捌 天现二日陈桥驿

苗训经由楚昭辅，将这个天象传导给了北征大军，至少传导给了大军中的将校中坚。“天现二日”，很快成为兵变的催化剂。北征大军开始有了躁动。它直接催生了大宋王朝的诞生。

世宗病亡契丹入侵

后周显德六年（959）夏六月十九日，在位不足六年的柴荣病死，史称周世宗。七岁的恭帝继位，符太后主政。半年后，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忽然传来北汉联合契丹入侵后周的紧急军情。

后来的历史讲述中，有很多人认为此事子虚乌有，说是老赵制造了假情报欺骗朝廷，以便乘乱取天下，云云。

这又是一个常见的“阴谋论”说法。

我翻阅史籍多种，没有看到老赵作假的直接证据，却发现了此事为真的证据。

《东都事略》卷123《附录》：

（显德）七年，与河东连兵寇镇、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闻太祖即位，惊曰：“中国有英主矣。”于是遁去。

这段话，补足逻辑关系，大意是说：显德七年，契丹与北汉联军侵扰河北镇州（石家庄附近）、定州（保定附近）。得到消息后，后周恭帝命时任殿前都点检的禁军最高司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不久陈桥兵变，赵匡胤称帝，契丹和北汉听到这个消息，惊道：“中原有英明君主啦！”于是从河北遁去。

正史的记载是：

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告知：契丹入寇，北汉兵自土门（古井陉关，今河北鹿泉市）东下，与契丹合。

这段话，是说契丹首先“入寇”，而北汉兵配合，从“土门”东下后，与契丹兵会合一处。也就是《东都事略》里说到的“连兵”（联合两国之兵力）。

据此，可知北汉契丹确实来侵，不过兵锋才到镇、定二州，即听说赵匡胤即位——而不是幼主执政。出于对当年大帝柴荣亲征北汉与契丹的惧怕，他们退兵了，而已。所以，我不相信阴谋论者认为此事为假的说法，宁肯相信此事为真。老赵没有在这个重大事件上玩阴谋。

严肃地来说这件事，是因为涉及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正当性问题。如果契丹来侵，是老赵作假，则兵变也可以是老赵作假；如果没有契丹来侵，不是老赵作假，则兵变，至少前提为真。

近人评论此事，多从阴谋论出发，给出的论据出于“诛心”猜测的，不去说了，比较“有力”的证据来源于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一书。

毕沅这书给出了两个否定性意见：

一、所谓显德七年正月，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边事，正当《辽史·穆宗纪》中的应历十年正月，而《辽史》中这一段的记录没有记载用兵的事。

二、《辽史·萧思温传》曾记录，柴荣率周师北征，连克数州，以至于契丹南境，人人震骇，纷纷逃往契丹内地。一直到听说世宗柴荣病死，幽燕之地的民众才开始略略安定下来。毕沅认为：根据这种事实来分析，辽人正在大败之余，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断然不可能刚刚才过一个月就举兵南下。毕沅的结论意见是：“《辽史》不载其事，得其实矣。”《辽史》没有记录契丹、北汉合兵南下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综合两个意见，可以推知：契丹、北汉没有来侵扰大宋。

但这两个意见，都不足为据。

第一，《辽史》没有记载的事情太多了！史称《辽史》简略，漏载大事不胜枚举。很多大事，都应是修史中不可少的内容，《辽史》也漏载。

1. 契丹几次改变国号，“契丹”“大辽”“大契丹”等等，这类变化，应是《辽史》中的重大内容，居然不载。

2.《辽史》对官职和官制机构的漏载更多，有些人的官职语焉不详，如《辽史·刘六符传》只说他官至“三司使”，但他实际上做过契丹的宰辅，“守太尉、兼侍中”。传记一般对人物的讲述，介绍官职几乎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史》不载，这都证明《辽史》“漏载”大事，是可能的。

1. 其他应该记载而没有记载的地方更多了。如契丹与诸国的交往，一般史传都要特意标注，但契丹与高丽、回鹘等地的使节来往，《辽史》却多处没有记载。契丹的很多州郡，在地理介绍中也有遗漏。甚至皇家世系的人名也有遗漏。更多记载舛误还不算。

史称《辽史》为诸史之中缺漏最多的正史，乃至于为《辽史》补漏、纠正记录的错误，成为清代以来考据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毕沅此证说服力不足。

第二，说契丹刚刚被打败“甫逾月”，也即刚刚过去一个月，契丹害怕，不敢来侵，这个意见有三处不合理的地方。

1. 这个事实就是错误的。事实是，契丹被打败，从显德六年四月，柴荣征契丹返回汴梁，到显德七年正月，契丹、北汉“来侵”，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不是才过去一个月。

2. 当年郭威称帝，到显德元年正月，郭威病死，北汉的刘崇当月即有异动，到三月，就与契丹兵合为一处，发生了高平之战。这是说，趁着国内大丧来侵扰敌国，是可能的。郭威死，契丹、北汉能合兵来侵；柴荣死，契丹、北汉也能合兵来侵。

3. 说契丹害怕，是事实；但害怕之后，举兵报复也是事实。当年就在柴荣北征契丹时，契丹就已经开始联络北汉做反击准备了，何况柴荣已死？再说，契丹的反击，主要靠的是草原纵深处的兵力，柴荣虽然攻克“关南之地”，但还远远没有伤及契丹根本，连“燕云十六州”旧地都没有完全拿下。契丹没有受到重创，北汉也没有受到重创，怎么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兵呢？可见，毕沅这一条证据，也是说服力不足。

综上所述，契丹、北汉趁后周国丧来侵，应为事实。

所以，当后周新寡的太后和一干文臣听说此事后，有了恐惧。

后周国丧，周边不宁，中原汹涌，人心摇动；又赶上北部强敌来侵，如何是好？符太后急召宰相范质等人来商对方案。

他们的意见是：只有赵匡胤挂帅迎敌，才可能化险为夷。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老赵稳如泰山，没有任何异动。但一旦得到国家委派，立即派出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前锋北上。慕容延钊的治所，即今河南濮阳所在，距离开封约三百里路，是开封的北大门。

