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南唐的前世今生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中原对北敌的战略

柴荣继位后，最想解决的是契丹问题。

契丹问题中，最急于解决的是燕云十六州问题。

但解决燕云十六州问题，几乎需要倾国之力。中央禁军几乎要全部出动，而大军北上，究竟需要多少时日，难于预期。这样，就留下了空虚的后方，而后方，其他小国不去说了，单是南唐、后蜀，两大“藩镇帝国”就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生的北汉。这个北汉，看上去不大，所辖之地无非就是过去的河东之地，却是过去石敬瑭、刘知远等人赖以成就后晋、后汉的根据地。况且，北汉又与后周已经结成世仇，谁又能知道在征讨契丹的时候，它会做出什么动作来呢？

柴荣，那一颗年轻的鹰隼之心，在思考。

他知道，解决契丹问题之前，先要面对北汉问题，后蜀问题，淮南问题。这之中，个头最大的是淮南问题，因为，淮南属于南唐，而南唐，不仅享有江南广袤的富庶之地，而且属于“衣冠之国”，在“五代十国”中，最具有“正朔”的性质。后周动江淮，就要直面南唐；而直面南唐，就是一场“正朔之争”，不仅可能很惨烈，而且还要付出道义风险——有什么理由跟一个安静地待在江南近二十年的大国发动战争呢？

石敬瑭以割让国土为条件，获取国家政权及天子地位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它启迪了北方与南方诸国的政治想象力：中原王朝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似乎也可以联手契丹，对付中原王朝。

基于这个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居于北方的北汉、西夏，就与契丹有过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居于南方的后蜀、南唐，也与契丹有过试探性的战略联盟。目的只有一个：牵制中原王朝。

这一格局，南唐与契丹的勾结最为凶险，因为它一旦勾结成功，即意味着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是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大宋王朝出现，都不愿意看到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南唐确实与契丹有过接触，甚至是实质性接触。

南唐联系契丹，是“赵匡胤时代”的一大关节，涉及中原诸国与北邻的地缘政治大问题。由于后周与大宋都以中原正朔自居，因此，对勾结契丹的邦国会相当敏感；而后蜀和南唐，也会尽可能地争取境外势力，牵制中原武装力量，进而对抗中原席卷天下的趋势以求自保。这样，中原南方邦国与北方草原帝国的接触，探索合作之可能，就成为“赵匡胤时代”出现的一种战略联合，在这个方向，互相间甚至不惜动用间谍手段。

问题还有另外的复杂性。如南唐，在与契丹勾结的同时，也曾拒绝了契丹试图“册封”南唐的政治模式；但也可以反过来说：南唐尽管拒绝了契丹“册封”的政治模式，但从没有忘记勾结契丹南北夹击后周或大宋。

青年柴荣看到了契丹入主中原，但也看到了后晋与契丹决战中的光荣。阳城之战，是中原险胜契丹的辉煌战例；中原将士战胜草原帝国，纳入中国史来看，这样的胜利也为数不多。用俗话说：这是彪炳史册的重要战役。其间，中原将士奋勇杀敌舍命向前的斗志，成为鼓舞后来爱国将士的故实。它预示了：石敬瑭以来，草原帝国，并非不可战胜！

但从大唐帝国晚期以来，契丹屡屡入侵中原的故实，以及契丹颠覆后晋的故实，确实给中原衣冠造成了沉重的阴影。

——草原帝国居然可以灭亡中原帝国！

它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契丹灭晋，灭亡中原帝国。这一故实引发了更多中原俊秀、有识之士不得不长考中原对北敌的战略。这些人包括李璟、柴荣、王朴、赵普、赵匡胤……

最终一定要解决契丹问题，给我中原衣冠之邦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但是南唐、后蜀怎么办？

北汉怎么办？

先解决哪一个？先动契丹，还是先动南唐，抑或先动北汉、后蜀？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杨行密斩杀朱延寿

南唐的前世今生，与当时一个自称为吴国的藩镇有关。

吴国，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第一任首领为杨行密。

大唐帝国晚期，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后来因为有功，得到提升，被大唐拜为吴王，建都广陵（也即扬州），称江都府。

传统中国职务的行政级别，“帝”，最高，全国只能有一个“帝”；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那就意味着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王”不同。一个版图内可以有多个“王”。作为“王”，一般都据有领地，如果没有领地，也会有“汤沐邑”，也即圈定一块地方，将这个地方的租税收入划拨给他，等于是该“王”的固定的税收来源地。这个领地，就可以称之为“国”。“王国”在“帝国”之下，是可以和平存在的，不算是国家分裂。“王”是被“帝”“封”的，因此“王国”又称为“封国”。

“王”之下，才是“公侯伯子男”诸爵位。这类爵位一般没有领地，但可以“食邑”，也即“吃地方”，有地方贡献租谷、布帛、钱粮、草料什么，可以折合成粟米，计量单位为“石”，统计单位为“户”。所谓“万户侯”，就是“食邑万户”。如果每户缴纳租税二斗，万户就是“二千石”，就可以称“食二千石”。当然，“食”多少户，很多时候是虚数，实际得到的要少得多。

有辖地的“王”，比较威风，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于帝国的独立王国。历史上的独立王国很多，有人干好事，有人干坏事，都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地方，甚至比帝国对地方的影响还大。所以，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帝”对中国影响最大；但如果细细地做计量分析，“王”可能比“帝”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杨行密所据有的“江都府”，可以称为一个“国”，史称“吴国”，是被大唐“帝国”封赏的一个“王国”。

“吴国”辖地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有州郡一百多，是个事实上的大“国”。

说来杨行密这个人物，够得上江南一大枭雄。他出身贫寒，但长得人高马大，有力，能举起三百斤的东西，一天可走三百里路。早年参加江淮地区的造反活动被抓，但就像郭威因为被主帅喜欢，虽然闹事，还是被有意释放一样，杨行密也遇到这样一个欣赏他的人，将他放掉。

大唐时代，他曾被招募到宁夏去戍守，一年期满，返回家乡庐州（今属合肥），但有军吏不喜欢他，欺负他，令他再戍守一年。杨行密接到通知，啥也不说，准备了行囊就出发，特意路过这个给他使坏的军吏门前。军吏假装没事人，问他：“您呐，这是要干吗去啊？”杨行密走近他，大声道：“干吗去？来取你的项上人头！”说着当即砍下军吏的脑袋，提着就出了门，开始造反，占据了庐州。这就是杨行密“起家”之始。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断扩大地盘，在江淮之间跟人打了许多次惊心动魄的战斗，最后拥有了江淮和江南的十几个州郡。

杨行密独处的时候，据说常有一个黑衣服的人侍奉在他的后面。后来他有了军队，一律弄一块黑布裹在脑袋上，史称“黑云都”。

跟随他一起起兵的人有个朱延寿，此人比杨行密手段还要辣，打仗时，多次以少击众而获胜，靠的是他说一不二的“纪律性”。据说，他安排的战事，如果不胜，所有退后的士卒一律杀之。而且他下的命令，不准许有一点折扣。有一次与后梁军队作战，他让士卒二百人带着大剑前往，但又指着其中一个士卒让他留下。这个士卒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就说：“我也愿意去杀敌效劳！”朱延寿当即将他斩首。这就是所谓“令必行”。士卒们怕他比怕敌人还厉害。这个人是杨行密太太的兄弟。

朱延寿在杨行密做了节度使之后，有了背叛之心，很想夺了杨行密的位置，自任藩帅。在镇守寿州（今属安徽六安）时，他就与后梁的军队有了勾结。这事让杨行密开始警觉起来。

杨行密镇守扬州，做了两件事，来解决朱延寿。

第一件事，他知道朱延寿性情忮刻，待士卒狠毒，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对将士们施行怀柔政策，尽可能地笼络人心。当时军中很多盗贼，杨行密每一次抓到盗贼之后，都将所盗之物还给盗贼，而后放回，还悄悄告诉说：“千万别让朱延寿知道啊！他知道可放不了你啦！”但事后，杨行密则用一种办法让朱延寿知道盗贼之事，盗贼于是还是被杀。

这样，军中就有了对杨行密的好感。

第二件事，他开始装瞎子。他假装说有眼病，一直装了三年，每一次接见朱延寿那边来的使者，一定要错乱一些物件，显示自己眼睛已经快瞎了的样子。在家里走动，好几次撞到柱子上，几乎撞晕，要朱夫人救治，才得好转。这个朱夫人以为自己的丈夫真的瞎了，与家中的仆人多年通奸，现在来来往往的，躲着所有的人，但就是不避杨行密。

