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 赵匡胤践祚

老赵的目光如果越过整个汴梁，往北，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再往北，就是被那个“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那是汉唐故地、虞夏旧封。那里尽是吾土吾民……他能够想起去年跟从大帝柴荣北征契丹的一幕幕……

张永德的远见卓识

名将张永德在后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永德成为后周太祖郭威的乘龙快婿事，宋人苏辙《龙川别志》所言甚详。

书中说，若干年前，正当后汉之际，官拜枢密使（略相当于三军总司令）的郭威带兵过宋州（今河南商丘）时，市人听说来了大人物，纷纷围观。围观群众中有一女子见到郭威竟然大喊：“这是我老爹啊！”市人以为她是个疯子，纷纷嘲笑驱赶。不料郭威听到，立即驻马询问——果然是自己女儿。原来在兵荒马乱中，父女曾天各一方，女子流落宋州。

妙的是，张永德也恰流落在此，二人在市面上混一口饭吃，当地父老同情他俩，使他们配为夫妇。

现在，女儿与做了总司令的老爸见面，不禁相持而泣。老爸要带女儿走，知道她已经嫁人，于是见张永德，一见之下大喜，认为“有贵人相”，便一起带往军中，并奏明后汉朝廷，为张永德补了供奉官。

张永德作为郭威的女婿，与周世宗柴荣有了襟带关联，并因为郭威而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张永德不是凡人。有几件事可以窥见他的过人之处。

后汉隐帝刘承祐眼见郭威势力扩张，不禁有了如坐针毡的感觉。在内侍的怂恿下，隐帝做出了昏聩的决定：诛杀郭威，以除后患。同时杀掉了郭威在京城的所有亲属。如前所述，郭威已经羽翼丰满，镇守澶州的王殷给他做了通报。

时张永德正在押送朝廷生辰纲，在节度使常遇营中。

常遇也接到了隐帝刘承祐的密令，要他杀掉张永德。犹豫间，张永德猜测到了隐帝密令，他临危不乱，面见常遇。

张永德第一句话就说：“将军是不是要杀我啊？”不待常遇说话，他又接着说道，“永德即死无怨，但恐连累君侯全家耳。”

常遇愕然：“您这是哪儿的话啊？”

永德说：“奸邪蠹政，我丈人郭公誓清君侧。这是一个事实，想必君侯已经知道。咱们这样：您先把我关起来，暂时不要杀我；万一我丈人事不成，再杀永德，那时我死也不算晚。万一我丈人事要成了呢？哈……”

常遇看到这么坦荡的解释，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做出了两头下注的决定。他命令壮士对张永德严加看卫，一面又好酒好菜好招待。俩人还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常遇问他：“你看你老丈人郭威这事能做成吗？”

永德曰：“最后必成！”

结果，后汉亡，后周立，常遇接到了消息，于是来见张永德称贺，惭愧道：

“老夫几误大事！”老汉我几乎误了大事！

张永德凭过人胆识，逃过一劫。

时周氏亲戚被后汉隐帝刘承祐诛杀殆尽，张永德的妻子也就是郭威的女儿侥幸逃过一劫，成为仅余的郭氏血脉。于是被封为晋国公主。而张永德则被提拔为驸马都尉领左卫将军。广顺二年，又提拔张永德为殿前都虞候，领恩州团练使。不久又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泗州防御使。第三年郭威死，郭荣改回原名柴荣，入继后周大统，史称周世宗。柴荣也是一位相信“长枪大剑戟”的人物，开疆拓土不遗余力。张永德在柴荣鞍前马后屡立战功。甚至在柴荣征伐江南时，张永德还献出家财制作了战船数十艘，运粮数万斛，自顺阳（今属河南淅川）沿汉水而下，支援大周。于是柴荣设“殿前都点检”一职，位在都指挥使之上，成为禁军最高司令长官，张永德荣膺此职。这一年，张永德二十八岁。赵匡胤二十九岁。

高平战后，如何处置樊爱能等人，周世宗有点犹豫。乱世中正当用人之际，樊爱能好歹也是一员战将……这个地方，张永德又表现了决断能力。

史载柴荣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在侧，柴荣向他讨主意。张永德说：“樊爱能等素无大功，当这一方将帅，就跟白薯似的！未交阵而先逃，死了都不能抵过抵罪。况陛下正欲效法大唐平定四海，统一天下，军法如不严整，即使有勇武士，百万军，又如何能为陛下所用！”

周世宗听到这里，将枕头掷到地上，高声称好。即刻拘捕樊爱能等人所部军使以上军官七十多人。

世宗亲自审问，叱责他们说：“尔等皆历朝老将，不是不能打仗；高平一仗，还没有交手，尔等竟望风而逃。这事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想把朕当作‘奇货’，准备卖给刘崇罢了！”

柴荣这话大有道理。远的不说，杜重威就是将石重贵当作“奇货”卖给了耶律德光，卖主求荣，正是樊爱能等人临战时的心思所在。

世宗下令，将以樊爱能为首的左翼将领们全部斩首。何徽等先前守卫晋州有功，世宗一开始打算赦免他，但又认为军法不可废弃，于是一并诛杀。但赐给他们棺材，着人送归老家安葬。从此，后周军士风气为之一变。史称“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

“姑息藩镇”的祸端

事实上，“姑息之政”由来已久。唐末以来，藩镇坐大，百年来飞扬跋扈，君王难于制衡藩镇，不但演绎了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的政制格局，令邦国管理效率下降，更有藩镇因为握有兵权，觊觎君王之位，往往在“时机”成熟之际，启动叛逆之心。于是有权力重新分配之争斗，而争斗中，血流成河。“国计”因此失序，令契丹总是能得到机缘插手中原事变；“民生”因此艰困，让天下士庶在乱世中一次次地品尝改朝换代的兴亡之苦。

按清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说法，“五代姑息藩镇”，是五代之乱的直接原因。他说：“唐自失河北后，河朔三镇，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羁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诸侯益强，朝廷尤以姑息为事，卒至尾大不掉，区宇分裂，鼎祚遽移。”大唐王朝自从失掉河北之后，河朔三镇，朝廷的命令得不到执行，已经形同化外野蛮之地。施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笼络控制办法以来，直到唐末，天子更加软弱，藩镇更加强大。但朝廷还是以姑息为主要办法。最后终于导致尾大不掉，国家政区分裂，江山变色。

整个“五代乱史”，几乎可以看作一部“姑息藩镇”史。

后梁末年，朝廷不能节制藩镇，有个大藩帅镇守河北，朝廷有隐忧而不敢过问。听说这个大帅死了，只能在宫中私自庆贺。有个节度使，夺人之妻，人家丈夫告到京师，梁帝为难，只好“曲事调停”，和稀泥，史称“略无威断”。

唐明宗时，诸藩叛乱，多次征讨，都半路班师。有个叫孟知祥的据蜀为藩，唐帝派遣官员前往“监军”，被孟知祥斩杀。唐帝还得下诏“抚之”。

后晋时，有大将杨光远总是对抗朝廷诏令，晋帝也没有办法。更有一个叫张彦泽的节度使，常干违法事，从事张式劝谏他，不听，张式出奔。张彦泽让人向晋帝面奏：“张彦泽如果得不到张式，恐致不测。”晋帝不得已，将张式交给了张彦泽。朝廷之尊，反为臣下所胁制。

……

凡此种种，还是小事，更有藩镇直接反叛朝廷的大事。

后晋大将，镇守镇州的安重荣，要与契丹决战，石敬瑭好言谕止，安重荣根本不听，认为晋帝拿他没办法，接下来就联合襄州的安从进，准备造反。

另一位藩帅安从进，在襄州，晋帝想把他迁徙到青州去做大藩，他竟说：“好啊！等把青州移到汉江南边的襄州来，我就去赴任。”晋帝闻言，也不敢惹他，史称“亦优容之”，还是得好言好语宽待他。

这种“姑息之政”，直到郭威时代还存在，成为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处理军政要务的前代经验教训。

郭威诛杀王峻、王殷，可能是最终结束“姑息藩镇”的人物。他是在“姑息藩镇”尝到苦果后，果断处置，结果导致“君臣不终”（这一点让郭威的继任者柴荣常常说到）。但也正是因为有了郭威对藩镇的痛下狠手，这才有了柴荣后来“节制”武行德、李继勋的故实。

武行德是周世宗时的功臣，世宗在征淮南时，以武行德为濠州（今属安徽凤阳）行营都部署，曾在郡境破淮军两千余人。但不久率师屯定远时为江南军所败，武行德勉强逃出重围。周世宗没有姑息，而是果断将他贬官，左授右卫上将军。

