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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陆 十万横磨剑
景延广一言丧邦，“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
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史称“晋出帝”。他是后晋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石重贵即位后，将石敬瑭时的年号天福改为开运。
“晋出帝”这个“出”字是一个“谥号”，也即人死后，根据他的品行、能力、业绩用最简洁的一两个汉字给予“盖棺定论”。如刘彻的“汉武帝”、赵祯的“宋仁宗”，“武”“仁”就是谥号。帝王谥号一般要有臣下经由研究讨论后奉上。但“晋出帝”这个“出”却不是出自他的臣下，而是多年后，大宋史臣欧阳修给他的“私谥”。
欧氏《新五代史》卷九《晋本纪》，开篇就说：“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为唐庄宗骑将，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
翻译过来，这段话的意思是：
出帝石重贵的父亲石敬儒，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兄长，曾经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骑将，很早就死了。石敬瑭以兄长的儿子石重贵为自己的儿子。石敬瑭有六个儿子，五个都死得很早，留下的一个石重睿则很幼小，所以石重贵得以被立为后晋皇帝。
“出帝”的原典在此。但即使是“私谥”也应该有来源，一般都要从传为周公所作的《谥法》中选字。但翻检今日流传的《谥法》不见有“出”字。所以，这个谥法，事实上是欧阳修自我作古，给出的“欧氏人物评价”。
这样说的根据是，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前，不见有人称石重贵为“出帝”。譬如《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开篇就说：“少帝，名重贵，高祖之从子也。……”
这里称石重贵“少帝”也不是“出帝”。
历史上有个北魏，最后一个皇帝名元修，在权力争夺中失败，弃国逃跑，国家也被分裂为东魏、西魏，故史称“出帝”。欧阳修在“私谥”石重贵为“出帝”时，可能会拿元修来比照。因为石重贵最后虽然不是弃国逃跑，但也同样丢了国家后晋，被契丹俘虏。因此，“出”应该有“出格”“出奔”“出境”的贬义含义。但后来大宋的徽钦二宗为帝也很“出格”，还没有来得及“出奔”就“出境”，被金人掳去，读史到此，往往一叹。
石敬瑭临终传位
且说石敬瑭喜欢唯一的亲生幼子石重睿，据说这个亲子长相特别像老爸，故石敬瑭临终之际，有传位给亲子而不是侄子的安排。他似乎忘记了当初耶律德光曾经挑选过石重贵“监国”的故实。现在让亲子继位，可能未必符合耶律德光的心意，但石敬瑭似乎有意要在最后的日子里“爷们”一把。
石敬瑭病重，已经不能说话，特意手书召见资深大臣冯道，让小孩子石重睿来拜见他，又让宦官抱起小石重睿给冯道。冯道抱着小石重睿时，石敬瑭脸上露出了微笑。左右虽然没有听到石敬瑭的传位诏令，但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托付冯道看顾未来的继承人。
历史记录在这里再一次出现歧义。
石敬瑭拟传位给石重睿，这是《资治通鉴》的说法。
《旧五代史》留下一个说法是：石敬瑭留有“遗制”，传位给石重贵。
《资治通鉴·考异》引用《汉高祖实录》（此处的“汉高祖”指后汉刘知远）留下了另一有意味的说法。说石敬瑭病重不起之际，召集近臣嘱咐他们说：“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窃而处之久矣。寡人既谢，当归许王，寡人之愿也。”
现在（后）晋这个天下，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天下。寡人窃取而为己有很久了。现在寡人就要死了，应该将天下送归许王李从益。这是寡人的心愿。
李从益是李嗣源之子，在石敬瑭进入洛阳之后，李从益与李嗣源的王淑妃躲过一劫。石敬瑭进入洛阳后，找到他，以郇国（今属山西临猗县）三千户封给他作为“食邑”，李从益也被改封为郇国公，和王淑妃都居住在洛阳，让他来奉养后唐的祭祀。这也是石敬瑭的一个德政：灭人之国，不灭人之后。
种种迹象表明，石敬瑭待李从益不薄。但如果说要将后晋这个“天下”奉还给他，正如司马光修史至此，谨慎给出的四字史论：“此说难信。”
现在可以选择《资治通鉴》的说法，石敬瑭要传位给亲生幼子石重睿。
但这个临终遗愿遭遇了冯道与景延广的修正。
他俩不同意传位给石重睿。理由是：“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国家正在多难之秋，应该拥立一位年纪略大，有政治经验的君主。所以，他俩找到了被封为齐王的石重贵为帝。
刘知远已动野心
冯道当时已经做到宰相之职，是后晋最高行政长官。景延广官拜天平（今属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禁军精锐侍卫亲军中的骑兵、步兵高级统帅官，相当于国防军副总司令）。俩人又以景延广为实力强悍。所以这次拥立石重贵，景延广很得意，认为推举国家元首为第一功勋，就有了跋扈心态。他甚至以一个武夫的身份管辖文事：他擅自下令，禁止京师士庶聚会议论国家大事。此举可见此人确有专断习气。
石重贵、景延广、冯道，组成了后晋第二代领导班子的三驾马车。但这三驾马车得罪了两个重要人物，最后导致国家灭亡。
第一个得罪的人物是刘知远。
当初，石敬瑭病重时，曾经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这相当于要托孤，拜刘知远为顾命大臣。但正在做齐王的石重贵把圣旨压下不发。显然，石重贵知道刘知远的出现对他不利。这件事居然被刘知远知道，从此对石重贵心怀怨恨。石重贵后来做了皇上，刘知远内心里结的这个梁子是解不开了。
刘知远有脾气。甚至对石敬瑭有不满的时候，也要发作。
石敬瑭打下后晋天下，封官许愿，封了一批朝廷命官，光宰相就好几位，其中就有刘知远。这本来是晋爵的喜事，但刘知远却拒绝接受任命。使者几次颁诏，他都上表辞去不受。原来石敬瑭同时还封赏了自己的妹夫杜重威。刘知远认为自己有“佐命”之功，辅佐石敬瑭创业开国之功，而杜重威算什么？不就一个外戚吗？嘁！史称刘知远耻与杜重威“同制”，不想跟他接受一个制令“并加同平章事”。一直到石敬瑭派出特使连威胁带安慰，他才勉强接受了“同平章事”这个宰相官衔。
面对石敬瑭尚且如此，石重贵，刘知远又怎么会服气呢？何况当初还有那么一段过节？刘知远不服这位新任皇帝。
冯道，在石敬瑭时代，也曾出于讨好圣上的原因，一力推举籍籍无名的节度使杜重威做都指挥使，且做随驾御营使，活动在皇上身边，以此来排挤刘知远。而这个杜重威仗恃着国戚身份，到处搜刮钱财，弄得民众四散逃亡。但他出来经过街市，竟无耻地对左右说：“人们到处造谣，说我把百姓都驱赶光了。你看，为何市场上还有这么多人呢？嗯？”刘知远于是瞧不起这位尸位素餐的国戚杜重威，并因为他的作为看到了后晋的运数。他也因此对冯道没有好印象，内心也实在不服这位当朝宰相。
景延广一力推举石重贵，也让刘知远恨屋及乌。后晋建国之初，石敬瑭即任命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马军总司令），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步军总司令）。俩人官衔差不多，按军中威望，景延广远不如刘知远。但现在景延广居然借着推举之功，在朝中发号施令了！刘知远更不服这位新任的马步都虞候。
刘知远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他卑微的时候，曾是晋阳李姓人家的招赘女婿。有一次他在放牧马匹时，践踏了驻地僧人的田地，结果被僧人抓住打了板子。但刘知远后来到了晋阳之后，先把那个僧人找来，赐座，安慰并赠送东西给他。这样就争取到了晋阳乃至河东、中原的人心。这做法可能有“抄袭”韩信胯下受辱而后封赏泼皮的意思，但毕竟体现了一种不俗的格局。