有一天，杨行密对朱夫人说：“我这眼病啊，看来是好不了啦！我这几个儿子没有一个像样的。我想将军府中的事，交给大舅哥。你帮我召他来一次，跟他商量这个事。”

朱夫人就给自家兄弟写了一封信。

朱延寿得信不疑，很高兴地来到军府。

杨行密坐在正厅，朱延寿来见。杨行密忽然睁开眼睛说：“多年不见大舅哥啦，现在见到啦！”

朱延寿猝不及防，四廊勇士出来，当即抓住，当即杀掉。

杨行密同时休了朱夫人。

朱延寿是当时一等一的帅哥，长得相当漂亮，很得妻子喜爱。据说朱延寿在寿州，他的妻子王氏接到朱夫人的信件后，以为这是大好事，但也可能存在风险，就勉励朱延寿说：“此行如果真的得到兵权，成就你大志，甚好。寿州到扬州，不算太远，期待你每天给我来一封信通告平安，省得我惦念。”最后一天，平安消息没有到。王氏对府里人说：“事情的结果已经知道了！”于是开始指挥家仆，全都带上兵器，将府邸大门关上。不久，扬州方向的捕骑来到朱府，围得水泄不通。王氏知道不能胜，但她所爱的男人已死，她也不想苟活，于是集中了家属，将府中财富全部分了，然后放火焚烧府廨，向上苍叩拜道：“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者所辱！”

我发誓不会让我这个只属于朱延寿的干干净净的身体，被仇人侮辱！

于是，自己投入火中而死。

徐知训荒淫昏暴

杨行密纵横江淮时，遇到了另一个江南枭雄，此人名钱镠（音留）。

钱镠帮助大唐王朝擒获纵横于江浙的藩帅，因功受赏，于是坐镇杭州，管辖江浙十几个州郡，成为吴国东南部的一大藩镇，史称吴越。也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与杨行密的“吴国”一样，“吴越”后来也升级为“吴越国”，钱镠称王。

开始时，杨行密多次侵凌钱镠领地，钱镠起而抗击，双方各有胜负，大有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格局。于是双方开始使用巫术，互相诅咒，杨行密命人用一种特制的绳索穿铜钱，号称“穿钱眼”。钱镠也不示弱，每年让人用大斧子砍杨柳树的树冠，号称“斫杨头”。多年来，两位藩帅兵连祸结，折腾得筋疲力尽。

最后钱镠将自己的儿子钱元璙送到广陵去见杨行密，两个任务，一是说服杨行密两家握手言和，一是要娶了杨行密的女儿回杭州。

钱元璙，是钱镠的第六子，史称“仪状瑰杰，风神俊迈”，仪表堂堂，出类拔萃，风神英俊而又豪迈，杨行密一见就心生喜欢，当即将女儿嫁给了他。

有此一桩婚姻，吴国与吴越有了多年的和平。

两国在和平环境下，又都居于江南富庶之地，很快就同时得到经济文化大发展。两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中原诸国。

杨行密去世后，他的儿子杨渥世袭称王。

这时大唐帝国被后梁颠覆，吴国不承认后梁，还在沿用大唐的年号。

杨渥不如他爹，比较昏，大臣们对他有不满。有个叫徐温的人发动兵变，将杨渥推翻，拥立杨隆演为王。

杨隆演时改元，这就等于不再承认大唐的正统和法统，因为大唐已经不存在了，而他又不想承认后梁、后唐等中原帝国，所以事实上是以“王国”的身份在与中原诸“帝国”相抗衡。所谓“五代十国”，就是在这类抗衡中有了故事。

吴国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在徐温手里。

徐温的长子徐知训借着父亲的威风，有了骄横恣肆的习性。他不仅欺凌诸将，连国王杨隆演也欺负。杨隆演惧怕他们父子俩，不敢反抗，成为傀儡国王。

徐温对吴王杨隆演还有敬意，但徐知训则戏弄轻慢吴王，没有君臣礼节。

他曾和吴王一起装扮戏子演戏玩，他自己出演军官角色，让吴王出演僮奴角色，把头发扎成两个丫角，穿着破旧的衣裳，拿着帽子，跟在他身后。

徐知训又与吴王在河上划船，吴王站起来，徐知训就用弹弓子弹他。平时跟吴王在寺庙里赏花，喝了酒就耍酒疯，狂悖傲慢得吓哭了吴王，随从们都吓得发抖。他甚至还打死吴王的亲近官吏，将佐们没人敢说话。

徐知训很是荒淫昏暴，官职也不小，在吴国做着内外马步都军使、同平章事，还领着一个大州的节度使，等于是吴国的马军步军司令官，国务大臣，又是一方藩镇。

有一位知州，家里养着“文工团”，有几十个女艺人，徐知训见过，想要收为己用。这位知州派使者见他，很诚恳也很谦逊地对他说：“卑职家中的戏子们年龄都大了，有的都有了孩子，哪里值得侍候贵人！我当为您寻找一些年轻美丽的女子。”徐知训闻言生气，对使者说：“你信不信，以后我要杀了这个知州，连他妻子也一起要过来！”

但这些事，徐温都不知道。

除祸害自刎而死

杨隆演的宿卫将军们内心不服气，有一次，就劫持了杨隆演，不管杨隆演同意不同意，开始以国王的名义征发城内兵众讨伐徐知训。徐知训闻讯害怕，想逃跑，被部下劝住。最后吴国的大将，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即国务大臣、全国兵马副总指挥朱瑾带着本部兵马将徐知训从危机中救了出来。

这位朱瑾也是五代十国时的一位枭雄，辣手处往往出人意料。他过去在山东郓州做军校时，被兖州节度使看中，特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朱瑾应了这门亲事，到了日子，去迎亲，但迎亲的队伍却都是他的亲兵，而在迎亲器具中，马车上，礼品箱子中，都藏了兵器。夜里到了兖州，一声唿哨，迎亲队伍成了攻城队伍，老丈人节度使被赶跑，女婿朱瑾做了“留后”，大唐朝廷承认既成事实，封他为兖州节度使。

但他在与后梁作战中，有胜有败，最后一战失利，兖州失守，妻子也被人掳去，他再回到兖州时，家已经没了。随后，他南下投奔了淮南杨行密。

杨行密本来就没啥价值观，他欣赏的就是能征惯战兵强马壮之辈。他很早就听说过朱瑾的骁勇狠辣，见面时，解下自己身上的玉带赠给他。他跟着杨行密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最后也做了一方藩镇，领平卢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吴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徐温一样，是吴国的两大台柱子。

但杨行密死后，吴国形势大变，大权转移到徐温手里。徐温和儿子徐知训对朱瑾都有提防，甚至动过念头，要除掉朱瑾。

朱瑾的做法是，不动声色，尽量讨好徐氏父子。甚至有人试图铲除徐知训时，朱瑾还带兵相救。

但这位徐知训是个色鬼，朱瑾有时会派爱妾到徐知训府上去看望徐家眷属，结果徐知训没有按捺住陡然而起的欲火，强奸了朱瑾的爱妾。爱妾回来说这个事，朱瑾终于动了杀机。

他开始多次暗示国王杨隆演诛杀徐氏父子，但杨隆演怯懦，不敢做这事。

朱瑾决计自己来做这事。

但他表面上对待徐知训更加谦恭谨慎。

不久，徐知训到泗州去筹建静淮军，由朱瑾做节度使。就要离开扬州，朱瑾想想再不报仇，以后的日子更不好安排。想想平日自己隐藏得很深，徐知训未必知道自己对他早已是满腔仇恨。于是，很热情地邀请徐知训到自家府上来吃酒，还说是请自己爱妾陪侍，并在行前拟将自己的爱马赠送徐知训作为寿礼。

徐知训高兴，来到朱府。朱瑾安排跟随徐知训前来的亲兵们在厢房用餐，先带着徐知训看了自己的爱马。朱瑾最好的马，冬天要有帷幄御寒，夏天要有伞罗遮阳。徐知训与朱瑾回到大厅后坐定，朱瑾亲自斟酒给他。这时那个爱妾又来敬酒、献歌。徐知训被恭维得迷迷糊糊。