李继勋是所谓宿将，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战役中，守御无方，导致南唐军出城来攻，并“破栅而入”，后周军的攻城器械都被焚毁。此举让周军士气受阻，史称当时是“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周世宗也没有姑息他，将其免去中央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次年又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

了解五代以来“姑息藩镇”的故实，就知道张永德鼓励周世宗处置何徽、樊爱能，实是英明之举。此事也成为柴荣一生最具杀伐手段的案例。此前二百年“姑息藩镇”的局面，开始改观。

张永德慧眼识珠

王夫之《读通鉴论》论及樊爱能、何徽被正法事议论道：

殷、峻诛，而后樊爱能、何徽可伏法于牙门，武行德、李继勋可就贬于国法；乃以施于有宋，而石守信、高怀德之流，敛手以就臣服。天诛也，王章也，国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葅醢韩、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来，飞扬跋扈之气习为之渐息，一人死，则万人得以保其生。

船山意见译成现代语大意如下：

因为有王殷、王峻之诛杀，所以后来的樊爱能、何徽才有可能伏法于军帐之前，武行德、李继勋才可以国法贬官；这个传统到了大宋时代，老赵施“杯酒释兵权”，石守信、高怀德这类旧日藩镇，才不得不敛手臣服。正义的诛杀，也是王法所在，更是国家之所以建立、士庶之所以为生的保障啊！所以说，郭威诛杀王殷、柴荣诛杀樊爱能等，不可以用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的不当来批评。唐末以来百年间，藩镇的飞扬跋扈之气习从此渐渐平息，诛杀一人，而万人得以平安，这样做，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事实上王峻不算被诛杀，是病死；王殷则死得冤，这一点，船山先生也同意，认为“王殷无罪受诛”。但先生行文至此，不加解释，有了文义矛盾。）

古语有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诛杀樊爱能这样的大决断，在“姑息藩镇”积习之下，是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气的。而提出这个“一言兴邦”谏言的，正是张永德。张永德一番话语，对整肃后周士气深为有功。大约也正是这些地方，让周世宗柴荣感到了张永德的水浅水深……

理解“姑息藩镇”的历史，理解解决“姑息藩镇”的“张永德模式”，对赵匡胤后来的“收兵权”故实，会有更多同情理解。这是后话，且伏一笔在此，容当后表。

有一个传说（但也备不住就是史实），似能考见张永德缘何成了老赵家的死党。这个传说见于丁谓的《丁晋公谈录》，又见于苏辙的《龙川别志》。两书作者都是大名鼎鼎的北宋人，所记应该有根有据。

说张永德好方术，因此家里门客多道士。其中一个举子一病多年，张永德待之甚厚。此人会炼金术，能把水银变黄金，临行前表演给永德看。永德惊异，打算学这门技艺。举子说：“君自有三十年富贵，此术不足学也。”永德问他，举子卖关子不说，但他提示永德：“后当见吾于淮上。”说罢离去。

后来周世宗用兵寿春，永德从之。永德善射，往往到郊野设靶，观者如堵。有一次，他发现围观人群中有一和尚，原来就是那位举子。于是携手同归，宿帐中。夜半，张永德屏去仆人，问当年举子所言“三十年富贵”在哪里。

举子给他贡献了一个神秘意见：“若见二属猪人，善事之，则富贵可保也。”

举子离去后，张永德有了猜度。“二属猪人”何在？他开始暗中打探。

高平之战后，张永德高看赵匡胤一眼，老赵也就有了经常向老上级“讨教”的机会。当他俩能够聊天的时候，张永德想起了道士举子的预言。老赵告诉他自己的出生日，居然是丁亥年！丁亥之猪！

赵匡胤天姿英特，是一个生相出众的人物。经由高平之役，张永德更发现此人不俗不凡，现在又得知是一个“属猪”的，于是倾身事之。

赵匡胤虽然功名日盛，但家世并不显赫，他又生性廉洁，既不鱼肉百姓，又不贪污腐败，所以生活用度往往有拮据之时。张永德乃是贵戚之家，于是慷慨大度，不断地以家资奉给老赵。

更有意思的是，赵匡义生于己亥，小老赵一轮十二岁，也是属猪的！赵匡义姿表尤异，一望而知不是俗人。

这俩“属猪的”弟兄令张永德异常惊喜！

后来张永德有了好东西，甚至先要老赵挑拣，剩下的才自己享用。老赵深深地感谢永德，永德不说破，老赵也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倾力结交咱老赵。

显德五年（958）老赵拟娶名臣王饶的女儿为妻，张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助之”。后来赵匡义又娶魏王符彦卿的女儿，周世宗皇后的妹妹符氏，因为银子不多，来找哥哥赵匡胤商量说：“符氏，大家闺秀，吾正穷着呢，没有合适的聘资，你看如何是好？”老赵干脆给张永德写了封求助信，要弟弟赵匡义去找他。张永德甚至把这个看作是对自己的荣宠，倾家助之。

两个高攀的姻缘，极大地改善了老赵的社会地位，周世宗所以高看老赵，与这两场婚姻也有关系。

不仅如此，有了贵戚家的资助，老赵还得以结交天下豪杰。没有张永德对老赵的经济援助，老赵家与后周各路英雄的来往就会捉襟见肘。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张永德居然在政治上对赵匡胤也是倾心支持，没有二话。

张永德任殿前都检点，这个职位相当于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他居然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为赵匡胤坐大秘密地做了筹备工作。当然，张永德不一定就是秘密推戴老赵做皇上，但至少是推戴老赵做“老大”。但又有史料说：“忠武节度使、兼侍中阳曲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江湖方士私谓永德言上（赵匡胤）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这里说的“潜意推奉”几个字，几乎就是直言张永德在帮助赵匡胤“谋反”！我对此类说法不大相信，因为：张永德深受柴荣信任，而柴荣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壮年，除非谋杀柴荣，否则如何替代？但这类故实可以佐证的是：张永德对老赵心服口服。

显德二年后，张永德即开始倾心拥戴赵匡胤，为何？这是赵匡胤时代的又一个谜团。没有人知道张永德内心真实的想法。因此，我倾向于提出三个理由来解释这个谜团。

第一个理由：老赵人格魅力不一般。他仗义，有豪侠气，且为人正派，在五代乱世中，他的特立独行具有道德感召力。

第二个理由：高平之战，老赵“指挥”张永德的那一个瞬间，让他有了“听令”的谦卑。撇开职务官位不论，老赵比他更有气场。他服气老赵。我会在后面详叙“高平之战”。

第三个理由：如果张永德真的“潜心拥戴”老赵，“两个属猪人”等说法也许影响了张永德。不同史书记载的道士举子、江湖方士、睢阳书生，很可能是一个人。他们是不是老赵派往张永德身边的“卧底”或“说客”？史无明书，不好臆断，这类事如果做“故实”看，几乎就是在为陈桥驿事件做舆论准备；如果做“故事”看，也许不过是事后好事者的演绎。但即使是演绎，此中也有人心相背。这才是问题的要紧处：老赵得人心，连柴荣的姐夫张永德都已经心在赵匡胤这边了。王夫之《宋论》多次论及大宋得天下的因果，认为是“天命所归”。

现在知道的事实是：周世宗刚一逝世，赵匡胤做皇帝就已经是“天下归心”。这之中，张永德的潜在正反作用，不可小觑。他如果振臂一呼，反对老赵登基，估计又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公元927年丁亥，属猪的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公元939年己亥，属猪的宋太宗赵光义出生。公元928年戊子，属鼠的张永德出生。这个属鼠的，成了两个属猪的人物的贵人。

而老赵也待老张不薄，有天下后，将邓州赐给老张，并“许之终身”，也即终老张一世，邓州节钺都是老张的，从未有过褫夺。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一故实可以概见赵匡胤对老张的信任。

张永德在邓州，州里豪门有一人名高进，一族人都很凶暴，前后州郡太守都治不了他。张永德镇邓州，“发其奸，置于法”，按律处理了这个大家族。

但高进不服气，偷偷地跑到朝廷，诬告张永德在州里据险安排了十余砦军事要塞，将图不轨。

赵匡胤派使臣问高进：那“十余砦”在哪里？一个个报上来！

高进辞穷，只好说：“张侍中杀了我家族很多人，我实在是想中伤他报私怨，实际并没有什么要塞这回事。”

使者还报老赵。老赵说：“我就知道张道人不是个反叛者嘛！”说罢，给这个告密者高进戴上枷锁，直接送到邓州由张永德处置。

老张也是解人，更有海量，他对这个告密者说：“你小子竟敢告我谋反，胆子也忒大了吧！”