现在“后石敬瑭时代”的三驾马车人人跟他有芥蒂，这事就不好玩了。刘知远乃是未来后汉的开国君主，王夫之许他为五代以来，“有志略”而近于“豪杰者”，石敬瑭辈都在刘知远的算中，何况石重贵！刘知远，是后晋得罪不起的人物。宦海本来就有风波，乱世宦海风险尤甚，刘知远一旦动了“豪杰”心机，当代天下已经没有对手。但他在推进自己的野心时，并不张扬。他守住天下第一雄藩河东，慢慢演绎自己的“天下”。这样，后面的故实就有了比小说设计都惊心动魄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节。
如此，后晋实在是不得不亡。
称“孙”不称“臣”
三驾马车得罪的第二个人物是耶律德光。
史称石重贵“少而谨厚”，年轻时很谨慎厚重。但他不善读书，石敬瑭曾找到当时的博士专门教他读圣贤书《礼记》，一个阶段以后，他还是不能理解《礼记》的大义。读着读着就烦了，最后对这位博士老师说：“此非我家事也！”读儒学经典，不是我们老石家的事！那老石家的事是什么呢？骑射。史称石重贵“善骑射”。所以这位沙陀族的后裔还是沙陀人习惯，打打杀杀有一套，读书治理天下是不在行的。
当初石敬瑭叛变后唐，进军洛阳，要留人镇守太原，耶律德光选择了石重贵，石敬瑭于是拜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原尹、北京（后晋的北京就是晋阳，今山西太原）留守，知河东节度使。从此石重贵取得了政治资本。他似乎应该据此感谢耶律德光，但在景延广的怂恿下，他跟耶律德光翻脸了。
后晋改变了对契丹称臣的惯例。
按照石敬瑭时的约定，石重贵即位，不仅应该向契丹称臣，还要奉契丹为“祖皇帝”，因为石敬瑭称契丹为“父”，他则自然应该称契丹为“祖”，自称则是“孙”。但在向契丹“告哀”起草表章时，景延广主张不搞什么表章了，就写个信，通知一下契丹，新任皇帝即位了，并且信中称“孙”不称“臣”。
石重贵要大臣讨论。
李崧不同意，奏道：“现在我们屈身于契丹，是为了江山社稷，社稷为大，这没有什么可耻的！陛下如果一定这样做，他日必落个亲身披了甲胄去同契丹打仗的结果，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但景延广坚持己见，力争不能称“臣”。
冯道则在其间含糊不明，也不表态。
最后出帝接受了景延广意见，给契丹送去的也不是“表章”而是“通知”。契丹接到“通知”后大怒，派使者来质问到底怎么回事，并且责备道：“石重贵即位，为何不先来禀告，自己骤然称帝？”
景延广坚持对等原则，继续用不那么友好的话语回复了耶律德光。
现在想想，可以理解：称“儿”称“孙”，不过是表示一下“辈分”，可以是私人之间的长幼关系；但称“臣”可就不一样了，那是表示“臣属”，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涉及国家尊严。石重贵、景延广显然对石敬瑭时代这个约定不满，因此决计不再“称臣”。
如此一来，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变数，而且慢慢推演，不可逆转。
投降契丹的赵延寿，此时正做着卢龙节度使，他很早就想模仿石敬瑭，也来弄个中原皇帝坐坐，因此多次劝说耶律德光“击晋”，攻击后晋。史称“契丹主颇然之”。契丹皇上深以为然。耶律德光认为必须要“教训”一下后晋了！
石重贵这时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北境的危险，他的心思现在全在叔母冯氏身上。
贪美色柩前成婚
冯氏是五代时一等一的大美人，原来是魏州副留守的女儿。石敬瑭镇守魏州时与这位副留守感情不错，就在称帝之后给自己的弟弟石重胤提了亲，两家结为亲家之后，石敬瑭还将冯氏封为吴国夫人。
说来这个石敬瑭也是个不读圣贤书的主儿，他因为疼爱这个兄弟，竟将其改名，大排行以“重”字行，成为自己的侄儿辈，表示要像爱儿侄一样爱自己的兄弟。但这位石重胤在李从珂之乱中被杀，去世太早，冯氏早早地做了寡妇。
石重贵早就贪恋叔母美色，石敬瑭一死，他得到了机会。
当时石敬瑭的灵柩还停在宫中，石重贵便把其叔母娶了过来。
群臣无耻，都来祝贺。
石重贵更无耻，对冯道等一干祝贺大臣说：“遵皇太后之命，因为丧事还没有完，这个婚事就不跟众卿举办大庆啦！”
群臣退出，出帝石重贵就开始与冯氏酣饮作乐。有时要醉醺醺地经过高祖石敬瑭的灵前，就用酒酹地，向先皇祷告说：“皇太后有命，这个婚事也不同先帝搞大庆啦！”
左右之人听到都不觉失笑。出帝自己想想也发笑，对左右的人说：“我今儿当了新女婿，怎么样？”
冯夫人和左右都附和着大笑起来。
皇太后也即石敬瑭的夫人李氏虽然恼恨，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个历史细节留在记录中，再一次证明：礼，在古代就是一种源于天道的行为规范；违背了礼，也即违背了天道下的行为规范；这样的人物事实上是对传统经验系统下规则的藐视，因此是传统所批评的对象，也是正道所批评的对象。他们在游戏规则中没有敬畏，属于“搅局者”，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大多走在人生失败的边缘。石重贵也不例外。赵匡胤时代，天下文明之沦丧，一至于斯。赵匡胤以后要一点点恢复天下文明，就要面对历史驶过的惯性，做出一点一点的努力，工作艰难……
且说石重贵的原配夫人正好也去世不久，现在既然收纳了冯氏，干脆就将她扶为皇后，即位中宫。
石重贵昼夜纵乐，冯氏得专内宠。宫女们只好纷纷讨好冯氏，只要冯氏张口，讨好者就可以封为郡夫人。冯氏更开始干预政事，在枕头风中，她的哥哥冯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物，被破格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国家管理。冯玉做学士后，专门雇佣了文人捉刀，替他写文章。不久这位冯玉又升任为枢密使，做了国防大臣，与景延广共掌全国武装力量。
景延广“十万横磨剑”
有个投降了契丹的牙将叫乔荣，契丹任命他为“回图务”，这是相当于边境商行的机构总管，负责两国边境口岸的货物交易。乔荣干得不错，有点积蓄，还在两国友好期间，在汴梁购置了房产。
到了石重贵时代，景延广就抓了乔荣，向出帝奏道：“从此凡是辽人在晋国境界内的，一律杀之，把他们的货财没收！”
说话就要杀乔荣。众人知道这事不得了！两国好歹和平多年，不见刀光，此时杀了人家的“回图务”，等于杀人家的大臣，那样岂不就有了吉凶难测的战火？诸人好说歹说，算是留下了乔荣一命。
乔荣被放行，临别时来辞景延广。
景延广对乔荣大言道：“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先帝是你们北朝所立，所以我等称臣奉表。但我们大晋现在的皇上乃是中国所立！现在所以降志低调面对你们北朝，正因为不敢忘先帝跟你们的盟约。晋、辽为邻国，我们称‘孙’，足矣，但断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不要轻信人言，轻侮我中国。中国士马，你也看到了。北朝的老家伙要是不爽，发怒，就请来战，孙儿这里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但他日要是为孙所败，取笑天下，可不要后悔！”
横磨剑，本来是指又长又重的大剑，景延广这里借指后晋精锐士卒。
“十万横磨剑”！乔荣觉得这番话够狠，但他担心回去说，恐怕没人信，就多了个心眼，对景延广说：“公这一番话，太多了，我害怕有遗忘，请您还是给我写张纸吧。”
景延广正在爱国热情血脉贲张中，根本就不在乎后果，就命人书写了这番话签名画押让他带走。
按照两国交往规则，景延广扣押乔荣，没收人家财产这件事，从性质而言，比“称孙不称臣”“十万横磨剑”要严重得多。为《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对此有一议论：“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犹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财货，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乔荣在汴梁的府邸，相当于后世的领事馆，有不可慢待的严肃性。景延广此举，等于践踏他国尊严和财产，这是任何一个邦国也不愿意接受的羞辱。