慕容延钊得令后即由濮阳整军北上，而赵匡胤则自统中央禁军出东京城（开封汴梁），傍晚，行至陈桥驿宿营。

随后，就有了著名的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的“预谋”

阴谋论认为：老赵是整个陈桥兵变中的主谋。

我认为不是。

老赵在陈桥兵变中，全不知情。

有几个故实可以支持我的意见。

第一个故实：

赵匡胤刚刚离开东京汴梁，城里就有了流言：

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

将要以赵匡胤出军那天，策立殿前都点检做皇帝！

这流言，似乎是对“点检作天子”五个汉字的遥远回应。就像无人知道那五个汉字始于何处一样，迄今为止，也无人知道这句流言始于何处。

它预示着一场兵变即将开场，于是城里有了种种恐慌。基于对以往兵变的记忆，大兵总要掳掠京师，劫夺钱财，不少人出于对私有财产的珍惜，准备逃离东京，带着全家老小开始了“避难”，汴梁城里，一时人心惶惶。

很多人将这类流言看作老赵的“舆论宣传战”，但我恰恰认为正是这类流言，预表了老赵的无辜——他如果真的要篡位，干吗要在事情未成之际大张旗鼓？岂不是给对手从容应付的准备时间？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此事如果不是民心所向的真实谶语，就是子虚乌有，后人造伪，未必就有此事。

退一万步讲，如果确有此事，也定非老赵预谋。当我在重新思想此事，并重新推演此事时，我知道：即使是我要做这样一番大事，也不会在事先张扬得满城皆知。大事未做，即满世界宣扬，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而我知道的事实是：老赵不是傻子。

这个故事逻辑很清晰：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预谋。

第二个故实：

据说京师流布“点检为天子”喧言之际，全城皆知，独宫内不知。赵匡胤听到后，有了恐惧。他惊慌回家，不知所措，悄悄与家人商议说：“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

外面动荡骚乱到这地步，这可怎么办啊？

据说赵匡胤的妹妹看到老赵的慌乱后，面如铁色。这时候她正在厨房擀面条，于是一面操起擀面杖来追打老赵，一面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来家内恐怖妇女何为耶！”

老爷们大丈夫遇到大事，做还是不做，怎么做，应该自己决定，你回家来吓唬我们这些女人，这算哪一档子事啊！

老赵一想也是，于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史称“默然出”。

此事记录有异文。见于宋人司马光《涑水纪闻》者，操练擀面杖的妹妹，被说成是老赵的姐姐。另有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也记录这事，但是认为操练擀面杖的变成了老赵的姑姑，不是姐姐。老赵倒是有个姐姐，但“未笄而夭”，还没成年就死了，故不应是姐姐。但姑姑似也不大可能。姑姑应另有家室，住在老赵家里似不通。我以为这个人很可能是老赵的妹妹。

这位赵妹妹，据《宋史》，知道她曾经嫁人，不料夫君早亡。直到大宋建国后，赵妹妹被封为“秦国大长公主”再嫁给忠武军节度使大将高怀德。这一番京师流言之际，秦国大长公主应该尚未再嫁，守寡在家，所以操擀面杖的人，只有赵妹妹最合适。赵妹妹事迹不多，“操练擀面杖”和“再嫁高怀德”大约是她留下的仅有的两个故实。

这个故实可以证明：如果京师有谣言，而老赵不知，吓得回家找姐姐、妹妹或姑姑，证明：老赵确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之预谋。

第三个故实：

老赵在陈桥驿被三军拥戴做了皇上后，带兵返回汴梁。这时候母亲杜太后正带着眷属在定力院寺庙做佛事。于是，忠于大周帝国的“有关部门”（史称“有司”）得到密报，就带着兵警包围了寺院。定力院主僧要杜夫人携眷登入秘阁藏身，并将门锁死。“有关部门”来人问杜夫人何在，主僧曰：“都跑散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兵警甲士入寺升梯，来到秘阁，敲碎门锁，发现里面密布蛛网，尘埃凝积，似多年不曾有人来过。兵警道：“这哪是有人待的僧房啊！”于是纷纷离去。几个小时之后，老赵登基。

此事最早记录见于老赵同时代人陶谷所撰《清异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记录得也有趣。朱弁虽生当南宋，但对北宋朝野遗事非常熟悉。后来能够知道，《曲洧旧闻》是值得信任的一部大宋记录。杜夫人这个故实，神奇而又惊险，却不失为一个实录。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记录了这件事，大同小异，大意说搜捕杜夫人的人是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但这个记录就不靠谱，因为韩通在老赵入城的当天正在上朝，直到大军进城，他才知道发生了兵变。而且兵变之后，在奔回韩府时被杀。故他不可能参与搜捕杜夫人的行动。

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录这同一件事，却赋予了杜夫人不同的面目。

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极富贵，何忧也？”

太祖赵匡胤从陈桥回军汴梁城的时候，太夫人杜氏和夫人王氏，正在定力院设斋做佛事，听到兵变消息后，王氏有了恐惧，但杜夫人却说：“我儿平生有奇异之行，人都说我儿将来富贵至极。这事有什么可忧虑的！”

认为老赵预谋兵变者往往以这一条记录为据，说杜夫人临危不惧，必有安排云云。但细味此文，当知杜夫人等一干家眷也不知此事，不过是事件来临，杜夫人安慰王夫人而已。不过有这个段子，也确实透露了杜夫人的襟怀气象，我甚至宁愿相信司马光的笔下是实录。

正史记载此事的说法是：老赵信任的部下亲将有名楚昭辅者，史称此人“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甚信任之。陈桥师还，昭宪太后（杜夫人死后谥昭宪）在城中，太祖忧之，遣昭辅问起居，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太后乃安”。

楚昭辅久在赵匡胤麾下，有才干，很得老赵信任。陈桥还军时，杜夫人在城中，老赵担心母亲害怕，就派遣楚昭辅快马先回，去问起居、报平安。楚昭辅详细向杜夫人汇报了将士拥戴老赵的过程，杜夫人听后才放下心来。

