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高平之战

高平之战是后周与北汉—契丹联军的一次决战，也是赵匡胤的福缘之战。它让周世宗柴荣重新认识了赵匡胤。高平之战后，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稳定性。赖此一战，中原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一大强国，也为后来大宋王朝的建构预先铺演了地缘环境。

平北汉柴荣亲征

后周大帝柴荣即位伊始，即准备在南唐用兵，目的为取江淮之地，免除后顾之忧，同时又借助江淮粮仓，为大兵提供粮秣，好用于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兵发江南时，却得到了北汉来袭的消息。

仇国后周，太祖郭威病逝，让北汉主刘崇大喜过望！他当即谋划趁后周国丧期间大举入寇。于是派遣使者到契丹请兵。

公元954年农历二月，契丹派遣武定节度使（治所在陕西洋县）、政事令（国务大臣）杨衮率领万余骑到达晋阳（今太原）。另有一种说法是，契丹派遣的援兵除了杨衮万余骑之外，尚有其他部落步骑五六万人，号称十万，来助刘崇。

刘崇称帝之始就有了与契丹的勾结。当时的契丹主还是耶律兀欲。兀欲曾令部下给刘崇的儿子，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刘承钧写信，表示通好的愿望。北汉本来承续后汉而来，刘崇又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而刘知远一直抗击契丹，不与契丹通好。契丹不知道现在北汉的姿态，所以，首先派人与刘承钧联系，大有投石问路之意。

刘崇知道消息后，大喜，即令刘承钧回信，称：“本朝已经沦亡，我来绍继其位，很想遵循晋朝先例，向北朝（契丹）求援。”

这话给契丹传递了三个信息：

一、我刘崇想坐稳这个帝位。

二、我北汉与契丹“通好”的模式，不必效法刘知远的后汉，可以效法石敬瑭的后晋。石敬瑭那时怎样与契丹“通好”，我就怎样与契丹“通好”。

三、期待契丹支持后汉。

耶律兀欲得到消息后更加高兴。这是继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李守贞之后，契丹经略中原的又一颗棋子！

而这时后周也派遣了使者来与契丹联系——当时的中原诸国还没有人有覆灭契丹的梦想，所有的中原帝国，最大志向就是守住燕云旧地，与契丹划定合理疆界，和平共处。后周也没有“扫灭契丹”的梦想，只是想最大程度地收复石敬瑭时期的失地。派遣使者出使契丹也是这个用意。

耶律兀欲等人研究中原形势后，给了刘崇一个答复，送来了三个信息：

一、后周也在与我们契丹联络。

二、但我们契丹愿意与北汉刘崇友好。

三、每年，北汉要给契丹输钱十万缗。

刘崇研究这些信息后，非常害怕。他担心后周与契丹“通好”，于是很快答应契丹的条件。不但答应岁币十万，还上书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请契丹天授皇帝给北汉皇帝施“行册礼”，也即由契丹册封，以此取得刘崇出任北汉皇帝的合法性。

不久，耶律兀欲在内斗中死亡，但继任者耶律璟却将这一份政治遗产继承过来，继续保持着与北汉的宗主国关系。所以，当北汉求援时，耶律璟保持了契丹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派出大将杨衮来为刘崇一壮声势。

北汉主刘崇则自率精兵三万，任命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军在团柏（今山西汾西县）会师，南下赴潞州（今山西长治）。

义成军要塞，今属河南滑县，北汉在山西中部和北部，并不实际占有滑县，因此，白从晖的节度使，是“遥领”不是“实领”，是一个虚衔。武宁军要塞，在今江苏徐州，张元徽的节度使，也是“遥领”。

北汉军屯驻梁侯驿（今山西沁县附近），后周的昭义（治所即潞州）节度使，大将李筠派遣将军穆令均率步骑兵二千人迎战，李筠自率领大军在太平驿（潞州附近）安营。北汉第一名将张元徽与穆令均交战后，佯败，穆令均得胜追击，张元徽伏兵起，穆令均阵亡，潞州兵被斩杀千余人。李筠初战不利，退归潞州，据城坚守待援。潞州在开封和太原之间，各距二百公里左右。

周世宗柴荣得到了北汉南侵的消息，准备御驾亲征。

但群臣并不信柴荣有战场经验。这个新任的后周皇帝，此前几乎没有战功可言，万一带兵败衄，对立国不久的后周来说，不是耍的。

老臣冯道说：“刘崇自逃归晋阳后，国势蹙，士气丧，必不敢自来。先主晏驾不久，陛下新近即位，人心易动，故陛下不可轻易北征。应遣一员上将去抵御。”

柴荣道：“刘崇庆幸朕有国丧，又看我年轻新立，很有吞并大周、席卷天下之心。朕不可不往。”

冯道坚持争辩。

柴荣道：“过去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去亲征，朕何敢偷安！”

冯道说：“不知道陛下能做唐太宗否？”

柴荣说：“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

冯道说：“不知道陛下能为‘山’否？”

周世宗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估计没有人听了这话会高兴。冯道自以为是四朝元老（加上契丹，是五朝元老），此番话说出，大有倚老卖老的意思。

但大臣王溥极力鼓励柴荣亲征。

柴荣不听诸位意见，独纳王溥之说，亲征。

两军遭遇对峙巴公原

北汉张元徽前锋正在乘胜扫荡晋中南，进逼潞州。

柴荣下诏，令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固镇出北汉军后，镇宁节度使郭崇威副之；又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引兵自晋州东北邀击北汉，以保义节度使韩通副之；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将兵先趋泽州（在山西东南部），宣徽使向训监军。

显德元年（954）三月十一日，柴荣从大梁出发。随柴荣亲征的有大将张永德、李重进、樊爱能、何徽等人——还有赵匡胤。另遣慕容延钊出军北汉身后，刘词调遣兵员随后跟进。

柴荣志在必得，这阵营，几乎是倾全国之精兵而动。但柴荣等于自己做了先锋官，真正的大兵还在后面，他不管更多，带着不足一万人的先锋部队，只管前进！

五天后，柴荣到达怀州（今河南沁阳）。

控鹤都指挥使（皇家卫队指挥官）赵晁私下对通事舍人（传令官）郑好谦说：“贼势方盛，我军应该持重缓进，挫其锐气。”郑好谦将这番话的意思告诉柴荣。

柴荣正要疾进以占其先机，听到此言，大怒道：“你哪能说出这等话来，一定是有人指使你这样说。说出这个人，就让你活，说不出，就让你死！”郑好谦只好实话实说。柴荣将这俩人都上了枷锁关在怀州的监里。

