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收兵权与定祸乱

杯酒释兵权，武臣尽读书。文治格局之下，大宋帝国在老赵手里并没有出现兵马不力的状况。太祖一朝，猛将镇边四周惮服，边帅忠心北境大安。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格局在五代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赵匡胤的驭边之策，使大宋在虎狼般的草原铁骑觊觎下，先后成就百年和平。

君使对话暗藏杀机

太祖赵匡胤在扬州待了一阵时间，准备离开前，偕诸将登上了扬州南门楼子。这里可以俯瞰长江。回首扬州城里，虽经李处耘一番整治，但还是呈现为一片凋敝之象。几个地方还在冒烟，空气中夹杂着烟气、水气。

老赵手扶城堞，瞭望江南。

扬州水军就在城下江水之中。这是当初柴荣留下的家当，李重进负责代管。柴荣跨江之志从未泯灭，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中国一统，遐迩一体，这是所有大中华政治家的梦想。赵匡胤也不例外。他能想起李重进抗命时，曾试图联络南唐，虽然李璟卑辞来报，但证明了南唐与扬州有一个秘密联络通道。南唐如果足够强大，也许两方还就联成一体了。那时可就麻烦大了。幸亏柴荣时代已经彻底打服了南唐，收回了淮南等地，削弱了南唐国力……

当年曹孟德击水中流，横槊赋诗之际，也很有那么点壮烈啊，但他终于折戟于赤壁。大帝苻坚也没有过得去这道江水……

过江，是一个梦啊！

但是南唐近在咫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我猜太祖赵匡胤应该在登上扬州南门城楼时有了这个决断。

破扬州之后的日子里，老赵做出乘兵锋之勇而南渡的意思。一时间，战船分列，舰阵分明，江岸横亘数十里，但见旌旗戈甲漫布江津，水兵轻舸穿游苇丛，耀武扬威，声势甚壮。这一架势跟当年大帝柴荣平淮南后，江干耀兵、宣威南唐是一个战略目的。

唐主李璟遥见这一阵势，忙遣左仆射严续来犒师，名目是祝贺大宋讨平扬州。

之后，李璟又派他的第八子李从镒、户部尚书冯延鲁来“买宴”。

“买宴”就是“买单”。大宋克扬，应有一场大宴，鼓瑟吹笙中的弦歌酒宴可以想象，这个场面，由南唐买单。后周时已经有过这类“买宴”，但那是由本邦臣下来孝敬。周太祖郭威时代，曾经两次拒绝臣下贡献金帛“买宴”。郭威甚至说：“诸侯入觐，天子应该有宴犒，哪里用得到诸侯臣下来买单啊！从今以后，有如此来买宴的，一概不接受！”此事成为后周的美谈。

但南唐来买宴，赵匡胤并没有拒绝。同时，他与南唐使者冯延鲁有过一场暗藏杀机的对话。

冯延鲁口才了得。南唐折冲樽俎之间，向来不乏人才，如冯延鲁，如韩熙载，如徐鼎臣……老赵事实上也是一谈辩甚健的人物。这一次两人相遇可称棋逢对手。

老赵试图给冯延鲁一个下马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厉色诘问：“尔国何为敢通吾叛臣！”

你们这个南唐国为何竟敢与我的叛臣李重进秘密联络！

冯延鲁似乎早有准备（南唐来使个个都是有备而来），但见他神色不变，缓缓说道：“陛下只知道我唐国与李重进‘通谋’，但是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当初重进的特使，就住在臣的家里。我国主令臣对这位特使说：‘大丈夫意气不平而反，世间常有，但你们李重进这次造反，时机不对啊！当初大宋刚刚受禅时，人心未定，李筠作乱，宋师北征，君迁延不决，不趁此机会造反；现在内外无事，乃欲以数千乌合之众，抗天下精兵，哪里还有胜算？我岂能在这个时候助你呢！我如助你，岂不自取灭亡！’”

这是一番大实话。考老赵始末，也是一个处处讲大实话的人。他愿意讲大实话，也愿意听大实话。冯延鲁一番大实话，让老赵有点意外——他还以为这位文人会像李守节那样，吓得屁滚尿流呢！

老赵高兴，但还是想吓唬吓唬他，因此接着问道：“我大宋诸将力请渡江。卿以为何如？”

冯延鲁还是神情自若，似早就打好腹稿，他不紧不慢地说道：“李重进自谓天下雄杰，无与敌者，陛下神武一临，破扬州、平淮南！何况我们江南这个小国，哪能抵抗大宋天威呢！但是想想陛下，似也有令人忧虑之处。本国侍卫数万，皆先主亲兵，誓同死生，固然绝无投降之理，大国欲下本国，恐怕也须做好损兵数万人准备乃可；何况大江天堑，风涛无常，若攻城未下，粮饷不继，那么，这事儿是否一定能成？还真不好说！”

又是一番大实话。赵匡胤大笑曰：“朕本来跟你说笑啦！你还真把自己当说客啦，哈！”

说归说，做归做，老赵下江南混一寰宇之志从未放弃。在他离开扬州之前，总是乘坐大船多次观看水军演戏。这就等于在南唐最后的屏障前做姿态。老赵没有一鼓作气下江南，实在是有顾虑。江南虽然已经国力日蹙，但根基未动；虽然君臣猜疑，但俊逸尚在。他想到了江南的几个人才，知道那都是人中龙象，当世豪杰，是绝不可小觑的人物。他想起当年与周世宗柴荣攻取寿州、楚州的那几场艰难的战役……

而冯延鲁这一番话，也让老赵明白，方圆数千里的南唐国土上，刘仁赡、张彦卿这样的忠义勇武之士还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李筠不在了，李重进不在了，但是还有川蜀，还有吴越，还有南汉，此外，朝中还有那么多大将军，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符彦卿、慕容延钊……哪个不是战功赫赫？这些人，哪个比黄袍加身的郭威差呢？现在取江南，似凶多吉少……

江南，今未易下！

老赵告诉自己。

但是老赵在江北日夜操练水军的消息传到江南，却吓坏了几个人。

南唐后主李煜即位

唐主李璟身边的一个小臣杜著，此人也是一个有点辞辩的人物，假扮商人，渡江来投奔大宋。

还有一位彭泽令薛良，因为受到李璟批评，亦挺身来奔，且献《平南策》。

唐主听说这类事，更加疑惧。

赵匡胤为了安抚江南，下令将杜著正法；彭良免去县令之职，配隶庐州牙校。

李璟听到这个消息，知道大宋暂时不会南下，心下略安。

冯延鲁在扬州馆驿期间，有“止杀”的善举，也与“好生之德”有关。

话说石守信在扬州，每天都在抓获隐匿躲藏的“叛军”，每天都会抓获数十人，每天都要杀掉数十人。

冯延鲁有机会和老赵说话时，进言道：“反叛大宋的，是李重进一个人，还是众人？如果说是众人都反叛大宋，那就证明陛下之得位不是应天顺人。世上恐无此理。应该是李重进一人反叛而已。如此，胁从者何罪？”

一番话说得老赵大为感悟，马上通知石守信，从此以后，再抓住“叛军”，一律宽恕，不再诛杀。

老赵也很感谢冯延鲁“爱人以德”，等到他回江南时，给了他一笔厚厚的赏赐，并明确表示：此番暂不下江南。史称“南渡之师，由是亦辍”，要渡江作战的宋师，因此也暂时中止了南下计划。

虽然老赵暂时不准备南渡，但江南国主李璟还是因为淮南已失，扬州又破，等于与这个新起的强大宋国已经没有了中间地带。他感到“国境蹙弱”，决定听从诸臣建议，从金陵迁都南昌——此前，他是一直不愿意迁都的。

宋建隆二年（961），李璟迁都南昌，并立李煜为太子，留在金陵监国。同年二月十三日，李璟还派遣了使节到汴京来庆贺赵匡胤的生日。两天后，礼尚往来，老赵又派出通事舍人（皇宫办公室干事）王守贞出使南唐，来庆贺南唐迁都。

但是李璟到达南昌后，发现南昌城市规模狭小，皇宫规模有限，跟金陵皇宫根本没有法子比，又不好改造，迁来的官员也牢骚满腹，弄得李璟心情非常郁闷，甚至准备杀掉最初提出迁都主意的人。挨到六月，后唐中主李璟病死，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史称南唐后主。

