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壹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

赵匡胤生前殚精竭虑，为大宋帝国略定了根本性格局。他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与激荡，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他恪守“天下目标”，保持光明心态，以“简、俭、慈”的胸怀与操守推演天下文明，及殁，有《太祖誓碑》传世，为中华政治文明开创了亘古未有的“文明时势”，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春季不得“采捕”

赵匡胤，史称“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史上对他还有一个称号“艺祖”。但为何又称“艺祖”？考据大家顾炎武《日知录》专章说到“艺祖”时，已经认为“不详其义”。但顾炎武也说明：“艺祖”，历代多有此类称谓，不独赵匡胤一人，大略意思应该是“大祖之通称”。我认为“艺”有“开辟”“草创”“树立”“文明”之义，当与“始祖”意思相近。《尚书正义·舜典》谓尧帝祖先为“艺祖”，后人解释“艺祖”之“艺”有“文”的意思。“艺祖”，就是“文祖”，“文祖”就是“最初的祖先”。故称谓赵匡胤为“艺祖”，等于说老赵是大宋始祖、开国之君。

他所开创的大宋帝国，在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激荡之后，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在传统中国的帝王“圣君”谱系中，他受到的赞誉和价值影响力，可能确如船山先生所论，仅次于汉光武帝刘秀。

与光武帝刘秀一样，如前所述，赵匡胤也是一个恪守“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的人物。

老赵的“天下目标”甚至涉及生态思想。

《宋会要辑稿·刑法》有一条“禁采捕”，说太祖建隆二年二月十五日，曾经下诏，要求春季不得“采捕”，诏书说：“鸟兽虫鱼，宜各安于物性；置罘罗网，当不出于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仍为定式。”

这里说的“国门”就是古人说的“九门”。传统儒学经典中就有关于“时禁”的政策规定。《礼记·月令》就说过季春之月，捕猎的用具之类，“毋出九门”。九门，不仅包括都城的大门，也包括“近郊门”“远郊门”以及各类关隘之门。相当于国家各个重要的通行卡子口。“置罘罗网”，都是捕猎工具。在季春时节，这些东西不能在以上卡子口通过。这就是“时禁”。

为何要有“时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人都看到了“生态保护”的生态伦理意义，但更深一层的意思其实是“民生”方向的。因为有“时禁”，所以可以不必竭泽而渔，这样，黎庶所需就总有“余食”。因此，“时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黎庶俗世利益而设计的“民生”政策。

但还有比这层意思更深邃的思考，那是伦理哲学方向的设计。

在传统儒学理念中，有一种“敬畏生命”的思想，这是直接源自于《周易》中关于“生生不息”理念的思想。在这类思想的照临下，儒学认为“仁”，可普及万物。仁是天地之生气。万物各有其存在之理由，且各有不同之“物性”，或者胎生，或者卵生，等等，在这种差异性存在中，天地间“阴阳之气”各得其所。因此儒学主张“各正性命”，“无相夺伦”。

帝制时代，文明时期往往要在春季下诏，颁布“时禁”。赵匡胤显然继承了这一儒学传统。这类“时禁”对于养成祥和天下，是有功能意义的。

赵匡胤时代，民间已经有火葬。但老赵认为火葬不佳。为此也下一份诏书道：“王者设棺帜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古来王道制度设计棺椁和墓葬标识等物品，建立封丘坟垄制度，是为了醇厚人伦统一风化。近代以来，很多火葬，对古礼很多违背。自今以后应该禁止。

老赵不同意火葬。火葬看上去节约土地，其实一样占地，而尸体火化并不比土葬更“低碳”。当然老赵所谓古制，在今天已经有所更化。但老赵当初在葬式问题上的意见是出于“厚人伦而一风化”的，这种圣贤发心，值得今日回味。

老赵的光明心态

大宋对宗亲的抑制，可能是历朝罕见的。太祖太宗之时，宗室近亲受官，亲王之外，一般都到殿直、侍禁、供奉官这类散官为止，出了五服的宗亲，更是有所裁损。这类制度一直延续到大宋末年，所以终大宋一世，没有戚党之患。

皇族中有人犯法，除了少数例外，一般也不姑息。乾德二年，有一宗正少卿赵砺，因为犯了赃罪，就给予了决杖若干、除籍为民两个惩罚。

老赵对自己的光明心态很自信。

他憎恶种种卑鄙行径。

汴梁皇宫最初是后梁太祖根据自己的府第修建的，名为建昌宫。到后晋时改名为太宁宫，周世宗居此做了修缮，但与长安洛阳等地的皇宫比较，还是“未尽如王者之制”。于是老赵要求改建，仿照洛阳宫殿的规模。宫殿严格按照中轴线布局。殿成后，老赵坐在正殿，令人打开面前所有的门，可以一直看到宫外。

然后，他对左右说：“这些门也像我的心，哪怕有一点点邪曲之念，人们都能看到。”

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老赵这种心态的光明与他近于多元价值观的现代意识相关。他知道物之不齐乃是常态，不会为了求得表面的“统一”而削斫物之本性。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录一个故实，说大宋建国初，有个管理竹木场务的监官，看到堆积的竹木长短不一，上章要求将场中的竹木一律截削整齐，如此摆放起来岂不更是好看！老赵是又好气又好笑，在他的章奏后批示道：“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你手脚上的指头脚趾难道没有长短吗？何不截了它们让它们一般齐？长的就任它长，短的就任它短！

据记录者朱弁说，老赵这份“御批”，到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他还在亲戚家看到过。

老赵知道身居九五之尊，纵情快意无人可以制衡；但他更知道，在无理性的恣意之后，很可能正在犯一个错误。世界很大，不是为我赵匡胤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故老赵有了儒学所倡导的“三省”（多次反省）精神，总是在快意之后，自我反省。

有一天罢朝，老赵坐在便殿，很长时间快乐不起来。左右看到他情绪低落，就来问是何缘故。老赵说：“你们以为做了‘天子’是个容易事啊？刚才就为了图一时快意，指挥一事，但现在想来是个失误。所以乐不起来啊！”

还有一次，他去打猎，忽然从马上坠落，大怒，拔出佩刀来将马刺死。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叹息道：“我耽于逸乐，打猎找快活，干的都是危险的活儿。是我自己跌落马下，马有什么罪？”

从此以后不再打猎。

他甚至还因为喝酒过量可能的失态而自省，他对左右说：“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

这样，他对臣下可能不同于他的价值观，也有了宽容。

“生长”出来的风景

老赵喜欢便宴，常常很随意地宴请宗亲大臣、读书人或外国使节。有一次宴请很多读书人，翰林学士王著乘着酒醉喧哗不已。老赵认为他是柴荣时代的大臣，对他很客气，见他已醉，就让人把他扶出去。但王著不肯走，反而靠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等于把他拽了出去。第二天有人来上奏，说王著逼近宫门大恸，是思念周世宗。