酒过三巡，朱瑾又请他升堂，让妻子与徐知训见面。请客人到后堂见自己的妻子，这是对客人至为信任的举动。

徐知训欣然起行。

徐知训也知礼节，见到朱瑾太太，即揖鞠躬拜谢。朱瑾就趁他低头的刹那，手持象牙笏板，猛击他的后脑，将他打翻在地，与此同时，伏兵出来，割了徐知训的脑袋。

请徐知训到朱府来的时候，朱瑾担心有动静被同来的亲兵所知，故意在庭院驯马，让马儿在院中嘶鸣踢闹，遮掩杂音。

朱瑾带着徐知训到了庭院，徐知训的亲兵们一哄而散。

朱瑾于是提了这颗脑袋，骑马去见国王杨隆演。他想徐温父子一向欺侮吴主，现在他诛除了祸害之一，国王应该对他有赞赏，更应该支持他。如此，调动起朝廷大军来，一举歼灭徐温等人，应该没有问题。

他见到国王，出示徐知训的脑袋说：“臣今日为吴国除害啦！”

杨隆演推卸责任，战战兢兢地说：“这事我不敢知道，跟我没有关系。”

说罢赶紧向内室走去。

朱瑾看到这个宁肯被欺侮也不作为的君主，气得抓起徐知训的脑袋向厅堂里的柱子扔去，大骂一声：“这个国王跟个婢子似的，真是不足与成大事！”

他知道没有国王支持，这件事凶多吉少，赶紧提剑出门。府门已经关上了，他走不出去。于是翻墙，但从高大的墙头掉了下来，摔断了一只脚。徐知训死了，还有他爹徐温呢！跟随徐知训到朱瑾府上的人，早已通知了徐温。追兵就迫近了王府。朱瑾看到追兵越来越多，估计跑不掉了，大呼道：“我为了万人而除害，而以我一身做牺牲！”

说罢自刎而死。

朱瑾的府上亲兵与徐温的亲兵有了战斗，四面火起。

“王国”升格“帝国”

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在做金陵刺史时，将城中治理得很有兴盛之相。徐温从吴国首都扬州巡视到金陵后，很喜欢这里的繁荣，于是将润州（今属镇江）的镇海军治所迁移到金陵，调任徐知诰做润州团练使。徐知诰不高兴，觉得润州与扬州太近了，容易受牵制，就想到宣州（今属安徽）去。但徐温没有答应。徐知诰很失望，想继续往其他州镇调动。这时，他的谋士宋齐丘为他奉献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扬州的三郎徐知训很是骄纵淫暴，迟早会败亡。润州离扬州只有一水之隔，想想，这是上天授予你的啊！”

这番话用三个汉字表达就是“守润州”。明白人不用多说。徐知诰一下子就掂出了这番话的含金量，于是高兴地从金陵到润州去上任了。

从前，徐知训和他的弟弟徐知询，对徐知诰都没有礼貌，他们对这个父亲的养子有忌惮。徐知训曾召集兄弟们一起喝酒，徐知诰不到，徐知训生气地说：“上我们徐家讨饭吃的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请他不来，难道想吃刀剑吗？”后来徐知训又曾与徐知诰一起喝酒，府里埋伏了甲兵，准备杀死徐知诰。这时徐温的另一个儿子徐知谏，一直对这位外姓的兄长很友好，就暗踩徐知诰的脚，示意他。徐知诰警觉，假装起来上厕所逃掉了。徐知训知道后，把自己使用的剑交给他的亲信，让他去追赶徐知诰杀掉他。亲信骑马追上后，只是举起剑来向徐知诰表示一下，就勒马返回了，回去后，告诉徐知训说是没有追上。

这些故实都在证明，徐知训倒行逆施，早已失去人心，而徐知诰在润州，与他隔江相望，正在等待机遇。

朱瑾事发，徐知诰在润州（今属镇江）隔江见到大火，知道国内有变，于是率兵来扬州平乱。大兵围了朱瑾府邸，按照徐温意见，就要诛杀朱瑾全家。朱瑾的妻子临刑时掉下泪来。朱瑾的爱妾对她说：“为啥要哭啊！我们这次就是要去见朱公嘛！不必哭！”朱妻听到这样说，想想也是，于是“欣然就戮”，很高兴地接受了杀戮。

杨隆演一直是“虚”着的一位“君主”。徐温一直是握有大权的执政者。但徐温年岁渐长，身体多病，长子徐知训又被朱瑾杀死，徐知诰的地位开始凸显出来。徐温于是指定徐知诰代替徐知训，总理国政。

杨隆演并不快活，因为他没有大权，大权都在徐温手里。他在放纵中匆匆地走完一生，只做了一年国王，就病逝了。

吴国最后一个君王杨溥被徐温拥立。

几年后，徐温也去世，杨溥在徐知诰等大臣的拥立中，升格，做了皇帝，将吴国的“王国”升格为“帝国”。

徐温死后，养子徐知诰继续执政，辅佐杨溥。因为国家已经升格为“帝国”，因此下面就可以有多个“王国”。徐知诰就被封为“齐王”，所辖之地即为“齐国”。但徐知诰做了“王”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规划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将帝国首都由江都扬州迁移到金陵南京；

第二件事，他改名为李昪（音便）；

第三件事，他想办法让杨溥将帝位禅让给了他，开始改“吴”为“齐”，后来改为“唐”。

为了和李世民的大唐帝国、李存勖的后唐帝国区别开来，李昪建构的这个“唐”国，史称“南唐”。史称“南唐先主李昪”，以区别于“南唐中主李璟”和“南唐后主李煜”。

“先主李昪”，有些书里也称为“烈主李昪”。在五代十国历史叙事中，“先主”“烈主”“李昪”“徐知诰”都是指同一个人。

南唐建立，是公元937年发生的事。赵匡胤这一年十岁。

南唐“鬼才”宋齐丘

徐知诰也即李昪，后来自称是大唐宪宗的儿子建王李恪之后。据说，他的祖父做过徐州判官，并死在任所。李昪曾流落江湖，岁数大点以后，曾来投靠杨行密。杨行密很喜欢他的气度，收为养子。但杨氏子弟不能容他，估计是担心来分财产之类，杨行密将他送给大将徐温为养子，更名徐知诰。

徐知诰壮年之后，是大个子，宽额头，高鼻梁，史称为人“温厚有谋”。

徐温也不是凡人，杨行密死后，很快独掌吴国大权。而徐知诰则在辅佐徐温的同时，培植起自己的党羽。

徐知诰的方法是：对杨氏旧臣施行怀柔政策，许诺给各位高位重爵；对北来的知识分子，则施行封赏政策，给予超拔奖励；无论南人北人，徐知诰一律推诚相待。很快，他身边聚集起一批名流。

正是这一批名流，帮助徐知诰得到了天下。

也正是这一批名流，有些延续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时代，成为大帝柴荣和赵匡胤需要面对的不可忽略的力量。老赵平潞州、下扬州、征荆州、扫南平、伐南汉、定西蜀，碰到的名流不多，他几乎是在极度轻蔑中完成南征北讨的；但平定南唐时，需要面对的名流却要多方考虑——武力征服南唐没有问题，但收拾人心，却需要江南名流。得罪了这一大堆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宋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老赵正在完成一件圣贤事业，他不愿意像五代诸君那样，不择手段地追求纯粹暴力下的堂皇胜利。老赵在推演以道义为核心的天下文明，而不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权政制。

对徐知诰助力最大的名流就是宋齐丘。

此人乃是南唐早期人物中的一个“鬼才”。他辅佐徐知诰，有如赵普辅佐大宋太祖。

据说，他曾有诗献给徐知诰，诗曰：

养花如养贤，去草如去恶。松竹无时衰，蒲柳先秋落。

诗味一般，已经带着“以理入诗”的模样，但诗旨却有嫉恶如仇的意思。史称“烈祖奇其志，待以国士”。烈祖李昪很惊异他的远大志向，以国士规格对待他。“国士”，是昔日知识分子奔走于权贵府邸，带有知音性质的待遇，宋齐丘很高兴，更为忠实地为徐知诰谋划“大事”。

宋齐丘一直在徐知诰手下做秘书，关于行典礼、敬贤能、明赏罚、宽征赋之类意见，徐知诰“多见听用”，大多采纳，可谓言听计从。俩人很多话，越说越机密，徐知诰甚至为宋齐丘专门建了座小亭子，在水池中央，有桥可渡。他亲自去看宋齐丘时，将桥撤掉，俩人坐在亭内论天下事，常到深夜。又曾经在高堂中，不设屏障，中间置一个灰炉，但不生火。俩人拥炉而谈，有些机密意见，就在灰炉中手写，写后把灰抹平。所以俩人讨论了什么内容，无人知晓。但根据后来的故实逻辑推断，俩人在一起“研究讨论”的，很可能是与“建国大纲”相关的“远猷”。宋齐丘在为徐知诰谋天下。