果然，乔荣回到契丹后，一五一十或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德光大怒。想起派往南唐的使者高霸在淮北之死（我将在后面讲述这个精彩的谍战故实），越发感到后晋对契丹的恶意了。于是，就在这一时刻，耶律德光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入据中原！
景延广一言丧邦。
“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
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
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各地有识者皆因景延广这一番大言，意识到天下要变了。
后晋名臣桑维翰多次请“逊辞”向契丹道歉，景延广根本不听。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更凭直觉知道“十万横磨剑”必然召寇，但是他也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开始招募兵勇，奏明朝廷在河东置备十几处要塞以备契丹。史称刘知远此时已萌“异志”。他之所以建构后汉帝国，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机有了更具体的蓝图想象。
当时天下藩镇，除了中原大藩之外，就属河东、河北最为强悍，其中尤以河东为盛。中唐以来，为害中原最深的也是河东。河东就是山西，因位于黄河之东，故称河东。此地唐时胡汉杂居，多产马匹，先后名藩如安禄山、朱温、李克用等，皆据河东而反。石敬瑭也是据有河东后，开始壮大实力。所谓节度使，事实上就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因此凡有节度使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视为军管辖区。最初唐代设于边陲，总十个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节钺，所以称为“节度使”。后来内地也开始设节度使，于是，地方行政与军政混合的行政加战区的藩镇，就成为百余年的制度性存在。河东节度使驻节太原，辖区屡有变化，但基本保持晋北晋中之地。
现在的河东，在刘知远辖下。
刘知远将河东建设得比以往更为强盛，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藩。
后来让赵匡胤头痛的北汉，也基本上是河东节度所在。终赵匡胤一世，没有解决河东问题——河东问题，要等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才彻底解决。
后晋的三驾马车得罪了耶律德光，招来亡国之战；得罪了刘知远，在亡国之战中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援力量；如此，亡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括民谷”四海遭殃
后晋出帝石重贵，因为国家管理的无能，已经失去了政治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严重的，他还有一项至为邪痞的政治经济政策：“括率”。
所谓“括率”，“括”汉语中有“搜求”的含义；“率”有“征求”的含义；直译过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搜刮”。因为搜刮的主要是粮草，故又称为“括谷”，史称“括民谷”。
但要记住：括率，不是地方藩镇行为，而是国家朝廷行为，是政府派到地方去搜刮粮财的临时性加税之经济行为。派出的官员有个临时的职称，就叫“括率使”。“括率”这个词，是在大唐五代历史文献中常常出现的血腥概念。
它从唐代德宗时代就开始了，但在五代时尤盛。官方派出“括率使”，带着工作组到地方，挨家挨户去搜刮粮草钱财。搜刮的名义可以是“朝廷用度不足”，也可以是“战争储备”，诸如此类。其实就是官员巧立名目入户抢劫。而且抢劫的额度有指标，这是比江南马楚的加税更狠毒的官方掠夺（马楚的故实，我会在后面来讲）。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地方官员在“括率”中，往往自行扩大规定的指标，将扩大出来的财货中饱私囊。这类现象，后晋一朝屡屡出现。
石重贵登基后两年，“括率”至有四五次之多。看新旧《五代史》、看《资治通鉴》、看《乾隆御批纲鉴》、看野史，都会发现后晋时期“括率”的疯狂。这是官方明火执仗抢劫的记录。后晋，因为“括率”而将自身置于历史上的“非法”之境。这类对私有财产的无情侵吞，是无道邦国的标志性痼疾。
赵匡胤的大宋帝国，与历史上的邦国或有多种相似处，但在对待私有财产方面，老赵和他的帝国是做得最好的。唐五代以来的“括率”行为，大宋从未有过。老赵不仅不允许部下剽掠民间财货，甚至对大军行动之后，被刁民乘火打劫的苦主，还由国家主动给予地方补偿。
与赵匡胤比，石重贵很像一个野蛮人。
现在来看后晋的“括率”。
出帝上台，老天闹灾。这一年，春夏干旱，秋冬大水；还有更厉害的蝗灾，蝗虫东起海边空地，西到陇头山麓，南跨江淮，北至幽蓟，从原野到山谷，从城廓到庐舍，漫天是蝗虫。不要说庄稼，连竹叶、树叶都被蝗虫吃光。这境遇下，若是赵匡胤早就开仓放粮了，但石重贵却开始了更加严苛的督催地方到民间抢粮。史称“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封仓全抢），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有因为藏匿谷物而被处死的人）”。
因为，整个后晋已经感觉到契丹在异动。这意味着：大战在即。
但地方官也有有良心的，实在完不成“括谷”的指标，“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自己宁肯丢官，也不去完成那个抢劫的指标了。
按照后来宋初全境约五百万人口计，后晋此时“民馁死者数十万口”，全国饿死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而流亡者更不可胜数。朝廷无粮，但马上就要有一场吉凶莫测的大战，这时，也看出了后晋官员的“觉悟”。史称“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后晋文武官员还是表现了极大的牺牲精神，自家献出钱财来“助国”打契丹。这是很难看到的历史记录。后晋人对契丹已经有了身份识别性质的“觉悟”。这个记录比起明末崇祯朝的官员来，似乎更多亮色。官员“助国”打契丹，有“同仇敌忾”的性质。据此可知，景延广对“士气”有估计。应该说，如果战略正确，调度得宜，最终战胜契丹是存在可能性的。但后晋没有抓住机会，多次有过失误，败亡已经不可避免。
契丹即将来侵、后晋全国闹灾、官吏各地括谷、士庶惊惧悲哀。后晋弥漫在沉痛而又凄楚的悲壮气氛中。
人祸猛于天灾
随着契丹的动作越来越明确，后晋的括谷也越来越疯狂。大兵一动就要粮草。因为天灾，史称“国用愈竭”，于是更派出“括率使”三十六人到各州郡再次去“括率民财”，这一次甚至下了死命令，三十六人各人都封赐了尚方宝剑，意思就是：地方如不听命，可以先斩后奏！到了地方，使者带上如狼似虎的吏卒，拿着锁链和刑具、刀杖，直接进入民家“括谷”。这时候，百姓家里的大人孩子个个魂飞魄散，吓得是求死都不可能——想死，也得拿出粮财来！更有地方县吏“复因缘为奸”——也就是借着国家这个政策随意扩大指标，多抢多占。
景延广也参与到公开抢掠中来。
当时规定河南府要经由“括率”，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擅自要求：“率三十七万”，那多出来的十七万，就是他自己要贪污的数额。
