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晋阳大战

燕云十六州不再属于中原，反成契丹南部屏藩。草原帝国雄踞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而燕南之地一马平川，铁骑数日间可直抵黄河北岸。以至于赵匡胤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将重兵压在汴梁，拱卫京畿。所谓大宋“冗兵”之弊，因此而起。

石敬瑭不是软柿子

石敬瑭在“赵匡胤时代”，影响深巨。

此人生于892年，死于942年，他活动的时期，正是赵匡胤的少年时代。

石敬瑭不是汉人，与李嗣源一样，也是沙陀族人，他是五代第三个朝代后晋的建立者，史称后晋高祖。

后唐末帝李从珂时，他感觉到了不确定的危机。为了试探末帝，他上表陈述自己身体病重衰弱，说是可以解除兵权，或调往别的镇所（因为河东大藩，地当契丹边境，压力山大），话说得很悲惋，凄凄惨惨戚戚的样子。

李从珂得到这个信息，又惊又喜又忧，他也不能确定这个石敬瑭是不是玩真的，何况，当初还跟“石郎”有约：永不移镇。在跟臣下商议此事时，李崧、吕琦等人都劝谏他不要听信石敬瑭的请辞报告，说这很可能是在刺探主上意图。李从珂犹疑不决，还是那个书呆子薛文遇鼓舞了他的勇气。

初夏的一天夜里，薛文遇一个人值班，末帝与他讨论河东事。薛文遇激情满怀，高言道：“过去有个谚语说得好：‘当道筑室，三年不成。’这事不必跟李崧那班老家伙们商量，主上的意志可自行决断！群臣怕打仗，都在为各自的利害打算盘，不可能说实话的。以臣看来，河东这事，他是移镇也反，不移镇也反，早反晚反，早晚得反。我看是晚反不如早反，早反早解决！”

末帝听后，大喜。

此前，他不知在哪儿曾听一个术士说后唐今年应有贤人辅佐，有奇谋，定天下。听了薛文遇这一番话，末帝以为这个“贤人”就应该是他。于是对他说道：“爱卿一番话，让朕之心意豁然开朗！此事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朕决计施行！”

说罢，即刻命薛文遇起草改封石敬瑭官职的拟议，交学士院拟制任命书。制书中说：“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同时河东节度使一职，也做了安排。

天平，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这个藩镇远较河东逊色，就地方要塞之重要性和历来屯聚兵粮之重言，应该属于中原二等藩镇。所以这个干部任免书一出来，满朝文武听到呼叫石敬瑭的名字，不免相顾失色——略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是要出大事了——除非石敬瑭是个软柿子。

但石敬瑭不是个软柿子。

藩镇地头蛇，最怕是移镇。石敬瑭一下明白：不反即意味着完蛋，于是决计谋反。但他还要做出“哀兵”的模样，在接到朝廷要他尽快到山东上任的“制书”后，对麾下将佐们说：“当初，我第二次来河东前，主上曾当面应我终身不再派他人来替换；现忽有了此令，莫不是像年初千春节时，主上同公主讲的那样吗？我如不反，朝廷会先发制人。我怎能束手被擒，死于道路之间！现在我要上表说有病，不能赴任，就用这个来看看朝廷的意向。如对我宽大，我就继续臣事他；如对我用兵，那我就只好另作打算了！”

这一番话也有试探僚佐的意思。果然，他听到了意见不同的各种声音。有人劝他不要反朝廷，有人认为河东虽大，但以一藩之力，究竟不是后唐一国的对手，有人劝他赶紧到山东去上任，有人说不懂军政大事，不掺和意见。石敬瑭倒是宽大，对各人意见一律不与计较。

但他看出部下意见不一，应该有了“篝火狐鸣”神话自我的故技。

《玉堂闲话》这部野史记录说，石敬瑭跟宾佐聊天时，有一次讲述了一个白日梦境。说他梦中与当今天子李从珂并驾行走在京师洛阳（后唐首都洛阳，后晋首都开封）的大道上，经过李从珂的旧居府邸，天子就邀请他也进来坐坐，石敬瑭在梦中很谦逊地表示不敢叨扰，但李从珂坚持要他进来坐坐，不得已，只好骑马进入。到了厅事下马，上台阶，进入大堂，石敬瑭西向而坐。但回首看时，天子李从珂已经驾车走了。

显然，这个梦有某种不难理解的含义，所以，当他把这个梦讲给各位听时，听者有点恐惧，史称“群僚莫敢有所答”，一帮听者没有人敢分析这个梦境。

他最亲信的办公室主任都押衙刘知远看出了端倪。他对石敬瑭说：“明公您长期带兵，很能得到将士拥护。现正占据有利地势，将士和马步军队精锐强悍，雄于天下。如果起兵，发檄文宣示各道，可完成统一国家大业，怎么能为一道朝廷制令就自投虎口呢！”

他最亲信的秘书长掌书记桑维翰说：“主上刚刚即位时，明公您即入京朝贺；那主上岂能不懂‘蛟龙不可纵归深渊’的道理？但他到底还是把河东再次转给您！这实在是天意要借利器给您啊！想当初，先帝明宗，将遗爱留给了嫡子，今日主上却以‘旁支庶子’取代大位，群情是不会依附他的。您是明宗爱婿，可主上却把您当叛逆看，这已经不是低头服从他就能免除灾祸了！咱们保全自己，只能另想法子。——我知道的是：契丹同先帝明宗曾协约做兄弟之邦，现在，他们的部落就在河东之外，明公如能推心置腹地讨好他们，万一有急变之事，可以朝呼夕至。有这样强大的依托，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吗？”

桑维翰这一席话，犹如电光一闪，照亮了石敬瑭那一颗腌臜的心。

但桑维翰这一道闪电却无比邪恶而狰狞。

“幽云十六州”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说到中原之变，认为——

石敬瑭之进犬羊，桑维翰导之也。

“犬羊”这里指契丹。这话的意思是说，石敬瑭之所以引进契丹祸害中原，源出于桑维翰的怂恿启发。

船山先生认为，为人谋划国家大事，导致国家之祸患，这就是天下的罪人。但这罪人有“差等”，罪过有大有小，有人谋划国事祸在一时，有人谋划国事祸在一代，而有人谋划国事则祸在万世。史上祸国万世者，自从中国有人以来，只有桑维翰可以当之。因为桑维翰，所以石敬瑭！因为石敬瑭，所以契丹、女真、蒙元而不断！应该说，南宋的秦桧，就是后唐的桑维翰；后唐的桑维翰，就是南宋的秦桧。这是“覆载不容之罪”，天地之间唯此罪为大。桑维翰实在是传统衣冠文人的败类。

