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荆南·武平·后蜀

大宋国祚初定，有地方政权荆南、武平、后蜀苟延残喘、祸害一方。荆南高保勖恣意荒淫，武平张文表谋逆作乱，后蜀孟昶弃善背德置民于倒悬。为解决这些问题，老赵一度御驾亲征，宋师行处，还各方百姓以安宁。

高保勖的荒淫之举

大宋之南，约略在今湖北、湖南二地有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荆南”，一个是“武平”。

“荆南”，又称南平、北楚，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属于“五代十国”中“十国”之一。所辖三州均在今湖北秭归、宜昌一带，国土狭小，实力孱弱。其国，北、南、西、东分别为后周、南楚、前蜀后蜀、南唐诸国环绕。

“武平”，又称“武平军”或“周行逢政权”，历史上不属于“五代十国”，它是“十国”之一“南楚”的后身。“南楚”的创立者是一个叫马殷的藩镇军阀，被后梁封为楚王，都潭州（今长沙）。末年被南唐攻灭。但楚将刘言又起兵击败南唐军，继续据南楚原地成一独立王国。再后来，刘言被部下杀死，周行逢执政，故又称“周行逢政权”。治所在朗州（今湖南常德），所在地史称“武平军”。“武平军”一般被列入割据政权，不仅不算“正朔”，连“闰出”也不算，就是个临时的节度使独立王国。“武平”所辖地，基本在今湖湘一带。

“荆南”与“武平”，史上合称“荆湖”。

五代十国之外，像武平军这样的割据政权先后有十几个。

赵匡胤立国后，即有混一寰宇之志。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征潞州、平扬州之后，扫平“荆湖”的机缘终于来了。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病逝。像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权力再分配一样，高保融临终将荆南政事交给弟弟高保勖，并草成文书向大宋请命，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高保勖为新任荆南节度使。老赵本来已经开始施行文官治理地方的政策，但是此际，出于“羁縻”策略，还是答应了高保融的保奏。史称“以荆南行军司马、宁江节度使高保勖为荆南节度使”。几个月以后，这位节度使又暴病而死，他哥哥、高保融的儿子高继冲执掌荆南政事。

高保勖虽然在位只有二年多，却出奇地荒淫，把荆南搞得乌烟瘴气。

此人估计患有精神分裂症或颞叶癫痫，是一位性倒错患者，史称“性淫恣”。他经常从市上召来娼妓，选健壮士卒，在府署做性交表演，他则与姬妾们在帷帘后面共观笑谑。在宫廷里公开杂交宣淫，史上记录除了南朝就是五代。南朝有宋废帝刘子业，五代有南汉两位土皇上和这位荆南节度使高保勖。食色固然是人之天性，但不加节制即背离天道；君王公侯，有此“淫恣”，尤为大恶之一。因为身居君位，特别容易“引领时代潮流”。高保勖这么折腾，上行下效，举国效法衣冠禽兽，于是成“亡天下”之势。此人又好营造台榭，极尽土木工巧，弄得荆南军民人人都有怨言。高保勖的记室孙光宪劝谏他说：“宋有天下，四方诸侯都已经心服口服；你看人家下来的诏书，都符合仁义之道，这是汤、武一般的君主啊！公应该克勤克俭，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纵佚乐，这可不是福音啊！”高保勖不听。他的短寿死去仿佛遭遇天谴。

张文表之死的启示

再说武平军。

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死，由他的儿子周保权权领“留务”，也就是还没有正式拜这个节度使，“权领”，就是“暂时代领”的意思。这时的周保权只有十一岁。周行逢病重时，曾召集将校，将儿子拜托给诸位。根据乱世经验，这位周行逢已经意识到他死后的格局不妙。

他说：“诸位，我武平军部内那些凶狠的将帅，被我杀得差不多了，但现在还有一个张文表。我要是死了，张文表必定造乱！请诸君善佐吾儿，不要丢失咱们的地盘。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率领全族人，归顺大宋朝廷，不要陷入张文表的虎口。”

据说周行逢崇信佛教，曾经广度僧尼，吃斋礼忏不辍。每见到僧人，无论老少，都俯身下拜，屈身服侍僧人。还对左右说：“我杀人太多啦，不借助佛力，何以解其冤乎！”

周行逢是出生于平常农家的孩子，在南楚时代从军，与张文表等十人结为兄弟。周行逢积累军功成为军校。后周时，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不久，周行逢用种种杀伐手段控制了整个湖南。

周行逢治湖南期间，也颇有政绩。他曾废除马楚政权中很多繁苛的法令，对官吏管理很严，发现违法乱纪，严惩不贷。益阳有一位土皇上名何景山，强占民妇，为人所告。周行逢亲自审问。何景山居然说，之所以占有民妇，是“存恤孤寡”，同情寡妇孤儿，包养他们娘几个。周行逢大怒。说这种败类，只配去辅佐龙王。于是将何景山投入江水。他任用官吏，史称“皆取廉介之士”。女婿向他要官，他说：“你哪里有做官的才能！”于是送他一堆农具，叫他回家去种田。周行逢自己生活也很俭朴。他还禁止淫祀，不准胡乱祭祀不相干乱神，关心民生，安抚境内其他土著，挑选土著中的干练者出任地方官吏。史称周行逢时“奄有湖湘，兵强谷阜”，占有整个湖南湖北，兵马强壮粮草丰裕。

