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 出师未捷身先死

回到京师，大帝柴荣就带着病躯下诏，宣布了他那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张永德的官职，赵匡胤则由原先的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改为忠武军节度使，由检校太保改为检校太傅，由殿前都指挥使改为殿前都点检。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出现了拐点。

《宋刑统》震烁古今

公元957年夏到公元959年冬，两年多的时间里，周世宗柴荣做了三件大事：

一、完善帝国管理制度；

二、平定江北淮南全境；

三、恢复燕云关南之地。

三件大事做完，大帝柴荣还有更多大事要做，但是上苍没有给他更多时间。

柴荣下诏修缮永福殿，命宦官孙延希监督工程。但是当柴荣到修缮场所，看到农民工们在使用木片削成的勺子吃饭，而饭菜都盛在瓦片中时，大怒，当即将孙延希推往街市正法。从此改善了农民工的待遇。

帝国管理制度中，柴荣首先想到的是“法制”。

但他用法严峻。

早年，柴荣在后汉时，做一个禁卫军的将军，曾经到一个县城去玩，当地的县令正在聚众赌博，没有接见柴荣。柴荣从此心里有了怨恨。等到柴荣践祚，这个县令跟部下某人犯了聚敛罪，以权谋私，在民间搜刮了几百匹布帛。宰相范质主持审理后，将这事草拟了一个处理意见上奏。

柴荣一见，是这个混蛋，就动了气，对范质说：“亲民之官，赃状狼藉，法当处死。”

管理地方的县令父母官，贪赃之状如此恶劣，按法当处死。

范质回奏道：“做官搜刮聚敛，有罪；但是仅仅是搜敛，虽然数量不少，但按律法，还没有到死罪那一条。”

柴荣大怒，厉声道：“法者，自古以来为帝王所创制，其根本，就是用来防备奸邪。朕立法杀这两个赃吏，算不上酷刑！”

范质又回道：“陛下真要杀他，就杀。但是如果将二人案移送政事部门，我这个宰相是不签署的。”

柴荣气稍平，最后还是饶了这个县令一条命。但柴荣从此知道法令中仅仅搜敛还够不上死罪，不免心有不甘。于是下令：“今后再有犯搜刮聚敛之罪的人，加一条‘枉法’，以‘枉法’论！”

范质于是奉诏，在后来主持《刑统》工作时，补充了一条“强率敛入，己并同枉法者”，做官以权力搜刮聚敛，中饱私囊，按“枉法”处理。

范质曾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大宋六朝，除了后梁之外，五朝为官，其中后周、大宋两朝为相。

范质幼时聪明好学，据说九岁能诗文，十三岁读《诗经》，十四岁即招生收徒。五代后唐长兴四年考中进士，开始出仕。后周太祖自邺起兵，进取京城时，范质避乱，藏匿民间。时当酷暑，范质一日坐于封丘巷茶肆之中，摇扇吃茶。手中的扇子有两行字：“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

正摇着扇子，忽然有一人走上前来，范质看时，只觉得这人貌甚怪陋，他对范质作揖说：“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大暑？相公他日当深究此弊。”

世上的酷吏冤狱，大暑如何能比？相公他日应深研这类案例。

说罢，还把范质的扇子带走了。

范质怅惘很久，不懂啥意思。后来他来到火神庙后门，见一土木短鬼泥塑，很像茶肆所见怪陋之人，有趣的是，那把扇子也在这个土偶手中。范质不免惊异。但此事之后，范质从此关心刑法。到他在后周做官时，就与名相窦仪等人一起，参与主持制定了大名鼎鼎的《刑统》。显德四年，公元967年，柴荣又下诏，认为范质、窦仪主持制定的《刑统》初稿，集中了五代以来的律令，文辞古奥，难于知晓，格式、敕令等，又繁杂不一，于是又命御史知杂事（略相当于御史府中的轮值主席）张湜等人，对律法诸条做出注释。范质等人又对此做了评定。后来通行的《刑统》，就是范质、窦仪、张湜等人斟酌修订的文本。

此事不可小瞧。《刑统》即《大周刑统》，直接承接《唐律疏议》以来诉诸公正主题的司法精神，是中国文明史至为重要的一部文献。范质历五代终始，知道天下最后一定有一个归宿，他当初选择后周时期来主持《刑统》，其深意在于寄希望于邦国政治之展开，应由法制推演。这相当于“制礼作乐”之后的文明深化。范质期待中的圣贤愿景是礼乐与刑法的合流。

958年秋天，《大周刑统》定稿，下诏颁行。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宋帝国接纳了这个思想，增删损益之后，有了震烁古今的《宋刑统》。

范质等参与制定《大周刑统》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以后，即使是出于帝王意愿的判案处理意见，也要遵循律法，不得逾越过当或随意赦免。

过去做官，有“当赎之法”，意思是做官的犯了法，依据他的品级可以赎罪豁免或从轻处理。但是哪一品级的官员可以有此待遇，历来不统一，因此就有了“临事议制”，等于还是帝王或法官的“自由心裁”。这个制度，在石敬瑭时代开始有制度性规定，譬如，有品级的官员按品级“当赎”；无品级散官，或有功的将校，按九品制度“当赎”；但只是“徒罪”以上可以考虑“当赎”，“杖罪”以下，依照罚例，不适用“当赎”法，等。到柴荣时代，《刑统》明确规定：

今后官员定罪，有品级的按照品级适用“当赎”法；其他，诸道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副留守，尚未确定品级的，准从五品官例适用“当赎”法；

诸道判官、防御、团练副使，准从六品官例；

节度使掌书记、团练判官、两蕃营田使、判官，准从七品官例；

诸道推巡及军事判官，准从八品官例；

诸军将校内诸司使、使副、供奉、殿直，临时奏听敕旨。

这个意见就法律的整合系统而言，不是公平的，因为它没有体现“法律平等”理念，不仅官员与士庶不平等，即使在官员内部也是不平等的。如有的官员，“诸军将校内诸司使”等，无品阶官员，就不能享用“当赎”之法，而要“临时奏听敕旨”，临时接受皇上或政事堂的处理意见。但它的意义在于：程序的公正。举例来说，诸道的一个团练副使，如果犯罪，就必须按照“从六品官例”来适用“当赎”法。皇上如果心血来潮，说不按照“从六品官例”而按照“从五品官例”或“从七品官例”等等适用“当赎”法，就不可以。

史称《刑统》颁布之后，“由是内外品官当赎之法，始有定制焉”，从此以后，朝廷内外诸品阶的官员适用“当赎”之法，开始有了明确的法律制度规定。

范质“守正不回”，遵守法令，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为大周帝国的司法公正奠定了一点基础。

翰林学士窦仪，曾有过错，惹恼了世宗柴荣，要将其斩首。范质知道后，多次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柴荣最终赦免了窦仪。

窦俨治国六荐

柴荣虽然有独断裁判的帝王之恶，但他世天下之志甚为宏阔，也关心帝国的制度建设。

他曾夜里读书，见唐代元稹的《均田图》，慨然叹道：“这真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啊！王者之政应自此开始。”