然后继续前进，当晚，过了泽州，在城东北野营。

北汉主刘崇以为年纪轻轻的柴荣必不敢亲征，他见潞州城坚固，难以攻取，决计越过潞州不动，直取大梁。

不久，北汉兵前锋与后周军前锋在高平以南相遇，一战而退。柴荣担心北汉兵全部撤回晋阳，那样就要攻城，而攻城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平原野战。于是加紧前进。刘崇接到退回的前锋兵将后，在巴公原布阵准备决战。

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战开始了。由于战场在高平巴公原，所以高平之战又称巴公原之战。高平之战是后周与北汉—契丹联军的一次决战，也是赵匡胤的福缘之战。它让周世宗柴荣重新认识了赵匡胤。高平之战后，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稳定性。赖此一战，中原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一大强国，也为后来大宋王朝的建构预先铺演了地缘环境。

北汉处于山西这个狭窄的地方，地缘上属于河东（大河之东）。五代期间连年征战，国力至刘崇时，已经很微弱。北汉，盛唐时有户二十七万九千一百多家。到北汉末年户口仅余三万五千二百余，约当盛唐时的八分之一不足。刘崇强征十七岁以上男子当兵，总兵力三万多，几乎动员了全国五分之一人口参战。于此可以概见刘崇押注之大。

后周大军日夜兼程，直抵高平南郊。军队在晋城境内安排了供给府库即后勤管理机构，当时叫管理院，前后迤逦有几个村子。周世宗进入晋城地界，受到将士们欢迎，他乘坐的车辇被围住，士兵要一睹皇帝风采，柴荣从车辇走下，与士兵见面步行一段路，然后上车，至今晋城还有下辇村、上辇村。柴荣还做了充分的战前动员。他知道此战意义重大。

柴荣在追击北汉前锋部队时，刘词后续大军还没有跟上，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北汉赢得了先期优势。

巴公原决战就要开始了。

后周左翼为李重进、白重赞；右翼为樊爱能、何徽；张永德领御林军跟随柴荣，居于中军，算是中军之内的总指挥部。左、右、中军，加指挥部，四个方阵，总兵力不到一万人。赵匡胤在张永德麾下。

北汉—契丹联军布局是：刘崇居中军，张元徽领左军，契丹杨衮领右军。总兵力四万余人。

北汉兵在北。

后周兵在南。

这时候在刮东北风。

东北风从正面、侧面扫掠着后周兵。

除了风声和偶尔的马嘶声，两军应该在方圆几十里的紧张对峙中有了大战前的寂静。

一战告捷大败北汉兵

北汉主刘崇遥见周兵不多，有点后悔向契丹借兵。他认为不用契丹兵也可击败后周军队。刘崇对诸将说：“我自用汉军就可破周军，何必一定要用契丹！今日不只要克周军，也要使契丹对我心服。”轻敌情绪溢于言表。

杨衮策马前来觇望周军，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这是一支经由郭威训练出来的大军，不可小觑。他退回去对北汉主说：“这是劲敌啊！未可轻进！”

北汉主有一种临战前的兴奋，他激动地说：“时不可失，请公勿言，试观我战！”

杨衮听后默然不悦。

忽然，东北风开始转向，居然变成了南风！

每一个北汉兵都感到了迎面来风的冲击。

契丹大将杨衮预感到不祥，他所在的位置让他看到了周兵的左翼和中军。

风向的转变，让北汉一位文官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看出了危险。他劝刘崇，风向突变，吉凶未卜，或有不利，不宜出击。刘崇此时已经听不进劝告。杨衮再次向刘崇进言，劝他小心为上。刘崇骑在马上，细细的胡须迎风飘动，有了舍我其谁的慷慨。他很不礼貌地向杨衮挥挥手，说：“时不可失，请公勿言！”

杨衮闻言愤愤然而去。

待双方布阵完毕，刘崇觉得主动出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命正当后周右军的张元徽率左军首先进攻。

张元徽催动万余人马向后周右军杀去。

后周右翼不足三千人，指挥樊爱能、何徽应该听说不久前张元徽伏杀李筠部将穆令均的战事，两军刚刚遇合，还没有交手呢，已经没有了勇气，居然不战而逃，三千人的队伍一时溃散，没有跟随樊爱能的，约近千人脱下盔甲放下武器跪倒双膝，投降北汉。

后周右翼阵脚大乱——很快，右翼已经不复存在。这样，后周的中军和御林军拱卫的指挥部右侧已经完全暴露。

周世宗柴荣观察战场形势后，深知局势瞬息万变，有此一败，后周士气正在丢失，也许只需要一个呼哨，就有可能全军溃逃。但就是这样的时刻，柴荣显示了一个统帅的天才。他看到左翼李重进那里碑碣一般镇静，李重进与白重赞似乎正在等待战机。于是，大帝柴荣不但毫无惧色，反而更加冷静。冒着北汉射来的箭簇，他调动起亲兵来——督战。

内殿直马仁瑀对众将士说：“让陛下的乘舆受敌，还用我辈干什么！”跃马引弓大呼，连续射杀数十人，后周士气益振。

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对大帝柴荣说：“贼势到头了，也就这样了，不会有大的动作了，很快就会被我所擒了。愿陛下按辔勿动，慢慢看诸将破敌就是。”说罢，也带领数百骑兵冲入敌阵。

当后周兵万分危急之际，赵匡胤的天才也同时显现出来。他对身边将士说：“主上如此危险，我等怎能不拼性命！”

张永德没有得到命令，在他的职业习惯中，此时只应护卫皇帝柴荣，其他，不遑多想。老赵看到傻乎乎镇定着的上级张永德，忽然建议道：“太尉，贼寇表面气焰嚣张，但我等力战决计可以打败他！您手下有众多能左手射箭的士兵，请领兵登高，射箭出击为左翼，我领兵为右翼攻击。国家安危存亡，在此一举！”

张永德一怔，但多年征战的经验让他立即就明白了，老赵的建议在此时乃是一个胜负手，存在着转败为胜的战机。于是并不计较上下级的格局，就按照下级老赵的临时动议行动起来。他与老赵各率二千人开始了布阵与冲锋。

他俩等于机动替补了樊爱能右军的全部空当，从后周禁军中调出四千人扑向了张元徽。

我猜想张永德的二千箭手应该分成几个横列，譬如四个横列，每个横列五百人，展开，应有几华里的锋面。他们顺风放箭。他们次第搭弦、射出、后退；后一列队伍向前，继续搭箭、射出、后退；第三列队伍再向前，搭箭、射出、后退……如此循环不断，每一次都有五百枚钢铁箭簇射入北汉军中，连绵不绝，在顺风躺倒的北汉兵尸体横阻中，张元徽感到战场已经不那么流畅了。

