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柴荣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

柴荣铁腕执政

柴荣因为违背朝臣众议坚持亲征，最终击败北汉契丹联军，又以凌厉手段将战场败退的将军正法，威信大为提升。文武大臣无人再敢小觑这位大周新君。

从此以后，朝廷政事无论大小，都要柴荣来亲自决定，百官都不过从皇上那里直接接受成命而已。

有一位河南府的法官名叫高锡，他觉得皇上总揽朝纲等于皇上在干朝臣干的活儿，根据历来“君相共治”的传统，他认为皇上与宰辅应该有分工，于是徒步走进皇城，在朝堂上设置的“招谏匦”也即意见箱里投入了自己给世宗的建议书。建议书说：

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四海之广大，军政日常事务之繁多，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不可能独自治理，一定要选择贤人任用他们。现在陛下虽然一人亲自处理军政事务，但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智慧到可以兼负百官之重任，却都说陛下狭隘偏颇多疑，对朝廷群臣没有一个信任的！与其如此，还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者为宰辅；能爱护百姓、善于处理民事纠纷者为州郡守令；能增加财富、丰衣足食者，让他掌管国家财政；能推究实情、遵守法纪的人掌管刑法监狱；如此，陛下只须垂衣拱手在朝堂，根据他们的功过而行赏罚之事，天下何愁不能治理！何必降低君主的尊严而代替臣子职务，枉屈高贵地位亲理低贱事务，这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了吗！

这位高锡法官所论，确得传统圣贤治理之要。历史上君权、相权存在或明或隐的“博弈”，但在圣贤治理法则中，一般将行政权付诸宰辅，君主可以有否决。但君主的诏令，政事堂有“封驳”权。这类“博弈”构成了帝制时代有限的权力制衡模式。邦国正常状态下，高锡的意见是对政治文明的有意义推演。但后周柴荣时代不是邦国的正常状态。这个时期，“权反在下”的现象，虽然经由后汉隐帝对大臣史弘肇、杨邠、王章的诛戮，郭威对王峻、王殷的诛戮，柴荣对何徽、樊爱能的诛戮，得到程度不等的改观，但是天下依旧藩镇林立。而自大唐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坐大、视君主如傀儡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变化。按照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此际，就应该在军政权力方向上，暂行铁腕，以期矫枉。柴荣不是仰慕虚荣的人物，他看到五代以来问题所在，因此，宁肯承当骂名，也不愿意因为对责任的放弃，而失去可能的治理机缘。

权力，在柴荣这里具有公器的性质。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他选择了责任，而放弃了虚荣。对高锡的意见，他没有接纳。史称“帝不从”。

这位高锡是个言行不一的人物。

一直到大宋帝国时期，他还在做官，而且官职做到左拾遗、知制诰，这是朝廷重要的谏官和秘书官。他在太祖赵匡胤时代，还专门上言，说廷臣中有人因为行赂而获得举荐做官，请以后允许近亲、奴婢、邻里对这类事检举揭发，给以重赏。他自己却因为行贿、受贿而最后丢官。

大宋乾德初，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做京兆尹，有名臣石熙载在幕府中。高锡的兄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就找石熙载行贿，要为兄弟高铣谋个出身。但高铣文辞很浅薄，石熙载没有答应。高锡为此很是嫉恨。于是就找机会多次在赵匡胤跟前说石熙载的坏话。老赵听来听去，觉得自家兄弟府中有这么个坏人不好，于是就跟赵光义说这个事，并对兄弟说：“既然这位石熙载不咋地，应该为你另外找个合适的人代替他。”赵光义一听，觉得不对，因为根据他的判断，石熙载为人纯正无他，直言处世，不是那种邪人。于是就对老赵说：“熙载一直很勤于职守。我听说高锡曾经召他为兄弟高铣谋求举荐，熙载拒绝了他。此事，我有点担心是不是高锡在构陷石熙载。”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他，他自己就犯事了。

高锡在出使青州时，接受了当地藩镇大帅的重金贿赂。有僧人想穿紫色袈裟，贿赂他，他就给僧人所在地的刺史写信，要求给他置办。唐代以来，高僧往往得到朝廷额外恩赐，颁给紫色袈裟，显德尊贵。一直到大宋年间，成为沙门流风。运动官方给一个和尚颁赏，这也属于行贿受贿行为。

大宋对贪渎之事，太祖太宗两朝都极为憎恶。高锡的行为被检举后，下御史府劾查，属实，结果被贬到一个小地方做了司马。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他广开言路，引出王朴高论；他还抓住战机，平定秦州、凤州的叛乱……

为得安抚李彝殷“撒娇”

东京汴梁的漕运，地理优势优于洛阳，所以后晋以来，因为漕运的方便，京都从洛阳迁徙到汴梁。汴梁自后晋以来人口大增，对漕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漕运涉及国家战备安全问题，所以管理手段历来都很严厉。粮草是消耗品，从甲地到乙地，由仓库到船舶，经船舶到码头，由码头到户部分派的各个需求部门，沿途搬运有折损。但从后晋、后汉以来，折损部分没有制度安排，更没有量化指标，折损的部分，称为“斗耗”。这样漕运离岸的计量数据，与到岸后、转入终端的计量数据，往往就有差额。这部分差额也即“斗耗”，就要由掌管转运环节的官吏负责。说不清，就会被治罪，罪名就是“亏欠”。以至于往往有转运官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柴荣下诏：从此以后，每斛给耗一斗。一斛等于十斗。这个政策即相当于允许从甲地到乙地存在十分之一的折损“斗耗”。