于是下诏颁其图法，使吏民都能习知，准备一年后，大均天下之田。

说到“均田”，一般以为是“平均田地”，其实不是。

均田，作为一项农业政策，从北魏到唐中期，都有实行。它的原则是：“计口授田”。也即将无主的土地按人口多寡分给农民耕作。这些土地为“国有制”，但其中又有“桑田”（也称“永业田”）和“露田”（也称“口分田”）之分。“桑田”可由耕种者继承，事实上已经转化为私田；但“露田”则在耕种者年老或死亡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

北魏以后，人口变迁很大，流离失所者甚众，无主土地很多荒芜。国家将这些土地重新登记，分配给无土地者重新耕种，这应该算是一种德政。“均田制”下，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重新分配的土地，但所有人都有据得到的土地纳租税、服徭役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这又是庶民与国家互相得利的政制。

“计口授田”，按家庭人口数量分配新的土地，唐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丁男、中男（不包括老人），每人可获“露田”八十亩，“桑田”二十亩。“露田”也即“口分田”不可买卖，“桑田”也即“永业田”则规定，迁徙及贫无以葬者，可以出卖。贵族官员所获“永业田”可以买卖。

“均田制”值得重视的是：所有有主的田地，不得剥夺，也不得“均田”。这样，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度，并没有遭遇破坏。而重新分配的“永业田”也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私人所有，所以，“均田制”，事实上是土地公有和私有并存的一种土地政策。在帝制时代，甚至在民主时代，这样的“均田制”，也有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有道邦国的土地文明制度。

这种制度，在中唐以后，遭遇破坏。所以周世宗看到元稹的《均田图》决计要恢复，实现他的王道理想。

周世宗留意农事、关心农业，后来还诏令左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分别视察各州，按土地多少均衡确定田租。他曾经要人用木头刻成耕田的农夫、养蚕的农妇，安置在宫殿庭院中，提醒自己不忘“治本于农，务兹稼穑”。

在完善帝国管理方向上，窦仪的兄弟、中书舍人窦俨上疏，提出六条政制意见，应该是大周帝国比较重要的制度和理念的建构，柴荣全部接纳。

窦俨的六条意见是——

一、请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作《大周通礼》。

二、考正钟律，作《大周正乐》。

正朔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制礼作乐”而完成。以上两条，犹如后世现代国家制定国歌、国旗、国徽，确定干部品级制度和责任、权利规定。

三、职官绩效考核的国家政制建设。

包括官员级别与俸禄的挂钩，犹如后世不同干部享用不同级别工资和待遇一样。除此之外，窦俨在此还提出了用人和举荐的制度建构思想。这一番职官考核制度，为后来大宋王朝所沿用。窦俨说：

为政之本，莫大于择人；择人之重，莫先于宰相。自从唐末年以来，轻易赐爵封官，初任辅弼，即兼三公、仆射之官。故很多人在未得职位时，就将心思放在追逐官位之上，得到职位后，就以沉默自保为事，只想着怎么解脱机要费力之政务，守住位高权重之官职，逍遥于林亭之中，保全宗族的平安。臣请求即日令宰相至尚书省三品以下，中书省及门下省给事中、中书舍人以上，各自荐举所知人材——若陛下素知其人贤能，自可提拔任用；若不清楚，暂以原来官位主持政事。一年之间，考察其业绩，若真能胜任，原来的官位已经很高，就正式授予平章事；若原来官位不高，就再加提升，代理主持政事照旧。若不称职，就罢免处理政事的资格，追究荐举者责任。此外，朝官班次行列之中，有名额无职责者占了大半，请衡量他们的才器，授官外任，在地方政务中试用，回京后按原职登录叙用，考察政绩，提拔能者，贬黜无能者。

这个意见极为重要，它直接与国家的组织路线相关联。后来大宋帝国的“冗官”现象，就是职官绩效考核制度疏略的结果。

四、弭盗与地方自治。

让盗贼自己相互举告，将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或有亲戚替他自首，就判处其党徒同伙而赦免自首者。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另外，新郑乡村自组织为“义营”，分设将佐，一户为盗，连累一村，一户遇盗，罪其一将。每有盗贼发生，就击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盗贼便没有能漏网的。如此邻县盗贼充斥而新郑全境独清。请求下令其他州县都仿效新郑，这也是阻止盗贼的一个办法。

此法虽然严苛，但在盗贼蜂起之际，也不失为一个地方靖安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这个办法是新郑乡民在“乡约”条件下的地方自治自保，“义营”而得到官方首肯和推广，应该是传统中国“治安”史上的重要经验。

五、劝农与藏富于民。

历朝以来，多次下诏，说听凭农民在私田以外多种广耕，只纳旧税。但等到农民已经种上新田，有关部门就丈量实有田亩而增税。所以农民都因疑惧而不再开辟新田，这样就让更多无主田地成为荒地。臣以为实行政令之先决条件，没有比诚实信用更重要的，如果信用显着，田地会不断扩大，粮食就不断增多，粮食增多藏在农民那里就如同藏在官府一样啊。

这一番话，要义是“劝农”，核心是“诚信”，措施是“藏富于民”。民无信不立，正是儒学最重要的“平天下”价值观之一。窦俨有此议论，世宗“览而善之”，证明后周时代已经具备有道邦国的大义。这些，正是赵匡胤需要学习的地方——而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做得比柴荣更出色。

六、关于平淮南。

世宗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攻陷了寿州等江淮之地，但还没有取得淮南全境，因此，动兵还在酝酿中。窦俨有识于此，在这一篇上书中，还专门谈到了以后江淮用兵的一个基本意见：“行之贵速”。他说：

陛下南征江淮，一举而得八州，再驾而平寿春，威灵所加，前无强敌。今以众击寡，以治伐乱，势无不克，但行之贵速，则唐民可免更多俘获流血之灾，周民可免更多转运输送之苦矣。

行动上要快，不要顿，不要拖，这样，于南唐、大周之士庶都可以免去更多苦难。战争虽必不可免，但集中力量尽快解决，不要像两年前下寿州那样，旷日持久，给人民带来长久痛苦。他想到的是战争中的国计民生、黎庶苦难。

窦俨的所有这些意见，涉及传统治国平天下的“礼、乐、政、刑、劝农、经武”六大方向。其中“礼、乐”，是传统有道邦国不断讲述的儒学理念。展开来讲述“礼乐”，会非常“枯燥”，但这两个东西的大义其实就是四个字：“节制、当位”，而且主要针对君王公侯和读书人而言。传统儒学之诉诸“节制”与“当位”的“中道”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修身治国的方法论，也是修身治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由儒学来讲述，意在令君王公侯，以及读书人，在秩序规则下，认清自己的“角色化”存在，不要逾越“角色规定”——是君王，不要做臣下的事；反之亦然；是父亲，不要做儿女的事，反之亦然。而逾越了“角色化”存在，就背离了以“节制”与“当位”为主诉求的“礼乐”大防。对君王公侯，以及读书人，看好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就是传统中的种种“礼乐”讲述。