说罢，打开枷锁，给了告密者一顿棍子，放了。

赵匡胤听说后，很愉快。一直到太宗赵光义嗣位，仍然对老张待遇优厚。

张永德与道士、方士之类人物来往，资助这些人物时，出手阔绰，史称“家赀为之罄乏”，所以老赵戏谑称他是“张道人”。

张永德最后在邓州任上终老。

“叛军”回京韩通失分寸

陈桥之夜，赵普等人派出心腹进入汴梁，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联络，这二位赵匡胤的昔日老友听到兵变消息，没有犹豫，就做好了内应，留守禁卫军迅速布置开来，占据京师要津，准备迎接老赵入城。

史称老赵陈桥兵变之后，兵不血刃。但是后周九年祚运，也颇培养起几个忠义之士，老赵践祚，并不顺利。

在汴梁南门，老赵的“叛军”遭遇了一次悲剧性的抵抗。

这一天应该是正月初四。

老赵的禁卫军主力从陈桥还军，来到汴梁南门。

南门不开。

守卫南门的将士不少，其中有一支常备治安武装，不足百人的“祗候班”。这是后周时期据守城内各地具有治安性质的准军事部队。大宋沿袭这一制度，至南宋时有二十四班，各班有名号，总二千二百五十二人，立为定额。（见《文献通考》卷155）诸班皆隶属于殿司管辖，以中军统制兼教练。此际，守卫汴梁南门为首的二位“卒长”，一个姓陆，一个姓乔。石守信、王审琦应该是他们的最高领导。他俩很可能已经得到了石守信或王审琦的通知，要求届时开门放入老赵的“班师大军”。但他们综合各种情报，得出了所谓“班师大军”其实是预谋推翻后周王朝的“叛军”。于是，一股“忠义之气”左右了他们的决定：不能开门，否则即等于纳降！至于成败利钝，早已置诸脑后。

老赵叫门不开，也没有强行攻城，而是转道北门进入汴梁。

陆、乔二位卒长早知大势已去，一开始就没有抱定必能拒“叛军”于城外的胜算。所以当威名赫赫的殿前都点检从北门进入京师之后，二人拒绝投靠新政，仿佛“义不帝秦”宁肯蹈海而死一般，他们慷慨自缢。老赵亲自来到“祗候班”值班室，看到了两具年轻人的尸体。

这一刻，老赵应该受到震撼。

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刻，老赵的政治智慧和天良心性开始发挥作用。

众目睽睽之下，老赵带着激动的感情叹息道：“真忠义孩儿也！”真是讲究忠义的好孩子！

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两个“忠义孩儿”建庙纪念，赐名就叫“忠义庙”。并决定将“祗候班”易名为“孩儿班”。这个值班小分队队员的打扮也作了特殊设计：每人的帽子后垂头巾两条，粉青者一条，代表为周世宗服丧，绯红者一条，代表祝贺宋太祖登极。值班室的正门，周围还装饰黄罗缎，另外傍穿一小门，供日常出入。这一切，史称“旌忠”。直到三百年后，一个叫陈世崇的人著作《随隐漫录》记载这件事时，“孩儿班”的治安军士们还是这个打扮、值班房还是这个形制。

大军入城，先头部队由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率领。

直到这个时刻，后周朝廷才得到确切情报：老赵反了！

此刻早朝未散，后周大将韩通闻言大惊。

韩通当时的官职是：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时还兼任着在京巡检——最后这个职务相当于京师公安局长。

他开始“自内廷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从朝堂惊恐地匆忙往府邸跑去，准备组织府中家丁抵御叛军。

韩通最初的想法和谋略，今天已经不可知。复盘当初的现场，韩通最初是向家中跑去。俗云“府罗将相”，也许他的亲信都在府上。在没有无线联络的紧急时刻，举目望去没有亲信可以派遣，似乎只有独立支撑。也许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慨，韩通确实是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后周的危局。

但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他这一边，他扛不起这个危局。

史称韩通为人“性刚而寡谋，言多忤物，肆威虐”，性情刚烈而缺乏谋略，说话经常与人顶撞，放肆自己的威风和酷虐。他没有好人缘，见人好瞪眼，有绰号“韩瞠眼”。他的儿子大约患有小儿麻痹症，自幼驼背，也有绰号人称“橐驼儿”，体形像刘罗锅儿，却是一个“颇有智略”的天才。后周时代，这个残疾天才就已经看出了赵匡胤的不凡和人脉，故常常劝父亲“早为之所”，也即早做打算：要么跟老赵早早对着干，要么结好老赵搭伙做一捻子。但韩通“刚而寡谋”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接受这个意见。

严重时刻来临，仓促间，韩通失了分寸。

就个人经历言，韩通与老赵确有一拼，俩人同时在周太祖郭威帐下，各有战功。战斗中，韩通曾经为郭威前驱，“身被六创”越战越勇；郭威称帝，韩通也有推戴之功；周世宗时打太原，韩通甚至玩过“地道战”，将地道修到太原城下；高平之战中，韩通也曾独当一面，大败北汉契丹联军。这些战功，都不在老赵之下。此外，他在西北边防、京师改造、疏浚汴渠、北击契丹多个方面都是功勋卓著的人物。“后周史”上，韩通有章有节。

老赵的功勋与韩通比较，伯仲间耳。但老赵后来的地位，论武职，为殿前都点检，在韩通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之上；论文职，韩通的同平章事，却在老赵之上。在认长枪大戟的五代乱世，老赵的影响力超过韩通。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老赵地位在韩通之上，虽然只不过高那么一点点，但韩通长时期来不与老赵通好，必有不相能处的地方。从人物分析看，他俩应该存在着小说家言的“性格冲突”——虽然各自都还不过隐忍未发。

这位“韩瞠眼”没有朋友，他没有更多的情报来源。直到老赵大军已经进城了，“闻有变，惶遽而归”。从早朝的后周大殿到韩府应该有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成为他的不归之路。

韩通遭残杀老赵震怒

韩通碰上了一个克星。这个克星是王彦升。

史称王彦升“性残忍多力”。此公善击剑，有绰号“王剑儿”。后唐、后晋、后周，他都有战功。后周时，曾在阵前斩杀地方大将，因功而升为龙捷右第九军都虞候，累转铁骑右第二军都校、领合州（今安徽合肥）刺史。周世宗时，征淮南，破敌军水砦，擒获甚众。大宋建国后，他曾在西北任原州（今宁夏固原）防御使。当时西人有犯汉法者，王彦升不加刑，却召来僚属饮宴，将犯法者带至厅堂，“以手捽断其耳，大嚼，卮酒下之。”他撕断犯人的耳朵当下酒菜！“其人流血被体，股栗不敢动。前后啖者数人。”他用这种方法慑服西人，史称“西人畏之，不敢犯塞”。

韩通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野蛮人！

王彦升应该是率军往宫中进发，韩通则是自宫中奔回，于是狭路相逢。

王彦升遇到神色惊慌的韩通，应该有过短暂的警惕和对话，但韩通一定是直言叱责了王彦升，随后，绕过王彦升，向韩府奔去。这个举动让王彦升明白了韩通的目的，于是尾追至韩府，将韩通杀掉。

历史记录这一段惊心动魄的追杀只有几十个字：

策马逐之，通驰入其第，未及阖门，为彦升所害，妻子皆死。

王彦升鞭马追逐，韩通跑回府邸，还没有来得及关上大门，就被王彦升赶到杀死，府中妻子、儿子也被杀死。

韩通是大宋代周之际唯一遭遇杀害的大臣。

郭威被迫起兵灭汉，在澶州被拥立为帝，韩通在其间是最具兵权的大将之一，应该有大功。但也正是这个经历，让他明白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与郭威“黄袍加身”乃是依样画葫芦。他应该熟悉这个“流程”。但他选择了与老赵对抗，最后死于非命。这是周、宋易代之际的一个悲剧。

韩通不仅能打仗，更懂水利城镇建设，周广顺年间到显德年间，他有很多业绩都在治河、城建方面。

周太祖征兖州慕容彦超时，韩通在京为右厢都巡检。逢黄河泛滥，淹河阴（今河南荥阳北）。韩通率千余名兵卒疏通汴河口，主持修筑了河阴城。因功升为保义军节度。

显德二年（955）夏，柴荣遣兵伐后蜀，韩通为西南行营马步都虞候。他率部进入大散关，围凤州（今陕西凤县东）时，分兵修筑了固镇城堡，这是为战事胜利作出的前瞻性工程，果然，固镇像钉子一样钉在蜀军背后，致使后蜀粮道中断，后周赢得战役胜利。