这位宋齐丘，性情急躁，脾气大，与烈祖有议论不合之处，常常拂衣而起，不告别直接就走，以至于要烈祖多次赔了好话挽留他，他才勉强留下。由此可见，宋齐丘在池塘亭子里，在灰炉手谈中，应该是为烈祖贡献了重大谋略，不然不可能得到烈祖如此敬重。

徐温的辣手罪恶

徐知诰镇守润州时，就有人看出徐知诰不是善茬儿，就对徐温多次进言，要他重点任用徐氏嫡亲子执掌国政，不要交给机心难测的养子徐知诰。

开始，徐温不过听听而已，因为他对养子徐知诰太信任了，此外，自从徐知训被朱瑾杀掉之后，他另外的几个儿子也实在是太不争气啦！

最后，又有人提出这个意见。徐温已经在垂暮之年，开始点头称是，准备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中选择略略像样的，替代养子徐知诰。

徐知诰听说后，开始时不想与徐氏诸子争权，就想不在朝内主政，可以外放到地方做藩镇。宋齐丘这时又像此前要他“守润州”一样，又给了他一个富有前瞻性智慧的意见：“请徐之”。

慢慢来，别着急，少安毋躁。

几天后，徐温死。

徐温在杨行密之后，控制了吴国；徐知诰在徐温之后，控制了吴国。而后，吴国转型为南唐。阴阳秘运中，等于杨行密、徐温在为南唐的出现培植元气，千辛万苦中，一切做好，于是拱手让与徐知诰。

徐温一生恶事不少，但他也有几件善事，值得表彰。

有一次，他跟着杨行密攻打宣州，旷日持久中，宣州城内粮草已尽，开始人吃人，最后城破，各位将领开始乘机掠夺财货，只有徐温迅即占领城内粮仓，将有限的粮食拿出来，做成粥，给城内饥饿的人吃。读史至此，为徐温的善举长久地受到感动。

徐温关心民生，母亲周氏去世，将吏们前往祭奠，制做了很多木偶人，像真人一样，高数尺，都穿着用罗锦做的衣服。徐温说：“这些布帛都出于百姓之力，怎能将它在这里烧掉呢？应解下来给贫苦的人穿用。”理解徐温对民生的温情需要一点想象力，想象一下饥饿风景，想象一下人在可能的劫掠中，不去发财，却去周济最需要活下去的饥民，想象一下一个将军，将自己的权力努力用在至弱的人群方向上，想象一下，他在历史现场，望着满目疮痍的破败之城，那种源于人之为人和圣贤教诲而来的恻隐之心，就知道：徐温此举，不简单。这是传统中国，吾土吾民最可珍贵的品质之一。

史称徐温为人性情沉稳坚毅，生活简朴。他不识字，但常让人阅读诉讼案件的口供。他会根据这些口供做出判决，一般还都入情入理，而不会徇私枉法。在此之前，别人主政，案件的判决并不如此，往往都用极为残酷的刑罚。徐温对部下说：“大事已定，我们应该力行善政，让人们能够睡上安稳觉。”这也是乱世中难得的公正治理理念在起作用。

他还能知错必改。有个将军有功，但得到的奖赏却不多。过了一年多，这个将军喝酒时跟众将争论，发牢骚，说主帅徐温待自己不公。有人就将这事给汇报上去，说这位将军有怨恨，为防万一，主张将此人处理掉。徐温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擢升这位将军为刺史。笼络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难，难得是笼络那些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后者，需要一点襟怀。

但是也要看到，徐温辣手处，与五代十国的其他藩镇一样，也往往具有“反人类”的性质。那是乱世中最悲惨的风景。

在一次攻打宣州城的时候，宣州守将有个儿子，在外地做着牙将。宣州守将特别钟爱这个儿子。徐温设法将这个儿子捉来，押到宣州城下。这个儿子吓得战战兢兢，哭着向城楼上的父亲求生。守将于是不忍再战，最后开城投降。但徐温斩杀了守将的全家，史称“夷其族”。徐温此举有向诸将“立威”的意图，但杀俘乃是任何文明都反对的行为，徐温于是不免，是他一生无可豁免的罪恶。

“一言兴邦”的大计

不过徐温尽管大权在握，但他始终没有试图取代杨氏而自立为帝的意图。

有一次，杨隆演需要预立太子，徐温就从金陵回到京师扬州，与大臣们商议谁当为继承王位。

这时，有人揣摩徐温的心思，对他说：“当年蜀国先主刘备曾对武侯诸葛孔明有言：‘嗣子无能，您可以自代王位。’”

徐温闻言正色道：“我如真有此心取代王位，早就有机会这么干了，哪能等到今日！即使杨氏没有儿子，哪怕有个女儿也应立她为王！再有敢胡言乱语者，斩！”

于是拥立了杨溥代政事。

且说徐温死后，吴国境内，徐知诰环顾四境，发现从此再也没有了可以超越他的势力。

现在来看，宋齐丘“请徐之”三字不过是一个建议性意见。但这类建议性意见，如同此前的建议性意见“守润州”一样，是“一言兴邦”的大计。

古来做大事的人，无人不重视这类看似简单却足以影响历史方向的建议性意见。所谓“用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人的“智慧”——而在所有的“智慧”中，具有方向性的建议，至为珍贵。方向不明时，行动成本高昂，而目标未必达成，甚至有可能倾覆败亡。诸葛孔明如果不给刘玄德“三分天下，据蜀称王”的意见，刘玄德不知道还要在中原诸郡流窜多少年。事后看“三分天下”这个意见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就是去占据一块地方嘛！可是在现场，当事人就是想不到。“一言兴邦”的方向性建议，也需要“明主”有足够的格局，当下即能迅速明了循此方向的政治方向路线图。当年沮授先生向袁绍进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向性建议时，愚蠢的袁绍对此毫无感觉，无能建构一旦“挟天子”而后的路线图。他拒绝了这个方向性建议。另一人，曹孟德，则在大臣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方向性建议中，迅速领悟了循此而后所有政治展开的可能性。“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方向一致的建议性意见。历史上这类故实太多了，但相反的故实，也即不能接纳方向性建议最后导致历史性失败的案例，也同样太多了。读史到此，往往为古人“智慧的痛苦”掬一把同情之泪。

“守润州”“请徐之”，看上去是更简单的建议性意见。单独品味这几个汉字，似乎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意味在内。但徐知诰先生如果不是得到这几个汉字的提示，可能就会有另外的行动，而那时，历史都会改写。徐知诰像历史上的刘玄德、曹孟德一样，懂得“一言兴邦”的智慧含金量。而“守润州”“请徐之”之后的政治路线图，徐知诰已经在一瞬间建构起来。如果将“守润州”“请徐之”理解为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慢慢地等待，这是还没有参透历史上的“黑色智慧”，更没有懂得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政治动物们可能的政治布局。徐知诰在等待中，一定是做了针脚绵密的细致活儿，不然，他不可能在朱瑾事件后，那么迅速就取得了控制局面的效果，那么容易就得到了徐温的赞赏，那么顺利就在徐知训之后成为最具实力的人物，那么不可思议地在徐温之后，将吴国升格为帝国，随后又逼退吴主杨溥，自立为帝。

徐知诰在得到南北两方士人的辅佐后，在吴天祚三年（937），废吴帝杨溥为“让王”（也称“让皇”），自行践祚，国号大齐。史称“上下顺从，人无异议”，从上到下，都很顺从，没有人有不同意见。甚至“国中夷然无易姓之戚”，国内平平安安，没有任何人有改朝换代的忧戚。

与老赵的陈桥兵变、大宋代周一样，徐知诰的得国也是一次算得上和平的权力交接，“改正朔”这么大的事，能让一国之人，无一人反对，可见徐知诰“得人”有多么深厚，但也可以知道宋齐丘的谋划有多么精湛。当然，在这一事件的背后，密布的刀光剑影不难想象。这一次“践祚”，徐知诰是有预谋的，与赵匡胤在不知情中被人拥戴是不一样的。而杨溥一家在后来的全族遇害，也与赵匡胤始终优待柴荣后人更不一样。

显然，这一预谋的实施，宋齐丘“居功甚伟”。

落魄公子成江南显贵

宋人郑文宝《江表志》记录一事，可以概见宋齐丘在“倒杨”运动中的作用。说杨溥后来全家被害，有一位布衣名叫李匡尧，多次递上名片，要见宋齐丘。宋齐丘知道这“布衣”，别看他无官无职，但有传统读书人的“抗上”派头，就多次找理由，不见他。但有一天宋齐丘自己的儿子死了，办丧事，宋齐丘心疼儿子，哭得很伤心。李匡尧就随着吊客们来吊唁。在宾客席上坐定后，他当场挥笔写了二十八个字，一首七言诗，诗曰：