“窦六条”，含有传统中国尧舜以来的道义与法统，是中原政制的价值推演。它也成为以后大宋帝国的政制制度和理念的来源之一。

在五代乱世，有此正见，且为世宗所接纳，已经预示了天下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大趋势。这些正见，仿佛在为大宋王朝的出现预作铺垫。

公元957年冬十月，后周开始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诸科，以此荐举人才。《资治通鉴》胡三省解释说：这就是所谓“制举”，也即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当时下诏告知天下应试者，不限以前资格、现任职官，道士僧徒、庶民百姓，都可以应诏。考生所在州府，要依每年贡举人式例，有合格者，送往尚书吏部。考题为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取文理俱优者，如人物聪明俊秀，就可解送吏部，来年十月集京师。即使已经做了朝官的，也可以上表自我推荐。

此事可以考见大周对人才的渴求。

这些事前后准备了不到一年时间，文治初见成效。

周世宗也曾于戎马倥偬国家建设之余，弄弄诗词歌赋之类，有时也颇得意，就拿了自己写的诗歌向学士窦俨显摆，并问：“朕这诗，可向外宣布否？”窦俨看后说：“诗，是专门之学。如果下决心精心学习，那就妨碍国家机务；如果不能精心切磋，恐怕又不能尽善。”一番话，说动柴荣，史称“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诗”，世宗明白了窦俨的意思（那诗写得还不够好，没有天分），从此以后，不再作诗。

第三次御驾亲征

寿州虽然攻克，但淮南全境还没有平定，而契丹阴影还在。

后周朝廷得到一个好一点的消息：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率城投降。世宗马上任命他为麟州防御使，以示鼓励。但一年来，北边不断有契丹与北汉异动的消息，虽然没有大的边警，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而要解决契丹问题，必先解决江淮问题。“先南后北”，这是王朴《平边策》的基本意见，周世宗柴荣认同这个意见。于是，淮南必在平定规划之中。

京师百万人众，粮草需要漕运解决。趁着枯水期，世宗下诏疏通汴水，使之流入五丈河，从此齐、鲁漕运船可以直达汴梁。

京师的问题解决了。世宗又任命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检校太保，代理枢密使。同时任命赵匡胤为义成（今河南滑县）节度使。随后，又以王朴为东京留守，准许他据实际情况便宜从事；以三司使张美代理大内都点检，管理宫禁诸事。一切安排妥当，柴荣开始了第三次御驾亲征，兵锋直指淮南。

公元957年冬十一月，又是一个淮河的枯水季节，柴荣大军到达治所在涡口的镇淮军（今安徽怀远），第二天五更时，渡过淮河，随后，抵达南唐辖区濠州（今安徽凤阳）城西。

濠州东北十八里有一开阔的河滩，唐军在河滩上设置栅栏，四周环水据以固守，认为周师不可能从此地过河。

世宗见状，亲自指挥，命甲士数百人，乘骆驼涉水，赵匡胤则率骑兵跟进，短兵相接，很快拔取河滩营栅。

李重进则率军破濠州南关城。

次日，柴荣亲自率军来攻濠州。

大将王审琦轻取南唐水寨。

唐军在城北面屯战船数百艘，又在淮水中竖立巨大的木头迟滞周师。世宗命水军进攻，拔掉巨木，焚战船七十余艘，斩首两千多级。濠州的附属堡垒羊马城，一面靠水，三面筑墙，也被周师攻破。

濠州城内人心震恐。

夜晚，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给周世宗上表说：“臣家在江南，今若马上投降，恐被唐人诛灭全族，请求先遣使者到金陵请命，然后出城投降。”

世宗答应了他。几天后，世宗听说南唐有数百艘战船来到涣水（淮河支流）东面，准备救援濠州，便夜晚派出周师，亲自率领水陆进攻。在洞口（今安徽五河县东，涣水入口）大败唐军，斩首五千余级，俘获两千余人。周师乘胜击鼓东行，所到之处皆被攻克。

两天后，到达泗州（今江苏盱眙，淮河北岸）城下。

赵匡胤先攻城南，烧城门，破水寨。城外的月城（与主城连在一起，半月形）也被攻破。

柴荣戎装登上月城门楼，亲督将士攻取内城。

这期间，北汉有事。北汉主刘承钧自从即位以来，忙于安定境内，没有对外攻略。当月，契丹闻听柴荣南下，即派遣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领兵来会北汉军队，拟共同入侵后周。刘承钧派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领兵与契丹会合，南下犯潞州。但到达城下后，见周师李筠防固甚严，不战而回。北汉主知道契丹并不死拼，实在靠不住，但不敢立即与之断交，便赠送给崔勋丰厚礼物遣还。

契丹与北汉联军返回的消息传到周师大营时，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投降。世宗以范再遇为宿州团练使。这时，泗州城外的农民都已经进入城中，世宗就戒令军中出外砍柴的人不要践踏民田，城中的农民听后非常感动、高兴，争着来献粮草。泗州降后，周师无一士卒敢擅入城内。五代以来，破城之后，动辄剽掠的积习，在柴荣这里得到遏制。

又有情报：唐军战船几百艘，从洞口退往清口（今江苏淮阴市西南）。

世宗置身后的濠州于不顾，令全军东进。他亲率步骑从淮水北岸挺进，赵匡胤则率步骑兵从淮水南岸挺进，其余众将率水军从淮水中流挺进，三军共同追击唐军。我能想象，汗水在冬季寒冷空气的蒸腾中，合着飞扬的尘土，在将士们的脸上，凝结为鬼脸般的图案。

当时淮水之滨久无行人，芦苇茂密如织，到处都是泥淖沟堑，但周师士气正盛，在冰冷的泥水中跋涉前行，都很乐观，似乎忘却了疲劳。

两天后，周师追上唐军，且战且行，金鼓之声传闻数十里。

又过了一天，到达楚州西北，再败唐军。

唐军有沿淮水向东而下的，世宗率兵亲自追赶，赵匡胤担任前锋，行军六十里，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保义军在陕北，此为虚职）、濠、泗、楚、海四州都应援使陈承昭，这才返回楚州城下。所获战船除去烧毁沉没的不算，共得三百余艘，俘获降卒七千余人，斩杀淹死者不计其数。南唐淮上水军至此全部被歼。

郭廷谓派遣的使者从金陵回来了，告知南唐李璟不能来救援濠州。郭廷谓更知濠州不能守，于是命录事参军鄱阳人李延邹起草降表。李延邹认为应该有忠义之气，不可投降。

郭廷谓用刀剑相逼。李延邹将笔掷于地下，凛然道：“大丈夫终不负国为叛臣作降表！”

郭廷谓将其斩首，举濠州投降。周师得到兵员万人，粮数万斛。世宗嘉勉郭廷谓，为濠州防御使。

唐主李璟知道消息后，赏赐了李延邹的儿子。

周世宗从淮北过河，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城西北扎营。

各地捷报传来，南唐守军纷纷投降。

周师也攻克了楚州的月城。但在攻楚州大城时，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形势很像当年打寿州。