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权点检侍卫司时，周世宗感到汴梁城越来越繁荣，却越来越狭隘，于是下诏增广街巷，扩建京城。这个大工程韩通总领其役。按照原来规划，要三年完工，但韩通调度有方，半年就完成了任务。

显德六年（959）春，韩通奉命巡视黄河堤防，曾领诸州民工疏浚汴渠达数百里。

著名的葫芦河北部边防，就是韩通在柴荣时代修建的。

元人胡炳文《纯正蒙求》说大宋两人“济人爱物”的德举。其文说：“周韩通，少应募，以勇力闻。显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后，遗骸满野，通悉收，瘗为万家冢。宋刘温叟中丞，尝令其子市药，药有天灵盖，温叟问此何从而产，对以人骨，即命瘗于郊外。”后周时代的韩通，年轻时应募入军，以勇力而闻名于军中。显德二年，河北战役过后，到处都是遗骸，韩通全部收起，埋掉，筑为“万家坟”。宋代的刘温叟中丞，曾经让儿子去买药，药方中有一味“天灵盖”，刘温叟问这药是什么东西，回答说是人的骨头。刘温叟就命令儿子将这味药拿到郊外，埋葬了。故史称“韩通收骸，温叟瘗骨”。

韩通，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物，并被后人所赞誉。

王彦升在韩府杀掉韩通并其家人，成为陈桥兵变一大耻辱。这一事件违背了老赵班师前的约法三章，所以当老赵得到消息时，极为震怒，因为是开国之初，暂且隐忍，没有加罪王彦升。但史称老赵“以其夺杀韩通，终身不授节钺”。因为他杀了韩通，终其一生，没有给予王彦升“节钺”，也即没有给他重镇方面的大权。等于对他是终身废之不予大用。

王彦升后来在担任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时，曾经夜半到宰相王溥的府邸“访问”。夜半来人，王溥惊悸而出。坐后，王彦升说：“我不过是巡警京师，又累又困，走到这里，想跟先生一醉。”王溥是后周旧臣，彦升是新朝功臣，他贸然进入王溥家中，有讹诈索贿的意味。但王溥佯装不懂，置酒，对他虚与委蛇，喝了几杯酒，打发走人。第二天，王溥将这个事秘密地奏报给老赵。老赵知道后，更加讨厌这个恶人，某日，寻个机会，将王彦升外调为唐州团练使。从此，唐州也成为团练使的镇守所在，不再设刺史，更不设节度使，等于地方降格。

老赵初登明德门

赵匡胤大军已经班师进城。

王彦升已经除掉唯一的抵抗者韩通。

杜夫人及老赵全家已经得到妥善安排。

石守信、王审琦已经安排好城内一切接应。

诸将簇拥老赵登上明德门。

明德门，又名朱雀门，是东京汴梁内城的正南门。城门楼子很宏敞，可以南北眺望。

向北望，可以俯瞰整个内城；而内城人等也可以约略看到登楼之人。故，老赵此举，实有“宣示”之意。门楼之下将士们的一片欢呼，“万岁”之声应该此起彼伏。老赵的目光如果越过整个汴梁，往北，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再往北，就是被那个“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那是汉唐故地、虞夏旧封。那里尽是吾土吾民……他能够想起去年跟从大帝柴荣北征契丹的一幕幕……

向南往，老赵的目光越过南熏门外的玉津园，就是豫中。过了淮河，就是富饶的江淮平原，再往南，就是李昪、李璟、李煜三代人经营的南唐大藩，那里现在是衣冠之邦，自命承续着大唐祚运……他能够想起前年跟从大帝柴荣南征江淮的一幕幕……

都在卧榻之侧啊……

登楼后，老赵下了第一道命令：将士们各自回营，等待消息。

随后，老赵脱掉甲胄和赭黄袍。

这一刻，老赵的去向，记录中就有了三个说法：

一说他“回府第”也即回家了；

一说他“归公署”也即回到殿前都点检的办公室；

一说他“诣政事堂”也即到宰相范质等人的办公处。

兵变成功，直接回家，未免儿戏；回自己公署，置身事外，似乎作态；只有径趋政事堂，约见或求见或召见各位宰执，商议兵变善后事宜，才是正途。在府第、在公署，也可以召见范质等人，但那未免有点“托大”，似还不是老赵性格。故，按照我理解的逻辑，我倾向于老赵“诣政事堂”说。

此际，大臣们正在殿中早朝未散。

老赵的部下客省使潘美，先赴朝堂面见执政范质等人，告知兵变事宜。客省使，是负责迎来送往的公关部主任之职。这是潘美第一次在革故鼎新之际承担大任。潘美径赴朝堂，向早朝未散的文武官员宣布了改朝换代的到来。后周第一名相范质，这时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当初派出老赵“抵御北汉契丹来犯”铸下大错。他下殿抓住另一宰执王溥的手腕战战兢兢地说道：“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着急忙慌地派出大将，这是我辈的罪过啊！

据说范质的指甲掐着王溥，几乎掐出血来。而王溥则“噤不能对”，也紧张得一句话说不出。

改朝换代，事大骇人，社稷未来、国君处置、自家命运，一切未知。贵如宰执，不得不惊。

范质大名已经流传江湖与庙堂甚久，后周郭威才一践祚，就四处查访其人，据说半年后，在一个隆冬季节，找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说二人见面时，大雪纷飞，周太祖郭威脱下自己的袍子给范质披上。范质在郭威的知遇下，官职一路飙升，最后做到中书侍郎，兼集贤殿大学士，后兼枢密院事，进右仆射，兼修国史，可称位极人臣。

周世宗六年夏北征，范质因病留京师，世宗赐钱百万，要他延请医师、购置良药。世宗师还，以枢密使魏仁浦为相，命范质与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世宗临终，入受顾命，辅佐恭帝。

周恭帝嗣位，范质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萧国公。

显然，范质在后周实在是三朝元老，恩遇甚深。他应该是后周一等一的大人物。老赵兵变，首先要面对范质；而范质，在兵变之后，也必须面对老赵。他俩需要共同解决新朝旧朝之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问题。

政事堂帝相对峙

兵变后，关于范质与老赵的第一次会晤，史料中可以见到不下十几种说法。有些说法大同小异。“大同”可以勿论，“小异”处则各有玄机。综合诸说，我愿意如此复原现场——

老赵脱掉甲胄黄袍后“诣政事堂”。他在范质的公署而不是殿前都点检公署，静静地等待范质的到来，身边只带了军校罗彦瓌。

武夫罗彦瓌，曾在十三年前，契丹灭后晋时，被契丹派了个差事往南京（今北京）送马千匹。这都是契丹缴获的中原战马。那时的战马就跟热兵器时代的坦克般贵重。罗彦瓌押着马匹走到河北元氏这个地方时，听说刘知远成立了后汉，就将马匹送给了后汉，因功出任护圣指挥使。大宋建立后，他也多次在边地击败契丹，乾德二年（964）春，北汉与契丹攻宋，罗彦瓌与李继勋等击败联军于辽州（今山西左权）。乾德四年二月，又与田钦祚等人击败北汉军于乐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砦。这是五代十国以来抵御过契丹和契丹附庸国北汉的人物，颇有“民族英雄”的色彩。他现在的角色是老赵的保镖。

范质率王溥、魏仁浦等诸位宰执和后周元老一起来见老赵。范质应该是主动来见老赵，而非由士兵“拥至”。我相信经历丰富的老范知道怎样做。况且，他不过是循例早朝之后回公署而已，不同的是，公署里来了不速之客。

见到老赵后，应该有短暂的对视或寒暄，但范质首先开腔，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老赵的谴责。史称“颇诮让”，很有点讥讽指责。他按往常官阶，仍称老赵为“太尉”而不称他为“陛下”，这就等于预先定了调子——他需要在大义面前有所坚守。

他说：“先帝养太尉如子，现在先帝身尚未冷，你怎么能做这事？”

闻听范质此言，老赵痛哭流涕。很多文献记录了老赵的哭泣：《龙川别志》说“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东都事略》说“太祖性仁厚，呜咽流涕”。《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涑水纪闻》等，无一例外地记录了这一场痛哭。

老赵的痛哭，我不怀疑他的真诚。

如果相信老赵被“阴谋拥戴”是不得已的，是如以往曾经发生过的若干“拥戴”一样，是被强迫的，就可以理解老赵痛哭的真诚。老赵是读过圣贤书的人物，是宅心仁厚的人物，我不相信他会趁人孤弱而预为谋划。有一个最有力的理由：周世宗病逝时只有三十八岁。谁也不会想象他会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说世宗在世之际，老赵就开始阴结死党，预谋取代，实在不切实际，想法未免狂妄。面对圣君赵匡胤，不宜做张做势硬充大明白，好像古来君王个个皆是阴谋家。这类想象近代以来几乎成为思维定式，我不信这类思维定式是理性的。

