鱼钩上的一条蚯蚓。他要用榆林来钓大鱼，一战而定陕北。所以，蒋介石千叮万嘱一句话：“这是关键性一仗，马虎不得！”

胡宗南的功夫之一，就是会爬竿子。他知道蒋介石是因为对自己在陕北战场上表现不太满意，才有这番叮咛和嘱咐，因而竭力做出悔过的样子。谈及北解榆林之围的计策，他连忙表示：“共产党军队围攻榆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靠近黄河！校长放心，这次我不会上当，我要在米脂以北地区打他一个埋伏！”

这个意见正好说到蒋介石的心坎上，让蒋介石看到了胡的长进，颇感快慰。但是，蒋还是点拨这位“高足”，“榆林之围，也不可不解”。他神秘地眨眨眼睛，并加重语气而深含意味地嗯了一声。见胡愣怔片刻作顿悟状，才又语重心长地接着往下说：“兵力嘛，这个……可以分成两路，一明、一暗。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声势搞得响一点，此为明；另派钟松第三十六师，出击横山，沿长城以北向东急进，侧击围榆之共产党军队。此为暗。三十六师是国军的精锐，很能打的嘛，这次，就给他们一个机会。你同钟松讲，动作要快，要突然出现在彭德怀的脑后，可以让宁夏马部配合一下嘛！这样一来，榆林之患不解自消。”说到这里，蒋叹口气，自言自语：“这个邓宝珊……叫他吃点儿苦头，有好处！”

胡宗南忙又点头。蒋转过眼珠重新说：“最要紧的是，榆林解围之后，三十六师须出榆南下，接共产党军队之踵尾击，同北上之主力会攻榆、米之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与敌决战！”

这无疑是一着妙棋。如果没有众多的耳目周详的情报，对蒋介石的所谓“暗”——钟松整三十六师行迹有清醒的预见，彭德怀势必难以应付，更谈不到下一步的灵机一动，作出暂停攻榆、并在沙家店地区集结七个旅陷钟松于死地的对策。即便如此，彭德怀也还是历尽大惊大险才赢得转机。

老蒋的钦命经胡宗南转述，成为钟松建立不世功业的巨额野心。他拿出百分之百的骄狂，拼命鞭打部队，8月11日就到了横山以北地区，接下来只用三昼夜即逼近榆林城下。而彭德怀此时的攻榆行动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出现明显疲软。特别是七一五团炸开小西门竟未得手，继而围城各部队又争取到几次爆破机会，均因药量不足没有成功，痛失大好战机，对部队情绪影响很大。彭原以为敌人主力沿咸榆公路经响水堡、归德堡北上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此，在归德堡地区打援亦不失为一绝。谁知部队调集到归德堡又落了空。这种情况下，钟松的出现使形势立刻变得相当严峻。

摆在彭德怀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攻城不舍，明知不为而为之。那么，钟松一到，内外夹击，部队牺牲不可估量。另外一条路便是撤围。这意味着整个攻榆行动未果而终。尽管当初计划就没有指望攻城能有多大收效，而重在调动胡宗南北上；尽管胡军倾巢而动锋头北指，陈赓的太岳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便没有什么威胁，但一镐刨下去连个白点也没见，多少让人有些遗憾。闪念之间，彭德怀还是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撤！下达命令之后，他兴奋地补充了一句话：“撤是为了争取主动，有主动就能克敌制胜！”

这是8月12日凌晨1点，彭德怀目睹围城部队一批一批离开榆林城下辛辛苦苦构筑起来的攻击阵地，心中忽然涌起一团巨大的期待。这期待究竟是什么，他还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苍正在赐给他一件战争神器，似乎一切都在按照某种定势不可遏制地徐徐而降：西野部队撤围南下，客观上示弱于前，产生了骄敌之兵的效果，胡军包括钟松三十六师在内的10个旅共6.3万兵力全面蠢动起来的壮观图景使这一“效果”得到强化，而刘戡所率主力的缓缓推进与钟松“援榆快速兵团”的昼夜兼程形成鲜明反差，以及榆林转危为安、大难不死之后获救的喜悦心情等，所有这些在胡宗南、邓宝珊、刘戡、钟松的心头产生了一系列微妙的交响。一时间，榆林、延安及西安、南京的上空，文电交驰，信号拥挤，豪笑与庆幸之声不绝于耳，谁也不去想这狂喜的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别的什么。

12日晌午时分，钟松让部队驻足在榆林城头可以看得见的距离上，而自己和几个将校军官，则披着斗篷、骑着大马摇摇摆摆地进城去见邓宝珊。他要告诉邓宝珊在沙漠中急行军披星戴月的种种感受，并尽量保持未及洗尘的本色，让猎猎威风自然而然唤起这位老将的羞愧。且共产党军队不战而退又恰似无言的颂诗。钟松想象着马蹄踏入城门时扑面而来的花香和泪雨，不觉浑身战栗起来，在马背上有些摇摇欲坠。他按下马头，让随行的军官们再次整理军风纪。

果如钟松所料，邓宝珊安排的欢迎仪式令人满意。不管怎么说，榆林之围是因为钟部来临才解脱的，邓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见面就一口一个“钟将军”，当晚在私人官邸大摆“家宴”，隆重款待钟松一行。“真险啊……”邓宝珊恍若隔世地感慨着几天来的惊心动魄，特别是凌霄塔高地失而复得和西城小西门的有惊无险，重提起来居然有些眼泪汪汪，“我全军将士用命不二，硬是用鲜血和性命保住了这座榆林城！”这番颂扬当然也包括了钟部的整二十八旅。徐保站在旁边挺胸收腹。钟松禁不住频频送去嘉许的目光。

钟松听着邓宝珊的絮叨，时而点头，时而微笑，时而不屑一顾地仰起脸望着那些五颜六色的家眷们。三杯酒下肚，控制不住了，点头、微笑和仰脸斜视都开始失去分寸，嗓门也响亮起来：“邓将军何必如此伤怀，共产党军队不是退走了吗？钟某不才，对付共产党军队倒也有点儿心得，只要他敢跟我交手，管叫他……”钟松的牛皮泡泡越吹越大。正在大吹大擂之际，忽见徐保领着他的机要参谋神色板正地闯进来，趋前递上一份急电。钟松皱起眉头看电报，宴会厅也随之一片肃静。

电报是胡宗南打来的，命钟松火速带领所部南下绥德，与正在那里因扑了空而大生闷气的刘戡会师，然后合兵一处寻找共产党军队主力决战。这份不识时务的电报破坏了钟松的好兴致，牛吹不下去了，脸上不免蒙起一层沮丧的阴云。他朝身边的邓宝珊咧咧嘴，苦笑着说：“你看，军务在身，一顿饭也吃不成。对不起，兄弟不便久留！”说着起身拱手，满场扬过一遍，拔腿就走。邓宝珊目睹这个年轻气盛的家伙，在微明的星月下跨马远去，不禁打个寒战。隐约感到，钟松这一走，或许是个不祥之兆。他默默收拾零乱的心情，静观其变。

邓宝珊的预感千真万确。在钟松三十六师抵近榆林时，中共中央的思路已有一个奇妙的跳跃。西野攻榆的同时，毛泽东率中央纵队告别小河村，沿大理河斜斜地向东北方向转移。8月13日深夜，他们通过无定河大桥，跨越了绥德，进到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狭长的“走廊”。刚好，这时贺龙和习仲勋奉命率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后方机关向黄河东岸转移，军委便让他们故意把声势搞大，借机诱惑敌人，使之误以为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已撤离陕北。

主意打的正是钟松三十六师。自从该敌放单插到榆林，彭德怀就瞄准了它。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迫使钟松沿一定的路线机动。想不到这一步轻而易举做到了，胡宗南的电报已使钟松急会刘戡成为石板上钉钉的行动纲领。那么，从榆林至米、绥的途中，就含着解决钟松的唯一机会。为了完成必要的铺垫，彭德怀命令第二纵队在撤离榆林后，大张旗鼓地向长乐堡方向移动，而一、三纵队及其他部队全都静悄悄地在榆林不远处隐蔽下来。