老赵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在世宗幕府时，我就知道他。没关系。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没关系。”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录了老赵很多这类故实。书中说，“太祖豁达”，得到天下后，有些在老赵“微时”待老赵不很友善的人物，也在朝中做官，赵普就多次说到这些人，准备暗中加害他们，老赵看出赵普的意思，就说：“不可！若在红尘中，人们就能识别谁是未来的天子、宰相，人人都去找天子找宰相去了！世上哪有这类事！”

赵普因此看出了自己的卑污，从此以后不再说这类事。

老赵的宽容，不仅在“爱育黎首”（爱护百姓）方向，还在“臣服戎羌”（以德服人，招徕远方之人）方向。陕西为古秦州，那里有个夕阳镇，生产大型木材，有森林绵亘，看不到边。但这些木材只对当地的“戎羌”部落有利。大宋建国后，有很多营造（建筑）的工程，需要大量木材。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在当地建筑堡垒要塞，招募兵卒千余人为“采造务”，同时对当地的“戎羌”部落约定：“渭水之北，归戎羌所有；渭水之南，归秦州所有。”这样一来，果然就获得了上好木材数万本，制作了连排木筏从渭水运往京师。后来“戎羌”部落率领帐下部族，从渭水中拦截木筏，杀掉运输的兵卒。高防与“戎羌”大战，史称“剪戮甚众”，还活捉了几十人，捆缚到狱中，上报给朝廷。

但太祖闻讯，并不高兴，反而非常同情秦州的“戎羌”部落。他说：“夺其地之货产，能没有争战吗？这样只会增加边州的困扰！不如罢之。”

于是下诏，慰抚当地的酋长，厚厚赏赐他们，抓起来的“戎羌”，都赐给袍带，遣还原来的部落。此举感动了当地“戎羌”好几个部落，都哭着表示感谢。后来更上表，愿意献出当地盛产美材的林场五十里。

大宋王朝的历代君王都从老赵这里继承了天然的宽容精神，就宽容而言，赵宋王朝超过了历代王朝，有资格获“宽容”主题的“集体荣誉奖”。我说“天然的宽容精神”，是说，“宽容”，在老赵这里不是沽名钓誉“做作”出来的风景，而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风景。

理解老赵的“宽容”，可以看看船山先生的评价。

船山在《宋论》中评价老赵，用了“简、俭、慈”三个字。

简，就是简洁，不生事。俭，就是俭朴，不奢华。慈，就是仁慈，不酷虐。这之中，首要在“简”。按政治哲学考察，这个“简”字实在是攸关保守主义精神的一个绝大命题。

船山先生的意见是，“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之人者，其道恒烦”。由于“烦”，军政反而紊乱，刑罚反而复杂。后世儒者经常“挟此以为治术”，认为要有建树，要建不世之功，要推动历史进步……但正是这类堂皇情绪，反而背离了儒学正见。老赵不如此，行政简、军政简，一切从简，有所不足，自我反省。他不去外求，不去要求他人如何如何，订立什么责人之章程，而是自我做起。要天下俭而不奢，自我先做到俭而不奢；要天下做到仁慈隐恻，自我先做到仁慈隐恻；要天下行事由简，自我先做到行事由简。

太祖做事一向就是崇尚简易。五代时公文处理有“文牍主义”特点，很烦琐。按朱熹的话说就是“须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拟差申部，部申省，动是月十日不能得了”。赵匡胤办理公文与此不同。

《朱子语类》记录一段故事。说当时蜀中一州军变，这应该是极重要的大事。有人来报要求差人管摄军马。当时朝廷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差使使臣公干，拟文上报太祖，内一人姓樊，注云：“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点一点，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公文后面又有附录说明：“杂随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带两人去。”又有附录说明：“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小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带个普通马去就可以了。然后即刻通知有关部门作速差遣该州知州，后面有铨曹（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相当于今日之组织部门）拟写的任命书。大约只隔一二日，到任的文书就到了。枢密院派来的兵马监押才到，那位知州也到了。赵匡胤行文派遣就是如此简洁利落。

老赵要拣选一批京官监督管理在京的各类仓库。这类工作偏重事务性，比较缠人，一般比较爱端着点的官员或小文人不屑于去做，称之为“浊务”。但帝国要运转，就少不了这类事务性工作。事实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过“浊务”工作经历，大宋帝国，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惮于做这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帝国秩序与结构，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来也在拣选名单中，但他认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愿意沾这类“浊务”，就推辞不干。对这类官员，老赵的方法很简单，回答他说：“惟致仕乃可免耳。”只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从朝廷安排，去做。这个处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烦，也不必过多解释理应如何。这位工部侍郎为了维持“清望”，选择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庆历年间“议论始兴”，延续到神宗熙宁年间，“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从这以后，太祖赵匡胤以“简”为核心的“德意”渐渐泯灭。

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申不害、韩非子之间的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

“反求诸己”也是儒学的智慧。

《论语》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孟子》更反复陈说此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后一个比喻很精彩。说“反求诸己”就像几个人竞赛射箭一样。射箭者要“正己而后发”，如果射箭不中，没有理由埋怨竞赛对手，应该反过来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没有意义的。

之所以能够“反求诸己”，是因为心下先存一份戒惧，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达成正当愿望。故君子有所不为，而鄙夫则无所不为。

元佚名《宋史全文》说一事。有个高人名叫王昭素，说此人少年时就读圣贤书，有志行。据说他有一次装修房屋，房间里堆了些木料，有个小偷穿墙而来，因为有木料靠墙，他进不来。王昭素察觉后，就将室内所有的东西扔到房外，对小偷说：“你快拿着东西跑吧，再不跑会有人来抓你啦！”小偷很惭愧，丢弃了东西不拿，逃了。王昭素还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很多人跟着他学《周易》。

开宝三年三月，老赵听到了他的大名，就在便殿召见他。当时王昭素已经七十多岁了。老赵问他：“你为何不出仕啊？以至于我这么晚才见到你。”王昭素愧谢说不会做官。老赵知道他对《周易》有研究，就让他讲《周易·乾卦》。

讲到《乾卦》中的爻辞，说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王昭素敛容道：“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

于是引援证据，话语中对老赵多有劝谏性质的“微旨”。

《乾卦》是《周易》第一卦，爻辞中论“潜龙”为“不及”，因此“勿用”，因此要“跃”；论“亢龙”为“过”，因此“有悔”，因此又可以回归“潜龙”状态。过、不及，都不是“中庸”状态，也即不是最佳平衡点。但“飞龙在天”则不同，它在诸卦中居于“九五”之位，是一个最佳平衡点，也即得到“中庸”的状态。王昭素用这个来说老赵的现场。但《周易》之妙不在简单的现场描述，而是对现场之前之后的展开状态的推演。按照《周易》，“飞龙在天”之前，是“潜龙勿用”，之后是“亢龙有悔”。因此，在天的飞龙，是可以随时转化的。这之中，就需要一种文明邦国元首的大智慧：戒惧。