周行逢有点先见之明。他死后，周保权嗣位，果然惹恼了张文表。

张文表对部下说：“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儿乎？”

这位张文表，是被周行逢表奏为衡州刺史的，二人又是当初的拜把子兄弟，但其实是互相都有点心忌。按张文表心事，周行逢死后，应该由他来做武平军节度使，现在要他来听一个十一岁小孩子节制，实在心有未甘。

他在等待机会。而这个机会也就来了。

但机会来了，他的末日也就来了。

这时的武平军境内的永州戍卒需要轮替，周保权就派出了军校赴永州，路过衡阳张文表辖地，张文表驱散这些戍卒，假令全军“缟素”，为周行逢穿丧服，说是到朗州奔丧，但先来奔袭潭州。当时的潭州留守是行军司马廖简，此人也是一个牛人，史称“素轻文表，不为之备”。他瞧不上张文表，所以，平常根本不为防备。这一次张文表来袭，他正在宴饮。外报张文表大兵到了，廖简还是不以为意，对四座说：“这张文表，一个黄口小儿而已。他来了，就捆了他，何足患也？”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张文表也不废话，率众直接进入府中，廖简已经吃醉，众人大多跑散，匆促中，他还要张弓搭箭，但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于是摆出傲慢的姿势，“箕踞”以坐，按着俩膝盖怒叱张文表。张文表更不答话，将廖简一座十余人全部砍杀。

张文表的如意算盘是：据守潭州，与衡州为掎角，接下来攻取朗州，而后据有湖湘全境，自为武平军节度。

周保权在朗州闻讯，心急如焚，急忙遣武平军大将杨师璠率全部守备武装抵御张文表，另外又派人上表大宋求援。

周保权哭着对杨师璠的讨逆军说：“先君可谓知人矣。现在坟土还没有干，张文表就构逆背叛！军府安危，在此一举，诸公勉之！”

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孩子，能说出如此一番话来，也确实感动了讨逆军。杨师璠本来就与周行逢有旧，听到小保权一番话，也不禁落泪。他对部下说：“你们看看，你们见过这样的郎君吗？还没有成年，却如此贤明！”史称“众皆感愤”“军士奋然，皆思自效”，众人都受到感动，被激奋起来，都想要忠诚地为周保权效劳。

赵匡胤得到周保权上表，派大军来援之前，先派了使节赵璲招降张文表。

张文表向赵璲申述：“我来朗州奔丧，被廖简鄙视，杀他实在是因私而斗，绝无反叛朝廷的意思。”

赵璲的任务不是奉诏灭谁（灭谁的任务由后面的大军来做），只是奉诏招降张文表，他认为张文表既然归顺，就没有必要再动干戈，于是准备进入潭州。

但杨师璠部已经与张文表开始交战，初时，杨部前锋失利；后来两军对垒，张文表出城挑战，终被击败，杨师璠顺势占据潭州，擒获张文表。

杨师璠部攻入潭州后，正在大肆剽掠，赵璲稍后也进了城。

在城中，赵璲宴请杨部将领。席上，杨部指挥官高超对自己的部众说：“我看天朝来使的意思，是不想杀这个张文表。如果张文表到了朝廷，得到任命，再回来陷害朗州的话，咱这帮人可就谁也甭想活了。”于是暗中将张文表绑赴街市斩首，并与众人将其一百多斤人肉“脔而食之”，一刀一刀割着吃了。到了这边宴饮结束时，赵璲说要召见张文表，高超说：“张文表谋逆，已将他斩首。”

据说这个张文表起事之初，攻打长沙之前，也曾有过犹豫未决的时刻。但他有个亲信小校做梦，说梦见有龙从张文表的衣领里出来。张文表听说后很高兴，说：“这是天命啊！”史上此类梦龙而自诩膺天命的故事似不少见。每当看到这类故事，我都会想起东汉王符的名言：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

此论实是经验之谈，惜当局者往往不悟，于是，总有这类故实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世界之丰富，蠢人有责。

世上已无张文表，且说太祖赵匡胤。

南平已平

此前，老赵曾派使节卢怀忠到过荆南，行前，对他说：“江陵一带的人情人心，山川向背，我都想知道。”

卢怀忠回朝后说：“高继冲的甲兵虽然还算整齐，但全军不过三万人；每年虽然都丰收，但百姓被暴敛而疲困。荆南之地，南近长沙，东拒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整个形势很脆弱，要想占据此地，很容易。”

武平军周保权求援的特使来后，赵匡胤对宰相范质等人说：“荆南是一个四分五裂之国。现在，大宋出师武平，可假道荆南，一举而平之。这是万全之策也。”