后主嗣位，南唐似乎暂时没有大宋威胁，史称冯延鲁“颇自伐奉使之功”，他对一番舌战，阻止赵匡胤南下有居功得意之情。曾经在内殿赏宴之时，后主李煜亲自给他倒酒，但他居然不干杯；李煜派人诵诗、弹琴，鼓励他干杯，他还是不干，李煜一笑，宽待为怀，不去责备。

有一次早朝，冯延鲁与众官集合在待漏舍等待早朝，忽然又想起舌战太祖赵匡胤事，于是高言道：“当初唐玄宗赐给贺知章三百里镜湖，这事我不敢想；但是今上如果能赐我个玄武湖，也算是遂了老夫的平生之志。”

但是这一次，他遭遇了另一个好口才的人物，徐铉徐鼎臣。这位大概听冯延鲁自夸自雄的话头太多了，决计刺他一下，于是笑笑说：“今上对待近臣，岂惜一玄武湖？遗憾的是，当代没有贺知章啊！”

镜湖，在今绍兴境内，唐名臣贺知章的家乡所在。唐玄宗曾赠予贺氏“镜湖一曲”（镜湖的一隅）建构庄园。徐铉这话的意思是：冯延鲁才能德行不可与贺知章比。冯延鲁想想，与贺知章比，自家还真是没有多大资本，只好尴尬一笑罢了，史称“延鲁不能对”。

在以后的日子里，徐铉需要替代冯延鲁来与赵匡胤打交道，那时节，他应当知道：这不是个好干的差事。

后来又派冯延鲁来汴梁公干，但他忽然生病，不能上朝，赵匡胤闻知，更加厚待他，专门派遣太医护视，并下诏放他回金陵。最后，冯延鲁死在金陵家中。他的一个儿子，在后唐考试科举时，复试没有过关。南唐被大宋灭后，这个落第的儿子带着诸位兄弟，在大宋继续考取功名，先后及第，在南唐公卿之家中，成为特别显赫的家族。

与冯延鲁一样，他的后人也是“锐于仕进”的人物。愿意出山做官，为天下做事，这类品行应该是一种正取向，无可非也。但冯延鲁为当年舌辩阻止太祖南下，得意不已，也是襟怀不够豁达的表现。此事表过不提。

猛将镇边四周惮服

且说太祖赵匡胤在扬州城南门楼子上，思前想后，认为现在下江南至少有三个隐患需要考虑——

一、士兵水战训练演习不足，不可玩忽。

二、江南名宿人才所在皆是，不可小觑。

三、大宋内部藩镇习气仍在，不可轻心。

至于大江之波涛，气象之万变，可付诸天命不必计较。

此外还有个北汉，蕞尔小邦，却迟迟难下；更有一个石敬瑭留下的燕云十六州，眼下在契丹管辖之下，对我大宋构成持久压力。

想到这里，老赵率众走下城来，传令翌日班师回朝。

我想象老赵这一路上心事重重。

如果平江南，那么，河东、河北两大雄藩必要有人守卫，免我后顾之忧。一路上，他想到了十几员猛将。

李汉超屯关南之地，可以捍御幽燕一面。此地为后周显德六年（959），世宗柴荣从契丹守境收复而来，约当今河北白洋淀东大清河流域，是我大宋北边屏障。

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间），可为关南之地的南部要塞，足为李汉超后援。关南有事，李、马二人可为平之。

韩令坤可镇常山（今河北曲阳），此地位于北汉、幽燕之间，为北边藩帅应援，令人心安。

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易县），与韩令坤可为掎角。

何继筠镇棣州（今山东滨州），以拒北契丹。

郭进控西山（今太原西北），可以看住北汉。

武守琪戍晋州（今属石家庄），一日内可以驰援河北诸藩。

李谦溥守隰州（今山西隰县），与郭进同为看住北汉的两个钉子。

李继勋镇昭义（今山西潞州），就在此地直接防御北汉南下。

赵赞屯延州（今陕西延安东），可与秦州、凤州自成三角，赖此而安西北羌戎，也可遥观西南后蜀，令彼不可觊觎天朝，不得东出。

姚内斌守庆州（今甘肃东部庆阳市），西戎不能东进。

董遵诲屯环州（今甘肃东部环县），与姚内斌互为声援。

王彦升守原州（今宁夏固原），西北重镇在此，当为羌戎不可逾越之地。

冯继业镇灵武（今属宁夏），与王彦升互为掎角，以备西戎。

这都是日后南方用兵时，必须在北方预作的重大安排。

在以后的日子里，老赵待边关将士，别有心法。

名将李汉超，镇守关南十几年。此地近邻契丹地界，但契丹因为惮服李汉超大名，多年不敢来犯。可有一年，当地有百姓到汴梁上访，告李汉超“强娶己女为妾”，“借了老百姓的钱不还”。

老赵召来上访者，问他：“你家丫头可以嫁给什么人啊？”

上访者答：“可以嫁给农家的。”

又问：“李汉超没到关南时，契丹何如？”

对曰：“每年都被契丹侵暴得很苦。”

又问：“现在怎么样啦？”

对曰：“现在契丹不敢来了。”

老赵说：“你看看。汉超，是朕的贵臣，你的女儿给他做妾，不比做个农妇生活好吗？况且，汉超要是不在关南，你家还能保有财富吗？”

说罢，把这个上访者嗔责一顿，遣送回关南了。

老赵却秘密派人晓谕李汉超说：“你赶紧把人家的女儿还了！赶紧把欠人家的钱也还了！朕这一次暂且饶你，以后再也不许有这类事！再有这类事，决不饶你！再说了，你钱不够花的，干吗不跟朕说啊？”

李汉超得到这个处理结果，感动得哭了。

从此以后，李汉超更加注意政理之事，在职期间，可称政治清明。当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他后来与当地的庶民关系处理得也好。以至于到后期，当地人对他的德政很感动，史称“吏民爱之”，纷纷上书给朝廷，要求为李汉超树碑立传。太祖闻讯很高兴，就令当时的率更令，从南唐过来的大才子徐铉撰文刻碑，礼送关南士庶。这个碑文全文都在今存徐铉《徐文公集》中，名曰《李公德政碑》。李汉超病逝时，很多将士边民为之落泪。

按这一段事，《宋史》《东都事略》都据《归田录》系于李汉超名下；但《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据《涑水纪闻》将此事系于张美名下。这应该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传闻异辞”。了解一下这类“传闻异辞”，可以感受一点历史记录的复杂性。《续资治通鉴》的记录是：

（乾德五年）三月，戊戌，以前安国节度使张美为横海节度使。美至沧州，久之，有告其强取民女为妾，又略民钱四千馀缗者，帝召告者，诘之曰：“张美未至，沧州安否？”对曰：“不安。”“既至，何如？”曰：“无复兵寇。”帝曰：“然则美之有造于沧州大矣。朕不难黜美，但念汝沧州百姓耳。”因命官为给直，还其女。复赐美母钱万缗，使谓美曰：“乏钱，当从朕求，勿取于民也！”美惶恐，折节为廉谨，未几，以政绩闻。

事情经过大同小异。

还有一位镇守西北环州（今甘肃环县）的将军董遵诲，老赵待他也很优厚。

想当初，老赵“微时”，曾投奔董遵诲的父亲随州刺史董宗本，遵诲仗着父亲的势力，很是轻视老赵，史称“常侮之”。

据说遵诲曾对老赵说：“我常见城上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尺余，俄化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老赵没有回应他的问题。有一次纵论战事，遵诲理多屈，拂衣而起。老赵想了想，也辞别董宗本而去。据说从此天上的紫云渐散。

等到赵匡胤即位，一日，在便殿召董遵诲，遵诲想起往事，伏地请死，老赵令左右扶起他来，对他说：“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遵诲再拜呼万岁。

不久他的部下有军卒击登闻鼓，起诉董遵诲不法之事十几桩。老赵也略过不问。董遵诲知道此事，更加惶愧。老赵于是召见他，对他说：“朕方赦过赏功，怎么会念旧恶呢！你放心，不必担心自扰，我将重用你。”

遵诲感动得哭着再拜不已。

老赵又问他：“母安在？”

遵诲奏道：“母氏在幽州契丹那里，经战乱，两地暌隔难见。”

老赵即命人厚赂边民，偷偷地将董遵诲的母亲从契丹地迎接出来，送到遵诲家里。遵诲派他的外弟刘综向老赵贡献马匹回谢。老赵当场解下自己穿的真珠盘龙衣，让刘综转赠董遵诲。刘综说：“遵诲乃是人臣，如何敢穿陛下衣服！”老赵道：“我正将边防大任交给他，告诉他不要避嫌，一件衣服，穿就是。”