老赵的痛哭应该是一种无限委屈中的天良发现。但他已经无力拒绝命运。

面对后周老臣范质，老赵已经泣不成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

我受到世宗深厚的恩典，却被六军逼迫，一朝到了这个地步，惭愧面对天地！我将怎么办呢？

老赵没有在大军进城之际，威风凛凛地踏入金銮宝殿，而是自己来到宰执公署政事堂，“将若之何”一语，也确实是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写照。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我赵匡胤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老赵在向老范求救——老范啊，请给我一个说法……

范质等人面对这个场面，也一定在忖量进退。

军校罗彦瓌此时充当了拥戴者的全权代表。史称此人“按剑厉声向（范）质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

老赵叱责罗彦瓌，但罗彦瓌不退。

范质在与罗彦瓌僵持中，并没有惧怕。按照我的想象，范质甚至没有睁眼看一眼这个粗鲁的军校。但以往的历史经验也告诉他：事情已经不可逆转。于是，这位后周第一名相缓缓说道：“事已如此，也不必太仓猝。自古以来，帝王有禅位之礼，今可行也。”

赵匡胤问其详细，范质将受禅程序有详有略地讲述一遍。然后又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视太后如母，养少主如子，无负先帝旧恩。”

范质的话语依然充满“诮让”之讥。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范质意想不到的事：

王溥下跪了。史称“（王）溥降阶先拜”。

王溥在后周参知枢密院事，官至右仆射，是诸相之一。周世宗柴荣死后，赵匡胤势力开始坐大，史称“王溥亦阴效诚款”，也即秘密结好老赵，他甚至向老赵献奉宅园一座。他应该是“有远见”的人物。当初他在郭威帐下为从事，郭威平定河中李守贞，缴获朝中官员与叛将往来交通的文书，郭威要揪出这类两头下注的人物。就是王溥劝郭威息事宁人，争取人心。周世宗时，高平之战，举朝反对御驾亲征，只有王溥赞同，后来果然战胜。周世宗西北用兵，王溥推荐向训任主帅，又胜。种种记录表明，王溥为君王计、为社稷计、为明哲保身计，都不乏远见。他能在历史转捩点抓住稍纵即逝的机缘做出准确的决策决定。

当范质对老赵“颇诮让”之际，王溥已经暗中做出了决定：率先匍匐。这就意味着：旧朝肯认老赵为正当的第一人，不是你范质，而是我王溥。他省略了忠于前朝的价值观，却奉呈了忠于新朝的投名状。王溥一跪，在政事堂内，是有震撼力和传染性的。敢于对老赵“颇诮让”的老范一直是“且不肯拜”的，但随着王溥的一跪，就在此一时刻，范质想必也感到了危机的真切逼近。

史称在王溥之后，“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范质不得已，跟从着王溥，就开始称赵匡胤“万岁”了。

事儿，就这样成了。

行禅代礼老赵登基

以后的事就是程序中的套子活儿了。

应该是在当天上午，老赵被范质等人引导到崇元殿，开始行禅代礼。因为改朝，所以有些人的“班位”有所变更，这就需要一一指画讨论，论功大小论官高低，需要重新排列，史称这个工作“至晡班定”——直到下午三点多以后才排好班位秩序。这个程序用去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宋人周密《癸亥杂识》“汴京宫殿”条，说到禁中有“锦庄”，前有“射垛”。说“太祖始受禅，即暂坐于此”。此地花木不修，任其自然生长，是个宫内有野趣的地方，所谓“有茅茨不剪之风”。据此记载，老赵应该在各位排列班次的闲暇到禁中花园里走过。

百官就列后，符太后带着小皇帝柴宗训登上大殿，拟“宣召”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领旨”听禅位诏书——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没有禅位诏书！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禅位诏书。赵普没有想到，范质没有想到，王溥也没有想到，老赵，也没有想到。正在尴尬中，文官班中闪出一人曰：“禅位诏书已经备好。”

众人定睛看时，却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他应该是在“列班”排座次之际，匆匆草拟了这份“划时代”的文书。

只见他从袖中从容掏出一卷笔墨尚新的圣旨，仓促中甚至来不及审阅，符太后略一看过，即宣读了这个禅位诏书。

《全唐文》收录了这份《禅位诏》，全文如下：

天生蒸民，树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禅位，三王乘时以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前都点检赵匡胤，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谣狱讼，附于至仁。应天顺民，法尧禅舜，如释得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祗畏天命。

天生众民，为之派出管理者，在这些管理者中，尧舜二帝为公天下而禅让，夏商周三王遵循时机而革命，这之中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我（柴宗训）一个小小人物，遭遇家国正当性流失，人心已经离散，国家命运有了新的归宿。唉，你这个归德军节度使、前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禀赋中有上圣的资格，有神武的韬略，曾经辅佐我高祖（郭威），感通上帝；到了侍奉世宗（柴荣），功存枢机；征东则西方埋怨（怎么还不来征讨我们），这个功绩实在是太大了！天地鬼神，都能够享有你的大德；举世舆论，都在称颂你的仁义。现在，我将应天之意，顺民之情，效法尧帝传禅舜帝之举，如释重负。从此，我将成为新君的宾客。啊，这真是一件大事啊，应该敬畏天命。

这时，老赵作为“殿前都点检”，在宣徽使引导下，跪在大殿外面红色的台阶平台上（这个地方文绉绉的说法是：龙墀，也称丹墀），听旨。这是后周王朝的最后一道圣旨。随着这份圣旨宣读完毕，世上已无周王朝。

符太后和周恭帝走下大殿，一分钟前，还是“社稷之主”，一分钟后，班在“人臣之列”。

静候中，范质、王溥等人扶着老赵升阶纳陛，越过门槛进入崇元殿内，到东序，换上刚刚准备好的衮冕皇袍，再回到大殿，升殿，即位。

当老赵坐在昔日周太祖、周世宗、周恭帝坐过的位子上时，宣徽使引导百官和符太后、周恭帝，开始向老赵拜贺。此际，大殿内响起预期中的“万岁”声声。

随后，宣徽使宣布，奉周恭帝为郑王，奉符太后迁居西宫。

郑王柴宗训后来被安置在房州（今湖北房县）。老赵幼时，曾跟从一个叫辛文悦的儒者修习“五经”。周世宗时，老赵梦到辛老师来谒见，而辛文悦也梦见老赵在邀他。后来老赵找老师，老师找老赵，二人终于见面。老赵登基后，任命老师为太子中允（管理太子宫的高级官员）。几年后，老赵又任命辛文悦为房州州长。老赵知道辛文悦是忠厚长者，所以有此任命。这也是为少年柴宗训派出了最好的老师。大宋建国后十三年，柴宗训病死。坊间因此有一些猜测，认为他是被老赵家所害，但此类说法从无实据，不可信，至少，我不信。郑王死后，史称“上素服发哀，辍视朝十日，命还葬庆陵之侧，曰顺陵，谥曰恭帝”。老赵穿了素服为郑王治丧，停止上朝十天，又命令将郑王灵柩葬在周世宗墓地旁，史称顺陵，谥号为恭帝。

赵匡胤践祚，这一天是正月初六，老赵改元建隆。祭祀天地。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使遍告郡国、藩镇，加官晋爵有差。因老赵即位前任归德军节度使，镇府治宋州，所以诏定国号为宋。

赵匡胤从此成为大宋开国之君，庙号太祖。

这一天，是个好日子，老赵心情不错，但陶谷遽尔掏出禅位诏书的举动，让他既惊异又恶心。由于陶谷事先拟定诏书效忠新朝而邀功的行迹太过明显，史称“太祖由是薄其为人”，太祖赵匡胤因此而很鄙薄他的为人。

老赵之所以鄙薄陶谷，是因为他仓促中取出禅位诏书，写得又那么漂亮、得体，就给人一种早有准备“诈取天下”的印象。这事看上去符合程序，陶谷为程序的合理性做了预先谋划，但正因为这个举动，让事起非常的改朝换代之举有了黑色智慧的性质。现在想想，实在还不如没有这份“退位诏”，就在毫无准备的程序中，临时安排口头宣敕，或在百官等待中，临时草拟，这样，陈桥兵变的“偶然性”才有了逻辑上的一贯性。陶谷实在是自作聪明，反而坏了老赵的名声，甚至，坏了大宋的名声，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人拿着陶谷预先拟定“退位诏”来说事，认为陈桥兵变是细密谋划的结果。

