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三镇造反

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石敬瑭的命运

按钱穆《国史大纲》的说法，石敬瑭割赠幽、蓟十六州，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424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受异族统治。虽然此地各个民族都曾受到汉化，但实在不能与中国本部相比。严格来说，十六州中之某几部分，自唐代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乎将及六百年之久。

钱穆还认为，国家内乱，借援外兵，引入内地，唐代亦屡有其事。后世责石敬瑭不当借援契丹，却忘了石敬瑭自身早是一个胡人。他在耶律德光前自称“儿皇帝”，也是自安禄山以来相沿的“北人遗风”。

钱穆认为“唐代对于民族观念之不重视，流害遂至于此”。钱穆看到唐人政制，沿袭北朝周、隋。“惜当时北朝周、隋诸儒，以环境关系，未能发明民族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

这是将五代石敬瑭的乱政算到唐玄宗时代，也有道理，可以备此一说。但直接开启大宋“冗兵”负担、导致靖康之变的地缘政治恶劣生态，则不必推远到唐玄宗时代。石敬瑭就是罪魁。在大宋地缘劣势前，石敬瑭难辞其咎。

此外，也要知道，石敬瑭自称“儿皇帝”虽然属于“北人遗风”，但纳入中原文化圈考察，毕竟是一种自轻自贱的姿态，不然，为何不称契丹为“儿”，自己为“父”呢？考二人的生卒年，石敬瑭出生于892年，耶律德光出生于902年。石敬瑭四十四岁，耶律德光三十四岁，石敬瑭比耶律德光还大整整十岁，但他依然自称“儿皇帝”。虽然这类“排辈”在中原文化中也常见，某人辈分高，年纪未必大，是家族中可以观察到的风景；但作为异姓而称谓他人为“父”，自称为“儿”，这在中原文化中就构成了一种贱行或耻辱。石敬瑭之所以自称“儿皇帝”，固然有以此辨别亲疏，而不是辨别长幼的意思，但以相差十岁的年龄依旧称谓对方为“父”，个中摇尾乞怜的低姿态是不难考见的。

但石敬瑭的低姿态并没有换来属下（主要是藩镇）的普遍忠诚。

他治理中原，问题重重，不能得到藩镇的支持，后晋是不够“坚挺”的。

石敬瑭在后来的日子里，极力讨好藩镇，甚至也可能是真诚地安抚藩镇，但燕云乃至于整个后晋，各藩镇间，有人出于耻服契丹，有人出于藩镇野心，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令。

全国各地，就像有一股“反石”的浪潮。石敬瑭个人气场不够，治国策略不佳，最重要的，他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千年中国史可以依稀看出内在的人心相背：投靠异族，对国人而言，不是值得托付的政治选择。任何时间，都会有一种可能：以驱逐异族为政治诉求，重新谋取“合理”权力的上位。尽管，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兵部尚书死不降契丹

大同节度使（驻云中，治所即今山西大同）判官吴峦，关闭城垒，拒绝接受契丹诏命。大同属于“幽云十六州”之一，吴峦此举，等于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治安排。

吴峦，史称“少好学”，但他在科举中“举明经不中”，报考“明经科”没有考中，后唐时，出任大同军节度使沙彦珣的从事，累迁判官。石敬瑭颠覆后晋之后，契丹撤军时，路过云州，沙彦珣出城迎谒，被契丹掳走。吴峦因此对城中将士们说：“我等皆属礼仪之邦的文明人，怎能向野蛮的夷狄称臣！”

将士们为他感动，就推举他为大同军主事。

这时石敬瑭虽然已将云州割让给契丹，但吴峦仍率将卒顽强拒守。契丹围攻大同七日，还没有攻克。石敬瑭知道难题来了，但他硬着头皮给耶律德光写信，让契丹撤军，说是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契丹解围后，石敬瑭以升官为交换条件，召吴峦回京。改授他为武宁节度副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再迁右谏议大夫，复州防御使（治所在今湖北仙桃）。吴峦勉强答应了这个条件，回朝。

但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后，石重贵即位，与契丹绝盟。当时后晋的边境要塞贝州永清军（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战略地位重要，后晋在此地囤积粮草，以防契丹入侵。当时永清军节度使是王令温。王令温虽然也有战功，也有与契丹大战的经历，但石重贵认为吴峦当初拒绝投降契丹，应该比王令温政治上更可靠，就让王令温回朝做官，调吴峦为永清军节度使，应对契丹。

王令温有一个牙将，心怀叵测，曾引诱契丹来袭贝州。此人有骄悍之气，难于管制。当初王令温曾经削夺了他的牙将职位。吴峦来到贝州后，爱兵如子，善待士卒，又不聚敛财富，一时颇得人心。这位牙将看到这局面，就假意钦佩吴峦，表示愿意在吴峦帐下效犬马之劳。吴峦对他也是推诚相见，让他督导将士和招募的义兵守卫贝州南门，吴峦带兵守卫东门。

开运元年（944）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来攻贝州时，带来很多攻城器械，吴峦见状，开东门，放入带着攻城器械的契丹士兵，而后关闭大门，率城中兵民奋力激战，将引燃的柴薪投入夹城之中，将契丹兵和攻城的战具焚烧一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丧心病狂的牙将，却打开了南门，契丹兵一拥而进。吴峦率众抵抗后，见城中已乱，知道大势已去，即乘马返回馆廨，整顿衣冠，投井而死。贝州失陷。

可以将吴峦将军表彰为誓死不降契丹的后晋英雄。

石敬瑭归附契丹后，应州（今山西应县）也属于割让之地。但当地的武官，指挥使郭崇威，不想接受契丹的侮辱，率众离开已经属于契丹的辖地，南归。

郭崇威，后来出任后晋武官。后晋第二代也是最后一代君主石重贵时，他曾与刘知远一起戍守太原，这期间，他与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相友善，一直在郭威麾下，有战功，后汉以后，他与郭威一起镇守邺镇（属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后来成为后周的开国元勋之一。他的姓名因为与“郭威”的“威”重名，出于“避讳”制度，郭威称帝后，郭崇威改名郭崇。

石敬瑭时的兵部尚书王权，曾被召要出使契丹，向宗主国表示谢忱。但他拒绝出使。他认为自己累世将相，不能做这种无羞耻之事，他对人说：

“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我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向草原帐篷屈膝下跪！

于是假托年老有病，不赴诏命。石敬瑭大怒，罢免了他的官职。

王权是老臣，他出生于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从曾祖父起，世代都是大唐官僚，石敬瑭的后晋，考虑到他的官宦背景，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但王权毕竟有大唐的士风，在这样一个乱世，屈身去赴穹庐请安，这事，他做不出。这就是儒学讲述的“有所不为”。

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有生死以之的价值观。王权在这个问题上的姿态，凸显了一种大丈夫气概，五代乱世，难得。

石敬瑭无力控制全国局面，他最信任的武官刘知远，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心怀异志，像更多的地方藩镇一样，在观望，在与石敬瑭玩推手。

……

这时节，更有三个重要人物，举兵反晋，在摇摇欲坠的后晋建立之初，像拳击手一样，又给了后晋三记勾拳，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沉重地打击了”刚刚成立的后晋政权。这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范延光、安重荣、安从进。

范延光心生“异志”

范延光正做着天雄（今河北邯郸）节度使。他不听“儿皇帝”节制，以魏州也即天雄军为根据地、大本营，开始“造反”。

天雄，是唐以来的要塞称谓，史称天雄军。此地曾名魏州，又称魏博，后又改名大名。故唐末以来史上所谓“天雄、魏博、魏州、广晋、大名、邯郸”，辖地虽有变化，但大致所指是同一个省级军政辖区。其地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属于史上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另外两镇是范阳（又称幽州、卢龙，辖境在今河北北部，北京、保定及辽东等地）、成德（幽州以南河北中部，西接山西）。三镇依次为中原北部的三道屏障，范阳是第一道屏障，如今已经属于契丹；天雄为最后一道屏障，天雄破，中原就成为前线了。

此地故实甚多，当初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在这里反叛李存勖，得了天下。现在，范延光就镇守在这里。

说来这位范延光“微时”，也即没有出名之前，本来没有多大野心。但他遭遇了一个江湖术士张生的蛊惑。张生对他一番恭维，改变了他的心态。

张生说：“看您这面相、骨相，将来必定可做将相。”

不久之后，范延光做了官，算是跻身显贵行列，他想起张生的话来，觉得他的相术太准啦！于是就召他在麾下做参谋或顾问，对他极为器重信任。

有一次，范延光梦见有蛇从肚脐眼儿钻进肚子里了，就问张生这梦主何吉凶。张生一如既往地说拜年话：“蛇啊，就是龙，这是龙蛇啊！这是当帝王的兆头啊！”

范延光闻言大喜，从此有了“异志”。

这件事可以与李嗣源时那位周玄豹术士“媲美”。李嗣源也是因为周玄豹相术很准，想召他入朝做官，但是遇到大学士赵凤的劝谏，最后没有让周玄豹入朝，也因此避免了术士祸害下的灾难。但范延光不同，没有人劝谏他。因此，他只能按照有限的个人智慧来处理这件事。