这无疑是一着险棋，胡宗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榆林东北地区，我军真实处境极为险恶：西北两面是沙漠，东侧是黄河，一条不大不小的无定河插在其间，使得立足区域更为狭窄，根本没有回旋余地。但是，胡宗南的愚蠢却使险情打了折扣。他一言九鼎，咬定我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完全放松了西、北两面的警戒，而把目光紧紧盯在黄河沿岸。他完全被自己固执的判断所鼓舞，尾巴情不自禁地翘起来，竟下令钟松“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自然，这种狂躁也传染给正在自恃“援榆有功”的钟松。钟的脑子热得不行，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开口闭口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倒是刘戡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带着整二十九军和一军的九十师共五个多旅的兵力，走一步看三看，不急不忙地由绥德向葭县北进，显得十分谨慎。

中共中央进入高度紧张的运作。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参加。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山坳”这样一个形象生动的词语。他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像我们湖南人常说的‘过山坳’，快爬到山坳坳上了，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爬上去，往后的路就好走了！”这话到了彭德怀嘴里，就变成一条活生生的策略。他告诉大家，钟松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和一六五旅的四九三团，现正在由镇川堡向沙家店的乌龙铺前进。“同志们注意啰，”他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着力一画，“我决定在这个地区给他一下子……”一个红色圈圈凝固了一段辉煌的历史，那便是解放战争史册上赫赫有名的沙家店战役。

十、险胜沙家店

刘子奇装傻解哑谜，周恩来扶鞍叫号子

好像老天爷有意要把黄尘弥漫的陕北土塬清洗一遍，平白无故下了一场透雨。转眼间，大川小沟齐声咆哮，浊浪滔天，以至于在镇川堡东侧小山梁上，几百米外无定河的吼叫也清晰可闻。

这给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平添了几分豪情。他奋力挣脱卫兵的搀扶，固执地站在雨中，全然不顾帽檐上成串的水珠往下直滚。

自从彭德怀下令主动撤出榆林，钟松得以“不战而解榆林之围”，从而在榆林城里被邓宝珊的迷魂汤灌得飘飘欲仙之后，这位胡宗南的小兄弟就不断夸下海口，要由他亲手来完成胡先生的“大业”，“结束陕北问题”。假使风调雨顺，从镇川堡开始，他钟松就该有所收获。如此一路推演下去，别说小小的西安绥署，就是蒋总裁的南京国防部大厅，怕是也有我钟某人亮一嗓子的那一天！

是的，告别榆林以来，钟松的好心情一发不可收拾。他没法不兴奋。在整三十六师到达镇川堡的同时，董钊和刘戡两队人马已在绥德会师。

按照胡宗南的通报所示，解放军主力已被压缩到米脂县以北、长城以南、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地区，并且董所带领的整一军军部和罗列的整一师，早把绥德和米脂守得结结实实，而刘所率五个整编旅直奔黄河边的葭县。

现在，黄河沿岸大小渡口，已尽在掌握之中。这种时候，三十六师挥兵南下，一举歼灭共产党军队主力，既如囊中取物，又可领受独当一面的赫赫功名，真是天助大功！宗南兄，你就坐镇延安静候佳音吧！

事实上，钟师目前的情况很不美妙。早在榆林尚未起程时，胡宗南就电告说在第二天早晨派飞机到榆林机场，空投熟食给养，害得钟松将各旅辎重营和团的运输部队统统留在榆林，迎接那梦中的“馅饼”，以便追送前方部队。结果，直等到14日上午9点多钟，西安派来的四架运输机才将一批发酵得有些臭味的大饼扔了下来，而且钟师一万多人的队伍，每人还分不到一块。

杯水车薪，钟师也只好如此上路。第一天走到中午，先头一二三旅在归德堡附近，就遇到解放军，双方拼了一个下午，快天黑了，解放军又莫名其妙地无影无踪。对方有多少兵力、去向何方，钟师一无所知。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民情不达，部队又饥肠辘辘，兵家大忌给钟松占尽了！然而两天后，一连有两件事让盲牛瞎马的钟松重新大开其怀。一件是，一二三旅在快到镇川堡时，与当地武工队打了一仗，得了便宜，并且进堡子撞上一个没有运完的地方粮库。凭自己的本事弄到一批粮食，钟松能不心花怒放吗？第二件事，他和刘戡终于联系上了。这也就是说，胜利的确犹如伸手可摘的月亮了！

钟松的情绪使他面前一大群水鸭子似的军人受到感染。他们个个故作姿态地挺起胸脯，伸长脖子，脚跟僵硬地靠在一个点上，脸部表情庄重而严肃，仿佛在和眼前的风雨赌着一口气。他们中间格外醒目的当然是这三位：整二十八旅旅长徐保、整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和整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在师参谋长张先觉通报榆林一役“共产党军队仓皇逃窜”等军情的近半个钟头里，三位中将或少将旅长自始至终石头似的，一动不动。这份满意感让钟松颇为受用。相反，他倒嫌张先觉的陈述过于啰唆，军语也不够标准，尤其是在描述董钊和刘戡诸部北上战役动作时，措辞不当，有夸大不实的感觉。

张先觉不管这些，只顾滔滔不绝往下讲：“军座所率各部攻占葭县之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东向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向控制了咸榆公路，并以一部前出，沿乌龙河向我部靠拢，接应……”这“接应”二字显然带有色彩，对钟松构成刺激。钟松实在忍不下去，粗莽地打断话头：“参谋长，那些个老掉牙的情报，从略，从略！”听说“从略”，张先觉如释重负，索性草草收场，紧闭嘴巴，不说了。

钟松恢复主演地位，立刻短促有力地清清嗓子，双手一抬：“诸位，”他将目光重点投向三位旅长的脸部，“此时此刻，不正是压迫共产党军队于米脂、葭县之狭小地区而一举围歼之良机吗？”扔下这么一句话，钟松戛然而止，迈着大步走到刘子奇面前，火灼灼地盯住对方，眼里透着难以掩藏的激动。持续好一会儿，钟才语重心长地低声说道：“千载难逢啊，子奇！”

刘子奇不能不受到鼓舞，会意地点点头。但他不敢同钟松对视。他只觉得面前这位热血沸腾的顶头上司，浑身危险得像是一枚重磅炸弹。那随时随地都将会胀开的胸脯，让一排金光晃眼的铜纽扣死死锁住。威风八面的茶色斗篷湿透了，凝在风中，重得飘不动。这个不经意的小感觉，伴随刘子奇度过一个焦躁不安的下午。当晚，他横下心，冒雨摸到钟松指挥部，神色不明不白地问道：“师座，子奇有句话，憋了很久，不知当讲不当讲？”

这是私交的情分，钟松一改威仪，非常平朴地趋近刘子奇，一面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一面埋怨道：“嗨，你我多年兄弟，有甚不好出口的？神神鬼鬼！”说着，伸手搭在刘子奇的腕上。这使刘子奇很有温暖感，但没有到失态的地步，只是摸出一支“白金龙”香烟，顶在大拇指的指甲盖上轻轻把玩，那句“憋了很久”的话也随之缓缓地吐出来，“师座是否记得，《孙子兵法》里面有这么一句良言，叫作‘胜可知而不可为’。”

原来是这么一句话！钟松冷笑一声，释然地踱开去。他面含得色，用力眯缝起双眼，一字一顿地回道：“明明知之而不为，那又何必兴师动兵千里征讨？再说，眼下对手乃是笼中之鸟，这一点，怕是孙子没有料到吧？”钟松尽量把话说得跌宕有致，一步三折，努力弄出一点学究味来，既是在品尝刘子奇的话，又是给自己的心境做注解。

刘子奇听懂了，脸上阴过一刹那，立刻活泛开来，连声“是是是，师座英明、师座英明”，说着就要打恭告退。脚步刚退到门边，就听钟松威严地吼道：“慢！”吓得刘子奇浑身一抖。抬头看时，刘子奇傻了，“师座”派头已回到面前这个壮硕的男人身上。刘子奇脚底条件反射似的生了根，身体顿时变成一段木桩，笔挺笔挺地戳在那里，听候上司发落。

