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 后汉之亡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他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隐帝初期“国家粗安”

隐帝刘承祐时的后汉，国家政务由杨邠主持，他官拜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任国务总理；军事工作就由郭威主持，郭威当时官拜枢密使兼侍中，枢密使可以有多个人选；史弘肇则主持京城警卫，他官拜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这一连串职务分别可对应于省军区司令、卫戍军区司令和国务大臣；当时的国家财政是一个困难的差事，这事由王章主持，他官拜三司使、同平章事。

这四人都是刘知远时代留下的老臣，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不算是有多大能耐的臣僚，品质也多有问题，但出于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应该说，在五代时期，还都算是肯于对国家事务上心的人物。愿意干事，肯于负责，乱世中，这就已经十分难得。

史称杨邠做事“颇公忠”，能够秉持公忠之心。说他每次退朝回家，门下很少有私人拜会。虽然诸道各州有人走后门给他输送馈赠，他也不拒绝，但他常常把自家用度之外的多余贿赂物资上缴国库，或转献给皇上。此人贪渎有限。

郭威则平定三镇、抗击契丹，没有二心。说郭威没有二心，是有证据的。郭威在大臣中算得上老成。后来隐帝令他镇守邺镇（今河北邯郸）时，他还兼着枢密使的职务，但大臣苏逢吉、杨邠等人都反对，可郭威在与隐帝辞行时，仍然推举了他俩。他效法诸葛亮，给了隐帝一番忠告：

“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

太后跟先帝刘知远很久，经历了很多天下大事。陛下您正年富力强，有事情应该先向太后禀告而后推行。宫中朝中，要亲近忠诚正直的大臣，放逐谗佞邪恶的小人；善恶之间，要有明智的审核。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时期的老臣，能够为国尽忠，期待陛下能够推心置腹信任并任命他们，这样，可以让国家社稷不至于有败亡之危……

郭威看到了后汉的问题，这些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切中时弊，更准确地为后汉王朝做了把脉。后来的事证明，郭威很有先见之明。

史弘肇治理京师，虽然多有辣手，但居然也做到了路不拾遗，整个汴梁城，治安良好。

王章则殚精竭虑，在契丹大乱中原、平定三镇之后，国家财政无比紧张的年度，注意开源节流，集合点点滴滴的余利，充实国库，几乎没有让国家各个方面出现银根紧张或供应短缺，虽然王章征收赋税手段苛刻。譬如，以前曾有一个恶政：农家缴纳田税，每斛之外另外补交二升，叫作“雀鼠耗”，也就是将国库管理中的损耗转嫁到纳税农家身上；王章则在这个恶政之外，加重十倍，规定每斛之外，再交二斗，称之为“省耗”。二斗，就是二十升啊！他甚至制定更无耻的法令，施行公开剥削政策：以前国家钱币支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一百），到了王章这里变了规矩，下令收入不变，仍以八十文为“陌”，但支出却改为七十七文为“陌”，也有个名称叫作“省陌”。但他这类无道手段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勒紧农民的腰带，维系乱世王朝运转，并且与后晋石重贵时期的“括率”比较，好歹还算是有规矩、比较轻的榨取。就这样，朝廷除了皇室挥霍、颁赐文武之外，还能做到略有盈余。

因为有这些老臣的“公忠”做事，史称“国家粗安”。

乱世中的“圣贤”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有个茶酒使，照顾隐帝吃喝的中官郭允明，因为谄媚而得到宠幸，隐帝经常跟他说些淫词、丑词。太后为此劝谏他，他也不听。隐帝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

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放纵“人欲”，不懂自我约束，就是“悖礼”。传统之“礼”的本质可以用两个主题词来概括：当位、节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负责任就是当位；每一个人不得放纵人皆有之的欲望就是节制。人欲，不可没有，也不可放纵。对帝王而言，节制“人欲”，尤其重要。但不懂节制、放纵“人欲”，实是历来帝王之惯态，也是历来社稷遭遇颠覆的逻辑源头——因为国家元首放纵，所以朝野群下效仿，从此导致政治昏昧，致使小人奸党弄权，终于民生凋敝，敌对势力或境外势力得以乘虚而入，于是，血雨腥风中，江山易主。

帝制社会中，圣贤人物至为担心的大事在此。

圣贤人物考量此类风景也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元首的“人欲”之放纵，其原因在：不读圣贤书。于是，宫禁之中有一常设的制度性规定：经筵——聘请德高望重的儒家人物充任帝王之师，为他讲述圣贤经典，以此建构国家元首的圣贤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简单表述为：王道理想。传统帝制之政治制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制衡。君子是讲述并恪守圣贤价值观的，小人恰好相反。因此，庙堂之上，大臣劝谏帝王“亲君子、远小人”的风景屡见不鲜。它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价值规劝模式”。

五代时期尽管是乱世，尽管多由不懂圣贤价值观的帝王执掌天下权柄，但大臣之中总还是有一些未曾泯灭圣贤价值观的人物，冒着被黜落的风险劝谏帝王——他们期待这个乱世尽可能地好一点，哪怕好那么一点点。

张宪死不拥新主

劝谏隐帝刘承祐的人物，除了郭威之外，是大臣张昭远。

此人比赵匡胤大三十多岁，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他是一个早慧的天才，通晓儒学，读过当时流行的九部儒学经典，能明了圣贤大义。他还是一个藏书家，家藏图书数万卷，据说他甚至藏有武则天的亲笔诏书九十多篇。

他年轻时遇到了一个儒将张宪。张宪在后唐时得到当时的晋王李存勖信任，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张宪做过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最后被任命镇守河东，在太原做了节度使，也是一方藩镇。史称张宪年少之时就喜爱儒学，精通《左传》。他家有藏书五千多卷，公事之余，常常一部部书为之校勘。这样认真的读书人，五代罕见，作为一员武官，更是难得。

张昭远决计结识这位儒将，于是带上自己写的一篇论文，史称《三代兴亡论》，去见张宪。张宪一见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当下就给他官做，后来成为河东藩所的推官，也即河东战区的司法主任。

后唐天成元年（926）三月，赵匡胤出生的前一年，有一个叫赵在礼的藩帅，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发动兵变。张宪的亲属很多在魏州，但得到了赵在礼的“善待”，原来，赵在礼以此为手段，写信劝降张宪。张宪将魏州来使处死，根本都不打开来信，原封不动地派人送到京师洛阳，以此表明忠君大义。但不久庄宗李存勖被叛兵乱箭射杀，李嗣源入京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张宪此时面临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是继续忠于故主李存勖，还是效忠新主李嗣源？恰好李存勖的弟弟永王李存霸，在政变中被李嗣源击败逃往太原。显然，李存霸知道皇兄李存勖最信任的人物就是张宪，所以在万难之际来依附河东。但唐末以来“权反在下”，将士们大多贪图富贵，张宪的左右带着一股乱世流行的势利眼，也不愿意与李嗣源对峙，就鼓动将士将李存霸拘押起来，之所以没有杀掉李存霸，也是在观察形势——如果李嗣源坐稳江山，就杀掉李存霸；如果坐不稳，再做处理。

在利益的角逐中，张宪这位藩帅，与此前此后的藩帅一样，已经受制于“权反在下”的将士。

张昭远看到了形势的险恶，出于对张宪的关爱，他劝谏张宪赶紧奉表拥戴李嗣源，否则将要引来杀身之祸——不知道左右部下们会做出什么来！张宪也看到了这一危局，但圣贤价值观就在此际开始起作用，他对张昭远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从籍籍无名的布衣，到今天做到一方大员，都是先帝（李存勖）的恩情！我岂可因此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让我背叛先帝，我做不到啊！”

张昭远立即明白了这位节度使的忠诚价值。他知道唐末以来，这类忠诚已经越来越稀缺；更知道张宪如果不能拥戴新主可能的后果，于是边哭边说：“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志向啊！你能这样实行，可谓死而不朽啦！

史书留下了两人这一段对话，整个五代时期，这是“忠义”价值最重要的一次叙事。《宋史·张昭远传》评论说：“时论重昭能成宪之节。”当时的清议（社会舆论）很看重张昭远这番话，认为能够成就张宪的气节。

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区别于《旧五代史》的重要义理就是“春秋笔法”，也即对历来君臣士庶做道义评判。五代之际，忠义难得，所以欧阳修专门做了两篇传记记录忠义之人，一为《死节传》，一为《死事传》，所谓“死节”，也即自觉地死于忠义；所谓“死事”，也即不自觉地死于忠义。前者记录三人，后者记录十五人，但是无论“死节”还是“死事”，都没有列入张宪。我认为这是《新五代史》的一个疏漏，张宪就是欧阳修表彰的那种“全节之士”，因此完全有资格进入《死节传》。

后汉隐帝时代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张宪和张昭远二人所料：乱兵杀死李存霸，张宪也同时遇害，河东宣布效忠李嗣源，到新主之前求富贵去了。

《宋史》认为张宪同时遇害，《资治通鉴》认为张宪“闻变，出奔忻州”，听说有兵变，逃跑到忻州（今属山西）去了。

张昭远没有“死节”也没有“死事”。但他应该能够从张宪的“死节”中看到乱世的渊源和祸患的逻辑。所以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有可能，就劝谏君主行正道不要走邪路。

李嗣源时，他做了史馆修撰，专门修《唐史》和《实录》，他得到一次机会，给李嗣源上书说：“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

臣看到先朝（李存勖）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伶人戏子，进门就给姬妾捯饬打扮，出门就夸耀自己的仆人骏马。有如此习尚，怎么可能有希望成为圣贤？现在，应该为陛下的诸位皇子精心选择好的老师，令皇子们躬身拜他们为师，要恭恭敬敬地侍奉老师，培养一点敬畏之心，请老师们为他们讲习礼义和圣贤经典，论述国家安危之道。