这时有位留守判官卢亿，对景延广说：“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
景公您出将入相，可以说富贵到极点了。现在国家不幸，府库都倒腾空了，不得已到民间去支取，景公您何以忍心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求个人私利，这岂不是为子孙带来后患吗？
史称“延广惭而止”。景延广惭愧而终止了贪渎行为。
卢亿，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他一直到大宋初期还在，成为赵匡胤一朝的官员。他的儿子卢多逊也是大宋帝国的名臣，虽然后来遭贬。
景延广最后“惭而止”，证明了他还有最后一点羞耻心。这是与那些天良丧尽，毫无羞耻心的各类官员不同之处。
后晋“括率”除了指标规定外，另有地区差别。譬如，当时河北恒州（今正定）、定州（今正定定县）灾情最为严重，所以朝廷规定，各地“括谷”，但恒、定二州不括。当时杜重威正出任顺国节度使，治所就在恒州。他也知道辖区蝗灾成一大浩劫，但却拿出“军食不足”的理由，违背朝廷规定，继续在境内“括谷”，史称得粮百万斛。但是这种“括谷”是“助国”打契丹的，因此，必须上报，但杜重威只上报三十万，其余七十万都流入私囊。不仅如此，他还借机下令向民间“借粮”百万斛，等到来年春夏将借来的粮食高价卖出，又得钱两百万缗。由此案例可以看出“括谷”的血腥程度。
当时治定州的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他的手下看到杜重威这么干，发大财，实在红眼，也想效法恒州模式“括谷”，并“坚请行之”。但马全节表现了与杜重威不同的姿态，史称马全节“以职在养民，不许”。因为官员的职责是“养民”而非“抢民”，所以没有允许部下“括谷”。
马全节的一番原话值得记录：“边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复扰之，则不堪其命矣。我为廉察，安忍效尤。”
边境之民遇到蝗灾旱灾，各家的吃用正在困境中，现在用官方行为再去骚扰他们，那百姓们可就没法活了！我身为观察使，怎么能忍心效法杜重威！
史称“百姓称其德”。百姓对马全节的德行大加赞誉。
但这个马全节先生，曾经带着一个妓女做婢女，在府邸外租了个房子给她住，有人将这事当作他的劣迹进了谗言，马全节就将这个无辜的婢女杀了。过了几年后，马全节在病中，多次见到这个婢女。有一次，家人都看见他在跟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他说：“你来这里干吗？”又说：“我给你钱财。”还说：“我给你塑像，抄经，超度你。”似乎有苦苦哀求的意思。最后马全节对家人说：“这个婢女一定要我跟她一起走，已经请告过冥府啦！”不久，马全节病逝。
这个故实，事实上透露了至少三个消息：第一，即使在乱世，打死一个无辜的婢女也是罪过。第二，马全节为自己的罪恶，有内在的忏悔和恐惧。第三，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现象；道德力量的潜施秘运，令作恶人永远不得安宁。最后一层意思，如果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会更深切地理解马全节的道德不安。他自己惩罚了自己。
逢乱世道义灭裂
且说“括率”。这个恶政，虽然是国家政府行为，但在地方官那里，往往要借这个政策巧立名目，不遗余力地盘剥辖区士庶，只要找到借口就上报朝廷要求“括率”，以此实现个人私欲。
镇守山东东平的杨光远，不久后投降了契丹，后晋朝廷下诏令山东兖州修筑守备设施，防御杨光远。当时的泰宁节度使安审信，就以“造城防楼堞”之名义，开始横征民财，充实自己的钱粮收藏。后晋朝廷大理寺卿张仁愿受派为“括率使”到兖州，带来的指标是：收取缗钱十万。来时，正赶上安审信不在，张仁愿以为他故意躲藏朝廷“括率”，就拘捕了泰宁的守藏吏，省军区仓库管理员，并指令他取一个库的钱。守藏吏见来人持有尚方宝剑，只好照办。这一个库的钱，就满足了十万缗的指标。而这样的库藏，安审信有不止一处。
后晋朝廷在赋税方向上是不讲理的。后唐时，规定各州府可以自卖海盐，一般每年可得十七万贯，当时不许民间卖盐，盐法严峻。石敬瑭德政之一就是开盐禁，规定：每户纳“食盐钱”自一贯到二百，分为五等，然后允许在这个范围内自贩海盐。这样就让国内的盐价下跌到每斤十到二十文。百姓曾因此蒙利。但到了石重贵即位，当年就改为重征盐商，过往贸易者收税：每斤七文；店铺坐商收税：每斤十文。盐税如此之重，令盐商在中原几乎绝迹，于是中原盐业重新收归国有，继续往朝的苛政，由官场买卖。更恶劣的是，原来百姓所缴纳的“食盐钱”本来属于“卖盐税”，现在不允许百姓买卖了，你倒是取消啊！后晋还不取消，继续收敛。这就等于双重征缴。史称“民甚苦”。
这个盐税的恶政，一直到宋代才革除。
……
越是知道五代诸国的虐政、暴政，越是理解大宋帝国的德政、仁政。
但就在这样的乱世中，在如此不堪的道义灭裂中，后晋与契丹有过三次大的决战。契丹虽然最后灭了后晋，但在三次大的决战中，后晋居然在举国“括谷”的灾难中赢得了两次胜利。了解这类中原战胜契丹，但最后又被契丹灭国的经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原衣冠与草原部落间充满血性与耻辱的盈虚消息；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原两大高人王朴和赵普为什么都提出“先南后北”的战略；更可以带着温情理解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政治家之责任伦理。
我先来说说两次“辉煌胜利”。
杨光远被逼造反
公元944年，时当后晋开运元年春，耶律德光下幽州，在河北、河南与后晋苦战，未能取胜。是为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与平卢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青州）杨光远有关。他给了契丹一个大礼包。
杨光远本来在后唐做官，跟着张敬达讨伐石敬瑭，眼瞅着失利，最后投降了石敬瑭，算是为后晋立下拥立之功。后来，在藩镇范延光“谋反”时，杨光远还镇压范延光，再立战功。两大“功勋”令杨光远声名大噪。
杨光远自恃拥有重兵，常常干预朝中之事，甚至多次抗命。史称石敬瑭“常曲意从之”，甚至将自己的女儿长安公主下嫁杨门，做杨光远的儿媳妇。
石敬瑭对杨光远的跋扈，常常给个模棱两可的姿态，让着他，但执政官桑维翰又兼任着枢密使，却不让着他，但也不欺侮他，只是按照传统法规给予裁定或批驳。附和桑维翰的，还有执政李崧。这样杨光远就无法太过分，但也很不满。后来他知道这都是执政桑维翰和李崧的意思，就有了怨恨。杨光远干脆给石敬瑭秘密上表，说执政的坏话。石敬瑭知道这份密表的厉害：完全听杨光远的，罢黜两位执政，晋国就别干活儿了；不听杨光远的，这小子要是闹起来，又是一大祸患。思前想后，石敬瑭做了一个决定：给桑维翰加一个兵部尚书的虚衔，李崧加一个工部尚书的虚衔，免去了这二人的枢密使之职务。
不仅如此，还多次要杨光远到河北一带来做“都部署”，前方总指挥，处理边境事宜。最后，干脆任命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治所在河北大名。此地辖境当河北南部，靠近幽州，属于天下重镇。
石敬瑭这一招太昏！任命完事，他就后悔了——这里距离契丹太近，万一这小子要是效仿老夫，那可不是耍的！桑维翰也有这个考虑，于是秘密请求分散天雄军的兵力，办法是：给杨光远加官为太尉（朝廷军事方面的最高荣誉职称）、改为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治所在河南孟州）。
杨光远得到消息，从此对石敬瑭和后晋有了怨恨心理，他开始暗中贿赂契丹，并多次向契丹自我表白，还私自训养了各类亲兵千余人。这时，他已经有了叛离的念头。只不过，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也知道“移镇”对藩帅伤害太大。于是又更命杨光远镇守山东青州，加封为东平王。这样，杨光远就由“省部级”升格为“国王”啦！此举，算是略略安慰了杨光远。在帝国之中，“王国”是最高行政级别了，再往上，就是“帝国”了。杨光远开始称王，也觉得尚好。就要求带着儿子杨承祚同行，石敬瑭答应，又拜杨承祚为莱州防御使，父子俱东。