物有不及，韬晦而勿动；物有盛极，日中而西斜。这类比喻都是要元首保持戒惧心态下的中庸之道。具体而言，就是传统礼制讲述的“当位”与“节制”。君王临天下以仁，就是“当位”，不仁，就是“错位”，不仁而残虐，就要“易位”。君王知道有所不为，就是“节制”，无所不为，就是“放纵”，无所不为到无法制衡，就会走向“天禄永终”，那时，就是“汤武革命”之时。《周易》的政治学讲述，大的逻辑就是这样。

老赵听到王昭素的“讽谏”，很高兴，又向他咨询“民事”。史称“昭素所言诚实无隐”，老赵听到了更多民间真相，更高兴，很愉快地表扬了他。最后，又向他询问“治世养身之术”，王昭素在这个时刻表现了儒学大家的姿态，他说出了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

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

史称老赵很喜爱这两句话，“常书屏几间”，经常写在屏风、案几之间，当作了“座右铭”来随时提示自己。

《宋史全文》引吕中意见说：“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保守主义”奥妙

士庶之所以得以休养生息，依赖于“慈也、俭也、简也”。这三者对于治道而言，太珍贵了。但又不能刻意。刻意，不但不美，还往往难于达到初衷愿景，也即很难有真实的预期效果。船山认为汉代文、景二帝就是修炼这三个主题词的圣君，但他们与老赵比，多了一些刻意，所谓刻意，就是：对于“慈”而言，不过是心中存有“刑杀”之心，但姑且忍着；对于“俭”而言，不过是意中存有“厚实”之念，但勤奋用之；对于“简”而言，不过是眼中看着天下之动，而将权谋施之于后而已。这是道家的法术。赵匡胤与此不同。他不懂儒学，但各类“异学”（法家、道家之术）却能不乱其心。他看到天命不恒定，有感于民生的艰难到了极点，非常想推演一个祥和天下。他看到了夷狄盗贼“毒民侮士”的习气，心有不安，所以厚待逊位的柴氏、收服的降王，让天下能暂缓喘息。

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保守主义”奥妙的政治家。

现代社会，受激进思潮影响，人们对这类“保守主义”多不理解，以为“改天换日”之类才是“英雄手段”。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经验传统，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尊重经验，就是尊重先人，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那种动辄“历史从我开始”的狂妄，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诸己，以静制动，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顶着“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责于人”。考察他的言论，他不像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讨论“仁义”。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言出于内心之诚。考察他的事迹，他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须容，那些该“忍”的事，他能泰然处置；那些该“容”的事，他能豁达面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太祖赵匡胤的“宽容”并非有意“宽容”，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纷乱之气，因为“我”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势，因为“我”的真诚而变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船山说：“无他，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而行之自简也。简以行慈，则慈不为沽恩之惠；简以行俭，则俭不为贪吝之媒。”因为老赵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就是有些小毛病，也不损伤他的大德；因为老赵没有可以仿效的对象，所以他能够达致圣人之情不必有文牍文本的复杂。五代以来的种种杀伐之气，残虐之道，在简洁、朴素、仁慈的善政中，渐损渐除，终于在近百年的乱世中慢慢推演为一个升平之世。

由乱世，到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这话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说，都预表了由“敬畏生命”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说，“胜残去杀”，这话有人认为汉文帝汉景帝可以当之，其实不是的。文、景所为，是老庄道家的支流，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如果要说有谁能当得这个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太祖其庶几矣”！

老赵的不正记录（一）

像所有的人一样，赵匡胤的复杂性也不例外。他身为帝王，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考察，他当得起中国史上的伟大人物。但他也有过失，有些过失还很严重。按照“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的意见，今天来审视赵匡胤，他的一些“过失”，甚至就是罪恶。“春秋责备贤者”，对老赵的这类“过失”不可不论。除了书中已经论及的，这里再做一次梳理，看看老赵还有哪些不正的记录。

一、拆散一对好姻缘

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忠正军（治所在安徽寿州）节度使王审琦与老赵是老朋友，做殿前都指挥使时，宫禁中大火，王审琦不待皇帝诏书，直接领兵进入宫中救火。事情过去后，御史台谏官认为这是一个罪过，必须严肃处理。于是老赵将他“罢归寿州本镇”，就是不能再做京官了。

辞别时，老赵对他说：“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法也。汝但回寿州，吾当以女儿嫁汝子。”你没有得到诏令就带兵入宫护卫圣驾，这是忠诚；但是御史那边有弹劾，不可不考虑，因为这是法律问题。你只需要回寿州去做太守，我当以女儿嫁给你的儿子。

然后召来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不料王承衍不是陈世美，坦诚自己已经有了太太乐氏，史称王承衍“辞”，也就是不要这门驸马婚姻（读史至此，也要为王承衍的夫妇情深，浮一大白）。

太祖对他说：“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

然后就派遣给皇帝值班的亲兵四个人带着御马载王承衍回家，不久就让他娶了太祖的女儿秦国大长公主。

而王承衍的原配乐氏，则由帝王出具一笔“厚资”嫁给了别人。

太祖还对王承衍说：“汝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后，率先响应老赵号召，纳节，交出兵权，完成了老赵对藩镇的改革治理。邵伯温行文至此，感慨道：“呜呼，太祖驾御英雄，听纳言谏，圣矣哉！”

但是拆散人家原来一对夫妻，此事实不光彩。

二、宣判死刑过于重

宫内酒坊失火，酒坊与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办公处相接。大火发起的当晚，一些不法工徒趁机突入三司省署。恰好被老赵登楼望见，即将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以“纵其下为盗”的罪名弃市。酒工五十人，也在几个城门处斩首。当时的宰臣知道这个量刑过重，极力劝谏，太祖赵匡胤稍稍怒解，赶紧命令人缓刑，但已经有很多人被斩首了，只留下十二个人，侥幸免死。

这个案件，老赵下手狠辣，处罚实在过重。

三、以义为名蔽天良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说陈桥兵变时，老赵大兵要进陈桥门，但陈桥守门者居然“不纳”！老赵只好去扣封丘门。而封丘门的守关者则“望风启钥”，很快交出了城门锁钥。等到“太祖受禅”，做了皇帝，立即斩了封丘门守者，却给陈桥门守者加官一等。史称“以旌其忠于所事”，用来表彰陈桥门吏对他守门事业的忠诚。

这固然是老赵在效法汉高祖的故事，赞美反抗自己的人、褒奖死且不从的人，是对“忠诚”的肯定、对“叛变”的鄙弃。在整个五代时期翻云覆雨卖主求荣苟且偷生无廉耻无气节之浇漓风尚中，这一决定有砥砺气节的功能，但此案例也在另外一个方向斫丧了伦理大义，那就是“天良”。