五代十国，乃至于三千年历史故实，我看惯了这类术士的恭维，大致规律就是：术士吹捧主家，主家大喜过望，后来果然部分或全部实现术士的预测，于是术士被召来做官。但这之后，就是一场悲剧，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范延光也不例外。

范延光在后唐时与潞王李从珂关系亲密，潞王做了皇上也即史称末帝之后，与石敬瑭对峙，晋阳大战时，范延光曾奉命带两万精甲步骑到辽州（今山西左权），与赵德钧形成掎角之势，对付河东和契丹联军。但李从珂很快覆亡，赵德钧等人又投降了契丹，范延光即匆忙带兵返回天雄大本营，虽然表面上向石敬瑭上表愿意归附，但内心一直不安。

那时有个成德节度使董温琪，投降契丹，被契丹掳往北方草原。董温琪的部下有个叫秘琼的，自说自话做了成德军的“留后”。范延光于是暗中写信给秘琼，要求俩人勾连一气，共同对付石敬瑭。秘琼接信后应该有过恐惧，觉得天雄虽然是天下名镇，但是要推翻有契丹支持的晋帝国，似乎可能性不大。所以没有给他回信，但是也不敢回绝，干脆不回应。这就惹恼了范延光，在后来的日子里对秘琼痛下杀手，暂且按下不表。

范延光有“异志”，他在等机会。

但他勾引秘琼的事，早被石敬瑭侦知，于是有了准备。

要说范延光，当初也是一条汉子。他在跟从李嗣源时，有一次李嗣源被敌兵所围，范延光在凶险的战局中被秘密派出求援，半夜被敌兵俘虏，下狱，史称“搒掠数百，胁以白刃”，玩命拷打，以死威胁，但范延光就是没有供出李嗣源这边的信息。好歹躲过一劫，得到了李嗣源的信任。

后来，范延光又在李嗣源解决汴州朱守殷之战中，立功。这事也让范延光对自己信心倍增。他认为自己料事如神，有纵横沙场的本事，隐隐地觉得自己似有能力逐鹿中原。这种感觉跟肚脐眼儿的“龙蛇”应有关系。

但他在后唐明宗时代，应该还没有萌动造反之心。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他这里，稍有脑子的人，也不敢肆意乱动。朱守殷有异动倾向，一战而溃。范延光应该比朱守殷明智。后唐待他也算有恩。他看到朝中有乱象，知道一己之力无能改变朝廷格局，于是多次请求外放。明宗最后答应了他，外放为成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北正定）。

冬天的一个早上，李嗣源为外放的范延光饯行时说：“你现在就要离我远去，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

范延光答道：“朝廷大事，万望陛下同内外辅佐的大臣们商议决定，不要听小人的话语。”

说罢流泪，李嗣源也流下泪来。当时君臣之间确有一种相信相知的感情。范延光所以说这一番话，跟当时朝廷任用孟汉琼一班中使宦官有关。孟汉琼虽然不是史上最坏的宦官，但他确有结党营私、舞弄权柄之举。

范延光一番话，仿佛诸葛孔明《出师表》，有着对后唐王朝的关爱。

不久，范延光又做了天雄节度使。此地遂成为他的大本营。虽然他后来又做过宣武节度使，但天雄军还是他最为倚重的根据地。

他后来又与潞王李从珂很友善，李从珂称帝后，给范延光加官为枢密使，从此，范延光有了参与军机的朝中大权。李从珂还让儿子娶了范延光的女儿，俩人结成了亲家。李从珂讨伐石敬瑭时，任命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河东前敌总指挥），范延光则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河北前敌总指挥），同时代理魏博行府事，相当于河北前敌的政务主任，同时他还兼着中书令（国务大臣）。范延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李从珂也确实非常信任他，以至于晋安大败后，一度想到天雄军去投奔范延光。

讨伐石敬瑭的晋安大战时，范延光作为招讨使之一，受诏带领部下将士两万余人屯驻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当时赵德钧已经心生异志，要求范延光的部众与他的卢龙兵合为一处。范延光以他的政治智慧，看出了赵德钧其心叵测，很可能是聚兵一处后，以此壮大自家声势，加重向契丹投降的砝码。于是，他出于警惕，上表称他所带领的天雄将士已经进入贼境，无法再南行数百里与赵德钧会合。于是赵德钧的这个谋略没有成功。但范延光也有自保的一面，在救助晋安大寨时，他并不积极，这也是事实。

人的复杂性在范延光这里也可以看到。他跟契丹打了多年的阵仗，所以李从珂之后，他虽然表面“臣服”石敬瑭，但骨子里还是有中原情结，想想李嗣源时代的“光荣”，他怎么也不愿意为契丹的“儿皇帝”效忠，何况，他那神秘的肚脐眼儿里还钻进过一条“龙蛇”。

范延光特别信任的一个左都押衙（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副主任）名叫孙锐的，特别专横，他看到藩府有些准备呈给朝廷的奏章，觉得有不如意处，竟敢当着范延光的面撕碎扔地上。有一次范延光生病，这位左都押衙就纠集了几位同党聚谋，逼迫范延光造反。这又是五代时屡见不鲜的“权反在下”的“阴谋推戴”。范延光想起从肚脐里钻进来的那条“龙蛇”，觉得也许正是上天给他的难得机缘，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下来。

范延光初期无非是“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士卒聚集起来，修缮甲兵，将全部辖境的刺史级别的官员都集中到魏州大本营，史称“将作乱”。节度使管辖范围大小不一，从几个州到几十个州不等。但节度使的治所，一般也在辖区某州之内。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行政单位，节度使管辖，略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单位。节度使下属各州，一般安排刺史管理。故所谓“召巡内刺史”，略相当于省长召集全省各地级市市长。

这类举动，动静比较大。

所以范延光“将要”作乱，还没有作乱，石敬瑭就有了感觉。

纷繁杂乱的后晋帝国

石敬瑭正在谋划迁都到汴梁。谋臣桑维翰就对石敬瑭说：“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乃是水陆两道的大都会，物资和财用都很富饶。现在范延光谋反迹象已经显露，大梁距离他所在的魏州不过十个驿站那么远，他那边若有变故，朝廷大军很快就可到达，如俗话所说‘迅雷不及掩耳’一般！主上不必担忧！”

石敬瑭于是下诏，托辞说洛阳漕运不足，要东巡汴州。为了暂时稳住范延光，石敬瑭还给他加官晋爵为清郡王。

但范延光并不为此而停止运动。他很清楚“东巡”是怎么回事。当初李嗣源不就是“东巡”，灭了朱守殷吗！那活儿，还是我范延光干的呢！现在你石敬瑭又来“东巡”，谁不知道谁啊？

范延光的“反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来了，不断有人到朝廷检举揭发他的谋反行径。有人报告说范延光甚至渡过黄河，焚烧了黄河南岸的草市。石敬瑭闻讯很吃惊，但他毕竟老谋深算，暗暗布置了各路将士开始为围剿做准备。

双方都没有下战书，但就像安排好了的一样，各自都在按照战争的逻辑运行。石敬瑭布局的时候，范延光也在布局。他派出大将冯晖为前敌总司令，孙锐为兵马都监，率领步军、骑兵两万人，循河西抵达黎阳口（今属河南浚县），并越过了胡梁渡。此地已经进入河南地界，兵锋直指大梁。

石敬瑭以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讨伐魏博前敌总指挥，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带领本部军马驻屯相州（今河南安阳），为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当于魏博前线总预备队司令。

让石敬瑭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临时任命的前敌副总指挥张从宾，却没有听从他的号令，反而被范延光招降，与魏博合兵一处，一道来反石敬瑭。而且他一旦反起来，更加心狠手辣，很快就攻下洛阳。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河阳正做着节度使，一个在洛阳正做着东都留守（因为石敬瑭东巡，洛阳需要有人留守，而当时汴梁还没有正式成为首都，所以，与长安西京对称，洛阳还被称为东都。以后汴梁成为东京之后，洛阳改称西京），都被张从宾杀害。同时，张从宾又安排他人来充当节度使和东都留守，甚至还调动洛阳内库的钱帛用来犒赏将士，当时的留守官不想给他仓库的钥匙，也被杀害。然后张从宾挥兵东进，直奔石敬瑭所在的临时都城汴梁而来。

张从宾将一场战事搅合得惊险迭出。石敬瑭匆匆忙忙地重新调度中原藩镇各路诸侯前来勤王。诏书频频颁下，当时充任奉国都指挥使的侯益，被指派为率领五千禁兵，与朝廷大臣杜重威会合去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从黎阳分兵，也去讨伐张从宾。石敬瑭要灭张从宾，志在必得，一面又要顾及魏博的范延光，以及范延光派出的冯晖和孙锐。

当时的往来军书在汴梁城中出出进进，秘书们有了从未有过的纷繁杂乱，随从石敬瑭在大梁的官员一个个都有了惊恐；后晋帝国从未有过如此的纷繁杂乱，险象环生！但这时候，老臣桑维翰不惊，只见他坐镇政事堂，从容草拟文件、批复文件，布置军事，神色自若，一副指挥若定的样子。甚至连接待、应对宾客，也不改往日的礼节规范，该戴帽子戴帽子，该换礼服换礼服，一切如常。众人见宰辅如是，略略镇定下来。