一文一武，两人的话让石敬瑭吃了定心丸。而桑维翰一番话，几乎就像当年诸葛亮跟刘玄德的一番“隆中对”，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后来的事也确实按桑维翰的沙盘推演在行进。桑维翰的“隆中对”给中原带来人间苦难，但却给石敬瑭带来政治利益。“旁支庶子”，这个意见启发了石敬瑭。他知道这是消除李从珂执政合法性、合理性的杀手锏，有此一议，河东将师出有名！

就在这一时刻，石敬瑭，反意已决。

他干脆与朝廷公开撕破脸皮。

他上了一份奏章，内中说：“现在的皇上李从珂是明宗养子，不应承祀大位，请传位给明宗的嫡子许王李从益。”

末帝得到这份奏章，气得将它撕碎，掷到地上。

随后，起草了一份诏书回答石敬瑭道：“你跟原来的鄂王也不算疏远吧？他可算明宗的嫡子吧？但你在卫州干的那点事，天下人人皆知。现在又假装推举许王李从益，谁信？”

鄂王就是明宗李嗣源的嫡子闵帝李从厚，失位后，被李从珂封为鄂王。卫州事，就是指石敬瑭软禁李从厚的故实。但李从珂这份诏书，有将李从厚之死的责任推给石敬瑭的意思——这是说给天下人听的话头。

诏书还同时削夺了石敬瑭河东节度使的职务，另派他人领任。

紧接着就安排了末帝上任以来最强军阵：以名将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代理太原府事；名将杨光远为副部署；名将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陈等使；一面调集大军三万人马，并各戍守之地数万人马，征讨河东。

石敬瑭的两个儿子正在朝中做官，听说老爸造反了，吓得藏到民间的水井里，但最后还是被搜了出来，杀掉，藏匿这俩兄弟的人家，被灭了族。石敬瑭的弟弟先杀掉自己的妻子、女儿，而后自己逃亡，但最后被捕，死在狱中。

历来造反，代价血腥。

石敬瑭知道寡不敌众，但他早有“庙算”：一面在朝内策反诸臣，一面由桑维翰起草奏章，向契丹求援。他给予契丹的三个优厚回报是：

一、请称臣，并父事契丹，自做“儿皇帝”；

二、每年贡献银两布帛三十万；

三、事成之后，割卢龙（今属河北，在河北东北部，延及辽宁西部）一道及雁门关（今属山西）以北总十六州奉赠契丹。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这十六州，以幽州和云州为两大结点，史称“燕云十六州”。十六州所当地理，皆在中原之北，唐末以来，一直是捍卫中原安全的北方第一道屏障。

十六州分别是：

幽州（今属北京西南）

檀州（今属北京密云）

顺州（今属北京顺义）

儒州（今属北京延庆）

蓟州（今属天津蓟县）

瀛州（今属河北河间）

莫州（今属河北任丘）

涿州（今属河北涿县）

新州（今属河北涿鹿）

妫州（今属河北怀来）

武州（今属河北宣化）

蔚州（今属河北蔚县）

云州（今属山西大同）

应州（今属山西应县）

寰州（今属山西朔县）

朔州（今属山西朔县）

从此，燕云十六州不再属于中原，反成契丹南部屏藩。草原帝国雄踞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而燕南之地一马平川，铁骑数日间可直抵黄河北岸。以至于赵匡胤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将重兵压在汴梁，拱卫京畿。所谓大宋“冗兵”之弊，因此而起。

耶律德光的异梦

如此“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优厚”条件，连他的亲信，都押衙刘知远也看不下去，表示反对说：“称臣也就可以了，还甘心父事契丹，实在过分。多多给他们点金帛贿赂，已经足以请援，不必许给他们燕云土田，这些土地地理位置太过重要，恐怕以后会成为中国的祸患，那时悔之无及！”

但石敬瑭不从。只要能约来援军，扶植他上位称帝，这些条件，他认为值！

刘知远乃是五代第四个王朝后汉的创始人。他此际正在韬晦中，应该对石敬瑭言听计从，但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猜想，很可能此际他已经萌有“异志”。如果将十六州割给草原帝国，将来他的朝廷也困难重重。这是诛心猜测，但按照后来的逻辑前推，应该符合这位韬晦者的心路历程。不过也要公正地说一句：刘知远能有此念，道义上已经远远胜过桑维翰与石敬瑭。这是五代乱世难得一见的价值诉求。故不论刘知远的心路呈现逻辑是什么，有此一语，足以将他与石敬瑭集团区别开来。

当时太原也即晋阳之北，尚有后唐守军，石敬瑭不得不派出得力亲信，“间道”潜往契丹上京所在地西楼（今属内蒙昭乌达盟）。如果后唐守军拿获这个细作，那么万事皆休；但这个细作成功到达西楼，于是，如俗话所言：历史已不可逆转。

耶律德光得到石敬瑭来表，大喜。

据说他在这个大好事之前曾有一梦。《契丹国志》引《纪异录》记载了这个梦，后来这个梦也被写进正史《旧五代史》。说耶律德光昼寝，梦中有一美姿容的神人穿白衣，佩金带，自天而下。

神人对德光说：“石郎使人唤汝，汝须去。”

德光醒后告诉母亲述律平太后。

太后不以为然。

但后来又梦，还是那个神人，对他说：“石郎已使人来唤汝。”

德光醒后很惊讶，又告诉母亲。

母亲说：“那就卜筮一次吧。”

卜筮的结果是：“太祖（指耶律阿保机）从西楼（今内蒙昭乌达盟）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尔为助，尔须去。”

卜筮后不到十天，石敬瑭据河东反，派遣使者持表来，许重赂、许割地、许自称儿，以此条件求兵为援。

耶律德光因此相信此事必有神助，对人说：“我不是为石郎兴师，乃是奉天帝敕命行使天罚！”

于是契丹做出了兴兵来援石敬瑭的规划。

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但战役的进展匪夷所思。

“围困”晋阳城

张敬达中军大营设在晋安（今属太原，在太原西南五十里），又筑起长长的围城包围了河东藩镇的治所晋阳。从晋阳城楼远远望去，只见后唐挟往日余威，旌旗连绵，军容严整，兵士们一律黑色服饰，一片片，一团团，如焦墨山石。但张敬达却不过偶尔攻一下城，更多时间则采用“围困”的持久战战略，大兵轻易不动。

石敬瑭知道他这一生最重要的大事件来临了！

他安排最能打仗的人，都押衙刘知远出任马军、步军总指挥。

刘知远此际展示了他的恢宏格局。

此人带兵“用法无私，抚之如一”，完全按军法调度，不分亲疏远近，对待士兵一律平等，史称“人无二心”。用兵到这地步，在五代乱世，很罕见。

石敬瑭亲自坐到城头，眼看着箭矢、礌石在身边飞来滚去，也不肯离去。

刘知远看出他对守城不放心，就对他说：“我观张敬达之辈，筑起这些高垒深沟，无非想做持久打算，实在说：此辈无他奇策。故明公不必担忧。明公只需要选派使者，走僻静小路，经略城外之事。守城这事，很容易，我刘知远一人就可以办到。”