如此，虽然后周没有了右翼，但总算稳住了中军和御林军的阵脚。

老赵这边则身先士卒，率军从右翼远远地包抄过来。老赵快马首先冲向北汉前锋，麾下士兵平时受老赵训导，此际拼死，无不以一当百。当我展开想象试图复原这一场战役时，最初想到的是楚霸王的巨鹿之战。二者规模或不相当，但老赵麾下的士气能在大军溃倒之际不但不丧失战斗力，而且越发激起拼死一决的勇气，恐怕是楚霸王也难于达到的军神气场。很快，形势渐渐发生逆转，北汉军队开始心生怯意，向北退却。南风扫掠中，木叶齐飞、血雨迸溅。后周兵的呼喊声追着张元徽的左军，一直透入到北汉的中军、右军。

而李重进和白重赞的左翼，也忽然如山崩一般发出呼啸，向北汉右翼杀去。那一种气势同样不可阻挡。

柴荣站到高地，亲眼看到了老赵的不凡。老赵调遣同列驰马冲锋，汉兵大溃。老赵甚至已经杀到河东城下，组织起兵勇来，抱了柴薪堆到城门下，燃起大火。这时，一支流矢过来，射中老赵左臂。但老赵带伤决战，血染征袍。柴荣看到后，担心老赵流血过多，令传令兵追到老赵，要他退出战场。

随后，柴荣领兵亲自冲击北汉，刘崇远远看到，急调心爱战将张元徽御战。这样，刘崇就犯了两个错误：左翼在胶着中失去主将，而张元徽也将因为战场换位心绪不宁。果然，正在督战的张元徽听令后，无暇顾及已经转强为弱的左翼，匆匆向中军跑去护驾。也许正是因为临时换位的慌张，张元徽在操控战马时有了失误，导致马失前蹄。后周兵不容分说，一涌而上，刀戈并舂，像捣石臼一样，舂死了张元徽。一代名将就此凋零。

北汉大将阵亡，士气瞬间垮塌，数万北汉兵被南风吹散，平野、沟壑、丘陵、树林、水畔，到处留下尸体。

樊爱能、何徽带着几千逃兵南奔，一路上张弓搭箭，刀剑出鞘，干吗呢？剽掠辎重。让运送军用物资的役夫惊慌奔逃，丧亡很多。柴荣派遣近臣及亲军去追樊爱能等人制止他们，但没有人愿意奉诏。有些派出的近臣甚至被逃兵所杀。逃兵们还一路狂呼：“契丹大至，官军败绩，其他的将士都已经投降啦！”逃跑途中，路遇后续部队刘词，樊爱能等阻止刘词不要再去送死，刘词不听，更加着急地引兵北上。在黄昏时，追上了后周大军。

当时北汉主尚有余众万余人，与后周隔着山涧仓皇列阵。但刘词到了以后，事情就简单了。刘词指挥起生力军来，与诸军兵合，跨涧与北汉兵再斗。北汉兵大败，尸体满山谷，丢弃御用物资和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计。

当晚，柴荣在高平野外宿营。樊爱能等人听说周军大捷，多少有点纳罕，但还是与逃跑的将士们慢慢返回，有些跑得快的跑得远的，直到天亮还没有赶到柴荣大营。柴荣捉到一部分临阵脱逃的周兵，就在营外正法。他还接受了大将张永德的意见，斩杀了樊爱能等逃跑的将军数十人。从此以后，周兵的军纪成为真正能约束将士的制度。

柴荣与刘崇相拒于高平时，曾命泽州刺史李彦崇带兵守江猪岭（属于潞州），遏北汉主遁归之路。大战一起，就有樊爱能等南遁的消息传来，李彦崇便以为这一仗完了，北汉胜了，没有必要再设伏江猪岭了，北汉主战胜，会走大路的，于是引兵而退。没想到柴荣这一仗算无遗策，北汉主最后果然从这一条小路遁去。在后来的日子里，柴荣得到消息，将这位刺史连贬三级，只让他做了率府副率，掌管农业水产物资的副官，相当于从“正厅”降到“副处”。

但是从北汉投降过来的士兵数千人，却一个没有杀，选了一部分老弱病残，给予他们路费干粮服装之后，遣返北汉，另挑选几千强壮者组成新军，令前武胜（治所在河南邓州）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去戍守淮上——柴荣始终想着中主李璟的江南。

大学士逃命丛林

北汉主逃到高平，然后换上农家服装，史称“被褐戴笠”，又乘上契丹所赠的黄骝马，率百余骑由秘道雕窠岭逃出追兵。半夜迷路，抓住村民做向导，不料向导“误导”刘崇奔了晋州（今属河北石家庄），极度疲惫中，多走了一百多里路，才发觉不对，杀了向导，又折回，昼夜北走。到一个地方说歇歇脚，备了饭还来不及吃，听到传言说“周兵至”，就仓皇而去。刘崇已经年老力衰，趴在马背上日夜驰骤，几乎虚脱，勉勉强强回了晋阳（今太原）。刘崇很感谢这只黄骝马，回去后，给它盖了一间专用马厩，很多地方装饰上金银，每天给它吃精美的“三品料”，还赐它一个封号：“自在将军”。

刘崇稍稍定神，就开始厉兵秣马，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兵来袭。

杨衮带着他完整的一万骑兵北屯代州（今属山西）。

刘崇遣宠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礼送杨衮，并同时向契丹求救。

有意思的是，名相李谷在大战中走散，结果被乱兵逼迫，做了俘虏，又从俘虏营中逃出，避乱山间，几天后才找到大本营。

李谷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名士，后周的王朴与李谷曾经被士林共同赞誉，当时流传一句话：“朴能荐士，谷能知人。”

后晋灭国，晋主北迁时，无人敢招待落魄的出帝石重贵，只有李谷，拜迎于磁州（今河北邯郸）路旁，史称“君臣相对泣下”。李谷对石重贵说：“臣无状，负陛下。”将全部私财都送给出帝。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对此评论道：“天下之士，苟有所负者，其所为必有异于人。”天下的士大夫，万一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他的所作所为一定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李谷身为后晋臣属，未能保全首领，自认为有负于社稷君王，所以有愧怍之心，在这个地方就有了“耻感”的天然流露。儒学论“礼义廉耻”是字字有实处的。李谷是五代十国时期，比较有“士行”（士大夫之德行实践）的官员。这类官员，乱世，极少。

耶律德光发使至磁州，李谷将来使斩首，秘密地汇报给河东刘知远，还派遣河朔的绿林好汉梁晖入据安阳。史称“契丹主患之，即议北旋”。如是，则耶律德光放弃在中原称帝，退回草原，李谷有一功。他后来也曾被契丹俘虏，但以智慧和勇气与契丹周旋，没有屈服。后周初年，李谷任中书侍郎、平章事。此前，朝廷需要牛皮制作甲胄，故牛相当于战略物资，官府因此禁止民间私用牛皮，宰牛后，所有的牛皮一律送到官府。唐明宗李嗣源时，官府接到牛皮，还给庶民盐巴作为补偿，到了后晋石重贵时，连盐巴都不给。后汉刘知远时规定：私自动用一寸牛皮即处死。但民间岂能不用牛皮！故往往有铤而走险者，为一张牛皮丢了性命。李谷以宰相的身份调查此事，并计算出国家每年所用皮革数量，而后重新规定：每十顷田、每年向官府交革一张，其他多余的牛皮，允许士庶留用，只是不允许卖于敌国。这是郭威时李谷的德政之一。世宗柴荣征刘崇时，他已经加封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一个宰相、大学士在丛林中逃命好几天，这事在今天，该是一个不小的新闻。