他之所以如此镇定，事实上是心中有契丹。他知道，只要契丹在，就没有事。桑维翰是铁了心“爱”着契丹的中原名相。他的智慧和定力，都由契丹而来。他自认为已经把天下大势看清楚了。

石敬瑭的不安

杨光远正在对付范延光派出的两员大将冯晖、孙锐。

在一个叫六明镇（今属河南滑县）的地方，杨光远施用了一个计谋，引诱他俩渡河。这俩将军不知就里，就渡河。杨光远趁他们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起冲锋。河水不深，军士们涉水而战，杨光远部士气正旺，一举获胜，将魏博兵一战溺杀三千多人。冯晖等率余众退回魏博。

杜重威与侯益引兵至汜水，一战擒杀张从宾万余人。张从宾逃跑，乘马渡河时，被追兵挤到河里，溺死。抓获张从宾的党羽多人，送到大梁，斩首、灭族。

张从宾乃是历史上的“佞人”，此人有些邪痞之处。石敬瑭践祚之初，到汴梁巡视，留下张从宾负责洛阳京师的治安。在洛阳著名的天津桥上，碰到了当朝御史。张从宾带着巡警一百多人，在桥上不分路，占满了桥面直行。结果御史大夫无处可躲，生生被巡警挤下桥去淹死。等到石敬瑭回来后，他解释说，是御史酒醉失足。他就是这么“凶傲”。但这一次在汜水之上，他也被挤到水下而死。天理昭昭，故实仿佛一个首尾圆满的“现世报”。

战场形势迅速发生变化，范延光大势已去。史称“范延光知事不济”。但此人与无数的庸人一样：总是在倒霉的时候放出昏招。他的昏招就是：我投降，但我投降得有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当初我不想造反，是孙锐怂恿我造反的，现在我杀孙锐、灭他全族，这样可以原谅我了吧？

他将孙锐全家悉数杀灭，孙氏府邸一片血腥。

然后，他通过杨光远给石敬瑭上表，史称“待罪”，等待皇上发落。

杨光远将这个消息报告给朝廷。这时又传来了范延光辖境内多位刺史投诚或准备逃跑的消息。石敬瑭认为魏博已经树倒猢狲散，朝廷胜利在望，不接受范延光的降表，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范延光倚为心腹的大将冯晖假称要与杨光远决战，率军出城，却在阵前投降了杨光远。石敬瑭闻讯大喜，很快任命冯晖为一方节度使。杨光远告诉石敬瑭：魏博城中范延光已经粮食用尽，这位末路藩帅已经无计可施。

但就在时光一天天挨下去的日子里，石敬瑭才发现：这个魏博城，原来并不好攻克！算算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多，魏博还是没有被攻下。范延光凝聚起求生意志，殚精竭虑，还是一员像样的将军。而朝廷此时已经因为兴师过久，天下疲敝。而远在湖湘的安从进也在酝酿反叛。他如果与范延光联手，事情还真是麻烦。后晋帝国建国不久，百废待兴，一个魏博牵扯了这么久，石敬瑭渐渐有了不安。他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范延光的请降。

杀母的逆子

石敬瑭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派出了内廷供职的宦者朱宪，作为皇家特使进入魏博城，告谕范延光，答应调他镇守大藩，并起誓说：“如果你投降后，还杀你，大太阳在上，我石敬瑭不能享有国家！”

随后，又派宣徽南院使再次进城告谕。

此际范延光也知道，不降，都玩了命，魏博肯定没有希望，何况，早已粮草不继，又无外援。于是对部下说：“主上看重信用，说我不死，我就一定不会死！”

说罢，他也做姿态：撤销城中守备，投降。

石敬瑭果然不失信，首先颁发大赦令，然后调任他为天平（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并赐“铁券”。这个“铁券”乃是一种契约，由后晋朝廷与范延光立约，表示此生此世后晋朝廷不杀范延光此人。

范延光的老部下也跟随他一道，获得大赦。

但魏博军中有一个行军司马（略相当于省军区参谋长）名叫李彦珣，此人获得大赦，引起了争议。

李彦珣当初在乡里时，就不愿意赡养父母。在范延光麾下，提为步军都监（相当于步军副司令）。反叛朝廷时，他曾负责城防。杨光远围城，到乡下召来李彦珣的母亲，推到城下，试图以老母要挟李彦珣投降。但这个逆子居然引弓射杀了自己的母亲。这等人物投降石敬瑭后，也被封为一个州的刺史。石敬瑭的朝廷无论怎样不正当、不合理、不合法，但就人伦大义言，还是有人不愿意看到杀母的逆子升官发财。当时有人提出李彦珣杀母“恶逆不可赦”，石敬瑭想了想，认为自己刚刚做了帝王，不能不守信用，于是说：“算啦，大赦令已经下了，不可以再改啦！”

放过了李彦珣一命。

赦令下，当然要言而有信；但当时赦令所赦乃是“政治罪”而非“人伦罪”。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臣光曰”的意见，李彦珣的“人伦罪”实在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灵”所不能容。如果石敬瑭能宣布赦免他背叛君主的“政治罪”，而惩罚他射杀亲母的“人伦罪”，这是不会有损君王信用的。这样一来，还可以彰显邦国的道之所在。一个容忍杀母的人物做官、升官，可见天下人伦已经恶劣到何种程度。儒学所谓“礼崩乐坏”指的就是这类风景。

“赵匡胤时代”之所以是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期，其中之一就是拯救人伦天下。老赵于此，付出了常人难及的心血、智慧和勇气。

安重荣百步穿杨

新生的后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解决了范延光的问题，马上又遇到了另一个难缠的人物安重荣。

安重荣，小字铁胡，善骑射。后唐时曾经做过边境地区的指挥官，因为犯罪入狱，他的母亲到洛阳去求告，明宗李嗣源动了恻隐之心，下诏特赦，做了一位巡边将军。

石敬瑭起兵太原后，知道安重荣是个勇悍之人，就派安州防御使（治所在河北定州）张颖来召他，许给他高官厚禄。

这位张颖，说来也是有故实的人物，他就是后来大宋帝国著名的大将军张永德的父亲。但此人性情急躁，待人苛刻，见不得人的小过。属下有小过，就要遭遇惩罚。所以他的左右亲信都有点怨恨他。他还有一个劣迹，也说在这里。

张颖有个部下叫曹澄，曹澄有个女儿很俊，张颖知道后，就逼着这位下属，强娶了人家的女儿。曹澄爱女心切，咽不下这口腌臜之气，就伙同几个“不逞之徒”，夜半带着利刃潜入张颖府邸，直接踅进寝室，将其杀死。而后，曹澄一伙儿越过冀鲁，越过淮河，投奔了南唐，在金陵侨居。后来张永德成为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柴荣成为郭威的养子。郭威死后，柴荣成为后周世宗，南征淮南时，因为张永德的缘故，派遣使者到江南，要求遣返曹澄等人。江南中主李璟，害怕后周威严，只好捆了曹澄等交给柴荣。柴荣将这一伙人送给张永德，史称“俾甘心而戮之”，让张永德遂愿得以杀人祭父。这是五代乱世“快意恩仇”的故实，但是故实所透露的丛林式渴血精神，是不难考见的。

且说安重荣，他的母亲和兄长都认为不可以投奔石敬瑭。但安重荣已经答应了张颖，不好拒绝，而张颖现在就在府上等着回话呢。安母、安兄商议后，认为石敬瑭能否坐上天子位置不好说，不能如此冒险。何况，安母当初曾经说服后唐的明宗李嗣源，赦免了安重荣，后唐应该说对安家有恩。现在宁可杀了这个张颖，也不能背叛朝廷。

安重荣最后说：“这样吧，我们来赌一把。看看天意如何。”

于是在百步之外，地上插一根箭，说：“石公敬瑭如果能做天子，我当一箭射中。”说着张弓搭箭，一发而中。

又在百步外立一箭，说：“我安重荣如果能做节度使，就射中。”说着，又是一箭，再中。

“步”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古人所说“一步”约略相当于今人的两步，据度量衡史资料可知，“步”历代长度不一，譬如周以八尺为一步，秦以六尺为一步；但“一尺”是多少，又不一样。综合诸家资料，“一步”应在一米五左右。如此，百步之遥，当在一百五十米外。这个距离能射中那么小的标的，应该说，箭法了得。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两箭射去，让这个普通的巡边将军，命运有了变化。

他的母亲、兄长，也觉得百步射中，似有天助，难道我们安家有人啦？于是同意了他去投靠石敬瑭。

安重荣当即率一千巡边的骑兵投奔了后唐的叛逆者。

石敬瑭任命他为成德军（治所在镇州，今属河北正定）节度使，从此安重荣也跻身于“藩帅”之中。

与石敬瑭对着干

安重荣虽然是个武夫，但对于地方管理的“吏事”却无师自通。史称“其下不能欺”，下级官吏欺骗不了他。

他在成德军任上，有一对夫妇来诉讼自己的儿子不孝。安重荣拔过一把剑来给这位父亲，要他自行结果不孝之子的性命，但这位父亲哭着说：“我不忍心啊！”但这位母亲则从旁边詈骂不止，甚至夺过剑来就要杀子，吓得儿子逃跑。安重荣再问，知道这个老妪乃是继母。而后将她叱责出去，随后，拉弓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一箭将这个女人射杀。