古代人君一旦即位，就册立太子，这是为了明确嫡庶的区别，以此塞住祸乱的根源。张昭远这一番话可谓“一言兴邦”之至理。帝制时代，权力交接自有合法程序，预先立储，正是让他人免去觊觎皇位的野心。

宫廷不乱，天下不乱，士庶平安。五代乱世，张昭远有此见识，已经迥异于一般朝臣。史称“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后唐明宗很赞赏他的说法，但不能接纳他的意见实施。而李嗣源死后的乱局，也恰恰因为没有做好权力交接所致。

到了后汉隐帝时，张昭远正做着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虽然这位隐帝望之不似人君，出于对社稷安危的关注，张昭远还是上书，要隐帝亲近儒家读书人，学习儒学经典和圣贤教训，不要亲近佞臣小人。

但刘承祐对此类建议毫无兴趣。

历史经验：帝国管理中，国家元首对儒学没有兴趣，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价值观，剩下的就是权谋意识、丛林意识，或无以名之的那种疯狂的放纵、享受意识。

后汉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帝王不学无术是一方面，执政们也流于五代陋习，动辄蔑视帝王。如此一来，君臣关系紧张，就是逻辑中演绎的风景。

儒学屡屡倡导“君君臣臣”，其大义就在于：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如何像个君？如何像个臣？历代帝王自太子时代就有师傅教授，做了皇帝也有御前讲习。这些帝王之师都在按照儒学理念中的“礼制”设计教育太子或帝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多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四维八德”等等相关。这是一些多年累积之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价值观，综合来看，这些东西可以概言为“公道”与“仁德”两大互相关联的板块。

在这些价值观指导下，君臣言行各有礼数。如《论语》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因此，礼，不仅是上行仪式，更是下行仪式。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那就是邦国政治的失序。而政治的失序则造成帝国机器运转的“非正常化”——帝国一旦进入“非正常”，那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后汉隐帝时代，就在“非正常化”运作中，发生了悲剧。

这个悲剧，是由后汉隐帝和执政们共同酿就的。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

欲知后汉之悲剧，先要知道一个叫苏逢吉的人物。

刘知远时，苏逢吉跟着父亲做官，常代替父亲起草一些奏章文书什么的，刘知远召见他，觉得此人“精神爽秀”，于是做了官。

但种种迹象表明，苏逢吉不是一个好官。他在性情刚严的刘知远面前表现甚为乖巧伶俐，以至于有些奏章，大臣们不敢奏对，苏逢吉就选了一些，揣摩着刘知远心情不错的时候，适时递上，往往也就获得了批准。刘知远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玩弄，这样就在众官之中形成了“苏逢吉上头有人”的感觉，于是人人都来巴结苏逢吉。

当时后汉制度草创，很多“典章”直接出自苏逢吉之手，但此人不学无术，只是随着事件的发生临时提出意见，所以史称“汉世尤无法度”。

在五代中，后汉尤其没有制度建设。他更不施德政，综观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令人鄙夷的故实却一桩桩一件件。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是索贿。

他的索贿，礼、义、廉、耻全不顾。

后汉初建，地方大员纷纷前来京师汴梁朝见新主刘知远。内中有一个来自凤翔的官员李永吉，苏逢吉认为此人是原来后唐的皇室，一定有皇族“奇货”，就派人暗示他，索要后唐皇上用过的玉带，说只要给我玉带，可以推荐他做一个州官。但李永吉告知他：没有这个玉带。于是苏逢吉让人到市场去购买一条玉带，价值数千贯，让李永吉代偿这笔钱。

又有一位客省使（负责外交、礼仪事宜的官员）名王筠，在后汉之前的后晋时，就到南方的楚国（当时占有湖南全境和广西部分，属于“十国”之一）公干，现在后汉建立，就回来向刘知远汇报南行结果。苏逢吉认为他肯定得到了楚国的重贿，于是派人去找他直接要东西。王筠有了“怏怏”之色，但没有办法，将带来的东西分了一半给他。

但李永吉、王筠，都没有得到州郡的官职。这事等于用了人家的钱财连事都不办。

索贿到这等境界，史上罕见。对待下级官吏不尊重，无礼；受人贿赂不去报答，无义；做官不清不白，无廉；公开指使下人讹诈，无耻。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去考察，如此邪痞的赃吏也是罕见的。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是嗜杀。

刘知远生日的时候，嘱咐苏逢吉去“疏理”一下监狱，说是给自己“祈福”，还起了个名字叫“静狱”。没想到苏逢吉做得太利落了——他到了狱中，调阅囚犯的案卷，基本不看，不管轻罪、重罪、有罪、没罪，是不是冤案，一概不问，统统杀掉。还给刘知远报上个“疏理”结果：“狱静矣”，监狱清静啦！

当时后晋的名相李崧被契丹掳走，刘知远就将李崧的旧宅赐给了苏逢吉。但李崧在西京洛阳还有房子，苏逢吉也不通报，干脆一并改为自己的户头。

不料到了隐帝时，李崧竟然从契丹千辛万苦地跑回了中原，进京一看，两处房子都没啦！于是他将两处房产的地契找出来，“献”给苏逢吉。李崧此举大约也有不满的意思，但我宁愿猜测他是干脆讨好权臣苏逢吉，连地契都给他，让他更踏实地领有这两处大院子。

糟糕的是李崧的子弟们不服气，常常有些怨言。

苏逢吉听到这些怨言后，动了杀机。

他诱使人给李崧和李崧的兄弟诸人栽赃，要李崧的仆人诬告主人，然后将李崧等抓捕到狱中。史上没有说使用酷刑，但留下了李崧的“自诬”状：“与家僮二十人，谋因高祖山陵为乱。”这意思是说：我李崧跟家里二十口人，预谋在高祖（刘知远）下葬陵寝时作乱。

一个从契丹跑回来的前国文官，无兵权、无财权、无政权，会带着二十几个人造反作乱？显然这是拷掠后的诬服状，苏逢吉一定是动了大刑，否则，李崧怎会给自己一个必死的罪名！

但事情还远不止于此。苏逢吉得到这封“自诬”状，还不满意，亲手将“二十人”的“二”字加了一个横竖折笔画，改为“五”，变成了“五十人”。这样一来，就将李崧全家几乎灭了族。

此人甚至没有亲情。他有个“庶兄”，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外地来投奔他，但是没有先来见他，而是先去看了他的几个儿子。苏逢吉就认为这位哥哥对他不够尊敬，竟然找了个借口诬告他，一顿乱棍打死。

苏逢吉的嗜杀，在“捕盗”名义下做得最为血腥。

隐帝时，天下多“盗贼”，苏逢吉为此专门草写了一份由皇帝签发的诏书，主要内容就是：只要是盗贼，他的家，以及互保的邻居，一律“族诛”，灭全族。这一份过于血腥的规定，让嗜血的后汉朝官也看不下去，于是，有人对他说：“杀盗贼，灭全家，已经够过分的，怎么连互保的邻居也灭族呢！”苏逢吉想想还是要杀互保的邻居，只不过将“族诛”这个规定去掉而已。

在这个血淋淋的国家政策引导下，地方官干脆放开渴血的欲望，开始了以治安为名义的大肆杀戮。

有个郓州捕贼使张令柔，尽杀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子的村民数百人。

有个卫州的刺史叶仁鲁，闻听所辖之境有盗贼，自己率兵剿寇。当时有村民十几人也不愿意忍受盗贼劫掠，就跟着一起追逐盗贼。走入山中之后，盗贼走散，叶仁鲁从后追来，没有发现盗贼，见这十几个村民，就认定他们就是盗贼，一个个抓起来，将脚后大筋砍断，扔到山脚下不管。这些人无法走路，宛转号呼，好几天后死掉。知道此事的人无不认为这是一起冤案。

但苏逢吉却认为这是能人。

史称因此天下假托为捕盗之名杀人“滋滥”，越来越多。冤杀了不知多少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得到了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祐两代人的信任。

代价沉痛的“使酒”

但在后汉隐帝时，郭威、杨邠、王章、史弘肇崛起，分割了苏逢吉的部分权力。这让苏逢吉很不爽。尤其是史弘肇，几乎处处跟他顶牛。他于是紧紧依靠隐帝刘承祐，结好李太后的兄弟李业、宦官郭允明等几个权臣，中立杨邠与王章，开始了一番宫廷密谋。

苏逢吉机关算尽，但他有个致命弱点，好耍酒疯，史书的说法是“使酒”。他这一生，有两次代价沉痛的“使酒”，最终让他失势。

第一次“使酒”，他得罪了郭威。

他过去跟着刘知远时，曾经征讨邺镇（今属河北邯郸），当时郭威也是重要将领。苏逢吉仗恃着与刘知远的亲密关系，多次在军中“使酒”侮辱郭威，郭威虽然暂时忍了，也不与他计较，但已经心生芥蒂。

隐帝时，郭威奉命镇守邺镇。因为幽云十六州已经不属于中原，故郭威镇守的邺镇冀南之地已经等于后汉的北部边境。郭威行前为枢密使，苏逢吉有意削减郭威的权力，认为前敌总司令，带着“枢密使”的头衔不合适，主张免去这一职务。

他让有个大臣叫李涛的，来干这个活儿。

李涛本来是个智者，但他也有忠义之心，凭直觉认为前线总司令带着国防部长的头衔，权力过重。按照前代多次军事哗变的经验考察，也确实不应该这样安排。就接受了苏逢吉这个意见。但没有想到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时，李太后大怒，认为李涛是“离间大臣”，罢了李涛的官。史弘肇也站在太后和郭威一边，不同意罢免郭威的枢密使之职，再一次与苏逢吉对着干。