作为临别礼物，石敬瑭还送给他们官马三百匹。
但就是这三百匹马，成了杨光远日后跟后晋翻脸的台面理由。
出帝石重贵继位后，也不敢得罪杨光远，还拜他为太师，封寿王。但景延广开始生事。他认为晋国马少，不利于以后与北方的征战，于是又开始“括”天下之马用来佐军。他给杨光远发去了一个口信，说先帝给你的良马三百匹，乃是借的不是送的，要还给朝廷。
杨光远闻讯大怒：“此马乃先帝赐我，安得复取！这是怀疑我造反啊！”
于是干脆就反。
他的谋反策略与石敬瑭如出一辙：召契丹入寇。
他告诉契丹愿意合兵灭晋，还说“中原士兵大半都饿死了，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耶律德光大喜，于是率十五万铁骑南下，连下贝州（今河北邢台附近）等地。后晋北疆的几个刺史也闻风而降。
为帝业“北结强虏”
从石敬瑭开始，中原大藩起兵造反，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就是契丹。除了契丹，他们也都知道拿不出更优势的力量来做那泼天的帝王“大业”。
石敬瑭做了皇上之后，中原连续有三个藩镇不服从他的调动，最后反叛，吓得石敬瑭心惊肉跳，几乎就要逃窜。最后他问计于河东大帅刘知远，刘知远说：“自古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陛下当年守晋阳，困难的时候，粮食已经不够五天所用，但最后还是成就大业。这就是天命。现在天下已定，内有劲兵，北结强虏，那些鼠辈又能干成什么大事！”这一番话，让石敬瑭放下心来。
“北结强虏”，是五代这一批要干“大业”的人最重要的依恃。所以能在乱世成事，这是不可忽略的“国际背景”。在这一层历史迷雾中，船山先生深刻地勘透了它的因果。他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这个现象时说：“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故三镇继起，张皇欲窜，而刘知远曰：‘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则契丹以外，敬瑭无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
这段话意思是：（历史来看，每一次改朝换代）如果道义道德不可依恃，那就依恃功业名望；功业名望不可依恃，那就依恃权力权谋；权力权谋不可依恃，那就依恃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石敬瑭这些都没有足够资源可以依恃，但他之所以在汴梁僭位而自认为是天子，唯有仗恃契丹的声名用来恐吓臣民而已。所以三镇一开始叛乱，他认为自己没有力量能够弹压，就想逃窜。刘知远说：“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透过这句话可以知道：石敬瑭实在是除了契丹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他人间立命也即充当天子的资本。
杨光远要干“大业”，也要依恃契丹的力量做一次中原之主。
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尚在时，他有过一次机缘。
三镇之一的滑州（今河南浚县东）叛乱，杨光远受石敬瑭之命前往剿抚或平叛。但他部下的大兵还没有到滑州时，士卒们听说滑州已经反了，就想推戴杨光远做皇上。士卒们认为主帅杨光远当初在晋阳投降石敬瑭，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推动主帅当皇上，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加官晋爵。于是大胆不逞之徒开始啸聚，阴谋胁迫杨光远起事。
但杨光远认为这个“机缘”并不成熟，理由很多，但我能猜想他的小九九，就是还没有做好勾结契丹的准备！依靠他现有的藩镇力量，要推翻上台不久的石敬瑭，似还没有胜算。于是，他严厉斥责了这伙闹事的部下，大言道：“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出于穷迫，今若改图，真反贼也。”天子这个位置，岂是你们这班家伙贩卖摆弄的玩物！本帅当初晋阳之降实在是出于形势所迫，现在要想改变图谋，那可真是反贼了！
像石敬瑭一样，何时是合适机缘，他们有动物直觉般的感应。
滑州，杨光远没有反，史称“其下乃不敢言”，他的部下听到这一番话，这才不敢多言。这是五代史上“被拥戴”不成的一个案例。当有此“被拥戴”的故实之后，石敬瑭对杨光远应有小心翼翼的提防；杨光远也应有擘画野心的推演。现在，石敬瑭已死，石重贵跟契丹闹翻，景延广来讨要“三百匹马”，杨光远的动物直觉有了反应，他认为：这一次，真的机缘来了。
所以，他开始吆喝契丹入主中原。
而契丹，也正在寻求战机。现在，不仅杨光远在招呼契丹入寇，连赵延寿也在怂恿契丹南下。听说中原又在蝗旱大灾中，契丹认为：向“十万横磨剑”雪耻的时机到了。
耶律德光制定的总体战略是：从幽燕出兵，过黄河，与山东杨光远会合，而后西进直捣汴梁。
第一次战役开始了。
耶律德光兵败北归
出帝石重贵得到契丹南下消息，河北战事失利后，开始亲征。
景延广官拜御营使随行。
他们得出一个战略判断：“契丹东过河与光远会合，则河南危！”
于是出帝大营横在耶律德光与杨光远之间，与契丹相拒于澶州（今河南濮阳）、魏州（今河北大名附近）一线。又遣名将李守贞、皇甫遇以兵万人沿河而下，伺机寻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景延广口吐大言甚壮，领兵行阵实孬。此人无见识，更无胆识，却又无端傲慢，气势凌人。两军第一次接触，契丹在河南戚城神速包围了后晋名将高行周、符彦卿等人。在这之前，景延广曾下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他的意思无非要诸将尽力，不要等待援军。但契丹大军来势太猛，戚城甚小难以固守，于是高行周等人火忙告急。景延广不救。时间一天天过去，出帝担心戚城有失，只好令景延广坐镇大营，自己率军去救。契丹闻讯解围而去。被围的将军见到皇上，感动得哭诉起来：“陛下若是再晚来一天，恐怕戚城难保！”
两天后，后晋名将李守贞等人北上来到一个叫马家口（今山东聊城附近）的地方，主动寻战。契丹匆忙遣步卒万人筑起营垒，散骑兵于营垒之外，又遣余兵数万屯在河西，有船数十艘往来渡兵。契丹还没有安排妥当，李守贞大兵已到。
一战，击败契丹骑兵。
再战，拔掉契丹营垒。
三战，杀获契丹援兵。
契丹大败，乘马赴河而逃，溺死者数千人，俘虏斩杀也有数千人。契丹河西之兵看着几千草原兄弟葬身河东，恸哭而去，不敢东来。
杨光远率兵出青州，准备西会契丹军，也被晋将击退。
戚城解围后，耶律德光示弱，退兵顿丘（今河南浚县北），打算诱使晋军离城后，契丹起伏兵邀击取胜。恰巧赶上阴雨连绵十余日，晋军倒是有追击的打算，在老天干预下，闭城不出，契丹伏击计划落空。
深春三月初，契丹派遣十万草原兵再攻戚城。出帝石重贵率众出城，临阵督战。大战从中午至傍晚，胶着中互有胜负。
耶律德光看到晋军严整，说道：“杨光远那小子说晋军大半都饿死了，哪是那么回事啊！”
看着大仗互有胜负，耶律德光心下不禁有了怵意。
天黑，两军暂时休兵，晋军退入城中，耶律德光想想退也不是，扎营也不是，又鼓余勇，召集精兵在暮色中强攻戚城。但晋军有准备，黄昏下万弩齐射，契丹死伤甚众。眼看天色越来越黑，契丹军不敢在城下扎营，又害怕晋军夜袭，便趁着月光，连夜北退三十里。第二天，未见晋军来追，于是干脆沿途烧杀抢掠，撤兵北归。
杨光远的地位瞬时尴尬起来：继续追随契丹，人家已经返回草原了！继续做他的藩王，明显已经惹翻了石重贵，青州已成孤城。
他的好日子不多了。
后晋契丹反目以来的第一场战役，结束。
后晋取胜三考
此战，事后来看，后晋的总体战略不错，将大军直接挺进到冀中、冀南，与河南连为一线，横亘于杨光远和契丹之间，始终不让他们连接，相当于围棋中的“隔”，契丹与杨光远就是俩“孤子”，未能连成一片。这应该是后晋取胜最直接的军事原因。
此战还有三个信息值得注意：