荆南在武平之北。老赵的意思是：假途灭虢。

但为了稳住周保权，他先派出了赵璲去责备张文表。与此同时，安排了援军南下，武力支持周保权。

乾德元年（963）春正月庚申，太祖乃命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马，向荆南高继冲借道，说要讨伐武平张文表。但这时候慕容延钊已经生病，太祖想想，此役须少不得慕容大将军，于是诏令他可以乘“肩舆”（轿子）指挥湖湘战事。

大军未到，杨师璠已破文表于境内。

前锋李处耘闻讯之后，按理说，可以班师回朝了，但他知道此行，灭张文表不过是个由头，太祖本意是要讨平荆湖。于是，并不回师，派遣部下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向高继冲宣读太祖旨意，并申明假道前往湖南武平军的大军行动，请江陵为大军提供“薪水”，还特意声明：大宋讨逆军将从城外经过。

高继冲与僚佐谋划，最后以“民庶恐惧”作为托辞，不许宋军走江陵城外，但愿意供给兵马食用于百里之外。

李处耘不准，又遣使往说必经城外之意。

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孙光宪对高继冲说：“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规模宏远，我们不如早以疆土归宋，一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矣。”

孙光宪是五代时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著作多种，其中传世的就有《北梦琐言》。我观此人奉行之“投降主义”，在历史大局中看，其实是“知天命”之举。南平绝非大宋对手，死磕，就是鱼死网破，必致湖湘生灵涂炭。乱世中，大宋建立，天命已归，此际之无谓抵抗就是玩火。孙光宪之“投降主义”此际实可视为“民生主义”。

但南平大将李景威不同意，他已经看出大宋此举就是假道灭虢，必须提防。他说：“兵法崇尚诡谲，所以城外之约，直接威胁城内，不可信也。应该严兵以待之！”又为高继冲献策说，“景威愿效犬马之力，请假兵三千，于荆门中道险隘处设伏，候宋兵夜行，发伏攻其上将，王师必自退却。尔后回军收张文表以献于朝廷，则公之功业大矣！不如此，恐怕会有摇尾求食之祸！”

高继冲说：“我家连年供奉朝廷，从无叛意。王师此来，必无此事，尔无过虑——况且真打起来，你又哪里是慕容延钊的对手呢！”

景威又道：“旧传咱们江陵诸处有九十九洲，说是若满百洲，则主我南平有王者兴。几年前，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岛，已经满了‘百数’的瑞兆。但昨日闻听此洲漂没不存，这也是一件令人忧虑的怪事……”

李景威讲述这个神奇故事，意思大约是要南平主坚定信心。好像只要信心坚定，则第一百个洲岛就会出现。如此，则南平大业可成。云云。

李景威此言实在让孙光宪小觑。于是孙光宪呵叱他说：“你不过是峡江一民，如何知道成与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圣宋受命，真主已经出来呢！王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的！”

又对高继冲说：“圣宋受命以来，凡是军政处置，与后周比较，规模更加宏远。今伐张文表，如以山压卵尔。湖湘既平，岂有再借道而去的道理！不若我等早一点以疆土归朝廷，去掉各地哨兵，封存府库，以待王师。”

高继冲以为然，但还是心存侥幸，希望不至于“亡国”。

李景威长叹而出，自言道：“吾言不用，大事去矣！这样活着还有什么作为！”自缢而死。李景威也是一个血性汉子。五代乱世，有此类汉子死节，也是晦暗历史时段的一抹悲壮亮色。

于是高继冲派他的叔父高保寅奉牛酒在荆门之外犒军，一面借机观察宋师的强弱。

李处耘按照礼节接待了高保寅。

高继冲听说后，以为南平无虞。

当晚，慕容延钊大军也到，于是召高保寅，在帐中宴饮。而李处耘则趁慕容延钊宴请高保寅的时候，秘密带领轻骑数千从小道奔进，至江陵。

高继冲正在等待高保寅回来，忽然听说王师奄至，赶紧穿戴礼服，出北门惶恐迎接。在江陵北十五里处遇到了李处耘。

李处耘在马上与高继冲作揖，说宋军主帅很快就到，要他在此等待慕容延钊，自己则率亲军径入江陵城。高继冲等慕容延钊大军到，随之一同回到江陵城时，李处耘大军已经在城内分据要冲，严阵以待。高继冲看到城内四处都是威风凛凛的王师，旌旗甲马，布列衢巷，大惧，即时到慕容延钊府衙缴纳牌印，尽籍境内三州十七县。慕容延钊将高继冲派人奉表送到汴梁。