在太后和史弘肇的内援中，郭威始终带着枢密使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镇守在邺镇。权重，开始向郭威倾斜。这话表过不提。

第二次“使酒”，他得罪了史弘肇。

“禳祈之术”

史弘肇是刘知远帐下一员战功赫赫的骁将，带兵有辣手，与刘知远很相像，但下手杀人比刘知远还要凶狠，不讲规则。

当初郭威带兵平定李守贞叛乱，长达年余。国家西部用兵，京师恐惧，有流言。史弘肇负责京师治安，史称“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务必推行国家恐怖政策，血腥杀戮，不管罪过大小，一律处死。

李崧因为奴仆诬告而死，史弘肇将李崧的幼女取来，做了自家的奴婢。

这事养成了一个风气，大家族的权贵们害怕诬告，于是纷纷讨好奴仆，而这帮被豢养的家奴们也以此要挟主人，期望从中获利。

有一个姓何的大户，家中有一玉枕，据说价值十四万贯。他令家奴将其带到淮南去换茶叶。但这位家奴见钱眼开，从中隐匿了若干钱财，何大户给了他一顿鞭子。家奴干脆就告到史弘肇的警察局来，说何大户得到的是昔日燕王赵延寿的玉枕，拿到淮南给了吴人。这样一说，事就有了私通敌国的嫌疑。史弘肇不容分说，马上捕治，将何大户杀掉，当即在帐下就分掉了何氏的家财和妻女。

但史弘肇在杀伐中建立威信，也有“为国分忧”的考虑。

当时隐帝亲近那一批小人，史弘肇和杨邠都有“裁抑”，制裁和贬损，不让小人势力过大。

李太后有故人的儿子要做军官，史弘肇根本不解释，抓来就砍了。

隐帝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当时天下大旱，又闹蝗灾，黄河决口，京师大风将树木连根拔起，厚重的城门也无故坏掉，宫中还常见怪物投掷瓦石，摇动门扉。种种异象令隐帝和太后不安。于是有了“禳灾”活动，请尼姑们入宫来做道场。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时请来尼姑进入宫禁诵念佛书做功德，有一个尼姑上厕所，回来后，则悲泣不止，除了哭，人事不知。连续几天，醒来，问她为啥哭泣，竟啥也答不上来。她在厕中看到了什么？史无记录。

隐帝刘承祐在天灾和怪异面前也有恐惧，这是儒学历来讲述“天人感应”的历史惯性力量在起作用。它对制衡帝王的放纵不一定有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在心理暗示中有一种减缓放纵、自我警醒的功能。隐帝见“禳灾”作用不大，就来问当时一个姓赵的司天监，管理天文历象的科技部长，究竟怎样才是正确的“禳祈之术”？

赵部长回答他的话集中了科学家、道德家和儒家谏官的意见，他说：“臣之业在天文时日，禳祈非所习也。然王者欲弭灾异，莫如修德。”

臣下的业务方向在天文历象方面，说到消灾祭祀、祈祷福报之类，不是我日常修习的。但我知道的是：治理天下的王者如果要消除灾异，最好的法术也不如修行德政。

这话让隐帝琢磨了半天。一直到司天监走了，他还在琢磨，最后还派出中使去问他“怎么样才算是‘修德’？”

赵司天监回答道：“请陛下读《贞观政要》去效法唐太宗。”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的一部政论、史论。记录了唐太宗在位23年中，与大臣们讨论国家治理的言论和措施。书中讲述圣君王道，用人唯贤，重民爱民，省刑慎罚等仁政主张和思想。赵司天监有此动议，应该是对隐帝的一种警示。但隐帝似乎没有看懂《贞观政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距离唐太宗王道事业太远太远了。

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的时代。

史弘肇欲斩苏逢吉

李太后的弟弟李业，在刘知远时期就做大内财务总管，隐帝时很得信任。当时正好有个宣徽使职务暂缺，隐帝、太后，都暗示执政，希望这个官职能给李业来做。但史弘肇认为官员迁补，国家有制度，不能让外戚越过这个制度，最后居然没有让李业做成这个官。宦官郭允明等人也很得隐帝喜欢，但是也因为执政的意见，很久没有升官。这一群人物对执政怨气很重。

隐帝喜欢听歌，有一次教坊使（略相当于文化部艺术司）组织的演出不错，隐帝高兴，当场就每人给了赏赐。

教坊使觉着史弘肇厉害，得通报一下，就来向他表示得到赏赐很感谢什么什么的。不料史弘肇大怒，对这几位负责演出的官员说：“我大汉为国征讨的健儿，还没有过人人受赏的记录呢！你们一般戏子有什么功劳，敢当这份赏赐！”

说罢，将所有的赏赐一律没收，交还国库。

苏逢吉知道史弘肇厉害，多少让他几分。但他耍酒疯使性子，还是惹恼了史弘肇。

有一次三司使王章在家中宴请几位大佬，苏逢吉、史弘肇等人都在座。苏逢吉又开始“使酒”。

开头还算不错，各位贵客有说有笑。后来开始行酒令，史弘肇不太在行，弄不清这类酒令，总是出错、受罚。这时有位客省使名叫阎晋卿，就主动坐在史弘肇身边做参谋，告诉他怎么怎么出令。史弘肇学得快，很快就转败为胜。

苏逢吉见史弘肇面有得意之色，就讽刺说：“旁边坐着个姓阎的，当然就罚不着啦！”

这一句话刺得史弘肇不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马上用当时流行的最下流的话语大骂苏逢吉。

原来，史弘肇的太太就姓阎，但这位姓阎的太太恰又是过去酒店里的艺伎。史弘肇认为苏逢吉这是有意嘲讽太太的出身低贱。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苏逢吉是不是有意刺激史弘肇，但史弘肇的感觉就是被讥讽、被侮辱。

苏逢吉似乎知道闯祸，挨骂时不还嘴。

史弘肇站起来想给这个二货饱以老拳，但二货看事不妙，干脆溜走。史弘肇不依不饶，找到一把剑准备追上去杀了这个家伙。杨邠知道史弘肇脾气，感到都是国务大臣，这个大将杀那个宰相，在天子面前真是无法交代，一时急出泪来赶紧劝解。史弘肇说，算啦，俺也不跟那小子计较了，回家！但杨邠担心他行刺，跟他一起骑着马，送史弘肇回到府邸才罢。

隐帝知道后，曾让人调和将相关系，但不成功。

隐帝谋划诛杀杨邠

两次“使酒”之后，苏逢吉为了自保，更开始在内侍那边挑拨离间，说史弘肇和执政们的坏话。在他影响下，李业、郭允明等人对执政们也有了不满，更添油加醋在隐帝前编派史弘肇等人，于是隐帝对史弘肇有了“跋扈将军”的印象。

但杨邠也有“跋扈宰相”的风格。

杨邠做事不识大体，对邦国文明建设毫无感觉，万事凭感觉做去，常把事做歪。但他执政期间革除了苏逢吉的一些弊政，多少有些缓解帝国的矛盾和紧张。他虽然劝慰史弘肇，但骨子里却像史弘肇一样，对隐帝也没有敬重之心。

有一次，杨邠与王章一块在御前讨论要施行的国家政策。

隐帝听后，嘱咐一句：“事行之后，勿使有言也。”

你们推行的这些政策，要稳妥施行，争取施行之后，不要叫人说不是。

杨邠不假思索，紧跟上一句：“陛下但噤声，有臣在。”

陛下您只管闭口别出声，有我在。

这话说得确实“无礼”。李业等人于是又据此挑拨君臣关系。

隐帝想想，也是。当初他想立宠爱的耿夫人做皇后，杨邠认为速度太快，不同意。结果耿夫人没有得到皇后的名分就去世了，隐帝想用皇后之礼葬她，杨邠又认为不可。这种不断被大臣制约的事一桩桩一件件，苏逢吉又在一旁不断言语相激。隐帝开始不安。

李业等人认为：“杨邠、王章、史弘肇等人专横跋扈，肆无忌惮，最终会犯上作乱！”

隐帝听信这话后，甚至在夜间听到手工作坊的打铁声响，都开始怀疑有人在抓紧时间赶制兵器。以至于有一次到天亮都没入睡。

隐帝动了杀机。

于是和李业、郭允明等人开始谋划诛杀杨邠等人。

几个人商议已定，入内禀告李太后。

太后说：“这么大事怎可轻举妄动！应再同其他宰相商议商议。”

李业在旁说道：“姐姐啊，先帝曾经说过，朝廷大事不能跟书生谋划，书生胆小，会误事害人的！”

李太后还是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隐帝于是生气道：“国家大事，不是闺门女人能知晓的！”干脆拂袖而出，真是连老娘的话也不听了。郭威当初的担心成为事实。

李业等人觉得力量不够雄厚，就将密谋告诉了客省使阎晋卿。阎晋卿认为史弘肇有实力，恐怕事不成反而自己受害，忖量再三后，决定去史弘肇府中告密。

但事情就是这样鬼使神差：因为当初一场酒令，让史弘肇对当事人都有了隔阂，连带对帮他行酒令的阎晋卿也有了厌烦。当阎晋卿要求见时，他干脆找个借口，推辞不见。这样，史弘肇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于是，后汉有了宫廷惊变。

杀大臣宫廷惊变

早朝时间到了。史弘肇等人毫无防备。从大殿里屏风后面转出精壮甲士数十人，并没有费力气，就将史弘肇、杨邠、王章捕杀于大殿之下。然后召集其他宰相和朝臣，到崇元殿按朝班排列，隐帝宣旨说：“杨邠等人谋划造反，已伏罪处决。现在与诸位共同庆贺！”