故实仿佛《旧约·列王记》和《元曲·灰阑记》的版本复制，都在讲述坊间“智慧”判断疑案。这类故实当然与今日所理解的司法程序相背，且如果将此作为“案例”援引，当事人稍具头脑即可超逾这一“智慧”，而遭致误判，因此，故实并不具有“司法经典”的意义。但这里依稀可见人类的良知和对公正的诉求，就自然法而言，无论以色列所罗门，还是大宋国包待制、成德军安重荣，都有值得尊敬的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律法不外乎人情。

有意味的是，在“比较法学”中，人们将所罗门王和包拯做文化比较的很多，但是研究中，源于安重荣这个历史故实的，却很罕见。

安重荣由军卒起家，暴至富贵，不免忘乎所以。他一下子娶了俩老婆，弄得石敬瑭没有办法，只好两个老婆都封诰命。

做了节度使，安重荣认为传说中的“金鱼袋”不足贵，自己刻了鱼形的玉制件佩在身上。金鱼袋，是鲤鱼形状的金符，唐五代以来，四品以上官员可以佩金鱼袋；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佩紫金鱼袋。节度使，一般在三品左右，从三品到正二品都有。安重荣认为成德军乃是天下重镇，金鱼袋算什么，要玉鱼袋。古来好玉要比黄金贵重。

他还从此变得异常横暴，以为在这个独立王国中，可以从心所欲。麾下一个指挥使名叫贾章，因为意见不合，安重荣大怒，就将此人杀死。但节度使辖区杀害官员，要上报朝廷的，他就给被害者安了个“谋反”的罪名。贾章家有一个孤女，还很小，安重荣想想，要不就放过这个女孩子吧。不料这女孩子很从容地说：“我家十三口人，都死于兵火之中，后来存在世上的，只有我爸和我。现在我爸死了，我哪里忍心一个人活着！愿意跟老爸一起去死。”安重荣也不客气，好，你要死，就成全你，于是父女俩一起死。镇上人见此情景，对贾氏女孩的刚烈无不钦敬哀恸，但由此也知道：安重荣违背人伦，必败！因此在人心离异之下，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安重荣，是那种欲灭亡、先疯狂的人间模型。

他的疯狂还刚刚开始。

当他后来知道石敬瑭勾结契丹、做了“儿皇帝”，还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就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劲头：他要与石敬瑭对着干了。

安重荣反意已决

他认为石敬瑭投靠契丹是“万世之耻”。于是上表直斥石敬瑭所作所为，表示要与契丹死磕到底。

安重荣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之志，因此常被后人赞誉。但根据留下来的记录可以知道：安重荣，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看到石敬瑭起事成功，自料并不比这位“儿皇帝”逊色，甚至觉得自己的勇悍远远超过他。当初石敬瑭安排他到成德军去代替秘琼做节度使，曾提醒他说：“如果秘琼不接受你，不同意你代替他，你不要力取！万一打起来，以后的祸患会更严重！”

安重荣认为石敬瑭胆怯。他对人说：“秘琼，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以将相之重，士马之众乎！”秘琼，不过是个匹夫小子，当今天子还这样怕他！何况我这样有将相军士，有众多兵马，有重要地位的节度使，天子岂不更害怕啦！

他这话可不是随意乱说，乃是早就心存异志。此人出于行伍，性情粗率，仗恃着勇悍而有傲慢暴虐之行。他在五代时期留下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被后来的藩帅和史家们屡屡引用。他常对人说的这句话是：

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

现在的天子啊，谁能做到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当！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也是一个心理期待，是五代藩帅们的真实愿景。

安重荣有了成德军，自以为也是一“兵强马壮”的人物，于是有了反意。配合他这个“反意”的，是“天意”。

史称安重荣出镇，怀有不轨的念头很久了，但是没有暴露出来。但是时间不久，“天意”来了：他的马厩中居然生出了朱鬃白马，还有人报告说，看到黑老鸹生出了五色雏鸟，更有一位县令，向他贡献了一只五色水鸟，安重荣说：“这是凤凰啊！”然后将这只“凤凰”蓄养在府邸的后潭中。种种迹象，让安重荣以为都是“膺天命”的祥瑞，史称这位藩帅“乃欣然谓天命在己”，很高兴地以为天命将应在我安重荣身上。

为了更高难度地测试自己是不是“天命在己”，他决定当众表演一次，听凭“天意”裁断。

他所在的成德军府廨有一个数丈高的幡竿，竿顶有一龙头。安重荣有一次拿了弓箭对左右说：“我如能一箭射中竿上龙头，必有做天子之命！”

说罢，一发射中。

在左右欢呼声中，安重荣反意已决。

从此以后更为自负，已经不把石敬瑭放在眼里。在正式举兵之前，与朝廷的所有往来奏请，说话口气都超越了他的身份。因此很多“奏请”理所当然地被执政多次否定。在疯狂的气氛中，他开始招聚亡命之徒，购买铁甲战马，有了实质性的谋反准备，史称“有飞扬之志”。

石敬瑭有察觉，但是害怕打草惊蛇，更害怕直面这位大藩与之兵戎相见，没有更实际的动作来制止他。

安重荣于是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谋划造反事业。

石敬瑭的定心丸

石敬瑭划走幽云十六州后，这些北部州郡很多都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汉人、契丹之外，还有沙陀、突厥、契苾（音气必）、党项、吐谷浑（音土欲浑）等。契丹对这些族群的盘剥、抢掠、欺凌很严重，导致很多族群不满。契丹还有一个恶政，就是胁迫各族群部落的青壮年们须自备军粮、武器，准备与契丹一起南侵中原。这些族群不愿意做这种事，于是，有些部落就举族南迁。有些族群还向后晋王朝上缴了契丹给他们的委任状。

安重荣知道这个形势，于是不断地招诱北方异族“归化”中原。这样一来，就等于从内部挖空了契丹的南线边防，耶律德光当然不干。他责令石敬瑭要将这些南迁的部落遣还契丹属地，并保证从此保护部民的安定。

石敬瑭左右为难：不敢得罪契丹，但也不敢得罪安重荣。不得已，他派出自己的朝官带兵去驱赶南迁部落返还。但各部落依然被安重荣招诱，所以在契丹、后晋之间形成拉锯风景——部落百姓们来而复去、去而复来。

有时，契丹也会有使者来到成德军，安重荣在接见他们时，就会摆出傲慢的姿势——伸开两腿，像个簸箕样子——坐在地上谩骂羞辱他们一顿。更有契丹使者经过他的辖境，被他得知消息，还会派出刺客杀掉这些契丹使者。

石敬瑭不能保障契丹使者生命安全，等于失去了治理中原的合法性。这是特别让石敬瑭忧虑的地方。契丹来责问，石敬瑭担心契丹率军南下，于是派遣安国（今河北安国）节度使杨彦询出使契丹。契丹责问他，杨彦询倒是有口才，他说：“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将如之何？”这事好比一般人家里有了悖逆不道的逆子，父母管不住他，您说那有啥办法？耶律德光想想也是，这才算消了怒气，没有派兵南下。

安重荣的造反，是以抗击契丹为旗帜的。他也确有试图洗刷国耻的念头，而且越来越强烈。他给石敬瑭上表几千言，认为包括吐谷浑在内的北部各族不堪契丹凌辱，都有归附中原之意。天道人心都在这一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起兵与契丹一决雌雄。

他还将这个意见做成传单，分发给朝中官员和各大藩镇。

石敬瑭更加忧虑，不知应该怎么办。他甚至认为安重荣所言也许不无道理，难道我这个“儿皇帝”还可以翻牌吗？

最后还是桑维翰分析形势，让石敬瑭吃了定心丸。他给石敬瑭的密疏中分析天下形势说：“大晋外结契丹，安重荣必无所为。现在安重荣不过是恃勇轻敌，而契丹士马精强，上下和睦，经济富庶，国无天灾，这是不可以与之为敌的。现在天下粗安，但留下满目疮痍，国库虚竭，百姓困弊，这形势，就是静守还恐怕难于太平，岂可妄动北伐之念！……”

桑维翰对后晋、契丹、安重荣三方力量的分析，与冯道的“事当务实”有一拼，也应该算作“务实”，但省略了“名义、名节、名教”的描述。这一番话坚定了石敬瑭投靠契丹一百年不变的决心和信心。

桑维翰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给石敬瑭吃定心丸。

恰好这时远在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安从进也已经有了反意，安重荣决计南北呼应，推翻这个后晋王朝，驱逐鞑虏，恢复，恢复什么？他也不知道，反正要先灭了石敬瑭再说。

白承福向河东投诚

安重荣让人秘密造了一个大铁鞭，假装贡献给藩帅，糊弄成德军的兵民说：“这是神鞭，只要指向谁，谁就死！”