当年刘邦被项羽部将丁公追击，刘邦见逃不脱，便回头对丁公说：“你我都是好汉，难道俩好汉要相互死磕吗？”丁公想想也是，于是放过刘邦。等到项羽被灭，丁公来谒见刘邦。刘邦令人将丁公拉到军营斩首示众，理由是：“丁公身为项王之臣，却不忠于项王，所以使项王失去天下。”刘邦更对左右说：“杀丁公，让后世为人臣不要效法丁公！”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中评论这个案例说：以“大义”服天下，要出于“诚意”，不能出于“权术”。如果出于“权术”而打着“大义”的旗号，这个“大义”也会遭到戕害。“大义”，是源于内心的东西，不是糊弄天下的名义。刘邦危迫之际，遭遇丁公放还，难道后来丁公是一定有应该被杀的罪名吗？当刘邦决计杀丁公时，难道能忘了丁公放掉自己一条性命不是一件德行吗？刘邦这是要惩罚人臣之背叛其主，却先背叛了丁公之放生大恩。杀了救命恩人，还嚣然曰是天下之公义！这就是“借义以为利”，而人心之恻隐也就丢失了。义，有天下之大义，有吾心之精义。精义，是纯用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而不杂以利益考虑。让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一定要被诛杀的“大义”，但违背了仁慈的精义。这等于矫情，用义来收利。这样的“义”成为戕害“仁”而获利的斧头。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像丁公这样的人，“废而勿用”就可以了；斩之，则导天下人学会“忘恩”了！呜呼！三代以下，以义为名而获利，实在是有悖于“天良”的大奸慝啊！

这一番话移用到太祖杀封丘守，也很适用。

四、逼死张琼实不当

张琼过去曾经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老赵的生命安全。老赵即位后，提拔功臣张琼典禁军。老赵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殿前的禁卫士兵如狼似虎的剽悍之人不止万人，非张琼不能统领管制。

张琼性情暴躁，没有机心，对部下多有欺凌。当时石汉卿等人正得到老赵信任，张琼却常轻浮地侮辱他们几个人，史称“目为巫媪”，也即将他们看作“跳大神的娘们儿”。他们对张琼恨之入骨。于是连真带假将张琼告到老赵那里，说他私蓄亲兵百余人，恣作威福什么的。老赵召讯张琼与石汉卿等对质。张琼不服，老赵怒，令击之。石汉卿即举起殿上的铁挝乱下，几乎将张琼打死。老赵令人将他曳出，下御史调查。张琼知道一死不免，走到明德门，将身上所佩戴的带子解下来着人带给母亲，自杀。

太祖后来听说张琼“家无余财，止有仆三人”，甚为后悔，因此斥责石汉卿说：“你说张琼有亲兵百人，今何在？”石汉卿说：“张琼所养者，一敌百耳。”老赵然后优恤张琼全家，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就提拔了他的哥哥。

此案，老赵失察，错怪张将军。

乾隆《御批纲鉴》评论道：“淝桥之役，琼身冒矢石以蔽宋主，濒于九死而不顾，忠壮炳然，岂有宠秩即膺，忽萌异志之理？乃谗人交构，死非其辜。琼因轻率招尤，宋主亦不免失之凉德。”在淝桥战役中（柴荣时代攻取寿州的战役），张琼冒着飞箭礌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老赵，多次处于死亡边缘而不顾。他的忠诚大义很明显。岂有得到信用之后，反而忽然萌生异志的道理？这事乃是小人恶人构陷，张琼死得无罪。当然，张琼因为轻率而得到人的阴毒，但太祖也不免失之于惭愧。

乾隆此议在理。但老赵知错即改，厚待张琼家人，令人欣慰。奇怪的是老赵居然没有制裁石汉卿。石汉卿后来随老赵征北汉时，战死在太原城上，算是“一死报君恩”。

老赵的不正记录（二）

五、名将有罪不惩罚

收江南之役，南唐后主李煜降后，曹彬令他写招降书，晓谕其他江南诸城的太守，放下武器，归附天朝。各州郡接受李煜诏书，相继归顺，只有江州（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与牙将宋德明杀刺史，据城不降。老赵下诏，令都指挥使曹翰为招安巡检使，率兵讨江州。江州城险固，曹翰久攻未下，从冬天到来年夏天，死伤者甚众。一直到夏四月，胡则在城中因故要杀一个厨子，厨子的妻子鼎力相救，才免予一死。夜半，这个厨子从城中顺着绳子下来，投到曹翰营中，详细报告了城中虚实，曹翰这才破城。城下后，江州兵仍然不屈，有了惨烈的巷斗。当时胡则正在生病，卧床上被擒。曹翰叱责他抗拒王命。胡则道：“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曹翰将其腰斩，同时杀了宋德明。

此役之前，赵匡胤任命右补阙张霁知江州，江州下，与曹翰一道入城。

曹翰兵剽掠民家，民家到张霁这里来诉冤，张霁按律将士卒正法。曹翰不爽，又因为江州民曾抗拒大军数月，现在“曹家兵”又遭遇诛杀，越想越不忿，于是“发怒屠城”。史称“死者数万人”，将死尸投入井中，井都被填满；井里填不下了，就都抛入大江。还上奏栽赃张霁，将其徙知饶州（在今江西）。江州士庶家货赀财巨万，都被曹翰掠走。

当初，赵匡胤听说江州城就要攻破，特意派遣了使者持诏来，要曹翰“禁止杀戮”。但使者到独树浦（今安徽安庆）时，正赶上大风，没有及时渡江。延搁一日后到江州，城已被屠。

曹翰回京师时，还用大船载庐山东林寺五百铁罗汉像，到颍州新造佛舍。颍州，在今安徽阜阳，是曹翰做节度使的地方。当时调发巨舰十余艘，尽载金帛，铁像也在船上。当时有“押纲罗汉”的称谓。

收江南，战役之前，老赵反复叮咛；战役之中，老赵多次下诏，主旨就是“慎勿杀人”。曹彬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曹翰没有。不但背命杀人，还纵兵劫掠，最后还破毁当地佛门文物，用来充实自己治所的寺院。凡此种种，皆属于“五代劣习”。此际距离老赵收藩镇兵权也已过去多年，曹翰仍积习未改，可见五代时期的将帅余风还在影响大宋，而老赵试图节制将帅的工作有多么艰难。

此役，曹翰有罪、曹彬有过，赵匡胤节制不当，事后又没有惩罚曹翰，反以颍州团练使曹翰为桂州观察使，仍判颍州，是为江南之役一大败笔，也是赵匡胤不能根本节制藩帅的政治失误。

据说胡则守江州，曹翰攻之危急之际，忽有旋风吹来有文字的一页纸，其词道：“由来秉节世无双，独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机早回顾，免教流血满长江。”这类文字应该多属于事后追述，好事者所作。当更有好事者编派了因果报应故实说曹翰“世世为猪”。说后世有个苏州先生名刘锡玄，到滇中时，在一个邮亭泊舟，小憩，得梦。梦中曹翰来告知说：“过去因为屠城，之后便世世为猪，受人屠戮，现在刘公您停泊舟船之处，就是我这一次轮回为猪的死所。一会儿，第一个接受屠宰的那头猪，就是我曹翰。有缘跟您相遇，请您哀怜，救我。”刘锡玄梦醒后，赶紧起来，招呼仆人来看。果然，停船的地方正对着一个屠门。不一会，门开了，里面抬出一头猪来，嚎叫之声动地。刘锡玄就用相等的银子把这头猪买了下来，带回了家乡苏州，放在阊门西园内。只要招呼这头猪“曹翰过来”，猪就过来。