又召集各军将校到万岁殿，在大庭之中，隐帝亲自向将领们宣布此事说：“杨邠等人一直把朕当作孩子来看待！朕今日才得以做你们的君主。你们，从此可以免除权臣们专横之忧啦！”

随后，隐帝派出了亲信，逮捕了杨邠、王章、史弘肇的家属，全部杀死。

为了防备兵变，隐帝又紧急征调侯益、慕容彦超等几位重要的心腹藩镇入朝，拱卫京师。并准备任命苏逢吉权知枢密院事。

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宫廷政变，消息传出，史称“中外人情忧骇”，朝廷内外人都有了担忧和恐惧。

事情太大，那些藩帅会怎么想？怎么做？

史称杨邠等被杀那一天，天象有变：无云而昏，雾雨如泣。

苏逢吉虽然憎恶史弘肇，但他确实没有直接参与李业等人的预谋，听到这个事变后，也很惊愕。他私下里对人说：“这事也干得太草率啦！事发之前，如果陛下问我一句话，绝不会到这个田地！”

这是不是苏逢吉的真心话，现在已经很难测知。但事情按照逻辑推演，他是导致这一场惊变的始作俑者。因为正是他，挑唆了李业等人。

一场杀大臣的政变结束后，隐帝还想到了两个人：近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的王殷和远在邺镇（今河北邯郸）的郭威。

王殷是史弘肇死党，时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遥领夔州（今属四川奉节）节度使，为了防备契丹，正带兵屯驻澶州。郭威是史弘肇的好友，与苏逢吉有旧怨。现在史弘肇被杀，苏逢吉升官，郭威必须被杀。

隐帝服丧三年后，已经二十一岁，他不愿意忍受文武大臣的傲慢，能直觉到王殷和郭威的分量，杀大臣之后，他即刻派权知开封尹（也即开封代理市长）的刘铢将郭威留在京城的家眷全部杀死。刘铢原居平卢节度使，被罢免不久，现在被任命代理汴梁市长，对皇上、对大臣、对所有人都心怀一股怨气。他在杀戮中用了种种酷毒手法，郭威全家婴儿妇孺无一幸免。

然后，隐帝再派出密使去杀王殷和郭威。

五代，后汉，历史开始出现别样风景。

王殷泄隐帝密诏

隐帝刘承祐派出的刺杀组长是供奉官孟业。按照行动路线，孟业先到澶州，将密诏给澶州节度使李洪义，解决王殷后，再赴邺镇，将密诏给邺镇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解决郭威，以及郭威的同伙，时任宣徽使的王峻。

澶州节度使李洪义是李太后的弟弟，正与王殷合兵一处拱卫京师北大门。李洪义生性畏懦，接到孟业带来的密诏后，他有了恐惧。他知道王殷乃是一员悍将，当初跟着先帝刘知远讨伐杜重威时，曾率众力战，头上中了一支箭，后来郎中从他嘴里取出了折断的箭头。现在的宫中惊变，几天的工夫，他已经有所知晓，更担心王殷也知晓。万一王殷早做了防备，那样杀他不成，反丢了自家性命。思前想后，反而站到了王殷这一边，秘密地告诉了他隐帝的密诏内容。

王殷做出了两个决定：囚禁孟业；通知郭威。

囚禁孟业，是为了做好保密，救出自己；通知郭威，是为了联络同党，壮大声势；这些都做好，可以缓图后举——以后怎么办？斯事体大，王殷似还没有定见，他需要郭威来主导整个事件。

王殷的这两个决定，套用一句坊间俗话说就是：他改变了历史。

几天后，几百里外的郭威见到了王殷的特使。看过密诏后，也是一惊。

郭威略作沉吟，即召枢密院的秘书魏仁浦来商议。

说来魏仁浦也是“赵匡胤时代”的重要人物。他后来归附于赵匡胤，对大宋帝国的建构有贡献。

后晋时他一直在枢密院做着一般的秘书工作，出帝石重贵被契丹掳走时，他也在北行队伍中，但他依靠超人的胆识从草原逃回了中原，到了河南巩县时，投靠了刘知远。

郭威爱惜人才，曾向他问询契丹兵马粮草和草原故实，史称魏仁浦“强记精敏”，博闻强记，精明敏捷，对答如流。天才对天才，往往有感觉，郭威一见大喜，将他收入自家帐下，倚为心腹。

现在，郭威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怎么办？

魏仁浦给出了决定性的意见。他说：“公是国家大臣，功名素来为天下所知；加上多年掌握强兵，据守重镇，一旦被群小构陷，灾祸将出于不测——但这又不是言词能解决的。事已如此，不可坐而待毙。”

一番话，让郭威有了方向。

他召集诸将，告诉诸位朝中出事，杨邠、王章、史弘肇等国务大臣，如何如何冤死。

然后说道：“我与杨邠等人，披荆斩棘，多年跟随先帝，百战中夺取天下；先帝临终还接受了托孤重任。这些年来一直尽心竭力保卫国家，如今杨邠诸公已死，我还有何心思独活！诏书就在这里，各位可以执行诏书密令，取我头颅去禀报天子吧！这样也许诸位还不至于受到牵连。”

显然，这一番话不是真话。帐下诸将也都明白，得到密诏指令要杀郭威的郭崇威听到消息后，更是大吃一惊，竟然吓出泪水来。

他哭着说：“天子年少，此事必定是天子身边小人所干！要是叫这帮小人得志，国家岂不乱套了！我郭崇威愿意跟随侍中进京入朝，亲自去申诉，扫除那帮无能鼠辈，肃清朝廷污浊！切不可被一个使者糊糊涂涂所杀，蒙受千古恶名！”

郭崇威不是郭威，他后来因为郭威称帝，改名郭崇。

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五代时人名使用最多的字是“彦”字，彦章、彦超、彦卿、彦进等等，很多。我还发现，五代时人名用“威”字也不少，绍威、德威、崇威、重威等等，也很多，读五代史，要注意区分。闲话表过不提。

且说郭崇威这一番哭诉，有相当高的战略含金量，既向郭威表明了自己绝不做隐帝刺客的意图，瞬间将姿态厘清；同时又向天下表明，他也同时不是叛逆谋反，而是痛惜朝廷出了奸佞；并因此给郭威指出了一条进军汴梁的理由，让郭威后来的行动师出有名。郭威的行动基本遵循了这个逻辑，直到时机成熟，奄有天下。

已经跟随了郭威的翰林天文赵修己接着郭威的话头说：“公白白送死有什么好处！不如就此顺天心、应民意，率兵南行！这是老天在启发我们啦！”

于是郭威留下养子柴荣镇守邺镇，命郭崇威为清君侧之前锋先行，自率本部大军后继而来。

关于郭威起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说郭威得到要来刺杀自己的密诏后，也是率先召见了魏仁浦。魏仁浦为他贡献了一个“权谋”意见：在诏书上动手脚，栽赃称隐帝下密诏，要郭威诛杀诸位将领。于是郭威将这个“诏书”给诸将传览。诸将激怒，共推郭威起兵南下，于是郭威“顺天应人”，开始向京师挺进。

很多史书接受这一种意见。诸说各有道理，选择中，我则愿意将郭威和魏仁浦想得光明一点，不作“权谋”论。

郭威进军汴梁

郭威大军到达澶州，澶州节度使李洪义开城迎纳，王殷在迎拜时不禁痛哭，随后，率领所部跟随郭威渡过黄河南下汴梁。

这时隐帝已经派遣了宫中的杂役充为细作，暗中监视郭威，结果被郭威抓获。郭威草拟了上奏的文表，放在这个细作的衣领里，让他回去交给隐帝。

上表说：“臣昨日得到诏书，本来已经伸脖儿等死，但郭崇威等人不忍心杀我，说是陛下身边贪图权势的野心家们干的活儿。是他们向陛下进谗言构陷我。于是将士们逼着我向南行进，到宫阙请罪。我求死不得，又没办法没力量控制他们，现在，我已经到达澶州，马上到滑州，数日之内必到宫廷。陛下要是认我有罪，我是不敢逃避惩处的；如果认为确有进谗言的小人，希望能抓住他们交军前处罚，大快人心。能这样，我又岂敢不安抚晓喻各部，撤归邺镇？”

说话间，郭威大军已经西南行百余里到达滑州。此地距离汴梁只有不足二百里了。

滑州的节度使宋延渥开城出迎。

宋延渥大约是五代到大宋期间，被人们认为，除了皇室之外，地位最为尊贵的人物了。他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生母乃是后唐的义宁公主，太太是晋高祖石敬瑭的女儿永宁公主，他的长女后来又成为宋太祖赵匡胤的皇后，史称宋皇后。一家三朝国戚，史称“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宋延渥反水，倒向郭威一边，对诸藩影响很大。

且说郭威，此时得到消息：隐帝已经派遣大将侯益前来迎战，慕容彦超则在京师守卫。这就意味着，郭威要得京师，先要解决这两位名将。

侯益战功卓著

侯益最初跟着晋王李克用，后来跟着李存勖讨伐后梁知名于世。史称此人武技超群，攻城略地时，总是能冒着箭雨、礌石奋勇登城，以至于每次负伤，李存勖都要感动得亲自给他敷药。有一次与后梁作战，敌阵有两员年轻的小将骁勇异常，李存勖这边无人敢于挑战，侯益则挺身上马，一战，居然生擒了这两个猛人，一战成名。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侯益升为马军都指挥使。

后来李嗣源被石敬瑭拥立为帝，侯益不想背叛，就只身跑回到李存勖身边。李存勖正在孤家寡人境遇中悲叹，看到侯益归来，哭泣着抚摸了他的后背。

但他在李存勖死于乱兵、李嗣源称帝之后，自己捆绑了自己来请罪。李嗣源确实是个很大度的人物，他也为侯益忠于李存勖的举动所感动，对他说：“尔尽忠节，又何罪也！”你尽忠尽节，哪里有什么罪！反而将他任命为禁军左厢都指挥使，左路军总司令。