老赵授董遵诲通远军使，让他到西北去打理边防。遵诲既至，召边地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杀羊酾酒，宴犒诸酋长。史称“众皆悦服”。后数月，边敌又来扰边，遵诲率兵深入其境，击退边敌，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史称“夷落以定”。太祖嘉赏他的功劳，就拜为罗州刺史，继续留在西北。

董遵诲是一个从五代乱世走来的武夫，不知书，但为人豁达，无崖岸，多方略。能挽强弓，武艺高强。他镇守通远军凡十四年，安抚西北，史称“夏人悦服”。有记录说，灵武镇进奉使曾经遭遇夏人剽掠，抢走了鞍马、兵器等。董遵诲即部署帐下，准备讨伐夏人，夏人闻讯甚为惊惧，将所掠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来拜伏请罪。董遵诲认为夏人能悔过就好，于是慰抚之，放还。从此以后，夏人于边关行事格外谨慎，秋毫不敢来犯。

西北平安，赖董遵诲。

边帅忠心北境大安

在军事方面，前已说过，由各州郡选送骁勇进京充任禁卫军，又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由地方召募教习，等到练成精兵，就送到京师。还有“更戍法”，也如前述。这类制度规定的结果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应该说，中央管理地方的权知制度，革除了地方的世袭习惯；中央的财力、兵力管理也由此得到强化，地方藩镇再想依靠“兵强马壮”而叛乱的可能性已经冰消。

名将郭进，年轻时就是个任气豪侠，他比老赵还大五岁，老家就在河北深州，对河东、河北很熟悉。“微时”在河北巨鹿富家做佣保。结交健儿，嗜酒好赌。富家的少年对他有点恐惧，想杀害他。富家的竺氏知道了少年的阴谋，就告诉郭进，郭进于是逃到晋阳投靠刘知远。后晋开运末，契丹犯边境，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后进入汴梁。郭进请以奇兵间道先趋洺州，因此平定河北诸郡。发迹后，使人访竺氏，竺时已死，家甚贫困。郭进访得其女，把她当自己的女儿抚养成人。女儿长大后，要将她嫁给大校为妻，女儿说家世一辈子都在种地，不想改换门庭。郭进于是为她选了民家子出资嫁出。

后周广顺年间，郭进管理淄州（今属山东），迁登州（今属山东）刺史。当时群盗劫掠士庶，郭进率藩镇兵平之，境内清肃平安。那时就有民吏千余人到宫中来请为郭进立“屏盗碑”，后周太祖郭威同意了。后来四境又有盗贼，依山带河，潜出剽掠，官吏抓捕，盗贼遁去，故多年不能平定这些打游击的盗贼。郭进派出细作，周访士庶，备知其情状，于是设计捕获，几个月内，将四境盗贼剪灭。郡民又到宫中来请立碑记事。

郭进在做洺州团练使时，有善政。他还令人在城东四面都种上柳树，城壕里则种植荷芰蒲苇。多年后，郭进不在世了，但洺州一地却绿影婆娑，植被繁茂。州人见之，有人会怀念他流下泪来说：“这些树木，都是郭公所种也！”

进入大宋后，郭进奉命守西山。他有才干，轻财好施，但性喜杀人，士卒小有违令，必置于死地。当时老赵已经实行了“更戍法”，就是戍守边地的士卒由中央禁军训练后派遣。每次往西山派遣戍卒时，老赵都会对戍卒训话，对他们说：“汝辈要恭谨守法！在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进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郭进御下之严毅，就是这样有名气。但他也懂得“权道任人”，就是任人有方，并非一味杀戮。

曾有一个军校，从西山跑到宫中来诬告郭进。老赵亲自调查，经诘问，知道这个军校是怀了私怨来中伤郭进，便对左右说：“这小子因为有过错，害怕郭进罚他，所以到京城来诬告。”

于是，特意派遣了使者将这个军校送还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理。

使者到时，正赶上北汉入寇。郭进对这位军校说：“你小子敢到宫阙去编派我，也算是有胆气。现在我姑且放过你的诬告罪，能掩杀太原的敌寇，我不但不惩罚你，还会向朝廷推荐你；如果败了，你可自己去投太原，别回来了！”

史称这个军校“踊跃听命”。果然打了一个胜仗，诱降了北汉一座城。

郭进将这个军校送到朝廷，推荐他做官。

老赵说：“你诬告本部大帅，现在立功只不过抵偿死罪而已，不能封官。”命人将他再送给郭进。郭进再次请求说：“陛下如此处理，使我失信，以后就不能再用人了！”

老赵最终同意了郭进的意见，给军校加官。

开宝年间，老赵因为郭进有功，令有司造宅赐郭进。所用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有司认为不妥，对老赵说：“旧制，非亲王公主之府邸不可用筒瓦。”老赵生气地说：“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视郭进岂能比儿女还差吗？赶紧去督役完工，不要胡言乱语啦！”

太祖赵匡胤，任命边帅一般都是多年不换人，史称“久任”（这方面与后任的大宋帝王有不同）。“久任”边帅，多年不换，这是后来的宋帝达不到的战略安排。边帅就相当于五代以来的藩镇。而藩镇作乱百年来连绵不断。老赵为了长治久安，需要对这个百年老问题做出“收兵权”性质的调整，但边帅似乎是个例外，不仅军权未动，财权也未动，甚至还给他们更大财务支配的权限。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格局，放在五代，估计个个都得是石敬瑭，人人都做了刘知远，但在赵匡胤时代，这些边帅人无异心，为大宋的北边安全，尽心尽责，流血流汗，在虎狼般的草原铁骑觊觎下，先后成就为百年和平。

《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对此有议论道：

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甚推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以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

陈邦瞻这一番话的意思是说：

太祖与赵普偃武修文的国家战略自有成就，但后世子孙错误理解祖宗大义，更有奸臣之辈，借杯酒释兵权为借口，一味对敌退让，只知道削兵权，以至于南渡之后，还削三大元帅的兵权，与仇敌连和。导致国势反弱，这笔账难道可以算到太祖和赵普的头上吗？

观陈氏口吻，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一面肯定收藩镇兵权为“识时势、善断割”，为“英主之雄略”；一面又认为后来导致“国势反弱”，虽然不能算在老赵头上，但是当初的收兵权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云云。

关于这个问题，千年来，诸说不一，迄今犹有各种不同意见。南宋人陈亮在《龙川集》中的说法，我认为公允而又有见地。有鉴于五代之乱，故收兵权“以定祸乱”；后世不懂“以定祸乱”为收兵权之战略诉求，而一味诉诸收兵权、收兵权、收兵权！这才导致了“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若太祖太宗在，必以“定祸乱”为目标，而不会以“收兵权”为目标。这就是太祖太宗与后世“弱宋”管理者有异的家法认同。

陈亮原文是：

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太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用儒学“体用”说就是：“收兵权”是用，“定祸乱”是体。如果还有一个“法”的话，那就是“久任”。定祸乱为体，收兵权为用，久任则为法。大宋三百年，明此理者，太祖之外，寥寥。

老赵统御边帅，如臂使指，得心应手，这与老赵的制度性安排和推诚相见关联甚大。就驾驭边帅而言，两汉、隋唐，以迄于明清，无人可与老赵媲美。宋初的边境管理，是中国军政管理的极致。边境安宁，然后有安全大后方，然后老赵才可以腾出空间和时间，经营江南、荆湖、后蜀、岭南。史上对老赵这一军政管理艺术，评价甚高。

谋士赵普的锦绣货

征潞州、平扬州，两大战绩，并没有给赵匡胤带来愉快心情。扬州回来后不久，杜太后病逝，这事也让老赵黯然神伤。

他在扬州城头瞭望江南时，忽然萌生了种种不安。回到东京汴梁，他偶尔做错一点什么事，就想起母亲杜太后在他登基初始时，当着众大臣嘱咐他的那句话，“为君难”。

古来圣贤教诲在赵匡胤这里是一种精神实存。

这是赵匡胤区别于一般君王的特别闪光之处。

他也没有渴血意识，生性中总可以跟着天良决断政治疑难。

老赵宅心仁厚，禅代之初，他提出“不得伤害后周少主与太后”的约法，后来，他更将这个约法扩大到“不得伤害柴氏后人”，并且秘密立碑警示大宋历届帝王。

赵匡胤待武将也优厚，卓有战功的武将，他总是呵护有加，除非犯有贪赃枉法大罪，一般不过分处置。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动念。但他也知道，五代以来的藩镇们，反反复复，搅动起多少苦难波澜！他想改变这个格局。