赵匡胤接受了高继冲的归附，策命王仁赡为荆南都巡检使，给高继冲下了一道表彰性质的诏书，任命他继续做荆南节度使。高氏亲属及僚佐各人按照品阶拜官，以孙光宪为黄州刺史。

太祖听到李景威当初为南平的谋划，说道：“这是忠臣！”命王仁赡给他的家里优厚的抚恤。

南平已平。

“啖食胖子”事件

慕容延钊大军过南平后，继续南下。

不久，克潭州。

随后，整军向朗州，这是武平军治所所在。

周保权开始害怕，急忙召观察判官李观象谋划对策。

李观象主张投降。他说：“咱们之所以请援于宋朝，是为了诛张文表。今文表已诛，而王师不还，那意思必将是尽取湖湘之地。平时武平军所依恃，北有荆州，以为唇齿。现在高氏束手听命，武平势不独全，不如归降天朝，还可以不失富贵。”

周保权想想也是，准备听从这个意见，但指挥使张从富等人不同意。他们见张文表作乱已平，而宋师继进不止，知来者不善，害怕为宋军袭击，于是相与据守。将境内桥梁全部拆毁，沉掉江中战船，伐木塞住通往诸要塞大路，以此迟滞宋师。慕容延钊至，一时没有攻克守城。

赵匡胤闻讯，使人告知周保权及诸将校说：

尔本请师救援，故发大军以拯尔难。现在妖氛已经殄灭，王师有大造于汝辈也！何为反拒王师，自取涂炭，重扰生聚！

这道诏谕很有味道，“有大造于汝辈”，意思是，你们如果归顺，不但不会失去富贵，还会给你们加官晋爵。

但周保权为左右所制，已没办法自主。这里也是个“权反在下”的大藩。

于是，王师决计继续拼力进讨。

慕容延钊分兵赴岳州，大破敌军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遂取岳州。又与武平守军大战于澧江，击败张从富等人。

李处耘此时做了一个凶妄的邪痞之事：他从俘虏中选择了几十个胖子，“令左右皆啖之”，让左右都来吃这些胖子，又给几个年轻健壮的俘虏脸上刺了字，放他们回去。

“啖食胖子”事件大恶！平荆湖，李处耘行事专断，延钊不快。军中有小校借酒逞凶，李处耘召来呵责。小校不满，到慕容延钊处编派李处耘坏话。又一天，李处耘在城中遥见有军士进入民舍，民舍中人大呼求救，显然，是军士在欺凌庶民。李处耘遣人抓捕军士，一问，原来是延钊部下掌管马厩的小官。李处耘对他处以鞭刑。延钊知道后，干脆将厩官斩首。按军人纪律，此人可斩可不斩。延钊斩之，就是向李处耘做姿态。从此，二人矛盾更深。于是，各自到老赵那里论奏。老赵“偏袒”，不问延钊，独贬李处耘为淄州刺史。李处耘心下不爽，又不敢多言，几年后忧郁而死。他大约不知道，因为“啖食胖子”，所以老赵对他这位陈桥功臣也有了厌恶。

这些被刺字的俘虏回去后，就开始传扬宋师如何“生吃胖子”俘虏之事，听到这个消息，武平人心恐惧，史称“闻者皆恐，遂溃”，听到的人都很恐惧，于是人心溃散。

慕容延钊乘胜鼓勇，长驱而进，攻克朗州，杀掉张从富。

朗州大将汪端，劫持周保权及家属，逃亡到长江南岸，在一处僧庙中惶恐不可终日。李处耘率师渡江，擒获周保权，将其押赴汴梁。

太祖释放周保权，不问他的罪过，并封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汪端此际还在拥众寇掠，慕容延钊用了一段时间，率宋师将其击杀。

初平湖湘时，太祖让薛居正来知朗州。当时正赶上汪端的逃亡之卒数千人啸聚山林大泽之间。慕容延钊大军有位监军使怀疑朗州城里一千多和尚都是贼寇的党羽，讨论对策中，准备将这些和尚全捉了，杀了。薛居正认为未必是事实，于是暂缓其事，并率众与慕容大军一道，剪灭群寇，抓获贼帅汪端后，审问得知：没有城内和尚们什么事。于是全城的和尚被薛居正救下。

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薛居正，就是《旧五代史》的主编，我这部《赵匡胤时间》的重要参考书就是《旧五代史》。后汉乾祐初年，史弘肇领侍卫亲军，做事残忍，执法狠戾，没有人敢于触怒他。薛居正正做着刑部侍郎，对他的做法有不满。有一次，史弘肇的部下有人来告，说有百姓犯了盐禁，按法当死。判决就要定案了，薛居正看卷宗，怀疑此事未必属实，就召来当事人亲自审问。一问，知道事情原委了，原来是史弘肇部下的小吏与这个当事人有私人过节，所以借史弘肇的严刑峻法，想置人于死地。薛居正不客气，直接召来这个小吏审问。史弘肇虽然“怒甚”，也没有让薛居正屈服，坚持要执法公正。两堂对证，小吏承认了自己的诬告。薛居正救了一个冤民。