侯益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次率军平定叛乱，为后唐立下战功。

石敬瑭建立后晋，他被封为奉国都指挥使，步兵总司令，领光州（今属河南信阳）防御使，光州地区临时军政长官。曾跟着杜重威成功地击败范延光叛乱，在汜水，将范延光的同伙张从宾麾下万余人全部歼灭或俘获后杀死，史称死尸壅塞，汜水几乎为之断流，连张从宾也落水而死。

这一仗对根基不牢的后晋太重要了。它鼓舞了石敬瑭和整个朝廷，让人们感到后晋也是有实力的，还很凶悍。所以石敬瑭重重地赏赐了他，封他为河阳节度使，从此，侯益也成为一方藩帅。战后第二年，石敬瑭继续封赏，给他更大的节度权力，去镇守更为重要的州郡凤翔。此地在后蜀与后晋之间，地位相当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的河东或河朔三镇，并任命他为西面都部署，西面军总司令，直接与后蜀对抗。不止于此，石敬瑭还让他领有相印，加为同平章事，成为出将入相的名流。石敬瑭旌表了他的出生地，乡改名为“将相乡”，村改名为“勋贤里”。侯益一生的事业达到顶峰。根据有限资料记载可知，侯益在石敬瑭时期，确有一点做好事的担当。就这一年，徐州发生大火，损失惨重，侯益拿出自己的私财来赈济灾民，为戾气深重的后晋赢得了一点祥和之气。

刘知远时，侯益在凤翔靠近后蜀，开始观望。后蜀孟昶也派人给他优厚条件招降他。刘知远知道侯益地位重要，有疑虑，派大将王景崇去凤翔“便宜行事”，根据具体情况去处理侯益。但不久刘知远病逝，隐帝刘承祐即位。侯益此时感觉特别敏锐，他知道遭遇了猜忌，凶险就在身边。而王景崇也担心隐帝不知道有先帝“便宜行事”的密旨，擅杀侯益，恐怕遭遇朝廷怀疑，犹豫间，给侯益留出了几天长考。侯益派出自己亲信去游说王景崇：“公已官至高位，应该知足。何必怀着祸害他人之心，做过分之事呢？公抬抬手，这事就过去了。何况侯益盘踞凤翔多年，亲戚故旧已成根基。万一起事端，恐怕公的祸事也就不远了。”王景崇闻言大怒，赶跑了侯益派来的亲信。侯益得到消息，做出了自我拯救的最后决定：放下全家在凤翔不顾，率几十个骑兵逃往京师汴梁。

当时杨邠等人正在执政，侯益用重金贿赂他和朝中其他官员，得到了开封尹兼中书令的高官，跻身于后汉京城市长和国务大臣之列。

隐帝派出侍臣问他为何与后蜀勾结，侯益大言不惭回说道：“臣欲诱其出关然后掩杀之耳！”臣想引诱后蜀将士出关，然后将其一举歼灭，为我大汉剪除隐患。这话说得连隐帝刘承祐都不信，史称“帝哂之”，后汉隐帝哂笑了一通。

但侯益开始在隐帝前说王景崇坏话。王景崇也后悔没有早动手杀了这个凤翔节度使。他也能感觉到侯益一旦回朝，必会编派他的坏话，如此，再效忠于后汉，结果如何，实在难测，于是联络河中李守贞、长安赵思绾，加上他权且所在的凤翔，三镇同时造反，这才有了后来郭威的平定三藩。

有一个类似于“赵氏孤儿”的故实，顺便说说。

侯益逃跑后，家眷全留在了凤翔。王景崇动了杀机，除了侯益的一个儿子，正做着天平行军司马的侯仁矩之外，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

这个侯仁矩也有个儿子名叫侯延广，当时还在吃奶，留在凤翔，由乳母刘氏监护。王景崇来抄斩时，刘氏换上自己的孩子，抱着小小侯延广，一路上乞讨为生，辗转到了汴梁，将孩子归还给了侯家。

这个故实有实实在在的悲剧性质，而侯延广也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为赫赫有名的将门之子，在抗击契丹、跟着赵匡胤征讨北汉、在西北镇服戎羌等历次战役中，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个悲剧故实应该有料，很值得展开来研究其中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意义。这里表过不提。

京师汴梁在劫难逃

现在，侯益在隐帝朝中做官，郭威浩浩荡荡从邺镇而来，隐帝打算御驾亲征，侯益献计道：“王者无敌于天下，所以兵不宜轻出（看不懂这里有啥逻辑）。况且邺镇所来的士卒家属都在京城，咱们不如闭关坚守，他们远道而来，正好挫败他的兵锋。然后令各家属给郭威营中的子弟写信招人，此事可不战而定。”

但大将慕容彦超不知轻重，不同意侯益的意见，他对隐帝说：“侯益已经衰老啦，出的主意都是为懦夫谋划！”

两人比较，隐帝更信任慕容彦超，故拒绝了侯益的意见，并派遣他与慕容彦超等人一道，出守澶州（今河南濮阳）。但侯益出兵后，前方来报：郭威已经过了澶州，正在向滑州开进。于是侯益等人又退守汴梁附近小城，拱卫京师。

而郭威此时也得到了侯益、慕容彦超前来迎战的消息，还没有得到他们退回，据守京师的消息。

于是郭威召见了滑州守卫宋延渥，要取滑州仓库财货颁发给将士，宋延渥当即同意，积极配合。

郭威取出财货颁赐将士后，又对将士们说：“我听说侯令公已经督率朝廷大军从南而来。我们遇到他们，交战，就违背了我进京入朝的本意，不战，就要被他们所杀害。现在，还来得及，我想成全你们的功名，各位不如执行天子的诏书，拿了我这条命去，我死了没有遗恨！”

众将士道：“朝廷辜负了侍中，侍中没有辜负朝廷！现在我大军万众一心，奋勇争先，士气正旺，就像各报私仇一样，侯益那一伙儿人能有什么作为！”

王峻正在以宣徽使的身份做着郭威的监军，他的家属与郭威的家属一样，也被隐帝所杀。这一次密诏中，王峻也是被刺杀的人物。所以，王峻反后汉决心格外坚定。他听到郭威这一番话，知道郭威还有点担心将士们不够使劲，于是干脆对将士们宣布说：“我已经得郭公决定：攻克京城，准许你们抢劫十天！”

这些将士们最爱干的就是抢劫！一听有这等好事，史称“众皆踊跃”。

于是，京师汴梁的一场劫难已经不可避免。

王师行讨，兼行抢劫，也便不是王师而是盗贼。而五代时期，这样的抢劫比比皆是。郭威大军与前朝大军比较，在对财货的贪婪方面，差别不大。这种军匪一家的生态直到赵匡胤的大宋建构，才开始得到根治。

慕容彦超色厉内荏

且说此际，隐帝刘承祐已经得到郭威抓获的细作带来的“上表”。看后，也有了后悔、恐惧的脸色。他对左右说：“这件事办得有点草率！”

隐帝的舅舅李业也知道已经闯祸，但现在必须面对，于是像往日君主临阵磨枪一样，他也要求打开国库，犒赏将士，应对郭威。当时王章等人已经被杀，现在主管财政的宰相是苏禹珪，他认为不可以这么做。李业就当着隐帝的面给苏禹珪下跪磕头道：“请相公在这个节骨眼上为天子考虑考虑，不要吝惜库中的财物啊！”苏禹珪只好同意，于是开国库、赏将士，禁军每人二十贯，其他军队减半。还让他们给郭威军中的子弟写信，要他们不要打仗，回归朝廷。

郭威继续南下，这天已经到了开封以北的第一驿站陈桥驿，进入封丘。史称“人情惧”。

李太后听说后，哭着说：“当初没有听从李涛免去郭威枢密使的职务，真该灭亡啊！”

但慕容彦超在旁听到后，自恃骁勇，对隐帝说：“臣看从北来的这一伙子军人，不过是一队小不丁点的小虫子罢了！臣必定为陛下活捉他们的魁首！”

慕容彦超当时出任泰宁（治所在山东兖州）节度使。宫廷惊变后，隐帝迅即召他进京。据说慕容彦超在镇所刚刚开始吃饭，得到诏书后，放下碗筷当下急马入朝。隐帝见到他后，很是欣慰，将国家军事部署工作全部交给他。但这位慕容将军却是一个机诈有余、勇略不足的二杆子。事实上他也没有认真地打过几场阵仗，敢于小觑郭威，纯属幻觉想象。他把战争看得太简单了。

但他从宫中退回朝堂碰到几位执政，就询问郭威此番都带了些什么人，执政告诉他，有王殷、王峻、李筠、郭崇威、赵修己、魏仁浦、宋延渥等，慕容彦超一听也有点慌，心想这些也都是人物，可称是一时俊彦啊！不由得说道：“啊，这也是一帮强贼，不可轻视啊！”

隐帝准备亲自出面“劳军”，犒劳将士，鼓舞士气。李太后说：“郭威，不管怎么说，也是我老刘家的旧臣，这一次如果不是跟生死有关，他哪里会到这个地步！我等只要按兵不动，守在城中，飞传诏书告给他，以此观察他的志向，我想定有可以解说的道理。那时，还可以保全君臣大礼。一旦开战，君臣之间撕破脸皮，那就只有玩命啦！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轻易出去。”