这个政策有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注意。

一个是因为允许“斗耗”出现，转运官的转运积极性会得到提高。

另外一个方面要注意的是：后周没有将“斗耗”折损转嫁到纳税人方向。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将“斗耗”计算在农户方向的恶政是屡见不鲜的。要农户缴纳一斛完租，另外还要再交一斗，以弥补可能的折损。但柴荣没有这么做。

不加赋，是帝制时代的文明气象。

解决了漕运问题之后，不久，传来夏州方向的消息。

定难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史称夏州）李彝殷，因为折德扆跟他一样，也被后周授予节度，职务与之相同，感到这事羞耻。李彝殷几代人驻守夏州，夏州又是大藩；而折德扆镇守的府州（今属陕北府谷县），在后汉时才开始置节度使，所以李彝殷感到羞于同列。他对后周不满，就阻塞两地的交通，意在向后周施加压力，期待后周向夏州给予更优厚的政策倾斜。

柴荣跟大臣们商议此事。有人说：“夏州是边关重镇，中原朝廷历来都对它格外优待，府州地方褊狭，利害得失，没有那么严重。不妨暂且安抚李彝殷，可保大局。”

柴荣不同意。他说：“折德扆多年来，尽忠报国，努力作战，一直主动抵御北汉刘氏，怎么能一下子抛弃他呢！夏州不过出产羊马，但交易其他物资，全部仰仗中原。跟他断绝关系，他还能有何作为？”

折德扆，是折从阮的儿子。折从阮以来，历经后晋、后汉，父子俩独据府州，控扼西北。到了后周时代，又多次协助中原牵制北汉。折德扆曾率师攻下属于河东刘崇的一个城镇，斩河东士卒数百人。他的弟弟也曾主动出击北汉，屡有斩获，甚至擒杀了河东的两员将领。他还屡次请求“入朝”，也即放弃兵权。但周世宗没有答应他。折德扆的女儿嫁给了杨业，就是传说中的佘太君。佘、折，可能是同源姓氏。

周世宗大义凛然，不愿意放弃老朋友，于是派遣供奉官带着诏书，到夏州去责问李彝殷，李彝殷在义正词严的供奉官面前，有了惊惶，连忙认罪道歉。一场风波化为乌有。

李彝殷就是夏州定难节度使李彝超的弟弟。

李彝超死后，李彝殷做了定难节度使。

其实在夏州各位节度使中，李彝殷是对中原朝廷很友好忠诚的一位党项族首领。后晋石重贵时，抗击契丹，他还主动出击，从战略上牵制了契丹的力量。一直到大宋建立，他也是长期接受中原节制的边帅。后唐、后晋、后周、大宋，也都待他不薄。晋出帝石重贵时，还给他加官检校太师。有一年秋天，他的兄弟，绥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李彝敏，纠集党羽作乱，被李彝殷击败。李彝敏逃往延州（今陕西延安）。李彝殷捉住了他，按照朝廷规定，处理刺史大臣应该由朝廷决断，他就将这位作乱的兄弟送到了京师汴梁。但出帝为了讨好边帅李彝殷，又将这个倒霉的刺史兄弟送到了夏州。李彝殷这才将他处斩。

北宋建隆元年（960）春，太祖赵匡胤下制，加李彝殷守太尉，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李彝殷还改名李彝兴。北汉刘承钧联合代北诸部进攻麟州时，李彝殷还派遣部将会同诸镇，起兵抵御，击败北汉军。之后，又向大宋朝廷献马三百匹。太祖知道这些事情后，大喜。当即将正在给自己定做的一条玉带赐给李彝殷，并且问献马的府州使者：“你们家大帅腹围是多少啊？”来使回答：“府帅腰腹甚大。”太祖笑说：“你们元帅真是有福人啊！”就制作了玉带，让使者带给李彝殷了。

乾德五年（967）秋，李彝殷病故，老赵还为他“废朝三日”，并赠他为太师，追封夏王。

李彝殷始终没有反叛朝廷的意思。这一次风波，很像是一次“撒娇”。

周世宗治盗有术

解决了李彝殷问题，周世宗又开始瞩目于禁军质量建设。

梁唐晋汉以来，禁军士兵，待遇较一般军士优厚，故多有凭借种种人情进来充数的，历届禁军司令官，都不认真简选，只为了息事宁人，担心伤害人情。因此军中瘦弱年老的很多。这些老兵又很骄横，往往不听命令，几乎无法使用。每遇大敌，非逃即降，各朝所以社稷沦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周世宗柴荣经由高平一战，切实摸到了此一弊端。

某日，他对侍从大臣说：“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养得起一名甲士。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膏血去养活这些没用的东西呢！况且勇健、懦弱不加区分，还怎么去激励将士？”

于是下令，各军兵种大规模地检选兵员，精锐的提升到上军，瘦弱的不再登用。又因为骁勇之士大多被各地藩镇所收养，于是下诏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送到京城，令赵匡胤再于其中挑选更优秀的，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兵、步兵各军，由将帅分别挑选士卒。