一个是中原民气甚旺，在反击契丹时大有同仇敌忾的气势。甚至，远在西北宁陕一带的定难节度使李彝殷还主动率兵四万从麟州（今陕西北部神木县）过黄河，进入契丹之境，以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李彝殷此举深得兵法之要。他的行动等于在全面战场上又开辟出北边的一环。契丹与青州，一南一北“夹击”后晋；后晋与麟州，又一南一北“夹击”契丹。战场出现了“双环结构”，不仅后晋被围，契丹也被围。所以出帝石重贵很重视定难军的这一次“围魏救赵”式的主动军援，战时，即升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开运元年（944）春，晋出帝在北面牵制契丹，特意封赏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契丹西南战区总司令，防备契丹由此路南下。所以当出帝与契丹大战时，李彝殷得到消息，尽管契丹没有从他的辖区南下，他还是主动出击，侵扰契丹的西南方向，遥远地声援了后晋帝国。
有一个叫程福赟的人物，值得在这里说说。
出帝北征时，他当时正做着奉国右厢都指挥使，五代时，马军旧称“护圣”，后来改为“龙捷”；步军旧称“奉国”，后来改为“虎捷”。都是对禁军的称谓。禁军有左右两部，称为“左厢”“右厢”。程福赟的“奉国右厢都指挥使”，就是步军右厢总指挥官。
这一支步军有了“阴谋拥戴”的军变，夜间开始纵火焚烧大营。
程福赟组织灭火，自己也被烧伤。大火被扑灭，哗变者没有成功。
当时战场形势险恶，京师空虚，天子在外，而契丹即至，程福赟思前想后，认为不应该因为这一场变故而动摇人听。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隐匿这件事，不去上报，尽可能地将消息控制在小范围内。这是“以静制动”的兵法枢机所在。
程福赟不简单。
但有个下级军将，很想肉体消灭程福赟，他好取而代之，于是诬陷说程福赟参与叛乱，与哗变者同谋——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何不上报？
出帝闻言，想想也是，哪有那样的人啊？于是抓了程福赟，程福赟也不自辩，最后被杀。史称“人皆以为冤”。
后晋帝国，无道至此，还有这样的忠义之人，实属难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契丹开始得到河北等地后，总是对地方有“抚慰”，地方官也往往留任拜官并有赏赐。等到戚城之败，惹恼了耶律德光，再后来，攻略所得的庶民，一律杀害；俘虏的军士，全部烧死。史称“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中原士庶对契丹开始有仇恨积聚。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当时后晋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是驻守三晋大地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刘知远虽然也曾有过大兵异动，早期也曾抗击契丹，但在这一次决战中，却始终是佯动。出帝下诏令他率部出恒州（今山西大同）击契丹，他却兵屯乐平（今山西昔阳），逗留不前。
出帝返回汴梁后，对景延广有了不满，夺了他的大权。
景延广“郁郁不得志”就居住到洛阳。他也看出中原虽然战胜，但长久看，似不是契丹对手，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开始大置宅第，广置伎乐，恣意放纵，聊以度日。出帝也有感觉：战役虽胜，但实不足为喜。投降的将士、背叛的刺史、不听调遣的大将，特别是刘知远的河东，正在做大做强。这些都让晋国有了隐忧。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孟浪，不该放纵景延广横挑强梁。
一代名相桑维翰，在后晋朝中遭遇一群昏人的排挤，此际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但他还是相信契丹的魔力，于是多次劝谏出帝向契丹请和，停止战争，以此来缓解大晋倾覆的结局。石重贵于是派人向契丹奉表称臣求和。
耶律德光回信说：“让桑维翰、景延广来；再把镇州、定州割给我，乃可以谈和。”
将本国大臣送给敌国，已经割让燕云十六州，还要继续割让两个大州，这条件根本就不是条件，这是明摆着不想“和”。史称“晋知其不可，乃止”。
两国的仇雠已经不可化解。
此际只有你死我活。
事实上，契丹连岁入寇，不仅中原疲于奔命、边民受尽战火之苦和“括率”之毒，契丹人和牲畜也损失惨重。契丹部落民众也普遍厌战。耶律德光的母亲述律平太后开始劝谏儿子。
她说：“让汉人来当胡人大汗行不行？”
耶律德光回答说：“不行！”
太后又说：“那你为何要当汉人的皇帝？”
德光道：“姓石那小子辜负了我对他们的恩义，不能容忍。”
太后说：“你现在即使取得汉地，也不能居留；万一有差失，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德光一向服从母亲懿旨，也准备接受母亲的意见。但一想起“十万横磨剑”就无法按下一股腌臜之气。
述律平太后又对她的下属众人说：“这些年来，汉儿哪曾睡过一晌好觉！自古以来，只听说汉来和蕃，没有听说过蕃去和汉。汉儿如果能回心转意，我们又何必吝惜与汉儿和好！”
这番话的意思是：只要汉人继续来求和，契丹还是愿意忘记“十万横磨剑”的故实，争取与汉人和好如初。但后晋一次求和不成，就没有再派人来说项。后来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对大臣李崧等人说：“如果当时晋国使者再来大辽求和，我也许就答应了，那可能就没有这一次南北之战了。”
后晋没有再去求和，契丹想着“十万横磨剑”，于是，有了第二次决战。
皇甫遇置死后生
公元945年，辽、晋大战于阳城（河北安国、顺城附近），晋兵大败契丹兵，耶律德光仓皇北遁。是为第二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与幽州节度使赵延寿有关。他怂恿了耶律德光。
契丹大将赵延寿，原来是中原将领，多年前跟随老爹赵德钧投降契丹，此人有战功，契丹有“以汉制汉”的远猷，所以赵德钧死后，他一直得到重用，给了他一个幽州节度使。
幽州节度使又称卢龙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是当时河北最大的一个藩镇。
此外，契丹还赐封赵延寿为燕王。赵延寿对契丹是死心塌地、忠心不二。更妙的是，赵延寿也想效法石敬瑭。耶律德光知道他的意思后，就答应他：如果灭晋，中原之主就由他来替代石重贵。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赵延寿使出了浑身解数要完成“灭晋”大业。于是多次怂恿耶律德光南下。
后晋开运二年（945）初，耶律德光二次入寇。
赵延寿任先锋。
石重贵闻讯还想亲征，无奈正生病在床，只好先派出诸将北上抵御。
初战，晋军不利，在退屯中乱了章法，不但委弃器甲，还焚掠所过。抵抗外敌入侵的大兵成了掠夺子民的土匪。
春，正月，出帝下诏开始部署诸军。
契丹逼近邢州，义成节度使皇甫遇领兵赴邢州。
契丹侵犯邺、邢、磁三州（今河北临漳、邢台、邯郸），抢光杀尽，入据邺镇境内。
后晋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全部行营兵数万人，列阵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安阳河水之南。
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兵往前方打探契丹情况，以为大军相机决战提供可靠情报。
他俩孤军直入，相当于火力侦察，一直到了邺州辖境，不料与数万契丹兵遭遇，皇甫遇等边战边退，直到榆林店（今属山东）后，契丹更多人马结队而至。在这生死存亡的惊险时刻，皇甫遇与慕容彦超谋议道：“我等现在退走，将会被追兵全部杀光，不能再退！”