几天后，世宗在行营接见了南唐降将郭廷谓，对他说：“朕自南征以来，江南诸将败亡相继。去年五月，只有卿能断涡口浮桥，破我定远大寨（今属安徽，在滁州西），已经足以报国了。濠州小城，即使让李璟亲自来守，他能守得住吗？你来归附大周，免去多少流血！”

于是命令郭廷谓带领濠州兵攻天长（在安徽）。

事实上，这位郭廷谓将军在守卫濠州时，已经连续多次“重创”周师。周师曾在涡口建造浮桥，郭廷谓知道这是重要的战略据点，于是乘轻舟，将士衔枚而进，烧毁了浮桥，周师死伤甚众。此举严重迟滞了周师的进军速度。他还派遣唐兵装扮成商人去侦察定远大寨的虚实，招募乡兵大破周师。守卫濠州时，也多次在重围中派出精锐袭击周师，先后杀伤不计其数。他已经尽力。柴荣能放他一马，也有惜才的意思在。

此前的寿州之战，周师撤退后，扬州曾经又被唐军占据。这一次世宗又派遣骑兵数百趋扬州。到达高邮时，扬州守军将城里官府民居全部焚毁，驱赶扬州士庶渡江南去。几天后，周师进入扬州，城中只剩下十几个残疾人而已。

泰州曾经被后周攻克，后来又被南唐夺去。现在有情报来说泰州没有防务，世宗派出步骑袭击，几天后，拔泰州。

南唐派往契丹的使者陈处尧，并没有请来契丹兵对南唐的支援。他又请求到北汉太原城去游玩，刘承钧招待了他。但他在北还到契丹后不久，死于契丹。自从清风驿事件之后，契丹对南唐有了更深的戒备。

唐主李璟自削帝号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的正月。南唐改元中兴。

周世宗再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权扬州军府事。

周世宗想率战舰从淮河进入长江。淮河与长江间有条运河名邗沟，邗沟与淮河衔接处有水闸名北神堰，此地多年被南唐弃之，不令江、淮相通，已经淤泥壅塞，船不得进入邗沟。于是有人提议可以开挖楚州西北的鹳水来连接淮河与邗沟。柴荣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前去勘探。得到的消息是：这里地形不便，匡算下来，费工费时，活儿不好干。柴荣亲自去看，然后提出规划，如此这般，并发当地民夫前来疏通河道，十天就完工了，没有花费多少工时。巨舰数百艘皆由此通达到长江。唐人见到邗沟来船，大吃一惊，史称“以为神”。

泰州附近的静海军，也被周师攻克，从此，后周与吴越开始边境相接。此前，周世宗曾遣左谏议大夫尹日就等出使吴越，临行时对他们说：“卿等这次赴吴越，走海路，但是等你们回来时，淮南已平，就可以走陆路啦！”现在，这个预言实现。这是多少年来，中原地区与吴越第一次陆路相连。

周师攻楚州，已经超过四十天。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像刘仁赡一样，钉子一般固守不动。

柴荣想起窦俨“兵贵神速”的意见，于是做了战争动员令，正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柴荣监督诸将攻城，当晚就屯驻城下。

楚州守军只有千余人，毕竟寡不敌众，两天后，周师入城。

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仍率众拒战，由城门、城楼战斗到街巷、官衙；由街巷、官衙战斗到府邸、厅堂。张彦卿所率亲兵，刀剑卷刃、枪戟尽失、箭矢全光，张彦卿等人便将厅房中折叠的绳床拿起来，劈开床腿，继续战斗。

张彦卿所部千余人，全部战死，无一人降。

柴荣盛怒之下，下了屠城令。这是柴荣生平最大的一桩罪恶。

南唐更多的州府纷纷向周师投降。

三月，南唐大赦，又改元交泰。

周世宗前往迎銮镇（今江苏仪征），屡次到达长江渡口，遣水军攻击南唐军队。泰州东南的江中沙洲，屯有南唐数百艘战舰，将要赶赴入海口，从海上扼守通往苏州、杭州的水路，世宗便派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带领步兵、骑兵，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带领水军，沿江而下，与南唐长江水军决战。几天后，世宗得到慕容延钊奏报：大败南唐军。

随后，世宗再派李重进率军赴庐州（今安徽合肥）。

周世宗到达长江的消息，让李璟感到了切实的危机。他担心周师南下围攻金陵，但又耻于贬降帝号称臣，于是遣兵部侍郎陈觉奉持表章，请求传位给太子李弘冀，由他来听从后周的安排。时淮南只有庐州、舒州、蕲州、黄州还在南唐控制之下。陈觉到达迎銮镇，看到周师之盛，知道江淮间大势已去，于是向世宗禀报，请求派人渡江拿取表章，进献周师尚未攻克的四州土地，愿意从此划江为界，以此请求休战，辞旨甚为凄凉悲哀。

世宗对他说：“朕兴师只取江北之地。你的君主如能率国归附，朕复何求！”

陈觉叩谢，请求派他的属官刘承遇前往金陵。

世宗同意，并请他转给南唐主李璟书信一封，内中说：“皇帝恭问江南国主”，这是表示“慰纳”。

唐主李璟得报后，再遣刘承遇奉表，自削帝号，称“唐国主”，并请献江北四州，愿岁输贡物十万。后来，南唐主又为了避后周太祖郭威的高祖父郭璟的名讳，将“李璟”改名为“李景”。并正式下令取消帝号，只称国主，原有的天子仪仗规制等，都降格贬损，取消交泰年号，改用后周显德年号，并用后周历法，这些，都向太庙做了报告。

当初，冯延巳屡屡用夺取中原的大言怂恿李璟，他曾经嘲笑南唐烈祖李昪不敢用兵是“龌龊”，是“田舍翁”，而李璟敢于用兵，才是“英主”。现在说起后周来，则一口一个“大朝”。

早年，南唐大臣常梦锡曾经批评冯延巳等人浮诞、不可信，李璟不听。常梦锡就说：“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国必亡矣！”等到南唐臣服于后周，常梦锡再听到冯延巳等人“大朝”的言论，不禁嘲笑他们说：“诸公常说要致君尧舜，没想到今天称人家‘大朝’，自己是‘小朝’吗？”

冯延巳等人默然无语。

常梦锡是南唐非常刚直的一位大臣。他年轻时，第一次进入朝廷，应该是带着理想和志向而来的，但他没有想到，与“五鬼”同朝，听到的朝议都是“谬悠尝试”之说，那么虚空悠远、荒唐无稽，而且说话的人自己都没有准谱。当时大吃一惊！这跟他读圣贤书理解的“大臣”差距太大啦！朝中的风景也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史称“因发狂归”，因此几乎发狂一般地回了家。但他调整心态后，觉得应该接受这个生态，不过还是不能与朝中不通大义的元老们沆瀣一气。所以，他不站队，不附从于任何一派力量，每天只管严肃地处理自己责任范围的事务。有人认为他活得无趣，就问他：“先生您公事完了之后，回家私下里，怎么消遣为乐？”常梦锡回答：“垂帏痛饮，面壁而已。”放下帘子，痛快吃酒，面壁打坐，而已。常梦锡一生不得志，郁郁而终。