从此以后，大周帝国兵勇之强悍，为五代以来所未见。后来柴荣征伐四方，所到之处往往捷报频传，与这类简选士兵关系甚大。

赵匡胤则在这样的训练中更为通晓强兵之道，为以后大宋王朝的军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平定四方盗贼，柴荣也出手不凡。

郭威时，刘崇曾来攻晋州。

建雄（今山西代县）节度使王晏奉命守卫。他闭关不出，也不伏弩反击，却在城上设下埋伏，精锐尽藏在城楼垛子后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卒露脸晃荡。刘崇大军以为一个小小的代县被吓坏了，是城中人怯阵。于是放松戒备，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墙。王晏见北汉兵爬到城堞旁了，于是出动伏兵，刀砍枪挑，推倒云梯，北汉军霎时死伤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汉兵慌忙撤退时，追击数十里，斩敌百余人。

郭威因为他有战功，特意封赏他在故乡滕县所在的徐州做节度使。

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任后，就将青年时一同玩耍做过强盗的乡人召来，赠给他们金钱绢帛、鞍辔马匹，然后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多盗出名。过去我和你们也都干过这事。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谁能胜过诸位。请你们替我告诉其他强盗，以后不要做这事了！再做强盗，我抓住就灭他全族！”

从此，全境强盗绝迹。

到了周世宗北征回来，徐州人上表，请求为王晏立衣锦碑。世宗准了。

王晏能在家乡平息盗贼这件事，让柴荣大为开悟。他对侍臣说：“诸道都有很多盗贼，朝廷多次搜捕，到现在还是不能绝迹。这是由于各地盗贼，历朝都另外派出使臣前往巡查，致使各藩袖手，不再努力讨平。从今以后，所有派出的巡使，一律召回，专门委托各藩自行安排州县责令解决。朝廷不再参与地方盗贼清剿。”

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世宗此举甚为赞赏，他认为这是“治盗之要术”。因为盗贼一定有居所，并不是官家想象的那样，打一面破旗啸聚山林，倏聚倏散。既然有居所，就一定与乡里之人相往来。而且一般的强盗，也并非打着“盗贼”的旗号生存，一般也必有一个营生或行当“托以自名”，一定会依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这些营生在乡里，乡里人都知道他就是盗贼，郡邑的地方小吏，一般也都知道盗贼在哪里。只有朝廷不知道。朝廷带着大兵在茫茫原野之中，攘攘闹市之间，拿出全部的智慧和威风，最后也只能抓些“疑似之民”，无法知道真正的盗贼在哪里。过去秦始皇、汉武帝何等威风，大索天下，最后一个人也捉不到，就是这个原因。盗，是藏在民间的。只有地方责成乡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所谓“盗贼”问题。

周世宗此举为得法。

后来的赵匡胤也学会了这个法子，他几乎从不派兵去“剿匪”，一般都是责成地方自行解决。加上大宋宽政，赵匡胤时代已经很少“盗匪”。

为民生世宗革弊政

周世宗柴荣禁佛之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案例。

五代乱世，各地寺庙越来越多。

寺庙多，僧侣多，这些人几乎不从事生产，在农耕时代，等于空耗谷米。这样就在国计民生方向上出现紧张。

柴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他敕命天下寺院：朝廷未曾敕赐匾额者，一律废除。并禁止私下剃发出家，凡要出家，必须得到亲族长辈同意。全国受戒的佛坛，也只保留了几个通都大邑，如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大名府、京兆府（长安）、青州等。禁僧侣舍身、断手足、燃指、裸挂点灯、身带铁钳之类幻惑流俗行为。命令东京、西京及各州每年要对僧侣造册，有死亡、返俗者，都要随时注销。据统计，这一年，天下（后周境内）寺院存有2694座，废除的有30336座，现有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后周百分之一的人口。

又因为官方长久没有铸造铜钱，民间却有很多人将铜钱销毁做成器皿及佛像，故市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这年九月，世宗敕令开设机构采铜铸币，除了朝廷的法物礼器、军械兵器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等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上缴，由官府给付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五斤以上，判死罪，不足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

世宗对侍从大臣说：“你们不要为我毁佛而有疑虑。佛以善道教化士庶，假如志于行善，就是信奉佛陀。那些铜像哪是什么佛呢！况且我听说佛义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都可布施给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来普济百姓，我也不会有所吝惜的！”

司马光编书到此，忍不住有议论道：“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仁”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身体而爱士民。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明”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用无益于民的东西而废掉有益于民的东西。

我不怀疑柴荣的真诚。有一次，柴荣与诸位将军丞相在万岁殿聚餐，时任殿前都虞候的赵匡胤也在座。

吃饭时柴荣发感慨：“这两天天气大寒，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对士庶无功而坐享上天赐予的禄位，很是惭愧。朕既然不能自己种地而吃饭，只有亲身去冒飞矢流石的危险去为民除害！如此，还略略可以自我安慰。”

我非常欣赏柴荣的自我表白是：“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我一定不会因为发怒而惩罚人，也不会因为喜爱而奖赏人！

他担心天下有冤案，有时会亲自去复核大案。历史记录，这年六月，他曾亲自在内苑查阅囚犯卷宗。案子里有个汝州百姓马遇，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官吏冤枉致死，马遇就多次来上访要求昭雪。但官司屡经覆按，没有结果。柴荣亲自来问这个案子，最后得到了实情，史称“人以为神”。从此以后，各部门负责司法的官员都来亲自审查刑事诉讼案件，以免大意出错。弭冤白谤，第一天理；司法不公，至为无道。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对刑狱案件格外重视，对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深恶痛绝，应该是受到柴荣影响。