柴荣在潞州城里赏高平之功。以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又盛称赵匡胤之智勇，柴荣提拔老赵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因为高平一战，赵匡胤进入后周高级军官行列。此役，赵匡胤还不过是一个宿卫将军，是张永德的麾下，危局中居然敢作敢当，现场指令顶头上司排兵布阵，张永德对老赵不得不刮目相看。

老赵的福缘不仅在此，也正是在这一场大战中，他赢得了张永德的钦敬。而张永德对老赵的心悦诚服，则成为历史通往陈桥驿的另一个隐秘的逻辑起点。

高平之战的历史大义

高平之战，另有历史大义。

按照船山《读通鉴论》的意见，高平之战，不仅仅关乎北汉、后周之兴亡，更关乎天下“治乱之枢机”。从历史时光的后面来看，一家一姓之兴亡确实并不重要，譬如，后周，不过是郭氏夺了人家刘氏的社稷，丢了后周，这个后周本来就不应该是郭氏所应有；北汉，兴起的是复仇之师，灭了后周，也不算不义。但说它关乎“治乱之枢机”则另有道理。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后梁朱友贞，后唐李存勖、李从珂，后晋石重贵，后汉刘承祐，这些邦国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于外寇，而是亡于大藩的骄帅。这些藩镇刺史，带着并不忠贞之心，觊觎高位、贪婪荣华，因此对故主兴亡并不介意，反而会利用故国之亡成其不轨之志。故在历次大战中，大帅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家实力之扩张，而不是同仇敌忾扫荡仇雠。所以大战中并不鼓勇向前，反而一败而溃的战例比比皆是，犹疑观望的大藩在在皆有。甚至在溃败中，反而反戈内向，挟持故主而迎奉国仇，并因此而居功邀赏。平时拥兵自重，据土自强，做着国家的将相，却尸位素餐，只想着如何在自家地盘上成就非分的想法。这就是五代藩镇的真实面目。所以船山先生断言：樊爱能等人在高平之战中，所以未战即溃，当时就是存了这类念头。

四朝老臣冯道，也怀有此心。

勾结契丹，以成就升迁，不仅在藩帅们那里如此，在下级军官中，也有人愿意这么做。如广顺三年，郭威的时代，就有齐州（今山东济南）戍卫部队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死都监杜延熙，准备策划接应契丹军队的事件。事情虽然没有成，但这是一个恶例。证明借助契丹图谋不轨者，即使在下级军官中也时有人在。

当时的柴荣，并非郭威之血亲后裔，也未有大功于邦国，郭威时代就有朝中元老对这个没有军功的皇上养子有过莫名的嫉恨。柴荣那时镇守澶州，但知道朝中有乱象，多次要求入朝做官，辅助养父一整朝纲，但大臣王峻等人一力排挤，不让他入朝。王峻此时虽然已经死去，但朝中王峻第二、第三之类人物还是不少。假使高平一役，柴荣不是御驾亲征，而是坐镇京师，派出诸君去平定刘崇，万一小战不胜，大军奔溃，那非常有可能重现藩帅回师，假敌手之力反灭故主的历史场景。樊爱能辈未战即溃，这个可能性太大了。当初郭从谦、朱守殷就是这么对付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康义诚就是这么对付李从厚的，赵德钧就是这么对付李从珂的，杜重威、张彦泽就是这么对付石重贵的，侯益、刘铢就是这么对付刘承祐的。这些人的规律性做法就是：“秉钺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带着皇上封赏的节钺出军，却背信弃义倒戈而回，敌寇还没有进入本国，而孤立无助的国君已经被逆臣杀害。周世宗柴荣，如果不是坚持北上亲征，也很有可能会有此结局。

这说法并不是为历史做假设，而是五代藩镇逻辑的经验性呈现，是一种屡见不鲜的风景。

如果出现这类风景，那将不仅仅助长当朝逆臣之恶，让中原从此继续习惯于乱世而无底定，更让刘崇之辈挟契丹而入据中原，那时，不知又要有多少场“打草谷”，而黎民之苦更无尽头了！当初耶律德光都赖在中原不想走，耶律璟如果过来，怎么肯走？那样，就等于是一场靖康之祸！

冯道所熟悉所盘算的，就是这类风景。他正等着“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呢。

但大帝柴荣决志亲征，高平对垒之际，右翼已经溃败，但这一队人马，还不足以摇动众志；樊爱能的溃掠逃兵，也不能够回奔京师劫掠宫阙；柴荣及诸君将士身立血战之功，而樊爱能等人伏法，没有人敢为之说情请命。“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船山先生认为：“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荣之所以能够稳稳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为赌注，为生民请命而得到的。船山先生将高平之战看成是“为生民请命”，从大历史视角看问题，就应有此见识。最后，船山先生认为：周世宗是有资格成为唐太宗那样人物的，这不是“冯道之老奸所可测”的大义所在。

他认为周主没有当时斩了冯道是因为“惮于其虚名”，忌讳冯道的虚名。

王夫之痛恨冯道，就差骂一句“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了。

“五朝十君”老宰相

冯道这个人，史上即存在争议。

《旧五代史》对他评价不低，《新五代史》则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近世以来，更有文化本位主义者，对他有了新的肯定性评价，但民族主义者，则往往对他有了更深入的否定性评价。

冯道在“赵匡胤时代”是一个奇异存在。

事实上，他已经在不顾旧君、迎立新君，并以“事当务实”的姿态，回应了整个乱世，这样，对他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就有一个问题：“事当务实”，不应该吗？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问：“事当务实”就是应该的吗？

如果不应“事当务实”，士君子们在乱世中该如何处世？

如果应该“事当务实”，圣贤价值在乱世又当如何评价？

这可不是小问题。毋宁说，这是中国文化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是有着富有道德张力的大问题。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经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如前所述，王夫之的严厉批评更再次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

但回首纷乱的往事，重行思想冯道的思想时，也可以发现另外的可能性。

应该从冯道的一个个故实，展开对他的分析。发生于冯道身上的故实，是不可移易的铁案——至于对这些铁案的理解或讲述，当然因人而异。我要说的，是我对冯道的理解和讲述；也即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这样说话，是想避免一种争论或指责。当你认为我所言“错误”时，我也可以指责你的所言“错误”，有意味的是：你我之间，可能不存在仲裁。