建隆二年的春天，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之职，改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从此以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再不任人担任。大宋帝国再无“殿前都点检”。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帝国还是风险重重。五代十国，几十年间，那么多朝代变更，那么多黄袍加身，那么多军人哗变，以至于生灵涂炭，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

老赵召来他最为倚重、信任的谋士赵普，开始讨论他郁结已久的心事。我想象这一番简易而又深邃的对话，是在东京汴梁宫禁便殿之中展开，应该是一个夏季的晚上。

他问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天下自从唐代末年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次，战争不断，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平息天下的兵乱，为国家长治久安找到办法，天下太平之道应该是怎样的？

赵普一闻此言甚为兴奋，此事他已经筹之烂熟，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太祖一问。这个赵普，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常有主动献策时，也常有不扣不鸣时。一肚皮锦绣货于帝王家，需要待机而言。时不至，宁肯不言。这一次，他终于等到时机来临了，于是说出了一番在“赵匡胤时间”里最为重要的意见：

陛下今天说到这个问题，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说起来，天下鱼烂而大乱，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求天下大治，也没有什么其他权谋权术，只要稍稍侵削各藩镇的军权，控制他们的财权，将其精兵控制在中央禁军之中，则天下自安矣……

话还没有说完，赵匡胤已经心领神会，他说：“爱卿不必复言，我已经明白！”

所以不要赵普“复言”，是因为周围有人在记录，为以后的《太祖实录》收集材料。过去帝王一言一动皆有记录，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这类书写很难保证绝不外泄。太祖、赵普所言，事涉绝对机密，所以，各自晓谕，不必再言。

但此事还有一个原因。削弱藩镇之举，一般以为是赵普发其端，其实早在赵普之前二十多年，后蜀孟昶已经干过这个活儿。孟昶称帝后，在四川境内已经开始命文官出任地方节度。这是五代以来“削藩”的开始。赵普应有所知，故其说法并非天才创意；老赵也应有所知，故赵普才一开说，老赵即心领神会，蓝图已成。所以，各自俱明，无须啰唆。

但是也要明白一个交流原理：即使都已经看到问题，但是将问题作为“问题方向”提炼出来，还是需要智慧的介入。就像人人都已经看到蒸汽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蒸汽”到“蒸汽机”，还是需要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能力来介入。这是一种“变形能力”，它与人类的创造性才能相关联，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由A而A，不是变形；由A而B、而C、而D……才是变形。所以，当老赵问“其故何也”时，尽管已经接近了试图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进入转化，问题，没有变形。因此，老赵这类提问，还是在智慧的外沿打转。我相信，五代十国以来，已经有人像老赵这样思考过或至少是观察过天下的问题在哪里。但他们没有控制住问题的方向，更没有经由思想的转化，也即没有将问题转化为战略。赵普直指“侵削藩镇”，一下子就把握了问题的方向，进入了智慧介入阶段，于是，“问题”开始以“问题方向”即“战略”呈现出来，循此方向，解决方案也即策略组合，随即呈现。由“藩镇”变形为“侵削藩镇”，无论其转化或变形的程序多么简单，但它们是不同智慧量级的问题存在。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时刻，是生命中罕见的巅峰时刻、醍醐灌顶时刻。孔子为何肯认“一言兴邦”？晏子为何肯认“君子赠言”？皆因为这类话语都是在进入问题论域后，催动或点化问题变形的思想转化智慧。人生的丰富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与君一席话”。赵普与老赵的这一番对话，其智慧含金量，不亚于“隆中对”。大宋三百年基业，就此展开；一次性地终结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君臣遇合莫逆于心

自秦郡县制以来，地方一直施行中央派出文官管理。汉代以后，开始有割据者，渐形成藩镇模样。地方州牧掌管军政大权，中央往往奈何不得。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恢复郡县文官制度，但末年再次回到藩镇独霸格局，终于酿成魏晋之乱。到唐代好转，但中晚唐后，由安禄山之乱开始，再次形成藩镇叛离中央的军政乱象，一直到五代。五代，五个朝廷，其实就是五个大的藩镇在“打天下”。宋初，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也是试图以一藩镇之力与中央抗衡。南唐、吴越、荆湖、南汉、西蜀，也是事实上的藩镇，但他们都自称“国”，甚至自以为是中国正朔。这在中央王朝看来，就是“僭伪”。

远的不说，五代以来的藩镇，除了有个四朝元老冯道，曾经暂时代理镇守同州（今陕西渭南）、后晋桑维翰暂时代理镇守相州（今河南安阳）、泰宁（今山东兖州），算是文职官员外，其他藩镇，几乎全是武夫。这些武夫自己制定地方法规，法由心出，自我裁量。要命的是，他们大多因为有武功，骄恣之际，无人制衡，史称“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

有些不隶属于藩镇的州郡，除了朝廷任命刺史之外，也多是武人“管理”。欧阳修《新五代史》有言：“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但这种武夫管理地方的局面，百余年来，朝廷根本无能改变。

但老赵要改变！

大宋初期，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都是老赵旧交，各人不仅有刺史头衔，还在中央典禁卫，握有举国军权。说得刻薄些：这些人，都有割据一方、自为州牧，成一大藩镇的潜能。

防微杜渐乃是人类大智慧，在军政领域，尤其如是。就像识英雄于微时一样，料结局于事先，也是一种大智慧。老赵、赵普，都有天才的前瞻眼光或预见能力，有消祸乱于未萌之际的洞察力。大见识对避免祸乱的言行格外看重，忠言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为受言者提供免祸的可能，“曲突徙薪”就说这个道理。

“曲突徙薪”故实见于《汉书·霍光传》。

说某甲造访主人，发现主人家中厨房烟道笔直，附近堆积柴草，某甲就指出这样容易失火，建议将烟道改弯（曲突），将柴草搬走（徙薪）。主人不听，果真失火，四邻来救，房屋被焚。主人备宴席招待四邻，救火中烧得焦头烂额的人成为上宾，但没有请某甲。有人说：“当初如果听某甲的话，根本就用不到今天破费了来设酒席，因为不会有火灾的祸患。”主人于是醒悟，邀请了某甲。

能事先看懂就要“失火”祸患的某甲，是大见识；懂得某甲忠言价值的，更是大见识。

老赵、赵普于“曲突徙薪”之道有默契，此即古来反复被人赞誉的“君臣遇合”，“莫逆于心”。这个看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风云际会”，即使在人类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人们太容易忽略简易的东西，看不到它的思想或智慧含金量。无数的悲剧起源于对“曲突徙薪”意见的忽略。

但在“侵削藩镇”的问题方向上，赵普要比赵匡胤更坚决，也更有想象力。老赵在很多时刻，陷于“仁者之愚”（船山评老赵语，是一种肯定性评价），往往会忘记“侵削藩镇”的策略组合，他还需要赵普以“帝王之师”的姿态继续催动或点化。

削将权老赵遇瓶颈

那一次“君臣遇合”之后，赵普多次请老赵给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改授别的职位，意思是“侵削”其兵权。老赵暂时没有答应。此际，老赵头脑中的“藩镇”还仅限于“外人”，对自己的亲信，他是从不怀疑的。石守信等人，都是多年老友，老赵对他们深信不疑。赵普看到了老赵这个特点。于是找了个机会，再来说这个事。他进言的大意是说：要提防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可能的叛乱。

老赵道：“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定不会背叛我。你担心什么啊？”

赵普道：“臣亦不担心他们背叛啊！但是我熟观这几个人，都不是统御之才。这就决定了他们难于制伏部下。如果不能制伏部下，那么，陛下想想：如果军中万一有作孽者，这几个人恐怕临时临事亦不得自由啦！”

赵普这一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唐末泾卒之变中，太尉朱泚“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唐李嗣源，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汉郭威，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周恭帝时，老赵，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赵普在这个事件上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洞悉人心的光明，但更洞悉人心的黑暗。他不相信人会感恩图报。他相信大权在握的人物，只要有可能反叛，就会反叛。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人心的光明，必须从人心的黑暗之处找到制衡的法则。我在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圭恰迪尼那里找到了足以支持赵普的智慧。《圭恰迪尼格言集》记录了一段话：