这一记载也证实了昭宪太后杜夫人压根不知道有个谋划中的“陈桥兵变”。如果杜夫人知道“陈桥兵变”，何劳楚昭辅去“问起居”？

这个故实更可以证明：老赵实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

历史在若干拐弯的地方，记录歧义，是寻常可见的现象。我说过，讲述历史，处理此类文件，可以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在N种记录中选择其一，因为你不可能更改记录。

第二个办法是，斟酌史料，从N种记录中梳理出一个“新的意见”来。但这第二个办法在史料长期的流传中，已经有前人梳理过多次，你已经不大可能梳理出超越前人意见的“新的意见”，除非有新的史料出现。故，面对歧义，最好的办法仍然是选择。

在这类选择中，没有理由指责谁“对”谁“错”。无论如何选择，其实都是前人已经给出的答案。你只需要根据你的义理和逻辑，选择其一。

我选择：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

“天现二日”催兵变

老赵由一个“殿前都点检”一夜之间腾达为大宋帝国开国皇帝，这之中的秘密在哪里？

且看陈桥驿的“历史现场”。

陈桥驿在后周首都开封东北约四十里（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时燕赵以北为契丹所有，中原劲旅皆在开封屯守，而陈桥驿则为开封通往燕赵东西两路的交会之处。从开封到燕赵，无论东路、西路，皆要经过陈桥驿夜宿，而后北上。当时南北间政令传达、军情汇聚、官员往来，也都需要经过此地。陈桥驿实为距离东京汴梁最近的一处北门锁钥。

当天，黄昏时节，六军扎营陈桥驿，营中开始流传一个天命谣言。

史称这个谣言的造作者是跟从老赵北征的一位散指挥使苗训。所谓“散指挥使”是禁中没有固定执事的“散员”，职位并不高，但还是朝官。

苗训“善天文占候之术”，属于神秘家一类人物，据称他能视天象变化附会人事，以此预卜吉凶。

在陈桥驿，他仰观天象，发现“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太阳上边还有一个太阳，久久地互相叠加摇荡。

这一事件成为阴谋论者反复咀嚼陈说的“舆论宣传战”。

我也来说说这个事。

苗训曾向五代时期的高人王处讷学过星象。

前已介绍，王处讷，是乱世之中最富有前瞻性思考的高人之一。

苗训从老赵北征时，王处讷对他发布预言说：“到了那个日子啊，天象会有变化，太阳行经的轨道上，会有一只怪兽，其兽乃龙，恐与太阳并驾。若果然，则圣人利见之期也。”

这个说法见于宋人文莹的《玉壶清话》。

如此，则“天现二日”的诡异传闻实则源于王处讷。

我无法推知传说中的“天现二日”究为何象，但苗训知道。不过我猜想这一奇异天象应该有它的模糊性和足以自由解释的浪漫空间。也即是说，这类天象非经“高人”指点，一般人看不懂。所以，苗训须将这一天象指示给人看，并加以解释，人们才能约略明白出现了什么新的天命预兆。

苗训首先指给赵匡胤的亲将楚昭辅看。

楚昭辅按照苗训的指点似乎看懂了“天现二日”的时候，应该发出了惊叹。但是苗训和楚昭辅指示给更多人看时，很多“天眼未开”的将士们还是看不懂。而且俩眼久视明晃晃的太阳，也未免头晕目眩，但苗训和楚昭辅早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拿来了一个装满食物油的盆子，寻找角度和位置，将太阳投影在盆中，众人无须“仰观”太阳，只须“俯窥”油盆，据说果然就看到了“两日相摩荡”的奇观。油盆中的两个太阳，被更多人看到了。

苗训不失时机地说了四个字：“此天命也！”

古来改朝换代，往往诉诸“天命”。天下仍旧，便称“天命未改”；天下纷纭，可称“天命有变”；天下已变，即称“天命已定”。这是因为君权神授，帝王受命于天，所以称之为“天命”。

此际“天现二日”明白就是“天命有变”，预示了后周天下即将为新的“应天命”者所替代。与正月初一的边警谣言、正月初二的鼎革谣言，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现在这个天命谣言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鼓动力量。

我站在时光的这一面，打量陈桥往事时，看懂了偶然力量中个人的巨大作用。整个陈桥事变，苗训是第一个扇动起蝴蝶翅膀的人。按照“混沌学”的说法，南美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飓风。据说那原因就是翅膀的小小运动，使蝴蝶身边的空气系统有了微弱的气流变化，接下来又会引起周边空气等系统发生连锁变化，最终导致共在系统的大变。苗训当“主少国疑”之际，鼓吹“天有二日”，瞬间激发了中唐以来，两百年间军士哗变的渴血僭乱传统。

于是，人心思变，大胆不逞之徒开始酝酿事端。

这事与大泽乡的好汉设计鱼肚中的帛书“陈胜王”、夜色篝火中的狐鸣“大楚兴”，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天命也”，谁能抗拒“天命”？

“天命”来临之际，谁能占得先机？

不用怀疑，有过百余年走马灯拥立经验的铁血将士善于豪赌……

事实很可能是，苗训经由楚昭辅，将这个天象传导给了北征大军，至少传导给了大军中的将校中坚。“天现二日”，很快成为兵变的催化剂。北征大军开始有了躁动。它直接催生了大宋王朝的诞生。

史称在陈桥驿，“太祖为六师推戴，训皆预白其事。”太祖赵匡胤被六军拥戴称帝，苗训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鼓吹赵匡胤应该——顺应天命。

“阴谋推戴”黄袍加身

就在这一天晚上，“权反在下”的北征大军将士们有了暗中的“阴谋推戴”。

“阴谋推戴”的主题是拥戴赵匡胤为帝；拥戴的逻辑是：当今皇上还是个小孩子，不能御驾亲征。现在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有谁能知道？不如先立带我们破贼的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才是正路！