于是在戒备中布设军阵，从中午到下午，两个多时辰中，与敌力战百余合，相互都有杀伤。战至惨烈时，皇甫遇战马仆倒而死，舍马步战，继续格杀。仆人杜知敏把自己的战马给他，皇甫遇一跃上马，再战。敌兵少却。皇甫遇见危困稍解，寻杜知敏，知被契丹擒去。皇甫遇道：“杜知敏义士也，不能丢弃他！”
于是与慕容彦超率众跃马杀入敌阵，夺取杜知敏回来。
敌军虽众，但交战锋面，双方士兵直接面对的人数却大致相当，只是敌军锋面厚度大于晋军。契丹的做法是：将刚才战斗的将士换下，又派新的生力军列阵来战。这样，契丹每一轮交战都是生力军；皇甫遇每一轮交战都是反复厮杀的疲军。皇甫遇、慕容彦超二位将领知道这是最后时刻了，二人相互鼓舞道：“我们这些人已经不能退走，只能以死报国！”
从白天到日暮，安阳河水之南的诸将有些奇怪：怎么皇甫遇出去探听敌情，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大将安审琦道：“皇甫太师到现在没有消息，一定是被北虏所围困。”
言犹未了，有骑马来报，告知皇甫遇等被契丹数万人包围。
安审琦毫不犹豫，即上马引骑兵出营来援。行前，张从恩说：“探马所报未必可信，假如契丹真的蜂拥而至，即使我军全部派出，怕也不足以迎战，您去有何用？岂不白白送死？”
安审琦道：“成或败，是天意，万一不济事，理当与皇甫太师共承受之。但假如契丹把皇甫太师掳去，我等何面目去见天子！”
于是渡过安阳河水向北进军。契丹兵遥见南方烟尘扬起，知有援兵北上，马上解围而逃。契丹兵退时，军中自相惊扰，混乱中迅即流传开一个谣言：“晋军全部杀过来了！”当时契丹耶律德光正在邺镇（今邯郸），闻听此信，也慌忙向北逃遁，不敢过夜，一直到鼓城（今石家庄晋州）才立住脚。
安审琦此役再一次证明两件事：
第一，契丹并不可怕，中原将士完全有能力战胜他们。
第二，契丹也很怕中原。
五代“风月案”鉴戒
安审琦，五代名将，曾在后晋后汉时多次抗击契丹。后来周世宗时，因功加封太尉。镇守地方时，史称“严而不残，威而不暴”，严厉但是并不残酷，威权但是并不暴虐。民众很是怀念他的德政。
但安审琦有好色之癖，在大宋成立的前一年，时当后周显德六年正月，被他的仆隶暗害而死。原来，这个仆隶与他的爱妾私通多年，爱妾总是害怕事情败露，就与这位仆隶商议谋杀亲夫。仆隶害怕，爱妾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反告你欺凌我！”仆隶不得已，答应了她。等到当晚，安审琦大醉，在帐中睡觉，这位爱妾就取来安审琦枕下的宝剑给仆隶，要他快快动手。事到临头，仆隶还是害怕下不了手，最后召来他的同党，杀害了一代名将。接下来，这二人又杀害了将军帐下的所有妓妾，试图灭口。
出事后，一开始没有人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安审琦的子侄辈就在灵柩前哭泣道：“大王平生器业，如此煊赫，难道就不能显露威灵，让那奸人受罚吗？”据说，当场就有一个仆隶，自己用自己的手擒捉自己的身体，仆倒在灵座之前。事情终于败露，被安审琦的儿子捉住，复了仇。当时的周世宗柴荣听闻此事，大为震惊，史称“为之辍视朝三日”，为他的死停止上朝办公三天。还下诏赠官，追封他为齐王。
记录这事的是大宋名臣丁谓，出于他的《丁晋公谈录》。他同时还记录了另一宗风月案。
说后晋时，襄阳藩帅高怀德，他的部下小校有人与爱姬私通。这位爱姬私自将大帅的锦缎棉袄送给这位小校。小校拿了锦袄到市上去卖。高怀德已经知道，没有作声。别人也知道了，就来告诉大帅，说“大王的锦袄，有人拿了在市上卖”。高怀德说：“锦袄，是皇上赏赐的，但又不是我一人得到赏赐，岂能只有我家有！你莫要乱栽赃！”这事这样过了很久，小校都不知道大帅已经早已知道此事。后来高怀德找了个另外的缘由，将这个小校“阴去之”，暗中解决掉。
丁谓说这个事，来与安审琦比较。
据说安审琦曾经有一夜，烛光下，隔着帘幕，恍惚看到有奸夫偷偷地溜出宅中。但安审琦不知此事应如何处理，声张吧，坏了自家名声；不声张吧，咽不下这口腌臜之气，只在烛光下按着自己的两个膝盖，叫着自己的名字，叹一声：“叵耐审琦！”我安审琦真是无法忍耐啊！但据说正是因为这一声叹息，让安审琦的爱妾动了杀机。
丁谓对此评价道：“居上位者，对治理小人要选择时机，不如，反而会很快受害。高怀德与安审琦这俩案子，可以作为鉴戒啦！”
五代史，风月奸杀案不多，忙里偷闲，说在这里，也可以考见当时的风俗生态。藩王藩帅，管不住姬妾和部下，也是一景。
符彦伦大摆空城计
且说皇甫遇等虎口脱险，与诸将一道返归相州（今河南安阳）。晋军听说此事，人人振奋，更是钦佩叹服皇甫遇与慕容彦超二将的神勇。
但耶律德光并不死心，并很快就知道了晋军虚实，又马上回师南下。
有一天，晋军正在议论如何固守相州时，赵延寿带领的数万契丹骑兵已经在安阳水北了。
这是一场两头害怕的决战。开始时是晋军怕，后来是契丹怕，后来又是晋军怕，后来又是契丹怕。各自都有面临敌阵虚张声势的时候，也有在恐惧中绝地求生的时候。
晋军曾留五百人守安阳桥，这是安阳河南北的通道，直接通连相州。也即是说，契丹从北而来，要克相州，要先过安阳桥。过了安阳桥，就相当于兵临城下。但当时任检校太尉统帅张从恩认为这五百步兵很难守卫一座孤桥，于是便将他们招入城内。这就等于放弃了安阳河到相州的通道。此时，契丹兵只需要缓缓渡过安阳桥，就可以顺利到达相州城下。而张从恩则带领大军南撤到黎阳（今河南浚县）。相州几乎等于空城。
相州守卫将军符彦伦并不慌乱，他命令城上挥舞旌旗鼓噪呐喊，契丹迷惑，不知城中实情，未敢过河。到了第二天天亮，赵延寿来了，他大着胆子率契丹军过桥渡水，迅即展开，组成钳形阵容，在方圆十几里的战场上，从北、东、西三面，远远地围了相州。北边一营还向南缓缓推进，逐渐逼近相州城下。赵延寿把武装起来的骑兵全部列阵于相州北门下，摆出要攻城的样子。
符彦伦鼓舞五百将士说：“这是胡虏要退走前吓唬人而已！不要怕！”
随即派出这五百全副武装的士卒，在城北列阵以待契丹。
这时，符彦伦等于与契丹在相州城北空地上处于对峙之中。但契丹兵不探虚实，终究没有敢动。与此同时，后晋末帝石重贵已经下诏要禁军精锐，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率兵趋赴相州。赵延寿得到情报，退走。相州神奇地得到保全。
这一次战役，又有远在陕北的振武（在陕西与内蒙古之间）节度使折从阮，在契丹背后异动，他包围了胜州（今属内蒙古准格尔旗），接着又急攻朔州（今属山西）。这就给耶律德光造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危机。他一定以为这是后晋全部战略的一部分，是预先规划好了的行动，其实是中原将士的主动性战略配合。
折从阮，就是后来戏曲舞台常常说到的佘太君的祖父。佘，即折（音舌），有说法认为是折姓后来改为佘姓，也有说法是佘姓正宗说法当为折姓。折从阮的儿子折德扆，后来又在与中原联合中立功，此为闲话、后话，表过不提。
草原“铁鹞”进军晋营
这时，出帝石重贵病情略见好转，他说：“现在不是我睡安稳觉的时候！”开始强打精神部署诸将出征。
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人发来奏章告知：“据契丹降者言，虏众不多，我军宜乘其散归北方之时，大举径袭幽州！”
出帝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于是在全国各道（道，当时的省级行政单位）征兵，又下诏告知天下：晋帝亲征。几天后，从大梁也即汴梁出发。史上每论及帝王从汴梁出发亲征，总要用到很有气魄的四个汉字：“帝发大梁”。皇帝从大梁发兵征讨。
二月，出帝石重贵到达滑州，命安审琦屯邺镇。又到澶州，命马全节诸军按谋划好的节奏顺序依次北上。
赵延寿退兵直到山西大同，他用老弱兵赶着牛羊经过祁州（今河北安国）城下时，当地刺史沈斌上当，以为契丹兵不过尔尔，于是自领少数兵勇守孤城，派祁州主力出城攻击。赵延寿乘城里大军出去十几里地后，知道城内空虚，迅速集结早已埋伏好了的精锐骑兵夺取城门。两军在城门之下苦斗，沈斌站在城楼上指挥，赵延寿对他喊话道：“沈使君，你我是老相识了，古人说得好：‘选择祸害要选择小的’，事已至此，干吗不早早投降！”
沈斌道：“你父子因为失算陷身胡虏，投降倒也罢了，现在还忍心率犬羊摧残父母之邦！你不认惭愧和羞耻，反有骄矜之色，这是为何？我沈斌即使弓折矢尽，宁可为国捐躯，死也不可能效仿你的所作所为！”
城陷，沈斌自杀。
五代史中，少有死节之士。我行文中，凡遇此类人物，一般不惜笔墨，彰显人伦大义。