陶谷的自作聪明也有记录。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袁文《瓮牖闲评》都说一故实：说契丹、北汉合兵来袭时，老赵率兵北征，按礼，大臣们都在城门之外的芳林园为老赵饯行。就在这个地方，老赵需要接受节钺，也即得到授权。之后，这位翰林承旨陶谷先生，就抓着老赵的衣袖，做出留恋的状态，坚持要“致拜”。老赵多次避让，陶谷一定要拜，并且说：“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太尉先受我两拜，等你回来，再像这样行宾主之间的作揖礼拜吃酒的礼节，恐怕很难了。过去同僚之间敬酒，也需要礼拜，不过不同于君臣之间的礼拜。按记录中的说法，陶谷是在“最后一次”行同僚之间的礼节。好像他已经预先知道了大军返回之后，只能做“君臣”，再做“同僚”已无可能。

这类记录，我不信其为真。如果老赵真有造反之心和具体安排，陶谷这么做，岂不是预先泄露了“谋反、叛逆”的惊天预谋？太祖践祚，岂不成了一场事先张扬的造反大案？谁敢这么做事？所以，只须付诸常识，即可以看穿作伪。

那么，这类“作伪”为何会出现？

我倾向于认为，正因为陶谷有袖中摸出“退位诏”这类自作聪明的举动，于是有了记录中的“附会”。在为老赵饯行的历史现场，陶谷可能向老赵敬酒，于是在后来的传播中，他被好事者“塑造”为“预先知道图谋的人”。但也正是这种“预知”行为，在重行思想、推断往事时，可以看到：故实未必真实，但用来界定陶谷“自作聪明”的人物性格，确是异常准确的。

天子践祚“大赦天下”

天子践祚，几日之内，依礼应有“大赦天下”之举。

老赵践祚第二日，驾临东京汴梁明德门，首先宣布大赦。明德门下，是一个城内的广场。此前一日，有司设立文武百官、皇亲及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等，位于明德门外，作为大赦现场的嘉宾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主持礼仪的太常官准备了各种大赦礼所需的乐器，包括钲鼓等。这天，刑部从御史台、开封府那里得到京城系囚的名单，记录后，准备文件，等待。太祖车驾来到明德门后，进入帐幄，改穿常服。

群臣就位后，皇帝登楼，即御坐。

枢密使、宣徽使分班侍立，仗卫如仪。

通事舍人引群臣从御座前迤逦行过，再拜完毕，各归各位，就坐。

侍臣宣布：“承旨。”

主管礼仪的通事舍人到楼前，侍臣传导皇帝敕令：

“树金鸡！”

通事舍人退，回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宣付下一程序给有司，“树金鸡”，完事后，太常击鼓，囚犯们开始集中。少府监指挥人在楼东南隅树立鸡竿。

“金鸡”是一支高竿，高达七丈，金鸡高四尺，在高竿顶端。黄金装饰鸡首，鸡口衔绛色布幡长七尺，有彩盘承接。高竿自顶而下，四周有绳索向四面拉去，到地下，分四面用木钉钉住。这四根绳索有稳定高竿的作用，令高竿在任何方向都不至于倒掉。这时，有专门的“竿木伎人”，沿着四根绳索攀援，争着爬上高竿顶部，要从鸡口中取下所衔绛幡。首先争得的伎人，手举绛幡向众人展示后，高呼万岁。

明德楼上，则以红色的绳子贯穿木鹤，有人装扮成仙人乘坐，捧着皇帝的制书，循绳而下。到地面，有一个巨大的画台承接木鹤。有司取过他“降下”的制书，放置到预先准备好的案子上。

这个制书，就是《赦书》。这时，有官员承旨，手捧《赦书》，宣告要将这份《赦书》给付中书门下也即国家政事部门，再由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

通事舍人手持《赦书》高声宣布：

“有制！”

群官闻言，马上离开座位，再拜。

通事舍人开始宣读《赦书》。

完毕，将《赦书》还授中书门下，转付刑部侍郎，承制释囚。

群官称贺。

礼官进来到楼前，承旨宣达皇帝口令，完毕，百官又拜，行大礼蹈舞而退。

赦文无非说皇上受命于天，应有仁慈之念。之所以成就天下，不仅有武略，还有文治，现在应该顺从天道的精神、黎民的愿望，大赦天下。

以后还有大典，祭祀天地神祇的郊祀礼，也要大赦，一般也遵用这种仪式。

“树金鸡”是大赦天下的天子仪仗。是属于“帝”这个规格的礼制。南唐从后周时代由“帝”降格为“国主”也即“王”位，不能继续使用“树金鸡”的礼制。但后主李煜登基后，有一次大赦，在金陵（今属南京）登楼，将囚犯召集到临时设置的“金鸡”形状高竿之下，而后宣布国家赦免诏书。百官、父老齐集，有司击鼓千声。大赦令下，囚徒感激涕零。南唐后来讨好大宋时，更直接用大宋年号，但在大赦礼中，还是用了“树金鸡”的仪式。

名分所在，这事让太祖赵匡胤老大不高兴。

有一次南唐派来使者陆昭符恳求大宋不要攻打南唐。老赵厉声斥责南唐的“金鸡”之事。陆昭符是个口才相当了得的人物，听到老赵责怪此事，就故意轻描淡写，并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那哪里是什么‘金鸡’啊！那是‘怪鸟’！”

老赵听后大笑，也就不再继续追问了。史称“昭符之对，虽涉滑稽，而能取悦上情，免其君负僭上之责，亦其忠也”。陆昭符的应对，虽然涉及滑稽取笑不那么庄重，但能取悦大宋皇帝的心情，免除了南唐后主李煜要承担“僭伪”的责任，也算是一种忠诚。

赵匡胤践祚，赵普居功甚伟。

此人称得上是“赵匡胤时代”第一名相。

他是大宋太祖太宗两朝大臣。

史称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一生没有把《论语》读完。他是真的不怎么读书的人物。宋人文莹《玉壶清话》说，老赵都看不得他不读书的样子，但是他确实是做事有判断力，帮着老赵拿了很多大主意，当然也有馊主意。但朝中官员读书人越来越多，衬托得赵普跟个乡巴佬似的。有一个大臣卢多逊，一直与赵普不和。乾德初年，赵普做枢密使，卢多逊为翰林学士时，一日同来奏事。老赵刚刚改元乾德，很高兴。他很喜欢这两个字，认为这个年号从古未有，就向臣下们讲述这个年号多么多么好。赵普跟着在旁边称美。卢多逊缓缓道：“此伪蜀时号也。”这是伪蜀（前蜀）时的年号啊。老赵大惊，赶紧令人检史查对，果然，是四川蜀国曾用过的年号。有气没地方撒，就拿着毛笔跟赵普说：“你过来，你过来!”赵普过来，老赵笔蘸浓墨，在赵普脸上抹花脸，一面抹一面道：“你怎么能学学，跟人家卢相一个样！”赵普尴尬地挨了一脸墨汁，一个晚上没敢洗，第二天来“奉对”，还带着花脸。太祖看着好笑，让他洗了。赵普与卢相本来就有芥蒂，此事之后，过节更深。

但老赵对赵普还是有关爱，他对赵普说：“爱卿就是苦于不读书！你看现在朝廷，都是有学问的大臣，一个个互相竞争着自立，一个个学问越来越大，爱卿你就没有一点惭愧吗？”

据说从此以后赵普就有了“手不释卷”的习惯。但后来家人检点他的“书箧”，也只有一部《论语》而已。

赵普的故事绵延宋初几乎半个世纪，他的一生与太祖太宗相终始。在太祖太宗时代，他的位置相当于汉刘邦手下张良、萧何与陈平三人的合体。他兼具了陈平的诡道和张良的权谋，以及萧何治理天下的能力，是一个深深介入内幕，又以能臣姿态协助帝王的两朝元老。

他做过枢密使。唐代以来，枢密使往往以中官（宦官）出任，属于“内贵”之职，未必直接管辖军队。后唐时枢密使有人带相印，可以管带军队，但很短暂。一般而言，枢密使负责军队工作，但需要朝廷派遣，才能掌管实权。所以枢密使一般不算正官，算虚职。到宋初，赵普出任枢密使后，这个职务成为正官实职。但调动兵权，还要另外指派授权。大宋之后，枢密使、政事堂（中书门下）参知政事、三司使，都成为“执政”。所以史称枢密使作为“正官”是从赵普开始的。可见老赵对他的信任。

老赵好“微行”