钟松倒背起双手，慢悠悠地走到那幅一人多高的军用挂图跟前，说话掷地有声：“我意已决，师主力迅速沿金鸡河向沙家店方向推进，命你率所部及一六五旅孙铁英团从右翼出击，务必在明日黄昏之前进占乌龙铺，接应军座由葭县派出的先头部队。”说到这里，钟松略事停顿，目空一切地望着高处，许久，自言自语地冒出一句：“胜可知，亦可为！”转问刘子奇：“想不想知道这是哪位名家名言？”

“是谁？”刘子奇惊疑地瞪大眼睛，居然真的发问。钟松为自己手下这位傻得可爱的旅长那副傻模样而窃笑。他像扔出块小石子一样随口答道：“此言出自老子。老子，懂吗？！”刘子奇怎会不懂？他是装傻！在这个蹩脚的哑谜面前，两人同时愣了一愣，接着一道哈哈大笑起来。

其时，帐篷外面瓢泼大雨下得分外起劲。陕北已经入秋，夜间的气温本来就低，经风雨一闹，更是凉得透心。在葭县乌龙铺东侧的一条塬畔山羊道上，一支不大不小的队伍正赶着骡马、踏着泥泞，风一口雨一口地往前摸索；这就是指挥着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小的司令部。自从毛泽东作出“不东渡黄河：仍留在陕北吸引敌人”的决策之后，他们已经几天几夜泡在泥水里。今晚，他们的目的地叫曹家庄，距钟松命刘子奇进占的那个乌龙铺，不足20里。这是一个连周恩来也不甚了了的神秘去处。其神秘性在于敌我双方的地图上都没有它的小圆圈。它是由一个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的老羊倌指点出来的。

化名“李得胜”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几位领导同志，前前后后夹在队伍中间。雨披绞在身上，但还是被风鼓起很高，说是遮雨，实际上也只有个象征的意思。湿淋淋的单衣紧贴着坐骑的皮毛，一任雨水哗哗打着。警卫战士们真是忙坏了，遇到上坡下坡，跑前跑后，唯恐一不小心摔着了领导同志。这样，差不多走了半夜，队伍渐渐逼近一个小山坳。风雨变得时紧时松。松一阵时，战士们吆喝牲口的声音，隐约听得清楚。大半夜没有说话，领导同志们都有点儿憋得慌，便趁着短暂的稀风薄雨交谈几句。

“李得胜同志。”周恩来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朝身前的毛泽东喊道。他已经将化名喊得很顺口，而毛泽东听起来尚不适应。是因为没有听到还是因为在投入地思考什么，总之，毛泽东没反应。马下的警卫战士小声提醒道：“主席，周副主席叫你啊！”毛泽东仿佛被惊醒，但只是哦了一声，仍无应答。周恩来有一丝丝无趣，自说自听地念起唐代边塞诗人高适的两句诗：“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叹道，“八百英雄好汉，对付数万虎狼之师，空手套白狼，前无古人……”后边的话被风卷了去。

“怎么没有？”毛泽东突然接上话茬，“诸葛先生就是一个嘛！一座空城退去司马懿十万雄兵……”他吃力地扭转身体，尽量把话送到周恩来面前。这让周颇感兴奋：“李得胜同志真会幽默。不过那是冷兵器时代，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听到毛和周的对话，任弼时嘴里嚼着几根烟丝凑过来了。他对周恩来的话有不同意见，说：“反正，苏共历史找不着这么精彩的记录！”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东西不等于中共历史就不可以有，毛泽东一向不信邪，他接口说：“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大奇大巧的例子，古往有之嘛！他胡宗南占了延安，逼我们过黄河。可是我们到了渡口，又不让过。那好，就不过它，看他能奈我何！”

周恩来说：“我们本来就没有想过。要过，他挡也挡不住。”这话鼓舞了旁边那位小战士，那小战士接上去稚声稚气地说：“横竖是个打，有毛主席、党中央在，我们什么也不怕！”毛泽东忍不住笑起来：“哦？小鬼……”这时，牲口脚底突然打滑，朝前一个趔趄，让马背上的毛泽东吃了一惊。身子忽闪间，笑声也打断了，他用力勒住缰绳，低头叮嘱警卫战士：“小鬼，又要爬坡，当心我的书哟！”后面那匹骡子上专门驮着毛泽东随身携带的几箱书。小战士有点儿生气：“您就记着书，刚才差一点……”毛泽东说：“书，少不得哟。”小战士模仿毛泽东的口气：“红烧肉也少不得哟！”“对啰！对啰！”毛泽东哈哈笑出声，没留神牲口脚底下又是一滑。这次滑得比前次更有质量，毛泽东的笑声戛然而止，吓得几个小战士一齐上来扶住毛泽东的腰腿，其中一个嗔道：“您看您呀，好危险！”

毛泽东沉寂下来，缓缓地若有所思，说：“怕危险就不要骑马……”说着话，脚下的道路节节升高，也就比先前益发滑溜。大家都不说话了，瞪大眼睛盯住脚下。这样默默走了一会儿，似乎脚下又平坦一点，那个小警卫战士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李得胜同志，您说，将来会不会有人把咱今天的事也写到书里去？”毛泽东想了想告诉他，说肯定会有，而且“大有人在”。小战士幸福地叹息一声。毛泽东进一步告诉他，历史是要靠人来写的，人不奋斗，就谈不上历史。小战士安静地听着，似懂非懂。

这时候，小路已经接近坳顶，益发陡得攀不上去，马背高高扬起，警卫战士们又开始纷纷用肩膀扛马屁股往上推。队伍前前后后一片吆喝牲口声：“笃！笃！笃……”听着这声音，就叫人情绪紧张。周恩来率先跳下马，紧赶几步，来到毛泽东坐骑旁边，帮着警卫战士一起拉马。毛泽东大叫：“不用推拉，我下马！”警卫战士们坚决不肯。毛泽东不由分说，掀起右腿就往下跨。战士们急了，只好向匆匆赶来的周恩来求援：“周副主席，您看……”

公认周恩来是做毛泽东工作的高手，特别是毛泽东性子起来谁也劝不住的时候，周恩来总有办法一点就灵。此时，就听他心平气和地说：“李得胜同志，我看你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吧，革命总得有人坐镇指挥嘛！来，你叫号子，我们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他自己先叫上了。毛泽东不上圈套，说：“号子你喊我喊都一样，过山坳，不用我自己的双脚，怕是过不得哟。”说着扶住警卫战士的肩膀，翻身一跳，双脚落在烂泥地上。就在大家争来争去扛马屁股的时候，谁也没在意黑暗中有两个人影一歪一歪地摸了过来，他们一个是毛泽东的警卫参谋，一个是毛泽东的机要参谋。

调三纵彭德怀汗如雨下，下九连余秋里情比山重

此时，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正在黄河西岸葭县县城慢用夜宵。这次北上作战，胡宗南让他唱主角，而把董钊降到配角的地位，已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现在，中共中央又被网在黄河西岸，终于没能突破河防东渡，就更可称得上是个不小的成就。

连日奔波总算有点儿结果，疲惫中的刘戡又有几分惬意。他可以从容不迫地一面给胡宗南发报邀功、一面在地图上梳理沙峁头到螅蜊峪一线的黄河渡口了！

将中共中央机关一举“解决”在黄河渡口，是刘戡在胡宗南面前立过军令状的。如今，随着兵力的展开，他所渴望的就是及早摸到中共中央具体位置。他感到某个历史性时刻就要来临，越是接近那个目标，越是觉得那个目标不同寻常——既诱人又烫手，就像他正在享用的那个刚出笼的白面饽饽。

吃完夜宵，刘戡开始新的工作，围绕地图和电报预谋一切。他一贯有两条自信：一是他比所有人都更加效忠于党国，二是他比所有人都更加了解共产党。鉴于第一条，他除了准备让黄河渡口随时成为一个旷世屠场之外，也向乌龙铺方向伸出一只手，给远在镇川堡的那个牛皮烘烘的部属钟松，做出一种优美的姿态。鉴于第二条，他绞尽脑汁地琢磨开来：我刘戡若是彭德怀，这会儿该走哪一着？