晋军攻打契丹时，连下数州，俘获赵延寿的降卒数千人。降卒中有人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晋军攻取了好几个州，契丹主知道后，正在率众南向，约八万余骑，要收复诸州。估计明晚左右就到了，应该早为防备。”
这一情报最后证明基本靠谱。这是耶律德光在倾全国精锐来与后晋争天下。一场惨烈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后晋的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大将杜重威等人听到这个情报后，大惊失色，当天，退保泰州（今河北保定）。但契丹随后即到泰州，杜重威等不敢当，继续南撤。契丹跟进，晋军至阳城（今河北顺平县附近），契丹也随后到达。晋军将士返身与契丹决斗，一战，契丹大败，北逃十余里，蹚过白沟（海河支流）才稳住神。但在耶律德光的调度下，大兵不久重新集合，从四面包围了杜重威。史称“晋军结阵而南，胡骑四合如山”。我很欣赏这十二个汉字，几乎无法传达的现场气氛、阵势、敌我心态，那种恐惧中的勇敢，被这十二个汉字说得如此精彩！契丹与后晋都在害怕，两军的勇气几乎全部来源于恐惧。
阳城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后晋军一面竭力抵抗，一面撤退，一天后退十余里，已经人马饥乏。
晋军撤退到河北省顺平县东南的白团卫村（这里还是阳城辖区）。他们开始埋设鹿角。这是一种小型拒马，木架子交叉搭建，前端削尖，用来迟滞敌军骑兵的进攻。契丹这一次几乎全军出动，将晋军围了好几层。他们更派出精锐绕过晋军大营，切断了后晋军的粮道。晋军当天即断粮断水，派人挖井，不料当地土质沙化严重，每一次都是刚刚见到水，井壁即砉然坍塌。全军无水，将士们用布帛包起泥浆来拧了过滤，挤出泥汁，勉强饮用。
当晚，东北风起。
这个风向对晋军不利，晋军担心敌军火攻，将士一夜无眠。
第二天，是公元945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北风刮得更猛更烈，一些房屋都已经被掀翻了屋顶，大树也被吹倒。这是平原地区罕见的一场春季寒风，风中还带着冬日凛冽的肃杀之气。阳城战场的气氛开始变得越发紧张了。
耶律德光因为切断了晋军粮道，又在顺风中，他有了胜利的预感。他坐在契丹族独有的战地移动指挥“大奚车”里自信地部署草原大兵。“大奚车”应该是可以被几匹马拉的平板大车，耶律德光站在车上，应该能够环顾四周，将士们也应该能够看到他。
他站在车上开始了简短的战争动员。他说：“晋军也就这点儿人了！都给我把他们擒了！尔后南下取大梁！”
他远远地望见晋军营地到处都是鹿角，就命令草原“铁鹞”，也即铁甲骑兵全部下马，拔除鹿角。上万骑兵穿着笨重的铠甲，下马步行，清理鹿角，从四面进入晋军大营。同时，位于东北方向的草原兵们开始顺风纵火，火光中，还扬起尘土，造成了一种迷迷茫茫的战场景观。
名将符彦卿横击契丹
晋军已经远远地看到几里地外的火光了，甚至听到契丹兵的呼叫了，历史记录道：“军士皆愤怒，大呼曰：‘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后晋军士们人人激动愤怒，大叫道：元帅为何还不下令冲锋，这不是要让我们士卒白白在这里等死吗！
中原将士们不想等死，纷纷请战。
诸将也来请战。
但都招讨使，也即军中主帅杜重威道：“风太大了！等风稍缓，再看是不是可以一战。”
马步都监（骑兵步兵的总监，略相当于政委）李守贞见形势危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的形势是，彼众我寡，但在这漫天风沙中，双方谁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人。拼死一战，或有胜算。这一场风沙，乃是天助我也！等到风沙停了，我军士兵看到敌人兵多将广，一旦夺气，我等就完蛋啦！”
说罢，他不等杜重威发令，就直喊一声：“诸路兵马，出发击贼！”
行前又对杜重威这位中军主帅说：“令公好好守住大营，守贞率中军决死矣！”
大营另一阵地，马军左厢都排陈使，也即战阵前的马军左路指挥官张彦泽召诸将问计，诸将都认为“虏得风势，我军逆风而战不利，应该等风向有变再战不迟”。张彦泽也认为有理。于是坚壁不战。
诸将退，但马军右厢副排陈使，也即战阵前的马军右路副指挥官药元福留下，对张彦泽说：“今军中饥渴已甚，如等风回，我等恐怕早已成为契丹俘虏了！现在敌人正以为我不能逆风来战，我等偏偏要逆风而战，出其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
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也即战阵前的马军、步军总指挥官符彦卿支持药元福的意见，他说：“与其束首就擒，何如以身殉国！”
于是，张彦泽、药元福、符彦卿并大将皇甫遇引精骑出西营门，逆风中，发起攻击。
其他大营诸将闻讯相继率军跟进。
中原将士在风沙火光中连续不断地踊跃而出，契丹兵始料不及，史称“却数百步”。正是这“数百步”的退却，为中原兵赢来了机会。
符彦卿临阵与李守贞遇合，问李守贞道：“咱是带着队伍往来厮杀，以此守卫大营，还是直前奋击，决胜今朝？”
李守贞道：“情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还可以调转？不必！长驱直入，向前！向前！”
符彦卿等人听后，大吼一声，跃马前去。
此时风势更加强劲，一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战场仿佛进入黑夜。
符彦卿率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喊声惊天动地。
与诸军比较，符彦卿这万余骑似乎让契丹兵更为印象深刻。这些中原将士在火光和风沙中辉映闪现，犹如天兵天将，扫掠着契丹的战阵和大营，任何抵御对他们都没有意义。偶尔组织起来的几队契丹敢死兵试图阻止他们，但是无效。你阻止他们，他们向前、向左、向右；不阻止他们，他们也向前、向左、向右。他们只知道向前、向左、向右，横冲直撞，就是不向后！他们抡着大刀，挺着长戈，向前、向左、向右，将眼前遇到的一切——无论士兵还是将军、战马还是辎重、栅栏还是营帐——统统砍倒、挑翻，而后，继续向前、向左、向右。契丹兵看到满脸黑灰的大兵鼓勇向前时，一嘴白牙格外显眼。每一个士兵都在抡动砍刀，挥动长戈。金属的碰撞声，士兵们在恐惧中互相鼓舞的呐喊声，大刀、长戈飞起时的呼啸声，在契丹大营此起彼伏。
符彦卿曾多次击败契丹，故契丹人对“符彦卿”大名一直畏惧有加。
李守贞令步兵全部出动，拔去鹿角，与骑兵一起出斗。这样，就在后晋骑兵扫掠过后，更跟上了黑压压的步兵。一时间，步骑俱进。
契丹骑兵赶紧准备上马迎战，他们这才发现犯了一个错误：铁鹞战骑上马是要解决一堆零碎的，骑兵的盔甲、武器都与战马的装备配套，史称“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而李守贞部则如神兵一般从风火中跃出一匹又一匹战马，在愤怒的士兵簇拥下，忽然出现。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契丹的骑兵优势顿失，在漫山遍野的杀声中，契丹大败而逃，势如山崩。中原兵逐北二十余里，一路上收获契丹委弃战马铠仗无数。
契丹散卒在阳城东南的水边，稍稍恢复整顿军列。杜重威做出了他一生中也许是唯一有点亮色的决定，他说：“贼已破胆，不要让他们有时间重整军列！继续出击！”
他派出了精骑攻击，契丹兵全部渡水退去。
耶律德光乘“大奚车”北行十余里，速度太慢了，追兵就要到，慌忙中，逮着一匹骆驼，乘之而逃。
天色大亮，士兵找到水源，一通狂饮。诸将请急追北贼，意欲犁庭扫穴，直趋幽燕。杜重威不同意，他说：“碰到北贼，咱们幸而没被杀死，难道还要向他们要什么衣囊吗？”李守贞也同意不再追赶，他说：“两日来人马渴甚，现在有水喝了个饱，都跑不动了，不如全军而还。”于是人马退保定州。
以阳城大捷为标志的第二次战役，结束。
初夏季节，出帝石重贵从澶州还大梁。一路上，得意扬扬。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还有第三次战役在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