世宗的后周天下是一个不断走向文明的天下。这是世宗柴荣留给赵匡胤最珍贵的遗产。

柴荣还主持边防，修筑了葫芦河堤岸。

葫芦河，即今天的漳水，史上又称衡漳水。衡就是横，古来大河也即黄河自南而北流经今冀州即今河北之地，而漳水则自西而东流去，横亘数百里，故称衡漳。这一条东西向的衡漳水，成为契丹骑兵的天然屏障，对保障一马平川的冀南、河南等地关系重大。周世宗看到了这个地缘军事特点，他认为漳水的南部堤堰太过低矮，这样，契丹如果渡河，会很容易越过大堤，进入冀中平原。他希望有一溜高大陡峭的几百里堤岸，借以阻挡或迟滞善于骑射的草原骑兵过河，以赢得捍御的准备时间。

这个工作，他交给了大将韩通与王彦超。

这活儿的凶险之处在于：这是在契丹眼皮底下给他们戴眼罩。

契丹当然不干。于是有交战。

韩通是边打边干，兵卒即是丁夫，战斗加上浚治，居然完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功绩在任何时代看来，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此外，韩通还沿葫芦河流域，在重要隘口修筑了城堡。

葫芦河堤岸和城堡的修建，成为北御契丹的天险，又是河北间通漕的水道，还是冀中溉田的水源，一举三得。史称“自此契丹不敢涉葫芦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大帝柴荣有见，韩通、彦超功高。

但柴荣最重要的工作是广开言路，求臣下之智，建设国家。

公元955年二月，世宗下了一道诏书，史称《求言诏》，令群臣不必有任何顾虑，畅快地分析大周的过去和未来，讲述得失之道。

诏书大略说：

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还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况后人之不及哉？朕对国家卿大夫，不能尽知每个人的才能，不能尽识每个人的面孔；如果不采集其言论而观察其行为，审明其意见而考察其忠诚，那将怎样来知道各人见识器略之浅深，知道朕任用各位之当否呢？如果各位进言，我拒听，罪责在我；如果朕躬求言，各位不言，那罪责是谁的呢？

《求言诏》写得真切诚恳，又带着严肃的质问。诸臣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求言诏》下后，刑部所属的比部郎中王朴献上一篇《平边策》。

“上辅之器”王朴

王朴与李谷、宋齐丘、韩熙载等人一样，乃是五代时期不多见的高人之一。史称此人少时“警慧”，机警聪慧，文章写得好。后汉时曾中进士，做了校书郎，在枢密使杨邡门下。当时汉室正乱，大臣交恶。王朴观察后，知道国必危、人必凶，不想在此恋栈，赔上自家性命。于是辞职，回家种田去了。果然，没有多久，后汉隐帝刘承祐大开杀戒，杨邡等人被灭族，凡在他门下的，也多罹祸，而王朴独免。这就是儒学主张“明哲保身”的智慧。在有道邦国，正义可以推演，儒学主张行道、担道，生死以之。即使在严峻时刻，也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在无道邦国，正义无法推演，儒学即主张“卷而怀之”“独善其身”。王朴此举，有儒学大义。

柴荣镇守澶州时，王朴被招募为记室，一个秘书官。柴荣为开封尹时，升为右拾遗，一个谏官；并充开封府推官，一个法官。柴荣践祚后，授比部郎中，相当于刑部的司局长，朝官。

王朴性敏锐，但特别严肃，史称“伤于太刚”。在稠人广坐中，他也不苟言笑，正色高谈，与座者没有人敢于跟他开玩笑。赵匡胤也对他畏惧三分。

《五代史阙文》记载：周显德中，王朴与魏仁浦都做到枢密使。当时赵匡胤开始掌禁兵，已经做到殿前都虞候。一日，朝廷的殿直，即禁卫军某番号指挥，乘马时没有注意，冲撞了老赵的导从仪仗队伍。老赵依法办事，就到枢密院来告状，说这位殿直无礼。魏仁浦就要下令宣徽院调查此事，但王朴阻止了魏仁浦，并对赵匡胤说：“太尉您名位虽然很高，但并没有加使相（意思就是还没有文官之职）。殿直，乃是廷臣也。太尉与殿直比肩侍奉陛下，不宜如此。”

这番话的意思事实上带有息事宁人的姿态，也等于是对老赵气量不够宽宏的一次批评。王朴比老赵大二十岁，有资格教育年轻人。

史称老赵“唯唯而出”。

老赵应该在王朴的耳提面命中，有了感悟。多大点事啊，还要诉诸公断。路上不知偶尔相撞，互相一笑，事情也就过去了。人生的成长，往往就在这类“教训”中获得机缘——当然，是不是当作机缘，那是要看各人根器而定了。老赵后来的宽宏大度，我以为与王朴的“正色”批评有关联。

老赵一生敬畏王朴。

史料记载：周世宗在禁中做功臣阁，图画当时有功大臣若干人。制作为屏风，立于阁内。若干年后，赵匡胤即位，有一天走过功臣阁，有风吹开半扇门，正好露出王朴的画像，赵匡胤骤然望见，马上站住，面色很庄重地整理御袍襟带，向画像弯腰鞠躬。