对于那些你心存疑虑的人，最佳也是最为保险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妥当，使他们想害你的时候无能为力。把安全寄托在别人的好心和明事理之上，丝毫不值得称道。人性没有那么美好和忠诚。

马基雅维利主义无可厚非。这个思想与《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著名的“十六字教”，有相近之处。“十六字教”，是传统中国最为接近政治现实品格的政治智慧。它承认人性之恶，恶不可测；但符合天道的解决方案又很深奥微妙；如何能够寻找精准的唯一之道？这就需要叩其两端而问之，以求达到“中”而不是“过”与“不及”的境界。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传统中国之大智慧。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讲述中庸之道，但可以说明的是，中庸，不是中间，而是平衡，是一种问题解决的平衡态。在政治领域，尤其需要平衡态。

考察下来，权力受到威胁之际，存在四种解决模式。

第一种是民主票决模式，由此而完成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中华民国经常出现的模式。

第二种是传统禅代模式，无论是否可以诉诸武力，都放弃武力，而以和平禅代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权力。这是尧舜禹汤及逊周、逊清看到的模式。

第三种是暴力解决模式。大国间，以暴力打天下；内部，以肃反清洗为手段。楚汉倒秦以至于后来的改朝换代，都是这种模式。内部剿灭可能的叛乱更是屡见不鲜，如汉高祖、明太祖诛杀功臣之类。

第四种是推位让国模式。主动放弃权力，如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之类。如孙文出让大总统之类。

赵匡胤在得天下时采用了禅代模式；在解决内部权力分配时，遇到了瓶颈。他可以诛杀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一干开国功臣——但这不是宅心仁厚的老赵愿意做的事，他宁肯相信他们。在这一个优柔时刻，老赵有一种“政治庸人”的习气。是这位世事洞明的赵普给了老赵一个棒喝，让老赵从“政治庸人”的颟顸中倏然觉醒。他知道此际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人心惟危”是一个事实，“道心惟微”也是一个事实。如何在恪守“道心”仁政之际，达致政治治理的平衡？老赵想到了赎买。他在内部管理中，率先寻求到了一次性解决兵权过重问题的方法。他不需要杀戮功臣；也不需要在不可预知的某个时日，拱手让出君权。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权问题，就在赵普的棒喝中，推上了解决日程。史称“上悟”。

杯酒释兵权

老赵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下，有了与昔日众弟兄、今日诸将军的一次酒宴。

酒酣之际，老赵屏去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道：“我没有你们几个的力量，得不到今天；平常念你们的大德，没有穷尽之时。但是你们不知道啊，做个‘天子’也太艰难，真是不如做个节度使更快乐。我真是一天到晚，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不解，忙问：“陛下，这是何故？”

老赵说：“这也不难知道啊！你们想想，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得到啊？”

石守信等人虽然是武夫粗人，但对历史上那些“兔死狗烹”的故事还是知道不少的。老赵这一番话出来，他们有了恐惧。于是，石守信等人都避席顿首道：“陛下何为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啊！”

老赵不慌不忙：“不然。你们想想啊！你们是没有这个‘异心’啦，但是怎么能知道你们的部下，那些梦想富贵的将校士卒，一旦有一天，要把黄袍给你们披上，你们就是不想干，还有可能吗？”

石守信等人闻言大惧，他们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最后的晚宴。史称“皆顿首涕泣”。石守信说：“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老赵这时不失时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就是多积些金钱，好好的自己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你们，何不释去中央兵权，出守大的藩镇，选些好的田宅，为子孙立永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愿意与你们互相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众人皆拜谢道：“陛下照顾臣等如此周到，真是让我们白骨生肉，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上表请罢禁军之职。

老赵很高兴，给了他们很多赏赐。

然后，免去石守信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出为天平节度使；免去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出为归德节度使；免去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改为忠正节度使；免去张令铎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改为镇宁节度使；等等。这些人的中央禁军之职，一时全部罢免。

在这一轮收取兵权中，有四个要点值得注意。

一、“杯酒释兵权”只收回了将军们的中央军权，并没有收回藩镇兵权。此前，从收回慕容延钊之殿前都点检这个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权开始，诸将之中央兵权再一次被收回。五代以来，中央禁军就是王朝的野战军。典禁军，即意味着掌管了全国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而一旦掌握了这支精锐武装，就有了“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远的不说，郭威当年就是以中央军权职务职称“枢密使”身份，率领这支禁军“班师回朝”，有了后周天下的；老赵当年就是以中央军权职务职称“殿前都点检”身份，率领这支禁军“班师回朝”，有了大宋天下的。所以，老赵“收兵权”，首自中央禁军之兵权开始。从此，中央禁军已经不再由藩镇大员兼任。至于诸将作为藩镇，其兵权之收回，要在以后的文官派遣，也即“知州”制度中慢慢解决。老赵后面还有安排。可见，“收兵权”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活儿。这里不过是一个开始。

二、各藩镇节度使，得到一次“移镇”。这就相当于大军区司令的调防，为后来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做出了制度性安排。这个安排，也在事实上限制了藩镇的“坐大地方”的可能性。

三、诸将在遭遇“收兵权”和“移镇”这两大布置时，无人反抗，甚至无人有反抗的念头。应该说，“移镇”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举动，汉、唐、五代以来，“移镇”凶多吉少。但老赵“移镇”顺利得有如神话。除了老赵赫赫武功的威慑力和人格力量之强大气场震慑之外，他的推诚布公也感动了诸位藩帅。老赵没有权谋意识，他做事襟怀坦荡，出口就见诚意。

四、老赵答应与诸将“约为婚姻”，有“政治联姻”的意图，在大宋初造之际，将这些勋臣纳入“帝室”也确实不失为一种策略组合。据《宋会要辑稿·帝系》，老赵的三个女儿，两个嫁给了武将之子，一个嫁给了文臣之子。太祖开宝三年六月五日，以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审琦之子，内殿供奉官都知王承衍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昭庆公主。开宝五年闰二月四日，以故镇安军节度使、中书令石守信之子，郓州牙内指挥使石保吉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延庆公主，赐袭衣、玉带、涂金鞍勒马。从此以后，凡是尚公主者有所赐给，就按这个规格对待。后又加赐绒毛暖座。另外，尚书右仆射魏仁浦之子，东头供奉官、右卫将军魏咸信也做了驸马都尉，选尚承庆公主。

消祸乱于未萌

王审琦，是赵匡胤老友，“义社十兄弟”之一。

他为人纯谨，有方略，善骑射。跟柴荣征淮南时，舒州（今安徽潜山）坚壁难下，诏郭令图领刺史，王审琦等以精骑攻其城，史称“一夕拔之”，擒舒州刺史、获铠仗军储数十万计。郭令图入城，王审琦等去救黄州，没几天，郭令图被舒州人逐逃。王审琦又选轻骑衔枚夜进，一晚至城下，大败舒州叛军，郭令图得以回到治所。攻伐楚州时，王审琦为南面巡检。楚州城将陷，王审琦估计楚州守军一定会从南门逃遁，于是以逸待劳，设伏等楚人入套。果然，城中兵凿南门而溃，王审琦伏兵四起，斩获近万人。

进入大宋后，王审琦出为忠正军节度。史称“在镇八年，为政宽简”。有一件事可以知道他的“宽简”。辖区有县令，县令属下有录事（秘书）小吏，犯法，县令将其罢黜。有幕僚向王审琦告密说：“这个县令太专断，罢免下级竟然不先来州府报告，请办县令专断之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县令不得专管县事，事无巨细，都要藩镇做主。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节度，而部下县宰能主动斥去黠吏，实在值得嘉勉，何罪之有？”王审琦这一段话很重要。他是最早懂得结束五代乱世军政习气的武夫。所以，他这一番议论，史称“闻者叹服”。他在镇守寿春时，根据每年所得的赋税租课，量入为出，从来不过多诛求。王审琦之“宽简”如是。

“宽简”是传统优秀地方官的基本品质，王审琦当得。

据说王审琦不能饮酒，但有一天与老赵等人宴会，酒酣之际，老赵装神弄鬼开玩笑，举酒仰望苍天，祝祷说：“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大宋方兴，正要与老朋友共享富贵，天为何这么吝啬不让我这老朋友饮用美酒啊！”