安排唐祚挫强吴，

尽是先生说庙谟。

今曰丧雏犹自哭，

让王宫眷合何如？

谋划建立（后）唐国基业，终于颠覆强大的吴国；这些都在你宋齐丘先生的战略规划之中啊！现在你自己死了儿子在这儿痛哭流涕，你想想让皇杨溥那里原先的眷属又当如何呢？

宋齐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多种史料中，可以看到奇人宋齐丘的多面性。一面可以看到宋齐丘对南唐建国的战略谋划，可以看到宋齐丘对保有南唐的功绩（史称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其中将士十万，长江天险可当十万，宋齐丘老一人可当十万），但也看到更多资料，说这个人居功自傲，甚至居心叵测，要抢班夺权，各类说法不一而足。宋齐丘，在各种记录者的“重演”中出现了多种面目。

宋齐丘年轻时，家庭没落，生计都没有着落。他空怀一腔经邦治国的韬略，没有人赏识。当时有个叫姚洞天的人，做着骑兵将军，江湖流传此人“好士”，在宋齐丘看来，也许这人能像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豢养门客那样，在走投无路中，很想去“投谒”。但他囊中羞涩，连购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整天就坐在旅舍的门口，无计可施。

邻居有个在江湖上耍杂技的女孩子，总是看到他，一天好奇，就问他为何好几天不出门。宋齐丘跟她说了自己的处境。

女孩子来了同情心，叹道：“唉！这是多小个事啊！秀才你说一声不就有了！”于是给了他几吊钱去买纸笔。

宋齐丘写了自己认为得意的诗词和自我介绍，投送给姚洞天。文中介绍自己时，说自己虽然一事无成，但胸怀大志，“有神出鬼没之机”云云。姚洞天不高兴，认为这人太能吹牛，不见。

宋齐丘很难堪，后来又换了帖子，继续上书，这一次说得很诚恳，言辞也老实多了，甚至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太惨，“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若为鬼”。有这条命还不如没有这条命，做个人还不如做个鬼。说到为何来投奔姚将军，“只为饥寒两字”。姚洞天读到这里，才有了怜悯之心，渐渐地给他一点周济。

宋齐丘从此开始慢慢崭露头角。

徐温后来听到了宋齐丘这个人，就将他召到自己门下。不久，他又与徐知诰有了来往，终于成为江南显贵。

宋齐丘不忘那个表演杂技的风尘女子，做官后，娶了她做妻子。

这个故实说徐温主动召他在门下，但又有故实说，徐温见宋齐丘主动结交徐知诰，不禁对这位来历不明的宾客有了疑心。

徐温门客中还有一个僧人石头大师，徐温对他很信任，宋齐丘就常常住宿在他的精舍之中。有一天徐温对石头大师说：“这个宋措大，在我儿子门下，好像不是什么好鸟！我担心他学的那些玩意儿，不是以‘忠孝’为内容。师傅帮我查看一下，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石头大师就开始暗暗观察他。这时候宋齐丘正在跟徐知诰“谋划天下”，所以，很警觉。石头大师一动，宋齐丘就有了察觉，于是常常早出晚归，回来必然是大醉的样子，没事还专门哼一些黄色歌曲，让石头大师知道。石头大师一看，啊，原来就是个风流狂生啊！于是告诉徐温，说此人“不足为虑”。徐温听说后，也就没有拿他当回事。

这个故实可以佐证徐知诰跟宋齐丘的密谋，可信度很高。

徐知诰“传禅”遇阻

徐知诰在长期的谋划中，很早就有了“传禅”即要吴主将帝位“禅让”给他的想法。但此时的吴主杨溥，一直恭谨守道，没有任何“失德”的记录，这样的条件搞“禅让”，他担心人心不服。因此，就有了等待“嗣君”即徐知诰继承人。这就像演义中的曹操要将天下做“熟”送给曹丕、司马昭要将天下送给司马炎一样。宋齐丘跟徐知诰在小院池塘亭子里谋划的战略，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宋齐丘甚至在为这个长久的战略做密密麻麻的铺垫。

徐知诰的长子徐景通，也即后来的中主李璟，应该是宋齐丘与徐知诰谋划中的“嗣子”。但宋齐丘秘密地谋划由徐知诰的次子徐景迁来做“嗣子”。吴国有个老学者叫陈觉，此人在国内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宋齐丘就动员徐知诰，让陈觉来辅导徐景迁，以此抬高徐景迁的声誉。而宋齐丘则常常在一些重要场合将军政过错推到徐景通身上，有美事则推到徐景迁身上。逢人便盛推徐景迁的贤德。他的意思是：徐知诰已经年老，做不了皇上了；如果徐景通做了皇上，属于年富力强，我宋齐丘不好制约；徐景迁，当时才十几岁，只有他将来做了皇上，我才是第一功臣，也好去制约这个年轻人。

徐知诰不久就看出了宋齐丘的这个心思。他处理的办法是，将宋齐丘召到金陵，放在自己身边做个副手，不让他参与未来接班人的人选问题。

但是事情出现了新的变化。

徐知诰镇守金陵，有一天照镜子，用镊子将偶然出现的几根白胡须夹去，一边叹息道：“国家安定，但是我已经老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说这话时，大臣周宗在旁边，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当下就向徐知诰要求自己愿意到扬州跑一趟（当时吴国的首都在扬州，还没有搬到金陵），暗示吴主“传禅”的事。徐知诰觉得可行，但要他先跟宋齐丘商量。宋齐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他不是吃惊别的，而是吃惊这个“传禅”的谋略居然要这个周宗提前提出来了，那么如果“传禅”成功，周宗将居头功，而我宋齐丘可就远远落在后面啦！于是，他不同意，马上给徐知诰上表，恳切地劝谏，说天时地利人和之类都不具备，不可盲动等等。徐知诰没有想到宋齐丘会反对，不禁愕然，感到奇怪，难道以前在一起讨论的那些密谋不可以施行了吗？所以徐知诰从此对宋齐丘有了不满。

徐知诰有了此意，臣下多人就开始劝进，要求徐知诰应该顺从民望，早一点“传禅”为帝，如此则是天地人神之福。

徐知诰则在诸位大臣的劝进中，有了突破当初与宋齐丘在池中小亭中的谋划，提前“传禅”的打算。

有一天，徐知诰在相府做了个梦，梦中走过顺天门，忽然倒在地上。醒后觉得不吉祥，对这个提前“传禅”的政治安排更有了疑虑。坐在府中一天都心情不好。夫人见状问他，徐知诰说了这个梦，认为夜梦不吉，所以忧虑。夫人说：“梦本身谈不上吉凶，关键看人怎么解释。有善于解梦的，可以去问问他们，看他们怎么说。”徐知诰一出大厅，就看到了周宗在庭下，就对他说了这个梦。周宗听后，马上下拜祝贺道：“此明公宜令人策立也！”摔倒了要人扶起来，这是明公您要别人“策立”你呀！徐知诰闻言大喜。马上邀请周宗跟他进入内室，与夫人在一起吃酒。随后又将国内最肥的一个缺“盐铁使”交给周宗来做。周宗从此等于成为江南最大的国营企业老总，史称“家遂大富，官至侍中焉”，家里从此极为富有，做官也做到了宰辅一级。

这个周宗，就是后来李煜的大小周后的父亲。

此人甚为贪财，官职做到侍中，俸禄已经相当可观，但他还是要做生意，而且做的是跨国生意。江南不产马匹，他就向中原购买，而后加价卖给江南。当时淮南有个口岸，一直到后周世宗柴荣时期，还在开放。后周知道南唐买马，就让军中精锐打扮成北边的草原人，穿上羊皮大袄，每人牵一匹马过浮桥，假装说是做生意的商旅。南唐边防有周宗的文书，合同之类，就将人马放过来。于是后周大军很容易就占据了淮河对岸，接应大军过河，最后进入临淮，夺得江淮十几个州郡。史家认为：虽然南唐国本来就对边防不太重视，但也确实是由于周宗这个人太贪婪，导致国家破亡社稷倾覆，周宗作为大臣，他的罪过也是很深的。

向宫女玩“咸猪手”