石敬瑭听后很感动，像当年李存勖“拊其背而壮之”一样，他也拉着刘知远的手，拍着他的肩背赞赏了他。

刘知远的判断很准确。取晋阳，难；但一旦契丹来援，再战，更难。这就用得上“兵贵神速”一条古训，但张敬达实在是太过从容了。站在时光的后面，简直无法想象他到底怎么想——为何要做旷日持久的战略规划？我去打这场仗都不会这么玩！实在不明所以。

且说后唐末帝李从珂，也知道与石敬瑭的一场大战将决定各自的政治前途，于是特意派出端明殿学士吕琦到河东行营来犒军。

当时正任副司令的大将杨光远对吕琦说：“请先生回去附带奏知圣上，请圣上不要昼夜操劳此事。贼兵若是没有援兵，我等用不了多少天就可以平定河东；如果这姓石的要是勾结契丹来犯，就放他进来，一战就破了他！”

杨光远这一番话并非没有来源。若干年前，定州（今属河北）藩帅王都叛乱，也曾勾引契丹来援，后唐名将王晏球平叛，干脆将契丹放进来，然后一块包了饺子，抓获契丹首领剔隐以下大小酋长七百多人。定州大捷，曾让契丹一蹶不振。但此一时彼一时，耶律德光不是剔隐，石敬瑭加刘知远也不是王都，晋阳更不是定州！战役主角和场地变换，还作此想，就是成语说的“胶柱鼓瑟”。由此可见，杨光远放弃北部关隘之防，试图历史故实重演，也实在是个难以入流的将才。

但这一番豪言壮语让李从珂听了很是欣慰。不过他也同时听说石敬瑭正在勾结契丹南下，知道形势与定州大捷时不同，就屡次督促张敬达、杨光远急攻晋阳。倒霉的是，这个晋阳在刘知远的守卫下，根本就没有攻下来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张敬达自己的行营，围困晋阳的长连城多为土木结构，每次加深沟垒，都会遇到风雨天气，一场大雨，就把工事泡成了泥汤。长连城无法合拢。围兵自己也处于危险中。如果城中出动一支骁骑，后唐兵将无险可守。

但晋阳守兵也很保守，契丹未到之前，基本不做佯动，就是固守。此际，晋阳城也处于危机中。因为连日大雨也在浸泡城中的粮草，各种战略储备也多遭遇了霉变。

双方自夏季六月开始，僵持近三个月后，契丹来援，历史出现变数。

耶律德光初战告捷

契丹主耶律德光趁初秋草肥之际，亲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代州（今山西忻州代县）向南进发，史称“旌旗不绝五十余里”。代州、忻州，此时还都属于后唐所有，两地守军见契丹兵来，并不邀击，契丹也不攻城，双方就像有了约定：我让路，你走人。这也是五代十国时期藩镇自保的案例——那时，能效忠于中央朝廷的藩镇少之又少。假如代州、忻州的守军能与张敬达的行营取得默契，待契丹兵过，南北夹击，那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但契丹似乎咂摸透了这些藩帅的脾气，居然敢越过敌城，直接来援——他并不害怕代州、忻州二城守军背后来袭。二城固然不敢，但更真实的动机是不愿。

真心为朝廷甘效死力的将士，很少。

耶律德光到达晋阳城附近，将兵马布列在汾水之北一个叫虎北口的地方，尔后，派出精干从张敬达的围城缺口驰入城中，与石敬瑭联系说：“我今天就打算攻打贼兵，你看好不好？”

石敬瑭为求万全，赶紧派人驰奔出城告诉契丹主说：“南军力量甚为雄厚，不可轻视！且等到明日议论后，再战不迟。”

石敬瑭是太担心不能破敌的后果了。

但他派出的使者还未到达契丹行营，契丹援兵已同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有了接触。双方一战，即呈胶着状态。

石敬瑭见状，唯恐援军有失，急派大将刘知远率军出城，与契丹援兵两下夹击后唐骑兵。

此时后唐兵在晋阳西北角以步兵列阵，契丹派出轻骑兵三千人，一律不着铠甲，直奔后唐军阵。后唐兵看到契丹兵并无什么阵势，兵力也单薄，为了抢功，于是呐喊反扑。契丹兵旋即败退。后唐兵争相驱赶，一直到汾水之滨，契丹兵徒步涉水而去。数万后唐兵涉水向北追击。忽然，契丹伏兵起，上万装备精良、士气正旺的骑兵，自东北方向鼓噪而至，他们挥舞着草原弯刀冲击后唐追兵，混乱中，后唐兵被截为两段。跑在前面的后唐步兵大多被契丹擒杀，南面的骑兵急忙引退，一路奔逃，跑回张敬达所在的晋安大营。路上还遭遇了刘知远的袭击，被掳去一千余人。

唐兵大败，契丹兵则放开兵马乘乱屠杀方圆数十里的散兵。后唐步兵死亡近万人。张敬达等急忙收拾残兵，从四面包围中撤离，退保晋安。

契丹获胜，但知道晋安势众，一时未必攻克，于是在耶律德光率领下，返回晋阳北边的虎北口，与后唐兵暂时脱离接触。

张敬达设下的四面围城，只剩下南面一道。这天晚上，石敬瑭从容地走出北门，去拜会契丹主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握住石敬瑭的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石敬瑭问道：“皇帝远道而来，士马疲倦，却在急切中与南军作战而取得大胜，这是怎么回事啊？”

显然，这是石敬瑭在用特殊的方式恭维耶律德光，但他所说也确是实情。契丹主闻言特别开心，正好向这位未来的“儿皇帝”炫耀自家德能。

他回答道：“一开始，我从北边过来，以为唐兵必要切断雁门（今属山西忻州，在太原北三百六十里）间的各条通路，并埋伏精兵在险要之地，那样，哈，我就不能顺利前行啦！但我使人侦察，发现既没有断路也没有伏险！这样，我才得以长驱深入，并知道大事必成。兵马相接之后，我方气势锐盛，彼方见有援兵，内心必然沮丧，如果不能乘此急速攻击，旷日持久之后，谁胜谁负可就难料啦！这就是我速战而胜的道理——这是不能用通常的劳逸道理来衡量的。”

史称石敬瑭听后表示“叹服”。

但考察此役，耶律德光之胜，实缘于张敬达用兵之昏，整体看来并无特别出彩之处。石敬瑭之“叹服”，讨好的成分较大。

石敬瑭进位

石敬瑭拍完耶律德光马屁，随即与契丹合兵一处，南行，迅即绕过晋安大寨，在南端截住张敬达退路。围兵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围阵中设置了带铃铛的绳索，又有大批吠犬，这样张敬达的后唐兵再想南撤，那是休想啦。