根据各路人马明报、密报，以及胡宗南每隔几个钟头一次的军情机要，刘戡隐隐约约看出了钟松的厄运。钟松手上的整三十六师，号称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但眼下这支“主力”因为长途跋涉，严重减员，早已成了疲惫的蛤蟆。而钟松其人刚愎自用和利令智昏，更是刘戡所熟知的……刘戡心中情不自禁地荡起一层不知是兴奋还是沮丧的波澜。这波澜里面，既怀有对钟松的一份微妙，亦有对彭德怀的一份钦羡。他开始以职业军人的心情，一步一步揣测彭德怀的种种作为。

刘戡没有想到彭德怀此刻与他近在咫尺，更没有想到彭正在满头大汗地读着这样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央决定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目前处境困难……”电报是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个人名义发来的。当时周恩来接到敌情报告，说中央机关要去的曹家庄已被敌人占领，找来带路的老汉又牺牲了，八百人的“三支队”被晾在黑咕隆咚山坳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周恩来让警卫参谋一手撑开雨布、一手拧亮手电筒，自己和机要参谋就钻在雨布里面，铺开一份发报纸。本来，毛泽东嘱咐周要告诉彭“李得胜同志安然无恙，原作战计划不变，加快部署”，而周恩来拟出的电文，非但没说“安然无恙”的话，还坚持在级别码上标出“AAAAC”这几个表示“特急”的字母。他要让彭德怀知道真实情况，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

可想而知，这样一份“AAAAC”带给彭德怀的是什么。他啪的一声将电报拍在地图上，把凝神专注的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和参谋长张文舟吓了一跳，连守候电台和跑进跑出的参谋人员也都惊呆了。彭德怀并未理会大家的情绪，就势用他粗壮的手指在地图上指了指，然后直起腰杆，板着脸一言不发。足有十多分钟，他坐坐站站，对着地图沉思。野战军指挥中心所有人，都不敢弄出一丝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徐立清和张文舟交换了眼色，参谋们也开始窃窃私语，指挥中心那孔窑洞内外急剧地沸腾起来。彭德怀的目光火一般灼人，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往下滴，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他，包括张文舟、徐立清和刚从外面轻轻进屋的副司令员张宗逊在内，人人都下意识地抓起纸笔，准备记录他将要口述的每一个字。

“给中央复电！”彭德怀终于一字一顿地口授电文，窑洞里除了沙沙的着笔声，没有一丝杂音。电文内容已在彭德怀心中酝酿得烂熟，“建议中央机关火速向葭县西北方向转移，靠近野战军主力。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即派……”他在原地踱了一圈，略事沉吟，猛转身间，毅然决然地接道，“我即派许光达率第三纵队，以最快速度赶到乌龙铺、曹家庄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彭德怀。8月16日0时37分。”

接着，彭德怀分别给三个纵队发报。首先是三纵，然后是二纵，最后才是一纵。一纵部队正在由老虎圪塔向沙家店地区的指定地域开进。相比较而言，他们的行进速度一直很不错，彭德怀感到满意。当然，天下这么大的雨，昼夜行军困难也是有的。武器、牲口和人员，全都卧在草木稀疏、泥坨子成堆的黄土坡上，那滋味很不好受。战士们心疼枪炮，把它紧紧地揽在怀里。大雨下得急时，人睁不开眼，只好背靠背地坐在泥水中等一等再走。机枪手可为难了，那么大的家伙，抱又抱不起，挡又挡不住，干脆脱光膀子，用军装把机枪裹起来。到处是山洪暴发，路都冲垮了，从水里爬来爬去的情况有的是。雨小些的时候，微风幽幽，战士们的单衣贴在身上，情不自禁打起牙颤……

这时候，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踩着灌满雨水的胶鞋咕叽咕叽沿着队伍走过来了。不知是哪位小战士轻声哼起解放军进行曲，“……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歌声吸引了余秋里，他循声过去，朝大家喊：“喂，同志们，靠近点嘛！骡马呢？靠近骡马就暖和些哩！”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战士们纷纷靠过来。余秋里注意到前后几百米队伍中，都没见着一匹骡马！老带兵的人，心里立刻明白，干部战士在饿着肚子呢！

“余政委，你也歇会儿吧！”那个哼进行曲的小战士抹把雨水，吃力地起身向余秋里打招呼。余秋里说；“歇就歇会儿吧。”说着踅近旁边的机枪手，“你看，打个大赤膊，嘴唇都紫了，着了凉怎么办……”他边说边脱自己身上的外衣。机枪手一见急了，抓住余秋里的空袖：“首长，这怎么能行。我年轻轻的，火力旺着哩！”两人的争执惊动前前后后好些人，大家围过来，依着余政委往泥水里一躺，唠起来。

正巧，这就是七一五团的三营。榆林战役中，九连打光之后，补充了一些解放战士，重新组合了一下，编制没有变，但架子显空。大家唠着唠着就唠起榆林攻城。一个战士气嘟嘟地发牢骚，“妈的，打这个鸟仗，死那么多人，一个城门也没破，窝囊！”又有人说要是再打一天就好了，干吗那么急就撤出？余秋里微笑着，静静地听大家七嘴八舌发表看法，最后，说：“仗打得没有什么错，你们连很勇敢，也很机智，血不会白流的！”他告诉干部战士，现在要集中全力对付钟松整三十六师。钟师是胡军的精锐，有三个整编旅，每旅各辖三个团，连同师、旅两级指挥部及炮、工、辎、通信、卫生等直属部队，全是半美式机械化装备，所以，尾巴翘翘的。

提起钟师，干部战士们并不陌生。半年来，胡宗南“陕北大游行”首推三十六师。这个部队纪律糟糕是出了名的，走一路抢一路，老百姓的牲畜、粮食和大闺女，见什么抢什么，甚至拆了民房当柴火烧。陕北老乡听到国民党三十六师，老老少少没有不咬牙切齿的。特别是延安西南地区，三十六师曾奉胡宗南之命在那里搞过“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他们是想斩断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军民关系，结果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余秋里说：“眼下三十六师正在居功自傲的锋头上，头脑昏着哪！在榆林捡了便宜，不甘罢休，还要‘功’上加‘功’，把一二三旅和一六五旅的四九三团往乌龙铺赶，想和刘戡合围我们的中央机关。同志们说我们答应不答应？”大家说不答应。余说：“对！我们要盯住他留下的师部和一六五旅，彭总要我们在沙家店地区给他来个……”余秋里做了个卡脖子的手势，“得加把劲啊，同志们，二纵兄弟部队已从东西两面压向沙家店，我们要抓紧绕到沙家店的西南面，协同作战……”

“那要是钟松不走沙家店怎么办啊？”一个小战士天真地问。旁边的机枪手立刻反驳：“嗨，咱彭总的话，国民党咋敢不听？上次在青化砭，咱在山梁子上趴了两天雪窝子，临了咋样？李纪云还不乖乖钻进咱的伏击圈？到时你就铆足了劲儿打吧！”又有战士关切地问：“刘戡过来了怎么办？”余秋里接上话：“好嘛，问得好！”此刻，他发现了战士们身后的连长、指导员，因为面熟，就点点头，说：“你们看看，战士们多细心啊，个个都是当家人！”他又对刚才发问的战士：“放心吧同志哥，三纵和绥德军分区警四团、警六团的战友们，早就撒下天罗地网啦！刘戡，他是馋嘴猫看屋梁上的腊肉，干流口水呢！”

风小了，雨住了，部队又要前进。战士们咧嘴笑着，恋恋不舍地回到行进队伍中去。余秋里看大家笑容里藏着苦涩，有几个战士干脆捂着肚子，实在不好受。他小声询问连长、指导员：“粮食都用光了？”“早断了！”连长叹气，“天不亮吃了点，一顿秕糠煮黑豆，几个屁一放，肚子早在唱空城计了！”余秋里皱起眉头，马上就要上阵，一粒粮食都没有怎么能行！见政委急得慌，指导员诡秘地凑到他耳边告诉说：“首长放心，还有两顿黑豆，煮熟的马肉也能凑合一顿，咱留到上阵之前……”