这些事证明了薛居正先生确有“弭冤白谤”的圣贤之心。在五代十国时期，在大宋剿匪初期，他不畏权贵，坚守法度，我甚为赞赏。此事足可浮一大白。

史称薛居正“气貌瑰伟”，相貌气质，俊朗伟岸，能吃酒，可以饮至数斗而不乱。品性也不错，有孝行，居家时很是俭约，为相十八年，以“宽简”得人称道。但史上对他有微词，说他胆小有畏忌，但我以为此评不确。薛居正是守身正派，不多事，史称“不好苛察”，不习惯苛刻地盯着谁谁谁的毛病，懂进退之礼。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出任宰辅。他应该是乱世结束后，为大宋带来祥和之气的最早的国家高级干部。

慕容延钊，则是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后汉初，他与赵匡胤差不多同时期从军。周恭帝即位后，任殿前副都点检，赵匡胤入都点检，是老赵的副手。赵匡胤称帝后，加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他与老赵是多年旧友，感情深厚。延钊病重时，老赵亲自选了良药封好送他。讨伐荆湖不久，慕容延钊病逝，老赵哭得甚为哀恸。

连负责礼仪的官员都觉得这个老赵太过了，就说：“为近臣发哀，哭声应按礼仪规定，不要过哀。”

老赵说：“我不知道哀恸从哪里来，我就是哀恸啊！”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惺惺相惜，是那种英雄间意气相投的友谊。延钊大老赵十四岁，老赵称延钊为“兄”。史称太祖“常兄事延钊”。直到太祖即位，派遣使慰劳时，还以兄呼之。

我相信老赵和慕容将军的这份情谊很真诚，超越于君臣品阶之上。

慕容将军平定荆湖之后，剩有湖南辰州（今湖南怀化）一地未能攻下。

此地有锦、溪、巫、叙四郡，唐末时，为“蛮酋”割据，各自凭险自固，并不时出兵寇抄四邻郡县。

宋师既平湖南，赵匡胤认为辰州应该另有平定之法。于是秘使人寻找了解南人情性、通晓当地形势、沉勇智谋之土著，准备由其自治管理。

不久，地方推举了一个“辰州猺人”秦再雄，称此人“武健有奇略，蛮党畏服”。赵匡胤召他来京师，亲自与他谈话，觉得此人可任，于是提拔他为刺史，要他自己搭班子，所在租赋由其自行处理。秦再雄十分感恩，誓以死报。到得辰州之日，训练精锐士兵，得三千人。据称这些士兵“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如猿猱”，都能披着盔甲过河，过山峰、越沟堑，轻捷得如同猿猴。他又亲自挑选了心腹亲兵二十人，让他们分头到境内诸蛮之地，传达朝廷怀柔之意。这些地方势力“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全部归附了朝廷。

太祖大喜，召秦再雄到京师，在大殿当面给他奖励。秦再雄感动得伏地流涕，呜咽不止。太祖又改封他为辰州团练使。后来又以他的门客王允成为本州推官。这些，都让秦再雄无限感恩。史称秦再雄一生尽忠尽瘁，辰州以南，并诸州延袤千里，终太祖之世，无蛮陌之患，不增一兵，不费军帑，而边境妥安。“自是荆、湘无复边患”，从此以后，荆襄之地没有边患。这事不得不推功于老赵起用“蛮人”自治“蛮地”的政策英明。

湖南悉平，得十四州，一监郡六十六县。太祖以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大将潘美为潭州防御使。

武平军，平。

孟知祥的彩头

赵匡胤在地图前，按着荆南、武平诸州郡，想起当年王朴《平边策》中“先南后北”的战略意见。王朴认为“先南”之“南”为“南唐”，得南唐“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则可飞书而至。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广西、广东都将成为内臣，巴蜀则可以一纸文书而令其归附朝廷。如果不来，则四面并进，可像卷席一收复两川……但在老赵的直觉中，“先南”之“南”，却是“荆南”“武平”，次第到“巴蜀”“南汉”，最后才是“南唐”。在老赵眼里，南唐，比较起来，块头还是大了点。而今“荆南”“武平”已平，他的眼睛已经瞄向了西部又一块广袤而又富饶的土地——巴蜀。

大唐帝国灭亡之后，中原先后立国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但“五代”到了大宋时代已经终结。

中原之外又有四川的前蜀、后蜀，江南的南唐、南汉、吴越、吴、闽、南平、楚，山西的北汉，共十个国家形态的政权，史称“十国”。现在这“十国”中，吴国已经由南唐取代，不存在了；闽、楚被南唐灭了，不存在了；南平，已被慕容延钊所灭，不存在了；但南唐、南汉、吴越、北汉尚在。

五代十国之外，另有各类割据政权十几个，如赵国、北平、晋国、岐国、定难、卢龙、殷国、武平、清源、朔方、静海、归义、河西等。这类政权，武平，已被慕容延钊所灭，不存在了；其余诸政权，除了清源军还在据守泉州、漳州之地外，其他政权也都在军阀混战中灭亡了，不存在了。