就全国形势考察，石敬瑭事实上处于危机中。几个月来，借着“后唐—河东”之战，各地出现了“拥石”“倒石”和“观石”三派。其中“观石”一派以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为代表，他们正在笼络各地力量，一方面似乎还属于后唐，但根本不听节制，且屡屡向契丹暗送秋波。这意味着赵氏父子在与石敬瑭“争宠”，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讨好契丹罢了。这也就意味着石敬瑭地位并不牢固，即使战争取胜，也难卜未来命运。

耶律德光认为应该早日“册立”石敬瑭为中原之主，以此消除各方觊觎之心。中原逐鹿，是因为鹿无主人，一旦鹿主已定，天下可望稍安。

契丹主始终在惦记石敬瑭给出的那三个回报。只有在天下稍安的环境下，他才有希望得到那三个回报。

一天，在晋安南一个叫柳林的地方，契丹主约见石敬瑭并对他说：“我从三千里外来帮你解除危难，必有大功。我观察你，器宇容貌、见识气量，都是一等一的人物，真是中原国主的材料啊！我想扶立你做中原天子。”

尽管这是期望中的风景，石敬瑭还是假意推辞逊让，不做这个天子。但将吏们又反复劝他，晓以利害，必进大位，才可以天下安定。于是石敬瑭答应了出任中原皇帝的请求。柳林乃是偏僻小镇，一应准备不够使用。契丹主只做了三件事，就完成了石敬瑭进位的大事——

制作一份册封石敬瑭为中原皇帝的文书；

在柳林搭筑坛台搞个祭天的仪式；

脱下自己的衣服冠冕在坛子上亲自授给石敬瑭。

这活儿就算干完了。

这一年，是公元936年，远在洛阳夹马营的小小赵匡胤已经十岁。

石敬瑭出任中原皇帝的国号为“晋”。史称“后晋”。这是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十一月的事，但石敬瑭跟李从珂翻脸，认为他属于“闰出”，不是“正朔”，故上溯李嗣源的年号长兴，认为这年应该是“长兴七年”。现在石敬瑭做了皇上，按规定应该“改正朔”，于是将“（后）唐长兴七年”改为“（后）晋天福元年”。尽管这时后唐皇帝李从珂还在位子上，但历史已经认为“清泰”是个过去时了——连《资治通鉴》记载此事，也认这年为“天福元年”。但司马光先生走得更远，改朝换代，计算“正朔”，竟恪守史上争议很多、并不“科学”的“王正月”之说，将十一个月之前的一月就开始称之为“天福元年”。这也就是说：十一个月之前，还没有“后晋”“天福”什么事呢，《资治通鉴》已经把它讲述为“天福元年”的故实了。司马光先生弄历史，秉春秋笔法，常有圣贤之论，但在这类地方，未免引发后人诟病。

就在这一天，石敬瑭做了后晋开国皇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签署文件，颁发敕文，昭告天下：从此以后，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个州，属于契丹国土。

至于自称契丹“儿皇帝”，每年运输钱帛三十万之类，按照规定去办就是。

耶律德光，得到了他想得到的。

而近在咫尺的后唐统帅张敬达，则在危局中一筹莫展。

龙敏之计

他还真叫刘知远说着了，实在没啥本事。晋安营中，尚有士卒五万，马匹万余，这应该是一支实力受损不大的部队。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史家胡三省看到这里都替张敬达捉急，不禁在字缝间下一注脚道：“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若张敬达等能于围落未合之际，勉谕将士，竭力致死决战，胜负未可知也！”此说深得我心。窃以为：两方胶着之际，胜负未卜，必须放出胜负手！如不放胜负手，只有取败一途。与五年后的“阳城大捷”比较，后唐这几位统帅，远不如后晋时的李守贞、药元福。人家就是在契丹的围困中放出胜负手，一战告捷。读史至此，真恨不能替古人去打这一仗！

张敬达在一次不算太大规模的战役之后，已被夺气，认输了。他在晋安寨中，四面“考察”，哪里也不是他的出路——北面就是晋阳城，东面是山地，西面也是山地，只要大兵一动，即会遭遇契丹与河东的截击，往南，就更甭想啦！于是，他趁围军还没有部署停当之际，不是集结敢死兵力突击决战，而是派出使者向后唐朝廷“告败”。末帝李从珂只得到这个最后的信息，从此与前线音讯两绝——张敬达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李从珂陷入一生从未有过的恐怖中。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调动全国各藩镇大兵紧急救援晋安寨。

他甚至在万难中决计亲征——尽管他已经怕得要死。

更要命的是，诸军自凤翔起事以来，将悍兵骄，只求自保，没有几人愿意听从节制，李从珂能够调遣的后唐官军几乎如同乌合之众。率军主将害怕属下哗变闹事，居然不敢使用军法约束。李从珂被骄兵悍将起哄拥戴而得称帝，最终也被骄兵悍将不为所用而失天下。这类军政循环自中唐安史之乱开始，二百多年间屡屡上演，这是“赵匡胤时代”必须面临的历史惯性。

且说末帝李从珂到了河阳（今属河南孟州），心里害怕，不愿继续北行，最后派出枢密使（略相当于国防部长）忠武（今河南许昌）节度使赵延寿统兵两万北上救援，这时赵延寿的养父赵德钧正带着卢龙（辖地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兵从北部救援晋安。

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俩也是一对野心勃勃的人物。赵德钧正做着幽州藩帅，后唐给予了他武臣最高的职称“北平王”。但他与儿子赵延寿后来都有借助契丹，从“王”上再爬一个格——称“帝”的愿望。所以这一次救援，根本就没打算出力，更不想拼命。

后唐，在飘摇中。

有人出了一招。

这人乃是史上记录甚少的吏部侍郎龙敏。

吏部侍郎略相当于负责干部工作的组织部副部长，此人应在这个位置上注意考察干部品质，确有识人之明。他在李从珂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提出：效法契丹拥立石敬瑭，我唐也可以拥立李赞华。李赞华就是耶律德光的哥哥，原契丹“人皇王”耶律图欲，多年前投奔后唐，现正做着节度使。若能派遣北境诸镇守军礼送李赞华出境，自幽州奔契丹首都西楼，并大张旗鼓地告知天下：“立李赞华为契丹主”，如此，耶律德光必然有内顾之忧，必然要退兵，必然要赶回西楼看守自己的“契丹主”位子，如此，我则选募精锐邀击契丹仓皇中的退兵，如此，张敬达可知我援军大计，如此，晋安之围可解。