且说陈觉，辞别周世宗回到金陵，给李璟带来书信，信中说：不必传位给儿子，同意接受江淮全境，退兵。

于是江北全部平定，后周尽得江淮富庶之地十四州、六十县。

公元958年夏四月，柴荣返回汴梁。

柴荣大帝亲征幽燕

周世宗南征之际，契丹、北汉屡屡有异动，并多次派人南下骚扰。柴荣回到京师后，命张永德领兵到北部边界御敌。

成德（今河北正定）节度使郭崇（郭崇威）进攻并攻克了属于契丹的束城（今河北河间），以此来“回报”契丹的入寇。

夏六月，昭义节度使李筠击北汉，拔其六寨。

同月，都监李谦溥击北汉，破一城。

公元959年，从一月到六月，这是大帝柴荣在世的最后半年。

这半年中，他致力于天下一统，继续推行他的王道理想。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

枢密使王朴在帮助帝国制定了礼乐制度之后，有一天到好友李谷家里去聊天，吃酒（他似乎只有这一个能够谈得来的好友），忽然仆倒在地，应该是脑溢血或心肌梗死，卒。柴荣听到消息，手持玉钺击地，多次恸哭，不能自止。柴荣太痛惜这个人了。王朴生性刚强而敏锐，智谋韬略常人无可比拟。他对后周的忠诚，让所有试图蠢蠢欲动的武夫们不敢心存异志。这是赵匡胤在后周一朝最为钦敬并生畏的人物。王朴死时，只有四十五岁。

办理完王朴的丧事之后，柴荣下令亲征幽燕，战略目标是：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

大军先到沧州。诏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捍卫西山路（河北定州西部），以宣徽南院使吴廷祚权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三司使张美代理大内都部署。又命韩通等带领水陆大军为先锋。

公元959年三月二十九日，柴荣从大梁开拔北上，史称“帝发大梁”。

初夏，四月的一天，韩通自沧州来报：已经从沧州修治水道，进入契丹境内，在河北青县南部，修补了损坏的堤防，开挖了三十六个泄洪口，水道已经直接通往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鄚州）。

四月十六日，柴荣到沧州，派遣大将马步军都虞候韩通为陆军司令（陆路都部署），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为水军司令（水路都部署），精甲数万人浩浩荡荡杀往燕云十六州。

老赵水路甚是威风，大帝柴荣乘龙舟，沿流北进，舳舻相连数十里。

这一场试图底定中原的大战顺利得超乎预期和想象。

大军军纪严明，无人敢“剽掠”民众，除了大驾所过之地，其余地方几乎都不知道有大军入境。柴荣从水路刚一到达乾宁军，契丹的刺史就举城投降了。契丹设宁州，州下设乾宁军，俱属于今河北青县，是契丹占据的中原旧地、东南边境的门户。此门一开，滹沱河南岸尽在周师眼前。

四月二十四日，柴荣大军到达独流河口（今天津静海县北），溯流而西。二十六日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契丹守将未作抵抗，献城而降。

从益津关往西，水路渐渐狭隘，大船不能过，柴荣于是舍船登陆，步骑并进。到了黄昏，柴荣御驾在野外宿营，而侍卫亲兵不到一旅五百人。跟从的官员都有惊恐之色。契丹骑兵正在四野成群结队地出没，他们侦知周师也在附近，所以没有敢于靠近柴荣御驾。事实上，赵匡胤的主力部队，在柴荣御驾几十里外，如果契丹迅速集结来侵，柴荣危矣——但他们没有来！

柴荣的胆识固然令人不得不服，但也实属冒险。

四月二十八日，赵匡胤率众先到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契丹守将早已闻听赵匡胤大名，没敢抵抗，献城来降。

柴荣进入瓦桥关，随后，他得到了那个熟皮口袋，熟皮口袋内有一块木板，上面有“点检作天子”五个汉字。此事是“赵匡胤时代”第一疑案，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事容当后表，且说“柴荣征契丹”。

不久，周师孙行友来奏，已经攻克易州（今河北易县），已经擒了契丹刺史，送到柴荣大营。柴荣将其在军市斩首，做出姿态：投降者，一律不杀，胆敢抵抗，格杀勿论。柴荣以此姿态来震慑契丹。

益津关、瓦桥关，已经在莫州、瀛洲之北，而周师大兵正在分头来伐，等于对莫、瀛二州形成了夹击之势。而易州在诸州之西，本来是遥为声援的军事要塞，现在也失去了依托，二州已成瓮中之物。到了五月初，契丹莫州刺史献城来降，瀛州刺史献城来降。于是关南之地全部平定。

此一役等于将原来的葫芦河防线向北推进到滹沱河、涞水一线。而柴荣舍莫州、瀛洲于不顾，分兵北上，给二州造成了巨大军事压力，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契丹未平柴荣病逝

周世宗在瓦桥关行营宴请将士，同时商议更向北挺近，夺取幽州。

不料众将认为：“陛下离开京师四十二天，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是为罕见功绩。但契丹骑兵俱集结于幽州之北，故不宜继续深入。”

大帝柴荣听说此言很不高兴，于是，不顾众议，当天即令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首先出发，占据固安（在河北境）；世宗自率军到达安阳河水岸边（水经霸州境北，今已湮没），随即命令架桥，准备渡河取涿州、良乡，直逼桑干河，跨河而取幽州。

计划如是，当天天色已晚，传说柴荣到了一个地方，看到契丹连夜遁去，非常高兴，就登上一个高处，检阅军队。当地父老听说，都带了牛酒来犒军。柴荣问父老：“此地叫什么名字？”父老回道：“此地世代相传，叫作‘病龙台’。”闻听此名，柴荣心下不愉快，匆匆返回瓦桥关住宿。

当天夜里，柴荣感到身体不适。

契丹主闻讯周师北上，派遣使者日行七百里赶往晋阳（今山西太原），令北汉主快快发兵骚扰后周边境，一面赶紧在幽州布置防务。

世宗柴荣将瓦桥关改为雄州军，割容城、归义二县隶属雄州；又以益津关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县隶属霸州。同时征调附近诸州丁夫数千人加固霸州城防，大将韩通负责此事。随后，即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成节度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各带部兵戍守。

北汉异动，柴荣又命李重进从土门（今河北鹿泉）西出，邀击北汉，不久，李重进来报：击败北汉军，斩首两千余级。

五月八日，大帝柴荣带着病体，从雄州南还。五月三十日，抵达汴梁。

六月一日，昭义（今山西潞州）节度使李筠来奏：击败北汉，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擒获其刺史张丕。

这年夏季，黄河在郑州附近溃堤，柴荣令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征发两万多民夫堵塞决口。

南唐主李璟派大臣钟谟与公子李从善到汴梁朝贡。

柴荣在病榻上问他们：“江南也在治兵，修守备吗？”