我还知道一种智慧不那么高妙的独断论者有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当他看到“无仲裁”这类判断时，率先想到的是：“怎么能没有仲裁？什么什么思想，谁谁谁的意见，难道不是仲裁吗？你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我很熟悉这类批评。我愿意耐心而又温和地预先回应在这里：您所谓的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而不是对你）而言，不是图腾。这类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的重新思想历史人物，不构成尺度。我的尺度，价值尺度，在您知性可以感觉的苑囿之外。您所陌生的领域，恰恰是我所熟悉的。而我，愿意在我熟悉的苑囿，愉快地游戏。所以，我尽可能地谦逊一点，不去指责你的“错误”——我知道，那是你心目中的冯道，不是我心目中的冯道，当然，反之亦然。

我想象中，或经由我重行思想而“建构”的冯道形象，来源于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记录，也即俗称的所谓史料。我选择几个记录，大约可以呈现冯道比较丰富（而不是单向度的）的人性。

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十君，做了二十多年宰相，人称官场“不倒翁”。

“不倒翁”的菩萨行

在这么多年的宰辅生涯中，他的个人操守有他人不及处。

乱世战争中，美女是战利品，每一次都有人取（不是娶）了美女送他。他的反应是，能推拒就推拒，不能推拒，就为美女安置别室，然后，设法找到这个女子的亲人，送她回去。乱世中取来的美人，大多是贵戚，一般也都有不俗的品质。但冯道不动心。这样的柳下惠品质，节制自己的欲望，在三千年文明史中，能够做到的，有多少人？唐太宗李世民对节制一向做得相当不错，但唯独在性的欲望方向上，他无法节制自己。冯道，在很容易得到性的满足的机缘之下，却像处理日常“义利之辨”一样，不动心，臻于化境一般，恪守圣贤之道，与他为人诟病的“事当务实”有了道德方向的紧张。

人性的复杂，即使在道德评判中，也往往充满可能的坎陷。一字褒贬之下，距离三维世界可能很遥远，也许还不过是一个二维的平面价值表格，甚至也许不过是一维线性世界的简单数据，无法整全性质地描摹三维世界中人的丰富。

褒贬，需要重新思想之后的推演。如果不考虑人性的复杂，就一时一事而论定史上人物的褒贬，很可能是言不及义的，也很可能是问题重重的。

冯道在听到父亲丧事的消息后，当天夜里就徒步出发，要赶几百里路，回去奔丧。他的家人在后面追上他，将路上需要的行囊给他。为父亲服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倾尽所有，救济乡里，甚至还在夜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去帮着没有能力种田的人家去种田。说他有民生理念，是有道理的。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认为四方无事，冯道就在皇上比较得意的时候，对他说：“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常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道理也是这样啦！”这一番话感动了李嗣源。

李嗣源又问：“今年丰收了，百姓们的赡养是否该充足啦？”冯道说：“农民们遇上灾年就饿殍满地，遇上丰年又为粮价便宜发愁。无论是丰年、灾年，都有困苦。这是只有庄稼人才有的处境啊！我曾记得以前有个进士聂夷中的诗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语虽粗俗，但说出了庄稼人的甘苦。农民是士、农、工、商中最勤苦的，陛下不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李嗣源听了很高兴，让人将聂夷中的这首诗录下来，经常诵读。

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冯道正在邓州做官。他赶回京城来向草原帝国的君主效忠，这事成为他一生中的耻辱，但他在跟耶律德光对话时，仍然不忘记民生。耶律德光也知道天下疲敝，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说：“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这时候，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了百姓啦，但皇帝您能救！

耶律德光没有更大程度地凌暴中原士庶，应该与冯道这一句话有关。这就是“一言兴邦”的最好注释。乃至于大宋名相王安石认为冯道此际是“屈身以安人”，所安者，百姓也。这种行为就是“诸佛菩萨行”，对冯道此语评价极高。有意味的是，将冯道骂得一钱不值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行文至此，也愿意说一句公道话：“人皆以谓契丹人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

冯道的民生理念，感动了王安石，也感动了反对他的欧阳修。

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记录者那里，是经由思想之后的再讲述，其间的褒贬清晰可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出现了丰富性。

他对美色的超人自控能力，体现了他的道德操守；他对民生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传统圣贤精神的肯认。但他真正的复杂性，更体现在他对军政事务的处理方向上。这方面，他有“典型案例”。

远结契丹冯道出使

石敬瑭时，举国投靠契丹。契丹帮助石敬瑭有了天下，曾派人出使后晋，后晋需要派出大员去回应契丹的来使。一次朝会，石敬瑭说：“咱们应该派遣一位宰辅做大使，到契丹走一趟。”

这时候，朝中的大臣，宰辅一级的官员有好几个，都不敢搭腔，因为他们知道，到了契丹，生活苦不说，能不能回来不是个可以肯定的事。过去很多出使契丹的人，都被留下没有回来，韩延徽、赵德钧、张砺等，都没有回来。他们不愿意离开桑梓之地。此外，虽然已经与契丹通好，但是反覆难测，万一有变，性命休矣。于是，没有人愿意去。

冯道正与诸公在政事堂刚刚吃完饭，知道这事后，就对厅堂的管理主任说：“我冯道可以走一遭。”管理主任听后，手都发颤。冯道很从容地要来一张纸，写了两个字：“道去。”冯道出使契丹。当即就替石敬瑭拟定了一份敕令：着冯道出使。写完这道敕令，管理主任都流下泪来。冯道却找一个人交代他回冯府向妻子告别，自己连家也不回，当晚就住在驿馆中，准备出使的细节。

石敬瑭很感动，为他饯行，他说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头，说到为了家国，不得不劳烦国家大臣出使远方，石敬瑭甚至很动情地向他敬酒。

契丹因为冯道名气大，所以对他也是极尽礼数，招待他的规格与招待本国国相的规格一致。赐给的物品也一样。平时赐给契丹宰辅象牙笏，也赐给冯道象牙笏；腊月赐给契丹宰辅大牛头，也赐给冯道大牛头。冯道还写诗记录此事：“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契丹看到诗很高兴，就暗示要把冯道留在草原。冯道回答：“两朝皆臣，岂有分别？”我冯道在后晋、契丹两朝都是臣子，留这里在那里，有什么区别。

契丹赐给他的财货，冯道全部用来购买薪炭。人问他，他就说：“北方地方寒冷，我老了，不堪忍受寒冷，要多买些取暖。”