左右道：“陛下贵为天子，他不过是前朝之臣，您这大礼是不是太过啦？”

老赵以手指御袍道：“此人在，朕着不得此袍啊！”

史称“其敬畏如此”，老赵对王朴的敬畏，就是这样的。

也正因为王朴太严厉，故后周人物虽然心服他的机变、见识，却没有人愿意人前人后夸奖他。他得罪人太多啦。没有几个人愿意像老赵那样，在王朴的批评中学习成长。

柴荣征淮南时，每次都要王朴留守东京。

当时东京城里街巷狭隘，按规划要拆迁扩展，王朴主其事。他对有个乡校的消极怠工很不满意，就当街鞭挞了他几十鞭子。

这人愤然叹息道：“我已经得到任命，就要补乡虞候了，王朴不敢处决我！”

帝制时代，官员不能直接杀戮官员，这个乡校要做乡虞候，也是一种晋升，可以看作是地方乡一级外派司法小官。

不料王朴知道后，命左右将其抓来，当即在马前杀了他。

周世宗听说这事，笑着对近臣说：“这家伙是个大傻子，居然到王朴前去吹嘘要补什么‘乡虞候’！真是该死！”

这事对“乡虞候”未免不公，五代草菅人命遗风如此。但由此事可以窥见王朴的凌厉风格，以及柴荣对王朴的纵容。

赵匡胤和他的兄弟赵光义与众人不同，很早就赞誉王朴为“上辅之器”，辅佐国家的高级人才。王朴知天文，通声律，有《大周钦天历》和《律准》并行于世。按今日说法，王朴应该是一个通才，一个复合型人才。晚唐迄五代十国近百年，论识见、论才学，王朴都是一等一的人物。

王朴《平边策》，是五代末年，赵匡胤时代为数不多的“雄文”之一。了解彼时天下形势，了解彼时人物智慧，《平边策》可读。

《平边策》文气略作疏通，大意为——

中原之所以失去吴越、巴蜀、幽燕、并州，都是由于失道所致。大唐失道而失吴、蜀之地，后晋失道而失幽、并之土。如今须考察所以失地之根源，然后能知所以收取失地之方法。

开始失土时，莫不因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兵骄民困。奸党在内飞扬跋扈，武夫在外横行霸道，恶习由小到大，积微成著。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乱而窃国号，幽并乘间而据其土。

故如今收失地、平天下之说，莫若反唐、晋之失而行。

进用贤人斥退不肖，这是收罗人才之法；

布施恩泽恪守诚信，这是结固人心之法；

奖赏有功惩罚有罪，这是激励人心之法；

革除奢侈风习倡导节用习惯，这是增加财富之法；

用民以时轻徭薄税，这是富足百姓之法。

如此，等到群贤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足，士庶既附，然后起兵而使用他们，功业没有不成功的！四境之人看到我有必胜形势，那么知道其国内情状者，就会愿意来为我做间谍；熟悉山川形势者，就会愿意来为我做向导。

民心既归，天意必从。

说到攻取天下的方法，必先其易者！

南唐与我相接国境近二千里，这地势很容易让我们骚扰对方。骚扰当以其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他防备东面，我们就骚扰西面；他防备西面，我们就骚扰东面。对方必定东奔西走去救援。而就在这东奔西走之间，我们可以探明对方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不须大举进攻，暂且只用轻兵骚扰。南人懦弱胆怯，闻听有小警，必出动全军去救援。军队频繁出动，则民疲而财竭；如不出全军救援，我们就可乘虚夺取土地。

如此，江淮之间将逐渐全为我所有。既得江淮，就用那里的百姓，扬我大周的兵勇，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到江南，那么桂州（后楚）、广州（南汉），皆为“内臣”，巴蜀诸国，可以传檄而定。如不至，我已得四方之地，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

吴、蜀平，幽州（等十六州故土）亦望风而至。

只有河东，并州北汉，是必要拼死一战的敌寇，不可以恩惠信义诱导，必当用强兵制之。但自从高平战后，他们已国力虚、士气丧，必不能再主动兴兵，故此地当无太大边患，我们应暂放以后图取。待天下已平，看好时机，可一举擒获。

如今士卒精炼，甲兵有备，部下懂得畏服军法，诸将愿意效力疆场。再有一年时间就可以出师了。现在，应该从夏秋开始，积蓄粮草充实边境。

史称世宗柴荣看完这一篇《平边策》，“欣然纳之”。

柴荣时代群臣多因循守常，苟且偷安，很少有人考虑天下问题。故柴荣《求言诏》下后，群臣所上言，很少有可取者。只有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神采俊朗、气度劲迈，有谋略，能决断，所有的战略规划，都能让世宗满意。从此以后，柴荣格外赏识王朴，很快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以后又进入枢密院。

底定中原路线图

今日读《平边策》仿佛再见“隆中对”。那一种规划分明、指挥若定的气概，五代雄文，似无出其右。所以后来周世宗、宋太祖，基本上是按照《平边策》战略构想行动，虽然次序有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在五代末年大棋局中，这是一篇名垂青史的“底定中原路线图”。

但这个“路线图”也有两个地方，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准确。

一是“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这句话说得未免过满，后来的事实证明，幽燕十六州并没有“望风而至”，虽然世宗柴荣征讨契丹时，幽州以南确实是“望风而至”。历史无法假设，但终宋太祖、宋太宗两代人，没有解决契丹问题，终北宋九朝百余年，也没有解决契丹问题。显然，“幽州亦望风而至”不现实。小觑契丹，是不明智的。