二人回答：“我唐既然已经臣事大国，不敢再做此事。”

柴荣回答：“不然。昔日是仇敌，今日为一家，吾与汝国，大义已定，可保证没有其他变故；但人生难料，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可趁我尚在时，完城郭，缮甲兵，据要害，为子孙计。”

周世宗所以有这样一番议论，实是意在契丹，故取江淮之后，需要与南唐建构睦邻关系，以保证江淮无战事，专力讨伐北境。此举深得王夫之等人赞誉。

钟谟等回来告诉李璟，江南这才敢于完善金陵，诸州城有不坚固的，及时得到修治，戍守的将士也开始略略增加。

建雄节度使杨廷璋来报，攻击北汉，收复其堡寨二十三座。

世宗太太符皇后去年病逝，皇后的位置一直空着，柴荣在病中，立符皇后的妹妹为皇后。符皇后则被谥封为宣懿皇后。

同时，立皇子柴宗训为梁王，领左卫上将军，柴宗让为燕公，领左骁卫上将军。但这两个儿子都很年幼，柴宗训只有七岁。

病榻上，柴荣拟立枢密使魏仁浦为宰相，参与商议的人认为魏仁浦不是科举及第，非科班出身，似不可为相。

柴荣道：“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自古以来，用有文武才略的人为帝王辅佐，哪里都是经由科举而来的啊！

最终以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又加王溥为门下侍郎，与范质同参枢密院事。这就是后周末年著名的三大名相，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三人同归赵匡胤，成为宋初最重要的三个文职官员。

柴荣又以宣徽南院使吴廷祚为左骁卫上将军，充枢密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镇宁节度使、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并同平章事；仍以韩通充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赵匡胤在这一次朝官安排中，得膺殿前都点检。

此前，柴荣曾以翰林学士王著是幕府旧僚，多次要提拔他为宰相，但因为他嗜酒无度而作罢。

六月十九日，柴荣病重，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柴荣再一次提到了王著，对诸人说：“王著是朕当初澶州藩邸的老朋友，朕若不起，应当起用他为相。”

范质等人出来后，相顾道：“王著终日悠游醉乡，哪里能当宰相！诸位不要将皇上这番话泄露出去。”

这一天，柴荣病逝。

第二天，宣布遗诏，命梁王柴宗训即皇帝位。

史称柴荣志在四方，但是对自己究竟能在帝王的位置上坐多少年，心中没数。他知道王朴很神，对术数有研究，就向他请教。

王朴回答：“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有此善根，天会听、天会看，自然就会有福报。但是臣在这方面很浅陋，以我所学到的术数推究，三十年后不是我能知道的。”

柴荣听到能有三十年时间，大喜。他回应道：“如果真的如爱卿所言，寡人当以十年时间开拓天下，十年时间休养百姓，十年时间文治，达到天下太平，时间足够了！”

但计算下来，他在位不过五年六个月。

据说这是王朴早就“掐算”出来了，“五”“六”就是“三十”。这是王朴的“婉而言之”——他不能说柴荣只有五年六个月的帝王时间啊。

柴荣很多做法从养父郭威处学来，但在“驾驭群雄”方面，与郭威有不同。

柴荣生前说郭威，因为姑息、纵容，而养成了王峻、王殷之恶；因有此恶，故导致君臣情分有始无终。所以，他吸取教训，百官群臣只要有过失，他就当面对质斥责，只要认罪，就赦免；有功，就重赏；是人才，就任用；令各人自主地去发挥潜能、才能。如此，朝廷内外，对他都有敬畏之感，同时又感谢他的恩惠。所以人人对他都能很忠诚。

史称五代以来“姑息藩镇”的习气，在柴荣时有了很大改观。

谶语的记录史

现在来说“点检作天子”故实。

周世宗认为天下秩序要由中原帝国而不是草原帝国来安排，所以有率军亲征契丹之举。就在瓦桥关，正是柴荣踌躇满志的时刻，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小小物什，那个“熟皮口袋”不可思议地出现了。

柴荣是一个有英雄气又满怀王道理想的君王。他勤于政务，南征北讨中，常常在路上阅览四方文书。瓦桥关，秘书送来的文书中，夹入了这只熟皮口袋。诡异的是，这个熟皮口袋里有块木板，上面题写着五个汉字，《宋史·太祖本纪》记录这五个字是：

点检作天子。

《旧五代史·周世宗纪》的说法则是三个字：

点检做。

在这一个环节中，我选择《宋史》来完成讲述。

史称这块木板为“三尺”，但我怀疑记录的真实性，文书中夹带一块这么大的木板不合常情，何况只有五个字。我认为如果是“尺三”也即“一尺三”或许比较合理。历史记录中最让我头痛的就是关于物什规格或规模的数字描述。不仅仅是度量衡方向的历代差异需要换算，主要是：那个数字不合理。在这样的时刻，我倾向于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最简洁的解决方案就是：质疑历史记录，善意地理解记录者可能的“笔误”或“传写失误”，而后寻找自以为合理的数字。在这一个回合中，“尺三”而不是“三尺”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数字。

这五个字相当于一句预言，如果应验，就叫谶语。

柴荣之前，宫廷里、江湖上，流传了太多太多的谶语，那就是一个个应验了的预言。

据说远古的唐尧在他一百岁那年得到一个封装很严的《河图》，内中就有八个字的预言：“帝当枢百，则禅于虞。”尧帝正在枢机管理百神，但是要传禅给虞舜。不久，他就把帝位禅让给了虞舜。

此后各类谶语的记录史不绝书。

顺便说几句，我不认为这类谶语可以在“迷信”判词的轻佻包装之后，弃之如敝屣。浩瀚杳冥中，不可知的世界远远大于已知世界。按照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的意见：人类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经常可以获得正确的结论，愚昧往往会不可思议地转变为明智。而各种“迷信”都有人类学的来源，不可小觑。我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不喜欢“迷信”这个词儿。

我想象中的柴荣，这会儿坐在行辇之上，有机会回忆，自有文字记录以来遥远的谶语故实。

秦始皇时流传着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不，起兵灭亡嬴秦的就是陈胜的“大楚”、项羽的“西楚”嘛！

汉末流传着谶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可不，“火生土”，自居于“火德”的“苍天”大汉从此之后再无重振之机，而为“土德”的“黄天”曹魏政权所替代。

南朝宋时流传着谶语“湘中出天子”——可不，南朝湘东王刘彧杀掉废帝刘子业，做了南朝宋的皇帝。

……

距离柴荣比较近的一个谶语故实是关于石敬瑭的。说后梁开平年间，潞州（今山西长治）行营官员上奏：县里有乡民伐树，树倒后，自分为二，中有六字：“天十四载石进”。梁帝将奏章并送来的树干藏于武库，时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到石敬瑭做了皇上，有识者就说：取“四”字外面两画放到“天”字两傍，就是“丙”字；“四”字去掉中间两画加“十”字，就是“申”字。石敬瑭即位之年，就是“丙申”之年。“进”就是“晋”，“石”乃是敬瑭之姓。还有一种解释：“天十四载石进”，意思是说“天佑灭后十四载石氏兴于晋”。果然，天佑二十年时唐庄宗建号，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石敬瑭即位；从后唐庄宗建号到石敬瑭称帝，凡十四载。（见《旧五代史》引《五代史阙文》）