站在时光的这一头来看龙敏之计，真真地为他拍案叫绝！这应该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个天才手笔，尽管很难保证李赞华是不是愿意这么做，更难保证述律平太后在西楼是否组织有效防御，最难保证的是北境诸镇在千里奔袭契丹过程中有无作战勇气——后唐毕竟不是大汉，没有卫青、霍去病那般人物，但依然不失为一个虽有风险但不乏创意的胜负手，在万难之际，值得一搏。

不仅我认为如此，李从珂也认为此计可行，史称“帝深以为然”，但“不以为然”的是诸位执政——后唐诸臣将各种风险估计得面面俱到，就是不敢估计可能性，史称“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诸位执政害怕这事不会成功，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竟做不出一个决定来。

天才设计消散于无形，历史没有出现可能很壮观的这一幕活剧。

此计不成，李从珂也被夺气。战机一日日被延误，但他就是逗留在河阳不敢继续北上，神色忧愁而又沮丧，从早到晚以酒浇愁，大放悲歌。国家高级干部们有明白事理的劝他抓紧时间北上救援，这位国家元首却说：“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

你们啥也别说啦，这个石郎让我这心啊胆啊都掉地上啦！

赵德钧的投敌条件

张敬达统领数万大军打晋阳之后，朝廷直接控制的野战军已经没有多少。于是在负责财政的副总理张延朗谋划下，开始下诏，在全国各地征集能用的将吏、兵员、马匹。当时规定：每七户人家要出一个征夫以充当征讨河东的士卒，但这个征夫要自己准备铠甲和兵器。后唐政府颁给这类征夫一个美丽的荣誉名号：“义军”，要求在一个月内集结完毕，由当时的陈州（今属河南周口）刺史郎万金训练这批“义军”。郎万金，也是后唐一员猛将。此议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仓促间在全国征兵征粮，只能扰动民间。最后的结果是，只征集了可用的战马两千余匹，义军五千人。这个数字对河东之役而言，意义不大。张延朗这位财政专家这一招只能是添乱。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已经乱了方寸。

但也有迹象表明，契丹也很恐惧。

耶律德光虽然大军屯扎张敬达晋安大寨的南部柳林，但所有辎重和老弱都留在了虎北口，而且每当到了黄昏，就令全军人人结扎停当——这是担心遭遇张敬达夜袭，届时好有逃跑准备。这行为也证明契丹此次南行，并没有必胜把握。若干年前，后唐若干名将曾经打痛过契丹，他们也有疼痛的记忆。

这时候赵德钧助了契丹一臂之力。

赵德钧此时驻扎在太原西南一个叫团柏的地方，此地距离晋安大寨只有百余里。赵德钧如果率领他的藩镇将士，与赵延寿合兵一处，从西部攻击契丹和石敬瑭的围军，战事一起，晋安大寨得知援兵已到，也许会做出破釜沉舟，里应外合的决策，那样，整个战场形势还会有新的变化，也许会朝着对后唐有利的趋势转变，但赵德钧没有这样做。

当初李嗣源、李从珂得到天下都太容易啦！将士一番拥戴，那事就成了，我赵德钧实力并不比当初李嗣源、李从珂差！这个石敬瑭羸弱成那个样子，也无非仗着河东要地，有契丹支持，所以才有了称帝的大戏。我赵德钧父子之合力想来也很了得，如何就要居人之下？现在后唐失势，后晋出世，我赵氏父子无论做后唐“忠臣”还是做后晋“功臣”，想想都不免尴尬。

最重要的：凭什么我们赵氏父子就不能取石敬瑭而代之？

取石敬瑭而代之。

这个念头主导了赵德钧后来的行动。

他开始上表，要求委任他的养子，正做着忠武节度使的赵延寿改任成德节度使。成德军治所在今属河北正定的镇州，揣摩赵德钧的意思，是想与儿子东西呼应，构成掎角之势，如此，要挟契丹将更有资本。但他向末帝李从珂陈述的理由却是：“臣现远征在外，原来的守地幽州形势孤弱，赵延寿如能戍守镇州，这样左可以支援幽州，右可以支援晋安，于形势似乎有利。”

但末帝李从珂也不算傻，他知道赵延寿正在带领许昌、开封的守军北上，当前需要的是救援晋安大营，而不是东去做什么镇州节度使！于是回答道：“延寿正在与贼兵争斗，哪有空闲往镇州！待贼兵平定后，再按你所请办理。”

但赵德钧志在必得，一次一次地信使往来，请求赵延寿改任。

最后，李从珂发怒道：“你赵氏父子坚持要得镇州，究竟啥意思啊？如能退寇，即使取代我的位子，我也甘心让你！若是玩弄寇兵用来胁迫君主，最后会很惨——只怕要落得犬兔一同毙命！”

赵德钧知道此计不成，又生一计。

他开始与契丹秘密往来。但又担心被后唐密探发现，于是，秘密制作了契丹颁赐给他的诏书，以及盔甲弓剑之类，造成与契丹往来的假象，意思是向李从珂显示：我赵德钧派遣使者给契丹写信，要求契丹与后唐结好，让契丹引兵归国，实现当初李崧、吕琦等人的战略规划。

但他实际上是以此迷惑李从珂。他给耶律德光的真实密信内容却是：我赵德钧与契丹结好，而不是后唐与契丹结好。

他在密信中向契丹许诺：“若能立我赵德钧而不是石敬瑭为帝，我赵德钧就用现有的兵马向南平定洛阳！从此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但仍允许石敬瑭常镇河东。”

赵德钧派遣到契丹的使者来到柳林，带来了丰厚的金宝财帛。车马连阵绵延不断。有人把消息很快传给了石敬瑭。

赵德钧的投敌条件最要命的是兵锋直指洛阳，而且全用本部兵马！契丹主深入中原几千里，晋安迟迟未下，而幽州兵一直就是契丹南面的劲敌，这时候，中原诸藩镇正在觊觎形势，一旦太行山以北诸州遮断草原兵的退路，那他耶律德光可就凶险莫测了。于是，他有了犹豫，很想答应赵德钧的请求。

石敬瑭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派遣特使桑维翰去见耶律德光。

桑维翰的眼泪

桑维翰来到契丹主大营，看到赵德钧的特使也在帐中。桑维翰当即跪倒在帐下，含泪陈说道：“河东孤危，大国您举义兵来救援，一战而唐兵瓦解，使其退守一栅，粮草将尽，气力穷竭。这赵德钧父子不忠于唐，不信于契丹，只不过是畏惧大国之强盛，所以没有与大国交战。此父子二人素怀异志，一直按兵不动，就是窥测变化，根本不是个以死殉国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呢？皇上您怎么能相信他那些妄诞之词，贪取毫末小利，丢弃咱们就要做成的不世功业呢！我晋国如得天下，将要竭尽中国之财奉献大国，哪里是赵德钧这些小利可比呢！”

耶律德光听罢，也有羞惭之色。他说：“你看见捕鼠吧？如果不防备老鼠，还可能被咬伤了手啊！何况现在是面临大敌，我不得不防啊！”