老赵因为“乾德案”给他抹大花脸，事后想想，有一种“自己人”的亲近感。另外的一面，则是对赵普的超逾性信任。

史称太祖亲信赵普如左右手。有一个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强买民宅，聚敛钱财，贪污受贿。闹上朝堂，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老赵对贪赃枉法一贯厌恶，但事到赵普这里，就有了性格的拐弯。他听后大怒——不是怒赵普腐败，而是怒雷德骧不懂事。他斥责这位御史中丞说：“像鼎铛这样的器物，还有俩耳朵呢！你连耳朵都没有！你没听说过赵普是我的社稷大臣吗，嗯？”

于是命左右将雷德骧按倒在地，拖着他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完事后，才让他戴好帽子，召到殿上，对他说：“今后不要再胡说啦，这次姑且饶了你！——但今天这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赵普与老赵说话，也与众人不同，常常能直言，而老赵也不恼。

有一次老赵与赵普讨论朝廷内外的事情，出现意见分歧，老赵说：“我上哪儿能找石敬瑭的宰相桑维翰那样的人，谋划天下啊！”

赵普回答：“就是桑维翰今儿在这，陛下也不会用！因为桑维翰爱钱。”

老赵说：“如果能用他的长处，也应该能回护他的短处。一个读了点书的读书人有多大眼光？给他十万贯，他的屋子都能塞破了！嘁！”

这段故实让人看到，二人虽然斗嘴，但实在是“君臣无猜”。互相间没有猜忌、疑虑。

在有些时刻，赵普也能像个历史上的贤臣一样，因势利导，劝谏老赵。

有一次，野外大宴，雨骤至，很久不止。老赵有点焦躁，左右都有点害怕。赵普过来说：“外间百姓正在望雨。大雨对大宴有何不利呢？不过沾湿供帐、淋湿乐工的衣服罢了，百姓却得到想要的雨。现在，皇家、百姓各欢喜作乐，适当其时。就令乐官雨中奏技岂不两全？”

一番话，说得老赵很高兴，结果在雨中终宴。

据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老赵即位之初，多次“微行”，以此“侦伺人情”。有时会“微行”到功臣之家，但何时造访，功臣们都无法测知。

赵普每次退朝，不敢脱掉衣冠，就怕老赵来访。

古人待客有礼，一般须“冠带”后而待客，戴上帽子、系上礼服的带子，才可以接待宾客。不仅下级接待上级要“冠带”，上级接待下级也需要“冠带”，否则就是“失礼”。哪怕因为“冠带”需要耽误工夫，也需要继续“冠带”。

有一次，老赵宣召，召翰林学士窦仪到宫禁来撰写诏令。窦仪闻讯来到老赵所在的内殿，宫前苑门，他看到老赵“岸帻跣足而坐”，帻，就是头巾，一般用来盖住额头，帻之外，再戴冠。岸帻，就是连帻都不戴，或是把帻推开，这样，头上就很凌乱。跣足，就是光脚。这是一种很随意率性的打扮，今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但在古人那里，就是“失礼”。所以窦仪看到老赵这个扮相后，不肯往里走。老赵发现，马上正帻巾，戴头冠，系腰带、穿鞋子，一切打扮停当，而后召窦仪进。窦仪趁此诚恳劝谏道：“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

陛下您刚刚创业，要建设政统，应该以礼昭示天下。否则，臣担心天下豪杰听说您不懂礼，而分崩离析啊。

史称老赵听到这番劝谏“敛容谢之”，收敛起随意的笑容，严肃地向他称谢。并从此以后，接待近臣，从未有过失礼“不冠带”的时候。

所以赵普知道老赵好“微行”，担心临时“冠带”来不及，就不怎么敢在家里解除冠带，闲服休息。

荐人才赵普居功

若干年后，老赵平定了后蜀，有一天晚上，大雪，赵普估计老赵不会再来了。正打算“岸帻跣足”，在家里轻松点，不料听到了叩门声。赵普出来一看，老赵正在风雪里站着呢。慌忙迎拜。

老赵说：“已经约好了晋王，他一会儿就到。”

晋王，就是老赵的兄弟赵光义，此时已经封为晋王。

不一会儿，赵光义也来了。

赵普在大堂上设了几重茵荐，免得坐在地上太凉。然后开始烧炭烤肉。

赵普太太出来为各位斟酒。老赵称赵普太太为“嫂子”。

赵普从容地问老赵：“晚上这么晚，天这么冷，陛下出来干吗啊？”

老赵说：“我睡不着啊！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所以来见卿。”

赵普说：“现在南征北伐，正是时候啊！很想听听陛下的成算、方向。”

老赵说：“我想下太原。”

太原，属并州，乃是当时北汉京师所在。

赵普沉默一会儿说道：“下太原，非臣所知也。”

老赵问为何，赵普说：“太原当西、北二边，假使一举而下，则西边、北边两个方向的草原帝国，都要由我大宋独挡。何不暂留太原——它就像个等待替掉的被围黑子，跑不了。等削平诸国，再来解决这个弹丸之地呢？”

老赵笑道：“吾意正是如此。特意来试试卿的眼光啊！”

于是在赵普家中开始讨论平定江南的规划。

老赵说：“王全斌是我大将，但这次平蜀，杀人太多，到今天我想起来，还耿耿于怀，不能原谅他。下江南，王全斌不可用。”

赵普向老赵推荐了曹彬和潘美，以曹彬为主，潘美副之。老赵觉得这个人选不错，记在心里。

赵普为人寡语，性情沉着，有严肃刚正的一面。一般认为他对人阴刻，有嫉妒心，但“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大节。

有个循例该提升的臣子，老赵不提升，据说是因为老赵“素恶其人”，所以不给他提升。赵普第二天接着上奏，还是这个人这件事。老赵还是不用。第三天，赵普再来，还是此人此事。老赵大怒，把他的奏章撕碎扔在地上。赵普脸色不变，把地上撕碎的奏章拾起来回家，修了补了，重新粘贴在一块，再来上奏。赵普坚持要让此人提升。

老赵耍赖，像孩子一般发怒道：“嗨嗨！朕就是不给他升迁！你怎么办吧？”

赵普这时候说出了一句名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

刑罚和赏赐，是天下国家朝廷社稷的刑罚和赏赐，陛下岂能以您个人的喜怒而专断呢？

据说老赵闻听此言“怒甚”，干脆站起来，走人。但赵普还是跟着他。老赵进入内宫了，赵普就立在宫门口，很久不走。最后，老赵服软，答应了他。

但事后考察，证明赵普推荐的这个人还真是很合适。

所以，老赵对赵普推荐的人才都会相当重视。

赵普的神秘性让人望而生畏。满朝大臣对他都有畏惧之心。但他有一个极大长处，即识人，而且不遗余力地为朝廷推荐人才。

宋真宗、宋仁宗两朝时，有个大官名叫冯拯，他幼小时跟父亲在一起，他的父亲在赵普家中做管家。赵普此时官位已经做到了侍中。有一天，赵普在室内下了帘子，独坐养神。十几岁的小冯拯就拿了弹弓子，在门帘前打麻雀，被赵普看到，就认真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于是开帘招呼小冯拯进屋来坐。冯拯的父亲见状，认为小孩子打扰了侍中大人，赶紧过来，惶恐谢过，要带孩子离开。赵普对冯拯父亲说：“我看你这个儿子啊，乃是一个贵人。”又指着自己的座位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做到我这个位置。”后来冯拯做宰辅，果然做到了侍中。

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相吕端，年轻时，被赵普收入府中做事，有时就到朝中去面见圣上奏事。赵普就观察他，后来跟人说：“我看吕公奏事，得到圣上嘉勉，未曾有喜色；得到圣上挫抑，未曾有惧色；无论喜怒，都不从言语上表现出来，真是宰辅的器量啊！”这就是他观察士大夫的道术，所谓“观其气度宽厚”可以大略知人。

赵普向老赵推荐曹彬、潘美，更是识人的巨大“红利”。

老赵知道，曹彬的从母是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为人很严肃，不好与人宴饮，也不与人交结。老赵即位时，他是晋州都监，入朝来见老赵。

老赵问他：“过去我一直很亲近你，你却不怎么搭理我，这是怎么回事？”

曹彬说：“臣乃周室近亲，在禁庭宿卫，哪里敢结交尊贵！”

老赵听后很满意。

当初老赵在澶州周世宗麾下时，曹彬为世宗掌茶酒。老赵乃是一酒徒，就向他求“官酒”。曹彬说：“这官酒可不敢给您！”然后，自己买了酒送给老赵。老赵即位后，说起周世宗过去的官吏，还表彰了他：“不敢负其主者，独曹彬耳！”

老赵还知道曹彬有传统儒家“好生之德”。曹彬自己就说过：“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戮一人。”他居住的房屋坏了，子弟们要请人修葺。曹彬说：“这时候正是大冬天，墙壁，乃是百虫蛰伏之地，不可伤其生。”