这类故实很像“拆字”游戏。不过这个游戏正在纠缠着大帝柴荣。

距离更近也更诡异的谶语是养父郭威告诉他的。

大约十年前，郭威已经预知了将有“赵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并辣手处理了一起事件。这个谶语故实，《旧五代史》有完整记录。

在郭威大军反叛后汉隐帝刘承祐，进军京师后，按照王峻的意见，有了一场劫掠。但在劫掠时，发生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件，这是历来劫掠中不曾有过的一次反抗事件。反抗者是后汉的一位中级军官防御使赵童子。

史称这位赵童子“知书善射”，知书达理而且善于骑射。他在城中看到郭威兵士如此纷扰京师，大为不平，于是在市民中大呼：“枢密郭太尉，志在清君侧，安邦定国，所谓‘兵以义举’。大军当然是义军。现在一帮鼠辈竟敢如此剽掠，这是强盗，不是义军，也定不是太尉的本意！有来犯者一律格杀勿论！”

赵童子于是带领几个乡邻，在小巷口，搬个马扎坐下，张弓搭箭，凡是看到有军人来抢劫，一律射杀。居然在大乱中保全了这一片社区几千家人没有遭到生命财产损失。这期间，也有乡邻们感谢他的保护，专门给他送来金帛表示慰问或回报。一时间，赵童子坐着的马扎旁，堆垒起来各种财货像小山一样。

赵童子看到后笑着说：“请各位别侮辱我，我岂是求利的昏人啊！”说着将这些财货尽归其主。

郭威听说这个事件后，感到惊异。他暗暗地对养子柴荣说：“我曾经听到一个人间谶语，说：‘赵氏合当为天子。’我观察，这位赵童子，才略、度量，不是一般人物，很可能应在这个谶语上。不早除去此人，我与你能保证咱们的位子吗？”

于是，郭威动了辣手，按《旧五代史》的说法就是：“使人诬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诛之”，让人诬告赵童子，收付给司法部门，审判后杀了他。

《旧五代史》据此评论道：自从郭威病死不到十年，而皇宋有了天下。看来这个关于“赵氏”的谶语还是应验了。于此可以知道“王者不死”这真是很真实的故实啊！

停兵澶州柴荣思社稷

现在，柴荣似乎没有将“赵氏合当为天子”与“点检作天子”联系起来思考。也许，这压根就是一个传说。但“点检作天子”，分明就是说有个“殿前都点检”要做我大周的天子嘛！

我得解释一下“殿前都点检”。

五代时，各朝都会选一些骁勇的士兵充任殿前诸班，为中央禁卫军。与一般人理解的禁卫军或御林军不同，事实上这是一支常备野战军，虽然有部分士兵也充作京畿卫戍军人，也有部分充作亲兵，但大部属于国家正规军。后周太祖郭威时代，中央禁卫军只有侍卫亲军司。郭威在澶州称帝，也是侍卫亲军司出头出力。但郭威对此有足够敏感和警觉，他觉得应该分权制衡，于是另建殿前都指挥使司，分掌禁军，二司互不统领。在殿前司都指挥使之上，又设都点检，这是实际上的禁军最高司令官，在柴荣时代，这个最高司令是郭威的女婿张永德。

“点检作天子”，这五个符咒般凶险的汉字，显然指向了张永德。

韦囊事件不久，柴荣正在行军路上与将士们讨论怎么拿下幽州（今属北京），忽然生了重病，不得不班师回朝。

据宋人徐度《却扫编》记载，柴荣退兵时，路过澶州（今属河南濮阳），忽然不再走，百官都无法见到他。

他自己待在行宫多日。

他在干吗？

我猜想他就是在这个病重的日子里孤独地打量那只熟皮口袋。

他应该有过决断的艰难。是否撤换张永德，成了一道政治难题。

刚刚上任几年的大帝柴荣顿在澶州不动，有多少眼睛在觊觎东京汴梁的空虚？这个事件对行营中的文武官员构成了政治焦虑。但他们无人敢私自进入柴荣的行宫军帐。

正当内外惶恐之际，殿前都点检、澶州节度使张永德先生坦荡地走进大帐来见柴荣。他是柴荣的大舅哥，有这层亲戚关系，所以卫兵放行。

张永德带来了群臣的疑问。他说：“天下远未安定，京师空虚，四方诸侯正等着京师有变呢！现在澶州、汴梁相去甚远，陛下不马上回京安定人情，万一‘有不可讳，奈宗庙何？’”

柴荣在病榻上看着他，然后问道：“谁让你来说这样一番话的？”

张永德实言相告：“群臣之意皆愿如此——请陛下尽快返回京城。”

柴荣静静地看着他，史称“熟视久之”，最后叹一口气说：“我就知道你这话一定是别人教你来说的，难道你就不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我看你小子这个‘穷薄’相，哪里当得此事！”

这番话并不费解，它透露了对张永德的失望。

柴荣这时候不过三十七岁，张永德居然背着他跟臣下谈论“有不可讳！”简直跟咒他去死一般。这是没经过大脑，还是故意咒我？真的暗藏了什么机心吗？大帝柴荣对张永德有了厌恶。柴荣在行宫正在权衡利弊。他需要一个人慢慢想想“点检作天子”这五个汉字的魔法，也许并不一定“拿掉张永德”，也许觉得即使张永德万一做了天子是不是也可以？——但这个张永德闯了进来，说了这么一番不伦不类的话。所谓“穷薄”说，已经预示了张永德不仅没有福分承继大统，甚至没有可能继续担任殿前都点检了！

从澶州到汴梁，周世宗在车辚辚马萧萧的行军路上，应该更深入地想过了这个问题。

有多少藩镇大员在将士的“拥戴”下做了皇上？

他能够想到，本来没有机心要做皇上的太祖郭威，被士兵拥戴时，有人将一面军中黄色的战旗拼剪成“黄袍”给他披上后，郭威做了皇上。

要是将士们也撕裂一面黄旗给你张永德披上，你是不是也要干那个活儿啊？

他一定会想到，二十三年前，那是后唐废帝清泰三年（936），还是后唐驸马的石敬瑭就篡夺了大位，做了后晋的皇上，而张永德是郭威的驸马……

谁来替代张永德呢？

他想到了两个人选：李重进、赵匡胤。

李重进与赵匡胤

李重进，时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马步军总司令。

赵匡胤，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诸班总指挥。

张永德在未出任殿前都点检前，曾任殿前都指挥使，与时任侍卫司司令的李重进因为“互不统领”，但又时时争功，所以已经积有多年矛盾。

周世宗显德三年时，以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为将军，讨伐江南。李重进颇有战功，令南唐人十分恐惧。因为他面色黑黝，南唐人称他为“黑大王”。但张永德不服气，每次宴请将吏，都要谈论李重进的短处，后来竟乘着酒醉，编排故事说李重进“有奸谋”，帐下将吏听后人人惊骇。张永德还不罢休，秘密派遣亲信通过驿传向柴荣汇报，胡说李重进的奸谋之情。周世宗不信，也不介意。二将当时俱握重兵，一旦火并，那可不是耍的！两军之间，因为将帅不合，人心不安，总担心会出事。但柴荣心安，似乎早已知道会有一个解决方案，断然不会出事。事实证明，柴荣实在是看明白了李重进。