这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惊天阴谋，却是五代十国以来屡见不鲜的军政风景。

北征大军，将期望中的愿景，首先点染为公开而直接的喧噪、哗变。

我相信，拥戴赵匡胤的消息，就在这一个晚上迅速传遍了全军。

赵匡胤此际正在醉卧中，而我也不认为老赵在“装睡”——如前所述，他对此事应该一无所知。

官拜都押衙（军中行营行政总管）的李处耘得知了将士的“聚谋”，于是来见赵匡胤的兄弟，时任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宫中闲散官职）的赵匡义。二人商议后，决计来找归德军节度掌书记（归德军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节度掌书记，就是秘书长）赵普。一幕兵变大剧开始上演。

李处耘、赵匡义、赵普三人商议此事。

事大骇人，三人应该有过动摇，有过退缩，但是将士们已经等不及了。史称三人“语未竟，诸将突入”，来说聚谋中的意见。称说纷纭之际，赵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逆顺”，也就是兵变的利弊得失、应做与否，来劝慰诸将放弃兵变之念。毕竟“造反”风险太大。二人甚至对将士明白讲道：“如果尔等一意孤行，太尉也绝不会赦免你们的叛乱之罪！”

太尉，就是老赵，殿前都点检，是当时国家最高军事主管机构，习惯上誉称都点检为太尉。

这一番话对诸将很有震慑力。史称“诸将相顾，亦有稍稍引去者”。有些将士因为害怕“造反”而悄悄溜走。

事情似乎就要结束了。什么“天现二日”，什么“策点检为天子”，都不过是谣诼罢了。但退去的将士们再次聚谋时，发现拉弓没有回头箭，事实上不存在退路！将士们舍命一拼的强悍野性令他们不容退缩。于是，点检还是要来做天子，否则我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将士们再次聚集到掌书记赵普帐下，纷纷拔出刀剑，露出明晃晃的钢刃，高声鼓噪道：“军中的规矩历来是：偶尔说到造反，发现就要灭门！今天我们已经定议拥戴太尉做皇上，这事太大，我等已经没有退路！太尉要是不从，我辈亦绝不肯退而受祸！”

赵普发现军人汹汹气势，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责道：“策立皇上，这是天大的事！尔等何得如此放肆狂悖！”

赵普一霎间鼓起生平的第一次智慧和威风，令诸将各就坐听命。

待诸将坐下，赵普又说：“眼下外寇压境，军机万变，形势紧张。我意见：先攘却外寇，回军再议此事。诸将以为如何？”

诸将嘁嘁喳喳一阵后，不同意赵普意见，诸将说：“方今政出多门，若等到击败外寇还师，这事还不定有什么变化呢！那时，我等吉凶难测！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师京城，策立太尉，尔后从容率军北征。有我等将帅在，破贼不难。现在的情况是：太尉如不接受六军策立，六军也决难向前！”

赵普对匡义说：“事既如此，已无可奈何！这样，只好与各位早早约束。”又对诸将说，“兴王易姓，虽然说是天命所归，但也实在系于人心。‘应天’也须‘顺人’！慕容延钊前军昨天已经过河，各路节度使又各据地方。京师若乱，不仅外寇侵凌更深，天下四方也将转生变故。诸位若能严饬军士，大军进入京师，勿令剽劫，如此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能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否则必将天下大乱。诸将以为如何？”

史称诸将“皆许诺”，都答应了。

于是赵普与诸将共商细节，做了秘密部署。

谋划初定，即于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赶回京师，面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

石守信、王审琦，都是老赵昔日的老友，史称“皆素归心太祖者也”，都是平常早就内心向着老赵的人。

稍后，赵普、匡义又派出了楚昭辅到京城专程去见杜夫人，提前告知，要她放心。随后，开始安排将士戒严“环列侍旦”，围成一圈，等待天亮。

这也是赵匡胤没有提前预知陈桥兵变，甚至赵普、赵匡义等人也没有提前预知陈桥兵变的一个根据：如果他们都提前知道，都安排好了，干吗还要夜半三更派人回京城告知石守信、王审琦啊？

陈桥兵变，只能是事发突然的偶然事件。

老赵还在醉卧中，直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振原野”。赵普与匡义这才入见老赵，告知原委。

跟随而至的诸将则“擐甲执兵，直扣寝门”，穿着盔甲提着兵器，直接来敲帐门。大兵对老赵呼喝道：“诸将无主，所以来拥戴太尉为天子！”

老赵惊起，披上衣服，还没有来得及与诸位酬应，已经被诸将拥持，扶到厅事坐定。有人献出了一件黄袍，披到老赵身上，众人开始罗拜庭下，口称万岁。

阴谋拥戴有动力

关于这件黄袍，“阴谋论者”往往以为：仓促之间何来黄袍？必是早已有所准备，所以需要的时候，才能适时出现。

我以为不然。

大军之行，辎重供奉所在皆有，甲仗服饰也有供给，求一夜间得黄帛黄袍不是难事。此外，军中黄旗也是制作黄袍的布料。

且看《旧五代史·周祖本纪》：

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军士们翻过墙壁进入郭威住的房子，请他来做天子。当时乱军像山一样占据了驻地，纷纷登上台阶，郭威被人扶着抱着，拥护着逼迫着，有人撕裂黄色的军旗披挂到他身上，来代替帝王的赭黄袍。一时山呼万岁，大地都在震动。

这就是五代史上的第三次军人拥戴帝王践祚的故实，这个被拥戴者就是后周太祖郭威，军士们给他的黄袍就来自于黄旗。

所以，赵匡胤的践祚，得到黄袍实非难事。以此作为兵变早有预谋之论据，还嫌不足。

种种迹象表明：老赵绝不知情。据正史记录，老赵已经黄袍加身了，但仍然不同意来做皇帝，史称“太祖固拒之”。但众情难遏，诸将扶持老赵上马，“拥逼南行”，拥戴着老赵，逼着他往南走。到了这个时刻，这个皇上，老赵已经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道理无他：不做即死。莫说以赭黄袍加身，按律即为谋叛，就是说一说、议一议，要做个皇上，也是个死。赵匡胤在既成事实面前，仿佛做了过河卒子，只有向前一途，后退已绝无可能——除非甘愿受缚，让人灭了赵氏全家。此际不做皇上，回去便是大逆之罪。