这些事，都让老赵对他又敬又爱。

潘美也有“好生之德”。当初，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第一次进入后宫，看见一个宫嫔抱一小儿，问之，这个小儿乃是柴荣的儿子。当时老赵身边有范质、赵普、潘美等人。

老赵回头看着赵普问：“你看这事怎么办？”

出于改朝换代须斩草除根的惯性理念，赵普一时没有犹豫，说了两个字：“去之！”

潘美在后，不语。

老赵又召问潘美，潘美直言道：“臣不敢说！”

老赵道：“你认为不可以吗？”

潘美道：“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

老赵道：“我已有言，不得杀柴氏后人。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

潘美说：“臣与陛下北面事周世宗，如果劝陛下杀这个孩子，实在有负于世宗；如果劝陛下不杀，则陛下恐怕要怀疑我是否有异心。故臣实不敢言。”

老赵沉吟道：“这个孩子给你抚养。但世宗之子不可以做你的儿子，你就当作侄子抚养吧！”

潘美就带回了这个孩子。后来老赵也不问，潘美亦不再说这个事。这个孩子后来长大做官，做到刺史。

老赵决计以后平江南时，不能滥杀一人！如此，曹彬、潘美，就是很合适的人选。赵普荐人有功，老赵很高兴。而后来曹彬、潘美收复江南的过程，简直就是一场圣君之战，古今中外史上罕见，成就了大宋的光荣，赵普居功甚伟。

皇上与大臣的“博弈”

大宋代周，太祖受禅，除了韩通之死，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史称后周王朝顺天应人，故欧阳修记五代史，书梁、书汉，皆曰“亡”，书晋曰“灭”，至周则大书之曰：“逊于位，宋兴。”故讲述历史上的后周之“亡”，就应该是“逊位”。“逊位”与“覆亡”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避免了生灵涂炭。《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苏轼意见曰：“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

“不嗜杀人”是儒学讨论政治问题之重要正价值，甚至是一切正价值的逻辑起点，它与“敬畏生命”有关。《周易·大传》中已经有“天地之大德曰好生”的说法，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有一番对话，是对“好生之德”的政制阐释：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这是中国价值观的重要记录，也是赵匡胤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还是我撰写《赵匡胤时间》最为看重的道义尺度。公元927年到公元976年，这就是“赵匡胤时间”，这个时代，杀人如麻。能在这样的乱世，面对血腥风景，化解狠戾，培育起一点祥和之气，是吾土吾民最为急迫的福音。有了这样一个起点，价值的讲述就有了着落，为何要一统中原？为何要捍御契丹？为何要推演道义？为何要解除藩镇兵权？皆因生命珍贵，民生维艰！举义师、行仁政，就是要解民倒悬！

就“民生”而言，只有“不嗜杀人者”方有望设计“逊位”模式。“逊位”应该是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最佳模式之一。在传统政治生态中，“逊位”，甚至是最优选择，值得赞美。

后周在推演祥和之气；老赵在推演祥和之气；赵普也在推演祥和之气。赵普的知人善任，推荐曹彬、潘美，等于是菩萨之行，这一言之后，就救出了不知多少生命！读史至此，往往就会击节赞赏，足以“下酒”。

赵匡胤知道赵普的能量，践祚后不久，就拜赵普为相，史称“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皇上视赵普如左右手，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向他咨询而后决定。这种信任，连外邦都感觉到了。开宝六年，太祖车驾到他的府邸去慰问，给了他很多赏赐。当时吴越国的国王钱俶刚刚派来使者见赵匡胤，而后，又去见了赵普，并给了赵普十瓶海鲜，都放在廊庑之下。太祖车驾到了，家人来不及将吴越国所赠的东西搬走，太祖进来看到，问是什么东西，赵普实话实说。太祖说：“海鲜啊，味道一定不错，打开看看吧。”打开一看，哪是什么海鲜，全是瓜子金，小金豆子。赵普一见，大吃一惊，赶紧辩解：“臣还没有打开吴越来的书信，实在是不知道里面有啥玩意！”太祖笑叹道：“没有关系啦，爱卿只管接收，无妨。吴越，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做主呢！哈！”

但这个事让老赵多了份疑心。过去雷德骧状告赵普贪赃，老赵没有治罪，不久又有人状告赵普，购置了秦陇等地的木材到京师，自己的府邸私用。但也有说法是，官吏贪赃，以赵普名义购置木材到京师倒卖。有人检举，就有人查核，最后证明是赵普在做投机倒把生意。这一次惹恼了老赵，要下诏驱逐赵普，免职。但王溥为赵普说了好话，勉强放过。

后来赵普又有不少糗事，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包庇贪赃官员。于是，老赵作出一个决定，另选他人进入中书，分解赵普的权力，最后，干脆让赵普走出朝堂，到河阳去做节度使，做了地方官。

皇上与大臣，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历来存在着权力方向的“博弈”，这种“博弈”不一定是斗争，但事情涉及管理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不是小事。臣下权力过大，帝国容易呈现尾大不掉“权反在下”之格局；皇上权力过大，帝国容易呈现乾纲独断“权尽在上”之格局。二者都不是帝国的福音。因此，最好的模式就是“君相分权”，君主做君主的事，臣下做臣下的事，此即传统儒学期望中的愿景：君君臣臣——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在这方面，帝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博弈”。

赵普，在帝国之初，主张中央集权，收回藩镇兵权，是一大见识；但他事实上还有一大见识，往往被人忽略：主张中央分权，推演君相分工。

在老赵考虑给赵普“分权”之前，赵普已经考虑给老赵“分权”了。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同日辞职。老赵随即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书时碰上一个程序问题：现在，没有宰相了，哪个宰相来“副署”签名？按照习惯法，诏书没有宰相副署，是不合法的。老赵要提拔赵普，很想将这个程序模糊过去，就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我来为任命你的诏书签个名，可以吗？

赵普回答：“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

这是政事堂有关部门的职掌所在，不是帝王的事，不成。

最后，他们又找了其他人商量，在没有宰相的时候，谁，有资格在干部任命诏书上签署，使其法律生效？有人提出，现在的开封尹赵光义，领有头衔“同平章事”，这个就相当于宰辅职衔，可以签署，于是，赵光义署名，赵普为相。

在以后的日子里，太祖、太宗遵守古制，严格按照这个程序颁发诏书，终大宋319年，历北南两宋十八帝，没有一个帝王敢于逾越这个制度。在众多的“祖宗成法”中，限制君权，是其一。

这是大宋的光荣，而赵普，在帝国之初，识大体，坚守了这一古来的秩序原理，成为“君相博弈”中的大宋奠基人，与“收复兵权”同样重要。大宋的格局，由此展开为一种政治文明。

假如他当初略一动摇，随意将此事模糊过去，则因为有太祖签署的逻辑起点，则以后的逻辑链条将很难走出宿命性质的所谓“路径依赖”。大宋，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面目。

宋神宗朝时，有一次因为西北用兵失利，神宗大怒之下，在臣下奏上的文件中批示，要斩一名转运不利的后勤官员。

第二天，宰相蔡确奏事，神宗问他：“昨天朕批示斩那个后勤主任，这事办了吗？”

蔡确说：“臣正要上奏说这个事呢！皇上要杀此人，臣以为不妥。”

神宗说：“杀这个运输不利的人，有何疑虑吗？”

蔡确说：“太祖太宗以来，不曾杀一个士大夫。臣等不想让陛下开始破这个例。”祖宗成法，宋真宗以后历届帝王无人敢于违背。

神宗于是沉吟半晌，说道：“他也确实有罪，那就将他刺面，配送远处一个恶劣的地方吧！”

这时，有个门下侍郎（略相当于国务部长）章惇在旁值班，听到后说：“如此，还不如杀了他呢！”

神宗问：“你这话啥意思？”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脸上刺字，对士大夫是一个侮辱！”

神宗气坏了，声色俱厉地说：“哼！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也不客气回敬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确、章惇之所以敢于与神宗“较劲”，事实上就是在“君相博弈”中，寻求帝国政治秩序的平衡。大宋帝国，宰辅直接拒绝帝王不合理意见的故实比比皆是。应该说，整个大宋时代，君相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是历朝历代比较合理的，君权不能独大，相权也不能独大。而北宋晚期、南宋晚期，之所以遭遇社稷颠覆江山变色，除了地缘环境的恶劣，遭遇了两个强劲的草原邻邦之外，相权过重，不能合理决策，也是原因之一。

大宋帝国的君相平衡，源于太祖赵匡胤时代，而赵匡胤时代，赵普于此奠基之功很大，值得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