桑维翰说：“现在大国您已经卡住了老鼠的喉咙，晋安寨中的老鼠岂能再咬人啊！”

耶律德光说：“我并非要改变以前的约定，只是现在形势凶险，考虑到用兵的权谋，不能不这样。”

桑维翰又回答道：“皇帝您以信义救人急难，四海之内所有人都看着皇上，都在注意这件大事！怎能忽而如此、忽而那般，致使大义不能贯彻始终！臣私下认为：皇帝您，不能这样做啊！”

这时，赵德钧的使者也不断地申辩。桑维翰则陈述不已，几乎泣不成声，如同当初申包胥哭于秦庭为楚国求援哭了七天七夜，桑维翰跪在帐前哭了一整天，鼻涕眼泪甩甩嗒嗒从早到晚没有断。

桑维翰的哭泣是有丰富内容的。

他除了向耶律德光传导了石敬瑭集团的真实困境之外，还暗示契丹之主：我集团只能依靠草原帝国，是草原帝国最值得放心的中原军政力量，另外，我桑维翰本人，作为石敬瑭集团的智囊人物，对契丹的倚赖犹如儿女倚赖父母。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所以当桑维翰以“信义”工具批评耶律德光时，也有了撒娇的性质。这是枭雄耶律德光不难感觉到的。

如此说话，有史为证——石敬瑭柳林即位之后，桑维翰官拜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但耶律德光最后与石敬瑭告别时专门提到桑维翰，他说：“桑维翰对你可谓尽忠尽力，应该以他为相。”石敬瑭点头称是，不久，即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仍权知枢密使事。同平章事，这在唐五代以来，就是宰相之位。这个故实表明：契丹已经有足够力量参与到后晋的干部任免枢机工作中来。把桑维翰说成契丹安插在后晋的“卧底”或未必准确，但说桑维翰是后晋干部队伍中的“契丹派”当不为过。

简短截说，最后，耶律德光权衡利弊，大约还想起了起兵之前的梦境，在给哭泣的桑维翰“相面”之后，总算依从了他。

耶律德光指着帐前的一块石头，对赵德钧的特使说：“没办法，我已经许诺了石郎，除非这石头烂了，我的许诺才能改变！”

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联盟是后唐最终覆亡的决定性力量，但除了赵德钧等人救援不力、阴蓄二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敬达的晋安大营不能与外界沟通音讯，他不知道外有援兵，且皇帝已经亲征到了河阳。此际，最应该做的，就是设法与晋安大营取得联系，以坚定其信心，伺机突围。但李从珂还耽在河阳（今属河南孟州），处于进退无主之中。

张敬达遭暗算

那位吏部侍郎龙敏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认为赵德钧不靠谱，必不能救援晋安。当下只有一个法子，在皇帝从驾的万余人中，精选骑兵一千人，由龙敏自己和名将郎万金率领，走介休山路，夜半冲破贼阵，进入晋安大营——哪怕能进去一半人，事情就好办了。张敬达只要知道援军就在附近，即使有铁屏障，也应该能够冲破，这点虏骑不算什么。

这个建议，等于组织敢死队突过敌阵，向守军报信，应该也算一个胜负手。在当时情势下，应该努力配合实施——但李从珂不敢。

他听到这个建议后，哀叹道：“龙敏之志极壮！但用之晚矣！”

这样，晋安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被围困的几个月中，后唐名将高行周、符彦卿等，曾多次率领骑兵出战，但因敌阵太厚，且寡不敌众，都没有取得战功，最后只好困守。日子一天天过去，而士兵食用的粮食和马匹需要的草料都已经用完。以至于动员士兵们削木头渣子，淘洗马粪中的草筋，掺和了来喂马。但马儿吃不饱，于是互相啖咬，咬得马尾巴和颈上鬃毛都掉秃了。有马匹死掉，就由将士分而食之。

晋安已经陷入绝境。

张敬达性情刚强，有个外号，人称“张生铁”。这时副司令杨光远等人开始劝说他向契丹投降。

张敬达说：“我受明宗和当今皇上厚恩，现在做讨贼元帅而打败仗，罪过已经很大，再投降敌人，那罪过就更大了！援兵早晚会来，可以暂且等待；如果万一不来，我等力尽势穷，就请诸军砍了我头，拿着去投降，可以保全自己而获多福——那时也还不晚。”

杨光远向同僚使眼色就要杀掉张敬达，但同僚不忍下手。

名将高行周知道杨光远已经心怀不轨，暗算张敬达，但阴谋未露，又不能说破，所以常常带领精壮骑兵尾随张敬达，等于暗中保护统帅。

张敬达感觉到高行周的尾随，却感觉不到杨光远的阴毒。他甚至对别人说：“行周这小子常常跟在我的脚后，这是啥意思啊？”

高行周闻听此言后，担心统帅疑心自己，这才不敢再尾随他。

按军中例会，诸将每天早上要集合在统帅营房中议事，这一天，高行周、符彦卿等尚未到达，杨光远等人来得早，乘张敬达没有防备，杀害了他。

随后，杨光远等人带着张敬达的头颅，率诸将出营，上表，向契丹投降。

耶律德光大喜。他很早就知道杨光远等后唐骁将的大名，于是一一加以慰劳，还赐给他们皮帽，但他内心是瞧不起这一帮投降的将军的，甚至还开玩笑对降将们说：“你们各位，真是可恨的恶汉，投降了，用不着我准备加盐的乳酪来喂你们上万匹的战马啦？”这话的意思是说，战马都不用打仗了，用不着犒劳它们了。等于拐弯羞辱投降者。杨光远等人听后大为羞惭。

但耶律德光嘉许了张敬达的忠义，并命令收尸安葬，进行祭奠。还对他的下属及晋国诸将说：“尔等做人臣的，应该学习张敬达、仿效张敬达啊！”

晋安寨中尚有马近五千匹，铠甲兵仗五万，耶律德光此际暴露了他的掠夺本质：他命令将这些东西全部取走送归本国，只给石敬瑭留下了后唐的将卒。当然，他没有忘记对降卒们说上一句：“你们，要勉力效忠你们的主上！”

有一位跟随张敬达而来的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司令），名叫康思立，不堪忍受投降的羞辱，史称“愤惋而死”，自杀殉国了。这是晋安大寨唯一的一位“死事”（死于国事）将军。

石重贵监国

按照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谋划，晋阳之战后，后唐已经失去了重要的生力军，现在举兵洛阳，也即后唐首都，应该是最佳时机。

于是后晋本部与契丹援军，合为一处，兵锋南指。

石敬瑭觉得应该留下一个儿子“监国”戍守河东。但有意味的是，这事，他也来征求耶律德光的意见。

耶律德光也不客气，对石敬瑭说：“你把儿子们都叫出来我看看，我帮你选一个。”