宋齐丘还有一个恶行。

南唐先主李昪，即昔日的徐知诰得到天下后，定都金陵。有一文人名汪台符，上书详细剖析民间利害关系，有十多条意见，大多以富国、富民为主旨。先主觉得这个意见不错，嘉奖了他。宋齐丘却嫉妒他的高才，屡屡在李昪前诋毁他。汪台符知道后，内心不平，就想法挖苦宋齐丘一次。

宋齐丘字超回。他这个名字含有很骄傲的自诩，意思是：跟孔丘齐名，超过颜回。孔丘、颜回，一个是传统的大圣，一个是传统的复圣。宋齐丘这个名字未免大言不惭。所以汪台符有一天给他写信说：“闻足下齐大圣以为名，超复圣以称字。”

宋齐丘闻言有了惭愧，这个事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个把柄，于是宋齐丘改了名字，不叫“超回”了，叫“子嵩”了。事情到此本来可以道声“惭愧”过去，但宋齐丘乃是当朝权臣，于是使亲信诱惑汪台符乘船游秦淮河吃酒，痛饮后，将他推到石头城一个叫“蚵蚾矶”的下面，淹死。

宋齐丘不喜欢的徐景通也即李璟后来继承了皇位，成为南唐中主；而他喜欢的那个徐景迁，却早早病逝。这样，宋齐丘就没有了“拥戴之功”。但他有了“篡位之念”，就像杨溥要“传禅”给徐知诰一样，他希望李璟能“传禅”给他宋齐丘。这件事，有多种史料记录。

事实上李璟本来是个很温和的人，他继承李昪的事业后，对臣下一直很有礼，史称李璟“天性谦谨，每接臣下，恭慎威仪，动循礼法”，李璟天性就是一个谦逊谨慎的人，每次与臣下在一起，都表现得很是恭敬谨慎，威仪也是出于自然，接待方式也都按照礼节进行，从不失礼。到了夏天，在小殿内接见臣下，如果穿礼服的话，未免太热，就想穿轻简点的休闲服来见诸臣，但每一次都要中使预先询问：天气太热了，朕这样穿行不行？头巾不用裹，就简单扎一下行不行？他也知道宋齐丘在他还做太子时，曾有意排挤他，想让兄弟徐景迁上位。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李璟的“循礼”。他见到宋齐丘称他为“子嵩”，见到其他大臣也往往称官职，“侍中”“太尉”“史馆”等等。

宋齐丘仗恃着自己是前朝元老，对南唐第二代君王李璟实在是尊重不够。有一次，李璟在别殿宴请诸臣，宋齐丘等人都参加了宴会。大家喝到热闹处，李璟将宫中的“文工团”请出来，用声乐来助兴。内中自然是有靓丽的宫女，宋齐丘就乘醉“手抚内人于上前”，当着皇上的面，动手抚摸宫中的艺伎。这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严重失礼。当时诸臣看了都很害怕。但李璟并不介意，还是跟诸臣吃酒联欢，尽兴而罢。第二天，宋齐丘也有点害怕，李璟也知道他害怕，一起床，还没有离开帷幄，就派人找了些纸笔，送给宋齐丘安慰他。史称“齐丘乃自安”，宋齐丘这才把心安定下来。

宋齐丘当着皇上，向宫女玩“咸猪手”，皇上不介意，还安慰他，这类事，很像当年楚庄王“绝缨”的故实。据《韩诗外传》：楚庄王晚上宴请武将，一阵风过来，忽然吹灭了灯烛。有人就在黑暗中牵引“文工团”美女的衣服。这个美女一把将这个武官盔甲上的红缨捋下来，偷偷地送给楚庄王，说就是这人调戏了我。庄王下令，所有的武官一律将盔甲上的红缨取下来，而后再重新点上蜡烛。于是，酒会尽欢而散。

按这个故实看，李璟做得比楚庄王还要仁慈。因为宋齐丘是明着调戏，而楚国武官是暗着调戏。最后的处理也不同，楚庄王是不闻不问，李璟是明知宋齐丘不安，还去安慰他。由此可见，李璟做到了孔夫子所谓的“君使臣以礼”。宋齐丘却不能做到“臣事君以忠”。他试图“篡位”。

借兵祸图谋“篡位”

宋齐丘有几个死党，陈觉、李徵古等人都是。而陈觉等人刚刚在对南方诸国的战争中失利，周世宗柴荣的大军已经在横扫江淮。江淮不保，江南就只剩下长江一道天险，周师过江，南唐危矣。李璟与诸位大臣论及家国之事，忽然有了深切的感慨。南唐以继承大唐自诩，但经由几场战争后，李璟想起李昪临终前不要好战用兵的教诲，想起南唐这一班大臣却没有得力人物帮助他恢复大唐盛世，更想起柴荣就在江对岸……想到这一切，他流下了眼泪。

这时候，李徵古居然说：“陛下当以兵力拒敌，涕泣何为？饮酒过量耶？乳保不至耶？”陛下当以兵力抗拒敌人，哭个啥劲呢！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奶妈没过来吗？

这话说得实在无礼，李璟当时就变了脸色，左右也感到害怕。但李徵古先生神色自如。应该是在宋齐丘死党的授意下，管理天文农业的官员也乘机说：“现在天文已经有了变化，人主应该避位，祈福禳灾。”

李璟一听，这就是要我做杨溥第二啊，就不动声色，说：“好好好，这正是我的意思，但我不知道这个位子传给谁合适啊。”

陈觉、李徵古一怔，马上接话道：“天命如此，应该让宋公齐丘摄政。陛下但居深宫之中，等到国事已定，还可以再归政，也不算晚。”

李璟说：“好好好。”

马上就召中书舍人，宫廷秘书长陈乔来，草诏，传禅。

但李璟这么做，实在是出于愤怒，并非真心。

陈乔过来后，听说这事坚决不肯草诏。他上前对李璟说：“陛下一旦颁发这道诏书，一旦签了名，我这个臣子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啦！”

李璟这才嘻嘻哈哈地嘲笑了诸臣一番，“传禅”的事才算过去。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齐丘被拘禁至死，陈觉、李徵古被赐自尽。

宋齐丘名气大，很多人都趋炎附势巴结他。名臣冯延巳，书法很棒，远远胜过宋齐丘，却恭维宋齐丘的书法有功夫，并假装拜宋齐丘为师跟他学书法。宋齐丘对此毫无自知之明，见有人来拜师，就一本正经当老师，“指点”冯延巳的书法说：“你的书法并非不善，但是不够精。很多地方往往像虞世南，这怎么能行！”

在宋齐丘眼里，大唐虞世南的书法也不咋地，因此被人讥讽为“狂瞽”，疯狂的瞎子。

但南唐衣冠之国，除了汪台符瞧不上宋齐丘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瞧不上他。此人就是著名文臣韩熙载。

因为宋齐丘有名气，所以很多人都来找他写碑文。碑文写好后要镌刻，镌刻之体最好用八分书，隶书体，这种字体，韩熙载最拿手。因此人们往往拿了宋齐丘的文，请韩熙载来书写。韩熙载看着宋齐丘的文章，就用纸团吧团吧塞到鼻孔里。人问他为何如此，韩熙载答：“其词秽且臭。”宋齐丘的文辞又脏又臭。

帮助李昪得到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

李昪救吴越国灾

徐知诰经由“传禅”，做了皇上。既然徐知诰先生总是自称为大唐帝国建王李恪的后裔，这时候徐温的儿子们为了讨好他，开始请求徐知诰“归姓”，也即恢复真实姓氏李氏。史称徐知诰此时特别怀念养父徐温的“鞠养之惠”，收他为养子的辛苦慈爱之恩，不忍心改回李姓。但百官坚决请求，徐知诰先生这才答应恢复李氏。

于是，史上有了南唐李氏。

南唐（937—975），历史上不算中原“正朔”王朝。在“五代十国”中，只属于“十国”之一。但考察下来，却发现，南唐的经济、文化都有中原“正朔”不及之处，不仅“五代”诸国难以企及，连历史上的正宗王朝，如秦、晋等，与南唐比，恐怕也要逊色得多。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南唐，算得一个成就斐然的文明邦国，不算坏。因此，大帝柴荣乃至于后来的赵匡胤要灭这个邦国，最为头痛的不是武力方略，而是师出何名——为何要“平江南”？

无论柴荣还是赵匡胤，就地缘政治论，北边主要是契丹问题，至于北汉，那是早晚可以解决的问题，相当于围棋中待提的死子，只是时机问题；南边其实就是南唐问题，至于西蜀、南汉、荆湖、吴越，问题都没有南唐这么重要。