这番话，隐帝不听。并派侯益驻屯汴梁北郊的赤岗，慕容彦超屯驻东北方的七里店。

“马失前蹄”南军失利

第二天，郭威大军的突出部来到赤岗和七里店北部的刘子陂，这里已经是汴梁的北郊。远远地，双方已经可以互相看到敌阵。

郭威的北军还在按照兵法严整而又从容地南进，看到朝廷的军队后，暂时停止前进。隐帝的南军看到北军时，也暂时没有动。

一直到傍晚，双方都没有动。

隐帝退回到宫中。

慕容彦超对隐帝说大话道：“陛下，若宫中无事，明日可再来到军前，看臣下如何攻破贼军。臣甚至不必同他们交战，只要呼喝几声，驱散他们，就能让他们返归营地！”

第二天，双方再次相遇。郭威训诫部众说：“这次我来诛讨的是这一群小人，不是要与天子对抗。所以，我等不能先动手！千万记住！”

北军军令严肃，无人敢动。

整个战场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空气紧张，有那种大战之前令人战栗的奇异宁静。但这一场预料之中的大战却在一个偶然事件发生后，变成了一出滑稽剧，草草收场，连一场像样的战斗都没有展开。

这个偶然事件源于慕容彦超坐骑的一次马失前蹄。

人人都料到大战不可避免，但没有人会料到有“马失前蹄”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而这个插曲结束之后，战争，也基本结束了。

这一段故实因此变得不那么（如俗话所说）波澜壮阔，多少有点让人失望。

话说两军相持一阵后，慕容彦超没有沉住气，带领轻骑兵直接前来犯阵。

见敌阵有人率众来袭，郭威即刻指挥博州刺史李筠率领骑兵抵抗，自己也率众前迎。双方就要展开一场大战时，不料慕容彦超的坐骑在冲刺中忽然摔倒，卷起一堆尘土。两军见状，都发出一声惊叫。郭威这边精甲骑兵惊叫之后，迅即冲上前来，就要拿这位跌落战马，正在尘土中跃动的敌军主帅。慕容彦超尽管穿着厚重的盔甲，还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爬起。他赶紧拽起滚在一边的坐骑，好歹上马。但他定睛看时，北军已经黑压压地冲了上来，他身上盔甲凌乱，跟随他的骑兵们正在踟蹰不定：进攻吧，主帅狼狈；不进攻吧，北军已经上来。慕容彦超判断大势已去，干脆带着冲锋的将士返身回跑。就在这犹犹豫豫的一瞬间，战场形势发生了气场上的巨大变化，朝廷军队迅即颓败为乌合之众，狂呼乱叫中像一群黑色的豆子，四散滚开。

北军掩杀过来，先头部队就追杀了跟随慕容彦超的一百多人。

一仗失利，南军夺气。隐帝这边连朝廷都出现了沮丧的气氛。很多人开始暗暗地结好郭威，一些朝官、军人，都纷纷向郭威表示效忠，连宋延渥这样的皇室贵胄都投降了北军，我们凭啥不投降？

侯益，也在这一次阵仗之后投降了郭威。

四方投诚隐帝溃逃

郭威对宋延渥说：“四方投诚，现在天子正处于危难之中。您是天子的亲近，可带领牙帐卫兵，前去保卫天子；也请附带启奏陛下：希望早日光临臣下军营。”

宋延渥得令前行，隐帝这边正处于混乱中，他没有找到天子营帐，不敢前进，只好退回。

到了天黑，后汉的军队已经大多数投归到北面。隐帝已经成了要兵没有，要将不见的孤家寡人。

慕容彦超见势不妙，知道留在隐帝身边只有死罪受罚，于是带着手下十几亲信骑马逃跑，返回大本营兖州去了。

汴梁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刘铢的治安卫队之外，几乎没有像样的力量守卫。

这天晚上，隐帝带着苏逢吉、苏禹珪等从官数十人驻扎在慕容彦超安在七里店的营寨里。到了凌晨，起来一看，营栅中的将士们都已经溃逃不见了。

隐帝应该知道，此生休矣。

这天凌晨，郭威率军攻打慕容彦超的大营，才发现此处已经无人守卫。但他遥远地看见天子的旌旗，就在七里店的一个高坡上，于是下马，脱掉甲胄，准备去面见皇上。但他登上高坡之后，发现天子不见了。

后来知道，隐帝当天早上离开高坡，想回到宫中去。他带领几位文官，策马来到玄化门。玄化门，在汴梁城北，是北城靠东边的第一座城门。当时开封尹刘铢正在门楼上。他问隐帝左右：“你们的兵马都在哪里？”左右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刘铢即命令守卫城门的军士向隐帝左右射箭。史料记载如此，但今天已经无法解释刘铢的这个举动。他与郭威已经结下深仇大恨，就是他残酷地杀害了郭威和王峻留在京师的全家，现在他不思保卫京师，却来驱赶天子，他想干吗？他的这个行动实在无从索解。

隐帝见状，知道京城已经非他所有，急忙带着一班官员向着汴梁西北方向跑去。但是到了一个叫赵村的地方后，还没来得及下马，已经隐隐听到有追兵赶至。村子外面鸡飞狗跳，天子干脆下马，走入村民家中避难。

有一个说法，认为是茶酒使、宦官郭允明杀害了隐帝。说是郭允明见皇上已经走入末路，忖度形势，打算借官家的脑袋给郭威做个投名状、觐见礼，据说隐帝手上还拿着一串链子，有小摩尼数珠108枚，都是名贵的合浦珍珠，郭允明持刀将这串珠子劫为己有，然后刺死隐帝，准备投降邀功。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后面确有追兵，但却是皇上的亲兵卫队赶来救驾。

后汉帝国茶酒使郭允明先生为自己的判断失误，尴尬莫名，无法在皇上的亲兵前解释皇上的尸体。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而就在这个时候，郭威的大军也到了。

京师破众兵劫掠

跟随隐帝的宰相官员们，包括一生嗜杀的苏逢吉，纷纷自杀。

苏逢吉一生作恶太多。他抢占前朝老臣李崧的家产，又将人全家五十口屠戮一光，到后来，他也没有好的下场。据说，他在闻听郭威起兵的当天，在宫中值班，跟他一块值班的是当时的司天夏官（管理天文历法的官员）王处讷。

他对王处讷说：“我昨晚睡觉，还没有闭眼，忽然看见李崧就在旁边。活人见鬼，肯定不是个吉祥事！”

王处讷乃是“朝隐”的高人，他没有回应苏逢吉。

《礼记·大学》有言：“礼之用，时为大。”这句话呈现的儒学智慧，深奥莫测。它可以做多方解读，在军政方向上，“时为大”尤其意义显豁。但就存在者的个人智慧而言，这也是先哲对有根器的人物的一种点拨。当时机未到时，邪与正，皆有可能蕴而不发，当此之际，如果不能改变什么，或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各人必须承受各人的果报时，智者，不动如山。时机到时，物自呈现，智者将掀髯而笑。故西人曾经有言：希望与等待，实是存在者的两大智慧。王处讷，没有理由改变苏逢吉，他的因果程序，已经不可变更。

苏逢吉后来跟着隐帝到了七里店的营栅，看到慕容彦超大军已经败退，侯益已经投降，隐帝大势已去，知道自己的末路也到了。他没有星点资格在郭威那里拿到赎罪券，反而在隐帝这里纳入的投名状太多了。

他知道这一生已经走到了末路。

于是，夜里跟同帐中的官员“酣饮”，喝酒喝了个够，然后找刀子准备自杀，被左右劝住。跟随隐帝到了赵村后，见隐帝已经被乱兵所杀，抢过一把刀来，也自杀了。郭威寻到他的尸体后，拉回城里，将尸体枭首示众。——据说，处理苏逢吉尸体的地方，正好就是李崧当年蒙冤，一家老小被处斩的地方。

且说郭威赶到赵村，听说皇上被杀，号恸道：“这是老夫之罪啊！”

随后，郭威带大军又来到汴梁玄化门，准备进城。但后汉帝国最后一任开封尹刘铢，居然组织起弓弩手来，阻止郭威进城，箭簇如雨般射向城外。

郭威并不攻城，绕过汴梁城的东北角，改入迎春门，这是东城靠北边的第一个城门。守卫这个城门的将士，没有犹豫，将郭威大军放进城来。

这是发生在公元950年底的一件大事，后汉已经名存实亡。

按照王峻的安排，从这一晚开始，进城的兵士们开始劫掠京师，史称“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发”。

由王峻提议、郭威同意而发生的这一场劫掠异常惨酷。无数京师士庶死于非命，无数人家财富遭遇抢夺。郭威麾下的王殷、郭崇威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对郭威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剽掠，到今晚上，恐怕汴梁就只有空城啦！”郭威闻言这才命令诸将，各自号令所部禁止劫掠，不从者斩！即使这样，也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史称“哺时”，指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才勉强止住了这一场灾难。

在将士们劫掠城中财富的时候，第二天，郭威率百官到明德门向太后请安，并进奏说：“军政事务繁杂，请早日立继位国君。”

太后发诰令说：“郭允明弑君，大逆无道。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刘崇，忠武（今河南许昌）节度使刘信，是高祖的弟弟；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刘赟，前开封尹刘勋，是高祖的儿子，百官们商议选举吧。”

郭威等人在万岁宫谒见太后，请求举刘勋为帝。太后说：“刘勋虚弱患病很久了，不能起床。”郭威出宫告知诸人，于是又商议立刘赟为帝，于是上表。太后同意，诰令有关部门，择日，备天子车驾迎刘赟继位。