二是关于路线问题，按王朴设计，平天下的程序是：

先下江淮；

次下江南；

再下荆湖、南汉；

再下巴蜀；

尔后北向幽燕（契丹）；

最后下河东刘氏。

世宗柴荣按照王朴的意见，果然平定了江淮，但没有去下江南，兵锋转向契丹，兵不血刃征服燕南等地，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宋太祖继承后周事业，已经得到江淮之后，首先征服了与北汉勾结的潞州李筠，而后平定了扬州李重进。接下来，没有动江南，而是从江南西侧的南平、武平、南汉开始用兵。等于在南唐和后蜀之间的湖北、湖南、两广等地撬开一个巨大的裂痕。而后还是没有动江南，而是转向巴蜀。一直到巴蜀灭后，才将兵锋指向江南。南唐下，宋太祖没有按照王朴的意见先去解决幽燕问题，而是转向了河东之地，结果没有达到目的，顿兵而归。

周世宗在征讨幽燕时，遗恨而终。

宋太祖在征讨北汉时，遗恨而终。

而幽燕、北汉，事实上都是契丹的势力范围。

故柴荣虽然接纳了王朴的意见，但又做了战略调整，按照柴荣后来实施的“路线图”计划，大略程序应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

再下江南（与王朴异）；

再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尔后下巴蜀（与王朴异）；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按照赵匡胤的“路线图”意见，大略程序应该是：

江淮已下（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异）。

但老赵的这个“路线图”被赵普所修订，赵普坚决不同意下幽燕，甚至不同意下河东。所以最后老赵实施的“路线图”是对赵普“路线图”的折中：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与王朴赵普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赵普异）。

关于“平边路线图”，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大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与柴荣同）；

再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同）；

再下巴蜀（与王朴同，与柴荣异）；

尔后下江南（与王朴异，与赵匡胤同）；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王朴、柴荣、老赵、赵普、船山五人意见用图表展示，如下：

我赞同船山意见。

船山王夫之认为柴荣下江淮后，即转向幽燕，作为大棋局的第二步落子，非常正确。而这一个意见，不仅王朴没有认识到、赵普没有认识到，连赵匡胤也没有认识到。船山先生盛赞此举。他说道：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即指江淮之地）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南唐主向柴荣要求得到海陵之地，以供给国内用盐。柴荣不给地，但每年给南唐三十万斛盐；战争中俘虏的江南兵，也陆陆续续放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

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导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契丹内乱）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指契丹在燕云十六州的兵力），犹未易折棰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是说“雍、豫、兖、青”之北已经属于契丹），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边境与敌国直接接壤，地缘形势无安全感），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强起而问燕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后晋末没有收复江淮就向燕云用兵，导致亡国大败），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行密）、徐（知诰）、李（李昪）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李昪之子）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俘）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指契丹），以功罪而择其才（在攻打契丹时发现并挑选日后用于讨伐江南的将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南平国等）且遥为效顺。

于是逾年而（周世宗）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指柴荣早逝），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

现在来看船山先生主张江淮一定，即将兵锋指向石敬瑭割地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道理如此，更因为柴荣有此一役，已经尽得关南之地，再努力，就足以克服幽云。可惜英年早逝。

赵匡胤后来没有按照柴荣的战略展开，结果幽云始终在草原帝国手中，为北宋带来一百余年的压力。

历史的多种可能

江淮、北汉、契丹不论，关于南方诸国，先下荆湖巴蜀，还是先下江南南唐？王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他赞同太祖赵匡胤的战略，认为老赵此举优于王朴《平边策》。他说：

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意思是说李璟李煜没有大恶）；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巳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孟知祥（后蜀第一代君主）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幸以虐民也，殆无人理。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意即后蜀比南唐恶，理应先讨平之）。

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悬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如果先下江南再下巴蜀，从道理和形势看，两方面都不利）。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

但王夫之也从“道理”和“形势”两方面立论，分析了平定河东或幽燕的利弊。这方面，他赞同王朴的意见。船山说：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是说后汉第一代君主刘知远有捍御契丹之功）。刘崇父子（刘崇、刘承钧）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说郭威灭汉隐帝，又杀刘赟，违背天理）；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因为理不直）。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中华道义不能沦丧），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大禹所奠定之九州岛之吾土），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因为幽燕是吾华之故土，不应在契丹境内，故应先下幽燕）。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说契丹对幽燕之地无恩可言）。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膻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污秽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说幽燕之地有人在盼望王师来讨）。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今河北涞源）、天井（今山西襄垣）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当初赵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没有实施；反而先去下河东，结果没有成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还是坚持先下河东后下幽燕，等于还在犯战略错误。其实，不能先下河东，这个见识不仅王朴有，赵普也有，柴荣也有，张永德也有。据《东都事略》，太祖受禅之初，曾经向永德问“并汾之策”（并州、汾水，都在河东）。永德说：“刘氏虽然兵少但是很强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间谍来离间他们君臣之心，设游兵以扰乱他们农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时，才可以图谋。”这个意见事实上是深化了王朴的意见。老赵初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继承了王朴、柴荣、张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见，对太祖、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东太原就像笼中的兔子），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指太原）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打河东之后，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败）。