然后，专门有人带着这个“神鞭”，跟随军队行动，只要军队前行，这个持鞭的人就走在队伍前列，还有个封号：“铁鞭郎君”。

石敬瑭决计亲征安重荣。大军从汴梁出发（史称“帝发大梁”），几天后，到达邺镇。随后，向安重荣发去了诏书。

这一份诏书写得很诚恳，内中说：“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富贵，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不亦难乎！宜审思之，无取后悔！”

你身为我朝大臣，家中还有老母亲，但没有想到你竟在愤怒中，不想这些为人臣、为人子的处境，竟然抛弃君主与至亲！我因为契丹而得天下，你因为我而得到富贵；但我不敢忘人家的恩德，你却忘了我的恩德，你这样做事合适吗？现在，我奉天下臣属于契丹，你想用一镇之地来抗御契丹，这不也太难了吗！你应该审慎地想一想，不要招来后悔啊！

不料安重荣得到这个诏书后，更加傲慢。他认为石敬瑭不过是虚张声势。他听说南方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已经开始在四境有“异动”，就暗中派人与之联系，共谋大事，一面更与北方的吐谷浑紧密联系，约期起兵。吐谷浑如果动起来，那对石敬瑭的打击可就大了。

还在做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帮了石敬瑭一个大忙。

他派出亲将郭威带着朝廷诏命去说服正准备归附安重荣的吐谷浑。

郭威考察吐谷浑形势后，对刘知远说：“胡人只喜欢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安重荣不过是用货财贿赂他们而已。我们要吐谷浑归附，最好的办法也是贿赂他们。”

刘知远同意这个意见，答应给吐谷浑更优厚待遇，并让使者给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带话说：“大晋朝廷已把你们划归契丹，你们就该安分治理自己的部落，现在南下帮安重荣谋逆，这是重罪！安重荣已被天下唾弃，早晚将要败亡。你们要早日归化大晋，不要等到大兵来了，弄得你们南不是、北不是，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一番话说得白承福心生惧怕，于是率部族兵众依附于河东，这就算是归附了后晋。

刘知远将吐谷浑部安排到太原附近几个州府，并上表请任命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如此，吐谷浑的精锐骑兵也都在河东战区管辖之内。刘知远实力大增。

一开始，安重荣造反，四处传战斗檄文，都在说要与吐谷浑等北部各族共同起兵，但白承福向河东投诚，让他始料不及。这事等于折了安重荣一只翅膀，士气受到极大挫败，安重荣无比沮丧。

后面战事一如桑维翰所料，安重荣与石敬瑭真的打起来，不堪一击。

“偃月阵”兵败身亡

安重荣这时候得到确切消息，山南东道的安从进已经反了。他认为北部吐谷浑不可靠了，但南部安从进还是应该有力量的。于是，做出了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直接向南，下邺镇，先扫灭石敬瑭的行营，尔后进军大梁。他相信山南东道那边应该有接应，如此南北夹击，石敬瑭应该不好受。

他开始命令一位老友赵彦之，帮他招募辖境内的饥民。饥民平时没有饭吃，参军好歹有军粮，于是四方闻声，呼呼啦啦来了几万人。安重荣就带着本部兵马和这几万乌合之众，开始了南征。

这位赵彦之本来在朝中与安重荣都做过散指挥使，部门司令官，二人平时谈得来，算是相交较深的朋友。安重荣镇守成德后，赵彦之特意来投奔他。安重荣也待他不错。但赵彦之一下子招募了几万饥民，这个成果让安重荣对他有了提防。史称“心实忌之”，安重荣的内心实在是有点忌惮他的能力。等到南向用兵时，安重荣只给了赵彦之一个排陈使，负责调度将士排兵布阵的作战主任。赵彦之以为怎么也得给他个招讨使、指挥使之类，没有想到只给这么个官做，不禁对安重荣有了怨恨。安重荣的吝啬和猜忌就要付出代价。

石敬瑭听说成德军南下了，就派出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安国节度使马全节为副招讨使，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候，来迎战安重荣。大军中还有部分来自契丹的援军。

安重荣南下，杜重威北上，两军相遇于今天河北邢台的宗城一带。

安重荣在赵彦之的安排下，摆下了一个“偃月阵”。

此阵有名堂。数万大军，从高处俯瞰，犹如一轮向后曲起迤逦十几里的半圆弯月，月轮正面对着敌军，安重荣、赵彦之中军大帅居于月轮正中的后面凹处。厚实的月轮以步军为主，两侧向后，为骑兵。杜重威大军在地面所看到的是一个凸显出来的圆阵，见不到骑兵，但能感觉到骑兵的存在，在哪里？不知道。

杜重威发起第一轮攻击，偃月阵内万弩齐发，阵脚不动。

杜重威本来就生性懦弱，不禁感到害怕，就想退兵。有一个指挥使名叫王重胤，他对杜帅说：“用兵最忌临阵而退！那一退，就凶险莫测啦！现在安重荣成德军的精锐都在中军，这样，您避开他的精锐，兵分两路，用带甲之士进击左右两翼，我带领契丹军为您直冲他的中军。这样，他必然狼狈不堪。”

杜重威也没有啥主意，就依从了他。

王重胤带兵来掠阵时，有一股凶恶的冲劲，偃月阵有几个组合出现了动摇，开始稍稍向后退却。这时机，按照阵法，就应该从偃月阵两侧冲出骑兵，合围朝廷兵，但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赵彦之这里有了异动。

赵彦之对安重荣不满，已经决计投降朝廷。他先安排一个天才的战阵，让朝廷知道他的厉害，而后从中军突出，往对方阵营跑去。安重荣还以为他是去扫荡敌方阵营，不料赵彦之半路打出投降的旗帜。

赵彦之很不幸，他遇到了一帮贪残之徒。他骑的战马，披挂起来的铠甲鞍勒，以及各种装饰，都是用白晃晃的银子打制，相当鲜亮。跟从他的亲兵也一律白银打扮，如此奢侈的活动目标，让石敬瑭大兵一见，不禁有了陡然而起的贪心，只见有兵痞打一声呼哨，登时就上来一群人，将赵彦之等人舂翻在地，现场就将这位排阵使和他的亲兵杀死，分抢了他的所有装束，很多白花花的银子。

安重荣这边听说赵彦之叛变，情绪大变，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袭扰了他。而偃月阵，也在敌军的冲击下丢了章法。安重荣赶紧退兵，藏在辎重队伍中，北逃。官军随后跟进，掩杀追击，斩首一万五千多。

安重荣回到大本营成德军的治所镇州，固守城池。又遇上天寒，有两万多镇州人战死或冻死。安重荣已经没有了任何前途，他疯狂完了，该灭亡了。

杜重威捡了个大便宜。他在镇州城下已经没有了恐惧。他知道城中已经不会再有像样的战斗力。但他也不攻城。从容地等了一个多月，已经是第二年的正月了，镇州成德军一个牙将背叛了安重荣，从西门引导杜重威大兵进入。

杜重威进城后做了四件事：

一、杀死守城将士两万多人；

二、抓住安重荣将其斩首；

三、将安重荣的家产和府库财货全部据为己有；

四、杀了那个牙将，然后向朝廷汇报，将入城的功绩算到自己头上。

石敬瑭则将安重荣的首级涂了漆，防止腐烂，装入匣中，派人送往契丹——那意思就是向耶律德光表示：你看，我将反对您的人杀了。

从此以后，改镇州为恒州，成德军为顺国军。一场“叛乱”就这样平息。

但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安重荣评价不低。他说：

石敬瑭起而为天子，于是人皆可为，而人思为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册命为天子，于是人皆以天子为唯契丹之命，而求立于契丹，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为天子，而思反敬瑭之为，拒契丹以灭石氏者，安重荣耳，虽兵败身死、蒙叛臣之号，而以视延寿辈之腥污，犹有生人之气矣。

石敬瑭以一个藩镇的力量起来做天子，于是人人都可以干这个活儿，也都想干这个活儿。石敬瑭受契丹的册命来做天子，于是人人都以为天子需要契丹来册命，从而都向契丹那里去讨册命。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都是石敬瑭教出来的学生。要做天子，但是跟石敬瑭的模式截然相反，抗拒契丹扫灭石氏的人，就是安重荣。安重荣虽然兵败身死，最后还蒙上“叛臣”的恶号，但是看看赵延寿这辈人的腥膻烂污，他毕竟还是“有生人之气”的！

这个意见也提示后人，“史论”，可以有多个视角切入。这也正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

襄阳的反叛味道

安重荣的败亡，让石敬瑭长舒一口气。摇摇欲坠的后晋暂时得到了喘息，但各地大藩仍然不能听从朝廷政令，难度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移镇。