于是，石氏子弟站成一排，由他来选。

石敬瑭哥哥早亡，侄子石重贵被石敬瑭收为养子，也与诸子弟站在一起。石重贵相貌很像石敬瑭，但身材短小，俩眼有神。

耶律德光指着他说：“这个大眼睛的小子可以啊！”

石敬瑭于是任命大眼睛的侄子石重贵“监国”。

这不是个小事件。

“监国”就是监管、监理、代行国事。古来制度规定：国君亲征，由太子“监国”。如果已经安排他人“监国”，太子随行，则为“抚军”。后晋仓促立国，尚未有“太子”人选，石敬瑭此举，有向契丹深度讨好之意，那意思就好比说：我不仅这一代与契丹友好，下一代人也继续与契丹保持友好，而“太子”，由您草原帝国来任命。耶律德光也是不凡不俗的政治动物，他当然明白此举意义所在，连句客气话都不说，直接就任命了后晋的隔代人选，从而一举奠定了以草原帝国的身份出任中原邦国宗主国的地位。

“儿皇帝”石敬瑭不仅在任用相国桑维翰时，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在选择太子也即所谓接班人时，也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这样，就在组织方向上，实实在在地成为契丹的附庸。

这是中国史上关于“名分”的大事。

古来有言，“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唯独名爵名分与礼物礼器，不能转由他人颁给。这是君主的职责。名爵名分，包括公侯伯子男的封赏、地方官的任命；礼物礼器，包括敕谕授权后的印玺节杖等等。这事即使在现代邦国也如此，譬如，美利坚合众国的驻外大使，不可能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来任命，等等。这是邦国治理的秩序原理。其政治逻辑，按照《左传》中的说法就是：君主通过封授名爵和礼器，而获得臣子（下级）对国事的忠诚和信任；有此忠信才能辅佐君主治理邦国；邦国治理有效，才能做到人人守法、守礼；如此，才可以造就道义天下；有道义天下，百姓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利益。因此，“名与器”自天子出，是为政的大事。

显然，投靠契丹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无法理解这一番圣贤大义。当时的帝国，也没有人能参透这一层政治智慧，无人为他开蒙讲述。就中国历史长河考察，石敬瑭实在是在庸人的裹挟中，匆忙地沉浮东流，浮沤一般。他没有为吾土吾民做出帝王应有的政治增量贡献。

石敬瑭行军洛阳

且说后晋与契丹联军，裹挟着张敬达的降兵，一路南下，到达团柏。这是后唐名将赵德钧行营所在地。但赵德钧根本就没有与契丹交战的念头，他只是在不断坐大自身，试图投降契丹时能有足够资本。前不久向契丹邀功，要求扶立自己做中原之主，事未成，现在契丹大兵开到自家守地，真是战也不是，降也不是。战，无士气；降，无资本。他在不尴不尬中，方寸已乱，开始逃难。麾下将士们早已闻听张敬达晋安行营已败，于是纷纷如鸟兽散。此际，用得到“兵败如山倒”这个词。史称“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士兵大乱、溃逃，相互之间冲撞、践踏而死者，万余人。

赵德钧败兵逃到怀州（今河南沁阳），唐主李从珂这才知道张敬达被害，杨光远投降，石敬瑭“践祚”出任了“晋帝”。

张敬达完了，杨光远完了，赵德钧也完了，现在怎么办？

李崧正在与李从珂讨论去留之际，那个自负而又激情满怀的书呆子“贤人”薛文遇，不知厉害，也来见李从珂了。李从珂一见他就想起往事，反对与契丹结好的是他，主张石敬瑭移镇的是他，正是这两件事导致了今天的灾难。想着想着李从珂的脸色就变了。李崧看出端倪，赶紧假作动作，踩了薛文遇的脚。薛文遇终于醒悟，赶紧溜出。

李从珂恨恨地说：“我一见这货，浑身的肉都打颤！刚才差点抽刀宰了这个老家伙！”

李崧回答道：“文遇，一个小人罢了！他那浅薄的主意误国不假，但杀了他显得咱们没量。不必杀他。”

一番话等于救了薛文遇一命。

李崧劝导李从珂还是要回洛阳京城。这样名正言顺，可以从容召集天下勤王。

李从珂认为当初没有听从李崧的意见，导致误国；现在决计听从李崧的这个意见，以为也许李崧才是回天高手。但时过境迁，李崧的这个意见已经不能够继续挽救后唐——但认真来说，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挽救后唐。后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神鬼无术。

且说后晋与契丹联军从上党（今属山西长治）开拔时，耶律德光与石敬瑭有一顿壮行酒。

德光举杯对石敬瑭说：“我远道而来，按咱们的约定，履行大义，现在事已成。但我如再向南进，黄河那边的人必要引起大的惊骇；你应自率汉兵南下，这样，人心可不会太过恐惧。但我令人带领五千骑兵护送你到河阳桥——你想要多少人跟着你渡河由你决定。我暂留此地等你消息，有紧急情况，我即刻南下驰援。你如能把洛阳安定下来，我就返回草原去。”

石敬瑭听着这一番话，似乎动了感情，德光也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史称二人像后世的基友那般“执手相泣，久之不能别”。德光甚至还脱下自己的白貂裘皮大氅给石敬瑭穿上，又赠送好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

临别，德光又说：“愿你我世世代代子孙不要相忘！”还特意提及后晋开国功臣刘知远、桑维翰等人，说“他们都是创业的功臣，没有大的过失，不要抛弃他们”。石敬瑭一一答应下来。

上党地势很高，联军南行，步骑轻松。大军挟大胜之勇，一路走来，旌旗招展，意气风发，也颇有些气势。

李从珂这时在河阳。河阳今属河南焦作，是古孟州所在地，地当黄河北岸，为一渡口大镇。距洛阳二百多里路，相当于洛阳的北部屏藩。此地节度使乃是后唐名将苌从简。

苌从简凿骨取箭

苌从简此人多少有点传奇色彩。

他出身于屠户，与人斗殴可敌数人。从军后，善使长槊。在后唐庄宗李存勖时，不过是一个亲兵小校，每次遇到攻城，李存勖招募“梯头”，也即率领士卒率先登梯攻城的敢死队员，苌从简都要应募。庄宗看到此人勇武，即提拔他为帐前亲卫，兼步军都指挥使，这是警卫员兼亲军步军司令员之职，相当于皇家卫队指挥官。

史载，有次李存勖与后梁大军对阵，见敌阵有一人手执大旗耀武扬威。庄宗指着这人跟左右说：“这家伙真是个猛士啊！”苌从简在旁说：“臣为大王取之！”但庄宗看看两军阵势，估计这活儿不好干，未必奏效，没有允许。但苌从简心下不服，想了想，悄悄退下，秘密带领十数骑掠过阵前，还没有等对方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将敌方这面大旗夺到手，返身而归。当时两军阵前的将士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于是纷纷鼓噪、喝彩。史称庄宗“壮之”，赏赐甚为丰厚。