余秋里笑不起来：“骡马全宰了？”连长低头嗫嚅，说全宰了。“要是撑开肚皮让大家吃，三天前就该断顿。行军打仗，总饿着肚皮，掉队的就管不住，身子虚一点发晕，倒下去的人越来越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连长在余秋里面前觉得挺委屈。余沉思良久，慢慢说：“不该杀马！再困难也不该杀马！长征时那么艰难，连队也想法留匹马嘛……带兵不易，你们的难处我理解，不是批评你们，这次任务实在太重了，战斗后期靠的就是两条腿。没有马，后续任务怎么办？”不知不觉队伍已走去好几里地，天色也暗下来。这时，身后一匹快马泥浆四溅地哗哗追上来，余秋里回头一看，认出是旅部通信员。只见通信员熟练地勒住马头，没等马煞住步子就翻身跳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余秋里跟前，打过敬礼，气喘吁吁地报告：“黄旅长让我来接您……”

许光达雨夜飞奔乌龙铺，刘子奇黑地摸到乌龙河

前委会开了半小时，彭德怀嫌长。人还没散，他就急不可耐地挥手让张文舟参谋长沟通三纵。他现在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许光达身上。因为许光达未来几小时的成败得失，很可能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夜间窑洞里并不是太热，但彭德怀脸上汗水一直挂着。他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上，时而细看地图，时而来回踱步。“党中央安全压倒一切！必须切实保障党中央的安全，要以最大努力给中央以安全感！”他将刚在前委会上表态的话，又向张文舟重复了一遍。

自7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由彭德怀和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等五人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会后，凡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决策，彭德怀都要首先听听前委集体意见。这次调动三纵南下，掩护中央机关转移，是个特例。彭既考虑到当时中央机关的危险处境，又考虑到正在展开的战役部署，时间实在刻不容缓。无论如何，他不能让前出的敌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与刘戡“接应”部队碰上面。这一刀如果不来得利索，沙家店地区歼敌计划很可能成为泡影事小，整个西野主力和中央机关800人的“三支队”，都将在无定河沿岸成为胡军盘中餐。尽管如此，命令下达之后，彭德怀还是补上了前委会议这项工作。广泛听取意见后，他更加坚信对三纵的选择千真万确。

三纵7月下旬西渡黄河后出手的第一仗相当漂亮。不管榆林围城整个行动如何埋汰，三纵在外围攻陷高家堡一战却令人扬眉吐气。这个据点易守难攻，堡内驻守敌人八十六师二五六团和一个补训营，工事坚固，弹药充足，特别是地形很不一般，四面高山筑有明碉暗堡，俯视全城，形成严密的火力保护。更不用说经年累月加修起来的城墙了，又厚又陡又滑溜，四个角落均有炮楼。负责攻坚的独二旅旅长唐金龙看完地形，倒吸一口凉气，当即把三个团长叫过来交代：“这块硬骨头够啃的！我指三个制高点，你们一人一个，就是门牙崩掉了你也给我啃下来！到陕北第一仗，别给许司令丢人！”果然，一个冲锋打下来，就把守敌吓倒了，慌忙派个营长打着白旗出来交涉“谈判”。原来，这堡子里住着邓宝珊的副司令张子英少将家眷。攻堡时，张正巧在家中，枪炮一响，一家人急成热锅上的蚂蚁。

听敌营长提出“谈判”，唐金龙把脸一抹，“谈判？谈什么判？无条件投降！”这位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是湖北汉川人。当年红二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就是五师十五团团长，到抗战时被编到一二○师，又在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当副团长，接着，是独二旅四团团长。前后十几年在团长位置上，养成了一身过硬的作风，办事从来麻利干脆，决不拖泥带水。手下那三个团也不含糊，尤其是十七团团长闵洪友，眉毛一拧，十条老牛也拉不回。敌营长一看这架势，忙说“容敝人向上峰报告”，就灰溜溜地逃了，一去没有消息。过了限定的中午12点，唐金龙一挥手，“打！”不到三个小时，国民党陕北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张子英和二五六团团长李含芳及所属官兵两千余人如数生俘。

高家堡的“小胜”并没有给许光达带来多大的满足，相反，还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初贺老总在晋绥送别时，强调又强调的是，“给党中央、毛主席当警卫”，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让许光达一过黄河就有种强烈渴望。高家堡一仗他把“家”交给了参谋长李夫克和政治部主任杨尚高，自己跑到闵洪友的十七团一线阵地上，亲眼观战。他始终有个观点：枪炮声能养人，指挥员听少了、看少了就有问题。他想利用小小的高家堡把自己、也把部队预热一下。谁知道，这个“预热”竟让他付出一个心爱的团长！这位团长叫张野炬，许光达参加军调工作时，张一直跟在身边，充当左膀右臂，彼此感情很深。张野炬牺牲这样一个打击，足以抵消“小胜”中所俘获的什么副司令、什么团长、什么几千几百敌兵。因而，撤围待命的那几天，许光达内心的渴望更是无法遏制。

李夫克与许光达算是老上下级了。当年许任抗大教育长时。李是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接到彭德怀调三纵南下的命令，李夫克既紧张又兴奋。他知道许光达的心事，当即建议，部队先出发，边行进边组织战斗！许光达没有二话就同意了。于是，黑夜里十几匹快马上了路。什么组织战斗？许光达让大家跟部队就说一句话：党中央、毛主席正处在危险之中，部队前方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方向！

独三旅旅长杨嘉瑞是陕西兴平人，塬上沟里爬惯了，跟老乡说话也方便。许光达说：“嘉瑞，你打头，我们跟着，抄近路走，保证不拉队！”“放心吧司令员。”杨嘉瑞也是1930年的老同志，长征时在红九师当二十七团团长，又到一二○师特务团任过团长，什么世面没见过？部队出发前十分钟内，他就把行进路线以及向导等一应杂事安排得妥妥帖帖。然后打马直奔纵队指挥部，头里带路。集中野战军主力在运动中吃掉钟松，这对于旅以上干部们已不是秘密，但中央机关“处境困难”，大家还只有个含糊的理解，并不知道深浅。所以，一上来大家就都围住许光达打听：“党中央、毛主席他们究竟……”

许光达只是用手指了指紧随其后的电台。那句话重得让他说不动。于是，大家又都围住电台。电台的铁疙瘩里只有一片模糊不清的无线电噪音。它仿佛隐藏着陕北高原这个雨夜的全部秘密。敌情和前进方向，都只能作出大体上的交代，此外的一切，就指望这堆老掉牙的铁疙瘩与总部、野司“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因为连日阴雨，到处都在流水，水裹挟着黄土，浓浓的，人和牲口投入其中的声音都显得那么浑浊与沉闷。马是不能骑了，许光达和旅团干部们已分头滚在队伍中。天是无底的深渊，又是无边的渴望，指战员们的心弦全都紧得不能再紧。当然，那时候他们还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双脚具体是在跟谁比赛，并不十分了解早一分钟赶到乌龙铺那个地方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大家都在闭着眼睛爬、滚、摸，反正，解救党中央、毛主席，事不宜迟。

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实际上主要是和国民党军一二三旅及一六五旅的四九三团在比赛。少将旅长刘子奇出发伊始，就试图强迫自己的心情保持在一个常态频率上。雨水使深沟峻岭间完全失去了驾驭车马的条件，他也只好随着队伍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摸，大半夜过去了，好歹没有出什么岔子。天快亮时，天空又飘起一阵密雨，刘子奇淋在雨中，冷飕飕一个激灵，重重地打了个喷嚏。刚要挪步，脚底又是一滑，差点摔个仰八叉。自此，维持了大半夜的好心情荡然无存。一种不祥之兆直往上漂，按也按不住。

前后左右听不见一丝声响，唯有冷雨浸入肌肤，让人心头重煞煞地难耐。刘子奇信一点儿佛，口中默念阿弥陀佛。突然在黑暗中，参谋长罗秋佩叫道：“旅座，按照绥署电示，此时刘军长与我部相距当不足百里！”刘子奇明白，罗秋佩口中的刘军长，实际上是刘戡派出“接应”的七十六师一四四旅和十七师十二旅及三十八师五十旅部队，并不是刘戡的本队，因而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他沉吟片刻，问：“那……共产党军队呢？”