大军回师之前，赵匡义还立于马前，要求老赵申明军纪，号令军士不得在京城剽劫。

匡义有此言，实在是看透了晚唐迄五代以来，藩镇禅代的真实风景。

“靖市”或“夯市”也即剽掠，是诸军拥戴新主的动力之一。

郭威从邺都（今属河北邯郸）向开封发兵时，拟灭后汉，王峻为了鼓励手下，就宣布：攻克京城，许抢劫十天。原话是：“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大军进城后，“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起”。这是军人转化为强盗之后，与民争财的惨烈景象。

“靖市”或“夯市”，有大胆不逞之徒，更是专门找有钱有势人家来抢劫。

有一位吏部侍郎张允，此人家赀以万计，但是生性吝啬，总是把家里的钥匙挂在衣服底下，即使是妻子也不能拿这钥匙。走起路来钥匙相撞叮当作响，仿佛佩带玉环。这晚，郭威大兵“夯市”，他躲在佛堂顶棚上，但上来剽掠的人越来越多，把顶棚板子都踩坏了，坠落下来。军士最后甚至抢走了他身上穿的衣服。正值寒冬腊月，这位张允大人竟因此冻死。

这类剽掠，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管兵士“约法三章”

赵匡义自知兴王者师不当如此，故首先提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方案。

此举结束了数十年藩镇代兴的乱世局面，国家从无道转型为有道。

宋人张舜民笔记《画墁录》、司马光《涑水纪闻》等野史皆记录了这一史实。《画墁录》有言：“太祖陈桥之变，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灵长之祚，良以此乎？”

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将士约法不得惊动京师众人。到了入城那一天，汴梁城里一切生意如常。宋代国运之所以有三百年之长，实在是因为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啊！

但赵匡胤比他的兄弟想的更多。

老赵揽辔与诸将道：“尔等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但是，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是绝不做你们君主的！”

众将闻言，皆下马曰：“唯命是听！”我等只听您的命令！

老赵略一思忖，说出了一番议论：“少主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无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

这番话说了三个约定：

一、不得杀害后周少主与太后；

二、不得凌暴后周公卿与臣僚；

三、不得劫掠京师市肆与民居。

这与当初刘邦进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性质大同。

邦国大军赖此价值观，瞬间从“兵匪”转换为“义师”。

众将为老赵正道能量所慑服，尽皆表示拜从。

于是，大军启行。

清晨，乃整军自汴梁城仁和门入，史称“秋毫无所犯”。

陈桥，始建于五代后晋时，其时有村。一桥失修，当时有一陈姓乡绅自动捐资修复，故名此地为陈桥。后周时即在此地设有驿站，故又名陈桥驿。它不过就是古代的一个驿站，但它也成为赵匡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驿站。在这个驿站，老赵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改朝换代。

传统中国，权力重新分配，只有新莽覆亡西汉、民国推翻大清算是不流血的过程，但新莽亡汉，迅即遭到反对，而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流血；民国倒清，则在前期有过多次起义，曾有包括黄花岗这样的流血事件。只有大宋王朝，一次性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除了几个特别案例外，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地杀人，此前此后，都没有。征战南北扫灭藩镇则是取得政权之后的军事行动，与政权的取得不构成直接逻辑。

大宋之建构，是中国历史上，生命代价最低的王朝更替。

赵匡胤平稳地走过了这个驿站。

这一年，赵匡胤虚龄三十四岁。

未来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匡义）更年轻，只有二十二岁。他在马前劝谏老赵的几句话成为“太宗圣德”之兆。但据散佚而依稀存在片段的《太祖实录》的“旧录”考察，太宗赵光义，当时并没有在陈桥兵变现场，他当时在东京汴梁和母亲杜夫人在一起。此事或有玄机，但我已经无能破解此中秘密。

“阴谋推戴”或“偶然事件”

陈桥兵变前后一共出现了三个谣言：

一、边警谣言：“契丹北汉来寇”。

二、鼎革谣言：“策点检作天子”。

三、天命谣言：“日上有日摩荡”。

这三个谣言最后搅动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成就了大宋王朝。

“谣言”事实上没有贬义，甚至没有寻常人理解的那样，以为“谣言”即是“谎言”。不是的。“谣言”，在古汉语中，意指流行歌谣或谚语，《后汉书·杜诗传赞》言：“诗守南楚，民作谣言。”东汉杜诗这个官员在南楚（南阳）做太守时，爱民如子，仿佛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一样。于是当地有“谣言”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个“谣言”的意思是，前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召信臣，后有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杜诗。这类“谣言”谈不上真假，它就是一种民间情绪宣泄。

在现代语境中，“谣言”也不一定是谎言。它是未经证实，但公众深感兴趣的事件在传播渠道中的流行。它就是一种真假难辨的信息。

西方有人专门研究“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结果之一。它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投射。人们的仇视性和分裂性冲动，由于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故选择了“谣言”。

决定谣言的公式是：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事件越是重要而且越是模糊，谣言所能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现在可以看到：与陈桥兵变相关的三个谣言，符合这个定义：它们都太重要了！也都太模糊了！在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千年之前，这三个谣言所能生成的能量，可能是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难于想象的。

陈桥兵变之历史讲述，我看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阴谋推戴”。

这里的“阴谋”，与“谣言”一样，在较早的汉语语境中，并无贬义，其基本语义不过是说“暗中聚谋”而已。

“阴谋”被赋予贬义，是汉语流变的结果。

近代以来，“阴谋论”史学见解中，往往乐于将帝王践祚视为诡计上位，似乎“阴谋论”者人人皆知帝王一伙儿耍尽心机，愚弄下民；只有当时的士庶不知。我看多了这类见解，不免生疑。我不认为现代人会比古代人更聪明。古代人看不明白帝王诡计上位，现代人就看明白了？