五代以来的中原国家较汉唐帝国，辖土小得多，缺少足够的大机动、大迂回战略纵深，没有与外敌脱离接触的缓冲地带。冷兵器时代，对国家安全来说，缓冲地带又称为“瓯脱”地带，“瓯脱”地带越是辽阔，国家越是安全。这样就理解了大汉帝国为何要“开边”，扩大西域和漠北可控制地带。如果没有匈奴入侵，西域和漠北，是可以不必豁出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辛苦经营的。匈奴对大汉帝国构成了威胁，如果匈奴屯兵陕晋，那么铁骑一日之间就可以到达长安，直接威胁京师安全。所以必须在中原之外开辟足够的“瓯脱”地带，作为缓冲。“瓯脱”地带，可以在地理意义上起到预警的作用。汉唐都在中原四境设立了广漠的“瓯脱”地带。但五代时期没有这么幸运。西北、东北、正北，始终被契丹、西夏、女真、蒙元所侵扰，而且他们一动，就直接进入中原。在这样的地缘政治条件下，中原内部的战区调防，也即移镇，很多案例实质上是指向边防的。因此，五代时期的移镇，作为战略布局或重新布局的意义，主要是国防。

意味深长的是，布局者也即朝廷，往往借着这类战略布局，用来削夺藩镇的权力；而藩镇为了维系自家权力往往对这类战略布局毫无关切之情。这样，就造成了地方与朝廷的紧张与矛盾。

五代十国的战事，很大一部分起于地方与朝廷的冲突。

范延光如是，安重荣如是，安从进也如是。

安从进祖辈都在大唐帝国做武官，安从进年轻时有勇力，曾随后唐庄宗李存勖起兵，在讨灭后梁的战争中，有功，做到了护驾马军都指挥使，近卫军马军司令，领贵州刺史。到后唐明宗李嗣源时，已经做到了彰武军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延安），成为一位藩镇大帅。在讨伐夏州时，李嗣源有意让他来做夏州藩帅，但他不想离开彰武军，最后正好夏州李彝超被正式任命为节度使，他乐得回到彰武。闵帝李从厚时，潞王李从珂反叛，他抓住一票富贵，借着在京师出任巡检使的机会，杀害了反对潞王的枢密使冯赟，并为潞王做内应，成功地颠覆自己的君主李从厚，协助李从珂称帝有功，被封赏到南方富庶之地襄阳，做了山南东道节度使。石敬瑭时代，他又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国务大臣。

但石敬瑭投靠契丹而上位的模式，启发了一批人，也包括安从进。

原来藩镇也可以这样一步登天啊？

从反反复复的历史经验记录可以看到：凡是有希望做帝王的，就一定要去做帝王。——能够不被“帝王”这个九五之尊所诱惑的，太少。

石敬瑭取位不正，他自己也知道。跟藩镇们讲不出堂皇道理来，他也没有堂皇道理可讲，于是一味姑息藩镇，成为他的国策。但姑息到最后，一定要兵戎相见，也没有办法。维护权力，是帝王的恒久主题，事实上，也是所有政权的主题。

安从进萌生异志那一天，石敬瑭就嗅出了来自襄阳的反叛味道。

预留宣敕诏书

安从进所在的“山南东道”，唐代时曾称“山南道”，“山南”就是指的秦岭以南，长江以北。但此地地域辽阔，后来又分治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东道以襄阳为中心，领荆襄等地十几个州郡，地跨今湖北北部、河南西南部和重庆东部。是中原以南较大的一个节镇。

山南东道再往南，就是“羁縻”之地湖南马楚国的地盘了。

安从进据守此地，凭恃长江天险，自为一个独立王国，大有向荆南、南汉、后蜀、大闽、吴越、南唐等国看齐的意思。如是，则“五代十国”，就会称为“五代十一国”了。而这是中原帝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安从进开始招兵买马。更有意味的是，南方诸国有时要向中原宗主国进贡礼品，往往要经过荆襄古道，安从进就要从中截留，有时是部分截留，有时是全部截留。而过往的商旅，也往往被他强行抓了壮丁，脸上刺字后，充军。

石敬瑭投靠契丹，是民族大罪，但他管理帝国，也有愿意负起责任的政治家伦理。他不能容许幽云十六州之外，另外再有割据出现。他在忧虑中，向安从进展开了第一轮政治攻势。

他派出使者对安从进说：“山东青州的东平王已经迁徙到上党，这里有一空缺。朕将留着青州这个空缺来等待爱卿。爱卿如果愿意到此地镇守，朕马上就降制下诏。”

这话说得很客气，等于在跟安从进商量移镇事宜。当然，移镇的背后，是对安从进权力的削夺。

安从进的回答，则充满了火药味，他说：“陛下您把青州移到汉江、秦岭的南边来，臣就去赴任。”

石敬瑭没办法，叹息一番后，知道姑息藩镇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诉诸武力。

安从进的几位牙将，知道大帅必反，但也知道山南东道无论如何强大，也还无法抵御中原大兵。便多次跟他分析形势，劝谏大帅不要胡来。但安从进反意已决，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他令人秘密地将反对他的牙将推下悬崖摔死。

公元941年，石敬瑭率兵前往邺镇讨伐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时，以太子郑王石重贵留守汴梁。朝廷上下已经知道山南东道必反，担心天子北征时，安从进也会北上，呼应成德军，夹击朝廷军。

宰相和凝就在石敬瑭临行前问：“陛下北征，我等留守，安从进反，怎么处理？”

石敬瑭反问和凝：“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和凝给出了一个优秀创意，他说：“臣听说，兵法：先人者夺人！希望陛下给郑王留下十几份宣敕诏书，颁发给谁谁谁的名字先空着，万一有急事，就让郑王以陛下的名义，填上那谁谁谁的名字，发布诏书给他，调兵，解决危机。”

如果不这样，安从进一反，留守汴梁的石重贵，派驿站向远在五百里外的邺镇石敬瑭报告，请示诏书，再转给某人带兵迎击，加上耽搁时间，往返就要七八天。那样，先机已失，凶险莫测。石敬瑭想想，认为和凝这个意见不错，就预先写好十几份诏书，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盖上印玺，留给了郑王石重贵。

奇人和凝的传奇

和凝，是五代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也是特别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还是中国最早的法医著作的作者。他在做礼部员外郎和刑部员外郎时，有机会接触不少案件，有些案件需要技术鉴定，这些鉴定的报告，经由他的整理，编成一部书，名为《疑狱集》。书中涉及的法医鉴定案例对后人有启发，到了大宋，宋慈编著《洗冤录》时，就参考了他的《疑狱集》。和凝是最早瞩目于冤狱处理的法学家。这是帝制时代最动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法医鉴定，在技术储备不够完善的时期，可能未必鉴定准确，但这种力求处理公正的司法理念，永远都是值得尊敬的。

他在后唐时期主持科举考试，也完全诉诸公正理念。他在权知贡举，也即代理科举考试主考官时，曾经有过一项改良措施。此前，一到春闱，取士放榜，往往要在考试所在地的大门外铺设荆棘，或干脆关掉大门，怕的是下第的举子们闹事。和凝不这么做，他撤掉荆棘，打开大门，但放榜之日，无人喧闹。为什么？因为公正。考试，就是通过公正的测验，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和凝做到了。时人称之为“得人”，也即当时抬眼到榜上看去，都是江湖传闻的一时俊杰。

有一年放榜，进士名单中，和凝还得到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范质。和凝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将来能继承自己的德才做到宰相。后来的事实证明，范质也确实是个人才，一直到大宋帝国建立，范质还在做宰相。

和凝的诗词也写得妙。很多“艳词”在写男女偷情，现在来看，也很美。如他那五首著名的《江城子》，写一个女孩子等待情郎来会，那种焦虑、深情、懊悔，可称曲尽人情。这是传统中国最美的情诗之一。且录一首：

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约，太迟生！

有风吹过庭院门前的竹林，月亮也已经照进了门庭。这女子坐在闺房，对着云母屏风，抚弄琴筝。她轻轻地拨弄琴弦，但又停下，她担心琴声扰乱马蹄声（因为情人要骑着马来跟她约会，她要细细分辨是不是有马蹄声响起）。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她带着怨恨含着娇羞，自言自语，埋怨自己：今晚的约会，时间定得太晚了（早知道跟他把时间定得早一点啦）！

和凝有情有义，对男女之情有关爱，对人间之事有疼爱，应该说，在粗糙冷硬的乱世格局中，和凝不乏旖旎情怀。仁者有爱，他关心司法公正，关心考试公正，应该与他这类有爱的情怀有关。

至于和凝在后人评说中的歧见，很正常。我看到的和凝，不是你看到的和凝，他看到的和凝，也不会是我和你看到的和凝。

和凝在处理安从进这件军政事件时，也有政治智慧。安从进造反最终被平定，和凝居功甚伟。所以《旧五代史·和凝传》有一句话评价他说：（安从进）“以至于败，由凝之力也。”安从进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和凝的作用啊！

荆南的存亡

且说安从进，一直在紧锣密鼓做起兵准备。他先派出使节到后蜀，请求后蜀出兵攻击金州和商州，这两个州一在甘南，一在陕南，相当于中原的西北地区。安从进的如意算盘是：成德军的安重荣在东、后蜀孟昶在西、我荆襄安从进在南，如此三路诸侯进击中原石敬瑭，应该有胜算。但后蜀与群臣商议后，认为金州、商州距离成都遥远，出兵少了不足以制敌；出兵多了则漕运粮草难以为继。所以，这个活儿不能干。后蜀婉拒了安从进。