这些大小国家政权之外，又有北部契丹，西北部回鹘、正在崛起的夏，西南部吐蕃、大理，东北部女真等部落政权。

这就是大宋立国之初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

后蜀，即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

公元925年，后唐灭前蜀，以大将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次年，知祥入川。公元932年，知祥杀东川节度使董璋，被后唐封为蜀王。公元934年，孟知祥称帝，年号明德，史称后蜀。同年，知祥死，谥为高祖。子孟昶即位，是为后主。这一年，赵匡胤八岁。他应该在少年时代听到过孟知祥和孟昶父子两人的故事。后蜀次年改元广政，传两代，总三十一年。

关于孟知祥，有两个传说，一个是“好一点的”，一个是“坏一点的”。

先说这个“坏一点的”传说。

说孟知祥入蜀之初，见川中险固，暗有割据之志。到达成都后的某个晚上，走到郊外小憩。看到有推小车的路过，车上的东西都装在袋子里。“袋”与“代”音同，孟知祥忽然有讨彩之念，因此问车夫：“你这车子能装多少袋啊？”

车夫答：“用了吃奶的力气，也不过就两袋。”

史称“知祥恶之”。其后果然两代而国灭。

再说这个“好一点的”传说。

当时川中分东川、西川两部分。董璋在东川，本来是要与孟知祥合兵一处抵御后唐的，但最后被孟知祥吞并。据说，董璋勇悍，自认为天下无敌。孟知祥对他有忌惮，当他来攻打董璋时，董璋认为他这是来送死。

但到了阵前，孟知祥想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让诸将放心，坚定信心。想了想，就说：“我写个字给董璋吧。”拿起笔就写，本来想写个“董”字的，没想到写了个“重”字。他心里不太高兴，别扭了好久。

跟随他的判官知道了，马上带着诸将从马上下来拜贺。孟知祥迷惑，说：“我写了个‘重’，这事可不好推测了。你为何要拜贺啊？”

判官说：“主公写的这个‘重’字，是‘董’字无头啊！‘董’已无头，此必胜之兆也！”

孟知祥一听大喜。三军也欢呼起来，士气大增。于是一战而灭董璋。

神秘家因此认为有些事是不可测知的。

昏妄的末世君主

说来孟知祥当初据蜀而反，与安重诲有关。

当初孟知祥的家眷都在内地，孟知祥要反，心疼这些家眷，如果不接到巴蜀，他一反，估计家眷们就危险了。于是上表给后唐朝廷，请求将家属搬到川中来。安重诲正在主持枢密院事，一开始没有答应。孟知祥对人说：“我知道了。”于是秘密地让人带上黄金百两去贿赂安重诲。安重诲见钱眼开，当时就面奏明宗李嗣源，让孟知祥将家属接走。

等到家属到达川中后，孟知祥对后唐这个朝廷立即有了鄙夷。他笑着对人说：“天下人听到枢密院，嚯，好家伙，以为这是天地间没有的大家伙。嘁！谁能知道它也就消受百金而已啊！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啦！”

于是据守巴蜀险要，称帝，反。

但他称帝当年就病逝了。儿子孟昶即位。

这位孟昶也是一有章有节的人物。他不像后来若干文献中说的那样不堪，他有不少德政，说起来甚至很感人。但在他执政二十年后，却有一项恶政开始让后蜀渐渐走向衰微直至灭亡。

大宋建隆三年，当后蜀广政二十五年，孟昶感到周围“国际环境”的压力，又跟周世宗打了几仗，损兵失地不说，财政也开始紧张。他又想扩充军备，往日朝廷财税有限，于是下令要有关部门考核境内诸州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查账”。果然，“查账”后，说这些州镇有多年拖欠的赋税，需要“别行追督”，也就是除了按正常程序缴纳外，现在还要开始补交，而且一次就要补交五年的赋税。这是明摆着的聚敛之术。朝廷“追督”地方，地方就要“追督”士庶，因此，聚敛的终端就是国民。此类做法与后晋石重贵的“括率”、契丹耶律德光的“打谷草”性质一样，都是掠夺。邦国政府一旦开始掠夺国民，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顿失。后蜀无论有多少德政，从掠夺国民开始，已经置民于倒悬，而推翻这个后蜀朝廷，就有了解民倒悬的汤武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宋颠覆后蜀，实是一场王道革命。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一事：

有间者（老赵派往蜀国的间谍）自蜀还，上问曰：“剑外（剑门关外，指巴蜀）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

“烦暑”，就是“烦蜀”；“无处避”，就是“无处逃避恶政”；“凉风”，就是盼望“救民于火热”的义师。老赵对自己伐蜀的正义，毫不怀疑。

后蜀有一个县官名叫田淳，他是成都人。朝廷“别行追督”令到了他的管辖地方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项“犯天意”而“损君道”的恶政，若不加改变，后蜀必亡。出于那种桑梓之情、忠义之理，他给后蜀朝廷上疏劝谏，大略说了两条“犯天意”、两条“损君道”：