此人还有一事，不让关云长刮骨疗毒故实。说他曾经中箭，而箭簇深入骨头内部。箭镞都是倒刺，医工取之甚难。如果用刀刃凿骨头，怕苌从简疼痛难忍，所以忙活了半天，箭杆不见摇动。这个苌从简随即瞋目叫道：“干吗不往深处凿凿？”医工只好往深入凿骨，现场左右人看得怕得要死，从简先生却“颜色自若”，脸色毫无变化。

当初李从厚称帝，李从珂据凤翔造反，苌从简属于“李从厚党”，结果被俘虏。李从珂数落他说：“那么多人都归附我了，你为何弃我而去？嗯？”

苌从简回道：“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

五代时期，能有如此“气节”者实在不多。李从珂想想此人毕竟是个将才，不仅没有杀他，还给了他一个团练使。等到石敬瑭起事，李从珂又任命他为副招讨使（讨伐河东的前线副总指挥），随驾到孟津之后，又任命他为河阳节度使。这应该是洛阳最后的屏障。将此地交给他镇守，实在是有临危授命之意。

苌从简为人忌刻多疑，又心狠手辣。史称“烦苛暴虐，为武臣之最”。他喜欢吃人肉，多年来每到一地，即搜罗当地的小孩子来吃。唐末以来似流行“人相食”，但像他这样专门吃孩子肉的恶人还不多见。

他的邪痞之处，正是乱世昏暴的写照。

苌从简还有抢夺民间财货的习惯。

他的驻扎地，有一富户家中藏有一稀见玉带，他想得到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借口，就派遣了两个精干武士，夜半出动，给出的命令是：杀活人，取玉带。这俩精干武士逾墙而入后，藏在树影中伺机动手。但他们看到富户家中老两口相敬如宾，一派和睦气象，说什么也无法下手了。二人认为，要杀这样的人，我俩不忍；不杀这样的人，苌公不容。于是二人跳出来告诉富人家事情原委，劝他们明日速速将玉带献出，免生祸端。二人则于夜半逃离了苌府，从此浪迹天涯，不知所终。《新五代史》特意记录了这一段故实，用文艺点的说法就是：为整个五代历史平添了一抹亮色。

这俩武士实是义士。他俩的事迹犹如春秋时期不杀赵盾的义士鉏麑，也如戏曲中不杀秦香莲的义士韩祺，这样的人物，是永远让人心生敬意的。

后唐末帝自焚玄武楼

且说李从珂逃归洛阳，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苌从简守河阳”这步棋上。

李从珂将大河浮桥烧断，令苌从简来守河阳的南城，也即固守黄河南岸。

但此时后唐大势已去。赵德钧、赵延寿在逃跑的路上，左思右想，最后投降了契丹。消息传来，河阳已成惊弓之鸟。苌从简举目望去，找不到任何一个协同作战的伙伴，找不到任何一个遥相呼应的藩镇，更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驰援他的武装力量。河阳，已经成为孤城。

苌从简看出人心离散，军情大坏。于是，干脆开城渡河，到黄河北岸去“迎谒”即“主动投降”石敬瑭。

后唐的最后屏障至此失去。

洛阳成为不设防的空城。

李从珂在京师巡防时，遇到几个父老，相对垂泪。父老中有人对李从珂说：“过去前唐时，帝王有难，会到蜀地去，以图进取。陛下何不效法前唐做法，也率军且入西川？”

李从珂说：“过去两川节度使，用的都是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都能躲避贼寇，入蜀。现在不同啦，现在两川，孟氏已经称帝，我到哪里去啊？”

说罢，他应该想起昔日镇守凤翔时的威风，不禁有了穷途末路、物换星移的感慨，心中悲酸，不禁恸哭失声。

孟知祥已经在两年前建国，自称“大蜀”，史称“后蜀”。现在孟知祥已经死去，皇帝是孟昶。

李从珂的最后时刻倒也安静，他回到宫中，开始从容地处理后事。

他先派遣宦者和皇城使，赶到原契丹“人皇王”耶律图欲也即李赞华的府邸，将其杀死。随后又派出京城剩余的最后武装，大约千余骑人，由几名将官率领到洛阳北一个叫白司马坂的地方去等待石敬瑭，与之做最后的搏斗。李从珂此举似不符合逻辑：他已经知道无力回天，但还在做困兽斗；他已经知道将士们不听调遣，还要派出人去扼守洛阳。他在干吗？史未明言。但考虑到他当初曾起兵凤翔，此举很有可能是“迟滞”石敬瑭的战略安排，而后，他可以收拾停当西逃，目的地：凤翔。看出李从珂这个意图的是多年的对手石敬瑭。当他接受苌从简投诚之后，就判断李从珂在步步设营，为西遁做准备。不然的话，他干吗要做以卵击石的蠢事？于是石敬瑭迅即指令跟随他来的契丹骑兵千余人奔赴洛阳西部渑池，截住李从珂逃遁时可能的必经之路。

李从珂最后一天应该得到两个消息：

一、他所派出到白司马坂的将士们已经纷纷向石敬瑭发去了投降书，史称“飞状迎帝”——飞奔着争着抢着早一点将投降书送达石敬瑭。

二、契丹骑兵已经奔向洛阳西二百里左右的渑池。退回凤翔已不可能。

公元936年农历十一月辛巳（二十六日），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等人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京师玄武楼空地，自焚。一蓬大火，消弭了一代人的暴戾与冤仇。

自焚之前，刘皇后指使宦官到宫中积累柴薪，准备连宫殿一起焚毁。雍王李重美劝谏道：“新的天子来到京师，肯定不会露天居住。我们烧了宫殿，他日一定会重新劳动民力修建新的宫殿；这样我们岂不是死后给他人留下遗怨！我娘不要这样做吧！”

刘皇后乃是李重美的生身母亲，史称“后以为然”，皇后认为儿子说得对，她最后听从了儿子的意见。

根据不多的史料记载可以知道，李重美有对生命的敬畏理念。当初末帝亲征赴河阳，李重美监国留守京师。按照以往战争逻辑，大兵破城，是要掳掠烧杀的。洛阳士庶这时没有信心守卫京师，纷纷逃离城市藏匿。城管部门开始禁止，不允许士庶离城。李重美知道后说：“国家多难，我等不能为民做主，现在却要禁止百姓避祸，哪有这个道理！”因此不禁，纵民出城。

这些故实都在证明，李重美和刘皇后，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这是贵族风范，值得表彰。

当晚，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唐亡。

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的后晋迁都汴梁，洛阳成为“西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