近世以来，书写历史，揣度古人“肮脏心理”成风，似乎古来君臣将相个个都是“阴谋家”，个个都有“黑色智慧”，个个都是“权谋”中人，诸如此类。我看不得这类无中生有的毁谤。除非有证据，除非有可靠的逻辑，否则不要“编故事”，那是“诬古”、是“谤贤”！窃以为，那种动不动就讲“阴谋论”的手法没啥思想含金量，也没有啥趣味，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点翻来覆去嚼蜡一般讲述“人性恶”“帝王专制”的套路话语，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这类玩意儿，不仅不益于世道人心，也未必就是“历史真实”，不过是自家晦暗，悬想古人也晦暗的一种“投射”。

我实不屑于揣摩测度这类俗不可耐的“故事”（不是“故实”）。我有更重要的活儿要干。

我现在的意见是：所谓“阴谋推戴”，上位的帝王往往并不知情，多是军人哗变、自发演绎的风景。其中，可能有“主谋”，但更多时刻，是将士“聚谋”，一趁而起。从大历史视角看，此类兵变自有脉络可寻，但就历史现场，当时当下而言，实在是一个偶然事件。

本书前面讲述的大大小小十几场“阴谋拥戴”可以为证。

熟悉近代史黎元洪被士兵“强迫”拥戴为湖北总督的故实，就会理解中唐以来诸帝王被拥戴的偶然力量。

被严复评价为：道德“天下可信”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团级）黎元洪，是不赞同武昌起义的，兵火中，他藏身友人家中。据朱树烈《回忆辛亥首义》记载，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人武昌起事后，要找一个头头来率领他们。一伙人想到了黎元洪。但此时黎元洪怕事，早已藏起来了。他们费尽力气找到黎元洪藏身处，但老黎仍拒绝出见。

蔡于是向黎所在房间严肃说道：“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

黎元洪不得已出来后，革命党人拽过一匹棕色马，不等黎元洪答话，“即拥黎上马”。一路上黎元洪看到乱象，连说“汝辈事太闹大了！”但大众根本不听他说，一直“拥黎至阅马场咨议局”。

回忆录中还留下了黎元洪当时的妆束肖像：“黎身穿灰色长夹袍，黄皮马靴，赤面黑须，神色庄严。”但直到他被推举为“都督”后，仍在犹豫，甚至主张“都督”一职应由刚刚出狱的革命党人某某某来担任，直到一次会议上，有革命党人朱树烈举起刀来告诉黎元洪，如果你再不答应做都督，我宁肯自杀！有此相逼，黎元洪不得已，才算郑重答应下来。

黎元洪事迹自有各类文章介绍，寻常可见，我无须啰唆；但简单叙述此事，是想做一类比。革命党人多为黎元洪的“学生”（部下），却多次“拥逼”黎元洪就位，正是“权反在下”的近代写照。

一个“偶然”力量

“拥逼”黎元洪，与千年之前，皇甫晖“拥逼”赵在礼，何其相似乃尔！

中晚唐以来一直迄于陈桥兵变，此类事屡见不鲜。

我想说的是，就像黎元洪“被”拥戴一样，赵匡胤也是“被”拥戴的。

老赵没有事先的谋划，更没有诡计权谋，犹如黎元洪没有事先的谋划，更没有诡计权谋一样。

黎元洪有多么无辜，赵匡胤就有多么无辜。

中晚唐以来“被”拥戴的首领同样无辜。

由兵变而拥戴，史不绝书。积蓄了多少“因”，此刻有了一个“偶然的力量”，于是，历史开始——拐弯。

一般来说，被拥戴者也很难事先谋划。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推着走。当然，我知道：在那个偶然力量积聚的时刻，他们，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是最合适的被拥戴人选；也有可能存在隐隐的践祚期待，或某种暗示。但如此泼天大事一桩桩，史料中很难找到事先谋划的记录。“阴谋论”认为是被拥戴者“阴谋”策划的结果，大不可信。

我愿意把话说得“武断”一点：“偶然力量”是“阴谋推戴”的主要力量。

说到“偶然力量”，我愿意说说我的历史观。

我相信“耦合”（coupling）力量决定文明之展开。

所谓“耦合”，是借用物理学中的一个名词，简言之，耦合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譬如，一个电路部分到另一个电路部分的能量传递，就是一种耦合。有多种耦合方式，各有不同。但大致是说一种“合力”导致某种结果。开灯，灯亮了，看上去是按下开关的结果，但事实上经由了无数“合力”才导致灯亮，如果线路没有参与“按下开关”的动作，灯就不会亮；如果发电机没有工作，开关按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变压器没有转换电压，灯也不会亮起来；等等。循此思路，可以找到一万种以上的“耦合”事件在参与“灯亮”的结果。

学界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制度决定论”。我对这个说法持有不确定的怀疑。在我的阅读史和我的理性结构中，我知道：“耦合”的力量是一种整全性质的力量。进入历史哲学演绎、进入历史经验归纳，就可以得出一个虽然粗糙但足以自洽的结论性意见：“决定文明展开”的是各种力量的耦合。

耦合的种种变量难于预测。“制度”实在不过是各种变量力量之一，它远远不能“决定”文明之展开，也远远不能决定历史之方向。

我愿意重复说：历史之展开，不存在单一推动力。“制度”不能“独自决定”历史之展开，“文化”也不能，“经济”也不能，“圣贤”也不能……推动历史展开的恒是它们“耦合”的“合力”。历史哲学之讲述，心下宜先存此念，方有望免予胶柱鼓瑟。理性有限，不宜于夸大某类单一力量。

各种单一的力量（制度、文化、经济、圣贤、偶然力量等）不过是耦合中无数“电路组件”之一，或种种“输入”“输出”的作用力之一。取消其他“电路组件”，或其他作用力，单一的“电路组件”无能达致能量量度，灯不会亮。

文明的展开，亦然。

但在诸合力之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种力的比较优势力量，则“偶然力量”为最。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偶然”短一点，整个世界史都会改写；费迪南德大公不在萨拉热窝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就会改写；罗马尼亚共和国广场上如果没有人发出“梯米苏拉”和“呸呸”“嘘嘘”声，东欧的历史也会不同。耦合力量难于设计，偶然力量也同样难于设计。埃及艳后的鼻子不是罗马帝国设计的结果；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战策划者设计的结果；罗马尼亚广场的嘘声甚至不是齐奥塞斯库政敌设计的结果。