这类故实，很简捷地证明一个朴素道理：屠城，不得人心。

六、丹书铁券不当诛

南唐大将卢绛，南唐亡国后，准备割据岭表。

南奔福建时，途经歙州，守卫龚慎仪闭门不纳。卢绛大怒，率兵攻陷歙州。龚慎仪知道不可免，整衣冠，身穿庄重的朝服出府邸见卢绛，被杀。

赵匡胤命卢绛的弟弟去招降卢绛。卢绛弟弟对他说：“兄今不顺诏命，乃独善一身，其如老母一族三百口何？”正好曹翰也派人来见卢绛，并带来了丹书铁券，这是保证不杀卢绛的皇朝证书。卢绛降。

曹翰将其送往京师，赵匡胤当面问他：“卿何不早归朝廷，劳朕诏命？”

卢绛说：“臣受李煜厚禄，只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

赵匡胤说：“李煜已臣事于朕，卿于草野还在等什么？”

卢绛说：“臣闻李煜归命，但未受王爵，故臣未能归附天朝。”

据说这一番话也曾打动了赵匡胤，认为他“颇忠赤”，很有一颗赤诚的忠心，赦免了他。

但在歙州被杀的龚慎仪有个侄子在政事堂见到卢绛，就用手板击打他，并入殿上奏说：“臣叔被卢绛冤杀！”赵匡胤闻听大怒，就来质问卢绛为何要杀龚慎仪。这时正好曹翰破宣、歙二郡时，卢绛没有金帛贿赂，曹翰也顺势入奏说：“卢绛乃一奸贼，陛下存之，为国家日后之患矣！”

于是赵匡胤命人斩杀卢绛。

卢绛呼叫道：“陛下以铁券诏臣，恕之以不死。今以微罪一旦见杀，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无信！”

赵匡胤说：“朕为龚慎仪杀贼而已，何负于卿！”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枢密使曹彬曾上言极力保奏卢绛，说此人骁勇，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可以赦免他不死。但是赵匡胤说：“卢绛状貌酷类侯霸荣，安可留也！”

两种说法有异。但前说有“丹书铁券”，自不当杀；后说就因为长得像投降大宋又背叛大宋的北汉将军侯霸荣，就杀人，更属不当。卢绛冤。

七、庇护亲族法不公

赵匡胤的太太孝明王皇后，有个胞弟名王继勋。最初为内殿供奉官，后来做到虎捷左右厢都虞候，领彭州防御使。王皇后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子，但这个兄弟是一个带有精神病性质的恶人。他在西京（洛阳）做官时，曾强行购买民家子女做奴仆。这倒也罢了，更可恶的是，这些女仆稍稍有点让他不满意，就被杀掉。杀掉也罢了，尤为可恶的是，被他杀掉的人，还会被他吃掉！吃人，也罢了，还要“脔割”了吃，也就是一块一块割下肉来吃！吃人后，他倒是吐骨头，然后用小棺材装上死人骸骨，抛在野外。被他买来的女仆实在是比屠宰场的牛羊下场还要糟。史称这样的女仆，被他杀了一百多人，以至于到他门下来买卖女仆的中间人和棺材铺的老板，要频繁出入于他的府邸。他住在深宅大院之内，外人不晓他的酷虐残忍。直到有一天，他府邸的围墙坍塌，侥幸没有死的奴婢纷纷逃出，跑到宫中来告状，赵匡胤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罪恶滔天的小舅子。

赵匡胤很爱他的王夫人，但这一年王夫人年纪轻轻就病死了。小舅子又惹了这么大的祸事。老赵对他的处罚是：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令甲士看守软禁。不久，又下诏将其流放登州。但是还没等他到达登州，又下诏赦免，改右监门率府副率。右监门是宫禁亲兵十二卫之一，率府率是侍卫军中负责山泽土产的官员。王继勋那么大的罪恶，不但没有正法，还给官做，虽然降级使用，但那一百多冤魂如何安息？

这个王继勋又被分到西京做官，而且再次犯法，史称太祖还是因为王皇后的缘故，只是对他给予了“薄责”。

王继勋故实，是圣君管理下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证明了：无论多么优秀的圣君，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都将无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圣明如赵匡胤，也不例外。赞美圣君，必须看到圣君治理的有限性。

这个叫王继勋的凶妄罪犯，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才被正法。赵光义将王继勋捉来，同时还逮捕了从事女仆买卖的中间人，甚至还有一个跟王继勋来往，也曾吃过人肉的和尚。

王继勋仗着与皇后的戚族关系，还经常挟势凌蔑将帅。一般人都躲开他，不与他争。但有个大将马仁瑀不吃他这一套。逢到他倨傲待人时，就与他奋争对抗，甚至急眼了还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王继勋因为害怕他的勇猛，只好略微屈让，但是过节越来越深。有一次，老赵要到郊外“讲武”（军事演习），两人都受诏到郊外。他们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各自命令自己的部下，到时候借机灭了对方。俩人还做了准备，到市上私自买了白蜡杆，准备械斗。老赵得到这个情报，下诏“讲武”取消，还将马仁瑀出放为外官，对王继勋则不做任何处理。

马仁瑀做瀛州防御使时，他的侄子因为醉酒而误杀平民，按律当死。但是苦主爱戴马将军，也知道此案是醉酒误杀，于是来为马仁瑀侄子求情，说是“误杀”可以“过失伤人”论罪即可。马仁瑀说：“我为长吏而侄子杀人，这是他恃势恣横，不是什么过失。我岂敢以己之亲而乱国法哉！”于是令有司“论如律”，按照律法处理。对被杀的民家，还给以布帛，由他出资为之棺敛。

在处理王继勋的公正方面，赵匡胤做得还不如马仁瑀。

《太祖誓碑》

老赵有千错万错，却有一项亘古未见之德政，令大宋在本质上脱略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进入了文明世界，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增量贡献，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这就是《太祖誓碑》。

按宋陆游《避暑漫抄》，关于“誓碑”的来龙去脉大略是：

赵匡胤践祚第三年，秘密镌刻了一个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壁室内，谓之“誓碑”。“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夹壁室门钥封闭甚严。并诏敕有司：从此以后，天子岁时祭祀，及新天子即位，到太庙礼毕后，要由有司奏请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侍者跟从，其余的侍从一律站在远处，不得窥见。这时，皇上要到“誓碑”前，拜跪、瞻仰、默诵，完毕，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皇上在此有何誓言。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要按此行事。