王朴《平边策》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的战略规划，但大辂椎轮，结构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来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启发了柴荣、老赵，从地缘、形势、天理各方面来评估用兵先后，决定路线逻辑。王朴所谓“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取江南先取江淮以获得战略先手主动权的思路，都是攻战战略中值得称许的大见识。不同的只是：“后北”的“北”有两个方向：河东与幽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赵匡胤犯了错误，赵光义也犯了错误。没有犯错误的是柴荣，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于王夫之要慨叹：

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后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刚刚开始震慑天下，还没有衰竭，周主柴荣如能赶紧乘其兵威而用之于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后周时代底定了吧！

在老赵那里，持“先南后北”战略最坚定的人物是赵普。

但钱穆认为“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钱穆认为这个“先南后北”战略是错误的，正因为一开始就在南方用兵，结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时，力量开始削弱，等于给后人（赵光义等）造成了难度。这也是一个意见。历史已矣，无法复盘，可留给人的是思想的无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钱穆意见，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军首战失利

周世宗柴荣常常因为自唐僖宗时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自从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的志向。正好后周西边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献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柴荣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当初后晋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杀死传诏的契丹使者，率秦（今甘肃天水）、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三州，归附后蜀。现在，后蜀听说后周有异动，就派出客省使赵季札来到这三州巡视东北边备。

赵季札与史上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一拼，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但他又没有赵括的勇气，只会吹牛。所以他巡视了一圈之后，对后蜀主孟昶说：“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凤州（今陕西凤县）刺史等人，都不是将帅之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那谁可镇守那里啊？”赵季札说自己行。蜀主就任命他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宿卫精兵千人作为他的亲兵部队。

蜀主又命知枢密院王昭远巡查北部城寨武备情况。

柴荣知道秦、凤二州扼周蜀之间，为大周西北门户，相当于周唐之间的江淮、周辽之间的幽燕，都是战略先手之地。欲击契丹，必先取幽燕；欲破南唐，必先取江淮；欲平后蜀，必先取秦凤。按王朴意见，当先下江南再下楚汉、后蜀，但现在有战机，也不妨西北用兵，热身。但是谁可以带兵去秦凤呢？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王溥推荐了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

公元955年，显德二年五月，周世宗派遣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从“川陕咽喉”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南郊）趋秦州、凤州，向后蜀开战。

周师在蜀境连克八个军事要塞，赵季札闻听大惊，连忙将辎重和带出的妓妾遣回成都，自己则上书请求解除守边任务，回京汇报边警。然后，留下大军，自己单骑驰入成都。蜀民更为惊骇，还以为主帅打了败仗逃跑。秦凤二州，很快传开流言，以为蜀军已溃。赵季札回京后，蜀主孟昶问他军情，什么都答不上来。孟昶大怒，将他关押在御史台，几天后，越想越失望，这个赵季札不是拿着军情当儿戏吗！终于将他在崇礼门斩首。随后，蜀主派出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迎击周师。

周师西征军与李廷珪等在威武城东战，第一次失利，排阵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人被后蜀擒获。

后蜀主又派出密使抄小道前往北汉和南唐，联络他们共同出兵遏制后周，北汉主刘承钧、南唐主李璟都答应下来。

后周眼里几乎不算个事的西北门户，形势开始有了紧张感。

两个月过去了，后周朝廷对西征军的失利有了批评，当时已经是秋季，大军粮草供应也有困难，于是有人请求撤兵。

柴荣不死心。但他对王溥推荐向训有了怀疑：向训，真的可以在西北用事吗？任何一个时代，选任独当一面的人才，都是大智慧。历史上来看，那些辉煌，往往都是选任正确的结果；而那些惨败，往往也都是选任错误的结果。五代十国，也不例外。后蜀屡屡失败，原因多多，但选任不得人，是重要原因。老赵后来南征北讨，无往而不胜，原因多多，但选任得人，是重要原因。现在，柴荣对向训有了疑虑，于是，派遣赵匡胤前往秦州查看形势。

王景与向训的转变

老赵回来后，向世宗汇报秦凤可取的种种可能，王景、向训配合得不错，小战失利，不代表大战失利。老赵果断建议：不撤兵。

王溥推荐将军向训，老赵建议绝不撤兵，二人等于在为秦凤之战打保票。万一战事失利，二人都有重大责任。因此在这类决策性时刻，需要的是前瞻性和判断力，以及责任感。老赵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最后，周世宗听从了赵匡胤的意见。

王景、向训，应是五代后周时期的名将。王景年轻时也曾与邻里恶少为盗，晋阳大战后，从后唐投奔石敬瑭，屡有战功。当初，他投石敬瑭时，家中妻子被后唐杀戮。有战功后，石敬瑭给他不少金钱封赏，又问他有何愿望。他回答说：“臣自归附国家，受恩隆重而深厚，实在不敢有其他愿望了。”石敬瑭还是坚持要他说一个愿望。王景下拜道：“臣过去还是个卒子的时候，曾经背着马扎跟队长出入，做警卫。那时候，多次进入一个官妓侯小师家，特别爱慕她。现在我妻子被杀了，如果能得到侯小师做妻子，就实在心满意足啦！”石敬瑭听罢大笑，然后就让人取来侯小师赐给王景。王景非常宠爱这个官妓。因为他有功，这个官妓也在后晋被封为楚国夫人。但侯小师也是个情种，有自己的旧好。现在跟了王景，竟偷了他金银几百两送给旧日相好。有意味的是，王景知道这个事，但并不责怪她。这也算得五代时的一桩风月故实。