这些偶然力量，成为“耦合”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

思想者可以也应该就己所长的方向独立讲述，譬如，可独立讲述制度的重要或经济、文化、军事、圣贤、偶然力量之重要，等等；但是应该明了：你不能逾越理性有限性，将你的独立方向讲述为“唯一”的“决定力量”。“唯一力量”“决定”历史进程或文明展开的说法，是问题重重的。

这就是我的基本历史观。

基于这个历史观，陈桥兵变中的“阴谋推戴”，在我看来，就是整个“耦合”“合力”中“偶然力量”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历史事件。

“权反在下，下凌上替”

“偶然力量”，与“权反在下”有关。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言：唐代后期至大宋建立约二百年间，华夏政局局面是：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

王室政权失去责任大纲，造成权力反而在下不在上的局面，于是，以下犯上，上位变迁，国家祸乱接踵而至。五代以来，不仅藩镇大员看不起朝廷，就是普通军士也往往凭武力胁迫主帅。从古以来，僭伪祸乱最疯狂的，没有超过五代的。

我极赞赏这一史见。“权反在下，下凌上替”乃是唐五代间种种“阴谋推戴”的真实写照。从公元756年开始，到公元960年为止，两百年间，中原地区上演了N多次这类“阴谋推戴”的故事。

我来择要陈列一下这类故实——

公元756年，著名的“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叛军破潼关，唐玄宗西逃至马嵬驿。李亨被玄宗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平卢节度使，总理平叛大计。李亨为将士百姓所留，不与玄宗西逃，而是取道北上。就在这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被拥戴”即位，史称肃宗。唐玄宗则被遥尊为“太上皇”。

公元783年，泾原（今甘肃泾川北）节度使奉命带领将士五千人，赴关东与反抗朝廷的节度使作战。士兵冒雨路过京城长安，希望得到皇上赏赐。但那时朝廷正在过“苦日子”，长安城里米珠薪桂，斗米钱五百。唐德宗未给将士星点赏赐。京兆尹在城外犒军，也不过是一顿素菜糙饭，不见荤腥。泾原士兵光火。认为拼死作战受这待遇，一口腌臜气不吐不快，于是抢了长安城，吓跑了唐德宗。叛军索性迎同平章事、太尉朱泚为主，史称“泾卒之变”。朱泚在胆战心惊中“被拥戴”，做了短命的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次年又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

本书中记录的“权反在下”事件，已经看到的就有：

公元926年，后唐无赖军士皇甫晖劫持军将、小校不成，最后又劫持赵在礼。赵在礼“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公元926年，后唐李嗣源“被拥戴”为帝。

公元934年，后唐李从珂“被拥戴”为帝。

公元951年，后周郭威“被拥戴”为帝。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拥戴”为帝。

我不厌其烦列出这些“阴谋拥戴”的故实，就是想考出“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之僭乱现象，正是“权反在下”的结果。事发偶然，事实上不存在首领的“预谋”。我知道熟练操习“辩证法”的朋友会来说：“偶然”的背后存在着“必然”！我认为这类说法没有思想含金量——“被拥戴”的历史现场由“偶然”的力量忽然介入而起，是最直截的逻辑起点，继续往前推，连“必然”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连“必然”都一定有一个起因，那样，就要最后推到创世纪或宇宙大爆炸。这类文字游戏，对我，没有吸引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对我，是一种忌讳。

此话表过，再看军士们为何乐于“阴谋拥戴”。

还是赵翼说得好：

……乃其所以好为拥立者，亦自有故。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此将校之所以利于拥立也。

将士们为何愿意冒着风险玩阴谋拥戴这个活儿呢？自有它的缘故。因为拥立藩镇大将，则被拥立者心存感激，但又心存畏惧。只好隔三差五十天半个月的不断地大兴犒赏。被拥戴者视这些将士如“骄子”，即使“骄子”触犯法规，也不敢过问。如果拥立新的天子，那就获利更大，将校能得到升迁，军士也能得到赏赐，还能恣意剽掠抢劫。

所以拥立新主成为最合适的“买卖”，红利极高。失去了礼义廉耻的现场，将士们在跟主人玩这类游戏时，无所忌惮，几乎就想起一出是一出。假如他们聚谋道：“今天要主子给我们点赏赐，有啥招数啊？”有人可能会临时起意，想起一个法子，而后，将士们觉着有意味，就会闹起来。

这样的故实很多，本书也已经说过若干。

如当年凤翔的藩镇李从珂，在赶跑了后唐闵帝李从厚，进入京师，也要发赏。因为凑不齐赏金，甚至不惜搜刮士庶，就是怕“权反在下”的士卒造反。

后周显德元年（954），郭威时，还有过一个故实。

太祖郭威病重，到郊外祈祷上苍，祈福，史称郊祀。军中将士们忽然有流言说，这次搞郊祀，赏赐没有后唐明宗时多！于是军中汹汹，不满情绪开始流布。郭威听说后，召集众将到寝殿，责备他们说：“朕自即位以来，节衣缩食，专门把保证军需一事放在心上。府库蓄积，四方贡献，除去军用供应，很少剩余。你们难道不知晓？如今却纵容痞子恶人乱说，全然不顾君主的勤俭，不体察国家的贫匮！又不想想自己有何功劳而受赏，只知抱怨，你们心下能安吗！”

众将素知郭威并不奢靡，节俭程度为历来君王少有，想想也是，就都惶恐告罪，退下。然后郭威搜索军中不逞之徒立即正法，流言平息，由此中止了一场可能的兵变。假如不是辣手处理此事，军中“聚谋”，遇到不可测的偶然力量推演，很可能又有某人“被拥戴”，郭威危矣。

若干年后，赵匡胤在一次郊祀之后，也遇到了类似事件。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说，老赵平蜀后，曾在蜀卒中选择亲兵骁勇者百余人，补内殿直，别立班院，号“川殿直”。这是禁中值班亲兵的一种建制，一般都待遇优厚。