一百多年，没有人知道“誓碑”的内容。直到靖康之变，兵乱中，太庙各门皆洞开，才有人得以窥见“誓碑”。

据说，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南宋高宗赵构因为起于仓促，没有见过这个“誓碑”。《宋史·曹勋传》说，靖康末（1126）金灭北宋，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徽宗还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可转告高宗：“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说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说“太祖誓言，得之曹勋”。曹勋终于有机会从金国回来，他见到赵构，带来了徽宗的帛书和寄语，告诉赵构关于“誓碑”的内容。所以，自赵构开始的南宋，也继续了太庙的盟誓。大宋十八帝，都受到了“誓碑”的绝对制衡。

但这三条内容，有不同说法，清王夫之《宋论》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

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大宋立国，非贵族上位（这方面与大汉很像，刘邦也不是贵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文明。我倾向于认为：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时势。大宋的“文明时势”，即由赵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三百二十年的“文明时势”；就像没有杰斐逊，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没有孙中山，没有《建国大纲》，就没有中国的新格局一样，没有赵匡胤，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的“文明时势”。制度之建构，源于种种合力，在很多历史时刻，是圣人、大贤、智者、英雄个人的作为，推动了制度的建构。

保全柴氏子孙

为何“保全柴氏子孙”？

因为柴氏“无罪”，老赵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逊周”而来。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以便斩草除根的故事，老赵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气，养天下和气。老赵有“天下目标”。他听闻、看到、亲历的梁唐晋汉周，戾气太深重了。培育国脉，养成一点祥和之气，“胜残去杀”，须有“英雄手段”。这是真的“强者”的“宽容”。

而历届宋帝也确实待周氏后人不薄。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专说“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迁周恭帝及符太后到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但同时为后周在洛阳建六庙，派出官员迁移神主牌位，命后周过去的宗正（管理皇室和太庙事宜的官员）按时祭享。又派遣工部侍郎按礼数到后周太祖和世宗的陵墓拜谒。开宝六年，郑王柴宗训病逝，老赵穿了素服为之治丧，辍朝十日，谥号曰恭帝，将陵墓放在世宗的陵墓之旁。

宋仁宗嘉祐四年，下诏取《柴氏谱系》，在柴氏诸房中推年纪最长一人，要他按岁时奉祭周祀。还录用周世宗的从孙柴元亨在宫中供职。又下诏：以后每次郊祀，都要录取周世宗后裔子孙一人为官。至和四年，封柴氏后人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祭祀，并给西京洛阳的周庙祭享器服。

神宗时，录取周世宗的从曾孙柴思恭等人给予公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柴若讷袭封。

徽宗时，再一次给后周恭帝的后人赐官，为宣教郎，监周陵庙，并规定世世代代“为三恪”。所谓“三恪”，就是本朝奉前代三朝的子孙为王侯，表示他们是本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恪”，有“敬”的意思。这是古来“兴灭国，继绝世”的礼制规定。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成立后，以周之前的舜后陈国、夏后杞国、殷后宋国为“三恪”；后周则以后唐、后晋、后汉的后人为“三恪”；大宋曾封隋、唐、五代后裔，并吴越、荆南、蜀汉等国后裔为官，主宗庙祭祀，也是“三恪”的礼制延续。这类做法体现本朝“宽容”之义，同时显现视前朝为正朔，从而本朝也为正朔的意思。宋徽宗的做法，就是承认后周为正朔，这对在世的柴氏后人是极大安慰。从历史文化有机性考察，这也是将本朝纳入历史长河的一种法统安排，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一种历史连续性。历朝历代，无论优劣，皆在这种连续性中。是光荣是丑陋，都在时间的流动中，不可分割，不必截断。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因此，不必“历史从我开始”。就这个意义言，“三恪”之礼，意义重大。

大宋南渡后，高宗也不忘柴氏后人，还特意选柴家的长者袭封崇义公。

南宋理宗时，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

赵翼对此评论道：“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这些都是见诸《宋史》中的《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于此可见，对柴氏的恩赏一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大宋对待亡国者的后人，可以说是很优厚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五代以来的诸帝亡国之后，几乎都没有后代；只有大帝柴荣的后代，历宋三百余年，世袭不断，与五代诸帝比较，应该是最幸运的，因为，逊帝柴宗训，遇到了千古一帝赵匡胤。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由柴氏后人，推及其他亡国者的后人，也给予了很优厚的待遇。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说大宋与诸国“角力而灭其国”，从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这是大宋独有的特色。

湖南周保权投降，授千牛卫上将军；

荆南高继冲纳土，仍令镇守其地；

南汉刘鋹被擒，仍封恩赦侯；

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

南唐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

……

赵翼对此评论道：

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统计下来发现，各位投降的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没有得到保全！像此等僭伪窃据的伪国国君，归降大宋，本来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何况新造的大宋帝国，民心未定，国家的形势容易摇动，太祖赵匡胤就没有一点顾虑吗？乃至于竟为这些伪主赐给京师的宅邸，居住在天子肘腋之下，他们的子弟臣僚又都到各个州郡去做官，掌管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并没有听到有急切、猜忌、督防之术，而到大宋做官的人，也都老老实实地各尽职责，没有反侧不定的异志。于此可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的大度，镇服一世的神威，这可不是靠着诈力做事能得到的效果。后世论大宋，往往要说开国之初就失之于软弱，岂知不依靠诈力做到强大的君王，比那些依靠诈力而成为强大君主的人更强大啊！

这是说，老赵不仅对柴氏优待，对归附的诸国国君也优待，原因是自身的强大。

未尝轻杀一臣

赵匡胤，不靠“诈力”而强大，是强中之强。

这一切，源于老赵内心的强大。

他对自己所秉持的圣贤道义，有天然的自信。他做应该做的事时，没有犹疑，毫不勉强。待己之“俭”，待人之“慈”，待天下之“简”，全出自然之天性。“俭、慈、简”是最接近于“仁”的品性。儒学论“止于至善”，“至善”事实上是一个最佳平衡点。按照角色化原理，每一个人都在共同体中扮演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在“表演”中。但角色可能会有变化，譬如，对儿女而言，是父亲，对太太而言是丈夫，对“君王”（上级）而言是“臣下”（下级），对“臣下”而言是“君王”，对国人言，是广义的“朋友”。传统对“止于至善”有个说法：为人君者，其“至善”之境就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敬”；为人子者，其“至善”之境就是“孝”；为人父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慈”；与国人交，其“至善”之境就是“信”。这类“至善”境界，都是躬己自求的结果，外力是不可能强加于角色的。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在反求诸己的程序中，对“仁”这个境界有感觉。由于赵匡胤“君王角色”的自在呈现而不是表演，以“仁”为背景色，大宋天下，慢慢演绎为一个“和解”主题的共同体。

老赵试图与各类“敌人”和解。他在通往“仁”的至高境界中，踏实地迈出一步一步又一步。

为何“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为公”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