南唐，长期定都金陵，从先主李昪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有国三十九年。南唐盛时有三十五州，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诸省全境或大部，人口五百万左右，与宋初建隆年间（取荆湖蜀汉之前）的人口差不多，但富裕程度则超过了中原大宋。

李昪不喜欢用兵。

吴国杨溥时代，吴越钱氏有一次来袭毗陵（今常州无锡一带），李昪率兵与吴越大战于无锡，战争结果是：越人奔溃。

吴国本来与吴越国很少战争，这一场吴国的胜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两国开战就是仇家，李昪在四邻境内只有与吴越钱氏这一仗算是“国仇”，但他主动与钱氏和好，两国之间于是息兵。

他曾有言道：“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

百姓各自都有自己的父母，哪里用得到争夺城池，开扩领土，让这些同样都有父母的孩子们流血牺牲呢！

先主李昪称帝第六年，邻邦钱氏吴越国大火，都城宫室、府库全部焚毁，史称“甲兵皆尽”，连兵器盔甲之类军需物资也烧没了。

这时，李昪部下首席谋士宋齐丘主张“乘其弊攻之”。

他一番话的大意是：这是一个机会，两国边境连绵千余里，按国力，南唐盛于吴越。钱氏吴越国自前代就是杨氏吴国的对头。这对乐于开疆拓土的雄武君主来说，机会难得。现在这一把大火，证明苍天已经放弃了吴越，我部大兵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扫荡吴越的宫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让吴越成为我们后世的忧患。

但史称“李昪不许”；不仅不许，还“遣使吊问”；不仅遣使吊问，还“厚赒其乏”，给吴越钱氏送去了大量救灾物资。

这一段故实，有多种版本，各有不同，但说到李昪不忍之心则大同小异。

《钓矶立谈》（宋·佚名）说李昪听到宋齐丘这一番话，“愀然久之”，忧伤了很久，他说：两国疆域虽然有区分，但黎民的生命道理是一样的。战端一起，人各为其主，其心未离，那时必将有一番惨厉刀兵。如此横生屠戮，实非我所忍心。况且救灾睦邻，是治古之道。我发誓将后世子孙，付之于天命，不愿以我之力而经营后世！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江南野史》（宋·龙衮）言李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南唐国，首先与吴越国钱氏约和，还将以前战争中抓住的吴越将士送还吴越，吴越也投桃报李，将过去抓俘的吴国将士归还南唐。史称二国“遂通好不绝”。

《南唐书》（宋·陆游）论李昪吊唁周济吴越之举是“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确实，李昪此举很像春秋时秦国周济晋国荒年的举动，不计两国恩仇，但以天下民生为重。

爱和平，不爱用兵

李昪对宋齐丘所有的谋略都很赞同，唯独关于开疆拓土的意见，他不愿意接纳。他爱和平，不爱用兵，以至于跟随他的部下都有点瞧他不上。

那个大名鼎鼎的词人、高官冯延巳，在李昪时为秘书郎，受命与太子李璟交游。李璟登基不久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做了宰相。

他做宰相后，常在背后诮话李昪，《江南野史》记录冯延巳的说法是：“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不过是个乡巴佬，成不了什么大事。

马令《南唐书》的说法是，冯延巳常笑李昪“龌龊无大略”，说李昪过去打仗时，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要唉声叹气十多天。又夸奖当世的李璟说：现在的主上，数万将士在外打仗，根本不介意，“宴乐击鞠不辍”。不管外面打仗多么紧张，李璟照旧大摆筵席踢球玩乐，从不中止。他认为李璟这样不在意数万生命的主上，“则真英雄主也”。

这些故实透露出李昪、李璟的性情差异。但李璟也是初期好战，中晚年后，也是一个厌战的君主。

说到冯延巳，略说说他的姓名。“冯延巳”还是“冯延己”，史上说法不一。简言之，我赞同“冯延巳”说，理由：冯氏字正中，正中，是午时。午时，即现在标注的十一时至十三时之间。巳时则在午时之前，即九时至十一时。巳时一过就是午时。“延巳”，就是“延长巳时”，那就到了“午时”，故字“正中”。他还有一个号叫“延嗣”，也可以据此推想“延巳”“正中”与“延嗣”的关联。故，我以为，称他为冯延巳可能是符合他的名字本意的。

李昪时代，税赋很轻，徭役很少，守土之外，很少战争，与契丹、中原、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还开办了太学、开设了科举，人称天下衣冠之盛在南唐：“儒衣书服盛于南唐。”

李昪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他晚年，与宰相冯延巳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做南唐的“隆中对”。

李昪掌有南唐之后，江淮一带也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正好赶上丰年。江淮的丰收在传统中国经济史上一向都很重要。两湖之外，就是江淮，中国的粮仓在此。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南唐朝中就有人主张举兵“广土宇”，也即开疆拓土，侵占他国领地，扩大自家版图。冯延巳更认为南唐地势不算广大，羽翼尚不丰满，故不可以远飞；国家还不够伟大，不能号令四方；财政赋税兵马粮草还不够富有，不可以兴事，因此，必须开疆拓土。他提出，如果开疆拓土，首先就要瞄准以下三个邻国：王氏闽国、钱氏吴越、马氏荆楚。他的意见是：南唐要有“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要想振兴南唐，必先灭此三国。

李昪反对这个意见，说了一段话，可见其不乏仁人之心。他说：

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患甚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

我从军旅之中长大，看明白了战争对士庶的危害太大了！我不忍心再谈兵戈之事。让别人的士庶平安，那么我们的士庶也就平安啦！

随后，李昪历数史上开疆拓土导致社稷倾颓的故实后，又挨个分析了三国的政治形势，最后说：

如果一定要与三国开战，胜算也许有，但兵祸连结，所得未必大于所失，还同时得到穷兵黩武的恶名。孟子过去就说过，齐国夺取了燕国之后，因为恐怕四邻都来此争夺，形成兵连祸结的局面，这样，白得尺寸之地，却有了战争罪人的恶名，齐王不愿意做这种事。与其大动干戈，还不如节俭而待天命，与四邻敦睦，这样就相当于王氏、马氏、钱氏三国在为南唐守四邻，如此，则四境之外，使人自为守。等于我现在保存三国而不取，是以三国为我唐之屏障也。这样没有疆场之祸，我就可以专心于内政。我邦男不失农活，女不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家一定会更为殷足富有。而兵旅训练，很长时间不去打仗，士气则必然倍增。如果蒙天眷顾，中原有变，朕将投袂而起，首先倡议天下，如果能平定北方非正朔的中原伪政权，恢复我大唐故都长安，然后谦逊地号令江南诸国归附，那时，就是一封诏书的事。能够如此，何必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呢！

李昪一番话说了三层意思：

一、南唐真正的大敌在北方不在南方。宋人马令《南唐书》记录李昪说法是：“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这话的意思是：李昪不是简单的厌战，实是待时。他认为时机不到，宁肯不动，以免兵衅一起，胶着连年，且胜负未可知。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远见卓识。

二、南唐不能在四境开战，留有四境邻国，等于他们在代我守边。这个意见与赵普劝导太祖赵匡胤的意见一致：暂时留着北汉，等于让北汉为大宋守北边，这样与契丹就不会直接接壤为敌。而南唐在等待天命来临的时刻，可以北上扫荡中原，以成帝业。

三、生命珍贵，百姓无辜。兵戈之凶器，能不动就不要动。生灵涂炭，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苦难。这个意见正是古来儒学敬畏生命之圣贤精神所在。

关于地缘方向的军政战略，李昪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不要对邻境用兵，等待中原有了变化，北上与伪政权们去争天下。

李昪对冯延巳一番话，一时说服了诸臣。当时儿子李璟也在旁边。

李昪将这个意见坚持到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临终时，还对李璟说：宫里积有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以安社稷！万不可效法隋炀帝，依恃国家富有而穷兵黩武，那是自取亡覆之道。你如果能听我这话，我死后也视你为孝子，百姓也会称你为贤君！

《钓矶立谈》记录说：李昪死前，呼李璟登御榻，抓过他的手，咬他的指头到出血，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以后北方有战事，你可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这一番话！

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先主李昪，历史上是一个被众多英雄淹没的重要人物。他对南唐未来的划策，具有了不起的前瞻性。这是比起诸葛亮《隆中对》毫不逊色的战略规划。诸葛亮辅佐的蜀国，历二帝，共有国四十三年，李昪开创的南唐，历三帝，共有国三十九年。有国时间差不多，但就文化贡献而言，南唐其时比蜀国大多了。如果玩笑扯一句“幸福指数”，南唐也比蜀国高得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昪志在中原以待天命的国策，是一种不为俗见和短见所左右的大见识。