“共……”罗秋佩的答话还没出口，就听前方轰的一声巨响，接着枪声大作。罗秋佩顾不得刘子奇，转身直奔参谋部的电台车。刘子奇长长地嘘了口气，喊：“罗参——”不知是因为风雨，还是因为枪炮声，反正，罗秋佩没有听见，头也不回地隐没在黑暗中。但这并不妨碍刘子奇满心涌出的一股快活劲。多年征战经验告诉他，行军途中有点枪炮声要比毫无动静踏实得多。尤其是在黑夜，而且——他想起钟松临别时将一二三旅说成是“一把尖刀”的话。

刘子奇开始尽情体会“一把尖刀”的感觉，不曾想，罗秋佩又神色慌张地出现了。他报告说当面共产党军队有一个旅的兵力投入作战，双方打得相当激烈。尽管罗秋佩极其夸张，刘子奇仍旧不以为然。他一声“知道了”，让罗秋佩脚底生了根：“旅座，问题是……共产党军队怕是来者不善啊！”罗秋佩意犹未尽。什么叫“来者不善”，刘子奇哼了一声，踱近罗秋佩，问：“何以见得？”罗说：“据谢挺欧团长报告，共产党军队是且战且退！”难道“且战且退”就是“来者不善”？刘子奇脑子转了半天，没有转过弯来，便负气地咕哝一句：“荒唐！”

罗秋佩心里嘀咕：荒唐的是你不是我！他真想把怀疑共产党军队有诈的话说出来，可看到刘子奇这么个态度，话到嘴边，还是打消了念头。这时，正好有个参谋来报告，说电台收到了刘戡方面整五十五旅的信号，并断言，该旅与本部图上距离绝不超过25公里！刘子奇黑暗中在罗秋佩手心捏了捏，那意思很明白：你罗秋佩说出口和没说出口的疑虑，统统不攻自破！

天色大亮时，刘子奇已经随队过了乌龙河。这一天，雨幕中的枪炮声乒乒乓乓响个不住，一直绵延到黄昏。夜幕低垂，天色渐渐灰暗，而刘子奇的心情却越打越亮堂。这时候，他已准确获知刘戡的整五十五旅就在他一二三旅右翼不到20公里的那座小山梁上。他亲自在电台旁边听通信参谋用报键与对方道了一声晚安，然后，不紧不慢地命令所属各部在山峁上搭帐篷，准备当晚的露营。他怎么会想象得到，此时此刻，中共中央机关就夹在他的一二三旅和刘戡派出接应的整五十五旅之间不足20公里的空间里呢！

强渡五女河三支队大惊大险，伏击“金刚师”野战军侧水侧敌

这是个历史的奇迹。当刘子奇沿乌龙河盲牛瞎马向东摸索时，解放军新四旅和教导旅，在罗元发旅长带领下，冒着胡宗南的轰炸机，抢先到达乌龙铺西山。这才让刘子奇结结实实享受了一天的枪炮声。

刘子奇当初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是这一天热火朝天的激战，他将会接近一个怎样的目标！他只把目光机械地盯着刘戡，仿佛他急急忙忙从镇川堡赶来，唯一目的就是一头投到“军座”的怀抱。因此，刘子奇并没有觉得在露营的这一夜，将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刘戡则不然。经过两天的咂摸，他不仅渐渐看透了沙家店，更发现在乌龙铺不远也存在着一个巨大战场。他几乎动用了所有侦察手段，并尽量做到精确控制部队，期望着有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在自己手上一举爆响，而对钟松那边每日数遍官样报告置若罔闻。这让钟松极为不满，但碍着战事，也不便发作。就在刘子奇与刘戡接上信号、情绪安定地准备露营山梁时，钟松的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大部人马，也由镇川堡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沙家店地区。

缓缓泊定的黄昏显得过于平静，让钟松心中生出些许恐慌。也许为了镇定自己——也许什么也不为，总之，钟松决定坐下来亲手给胡宗南拟发一份详细的宿营报告。每当这种时候，钟松都有许多难言的感慨。胡对钟有知遇之恩，钟一刻也不敢忘怀，他恨只恨盼不到一个“涌泉相报”的机会。为此，钟松一直都在努力，苍天可鉴。可是，胡宗南明白吗？

如果说胡宗南还有什么成功之处，就得数上这一条。古往今来治军之道，有的以德，有的以法，唯有胡宗南很特别，他是靠心机来治军的。胡军上上下下，都把个人的忠诚看得高于一切，眼里掺不得一粒沙子。胡宗南为此算尽机关，他活得真是很累。有时候推己及人，胡宗南也想中共集团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奥秘，比方说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王震、张宗逊、许光达等这些人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他的研究总是毫无结果地被搁置起来，等待下一次的闲暇和兴趣。他不可能把这个问题真正琢磨透，就像他无法搞清眼前十几个日日夜夜，中共中央决策者们究竟怎样从自己数十万大军的围困中绝处逢生一样，这对于胡宗南是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

最叫人不能理解的，是黄河岸边那一段。先是说中共中央要东渡，河边几个渡口人山人海，害得董钊大队人马蜂拥而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螅蜊峪、桃花峪、木头峪等所有渡口都封起来，结果，一转眼就找不到中共过河的一兵一卒。胡宗南就是不相信，以刘戡、董钊几个师数万兵力压在河口，居然找不见中共中央机关区区几百人的行踪？难道毛泽东等人就不是肉身凡胎，而能够上天入地？这一大堆疑问，后来不知被谁传给了毛泽东，引得毛哈哈大笑：“天晓得哟，深更半夜下着雨，我在河里游水哩！”

毛泽东说的是强渡五女河。五女河是葭芦河的一条支流，说是“河”，还不如说是神仙用斧头在高山峻岭之间劈出的一条狭槽，河谷深邃、悠长，平常只有涓涓细流。狂风暴雨那晚，山洪暴发，情况大异，浪头有一米多高，卷起车马一般大的石块和连根拔起的庄稼棵子，咆哮着倾泻而去。中央机关800人的“三支队”当时刚从曹家庄折回头，接到彭总电报，要往西北方向去。尽量靠沂西野聿力，此前又发现原隐蔽在曹家庄的部分干部、家属和伤员远没来得及东渡，周恩来要顾东要顾西，急得团团转，一面指示廖志高找葭（今佳县）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要张负责在敌人未到之前抓紧把这批人渡过黄河去，—面要叶子龙沿五女河寻找渡船或是桥梁。

但来不及了，叶子龙报告说，三十六师先头部队一二三旅相距不足20里，如果溯河而上，肯定要碰头。怎么办？周恩来和任弼时蹲在河边一块雨布底下商量，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架桥。人员立即分散到附近村庄去找群众搞木料和绳子，或者砍树，或者拆房。好不容易在山屹崂里发现一座小庙，大家犹豫着，要不要拆来架桥。江青跑过去大喊：“还愣个啥，架桥过河要紧呀！拆呀！”她的嗓门最大，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人就听到她四处咋呼。这和周恩来不声不响地沉着指挥，形成鲜明对照。周恩来一会儿组织大家扛木料，—会儿对汪东兴小声叮嘱几句。汪负责毛泽东的安全。看看桥没搭成，身后枪声又越来越近，他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一遍一遍问毛泽东：“主席，你看……”毛泽东始终置身事外的样子。他被安置在一块大石头上，衣服全淋湿了，冷得浑身发抖，牙花打牙花。

手枪班长身上捆着几根椽子、带着一卷麻绳往河对岸游。游一次不成功，游两次又失败了。浪太急，人太轻，没法稳得住，更不用说在激流中打桩了。任弼时说：“再下去几个！”说着自己直挽裤腿准备下，被人拦住了。时间刻不容缓，没法等下去了！汪东兴提议打马下水，说马会凫水，当年长征过金沙江就是这样过的。他让毛泽东趴在马背上，由十几个水性好的战士护送过河。毛泽东坚决不肯，坚持让机要人员先过。“我着什么急呀，叫他们先过，文件、电台要保住！”他虽然说话打战，但显得很轻松，“敌人万一冲上来，我还会游水嘛，怕什么？”他不怕，别人可胆战心惊。事后，汪东兴说：“要是主席那天晚上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条命也不要了！”