《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在长春殿，对宰相薛居正说：“古之为君者，鲜能无过，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天下无间言哉！为臣者或不终名节，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古来为君主的人，很少有没有过失的人。朕常常整夜想这个事，有畏惧感。如果能时时想到防止为非作恶、节制个人欲望，也许可以做到“以德化人”的大义。譬如唐太宗，他接受臣下的谏诤上疏，臣下对他的批评直接责备他的过失，他也不觉得惭愧。这样，不如不做有错误的事，让天下没有不满的言论，不是更好？古来为臣的人，有些人到最后没有保持住名节，终于陷自己于不义。这是因为忠信之心太薄，所以获得的福祉也少。君臣如此，可以自我戒惧啊！

但正如《续资治通鉴·考异》的一番议论所言，这段话本来是“君臣交儆之语”，君臣互相戒惧的话语，但在《宋史·太祖纪》中，同样记录这件事，却删去了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成为专门责备臣下的太祖语录。

细细玩味这一段话，可以理解古来“君臣交儆”的圣贤大义。而尤有意味的是，这一段话出自于帝王之口。也即有帝王自省中得出“君臣交儆”的一番宏论。这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为“君相博弈”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

一、君王必须自省，在羞耻心的作用下，尽力做到“防非窒欲”。

二、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不能不忠不信。

这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君臣共治”。

“共治”之际，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则无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上言”而体现。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大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够得上伟大。它推动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方有望贡献智慧，方有望为共同体带来福音。这是经由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百试不爽的铁律。所有对言论的限制，一定是出于独夫、部落或政权利益而不是出于共同体利益。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今天来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条，也有宪法政制之影。这是吾土由官方最高首脑讲述的“言论自由”，从此为“清议”也即“异见”也即“物议”也即“理性批判”也即“批评政府的权利”，开一生路，从此成为政府内部“君相博弈”的安全保障。“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予恐惧的权利”。千年之前，由一个中国帝王，以这种方式推演言论自由，几乎具有神秘的性质。

不加农田之赋

考两宋三百二十年，杀过两个读书人：陈东、欧阳澈。都在宋高宗时。是太学生“示威游行”，“上书言事”，要求恢复李纲官位，主持汴京防务，极力与当时的权臣对着干；大宋南渡后，又极力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被有司抓了，杀掉。此外再无杀过一个读书人。

夏商周三代，被儒学讲述为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美好的时代，汉唐宋，又被元代儒学讲述为“后三代”比较圣明美好的时代。大宋成为“后三代”中的佼佼者，为何如此？大儒程颐有一个意见，他认为自从“上三代”夏商周以来，大宋有五件事属于创造性的军政管理增量贡献（程颐的说法是“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按“超越”实属于创造，前所未有之意）：

一、百年之内，国无内乱。这是历朝所未能达到的“郅治”功效。

二、四圣治理达到百年之久，皇室平安。

三、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也即陈桥兵变之际，东京城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市场照样营业。

四、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五、至诚以待夷狄。用至诚之心对待异族，包括澶渊之盟。

之所以做到这一步，程颐认为，是因为“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以忠厚廉耻作为军政管理的大义统领，所以能够如此。

出使到大宋的异族使者也赞美大宋说：“外戚不与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杀大臣，此又汉唐之所不敢望，与三代可以比隆者也”，外戚不参与军政管理，宦官不带兵，不杀大臣，这又是汉唐都不能做到的，真可以与三代相比达到同等高度的郅治之世。

为何“不加农田之赋”？

此事关系民生。

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加赋”。后晋石重贵时可以打着“抗击契丹”的旗号，在士庶之间“括率”，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就是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能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民生主义”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的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大义”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民生”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义”旗帜下背弃“民生”，分野在此。

不仅“不加赋”，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赋税”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从其请”，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以备凶俭”。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赋”。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事，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

乾德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民事”。太祖对赵普等人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知道苛刻盘剥，朕断不容这样事！

赵普回答说：“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

地方官盘剥百姓，在老赵那里是大恶。

在老赵的感召下，很多官员都有了爱民、重民倾向。譬如乾德五年四月，史上记录中说，四川的陵州有陵井，后蜀时曾置盐监，每年可以炼盐八十万斤，供给当地食用，很方便。后来井口坍塌，有毒气上升像烟雾，炼匠进入就会死掉。这样，盐井就很久没有再用。当地无盐，日子艰难。这时大宋刚刚平定后蜀，老赵派去的通判贾琏，开始建议开浚盐井，但是刺史认为开浚会犯“井龙”，所以役夫都不肯入井。贾琏于是亲自执锸，开始浚井。第二年疏理到泉脉，最后达到日产盐三千六百斤。

这样关心民生的官员，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

贪赃者处极刑

历史上注重民生的帝王不只是赵匡胤，三代不论，汉代以来，帝王对民生的关切是一种传统。期间除了某类聚敛成性的暴君之外，一般还都能在民生方向上有所戒惧。

民生问题，除了“不加赋”之外，当然还有敬授农时、兴修水利、荒年赈济等具体德政措施，但打击盘剥式贪腐，则是对民生的重要救助。

这方面，历代都有“重典”。

譬如后唐明宗李嗣源，他就不能容忍道义的败坏，尤其不能容忍贪污受贿，对贪赃者往往就要处以极刑。

明宗任上，留下了很多治贪记录。

邓州（今属河南南阳）节度使留后，被人告发“税外科配”。这个“税外科配”是历史上赃吏的惯用手法，简单说就是在官府摊派正项赋税之外，另立名目，临时加税。近代以来的“寻租”手法甚多，其中之一也是“税外科配”。这是历史上以官府名义巧取豪夺的惯技。这位代理节度使的“留后”于是从省部大员的地位被贬到小地方去做司马，连降多级。鼓动“留后”贪赃犯罪的掌书记，则被削夺了历来封任的职务职称，削职为民，发配远方。

亳州（今属安徽）有个剌史，因为贪赃，秽不可闻，李嗣源令他自尽。

汴州（今河南开封）有个仓库的管理主任，是国家功勋上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的亲戚，带头犯罪，形成了一个“仓鼠”团伙。大臣琢磨此人颇有地位，上奏请免一死。李嗣源说：“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王法不能偏私，岂可因为亲近而废！于是所有人都被正法。

有一个朝廷供奉官，在皇上身边，史称此人“性贪狡”，性情贪婪狡猾。他奉诏监管仓库粮仓之类。监管，本来就是要他注意下属不要以权谋私，但他竟从中受贿，最后被人告发，犯赃下狱。此人跟权贵们来往较多，很多权贵为他说情。但明宗根本不为所动，坚决要求依法处理。最后有一位大臣名叫张从宾，借着禀奏别的事，假装不经意地说到这位供奉官，曲折地为他求情。

张从宾领忠正节度使（治所在寿州，今属安徽六安），此时正加官做着检校太保、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是个虚衔，但是朝廷最高荣誉官衔之一，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中的步军总司令。这位大员地位重隆，巧舌如簧，但被明宗看穿，回应他说：“非但尔言，苏秦说予，亦不得也！”