现在正当阴阳变动，天运人事，应有改更。陛下如采厚敛之末议，必乱经国之大伦，此犯天意者一也。

天象已经呈现为灾福变易之兆，顺天者应早有所谋划。如果更倍赋加租，将有不测之祸，此犯天意者二也。

四海财货，尽属至尊，散在民间，积为赀产，或有强逼勒索，谁敢抵拒？陛下何不舍其小畜以成大有乎？此损君道者一也。

夫百姓，六军之主也，百姓足则军莫不足，百姓不足，军孰与足？务夺百姓，专赡六军，此其损君道者二也。

田淳此议实是圣贤思想所在，都是正道正理；但蜀主不能用。

田淳于是大失所望，他知道他正在辅佐的乃是一个昏妄的末世君主，于是对亲近们抖落孟昶的僭妄之处说：

我看这蜀主，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黄服，改前驱为警跸，改僚佐为卿相，改妻妾为妃后……这都是“僭伪”的称谓啊！他还真不如常称“成都尹”（成都市长），省得以后遭遇灭族之祸！

听田淳这一番话的人，无不为之恐惧。但田淳论议自如，恬不为意。

有人对田淳说：“如君之才干，固然能当大任，但如果稍稍低调一点，也许就能做到庙堂高官了！”

田淳不屑道：“吾安能摧眉折腰附和狗鼠哉！”

史称田淳所谓的“狗鼠”，是实指后蜀当朝权臣枢密使王昭远之辈。

如果推究起让后蜀灭亡的原因，可以说一堆，但若推究最直接的人物，这个王昭远先生，难辞其咎。

少主孟昶励精图治

王昭远，成都人。少年时曾服侍一位禅师。孟知祥在府中请禅师吃饭，少年王昭远执巾履跟从禅师。知祥一见，就喜爱这个佛门童子。加之这个少年又“慧黠”聪明，知祥越发喜欢。当时孟昶也在少年，知祥就令他与儿子陪读，给事左右。两少年也是一见就互相喜欢，甚为亲狎。孟昶称帝后，以昭远为卷帘使。当时的枢密院权重难制，孟昶就以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使事，朝中事无大小，都交由昭远办理，府库金帛也随便昭远取用，概所不问。

孟昶母亲李太后觉得昭远不可用，告诫孟昶，不要委大权于这个庸人。孟昶不听。他与昭远似有男人间令人感动的友善。

王昭远好读兵书，常年手持一柄铁如意，自比诸葛孔明。

孟昶在位三十年间，中原正是多事之秋。后蜀却据险一方，基本平安，除了跟周世宗的一场战争，丢了秦州、凤州之外，似乎始终置身中原争斗之外。大本营几十年没有遭遇战争烽火。于是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史称孟昶所使用的尿壶，都用七宝装饰，可称极尽奢华。

据说这个用“七宝”装饰的尿壶，最后进入大宋后宫。老赵初时不知，当得知这个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个尿壶时，下令将其击碎，并且对孟昶说：‘你拿这个东西做溺器，又拿什么东西盛食物呢？奢靡如此，不亡国还等什么！”所谓“七宝”，诸说不同。唐时“七宝”为：黄金、白银、琉璃、水精、美玉、赤珠、琥珀。这都是用来供奉佛祖的贵重装饰用品。孟昶此举，不仅奢侈，更有轻佻渎神倾向。

孟昶继位时不过十六岁，人称“少主”。但少主却年少老成，有一种刚毅果敢之姿。孟知祥留下的老臣倚老卖老，并不曾高看这位少主。其中几个老臣残害百姓，恶名昭著。孟昶年纪轻轻使起杀伐手段，解决了几个老臣，很快树立起个人威望。以至于有个老臣李肇，平时见孟昶总是拄着拐杖，一次自藩镇来朝，像平时一样，杖而入见，自称有病在身，不能跪拜。等到听说孟昶居然干掉了几个老臣，吓得赶忙丢掉拐杖下拜。

孟昶将先帝故旧收拾殆尽，开始亲问政事。

执政之初，孟昶有鼓励言论自由的肚量。他好打球、好走马，又好房中术，还多次从民间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宋无名氏《五国故事》记载，孟昶曾在民间海选“有殊色”的女子充实后宫。民间害怕，纷纷寻找媒人快速结婚，史称“惊婚”。当时有个枢密副使名韩保贞，见民间“惊婚”怨声载道，于是恳切劝谏。孟昶听后大悟，当天就把良家女子放出宫去，还厚赐韩保贞。有人上书，说台省官应该选择有名望的士林清流充任。孟昶慨叹道：“光说意见，干吗不说具体要什么人来出任台省啊！”左右请以此来质问这个上书的人。孟昶道：“我见唐太宗初即位，臣下上书言事，皆见嘉纳，你们奈何劝我拒谏呀！”