祝祷完毕，看着王审琦说：“老天爷肯定会赐你酒量，你试着饮饮看，不要怕！”王审琦受诏，居然连饮十杯，没事。从此后，与老赵在一起就能畅饮，但回家还是不能饮，强饮就生病。此事《宋史·王审琦传》载之甚详，事有不可解者如是。

乾隆《御批纲鉴》对“杯酒释兵权”事评论道：“艺祖平时常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杀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达大度者，乃芥蒂未忘，疑黄袍之复加，恐巨镇之难制。且不以正道消祸于未然，徒以杯酒诡辞释兵权，罢藩镇，岂笃于信天而明于为政者邪？”

乾隆不理解这正是老赵的人情味所在。人情与法度并行不悖的完美境界，老赵达到了。乾隆似乎还没有资格来批评老赵。就圣贤气象言，乾隆距离老赵太远，隔膜太深。

船山《读通鉴论》说到汉高帝刘邦时，提及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刘邦在刚刚大败项羽之后，立即到韩信军中夺其兵权，与老赵收诸将兵权类似而不同。说韩信，不是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可以比拟的；韩信割地而王，据屡胜之兵，又不同于陈桥拥戴之主。船山认为：“宋祖惩羹吹齑而自弱，汉高拔本塞源以已乱”，二人行迹相似，但关键之处不同。“拔本塞源”，是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夺韩信兵权，“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刘邦此举，确实当得此境。“惩羹吹齑”，是说因为羹汤烫嘴，所以遇到冷菜也要吹一吹。移来说老赵，就是：五代藩镇很危险，所以对石守信等将军也要提防。刘邦是“已乱”，终止祸乱；老赵是“自弱”，自我卑弱。

船山很多意见都很精彩，只有这个意见，对老赵不免看矮。

刘邦之后，封了很多王，但他死后不久，就有吴楚之乱，仍然是藩镇起事，如此“已乱”并不彻底。老赵之后，三百年间，大宋王朝无一例藩镇起事，应该说是中国自西汉以来，解决地方藩镇问题最漂亮最优异的王朝。就这个案例言，刘邦远远不如老赵。老赵的“自弱”，是因为他有“仁者之愚”，“圣贤气象”。石守信等固然都是陈桥拥戴之主，但未必没有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割据之念。消祸乱于未萌，正是大见识者的作为。就这个意义说，老赵才是“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的圣君。

赵普私藏任命书

“收兵权”过程，也有反复。

在后来的日子里，老赵思量中央禁卫军还是需要一个懂得文韬武略的人物来带领，于是想到了老将符彦卿。

符彦卿是后周老臣，战功赫赫的人物，多次击败契丹北辽，北人对他甚为畏服。《宋史》对他的评价是：“累朝袭宠，有谋善战，声振殊俗，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历朝承袭帝王宠爱，有谋略善于打仗，名声各界皆知，懂得进退之道，应该算是名将中的贤者吧！此人还有三个女儿，都做了皇后。第一个女儿嫁给周世宗柴荣，立为皇后。不久病死，被谥为宣懿符皇后。第二个女儿又嫁给柴荣，柴荣逝世后，她辅佐周恭帝，临朝听政，人称符太后。宋周禅代后，符太后还西宫，人称周太后。柴宗训死后，她出家修道，号玉清仙师，死后被谥为宣慈皇后。第三个女儿在后周时就嫁给了赵匡义（也即赵光义），于开宝八年病逝。赵匡义后来做了宋太宗，追册她为懿德皇后。老赵对这个两朝勋戚，一直礼遇有加。到了大宋开国之初，符彦卿更成为诸位藩帅中的带头大哥人物。

符彦卿这时正做着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来朝，老赵在广政殿接待他，赏赐甚厚。这时节，老赵忽然动念，要拜符彦卿为禁军统领。

已经出任枢密使的赵普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以兵柄。屡次劝谏，太祖不听，下达了任命书。但当时的制度规定是，皇上有委任武官命令，须经枢密院签署。赵普时在枢密院，拿到了这份任命书，放在怀里来见太祖。

赵普出示这份任命书，告诉老赵，不可任命符彦卿为禁军统领。老赵没有犹豫就否定了他。

第二天，赵普又来求见。老赵迎着他说：“是不是为符彦卿的事啊？”

赵普说：“不是，是别的事。”因此就奏对了一个别的什么事。等到这个“别的事”奏完了，赵普又拿出这份任命书给皇上。

老赵说；“你小子，果然是为符彦卿事来！这份诏书怎么在你手里？嗯？”

赵普说：“臣认为这件事处理得有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又留下了，没有发出去。臣只希望陛下深思利害关系，千万不要到时候后悔！”

老赵说：“你干吗非要跟符彦卿过不去！你这是为啥啊！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

赵普再一次点化了赵匡胤：“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在陈桥兵变中，你老赵那时也没有想过要“负”周世宗啊？结果呢，还不是被“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叛乱士卒“黄袍加身”，不得不反吗？最后还不是“负”了周世宗，欺侮了人家周世宗留下的孤儿寡母？

史称“上默然，事遂中止”，太祖赵匡胤沉默了，委任符彦卿为禁军统帅的事也同时搁下了。

藩镇大帅典中央禁军，危险甚重。前鉴不远，老赵懂。

顺便说，细考这类故实的内在逻辑，就会清楚：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那种动辄说老赵与亲信等人长久铺垫，预谋夺取后周天下的说法，大多属于民间想象，不足信。

“收兵权”各有玄机

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中，赵匡胤继续推行“侵削藩镇”的战略。

他在罢免了一批中央禁军军事首领之后，接下来，又罢免了一批藩镇首领。

有一天，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等藩镇将军们来朝，老赵在后苑宴请他们。酒酣（又是酒酣），老赵从容地对这几位将军说：“卿等都是国家的元老，但是长久在外掌兵，事情那么多、那么繁忙，这不是朕所以优待贤良的意思啊！”

王彦超已经听说了石守信等人被罢免中央禁军军权的事，他有预感，现在轮到罢免藩镇兵权了，于是很聪明地前奏道：“臣本无什么勋劳，一直以来冒领荣宠。今已衰朽，如能退休，让这把骸骨回归丘园，这是臣的愿望啊！”

但是另一些藩镇大员不太明白，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前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人，开始纷纷自我表白过去攻城略地的资历，以及南征北战的艰苦。

太祖略听他们说过，也不客气，淡然道：“此都不过是上一代的事了，何足论也！”

很快，下诏，以郭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武行德为太子太傅、王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杨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是解除了藩镇大员的中央典兵之权，而给他们各人做了一次调防，但没有“侵削”他们的藩镇之权；这一次“杯酒释兵权”，是解除了藩镇大员地方之权，而给他们各人一个调动，到朝廷里来做官——所有的官职都是闲职。

同样是“收兵权”，石守信等人是罢京官改为地方藩镇；郭从义等人是罢地方藩镇改为京官。研究“收兵权”的过程，这一层关节较少为人注意。事实上，这是一个巧妙而又合理的安排。

对石守信等人而言，从京官到地方，是消除了他们总揽天下兵权“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现郭威第二、赵匡胤第二；对郭从义等人而言，从地方到京官，是消除了他们坐大州牧“藩镇割据”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现杨光远第二、李守贞第二。

所以，这两次“收兵权”各有玄机。

郭从义，先世也是沙陀部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郭从义还是五代时的抗辽将军，曾跟从符彦卿在忻口大破契丹，如俗话所说：大长了中原人民志气。后汉时曾剿灭吃人魔头赵思绾，如俗话所说：为西北人民除了一害。但他也有一个恶事，令人难以原谅。赵思绾据守长安叛乱时，有一个巡检使乔守温逃跑，他所宠爱的姬妾被赵思绾占有。郭从义灭赵思绾后，又将这些姬妾据为己有。不久乔守温回来，向郭从义讨要原来属于自己的爱妾。郭从义没理由拒绝，但心里又恨又痒，于是追究他逃跑的罪过，密告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郭威，将他杀掉。这类行径太恶劣，要在我的书里给他记上一笔。

此人还善于打马球，进入大宋后，老赵就让他表演一次，显显身手。他很兴奋，换了衣服，跨一头驴，在庭院中驰骤，史称“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来回转悠击打马球，显示了球技多方面的妙处。完事后，太祖赐坐，对他说：“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爱卿的球技确实很精妙啦，但这可不是将相应该干的活儿。史称郭从义大惭。