有一次南郊祭祀，循例要有赏给。但对这一支新成立的“川殿直”，本次“赏给”比照本班减少了五千钱。这帮蜀卒不干了，于是相率来到宫前击登闻鼓上诉其事，一时闹得纷纷扬扬。

老赵闻言大怒道：“朝廷给赐，自我而出，哪有什么不变的规定！”

于是将联名上状者四十余人，全部抓捕，斩于市。其余没有联名的，也都悉数配隶下军，从此撤销了“川殿直”这个建制。

这一次正法量刑过重，但实有必要。将士所以愿意玩“阴谋拥戴”，实在是利益驱动使然。必须防患于未然。此事若不能平，可能就会有川人“被拥戴”，如是，则一场更大规模的流血不可避免。

郭威、老赵此事处理得果断。这是杜绝他人“被拥戴”，扑灭部下侥幸之心的铁腕手段，有其可以理解的政治合理性。

“上位”经验总结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五代藩镇以来“权反在下”之后，没有更好的政体可以演绎时，“中央集权”就是一种可选择模式。这也是对天下负责的姿态。

《续资治通鉴》记录老赵一个故实。说老赵宫中的内臣有一个人曾经在后唐时做过事，老赵就问他：“你们唐庄宗李存勖那么英武，底定中原，但是没有几年，就被颠覆了，这是什么原因？”

这位内臣说：“庄宗好打猎，总是姑息将士。每次近郊打猎时，总有禁卫兵卒控制住庄宗的马辔，跟庄宗说：我们儿郎都很饥寒，请皇上接济我们。庄宗一般都会随其所欲颁赏给他们。实在是威令不能行，赏赐没有制度啊！”

老赵听后，拍着大腿说：“后唐与后梁隔着黄河大战二十多年，最后才得到天下！因为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没有满足的请求，用这种办法来管理部下，实在是儿戏一般！朕，今天抚养士卒，不会吝惜爵位和赏赐，但是如果犯我大宋法度，只有刀剑说话！”

老赵一番话，是对李存勖“失位”的经验总结，也是对自己“上位”的经验总结。老赵就是在混乱不堪的二百年惯性中，被将士们拥戴为帝的。

老赵对“阴谋拥戴”的将士言：“尔等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实是真实写照、真实心语。

到陈桥驿时，老赵自殿前都虞候再迁殿前都点检，掌军政已六年。六年间多次跟从大帝柴荣征伐，屡立大功，“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归之”。而当时后周的形势已经有多部史书用到四字概言：“主少国疑”。五代以来，几乎无圣贤道义观，无社稷正统观，有的就是长枪大戟打天下观，兵强马壮得天下观。

陈桥兵变的特殊性，就是一场“主少国疑”条件下的拥立。

与以往各类兵变相似，老赵也是“被拥戴”的；但老赵的杰出之处在于：同样是兵变，他的“约法三章”却直指了人类了不起的三大价值：

一、不得杀害后周少主与太后，是为古来“兴灭国、继绝世”之传统价值观，它与“敬畏生命”有关。

二、不得凌暴后周公卿大臣，是为古来“克己复礼”之传统价值观，它与“责任权利”有关。

三、不得纵兵劫掠京师市肆，是为古来“藏富于民”之传统价值观，它与“私有财产权”有关。

考三大正价值，总起来言，是一种“规则原理”。老赵在游戏中不背离人伦规则、价值原理，这就是道义担当。此三大正价值，于兵变之始，出自老赵之口，可见老赵气象上通古来圣贤，下接现代文明。莫怪王夫之要慨叹，中国历史能与老赵媲美者，唯有汉光武帝刘秀一人而已。

史有一个说法：“逆取顺守”——逆夺政权，奄有天下，却遵循常理，治理邦国。

大宋王朝就是由“逆取”后周而来，但从一开始就是“顺守”道义而行。说大宋不同于以往之改朝换代，大义在此。

这是传统中国革故鼎新之后难得的富有“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个人目标”的气象所在。汉光武帝刘秀试图建构并推演一个文明邦国，赵匡胤亦然。故东汉、大宋，是中华历史两大文明高峰。

陈桥兵变中，有几个重要人物，值得注意。

苗训，不过是一个散指挥使，无甚实权，但他凭借一番舆论准备，成功地鼓动起“权反在下”的北征将士“阴谋拥戴”思潮，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演绎了陈桥兵变。他应该是最先洞烛先机的人物。没有苗训，很可能就没有陈桥兵变，也没有大宋帝国。故苗训先生在大宋受禅之后，被擢为翰林天文，不久又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

楚昭辅，是老赵在归德军时的老相识，史称“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甚信任之”。陈桥驿大军，回师汴梁之前，老赵担心母亲杜太后，专门派遣他回城预先告知，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太后乃安。楚昭辅为大宋栋梁之一。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享尽荣华富贵。

李处耘，都押衙，是五代时期开始有的军中衙门总管，其功能大约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居于军中机要地位，李处耘当此，率先参与了将士聚谋。其功甚大，故多年来一直得到老赵重视。

赵普，身为掌书记，秘书官，也颇机要，赵普当此，临机决断，将一场惊心动魄的兵变处理得有条不紊，线条无比流畅。故终赵普一世，为太祖、太宗两朝元老，除了几个特别的时期，他一直得到两位帝王的信任。

赵匡义即赵光义，当时所居官职为门下省文官的清要闲职，但可能负有后勤供给之实，以被拥戴者的兄弟身份，镇定指挥，推波助澜，并在马前率先献上保护私财的道义意见，堪称“策功茂实”。

陈桥兵变，一场将士临时起意，“阴谋拥戴”老赵践祚的偶然事件，主角就是苗训、楚昭辅、李处耘、赵普、赵匡义五人，也许还有王处讷。

值得注意的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时任镇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张永德，他的藩镇就在今河南濮阳，距离汴梁很近，又做着国务大臣，但他静谧如山，没有任何消息。他动也不动。如果他动一动，陈桥事究竟如何，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