南唐中主李璟如果真能理解老爸一番远见卓识，真能积蓄实力，等待中原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历史格局。

但历史留给人们的恨憾实在太多……

李昪当政有一德政，早于赵匡胤时代，值得在此说说。

五代藩镇将帅不仅主地方军政，还兼管司法。但武夫们主持司法，往往轻断生死。在李昪这里，改了规矩。他规定“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由朝廷决断犯人生死，并要反复查验复核。这是避免冤狱的必要手段。如此司法，就有了“慎罚”的圣贤气象。

这不是个小事件——所有敬畏生命的故实，都不是小事件。这类德政，都是影响赵匡胤的传统故实。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禁止藩镇专断司法，将死刑判定的权力收归朝廷，应该就与前辈的德政传统有心性和制度上的渊源。

李昪有光明从政的意识，践祚前，根据他的行为逻辑，可以推演，他应该有过“权谋”性质的运作，但践祚后，则较少看到“权谋”性质的运作。这在帝王之间比较罕见。

有一个人进献“毒酒方”，说可以秘密处罚那些乱臣什么的。李昪说：“谁要违犯了我唐的法律，自有正常刑律，要这个干什么？不要!”关于他的记录中，有“鸩杀”大臣周本的故实，似与他这个说法矛盾，似乎是历史记录中的歧异，但要注意到：“鸩杀”案时间，在他践祚之前。所以我要说，李昪的“光明从政意识”是在他践祚之后。

李昪生性节俭，知者不多。据陆游《南唐书》，李昪常常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平时用的洗手盆都是铁的。夏天，寝殿施青葛帷，这是一种很便宜的布料。左右宫婢，只有几个人，而且服饰朴陋。南唐建国之始，就以他的金陵节度治所为宫殿，这意思是说，南唐帝国的皇宫，其实就是当时吴国齐王的王宫。但是王宫与皇宫还是有区别的，李昪只要求在殿脊加上皇宫才有的鸱尾，外设一些阑槛而己，始终没有大兴土木，另建皇宫。李璟做太子时，要用杉木做板障，有司请示李昪，李昪说：“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杉木固然有不少，但我要留着做战舰，李璟要做板障，就去用竹料吧。

看陆游的记录，可知李昪是比赵匡胤还朴素的一个人。

他晚年服金石药，有求长生的意思。但这种江湖奇药服后让人躁怒，李昪也不例外。所以，当百官奏事时，他也常常厉声呵责。但群臣似乎并不怕他，也常常“正色抗辩”，很严肃地反驳这位开国皇上。这时，李昪如果听臣下们说得事理明白，“必敛容慰勉之”，他能当场收起厉害样，立刻温和地以礼待臣，并且十天之内，必有赏赐。这样的君臣关系，让人心气平和，都很舒畅，史称“人思尽力”，人人都有将全部智慧和能力贡献出给南唐的心思。

南唐后来在与大宋的对峙中，朝纲已经多有败坏，但仍然不乏忠勇良臣，与李昪这种礼贤下士之风不无关系。

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的很多作风，与李昪相似。老赵也是一个勇于认错的圣君，并且能够当场认错，认错之后，还会给对方优厚的奖励。

近代以来盛行一种“史论”，认为“统治者”的所有“善政”“德政”都是“让步政策”，都是“虚假”的；“善政”是“虚假”的，“德政”也是“虚假”的，等等。这类“史论”属于“诛心”之论，也即“动机论”，是非常不靠谱的一种揣度，具有“栽赃”的性质。即使这类说法是真实的，也可以退一步说：不能指望政治家“真心”为你干活，假的就行，一辈子假装尊重民意，一辈子假装尊重法治，一辈子假装关注民生，一辈子假装敬畏生命……这样已经足够。不能向政治家们索取太多。所以西方有谚语说：“一辈子佯装好人，上帝也会感动。”李昪、赵匡胤，就是“一辈子佯装好人”的圣君，如果不愿意承认他们人性中的仁慈隐恻，也可以这般理解。

李昪就是这样一个南唐先主。史称他死后消息传出，“四方黔首叹息涕泣而辍其食”。他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这位死后被谥为“烈祖”的皇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史称“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李昪只在意守住继承吴国而来的旧地，没有继续经营扩大版图的战略。但也正是这样的国策推行，“吴人亦赖以休息”，吴人也依赖于这种守成而不是扩边的政策得到安居休息。

而吴越钱氏，据有苏浙闽全境或一部，历三代五王，近百年间，也是一个厌战的邦国。

鸩杀大臣事件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南唐、吴越的战略是保境安民、休兵息战。在邦国建设中，农桑、水利，益民之举常有。故五代之乱，江南偏安。这一片广袤疆域为后来的大宋帝国保留了再生的元气。就历史有机性言，南唐与吴越的厌战、惧战，是利于吾土吾民之举，值得对这俩“软弱”的邦国，特别是李昪和钱镠时代，给予一点温情的理解。

但在记录中，李昪也有诛杀大臣的案例。

这是李昪还在叫徐知诰时的事。

吴国杨行密时有个武将名叫周本。此人骁勇异常，年轻时在山中徒手与猛虎格斗，居然将猛虎格杀。威名传扬，江湖皆知。后来在杨行密麾下，作战时几乎不知道生死。攻城略地，往往遍身是伤，全然不顾。等到战斗结束，他自己烧个烙铁，烫治创口，居然还谈笑自若，就像没有疼痛感觉。所以他的部下对他都很服气。杨行密称王后，周本带兵平定浙江，为吴国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在江西打仗时，他曾以七千人击破数万之众。后唐时，被封为西平王，仍然镇守在吴国，辅佐杨溥。

徐知诰要“接受”杨溥的“传禅”后，周本已经七十多岁，退休在家。忽然听到儿子跟从朝中大臣奉书劝进，坚决不同意。他不同意徐知诰代替杨溥。

徐知诰这时候还在做齐王，知道后，在便殿设席宴请诸臣，特意给周本的杯盏里下了鸩毒。周本经多见广，知道这杯酒不是好酒，就拒绝饮用。他的办法是，假装喝醉，然后将徐知诰送来的酒盏拿在手上，又另外取过一壶酒，两下里来回掺和在一起，然后又分成两盏，自己取一盏，进献给齐王徐知诰一盏。

他说：“陛下千万岁！臣敬陛下酒！陛下若不饮此酒，可不符合君臣同心同德的大义！陛下赐酒，臣不敢奉诏！”

此言一出，徐知诰马上变了脸色，很久僵着没有话说。这应该是徐知诰一生至为尴尬的时刻。饮下去，俩人都毙命，肯定不能饮；不饮，就证明了酒中有毒，那么诸位大臣知道，就会对徐知诰有了警惕。对徐知诰来说，那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信用危机。但周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僵着。

这时，一位优伶名叫申渐高，他知道这件事应该有个结局。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似乎也只有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想到了，于是决定来做这件事。

他走上前来，故意说一些诙谐幽默的话头，然后将周本手里的两杯酒自己全部喝了。喝完，装醉，将酒盏酒壶塞到自己怀里，急忙跑了出去。

徐知诰秘密地让人带着解药去救申渐高，但是，已经晚了，史称申渐高“脑溃而死”，脑袋溃烂而死。

申渐高之死，是春秋时的士人之风。此中也有大义，他期望用自己的一死劝谏徐知诰不当以此诛杀大臣。

周本知道徐知诰最后还是由杨溥“传禅”做了新君，不禁愤怒地长叹道：“岂能复事二姓乎？”我乃是吴国大臣，岂能再为二姓服务！

在极度的忧郁中，周本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他可能是唯一在李昪篡位活动中“死节”的大臣。

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故实的主角不是周本，而是徐温的次子徐知询。

徐知询很早就想取代徐知诰摄政，但他人望、能力都不足。徐温死后，他被剥夺了军政管理大权。

当徐知诰用一只金杯装了鸩酒给他喝时，跟他说：“愿弟寿千岁！”

徐知询知道有毒，就用别的酒器平均了两杯酒，跪着献给徐知诰说：“愿与兄各享五百岁！”

后来的事，有申渐高解决了。

申渐高，是吴国乐师，善于吹奏三孔笛。

李昪鸩杀大臣事件，虽然是践祚前的恶习，但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复杂性所致。人，不是一个面孔；李昪，也不是一个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