果然，李重进做出了一个君子加男人的姿态，他从驻地单骑几十里直入永德帐中，招呼着硬要喝一杯，并亲自给永德斟酒，而后从容言道：“吾与公皆国家肺腑，相与戮力，同奖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

我与你都是国家心腹，自己人，正应同心同力扶助王室，你干吗跟我有这么深的疑忌，过不去？

李重进此举很像春秋或战国时期的“士行”，很像一代名相蔺相如，临难不苟，磊落、光明，以公室为重。张永德也应该有名将廉颇的古风，一时为李重进的“士行”所感动。史称张永德“意解”，于是“二军皆安”。

此事很快有了江湖传闻。

后唐主李璟知道此事后，还以为可以借机收买将才，秘密让人带了“蜡书”给李重进，许以高官厚禄，邀请他背后周之主，求南唐之荣。

李璟此举并非发昏。他知道郭威没有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在内乱中全部被汉隐帝杀死，所以郭威之后，郭威的姐姐福庆长公主的儿子，郭威的外甥李重进，郭威的女儿寿安公主的丈夫，郭威的驸马女婿张永德，郭威的太太柴皇后兄弟的儿子，郭威的内侄柴荣，都是有资格入继大统的人物。现在柴荣称帝，那俩人能服气吗？所以，李璟来拉拢李重进了。

但李重进毫不动心，马上将此事上表告诉周世宗。

柴荣也应该能够想起五年前的高平之战。

初战时，后周左翼大将樊爱能、何徽率众逃遁，左翼溃散。此际，前军、中军、右翼，军心摇动与否，正在一瞬间。而李重进的右翼勒兵不动，静如林立。当李重进觉得时机成熟，呼啸一声，率部下冲锋时，整个右翼，动如山倒，瞬间形成一个无可抵御的铁血锋面。随后，周世宗亲自率卫兵合势，大将向训和慕容延钊，都听柴荣调度直击而进。一时周师复振，这才打败北汉刘崇。

李重进在大军左翼溃逃之际的镇定，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势下居功甚伟，它以一种泰然之姿稳定了军心。就是从那时以后，李重进得到重用，以功领忠武军（今河南许昌）节度，后来又改归德军（今河南商丘）节度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周世宗应该能看懂李重进的士行与忠诚。

赵匡胤，则在高平之战中，当机立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更置上下名分于不顾，居然直接指挥上级张永德，排兵布阵，挽狂澜于既倒，令溃散中的周军左翼重新结阵，拯救了大周的战场命运。

柴荣像所有的明君一样，对属下的士行和忠诚极为看重。他认为李重进和赵匡胤都不乏士行和忠诚。

而老赵与周太祖无亲无故……

柴荣也许会思考：这个皮囊自京师而来，应该是受人指使，显然在中伤张永德。如果此事是人为，谁最有可能？

会不会是李重进？

“点检作天子”

想当初，郭威病重传位之际，这三人都有资格和机会“入继大统”，郭威因与柴皇后情深义重，将皇位传给了柴荣。并特意召李重进受顾命，令他当场下拜柴荣。这就等于做了一个仪式：以此而定君臣之分。

按照“阴谋论”的逻辑，这个凶悍的黑大个子李重进很可能对柴荣构成一种莫名的压力。如果柴荣有疑心，应该能怀疑到李重进。按照利益最大原则，李重进是最有可能在熟皮口袋上动此手脚的人物……

但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到，柴荣没有动李重进。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个熟皮口袋的来历。

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柴荣看到这个熟皮口袋之后的追问。

现在能知道的是：柴荣决计要与命运做一次豪赌。当柴荣试图进入博弈状态时，我能体会到柴荣感到了破译命运符码的恐惧与快感。

柴荣应该有过不眠之夜。但他也应该在病中，在一个清醒的时刻做出了决断：

撤掉张永德，免去他殿前都点检之职！

但是谁来替补这个空缺呢？李重进还是赵匡胤？

他艰难地选择了赵匡胤。

养父郭威告诉他的“赵氏合当为天子”的谶语，在此际没有警醒柴荣，虽然柴荣应该知道这件事。

但他还是免去了张永德“殿前都点检”而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柴荣的这个决定就是不可理解的，除非他心甘情愿要将后周社稷拱手让给老赵。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如果郭威讲述的那个谶语是真实的，那么此时柴荣所做的这个决定就是昏聩的；如果柴荣这个决定是深思熟虑的，那当初郭威讲述的谶语就是不真实的，《旧五代史》记录了一个虚假事件。

为何选择赵匡胤？今天已经没有铁板钉钉的理由。也许柴荣确实对李重进有了猜疑？也许是因为那一场高平之战中老赵的出色表现？也许是因为老赵与后周没有亲戚关系，让柴荣更放心？也许是因为他更多地感到了老赵的德才兼备？也许仅仅因为——史家所乐于讲述的——天命所归？

历史在此出现了纵横交错的逻辑，各种逻辑……但是我知道一个有趣的说法：某事发生之前，会有数不清的可能性，总有一种会成为事实。一旦有了某种事实，其他的可能性全都走向了虚无，不存在了。

回到京师，大帝柴荣就带着病躯下诏，宣布了他那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张永德的官职，赵匡胤则由原先的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改为忠武军节度使，由检校太保改为检校太傅，由殿前都指挥使改为殿前都点检。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出现了拐点。纷乱复杂的五代十国行将结束，一个空前繁荣的大宋帝国开始浮出历史地平线。而这个机遇，始于那个奇异的“韦囊”，那个“熟皮口袋”。

它从哪里来呢？是谁制造了它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还是后人虚构的呢？检索历史记录，似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小小的熟皮口袋，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小事件之一。现在，我所见到的宋史研究者，还没有人来研究这个熟皮口袋。但我知道，它应该被研究。从物质的形态进入历史，已经早有先例，何况，它改变了历史。

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谶语都在“应验”，即使知道这个谶语对自己不利，事先做了防备，它还是要应验。数不清的历史记录，都在呈现着这个多少有点惊悚的故实，真假莫辨。

《宋史·太祖本纪》记录了这个韦囊：

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赵匡胤）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

周世宗在行军路上，阅览四方传来的文书，得到一个熟皮口袋，内中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板，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字。世宗很奇怪。当时张永德正在做殿前都点检。到了世宗病重，回到京师开封以后，就拜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用来代替张永德。

“点检作天子”，这个神秘的谶语成为老赵的“龙兴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