郭威等人又上表奏请派遣太师冯道等人到武宁军（徐州）去侍奉迎驾。

刘赟是刘崇之子，高祖刘知远很喜爱他。

郭威派出使节，到各镇发布通告。

冯道知道去迎接刘赟来做皇上这件事，很不靠谱，去一趟，也是苦差事。但他知道，这活儿还必须有人来干，哪怕演戏，也要演下去。

“朝隐”高人冯道

冯道受命后，郭威大军逮捕了权知开封府尹刘铢。

此人做事有殊不可解之处。这次战争，就算他对隐帝刘承祐不满，也不该在这个时刻拒绝他进城啊！郭威大军兵临城下，以他有限的兵力和影响力，也不可能有胜算啊！但他还是既反皇帝也反郭威，将自家生命置于一个孤零危险而又尴尬莫名的地步。当初隐帝要他杀郭威在京的亲眷，他完全可以略略高抬一点贵手，不必灭人全家啊。所以这是一个性情很乖张的人物，如果在今天，去做鉴定，估计精神有问题。

史称此人“惨酷好杀戮”。他在山东青州做平卢节度使时，用法严峻，庶民有过，先问年龄，人回答若干，就杖若干——三十岁，就杖三十下；四十岁，就杖四十下。他称这个刑罚叫“随年杖”。而杖时，又两块板子一块打，称之为“合欢杖”。更恶劣的是，他还随意增高赋税，在他的辖区，他规定：每亩地要出三十文以为“公用”。史称“民不堪之”，老百姓受不了他的压榨。

兵士们来抓他时，他的妻子正裸露在家，闻讯来不及穿衣服，用块席子将自己遮住。刘铢对她说：“我要是死了，你要给人做奴婢吗？”妻子说：“看你以往的作为，看来确实要有这个结果了。”

刘铢被捆在马上来政事堂受审。一路上遭遇军士凌辱，多次将他从马上推落，他因为被捆绑，无法保持平衡，摔下时，几乎等于自由落体，所以摔得浑身是伤，等到了政事堂，已经奄奄一息。

郭威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所有人都以为郭威一定也要灭他全家了。

但郭威遇到了王处讷。

王处讷，可能是五代时期“朝隐”的代表人物。另一个人物陈抟，乃是“豹隐”的代表人物。“朝隐”，就是勘破世间乱相，但能在朝中做官，还能恪守传统价值观的隐者；“豹隐”则是遁入深山老林的隐者。

说王处讷年少时，有一老叟到他住的地方，把洛河中的石头拿来当面煮了，让王处讷吃掉。还说：“你这人天性聪明，悟性高，今后会当老师。”据说王处讷曾经做梦有人拿一面大镜子，镜中星宿灿烂，此人剖开他的肚子把镜子装进去。醒来后汗流浃背，一个多月过去了，还仍觉得胸口痛。但从此开始留意星历、占候之学，并深究其间的道理，最后做到通晓星象。

后晋末年战乱，他到太原避难。投在刘知远的藩镇幕府。刘知远即位做了后汉皇帝，就擢升他为司天夏官正，出任一个地方县令，召为国子《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这个博士头衔证明此人对儒学重要经典《尚书》很熟悉，应该懂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谱系的“道统”。这是中国军政治理的思想资源。后一个职衔是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国家农业立国，需要颁布岁时历法，指导农夫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同时也为国家收取赋税提供“岁熟”的日期依据。

那时郭威正在后汉做刺史，与王处讷相处友善。

这一次郭威才入汴梁，就到处寻找王处讷，找到后，非常高兴，于是问他刘氏国运为何这么短，只传二帝，短短几年就灭亡？

王处讷的一番回答甚为有道，他说：“刘知远得位前，曾宽大行事，故得人心；得位后，即马上复仇，故人心散。后汉据中原，承正统，我用历数推算，国运应该很长。但因为高祖刘知远得位后即报私仇杀无辜，动辄灭人之族，以此结怨于天下，所以国运不长。”

郭威闻言跳着脚叹息。因为当晚他正在发兵包围后汉大臣苏逢吉、刘铢等人家，准备天亮后就要杀掉他们全家。听到王处讷此言，立即下令停止杀戮。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王处讷便宜说法，但这说法中“国运”“历数”并非无根之谈。传统中国自《周易》以来即有“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说。敬畏生命乃是一切正价值的逻辑起点，反之，漠视生命则是一切负价值的逻辑起点。王处讷此言实在是点拨郭威，开“好生之德”，对于持守伦理纲常功勋甚为显著。这是传统中国最具“公道—仁德”理念的故实，不可轻易放过。读史，每至此类攸关生命、推演“好生之德”的关节，我都愿意为之“浮一大白”。

王处讷结局也不错。到周世宗时，王处讷升为司天少监。因为当时的旧历不太靠谱，常有错乱，所以要王处讷来审定历书。但尚未呈入，枢密使王朴作《钦天历》已经进献。后周组织起人来考核覆按，感到《钦天历》已经相当精密，但王处讷看后，私下对王朴说：“此历暂且可用，不久当出差错。”接着指出了几个错处，王朴也深表赞同。入宋，到建隆二年，《钦天历》的不足已经明显，赵匡胤就诏令王处讷另造新历。经三年而成，共六卷，赵匡胤亲自作序，命为《应天历》。当时的计时器，漏刻，计时不准，王处讷又重新衡定，大宋初年的计时从此趋于精准。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王处讷又献新历二十卷，拜授司天监。后在任上去世。考王处讷一生，应该是五代末年、大宋初年，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高人之一，也是难得少见的几个天文学家之一。

大宋文臣逐次登场

且说郭威，闻听终止杀戮灭族的举动之后，得知消息，苏逢吉已经自杀。天亮后，他让人审问刘铢道：“我与公一同侍奉先帝，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故人之情吗？屠灭我家，虽有君命，但怎么就那么酷毒，居然让我郭氏一个不留！你怎么就那么忍心！你现在也有妻室儿女，就不为他们想想吗？”

刘铢大言道：“我为大汉诛杀叛臣尔，岂知其他！”

郭威有了王处讷的点拨，更要收买人心，于是与公卿商议道：“刘铢屠杀我全家，我再屠杀他全家，这样怨仇反复，哪有个头啊！我想奏知太后，宽待他全家，怎么样？”

史称“群臣皆以为善”。

最后只杀了刘铢一个人，他的妻子等人被赦免。其他“乱臣”也都只杀了“首恶”，家眷亲属一律赦免，没有株连。郭威做了皇上以后，还在陕州赐给刘铢妻子一座宅院。

郭威的这类做法，让年轻的赵匡胤看在眼里。

郭威谋士、枢密承旨魏仁浦当年在京师居住，有作坊使贾延徽与之为邻，此人得到隐帝信任，就多次造谣说魏仁浦的坏话，几乎要了魏仁浦的命。事实上他是看中了魏家的宅院，想将其并入贾家宅院。郭威大兵进城后，有军士擒了贾延徽给魏仁浦。魏仁浦谢绝了，他说：“因乱而报怨，吾所不为也！”

借着战乱而报私人仇怨，我不干这个事儿！

郭威听说此事，更加敬重魏仁浦，对待他也更优厚。

魏仁浦这件事，也不是小事情。它是一个儒学“教化天下”的故实。乱世中有此类仁慈案例，足以影响人心，收拾天下人心。这些都成为赵匡胤后来解决“天下沦丧”大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而魏仁浦可能有种种不是，但他宅心仁厚，由此而软化了乱世的凶妄和戾气，则是实实在在的。

史料中还记载了魏仁浦的另一件事，也足发人深省。

当初，有个刺史名叫郭元昭，他与一位负责盐业的财政官李温玉不和，俩人有过节。而李温玉则是魏仁浦的岳父，恰恰魏仁浦又做着郭威枢密使的主事。这位郭元昭就怀疑魏仁浦肯定会庇护岳丈。

那年正好遇上河中李守贞造反，而李温玉则有个儿子在河中。郭元昭认为这是个机会，就拘捕关押了李温玉，上奏朝廷报告说：李温玉和他的儿子联络李守贞，搞谋逆。这是一个太大的罪名。事情当然要牵连到魏仁浦。枢密使郭威听说后，知道这是诬告，一边围剿李守贞，一边把案子压了下来，不问，也不调查。

几年之后，郭威称帝，魏仁浦调任枢密承旨，枢密院秘书长，而郭元昭则由地方调职，入京做朝官。他知道过去诬告过魏仁浦，更知道魏仁浦有“佐命之功”，天子之下，万人之上，很害怕。于是路过洛阳时，就来央求魏仁浦的弟弟在哥哥面前说几句好话，给自己留一条活命。

魏仁浦兄弟说：“我哥哥平常从未与人结怨记仇，他又怎么会因这个私人恩怨来祸害您呢？不会的，您放心进京就是。”

郭元昭半信半疑，提心吊胆地到了京师汴梁。不几天，魏仁浦报告郭威，任命郭元昭做了庆州刺史。

魏仁浦这里，没有仇恨。五代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种种残暴狠恶之气，在魏仁浦这里化为一天祥云。有意味的是：郭威欣赏他的这个作为。

赵匡胤当时已经在朝，也将魏仁浦的这类事看在眼里。在后来的日子里，魏仁浦成为赵匡胤敬重的大臣之一。

当初郭威平定三藩时，常见朝廷发来诏书，处置军务都很精当。那时他就问来使这诏书是谁起草的，来使告诉他是翰林学士范质。

郭威说：“真是宰相人才啊！”这次进入京城，他四处寻找范质，找到后，郭威十分高兴。当时天正大雪，郭威解下自己的紫袍给范质穿上。以后郭威的政令，基本上都出自于范质之手。

赵匡胤也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范质，很欣赏范质的儒雅。

王溥此时也在郭威帐下做幕宾。郭威赖范质、王溥、魏仁浦等读书人，有了重文倾向。与五代诸国比较，他后来建构的大周帝国，最有文采。

国家在转型中，从藩镇武夫为主的武功体制开始向文治体制过度。

范质、王溥、魏仁浦，都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赵匡胤最重要的文臣。

受拥戴郭威“践祚”