总算马马虎虎搭起一座桥！那是什么桥啊，就是两根大木头并排放在一起。毛泽东一上“桥”，脚下就闪个不住，偏偏胡宗南的一架侦察机冒雨飞到头顶上，那低沉的嗡嗡声，更加剧了河边紧张的气氛。周恩来破天荒地吼了一嗓子，要大家灭掉所有的灯光！人们相继惊叫，吓着了毛泽东的坐骑，这家伙早不愣晚不愣，偏偏在河中央发了傻，站在那里不动弹。这回连毛泽东也急出一身汗，操起缰绳猛抽。结果，那马被打痛了，一时性起，蹄脚大乱。毛泽东差一点儿连人带马倒在河中……

所幸的是，身后枪声虽越来越密集，却没继续迫近。当时他们隐约猜到可能是彭德怀的救兵上来了。事实的确如此，不远处密集的枪声正是三纵先头部队拦住了敌一二三旅，双方黑夜遭遇，都显得很仓促，都铆着一股劲，打得很猛，直到五女河的洪峰降下去了。中央机关大部人马过了河，枪声才渐渐稀疏下来。雨下得太大，双方胶着在那里，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刘子奇马虎了。他口气软软地通知部队下营，陶醉在与整编五十五旅沟通了联络的幸福之中。

这是8月18日凌晨两点多钟。彭德怀接到报告，大大吐了口气。炊事班长不失时机地端来一碗小米粥，彭看了一眼，实在是饿了，便抓起碗喝了一口，眼睛还是没有离开地图。就这，已让旁边的炊事班长和参谋人员心里都乐开了花。连续几天，彭总几乎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也很少睡眠，连打个盹还得叫别人看着时间。张文舟参谋长老是批评炊事班：“你们怎么搞的？做一点可口的嘛！”炊事班长挺委屈的，拿什么做呀，小米粥就是天字号美味佳肴啦！

彭德怀喝了几口小米粥，突然想起什么，问一旁正乐着的炊事班长：“大家都喝了吗？”炊事班长一脸尴尬答不上来。彭德怀把碗一推，“哎呀，你这个同志，就晓得围着我转，给大家都弄一口嘛！”说罢，又匆忙转过脸口授电文去了。他命令各纵“以伏击姿态歼灭敌三十六师”，一、二纵部队加速占领预定地域，三纵（并指挥绥循军分区两个团）以一部兵力吸引钟松一梯队，主力抗击刘戡所部，阻止该敌与三十六师会合，并切实保证中央机关安全。彭的决心是，集中一、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首先把钟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大部的敌第二梯队彻底歼灭，再合力聚歼一二三旅及一六五旅四九三团敌第一梯队。目前为止，中央机关基本脱险，各部队进展顺利，彭德怀看看怀表，决定趴在图板上打一刻钟的盹。

俘刘子奇走李日基钟松怨刘戡，品白兰地扔李得胜主席夸彭总

18日黄昏，钟松给胡宗南报过平安之后感觉不大对劲。侦察分队连续报告说：沙家店地区多处发现共产党军队大部队在机动。根据时间和方位判断，不由得让人浑身冷汗淋漓：一张大网正在铺天盖地！到当晚1点多钟，电台已是一片嘈杂的混合信号，而四周常有稀疏的枪声传来。

此时，钟松所部先头分队与刘子奇尚距30多里，中间阻隔着多重山梁和深沟，大晴天没有敌情顾虑下，也要走七八个小时才能靠拢。一种不祥之感洪水般地淹没了钟松，他立刻电令刘子奇：“十万火急，向沙家店靠拢！”

刘子奇接到电报颇感奇怪，我在前面给你扫清了道路，你在后面还吃什么紧？隔几分钟，“十万火急”的电报又来了，刘子奇窝起一肚子火：“靠拢靠拢！深更半夜，路没有路、人没有人，叫我怎么靠拢？！”刘将电报撕碎，心想：说得轻巧，周围全是共产党军队，动一动就是灭顶之灾呀！刘子奇遂赌着气跟参谋长一说，连跟团长们商议都没有商议，就给一六五旅配属一二三旅行动的四九三团团长孙铁英打电话：“你团火速撤回沙家店，归还原建制！”

孙铁英深更半夜孤零零地去“靠拢”。再没有比这更显出亲疏有别的了！孙铁英当即反问刘子奇：“你们呢？难道师座电报单是调我四九三团吗？”刘子奇不管不顾：“执行命令，别的不用你管！”其实刘的心里早有盘算，自己的一二三旅部队最起码也得天明之后才行动。

说实在话，刘子奇并非存心跟孙铁英过不去，这样处理也是出于无奈。钟松有令，部队如按兵不动，就是违抗军令。然而，要皋闻风而动、连夜瞎闯，明摆着凶多吉少！刘子奇是个谙熟世故、圆通人情而又工于心计的人。他也给孙铁英抛一道军令，要孙团顺来路撤回归建，执行不执行由你去斟酌，反正一二三旅到天明行动。刘心存侥幸：天亮时，还不知战场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到19日早晨6点多钟，孙铁英才磨磨蹭蹭翻过一道山梁。刘子奇偷睡了一个黎明觉，醒来时，并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任何新情况，因而，他再不能坐等，便让一二三旅旅部和三六八团也打点启程，缓缓通过乌龙铺。而担任后卫的三六七团还在北山坡下打火造饭。

这时，沙家店方向的枪炮声愈来愈紧，刘子奇知道钟松已经没救了！他担不起“见死不救”的罪名，决定尽力驰援，一二三旅全旅离开孙铁英团行动，取捷径向钟师师部威胁最大的左侧翼急进。刘子奇当即令三六八团为先头团，并派一个营为先遣队，占领常高山北面的制高点，掩护旅主力进入常高山。

刘子奇哪里知道，解放军新四旅正在常高山等着他哩！刘的先遣队刚一进山，新四旅便从正前方和右侧方一齐射击，教导旅从刘子奇主力背后追杀出来，刘的一二三旅所有部队都落在一条狭长而又低矮的山梁上，预定夺取的制高点，全被解放军占领了。新四旅和教导旅很快形成合围之势，居高临下，任意打击。敌一二三旅先遣队冲一次垮一次，几门山炮毫无目标地放了几十发炮弹，一点效果也没有。

新四旅和教导旅边打边收缩包围圈。刘子奇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没有希望，待想到撤退时，已经无路可退。况且他手下三六七、三六八两个团都怕吃亏，谁先谁后意见还不一致。刘子奇只有痛下决心：跟共产党军队拼个鱼死网破！说来也巧，就在节骨眼上，胡宗南的电报又给人带来一线希望。胡让刘固守待援，说是飞机十分钟内就来助战。

刘戡此时也做出仁义道德的样子，电告刘子奇，他已命令整五十五旅就近增援。这些天外馅饼，让饥不择食的刘子奇欲罢不能。谁知，不上不下地煎熬了几个小时，连个响屁也没等上。没指望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全军覆没的必然结局终于来临！黄昏中，刘子奇在一名解放军战士明晃晃的刺刀威逼下，无可奈何地举起脏兮兮的双手。

刘子奇被俘的消息，钟松是在十几天之后才知道的。19日黄昏后那段时间，在他脑子里已是一片模糊。当时，我一、二纵队包围圈疏而不漏，各部队均展开了强烈攻势。在一纵独一旅方向，三十五团进到沙家店以西的白家，一方面抗击镇川堡可能来援的敌人，另一方面堵敌西逃。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七一四团，立即向沙家店以南的均家沟之敌发起攻击。

敌人一见我军往上冲，急忙向前沿阵地开炮。拦阻射击一刻钟后，改为小间隔冷炮射击。炮打得很怪，像是长了眼睛。我军卧下去，炮火即刻停止；我军一抬头冲锋，炮弹又劈头盖脸往下落。显然，是由前沿指挥所直接指挥的。七一四团前卫一营打主攻的一连连长贾荣保急了：“这么干，啥时候能拿下敌人阵地呀？！”他把驳壳枪一挥，扯开嗓门，“同志们，他打他的炮，咱冲咱的锋，不怕死的跟我上，冲啊……”