他这个举动对契丹人有了感化作用。契丹人最后决定还是放他回中原去吧，尽管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人才！但契丹放他走时，冯道又三次上表愿意留下。契丹知道这是礼数，还是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让他南下。等到确定可以走了，冯道又拖拖拉拉了一个多月。等到出发了，又在各个驿站住上好几天，这样在契丹境内走了两个月。等到一出契丹国境，冯道马上命令快快回京！他早就归心似箭啦。人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冯道答：“契丹多诈谋。我如急着回国，他们要是看出什么端倪来，按照他们的骑兵那脚力，想追上我们，就是一个晚上的事，咱怎么走得脱？我不急，慢慢走，他们就无法测度了。”

后晋与契丹联盟，这事，不是冯道做的，却是冯道遭遇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中原帝国勾结草原帝国形成一种屈辱的联盟，是冯道见证的“实然”世界。他只能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做事。他可以不到契丹去，但必须有人到契丹去。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如果打破平衡，也即与契丹诉诸战争，按照中原当时所有的国力准备，有否胜算不论，兵戎相见中，民生的苦难就会以“浩劫”的局面而出现。契丹的“打谷草”，后晋的“括率”，已经有例在先。

“传国宝万岁杯”

“实然”的军政格局条件下，冯道选择的是平衡。

若干年后，到了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位居宰辅，但遇到决策，他往往“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办事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模棱两可，不拿大主意。于是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这人，可以是和平时期的好宰辅，现在正是国家艰难时期，他当宰相，就好比让参禅的和尚去飞鹰抓兔子，那可不是他擅长的。”石重贵认为是这么回事，就让冯道去做节度使，兼侍中，等于不再让冯道做朝官。

在此之前若干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时代，做秘书。李存勖刚刚拥有了河北三镇，麾下有一位中门使认为平时陪着晋王吃吃喝喝的人太多，这几乎就等于腐败，于是请求减少一些陪吃人数。李存勖大怒，他说：“我这是为勇士们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这事我也不能做主？那就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藩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文书诏告诸军。冯道拿起笔，但就是不下笔，做出迟疑徘徊的姿态，一个字不写。李存勖催他，他就说：“大王您刚刚平定河南河北，算是安定了天下，中门使所请求的也不是多大的过错啦！大王您不听也就算了，何必这样惊动远近呢！如果让敌人知道这事，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可不利于提高威望啊！”

在后来，柴荣时代，冯道又曾严厉劝谏柴荣不能亲征河东。

诸如此类，可以看出，冯道不是“依违两可，无所操决”的人物。

那为何面对后晋太祖石敬瑭，他会主动承担责任；面对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世宗柴荣，他会恳切劝谏；而面对后晋出帝石重贵，则做不负责任的姿态呢？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

此即儒学所称道的“权变”。根据不同的情势做出不同的决断。石重贵时代已经将一个邦国做到了“无道”之境，在那个时候，任何正确的谏言都不会被采纳。景延广和冯玉等人的专权，甚至连老臣桑维翰都被排挤在外，冯道于是只好尽量将自己蜷缩起来，不再挥发能量。他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无道邦国中的明哲保身，是儒学肯认的重要价值观。

石重贵王朝付出的代价已经知道了：景延广大言“十万横磨剑”，导致石重贵对契丹宣战，最后国破家亡。

当然，按照儒学正道，他应该向石重贵提出至少三次谏议，不被采纳，可以辞职。这是“贞道”所在，“明哲保身”，按照程序，应该有这样一个环节。冯道欠缺的是这一步程序中的环节。

后唐明宗李嗣源得到一只玉杯，上镌刻文字“传国宝万岁杯”。明宗不认识汉字，问冯道这是怎么回事。冯道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一番话，李嗣源不懂，等冯道走了之后，他又问左右侍臣，侍臣为他讲述其中的含义：仁义，是帝王真正的宝物。所以儒学有话说，“皇上的位子是大宝，如何守住这个位子要靠仁义。”

这个故实证明：冯道在辅佐帝王生涯中，推崇的是儒学之道：《大学》论“止于至善”，说帝王之“至善”“止于仁”。

当冯道以儒学最高价值理念“仁义”来教诲皇上时，他有了“帝王之师”的身份。他正在以传统儒学的圣贤理念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这位沙陀人。传统中国，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民族融合”。

狼虎丛中立身

冯道最大的功绩是在乱世中积数十年之功，与名相李愚一起，主持校定了儒家“九经”文字，并雕版印书，史称“五代监本”。这是与后蜀刻经几乎同时的中国最早的刻印书籍，对传播儒学价值，有功。这件事在儒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它预示着即使在乱世，也有特立独行之人为传播儒学做功德。而且越是乱世，越是道义沦丧之际，传播儒学的价值也就越为显豁。就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将冯道视为五代十国那个乱世弘道第一人。

当他积数十年之功，在做这同一件事时，必有起心发愿的逻辑起点。如果将“乱世”“儒学”“刻经”“弘道”这几个主题词推演开来，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几乎有可能是震撼性的，也许会对冯道有一种颠覆性的评价。

“乱世”之中，冯道如何发心？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干吗？

“儒学”在乱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儒学”而不是“法家”“墨家”“道家”？乱世中的选择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刻经”工程浩大，几代人时间滔滔不绝，这样的发心且从不中辍，改朝换代也不移易最初的发心，这一切，究竟指向何方？

“弘道”是期望中的愿景吗？他以一种近乎隐秘的方式在乱世中传播圣贤价值观，这是留给谁的思想资源？

当我把这些主题词连缀起来，统合考察时，我倾向于认为：冯道很可能在为中原文明的未来播下一枚道种，在乱世中埋下善因。

如果熟悉《周易》中的“明夷”之卦，也许会惊异于冯道的努力。

“明夷”在《周易》中，指称的是智慧的痛苦，也指智者于患难之际的处境。但正是这样的处境，所有的沉潜就有了蓄势的含义，它等义于“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者要有“明夷待访”之说：在智慧坎陷之际等待海岳明主来访。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这样具有了“希望”与“等待”的含义。冯道，也在“希望”与“等待”中，沉潜于地狱之中，在道德沉沦的世界里，不放弃道德，做着属于自我的拯救。

“事当务实”一句话，确如船山王夫之先生所论，给天下无数准备道义沦丧的小人带来借口。世道人心之渐坏，确实与省略了圣贤之心，一味“务实”，关联甚大。后世的道义沦丧虽然不是冯道一句话可以决定的，但这个理念所导致的人间道德水平——政治道德、伦理道德——放量下跌也是事实。

但是假如愿意考察发生在冯道身上的那些故实，就会发现，即使承认“事当务实”的卑劣或邪痞，纳入人性中，再审视，也是矛盾重重的。

他以一个男人罕见的定力，不去占有可以轻松占有的美女；他将家财散发给贫苦乡邻、劝谏皇上爱惜民力、鼓励契丹救助天下百姓；别人都不愿意出使契丹，而他不顾年老体衰，冒着天寒地冻，主动要求出使，以求天下平安；他以帝王之师的身份教诲当代帝王行“仁义”之道；他穷数十年之力，完成一部“九经”的刻板……这样的“务实”，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