隐帝他舅舅，李太后的兄弟李业，逃跑到达陕州，去投奔他的哥哥保义节度使李洪信。但李洪信不敢把他藏在家中，李业没有办法，带着金银财宝准备投奔晋阳的亲戚，到达山西绛州，路遇强贼，杀死李业取走了他一世积累的财富。

迎驾刘赟需要时日，郭威率百官上言，请太后临朝听政。

这一年底，镇州（今河北正定）、邢州（今河北邢台）来报：“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攻内丘（在河北中部），五日不克，死伤甚众。有戍兵五百叛应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饶阳（在河北东南）。”

后汉太后下令，要郭威带领大军前往澶州抵抗契丹。京城国事大权都委托给新任宰相窦贞固等人；军事权委托给王殷等人。

郭威兵发大梁。

这时刘赟在冯道陪同下正从徐州往汴梁行进，准备进京继承隐帝帝位。一路上仪仗威风，左右呼万岁，一如王者。

郭威大军走到滑州留了几天，整顿军纪、粮草，刘赟闻讯，派来使来慰劳、犒赏。诸将接受了犒赏却各自相顾而不肯下拜。

将士们互相道：“我辈屠陷京城，这个罪过可不小！如果再立个刘氏当皇上，我们还会有后人给我们烧香吗？”

郭威听说这些话，担心不测，赶紧领兵北上急趋澶州。

几天后，郭威渡河，在澶州馆驿下榻。

当晚，军中谣言四起，有的说“汉帝深负郭将军，将军何罪之有？”，有的说“将军深明大义，天子昏庸无能，理应取而代之”。

第二天，在冷风瑟瑟的清晨，大军待发时，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声喧哗起来。

郭威命令关上府邸大门。但将士们登墙翻屋而进。

为首的几个将士对郭威说：“天子必须由侍中您自己来做，我等已与刘氏结仇，不可再立刘氏为帝！”

这时有人为了做成既成事实，将撕裂的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共同扶抱他上位，同时欢呼万岁。呼喊声震天动地。趁势簇拥着郭威南行向汴梁开进——不再往北抵敌契丹了。

赵匡胤应该也在郭威军中。他应该也看到了这一幕。

这是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预演。赵匡胤应该惊异于纷乱的现场，种种偶然力量积聚起来的巨大可能性。

权力，居然可以有这样的来源！

郭威于是向太后上奏，请求主持宗庙社稷，事奉太后为母。

郭威大兵到达七里店时，窦贞固率文武百官出城迎见，乘此劝郭威“践祚”。郭威应该在这里正式表明：可以即位——不即位也不可能了，已经被军士拥戴了，已经黄袍加身了，此际如果再不掌握最高权力，就是一个灭族的罪过。向前，即位，就是补天浴日之功；向后，退缩，就是十恶不赦之罪。

当天郭威在皋门村宿营。第二天天亮，郭威率众踏着寒冷的积雪顺利开进汴梁。他要暂时以“监国”而不是“天子”的身份来摄政了。

还有很多条件不具备。刘赟正在从东边赶来，还有几个可以称帝的刘氏子弟没有解决，大臣们还没有正式的劝进奏章，等等。

此时，武宁节度使刘赟已经到了宋州（今河南商丘）。郭威亲信郭崇威闻听澶州军变，那时候就主动派遣了将士到半路去迎刘赟，意在控制刘赟。刘赟在京师府外驿馆时，其心腹多人被郭崇威所杀。

不久，太后下诰：废刘赟为湘阴公。

另外一个有希望继承隐帝刘承祐君位的许州刺史刘信，在惶惑不安中自杀。

太后继续下诰，以侍中郭威为监国。但百官藩镇相继上表劝进。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郭威营中有步兵将校吃醉，扬言：“前几天澶州骑兵扶侍中立为天子；今天我们步兵也要拥立侍中为天子！”

郭威下令将这些醉汉正法。

公元951年二月十三日，这一天是春正月初五，汉太后下诰：“授监国郭威符宝，即皇帝位。”

郭威自皋门进入皇宫，在崇元殿即位。随即下诏：“朕乃周室之裔，虢叔之后，国号应该称为：周。”

朕乃是西周皇室的后裔，是当初西周辅命大臣虢叔的后裔，国号应该称为：周。史称后周。

后周改元广顺，大赦天下，文武按功行赏，各有赠官。前朝大臣有死难者，赐爵，官府为之安葬，并寻访他们的子孙依次任用。所有粮库、场院，掌管缴纳的官吏，不得盘剥士庶，更不得额外收取所谓“斗余”“称耗”。从前以赋税盈余名义进贡一事，全部取消。刑事罪犯一律按照后晋天福元年前的刑法处理；不犯谋反罪，不得株连亲族、没收家产。

郭威还做了一个决定：后唐、后晋、后汉等陵园，全部交由国家维护管理。

郭威养子柴荣出任澶州节度使，封晋王。

北汉倾心结好契丹

即使是乱世，也有恪守道义的君子。郭威得到天下，命史弘肇的亲吏李崇矩搜索史弘肇的后人。

李崇矩说：“史弘肇的弟弟史弘福如今尚在。”郭威一打听，原来史弘肇当初任命李崇矩掌管史家财产的账簿，因此后来李崇矩得到史家的全部财产，却将这份财产全都转交给了史弘福。

郭威认为李崇矩是个贤能之人，就让他在皇子柴荣手下供职。乱世中，这类故实格外动人。

赵匡胤此时补为朝廷东西班行首，值班的东西两班警卫兵值班长，又被拜为滑州（今河南滑县，属安阳）副指挥。

当时后汉的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本来也是后汉继承人人选之一，听说隐帝遇害，就起兵南下。南下途中，又听说已经迎立自己的儿子刘赟继位，于是高兴道：“我儿子当皇帝，我又有什么可求的！”

太原少尹李骧认为郭威必然称帝，就私下劝说刘崇：“郭威的心思，终究是要取帝位，公不如火速领兵翻太行，据孟津，等待徐州相公即帝位，然后再返回镇所。那时，郭威就不敢动手了。不然，恐怕将要被人出卖。”

刘崇怒道：“腐儒！你想要离间我父子关系吗！”

令人将李骧拉出斩首。

李骧叫道：“我怀经世济民之才，却在为愚人谋事！死了本该甘心，但家有老妻，愿与之同死！”

刘崇也不客气，史称“并其妻而杀之”。

而后，刘崇派出使者向朝廷奏报，表示自己没有二心。

郭威少年时代玩刺青，在脖子上刺过飞雀，世谓之“郭雀儿”。郭威见到刘崇的使者，很诚恳地说了拥立刘赟的原委，大意说“清君侧”为不得已，天下还是后汉的天下，并露出脖颈让使者看，并说：“自古以来，岂有刺青的皇上？幸诸公不要以我为疑。”

刘崇闻言，信以为然，罢兵回河东。

不久，刘崇就得到了刘赟被废黜的消息。于是又派使者请求郭威允许刘赟即使不回徐州，也可回归晋阳（河东治所，今太原）。

郭威回说：“湘阴公刘赟近在宋州。现在正在取道返归京城，必让他得其所宜，您不必为此忧虑，如能一同力辅朝廷，理当加封王爵，永镇河东。”

正月十六日，被黜为湘阴公的刘赟在宋州被杀。刘赟之死乃是刚刚任命为宋州节度使的李洪义干的活儿，是否出于郭威“密信”，史有聚讼。但我相信没有“密信”。李洪义本来是李太后的兄弟，为了讨好郭威，很有可能自说自话，出此手段。

刘崇得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一场道：“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

然后为李骧立祠，岁时祭祀。

刘崇痛恨交加，决心与后周终生对峙，于是据河东称帝，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当时有并、汾、忻、代、岚、宪、隆、蔚、沁、辽、麟、石，总十二州之地。史称北汉。

从此后周、大宋两朝都要对付这个又小又硬的邦国——北汉。

历史上的北汉视后周以及代周而兴的大宋均为世仇，不共戴天。

北汉按朝代正朔，不属于“五代”而属于“十国”。历史上的“十国”九个在南方，只有北汉在北方。北汉属于后汉的延伸，但它的疆域始终没有超越多半个山西（中部与北部）。五代梁唐晋汉周，除了梁、周，都是沙陀部落族人所建。沙陀是过去北匈奴后裔，长相都与汉人不同，典型特征是“深目多须”。

后汉、北汉，都是沙陀人政权。但这个后汉、北汉却自诩是西汉刘邦的后裔，在乱世中虽然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但也在等待时机。北汉的国策就是：北结契丹，南图后周。它总是给后周不断地制造麻烦，在郭威、柴荣两朝，曾经主动发起过十几场大小不等的战役。

北汉最经常演绎的就是“不忘后汉之耻”。史称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役繁重，民不聊生。有很多人逃入周境。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帝国，让中原帝国头痛了二十九年。

北汉倾心结好契丹，以为外援。契丹也有谋划：以北汉为中间地带，避免与中原直接对峙，退攻自由。此即“以华制华”总战略。契丹很清晰中原变故，在郭威称帝前后，就向中原发起了多起进攻，以此向北汉表示契丹的重要。

此时契丹主名耶律璟，小字述律，史称辽穆宗。他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即位前封寿安王。

辽纪年天禄五年（951）九月，辽世宗耶律兀欲在军中被杀，时耶律璟随征，杀掉叛乱者，即帝位，为大辽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耶律兀欲之后的第四任皇帝。他在位十八年，正是后周郭威、柴荣与赵匡胤时代的北边大帝。一直到公元969年二月，耶律璟被近侍等人所杀。多年来，中原帝国都要与他，以及被他巧妙利用的北汉诸帝，博弈、较量。

契丹主耶律璟每夜酣饮，早上才睡，日中方起，国人给他起个外号：“睡王”。

后汉亡。

北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