安从进又向荆南求援。荆南地当山南东道南部，如果出兵，就要经由襄阳；反过来，中原要讨伐荆南，也要经由襄阳。如果荆南与襄阳合兵一处，朝廷讨襄阳也即意味着讨荆南，这样，偏安多年的荆南就要有兵燹之灾。这是当时荆南的首领高从诲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高从诲于是给安从进很认真、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分析天下大势，分析可能的祸福安危，劝谏安从进不要妄动。

安从进大怒，琢磨琢磨，干脆将小人做到底，就给后晋朝廷上了一封奏章，反过来诬告高从诲，说荆南在怂恿他造反。高从诲得到消息很不安，担心朝廷兴师动众，但荆南行军司马，参谋长王保义出了个主意：将实际情况向朝廷汇报，并向朝廷请求，发兵攻击山南东道，配合朝廷清剿安从进。

荆南，又称南平、北楚，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由高季兴所建。高季兴在后梁时被封为荆南节度使，成为一代藩帅；后唐时又被封为南平王，成为一代君王。荆南只有今日荆州、秭归、宜昌三地，国土狭小，实力也弱。高季兴在后唐时，多次索要地盘，想扩大领地，惹恼后唐，发兵来剿，反而侵削了他的更多地盘，还罢黜了他的职务。高季兴于是转而投向吴国，甚至到吴国去觐见吴国国王杨溥。被吴国封为秦王。

吴国杨溥做国王，其实是徐知诰执政。高季兴投吴国时，可能是吴国正跟后唐较劲的时候。有一个记录说，后唐曾派谏议大夫薛昭文出使福州，要向吴国借道，走江西。吴国正是杨溥时，徐知诰不同意。吴国一位叫刘信的将军出城来见后唐的使者薛昭文，对他说：“亚次听说过我刘信没有？”亚次，乃是后唐皇帝李存勖的小名。薛昭文一听这货如此无礼，就回答他说：“天子才进占河南，似乎还不知道你这个人。”刘信说：“汉朝有韩信，吴国有刘信。你回去后，告诉你们亚次，应该来我吴国跟我较量一下骑射。”于是斟了一大杯酒，指着百步外的牙旗的旗头，对薛昭文说：“我一射而中，希望以此为你祝寿，否则我也自罚一杯。”说罢，一箭射去，穿过了旗头。

高季兴死后，高从诲执政。吴国又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但高从诲认为还是后唐更强大，又转投后唐，派人奉表效忠，并进贡“赎罪银”三千两。后唐明宗李嗣源接受了他的归附，几年后，后唐又封高从诲为南平王。

荆南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每年都有南部、西南部州郡或小王国，向中原政权进贡，经过荆南，高氏父子都会截留、掠夺，对方指责或发兵报复，他俩再把财物归还。一直这么干，并不觉得丢人。荆南武力也弱，打不过各国，就先后向各国称臣。因此各国都瞧他们不起，称他们为“高赖子”“高无赖”。

骁将郭金海

再说安从进，他一旦侦知石敬瑭御驾亲征，离开汴梁了，马上起兵。他先派出精骑北上进攻邓州。此地距离襄阳不足两百里。

石重贵、和凝听说安从进反了，并不惊慌，当即取出石敬瑭留下的空白诏书，填上“张从恩”“焦继勋”等人的名字，令他们率军从汴梁南下，采用大迂回战略，做出从南部包抄安从进的姿态。

安从进袭击邓州不克，转向东进，去攻湖阳，走到一个叫花山的地方，不料忽然遇到张从恩和焦继勋的朝廷大军。安从进做梦也没有想到朝廷大军会这么快就出现！仓促布阵，应战。

焦继勋麾下有一骁将名郭金海，此人过去曾经在安从进部下做骑兵头目，安从进待他也很优厚。此人是蕃将，胡人，善于用枪，而且拳脚过人，特别喜欢打仗，俗话说就是“有战斗热情”，总想立功。当时两阵相去有几里地远，安从进带领几百名骑兵向前，离晋军阵地大约百步远地方站住，高声呼叫郭金海。郭金海一个人鞭马出阵，距离几十步远站住，自报家门说：“我就是郭金海。”

安从进很诚恳地对他说：“金海安否？我过去一直待你很好啊！你居然不知道报恩，今天居然赶来跟我厮杀！嗯？”

郭金海应声答道：“朝廷一直看好大王您，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啦？大王今日造反，没办法，金海我过去在大王帐下，现在给您留一箭之地，大王回去就是。如不回去，且吃我一枪！”

安从进没有退回的意思，还想说什么，但郭金海已经提枪鞭马，迅速地向安从进奔来。张从恩大军也同时一声呐喊，如俗话所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安从进扑来，一时间呐喊之声地动山摇。安从进临场犯了大忌：他怕了。他这一怕不要紧，全军夺气，于是，两师相接，襄阳兵已经没有了精气神，史称“大为金海所破”。郭金海重创襄阳兵。

焦继勋压阵，大军兵临城下，在城外筑起城外城，一个营寨接着一个营寨，将襄阳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月后，晋军开始攻城，郭金海又奋勇当先，但城上“矢下如雨”，攻城不利，郭金海也被飞矢多处射伤，被人扶着回到营里。

第二天，安从进打算用计谋离间郭金海和张从恩，就从城上坠下一个筐篮，里面有金瓶，金瓶有酒；又有金盒，金盒有药。然后城上高呼郭金海。郭金海知道后，带着伤费力前往。

城上人很温柔地对他说：“我家大王知道你中箭伤势很重，心疼啊！现在赐给你金瓶酒药，你去用，好好养伤啊！”

郭金海乃是胡人，不读书，也不知啥礼仪，也没有啥心眼子，就是贪利，于是取了金瓶药酒回到营中服用。而且他觉得这事很正常，也不跟统帅张从恩等人汇报。这样一来，不得不让统帅部怀疑他通敌。

事情报到石敬瑭那里。石敬瑭念他有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给了他一个金州团练使，他的原部下将士都分配给了别人。郭金海等于被剥夺了部分权力，心情不佳，最后死在金州任上。

喜欢读书的武将

襄阳前线，到了这年年底，石敬瑭又做出战略调整，派出大将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也即讨伐山南东道前敌总指挥，并封为知襄州行府事，以张从恩为监军。同时又命荆南与南楚出兵共讨襄阳。

荆南高从诲当即派遣水军数千人前来应援。

南楚也派遣了水军战舰一百五十艘，自汉水，东下襄州，助高行周。

安从进见势不妙，急忙派遣他的兄弟安从贵率兵袭击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以此来分散朝廷兵力，同时对成德军安重荣做出支援的姿态。朝廷军大将焦继勋出兵邀击安从贵，一战将其擒获。焦继勋不动声色，派人将安从贵两只脚丫子砍断，放他回去。安从进见状大惊。

襄阳已经陷入重围。但襄阳城甚为坚固，城内也早有守备，朝廷军还是围困了半年，到公元942年八月末，城中粮草已经消耗殆尽，逾年不能下，奉国都虞候，禁军亲军步军参谋长王清对高行周说：“安从进锁闭孤城自守，没有人援助他，他的势力岂能长久！我看他气数已尽！”因求首先登城。高行周准了。王清带领精壮，率先登上城楼，终于破城。

史称安从进举族自焚，安从进的家族全部自焚而死。

山南东道已无战事，襄阳平。

这位焦继勋后来一直做到大宋王朝的太尉，是一个愿意读书的武将，史称“生平涉猎史传，颇晓治道”，平生愿意涉猎历史传记，很懂一点治理之道。他所到之地，都有善政。他的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儿子八贤王赵德芳。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大宋的皇亲国戚，他的后代多人都娶了皇室的女子。

石敬瑭的“天下意识”

石敬瑭平定三镇，是后晋时期著名的三场战争。这些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石敬瑭也多次处于危险境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敢得罪诸藩，也不敢得罪契丹；但契丹和诸藩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到了后晋天福七年（942）六月，石敬瑭在忧惧中屈辱死去，在位不到六年，史称晋高祖。

石敬瑭并非没有“德政”。譬如，他懂得礼贤下士，懂得文明治国，甚至主动蠲免地方赋税。有一次他走到郑州荥阳县界，看见路旁有虫食及旱损桑麦的痕迹，就知道这里收成不会太好。于是委托有关部门差人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定出蠲免租税的额度。他也曾下诏，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要免除他家一个儿子的差徭，好让这个儿子照顾这个老人。此事须一个个地方落实。他还关心“天下刑狱”，下诏要给染病的囚犯积极治疗，要派医工，由官方负责报销。

后梁、后唐以来，士民有奉使或被俘掠在契丹的人很多，石敬瑭拨出专款，派遣使节到契丹将这些人全部赎还，让他们回到中原，与家人团聚。这一政策说是“仁政”并不为过，历代圣君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也不多。

《旧五代史》还记录了石敬瑭一个德政，更有意味。说天福四年（939）六月，陈郡（今河南周口）百姓王武，在挖地时得到好几饼黄金，州官知道后，将其没收，并向朝廷称贡。

石敬瑭说：“宿藏之物，既非符宝，不合入官。”