我愿意在历史的后面为冯道说一句自以为算是公道的褒贬：

冯道所谓的“事当务实”之“务实”，乃是历史现场已经给定条件下的“务实”，当历史现场已经演绎为“实然”状态时，他需要为此做出一个判断，而后做出一个决断。而这个历史现场给定的条件，往往是无道邦国的惯性条件。冯道环顾四周，都是虎狼一般的“兵强马壮者”。冯道，不值得在“明主”来临之前为“虎狼”效忠。当此之际，特别需要的是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在“明夷”之境中，期待未来。于是，他在工作，而他的工作实质是指向未来的。

他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名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他就是“虎狼丛中”立身的儒家人物。

所谓“九经”，指的是“十三经”之前的九部儒学经典，它们是《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冯道在“虎狼丛中”刻罢“九经”，为“赵匡胤时代”留下了传播儒学价值的广阔性。在未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奄有天下，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在“九经”的基础上，推演出来一个灿烂的文明天下，冯道“明夷”之境中的努力，有了回报。我相信，这是冯道期望中的愿景，尽管，他在世时，可能很孤独。

世宗北征无功而返

柴荣在潞州休整后，又开始了北上晋阳（今太原）之举。

史称世宗柴荣“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柴荣初期并没有一定要攻下晋阳的决心。此次御驾亲征，有高平大捷，已经足以教训北汉。他知道晋阳城乃是天下最难攻取的大城，历史上似乎就没有被外敌攻陷过。但高平战后，他在往北推进时，多处州郡传来归附后周的消息，更遇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动人场面。各地士庶纷纷遮在军前自愿充当向导，并反复向周师讲述北汉的盘剥之重、残虐之深。柴荣陶醉在“汤武革命”般的自豪中，觉得既然如此得民心，也许我大周义师可以攻克那个晋阳大城。至于粮草问题嘛，也许可以“因粮于敌”，在敌人这方面搞到后勤补给。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可以打一场“计划外”的战争。

这年三月底，柴荣以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即郭崇威，郭威称帝后，因为郭威的名讳，他改名郭崇）副之，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将步骑二万发潞州；仍诏王彦超、韩通自阴地关（山西灵石县西南）入，与符彦卿合军而进，又以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今陕西富县）节度使白重赞副之。调兵遣将，做出了攻克晋阳的态势。不几日，数万大军包围了晋阳。

与此同时，原属北汉的更多州郡开始请降。

宪州（今山西静乐）主动降！

岚州（今山西岚县）主动降！

石州（今山西离石）主动降！

辽州（今山西左权）被周师克降！

沁州（今山西沁县）被周师克降！

……

契丹主耶律璟得到刘崇派来王得中的求援信，当即回复：近期即发兵来救晋阳。

但王得中一来一回要走多日，等到他回来时，并没有进入晋阳——晋阳已经被世宗柴荣包围了，他只好进入代州暂时安身。

柴荣的大军在晋阳城下环绕为近四十里的大营。

一时间，后周大军出现了粮草不继的困难。数万大军有了五代时期的劣习：剽掠。大兵们开始四出抢劫粮草。晋中大地的士庶们，一开始还以为来了“王师”，可以“救民于水火”，不料“王师”反将当地置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士庶，成为啸聚山林打劫散兵游勇和周师辎重的盗贼。柴荣知道这个局面后，果断下诏禁绝军士剽掠，同时开始安抚地方，规定只收今年租税，还鼓励地方纳粮，有纳粮，就有官做。但仍然无法征集到足够的粮草，当地已经被刘崇搜刮过了，柴荣已经无法继续搜求。

“因粮于敌”的想法落空，“敌方”地盘无粮！这个严峻事实，让大帝柴荣紧急调动曾经做过转运使的李谷来处理。

李谷当时已经在汴梁做三司使负责国家财政工作了，此际，又被火急调到晋阳来做大军的后勤部长。李谷巧妙盘算、认真规划，终于为大军凑齐了足以支撑下去的军需。

月底，周世宗柴荣从潞州赴晋阳督战。

北汉忻州（今属山西）监军，杀了刺史及契丹所遣戍守将军，投降周师。

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杀掉契丹监军，举城来降周师。世宗将代州置为静塞军，以郑处谦为节度使。

这时刘崇派往契丹请援回来的王得中正在代州城里。郑处谦的部下，代州将桑珪等人很诡异地杀了郑处谦，向世宗柴荣诬奏他“潜通契丹”。这应该是在柴荣前争功的一个血案。

随后，桑珪等人将王得中送往周师。

柴荣很喜欢这个读书人。当初在高平大战，看到风向不对，他劝谏刘崇小心，刘崇不听，结果大败。证明这个读书人很有点头脑。就给他松绑，还赐给他玉带、马匹等。然后问他：“你到契丹去请援，你可知道契丹军什么时候会到晋阳？”

王得中说：“我只受命去送杨衮，没有别的使命。”

有人对王得中说：“契丹可是答应你发兵来了！你不说实情，万一契丹军很快到达，你可就危在旦夕啦！”

王得中的回答是一篇大实话，他说：“吾食刘氏俸禄，又有老母在围城中，若以实情告之，周人必发兵据险以拒契丹。如此，家国两亡，吾独生何益！不如杀身以全家国，所得多矣！”

契丹骑兵数千人，很快出现在忻州、代州之间，作为北汉遥远的声援。

柴荣发现无法收买王得中，最后还是杀了他。

战场形势渐渐有了变化，开始向不利于周师的态势转移。

河东行营都部署符彦卿奏请增加兵力，柴荣派遣李筠、张永德将兵三千增援。契丹的散兵游骑不时出现在忻州城下，符彦卿与诸将列阵以待。大将史彦超带二十骑为前锋，遇到契丹，当即驰入阵内血战。李筠引兵跟进，一战，杀契丹二千人。史彦超恃勇轻进，穷追败寇，渐渐离开大军，契丹援军赶来，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李筠仅仅幸免于死。在契丹的反击中，周兵死伤甚众。符彦卿退保忻州，后来又引兵退还晋阳城外中军大营。

符彦卿一路等于败归。

大兵久围晋阳。多次从国内征调军卒民夫，东自怀州（今河南沁阳）、孟州（今河南孟县），西及蒲（今山西永济）、陕（今河南三门峡），来攻晋阳，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攻克。又有连绵不断的淫雨，征调而来的士兵大多生病，似有疫情蔓延。史彦超战死，符彦卿又退兵。

这一局面很像当年张敬达征讨石敬瑭。

大帝柴荣感到胜算不大，经过几个昼夜的思考，决计退兵。

公元954年六月，世宗拔营。

老将药元福对世宗说：“进军易，退军难啊！”

世宗道：“朕将这个断后的事全部交给你！”