又有记录说，此人还善于书法，尤其善于写“飞白”字体，写出来的字，笔迹带着或长或短的枯丝，其势，就像要飞举，得到了当时人的好评。

应该说这是一个多才多艺但又心狠手辣的藩帅。这样的人物，在五代十国得到“拥戴”，能够做出什么事，是可以想见的风景。

南宋著名的易学大家胡一桂对老赵杯酒而释兵权一事评价道：

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来，生民涂炭，知所以处藩镇收兵权之道。既以从容杯酒之间，解石守信等兵权，复以后苑之宴，罢王彦超等节镇。于是宿卫、藩镇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宋史纪事本末》引）

不仅如此。中央禁卫罢为藩镇，藩镇罢为中央官职，这之中还有奥妙。

藩镇不能没有，朝官也不能没有，要紧的是如何控制武夫的兵权，不使他们有那种被“阴谋推戴”的可能性。藩镇一旦被拥戴，往往就是一场厮杀，天下就要回归于乱世，这是赵匡胤不愿意看到的。

武臣们“尽读书”

有一天，老赵对左右侍臣说：“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

我想要让武臣们都来读书，使他们都能懂得文治之道。

史称“左右不知所对”，太祖左右的臣僚不知应该怎样回答。

“左右”皆从五代十国乱世而来，人人熟知一句名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虽然出自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之口，但也是五代各藩帅们的普遍认识。从中唐以来，谁“兵强马壮”谁就有机会出任皇上，唐肃宗李亨如是，后梁太祖朱温如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如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如是，后汉高祖刘知远如是，后周太祖郭威如是，而现今的宋太祖赵匡胤事实上也是。这类武力上位的规律性存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怀疑。

只有打天下，哪里有什么治天下？

读书，而知“为治之道”，对于习惯于“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藩帅和文臣而言，不啻如天方夜谭。老赵要武臣们“尽读书”，要让他们知道天下的“为治之道”，这类经验对“左右”而言，太陌生太遥远啦！

于是，老赵感到了孤独。

他知道他所追慕的昔日盛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大汉盛唐，那种郁郁文采的郅治之世，作为一个政治目标，还不被更多人所理解。

这不是个小事情。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史臣李沆的话论太祖此论：

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为对，识者非之。

过去汉光武帝中兴，不去督责功臣们做政制之事，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多次带领公卿将军们讨论儒家经义，一直到夜晚才罢。这是因为创业而至天下太平，自有程序。现在宋太祖要让武官们读书，可以看出是有意于天下太平了。但近臣们不能引此来思考回应，知道道理的人认为这帮近臣太差劲啦！

盖文明立国，一般不讨论功利问题，因为功利问题无须讨论，士庶已经懂得如何去做；官方也来论功利，则天下皆成功利世界，如此，则距离淳穆祥和之郅治越来越远。宋人曾论即使为天下敛财，也是“教猱升木”——教猴子爬树，无此必要。盖猴子本来就会爬树，不必特别教导。老赵要演绎一个“王道”天下，必先结束五代的“霸道”世界。

就中唐迄于五代十国之权力分配言，可以约略看到，百年间的州郡大员，几乎就是世袭小皇帝。各位藩帅临终前总要把藩帅的位子交给儿子或嫡系，然后再“上报”朝廷，由朝廷“任命”。这种尾大不掉的行政格局，让霸道天下一直处于板荡中，民生凋敝、战乱频仍。

宋人笔记《国老谈苑》记载：

太祖尝语赵普曰：“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何术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替，则无虞。”因从之。

老赵问赵普，唐以来祸源在“诸侯难制”，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格局吗？赵普回答说：地方各州郡，不可世袭，要由派出的京官“权知”，而且每三年就要替换，不可“权知”过久。如此，则地方势力自然消减，可以免除战乱祸源。老赵接纳了这个意见。

这是赵普为大宋帝国贡献的又一个智慧含金量极高的战略性意见。

“权知”，是理解大宋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

简言之，“权”，是临时的意思，“知”，是执掌的意思；“权知”，就是临时执掌。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史，涉及职官升迁内调外放之类，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无论地方抑或朝堂，所有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命，而不是地方自行推举。权知制度，是解决藩镇独立的制度性规划，在中国职官史上是一个创造。虽然自秦汉以来施行郡县制，已经开始由中央任命官员，但在经由百年乱世后，大宋帝国再建此一职官制度（西蜀孟昶比老赵要早若干年施行权知制度，但影响不及大宋），有了很大程度的创造性。权知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文官治理模式，一次性革除了“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武夫治理模式。

郡县治，天下治。老赵以武夫出身却一力推行文官制度，为中原王朝奠定了一种地方管理的千年文明。

建隆元年七月，北征李筠之后，老赵即任命京官宣徽南院使昝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这是大宋第一次由京官出任地方，也是第一次任命文官。以此为标志，文官管理大宋的序幕逐渐拉开。

要知道，五代时，藩镇强悍，朝廷几乎无法左右州郡，每当确实需要“移镇受代”，也即以州郡为单位的防务调动，都要先派出近臣到地方好言相劝，同时还要发兵备之。即使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调动，还是有藩帅们不愿意奉诏。纳入到这种历史惯性中来考察“权知”制度之建构，就知道此中圣贤立意的艰难和创造性。权知，确是中国军政史上的大事。

了不起的文官制度

昝居润，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文官材料。此人善于做文章，又懂财会，为人明白事理而且聪明，有操守，史称“笃于行义”，乐意真诚地做仁义之事。而且乐于推荐人才。虽然历仕四朝，但从未有不良记录。大宋帝国的“权知”制度从他开始，可谓“得人”。

赵匡胤时代初期，天下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现在，用赵普谋，使昝居润一类的京官、文官出任地方，等于向天下发出了一个信号。

以后，由朝廷派出官员到地方执掌州县，成为常例。

乾德五年，过去郭崇的部下辛仲甫，入朝拜为右补阙，出知光州（今属河南）。

补阙，是一个七品上的谏官，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也兼负着举荐人才的任务。像左右拾遗一样，补阙也分左右，但比拾遗略高一级。辛仲甫由朝官去“知”县城，品秩不变。在光州期间，赶上一次涝灾，有一条大河决堤，水漫州城，辛仲甫就集中了舟船数百艘，展开救援，当时州府的军用物资和百姓储备，都用这些船运载到高地，得到保存。一州人赖此而度过了荒年。

他还发现此地有水无树，人们行走在官道上、田野间，夏天都没有个凉快地方，于是就发动地方种树，很快，一些柳树就成长起来，州人很感谢他的德政，称这些柳树为“补阙柳”。

后来他移镇彭州（今属四川成都），成功地平定了一起预谋中的暴乱。当时有贼寇准备趁节日官民宴集期间作乱，当时已经是春天，辛仲甫看到城濠两岸的冬草甚高，觉得这个地方适合贼人隐蔽，就令人将濠草一烧而光。贼寇见这情况，以为阴谋泄露，就有人来主动自首，辛仲甫顺藤摸瓜，抓了首乱者百人正法。一场可能的暴乱平息了。

四川孟昶的后蜀平定后，需要有人治理西川。那地方需要有武官镇守，但老赵还是想找一个文官，但最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就问赵普有没有这样的人。赵普推荐了辛仲甫。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都虞候，马军、步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大多由藩镇安排自己的衙门将校担任，太祖知道这是个弊端，因为办公室都是他自己的人员，秉公处理军政事务的可能性太小，容易让藩帅在其间“上下其手”，于是，加进了一个官职司寇参军，进入马步军院，这个人选，往往以科举考试中的“九经及第”的进士充任。宋初著名文人柳开，就是第一个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出任司寇参军的文职官员。后来司寇参军又改名为司理参军。大宋流传着很多“马步院”的故实，其实应该叫“司理院”。

几年时间里，老赵完成了国家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转型，成功地实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对此，老赵也很得意，他像个孩子似的对赵普说：“五代藩镇太残虐，老百姓受害不小。朕今天就用儒臣干过去藩镇们干的事！要派下一百多人去治理大藩！就算这一百多文人个个都贪、都脏，也赶不上武夫的十分之一呢！”

老赵对州郡地方，一方面派出知县，“渐削其权”，一方面则根据具体情况，如藩帅病逝、藩帅迁徙、藩帅升迁、藩帅遥领他职，慢慢使原来的武夫藩帅也退出州郡管理，而代之以文官。十几年间，终于造就了大宋帝国了不起的文官制度。在这个文官制度下，道州郡县，三百年间，先后出现了无数圣贤人物，为大宋赢来前所未有的圣贤气象。后来坊间流传、小说讲述、戏剧演出的很多“知县”“县令”“太守”故实，大多出自于大宋，源头在此。