地下旧藏之物，又不是什么祥瑞符宝，不应该属于官方。于是命令将这几饼黄金还给王武。

这不是个慷慨吝啬的问题，而是对财产来源的界定问题。在石敬瑭那里，对私有财产有尊重，对财产来源有契约性质的文明意识。古来私有土地之上之下皆属于土地所有者，这方面与现代文明很接近。石敬瑭有此意识，值得为他竖一下大拇指。

石敬瑭不贪财，也不聚敛。有了后晋这个邦国，他是用心经营的。有一次，大臣李崧奏言说：“诸州的仓粮，统计之后，发现计账以外有很多盈余。”这应该是好事吧？

但高祖石敬瑭不这样认为。他说：“法定之外向民众征税，罪过同枉法是一样的。仓库存粮多出账面的部分一定是压榨民税的结果。此事要严肃处理：仓库官吏暂免一死，但都要严惩！”

石敬瑭甚至还有一点“天下意识”。

他建构后晋，重视文化，有文治之念。他也曾开科取士，以儒学理念考核、录用知识精英，曾有人在后晋时考取进士。顺便说一下，五代十国，虽然几乎年年有战乱，各地有藩帅，但除了一些偏远地区之外，基本上各地都在沿袭大唐帝国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使某些环节有点变化，但基本制度还是唐代的，不变。和凝，就为后唐的科举取士做出了贡献。当时国内读书人为了应对考试，各地也开始有私学出现。在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就有延续多年的私学学堂，后来称之为睢阳书院。

金瓯之缺

石敬瑭也曾重视“孝义”“孝悌”理念，曾下诏旌表“孝义之乡”、诏求天下“孝悌之士”。有一士绅，名石昂，山东青州人，家有藏书数千卷，天下闻其名者都到他门下读书就学，有人一来就是几年，吃着用着都由石昂支出，史称“未尝有怠色”，不曾有过怠慢之言行。

但石昂却不求仕进。后唐时青州有个节度使曾欣赏他的品行学问，召他为临淄令。但这位节度使进京时，有位监军杨彦朗代理青州留后。有一次石昂因为有公事到府中来，按当时礼节，县令来到省军区，进入府廨须通报姓名。古人名字有“避讳”传统，杨彦朗家族中有人名中有“石”字，而“石昂”之“石”字犯讳。赞者（主持礼仪的人）竟在通报时将“石”改为“右”，明明是“临淄令石昂求见监军”，在赞者这里却成为“临淄令右昂求见监军”。有此一礼仪习俗，不论其利弊，通行几千年，所以这事在当时，要搁一般人身上并无不适。但石昂不同，他是读圣贤书的人，就要较个真。可是一旦较起真来，他也不是没理。

原来这位杨彦朗的“避讳”乃是他的族中父祖辈人物有名字带“石”字，属于私人之“避讳”。一般的“避讳”往往是地位、辈分较低者要对地位、辈分较高的人物名字做出“避讳”，不得妄称。但一个监军，不过相当于省军区政委之类，五代时的监军一职又往往由皇宫中的宦官充任，史称“内侍”，这位监军就是一位“内侍”。他所“避讳”之人，又是他的族人，石昂与之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辈分排行关系，按流俗，这类“讳”是可避可不避的。不避，也不算罪错；当然，避了，可以令关系更融洽。石昂不高兴，认为应有士子的尊严，不想向一个太监宦官讨喜，于是直趋官厅，抬着脑袋挺着胸，“仰责”这位监军道：“内侍为何以私害公！昂，姓‘石’，不姓‘右’！”

石昂这一番话，不但没有“避讳”，甚至等于直言了杨彦朗的“避讳”。

杨彦朗也不高兴，史称这位监军“拂衣起去”，一撩袖子一甩衣襟，走了，把石昂干撂在厅里。

石昂一见崩了，当时就辞了职，无官回了家。到家还对儿子说：“我本来不想在乱世做官，你看，果然被一个阉人侮辱！后世子孙要以我为戒！”

五代时期佛教盛行。石昂秉承了大唐韩愈“辟佛”的传统，身体力行，在家族中讲授儒学，不讲佛学。他的父亲死时，按流行做法要做佛事道场，但他禁止家人这么做，自己在父亲灵柩之前诵念儒学经典《尚书》，并对疑惑的人们解释说：“《尚书》是我先人愿意听到的。”

这个人物在五代时期几乎就是奇葩，但是石敬瑭喜欢，他下诏“求孝悌之士”后，朝中多人同时推荐了石昂。石敬瑭诏石昂到京师汴梁，在便殿接见了他——这对读书人而言算是一种较高规格的礼遇。石敬瑭当即就任命他为宗正丞。这个官职掌管皇亲国戚这类勋贵事务，从六品上，相当于今天的副局级；不久又提拔为宗正少卿，从四品上，已经相当于副部级。由一个读书人来管理皇室人员，可以概见石敬瑭的用心，也有推演道义风尚的念想。他不是一个颟顸之辈。

这类星星点点的“天下意识”，都是对“天下沦丧”之际的一次次提振。有此提振，令后来的大宋帝国在文化推演之际，有了一点基础性资源。譬如，后晋时开始的睢阳书院就在大宋时结出了重要的文化之果。宋初全国范围开科取士，中第者百余人，睢阳书院就贡献了一半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更是人才辈出，宋真宗时，范仲淹就在这里读书，后来还掌管书院，培养了一批富有道义担当的圣贤人物。到宋仁宗时，睢阳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开封的学府称之为“东京国子监”，洛阳的学府则称之为“西京国子监”，这是当时大宋帝国三座最高学府。而睢阳书院的源头，在后晋。

石敬瑭的“德政”还有很多。但这些“德政”的总和，也弥补不了燕云十六州的金瓯之缺！

事实上，他割让中原领土，也给他的家族带来巨大不幸。后晋，也只传到他的继任石重贵那里，二世而亡。石敬瑭的老婆，李嗣源的女儿，史称李皇后，石敬瑭死后，又称李太后。后晋因为大将杜重威、李守贞叛变投敌，被契丹灭后，皇帝石重贵被掳往契丹黄龙府，李太后也在北迁人员之中。她在草原帝国受尽苦难。病重无医药，仰天号泣，将食指和中指戳点着空气（这个姿势叫作“戟指”）骂杜重威、李守贞说：“我死也不放过你们！”临终前，对石重贵说：“我死后，要火化，不要土葬。将我的骨灰送到范阳（今河北涿州）佛寺，不要让我做边地的孤魂野鬼啊！”李太后病逝于建州（今黑龙江吉林一带）。而石重贵则在契丹之地度过了屈辱的一生。

《旧五代史·高祖本纪》评价石敬瑭的一段文字，可称盖棺论定之说，值得录在这里：

晋祖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

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然而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由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石敬瑭登基之前，很深沉果决。等到成为君主后，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进餐，礼贤下士，开怀纳谏。钦慕黄老哲学，喜欢清静无为之风。他的服装都是粗绸的，鞋子是麻线的，所以能够保住国家，得以善终。但他在开创事业之初，引强邻来援，契丹从此之后气焰嚣张，士庶由此而遭遇灾殃。等到嗣君登上皇位，那结果就是兵连祸结，最后使得都城失守，举族人都做了俘虏。这正是掘开大海引水来救火，哪里能逃得了被淹死的命运？喝下毒药来解渴，最后终于自取灭亡！当初谋划的不周善，后来竟严重到何种地步啊！石敬瑭假如不借助契丹，而是应和天命，凭着他这些德政德行，嘉惠士庶，即使不能跟历来的圣君相媲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慈恭俭的君主啦！

话说得不错，但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石敬瑭的巨大罪恶不是引“强邻来援”，而是割地。虽然石敬瑭之前，契丹已经参与到中原的政治中来，并且几度进兵后唐，抢掠杀戮，但那时的中原毕竟没有割地。石敬瑭割地之后，启开了契丹的贪心，给中原带来的灾祸数百年。因为有割地，所以，石敬瑭的所有“仁慈恭俭”都黯然失色，他的国祚家族也落得悲惨结局。史家所言“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实在是沉痛教训。

大儒胡安国评论石敬瑭说：

石敬瑭之罪在不帮助闵帝李从厚。即使闵帝失国，也应当尊奉许王李从益。如果能将夺国弒君之恶归于李从珂，并且举义兵而讨伐，这样就“名实皆正，则其德美矣”，名誉和实务都是正道，道德也很完美了。但他却急于近利，后来又称臣契丹，割弃国土，以父事之。他所得到国家权力两代人都没有保住（第二代石重贵被契丹俘虏），但祸患却至于无穷。所以说：“以功利谋国而不本于礼义，未有不旋中其祸也！”以功利之心而不本于礼义，来谋划建国，没有不很快就得到祸害的！

历史经验告诉后人，国家首脑可以犯各种错误，但结构性的错误一次也不能犯。割让国土，就是结构性错误。石敬瑭就是犯了结构性错误的国家首脑，他被人一直骂到今天，并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