出帝石重贵时，王景也曾与契丹大战。后汉乾祐初年，进入中央做朝官，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并镇守沧州。这年契丹闹灾，幽州流入沧州的难民五千多人，王景善待他们，为之赈济。朝廷也同意他的意见，下诏给这些难民分派农田，让他们在中原久居。

他在后汉时与郭威友善，郭威称帝后，王景加兼侍中。他本来没有什么智略，但在临政处理问题时，尽量宽大。士民有案子，他一定要当面询问，不被府中的官吏左右，如果两者间没有大恶，他都会劝导一番，让他们回去，尽量调解民事纠纷，很得沧州人爱戴。以至于他要入朝做官时，人们拦住他的马车不让走。他后来一直到大宋王朝还在做官，对待朝廷命官越来越有礼节，史称“性谦退，折节下士”，性情谦和懂得退让之礼，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对待士大夫。这样一个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的人，到了大宋王朝，几乎变了一个人。

向训也是个人物。他后来因为后周恭帝柴宗训的名讳，改名为向拱。

此人年轻时一表人才，有倜傥之气。他听说后汉刘知远在太原招兵，就骑了一头驴子，前往投效。走到半路，被强盗盯上。强盗们看他状貌雄伟，以为他应该是个富二代，囊中应该有银子，就一路跟着他，找机会下手。向训看出这个意思，到了一个略大点的村子，就让这几个人把自己乘坐的驴子杀了，说是要跟几位豪杰吃顿酒。酒中，跟这几个人说了自己投军的志向，强盗们一听，说这一路上都是盗贼，干脆就护送着他到了太原。

向训有战略头脑，将自己的想法向刘知远做了报告，但刘知远没有瞧得上他，他就转投在郭威的门下。郭威领节镇之后，让他主管自己的办公室工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向训战功卓著，为后周的建国立下功劳。

但他到了大宋王朝后，有了变化。

太祖赵匡胤令他做河南尹，他的时间大多用来修建自家园林庭院，广纳声伎、纵酒为乐，以至于政事都被荒废，以至于河南府出现了群盗白日抢劫的现象。赵匡胤大怒，给他换了个小地方做官，算是惩罚。

王景、向训的案例证明：不同的政治生态之下，人之表现会有不同；但同样的政治生态之下，人之表现也有不同。制度，不是决定性的“迁善”力量。人之向善迁移，有多种因素，个人志趣，在有些时刻比制度可能更重要。

败蜀军连下数州

且说柴荣接纳老赵意见之后，继续支持王景、向训在秦州的用兵。后来战场形势出现变化，周师在一次战役中击败蜀军，俘获三百余人。

蜀主闻讯急忙派遣朝中官员赴前线慰抚，并督战。

蜀军北路行营都统李廷珪派遣先锋进据马岭寨，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涧，又分兵出凤州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以此断绝周师粮道。

周师派兵趋黄花谷，又遣一千人赴唐仓镇，扼守蜀军归路。

这样，就等于险中弄险，很像围棋中，你围我，我也围你的战局。此际，棋手间最重要的战术优势是“比气”。谁的气口长，谁占优。这一轮手筋中，周师渐渐取得优势。

蜀军部署本来符合兵法，但偷安已久，战无能。蜀兵出唐仓，与周师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回唐仓；路上再遇周兵，又败。周师俘虏其将士三千人。随后，蜀军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珪等退保青泥岭。镇守秦州的后蜀节度使放弃秦州，逃回成都。蜀军刚刚到达的斜谷增援部队也一溃而散。

成州、阶州二州闻风而降。

后蜀迭接败报，震惊恐慌。

向训等围凤州，柴荣又派出韩通分兵修筑固镇（今属陕西），以此绝蜀军援兵。不久，克凤州，擒蜀威武节度使王环及都监赵崇溥等五千人。在押往京师的路上，赵崇溥绝食而死。柴荣任命王环为右骁卫大将军，以此来奖赏他守凤州不投降的气节。

后周得到捷报，文武百官入朝祝贺，世宗举杯向王溥敬酒道：“这一番边功，实是爱卿择帅得当之力啊！”

世宗下诏说，秦州、凤州、阶州、成州境内实行特赦，所有俘获蜀军将士，愿留者给予优厚俸赐，愿去者给予盘缠上路。诏书还说，要慰抚民众情绪，不要违背万物本性。这四州的百姓，除了夏税、秋税的征收之外，凡是蜀人所设各种赋税徭役，全部取消。

蜀主孟昶以为柴荣接着会大军南下攻取三川，吓得给柴荣写信求和，但书信中自称“大蜀皇帝”，柴荣认为他这是“抗礼”，没有回信。

蜀主更加恐慌，在通往成都的咽喉要道剑门、白帝等处聚集粮草，以备周师。但招募兵士越来越多，国防用度也就越来越紧张。于是开始铸造铁钱，对境内铁器施行专卖。史称“民甚苦之”。

周师连下后蜀北边秦凤诸州，已经达成阶段性战略目标，决计暂停攻伐，按最初的战略设想，转战江淮，实现王朴《平边策》提出的次第战略和先手战略第一步。于是，有世宗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