药元福于是整顿将士排成谨严的战术队形，殿后，缓缓而退。北汉果然出兵追踪。药元福将其击退，保护了中军安全撤退。

但是大军回还还是太仓促，李谷千辛万苦征集而来的数十万（石、束）刍粮在城下，无法携带，全部焚弃。而军中有流言四起，相互惊扰，甚至有相互剽掠的事出现。军需辎重损失无法计算。最后所得到的北汉州郡刺史也都弃城逃跑。代州桑珪等人想跟从周师南退，又担心诬杀郑处谦事受军法处分；但已经背叛北汉，又不能再次投降北汉，于是据城自守。最后被北汉攻克。

经过小半年的战争，又回到了半年前的地缘态势。

居河东北汉不血食

周师虽退，声威大震，此外在撤退中，还将北汉臣民十余万人迁往河南，削弱了北汉政权的兵源和赋税来源，使它的战争动员能力大大下降。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征北汉，也学习柴荣的做法，迁徙北汉太原附近诸州郡十来万人到南部诸州，再一次削弱了北汉的赋税来源，等于从经济上打击了北汉，这才为宋太宗赵光义最终平定北汉预先做了铺垫。历史上来看，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两次迁徙北汉居民，都是在为赵光义“打工”。

北汉主刘崇因此而忧愤成疾，将军国大事都委托给儿子、侍卫都指挥使刘承钧。又挨了小半年，到了冬底下，刘崇病重，不久去世。刘承钧代理国政。

刘承钧派出使者向契丹报丧。契丹派人来“册立”刘承钧为皇帝。刘承钧每次向契丹主上表，都自称“男”。契丹回他的诏书，称他“儿皇帝”。

赵匡胤建构大宋后，曾经派遣使者对刘承钧说：“君家与周氏世仇，应该不屈。但我大宋与你并无世仇啊！为何困扰河东一方之民？你要小心：契丹很多诈谋，最终是不可以依靠的。君若有志于中国，可以下太行来一决胜负。”

北汉主刘承钧也派遣了使者回复道：“为我谢赵君。我刘家本来不是‘叛人’，现在之所以区区守此河东一方之地，实在是因为惧怕我汉氏祖宗不血食也。河东土地兵甲，不足当中国之十分之一，哪里敢深入中原作战？君如果真的愿意决胜负，当过团柏谷（今属山西太古）来，我愿背城与您一战。”

书信往来有玄机。刘承钧不称老赵“陛下”“宋主”，而称“赵君”，就是不承认大宋为“正朔”。但赵匡胤闻听此言，却心生同情。北汉从后汉而来，而后汉据守北境，捍御契丹，于中国有大功；最后被郭威所灭，虽然有不得已之处，但道理上，灭人家后汉之国，那是说不过去的。郭威更不该答应迎立刘崇的儿子刘赟，而后又杀了刘赟。这让刘崇如何忍得了杀子之痛？故刘崇起兵太原，延后汉一线血脉，有其正当性。

老赵对后汉、北汉的来龙去脉，有感触，史称“上哀其言”，皇上对刘承钧的回复很同情。

老赵对使者说：“为我告诉刘承钧，本朝开尔一路以为生。”

老赵称刘承钧之姓名，连“君”（先生）这样的客气词也不用；更称“北汉”为“路”，也有深意，他不承认刘氏所据太原诸州为“国”，只能是一“路”。“路”是个行政单位，在宋代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这封回信也算是对刘承钧称老赵为“赵君”的一个“回敬”。

老赵说话算话，终刘承钧一世，没有大规模地向北汉用兵。却也正好借此机会平定了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以及荆湖巴蜀诸地。直到开宝元年（968），刘承钧死，老赵才对北汉有过一次足够规模的攻伐。

后汉被后周荡灭，但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刘崇观察天下形势后，据河东十二州称王，仍称国号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以示“大汉统绪”。北汉僻居河东一隅，地瘠民贫，约略只有二十万人口不到，但刘崇结辽为援，每有战事，即联合辽兵行动，虽然屡次失败，但屡仆屡起，甚至还两次主动进攻后周，郭威没有扫平它，柴荣没有铲除它，赵匡胤也没有攻灭它，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采用围汉打援战略，先击溃辽军援兵，而后下太原，灭北汉。

北汉如此羸弱，却存续时间如此之长，如此难于弭定，成为“五代十国”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有心人开始探讨这一历史案例。

薛居正《旧五代史》将刘崇列入《僭伪列传》，记录刘崇死后，用语相当刻薄，他说：“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今元恶虽毙，遗孽尚存，势蹙民残，不亡何待！”刘崇占据着后汉亡国之后的河东之地，窃用伪王国之称号，太能看出他的不自量力了。现在刘崇这个首恶已经死了，遗留的孽种刘承钧等人还在，但已经势力狭小、民力凋残，不亡国还等什么！

刘崇死于954年，《旧五代史》成书于974年，赵匡胤逝于976年，北汉亡于979年。《旧五代史》成书时，赵匡胤、北汉都还在。但北汉这时候，正成为大宋帝国的“敌国”，薛居正此言显然带有“敌我情绪”。

二百多年后，大宋帝国的朱熹先生对刘崇做出了不同类型的评价。

《朱子语类》记载，有弟子问朱熹：“太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刘氏独独难取，这是为啥啊？如果说北汉兵强吧，根本不是，看它的政事所为，也多有败亡之势，但就是拿它不下！不知何故如此？”

朱熹回答：“北汉，本来就是他家的社稷江山。郭威乘其君主幼弱而夺之，灭了人家隐帝刘承祐；刘崇于是据有河东。所以后来郭氏、柴氏得到天下，成立后周，刘氏必然不服。所以宋太祖给北汉书信，婉言相劝，告诉他们大宋与北汉并无雠隙；但刘氏答信说：‘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这就是他们刘氏坚守北汉的理由，可谓理直气壮，道理被理顺了，所以难取。”

“血食”，指宰杀牲畜祭祀先祖，祖先得以“血食”，证明有后人祭祀，于国而言，就是社稷尚在。祭祀先祖，在古代为一绝大事业。“不血食”，就是无人祭祀祖先，意谓国破家亡。

朱熹这个意见，解释了北汉之所以长久存在，除了“结辽”战略外的另一个理由。“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有此一语，北汉，就王国（北汉不是帝国）社稷言，有其正当性。这也是它能够动员起全国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人力资源来对抗南来威胁的“气势”所在。

“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就是不忍心看着刘氏之社稷江山被人霸道强取，因此可以有足以动员士庶“捍卫社稷”的精神资源。它易于在军民之中推演所谓“慷慨”之气。对于战争能力而言，这是一个向度。

我赞同朱熹这个视角。“捍卫社稷”是人伦大义，是正价值，具有独立方向，不得以“割据”之意浅视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