这是圣贤制定制度，制度反过来造就圣贤的良性运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逐步削夺节度使镇将之权的方式是，强化县一级的权力，虚化州一级的权力。按照赵普的意见，太祖在颁给中书门下的诏书中有一道命令，大意说：

以后各县都要置县尉一员，其地位在县秘书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以后凡是遇有盗贼斗讼之类地方事件，各州刺史要将这类事件转给县令及县尉处理。州郡不得越俎代庖，不得代替各县处理案件。

为了加强各县武装力量，还允许根据各县规模，各置不同数额的弓手。

此外，还有一项制度规定：各节镇辖下支郡，皆直隶京师，这些支郡“得自奏事，不属诸藩”，可以自行向朝廷奏事，不再属于诸藩。这就等于将各州郡的二级管辖地权力收归朝廷，诸藩，由原来的“省部级”成为与“地市级”并行的行政单位。这样，五代以来的由节度使擅自处理县级事务的藩镇权力得到控制。从此以后，公事又回到县一级管理，而藩镇诸将所能主管的，不过是所在城内公事而已，其权力都达不到乡村——乡村一级皆由“权知”的县令管辖。史称“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

“侵削藩镇”之妙

但老赵“侵削藩镇”之妙，还不止于此。

更出色的是，诸州一级的权力，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制衡。

老赵的方法是，为各州太守或藩帅设副官通判。

通判管理州郡地方事务，“凡诸民之政皆统治之”，而且，可以直接与朝廷对话，不必请示州郡长官。史称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官均礼”。这样的通判，大的州郡甚至可以有两个名额。通判，相当于军队中的监军，是由朝廷直接派出的监察性质的官员。这类官员由于名义上不是二把手，又不是长吏的属官，等于单线与朝廷联系，所以到了后来比当地太守长吏还威风。有一个杭州人，特爱吃螃蟹，在朝廷做官，他想补一个外郡，人问他，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他回答：“别管是哪儿，只要那个地方有螃蟹，无通判，就行！”这话很长时间里成为人们挖苦通判的口实。乾德四年，甚至还发生了通判与长吏纷争的事。通判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我是监州啊，是朝廷让我到地方来看着你的！于是太守长吏的举动不得自专，多为通判所制衡。藩镇的权力是得到制衡了，但内部斗争，也造成了效率低下和无谓的消耗。显然很过分。老赵知道这个弊端后，特意下诏贬损通判一点权力，诏曰：“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联署文移，方许行下。”

意思是说，各州的通判不得仗恃朝廷给的权力而行私怨。以后有事行文，要和长吏一起联署签名，这样的文书才算有效。这样“联署”，等于通判与太守达到了权力平衡，基本解决了地方权力问题。

从此，通判与州官联署，成为大宋文官制度的一大特色。权力制衡做到这个份上，古今罕见。

在财务方向上，遏制藩镇的管理方式是：特设诸路转运使。

唐代天宝年间以来，各藩镇屯重兵，地方租税所入，都被留下自用，交给中央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过带有象征性而已。五代藩镇时期，有各种“场务”，这是属于盐铁酒等特殊消费品的专卖管理机构。一般以生产、专卖盐铁的机构为场，税务税收机构为务。这类场务，基本都被地方藩镇垄断。而且没有个准谱，各藩镇一般都会派自己的亲信管理场务，随意规定缴奉数额。这类无法测度的盘剥聚敛，是地方士庶最大痛苦之一。赵匡胤从地方过来，深知此类事弊端所在。他于是与赵普共同设计了“转运使”。

转运使一职唐代就有，但直到宋初，才固定下来为地方财务总管，负责征收财税，管理地方财政。凡一路之财，转运使掌之。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都没有权力干预。史称“于是财利尽归上矣”。不仅如此，宋初的转运使，还负责有“监察”任务，权力甚重。而转运使直接隶属中央，其负责监察的并非一州一郡，而是一路。路，在宋代是一个行政机构，天下只有十几路，最多时达二十六路。宋代施行的是路、府（州、郡）、县三级制。各路转运使的一把手称为“都转运使”，这是临时性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

从大宋整体组织架构观察，施行的是“五权分立”制度：

皇帝掌全国军政决定权；

中书省掌行政权；

枢密院掌军事权；

三司掌财政权；

御史台和谏院掌监察权。

皇帝以外，其他四权分别向皇帝负责，而皇帝下达命令，属于行政方向的，则由中书省签署，不同意，可以驳回；属于军事方向的，则由枢密院签署，不同意，也可以驳回；三司也可以直接提出建议性意见；而御史台则监察百官，谏院则盯着皇上，百官有错，御史台弹劾不已，皇帝有错，谏院必须谏诤，不诤则属于失职，为天下笑。

官员的任期也渐渐有了规定，几年，就要轮换。军队，枢密院虽然有权谋划战事，但无权调度军队。而文官和将军外派称之为“差遣”，这是实权所在；平时虽有官位，但无职权。这就是“职务”和“职位”的分离。这种结构，各自的权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内部“叛乱”的风景，却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体来看，利大于弊。但积弊所在，也渐渐演成痼疾，这是后话。

《宋史纪事本末》引用了宋人吕中的一段话，来说大宋帝国的偃武修文，说得非常准确，吕中说：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所以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是因为藩镇专断霸占其地；天下之所以战争不息，是因为藩镇专断统领兵将；士庶之所以苦于赋役劳重，是因为藩镇专断享有税收；士庶之所以苦于刑罚严峻，是因为藩镇专断主导杀戮；朝廷命令之所以没有办法行之于天下，是因为藩镇专断安排世袭。太祖赵匡胤与赵普为了长治久安，经过长久考虑，知道天下的弊端在此，于是以文臣执掌州府，以朝官执掌郡县，又以京官监临地方财政，为之安排转运使、通判，都是为了渐渐地侵削藩镇军政财权。从此，朝廷以一纸命令下到郡县，就像身子使唤胳膊、胳膊使唤手指那么自由，没有什么难处，而天下大势，从此分久而合了。

元佚名《宋史全文》也引吕中的话评价太祖“侵削藩镇”事，说：

以酷吏主财，则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则用法必严，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财、士人典狱也，知所以培国脉而重民命欤!

用酷吏执掌财政，那么榨取士庶一定很严厉；用武夫执政刑罚，那么适用法条一定惨烈；这就是太祖为什么要任命儒臣来主管财政、任命士人来执掌刑狱——太祖真是很懂得“培国脉而重民命”啊！

“培国脉而重民命”，培植国家的命脉而重视庶民的生命，这是圣贤人物永恒的军政目标，也是大宋帝国太祖赵匡胤终生的天下目标。他一生的军政诉求在此、用意在此。

但需要重复的是，老赵对边防将军的“久任”之道。

宋初边防任务极重，老赵一方面将各个藩镇的财政收归朝廷管理，一方面又给予边关将帅较大自主权，表现了政治家出色的灵活性。

首先，他量才起用，边关守将各得其人，令其才有所用。

其次，他对守将在京眷属抚之甚厚，令其个个心存感激，无后顾之忧。边将每次来朝，太祖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颁赏之丰厚异于常人。

再次，凡军中事，政策放宽，许从便宜。

最后，在财务政策上，也尽量向边关倾斜，边镇方面的盐铁酒这类专卖，虽然由转运使管理，但所获之利润，朝廷不回收，一律赠予边将。边关贸易之类，免所过征税，所得利润也赠予边将，鼓励守帅将这笔收入用于边防，令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

这方面，赵匡胤是有自觉意识的。边关税收归边关，朝廷收入就会减少，但他宁肯俭约度日，也不肯废掉这一政策。他曾经对近臣说：

“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边关镇守如能懂我的意思，我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赠他们公钱及所属州郡的税利。以此要他们招募骁勇，以为爪牙。这是需要银子的。钱财丰盈，必能做成这一件大事！如此，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这样一来，边臣大都富于财货，得以重金养募死士，使之为间谍。于是洞悉藩情。每当边敌入寇，必能先知其来，可以预为防备，设伏掩击，往往能够获胜。史称“自此累年无西北之虞”。如此，大宋得以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尽力于东南。为日后取荆、湖、川、广、吴、楚之地，预先做好了政治军事和财政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