敌前沿阵地守兵，一直以为有炮火拦阻共产党军队冲不上去。没想到我军硬是从雨点般的炮弹中冲了过去，炮弹爆炸的烟雾，反而使他们看不清我军兵力到底有多少，只觉得一睁眼，共产党军队已冲到面前。顿时，敌心慌意乱，防守的决心动摇了。而此刻，在一连左侧，二连已攻占敌人最看重的阵地——一座大庙建筑高地，守敌连长、排长及二十多名士兵正在那里举手投降。阵地上三挺机枪被二连战士扳过头就往一连正面敌阵地上猛扫；在一连右翼，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的六连，也已攻克沙家店以东高山阵地。三路并进，互相支援，敌兵败山倒，唯一选择就是举手，不到一个钟头，黑压压一大批俘虏被带下来。

沙家店的局势，让刘戡心头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钟松已不是往日的钟松，每电哀声切切，这比他过去那些高谈阔论更有力量，刘戡被击倒了！可是，任凭钟松嗓子喊冒了烟，刘戡的回话依然是那两句：“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钟松要是能坚持得住，还用得着对着报话机扮娘娘腔吗？这一点刘戡也明白，他何尝不想将面前这堵“墙”戳个窟窿！然而，事到如今他有这个心却没这个力，在解放军三纵阻击阵地面前，刘戡的几万兵力苦战多日非但寸功未收，有几次还让人家一个反冲击差点端了司令部！为此，胡宗南面前他已丢尽面子。而且不光是个“面子”问题，再这样下去，他必将受到军法制裁。胡宗南已给他下了死令：“钟师不测，唯你是问！”

刘戡捧着这八个字，整天像丢了魂一样。他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角色，有一个梦想始终没有放弃。他让参谋长刘振世秘密地组织了一支500人的手枪队，全部脱下军装，扮作老百姓，在葭芦河两岸撒出去。这一手是冲着中共中央机关来的。刘戡心想，灭了一个钟松算不得天下大事，而要是自己能亲手捉得中共首脑人物一个两个的，那可就天下闻名了！刘戡如意算盘打到这儿，并没有错。问题是，毛泽东及他的“三支队”早在两天前就脱离了葭芦河险境，来到一个叫梁家岔的地方。这里距西北野战军指挥部只一步之遥，刘戡的手枪队队员就是胆子长到头顶上，怕也是不敢飞蛾扑火。

又是一个日头顶中，沙家店地区出现了短暂的静默。解放军战士们的肚里空空如也冒着酸水。大家翻衣袋，盐水炒黑豆早吃光了！没有办法，只得将布缝里藏着的一两粒豆瓣，抠出来放到嘴里空荡荡地嚼个味。然而，瞌睡虫似乎比饥饿更加难以忍受。这时候，只要精神上稍微一松弛，眼皮立刻就撑不住。因此，战斗间隙事实上比激战时分更为难熬。

就在这个难熬的时刻，彭德怀电话来了。彭德怀握着话筒亲自喊：“喂，一纵指挥部，一纵吗……二纵……三纵……新四旅、教导旅……”贺炳炎、廖汉生、王震、许光达、孙志远及罗元发、张贤约依次答到。彭德怀声音短促有力：“……同志们，彻底消灭敌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也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发扬你们无限英勇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

彭总的歼敌动员令，立即传达到西野各部队干部战士中，部队士气大振，一、二纵队密切配合，向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阵地发起猛攻，这股锐气势不可挡，敌兵无法招架，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形势急转直下。到下午5点钟左右，敌主要阵地已全部都被解放军占领。钟松也在抱着话筒喊，呼叫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没有回音；又呼叫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也没有回音。话筒从他手上无声地滑落下来……此时，指挥部门外枪炮声近在咫尺，已经一片混乱。

“师座，他们来了！”副官吴栋宇凑到钟松耳畔小声嘀咕了一句。钟浑身一震，某根神经痛了一下。他明白吴副官所说的“他们”指的是谁。他慢慢地转身，抬眼朝门前一看，只见一六五旅的李日基旅长穿着一套士兵服，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站在那里。钟松眼珠如同被针刺了一下，不自禁地圆睁起来，似要流血，随即从腰间无声地拔出手枪，举起来瞄准李日基。李一动不动，长叹一声，仰脸闭上眼睛。然而，结局却令人沮丧，钟松的食指迟迟没有扣动那支勃朗宁手枪扳机，相反，竟和李日基一样，也换上一套士兵服。这种时候，两人谁也不用正儿八经地端详谁了，一前一后地钻进混乱的人群，三十六计走为上。

第二天晌午，钟、李二人脱帽站在胡宗南面前，长久地低着头，不说话。沙家店一仗，钟师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以下官兵6000余人，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而只剩下这么两个活宝带几十名官兵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往西安，这对胡宗南是杯怎样的苦酒啊！他合上眼睑又无力地打开，打开又合上，如此再三，长叹不已，最后，冷冷地扔下一句话：“打得不错！”

钟、李二人浑身哆嗦一下，眼角瞅着胡宗南慢步过来，边走边拖着长腔：“还有什么可说？”这话可以看作逐客，也可以认为是听从辩解。钟松自己给自己壮了壮胆，微微颤抖着小声嗫嚅：“败军之将，别无他求！不过……”胡宗南愤怒地转身，声厉色严：“不过什么？！”钟松斗胆抬起头来：“不过，对那些见死不救的党国罪人请先生明察法办！”

这一招还真管用，胡宗南降了温。他知道钟松所指是何人何事，可刘戡亦有一肚子苦水。钟松逃出重围之际，解放军绥德军分区四、六两团，在司令员吴德锋指挥下，于乌龙铺以西的石板村和沙柳滩，跟刘戡整十二旅和整五十五旅也打得一团糟，刘戡的警卫连险些都被打掉了，不能说不惊心动魄。胡宗南揉揉肚子，走到钟松面前：“算啦，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可以再给你装备一个师！”一句话说得钟松五内俱动，差点当着人面哭起来。

可在蒋介石面前，话就不那么轻松了。沙家店败绩传到南京，老蒋跑到国防部大拍桌子，又是查办又是撤职，吓得胡宗南三天都没敢把战斗详报呈送上去。

胡宗南度日如年的三天里，西北野战军在离梁家岔不远的前东原村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喜气洋洋地赶来祝捷。毛泽东兴致最高。据说沙家店决战的三天三夜里，他不出屋、不上炕、不吃东西，全靠香烟和茶水挺过来的。喜讯传来时，他跌坐在炕边，一连声地要酒。他过去是极少喝酒的，这次一口气喝掉半瓶白兰地，还大喊大叫说“拿错了酒”，意思是嫌洋酒度数太低，不如中国的白干辣。这时候，彭德怀来了电话，问：“你是李得胜同志吗？”毛说：“我不是李得胜，我是毛泽东！”这是他撤出延安以来第一次扔掉化名。消息传开，全军欢呼，彭德怀对着电话听筒看了好一会儿，嘴也咧开合不拢。

中央军委领导的光临，使西野旅以上干部会大放光彩。平平朴朴的土窑里，大家争着同毛、周、任等握手。这次握手不比往常，是在一场生死惊险之后，所以，每个人都握得意味深长。接着，是长时间的掌声，毛泽东踏着掌声走到那张小木桌前，说：“胡宗南有‘四大金刚’，我们吃了他三个，何奇、李昆岗、刘子奇，这次还跑掉一个，叫个什么李二吉（日基）。”毛泽东的湖南口音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将错就错，“这次让他跑了，算他一吉；下次或许还抓不住，又是一吉；第三次总跑不了吧！”

说笑够了，毛泽东严肃起来：“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不错，可以说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有决定性意义！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说，已经翻过山坳了！”他一句一个手势，一个手势赢得一片掌声，解放战争伟大的历史时刻就在掌声中凝固了。毛泽东让掌声响了两分钟之久，然后再按住，接着谈军事：“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的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短短三天时间，就消灭敌人一个师……”

彭德怀坐不住了，起身接替了毛泽东讲话的位置，说：“毛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真正过坳，还得多打几个胜仗！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比方说粮食问题、解放战士的教育问题……”彭总扳着手指，一连数了七八个问题，把大家脸上的笑容全都数没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坐下来，掏出火柴点着一支烟。听到彭德怀历数问题，毛泽东忽又插嘴道：“现在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的家门口去打，不但要打，还要吃他的东西！”掌声忽又响起，迅速卷起浪潮。浪潮中，毛泽东带头笑了，周恩来跟着微笑，彭德怀也展开眉毛，笑出一脸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