今天别说你来替那厮说情，就是苏秦来说我，也不可能！

苏秦，乃是战国时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史上著名雄辩人物。明宗引用苏秦典故说话，意思就是：这位供奉官贪赃枉法，只能严惩，谁来说情也没用。最后这位供奉官还是被正法。

大书《册府元龟》记载明宗李嗣源一事，颇有“天下意识”。

说后唐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有个县令李商，被百姓告发“不公”。当时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令李商“赎铜”，缴纳赎金赎罪。案子到了李嗣源这里，他不同意，下了一份诏书。大意说：

李商赃罪的判决，是依据了历史上的法律条款，但这律条处罚过轻，讲起来，道理有未尽之处。“古人立法，意在惜人”，何况圣君相承，国家无事，人人都知道奉公守法，所以司法判决都很轻。但自从唐末“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我践祚以来，“惟期不滥，皆守无私”，就期待着官员们不滥用权力，都能够公正无私。这位李商，不去“养民”反而专门“润己”，掠夺人家私有的庄田，还鞭打本户主人；国家给州县印玺，只为了行遣公文，他却带着印玺下乡，直接以官府的名义从人家中“取物”。根据这类案情看，他当什么官？大理寺这个判决不对，改判：“夺历任官，杖杀。”削夺历来的职务（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正法，处以杖刑。

大儒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到此故实，夸赞李嗣源说：“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读这一篇诏书，明宗李嗣源可以说是得到处理政务轻重平衡的中庸之道了。

太祖一朝贪赃记录

中庸之道，长期以来得到误解，中庸，不是中间之路（尽管它包含着中间之路，也即中道的含义）而是“中”（音众）于“日用伦常”（“庸”之本义）的平衡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词是“平衡”而不是“中间”。儒学论“权道”，很大程度上就是接近“中庸之道”的理念。所谓“权道”就是不离大经大法的应对变化之道。唐以前，用法较轻；但唐末之后，官员之中“廉耻者少”，这就需要对刑法量刑的轻重有新的应对变化。这就是“权”。如此，才能达到邦国管理的平衡，也即实现中庸之道。

顾炎武的十五字点评，是思想含金量极高的大智慧说法，用来评价李嗣源，允公允能；用来理解“权道”和“中庸之道”，言简意赅。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始，就继承了李嗣源这种治贪政策。

宋初，郡县的官吏承接五代的恶习，贪赃枉法，欺诈良民，让赵匡胤痛下辣手，严惩贪墨之罪。宋开宝三年，有一位地方官员，受赃七十万，按传统律法不当死；当时老赵刚刚平定南汉，闻听此事，拨乱反正，特意下诏将其正法。后来在南郊祭祀天地神祇，按礼制，要颁发特赦令。老赵规定：大赦天下，但十恶罪、劫杀罪、官吏受赃罪，不赦。

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奉诏到商河县查验田亩，田亩多少直接关系到租税多少，但一村一乡田亩总数不差。有刁民就故意少报田亩，以备日后少交租税，但有少报就有多报，因此不公。商河县令李瑶收受贿赂，申文纬没有调查到这个事实，结果被人起诉告发。老赵知道后下令：杖杀李瑶，申文纬除籍为民。维护士庶利益时，老赵不手软。

给事中常准，在大名府为括田使，丈量田亩检查漏赋时，有诈取不公行为，地方农民上访，直到宫阙，老赵大怒，直接罢免了常准的两个官职，原来授他为兵部郎中，也免了。本县令程迪，则决杖流放到海岛。并诏令他县，官员括田按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虚报以加重百姓租税。

有一兵部郎中监秦州税务官名曹匪躬，还有一海陵、盐城两监屯田副使名张蔼，这俩货属于军队建制下的官员，居然命人带了紧俏商品往江南去做生意，谋取私利。赵匡胤知道了，曹匪躬杀头，张霭除籍为民。军人还想做生意？在赵匡胤时代，是绝不允许的。

薛勋，是国家粮库总管，掌管常盈仓（周转漕运粮食的仓库），漕运来粮，他盘剥最为严重。史称“受民租，概量重”，接受百姓的租税（粮食），使用大斗盘剥。此事惹恼赵匡胤，下诏免除了他的职务，发配到远方做苦力，跟他一块使用大斗进的仓吏杀头。官吏欺侮剥削老百姓，只要叫老赵捉住，基本就是剥夺政治权利，流放或杀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本纪》统计（这应该是一个不完全统计），两宋三百一十九年总约一百四十宗贪污案，其中大部分贪赃者被正法或流放。

这里是太祖赵匡胤一朝的贪赃记录，总二十二桩：

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

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顗坐赃弃市。

知制诰高锡言，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知制诰高锡坐受藩镇赂，贬莱州司马。

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

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

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

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

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右赞善大夫王昭坐监大盈仓，其子与仓吏为奸赃，夺两任、配隶汝州。

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

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

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

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

左拾遗刘祺坐受赂，黥面、杖配沙门岛。

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休并坐赃弃市。

吴越王奏内客省使丁德裕贪狠，贬房州刺史。

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

王全斌入蜀，贪恣杀降，虽有大功，即加贬绌。

不赦犯赃之罪

大宋帝国渐渐抛弃了五代恶习，国家建设走向正规，各地出现很多“循吏”，也即奉公守法的模范人物。“循吏”的出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郡县治，天下治。在乱世之中，“循吏”的出现难度极大，完全依赖于圣贤书教诲下的个人觉悟，因为得不到鼓励。但在治世之中，“循吏”有了受到朝廷鼓励的可能，更有制度性监督，故圣贤教诲就会在这样的气氛条件下得到更多的辗转张扬。所以，“循吏”多起来，才有希望推演天下太平的盛世。

史称宋代之所以得到“循吏”，有三个原因：

第一，太祖赵匡胤之世，地方官出任，老赵都要亲自接见，考察、询问政事，觉得合格，然后派遣。这是精炼的“简择之道”。

第二，然后又设各级监司，察访各州郡太守，太守又察县令，都需要按时向朝廷汇报察访结果，此事有专门的朝臣督治。这是缜密的“考课之方”。

第三，官员犯他罪可以从轻，但一旦犯有贪赃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赦。这是严肃的“防闲之令”。

三个原因，其中之一是“除贪”。

顾炎武又评价大宋这种“除贪”制度说：不赦犯赃之罪，是大宋得到循吏的重要原因，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以后，士大夫都开始知道廉耻，互相砥砺，应该与赵匡胤这种对赃渎的惩治、对廉介的鼓励有关。

船山先生在《宋论》中评价“誓碑”道：

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

呜呼！论到“誓碑”中的这三条，不说这是政制之盛德是不可以的！之所以说它是“盛德”，是因为这都是反求诸己的结果啊！

“誓碑”是老赵“立德立功立言”之举。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从此以后，“三不朽”成为中国人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

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三不朽”做了深刻界定，至今不可移易：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以此来衡量《太祖誓碑》，正是老赵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精彩写照。即使赵匡胤什么贡献也没有，仅凭“誓碑”一项，已经“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