他还特意在朝堂门外置放了铜匦（音轨），史称“以通下情”，也即用这个东西来与朝堂之外的士庶交流。

所谓铜匦，就是铜箱子。当初发明这个东西的是大唐武周时期的鱼保家。鱼保家投武则天所好，制作了一个铜箱子，分为东西南北四格，各格有口，信函投入，即无法拿出。四格分别命名为“延恩”“伸冤”“招谏”“通玄”；是将投信分作四类分别投入，“延恩”就是赞美朝廷，“伸冤”是诉说冤情，“招谏”是议论朝政，“通玄”是报告机密。考武则天当初也有“以通下情”的初衷，但这个东西久之就成了打击政敌的工具。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检举箱”。孟昶用了这个东西，并没有看到有效的政绩。显然，铜匦作用有限。

但孟昶所作的《令箴》是至今读来震撼人心的好东西。《令箴》共二十四句，宋人笔记《蜀梼杌》《容斋续笔》中都有记录。史称《御制戒石铭》。到了宋太宗时代，将这二十四句删繁就简，缩为四句十六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十六字，今人已经耳熟能详。宋书法家黄庭坚书写这十六字后，被人刻碑，又简称为《戒石铭》，复制到全国各地，千年来，长久地影响了帝国的各级官员。

于此可见孟昶也确有励精图治之念。

孟昶还令人在成都翻刻石经，又刻木版，批量印刷古籍。九部儒学经典也即“九经”就在乱世中得到了流传。今日为人所重之“宋版书”，很大程度上以“蜀本”为佳。主持西蜀“九经”工作的是毋昭裔。

此人少年博学，有见识，后蜀高祖孟知祥，曾在后唐做太原市长也即北京留守（后唐以太原为北京，首都为洛阳），镇守今山西地区，这时毋昭裔效力于孟知祥麾下为秘书长。后唐大军攻灭前蜀，随即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毋昭裔也随之前往，任掌书记之职。李嗣源时，孟知祥阴有割据称帝之志，引起后唐注意。为了防止孟知祥割据，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特派李严为监军，督察孟知祥行动。消息传入蜀中，毋昭裔与诸将吏请不要接纳李严。但孟知祥另有所想，准李严入境后，威风凛凛地将他杀死。不过毋昭裔劝拒李严入蜀，迎合了孟知祥的野心雄心，从此得到重用。称帝后，以毋昭裔为御史中丞。

孟昶时，毋昭裔做到宰辅之职。

王昭远的蜡丸密信

中原后汉建立时，汉将赵思绾、王景崇据守西北反叛，都有礼物送给孟昶求援。孟昶贪利，拟出兵接应。毋昭裔反对，为他陈说利弊，但孟昶不听，结果赵思绾、王景崇都被后汉所灭，蜀军也大败而归。

“九经”，在五代时期，有两处翻刻，一处在中原，由冯道主持，一处在后蜀，有毋昭裔主持。蜀本刻经告竣时间大约在公元953年，与冯道先后差不多。据记录者言，毋昭裔少时家贫，曾向人借《文选》《初学记》等书，那人面有难色。此事给多才敏感的毋昭裔刺激不小。他叹道：

“遗恨我家太穷不能靠我的力量得到这些书。他日我只要稍稍发达，就刻板因帅，争取给天下学子们阅读。”

此即传统所谓“圣贤发心”。

当他做到宰相时，就开始践履早年的誓言。他用自己的私财百万经营学馆，请人将儒学九部经典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奏请将《九经》刻板印刷。书成后，海内得之，无人不珍爱。五代时，南北两部“九经”的出版印刷，是罕见的文明亮色。

除了“九经”之外，他还令门人刻成《文选》《初学记》等，完成了少时的一个夙愿。

毋昭裔开中国私人出版图书之始，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读史至此，值得浮一大白。

后蜀宰相李昊已经看出了天下大势正在走向分久必合。于是对孟昶说：

“臣观宋氏启运，与大汉、西周不异。老天厌乱很久啦！一统海内，恐怕应该就是这个时期！我蜀若与大宋通好，进贡，也是保安三蜀之长策啊！”

孟昶也知道战端一起，恐非大宋对手，于是同意李昊意见，准备发使，通好大宋。这时候，枢密使王昭远出来，坚决不同意李昊意见。

王昭远正在读兵书，知道了很多兵家见解。这个没有经历过战阵的枢密使大员，以为万一蜀宋开战，巴蜀凭借天险地利，足以当百万雄兵。

他说服了孟昶同志。

孟昶将国防任务交给他全权处理。王昭远于是以景处瑭等人率兵屯峡路，又派遣使者往涪（今四川涪陵）、泸（今四川泸州）、戎（今四川宜宾）等州检阅水手，增置水军。

在他排兵布阵之际，有个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来向他献计：

“王公您一向没有勋业，现在担当枢密使这个要职，必先建大功以塞众人之口。观天下形式，我蜀地当西南，汉主地当东北，如果能约定北汉与我们一起出兵，夹击宋国，则中原表里受敌，我蜀即可出黄花（今陕西凤县）、子午谷（今西安南），一举恢复关右旧地。以此进击中原，则退攻都可获得主动。”

王昭远听罢大喜，一听说“出子午谷”，他就来劲了。这正是当年孔明几次“北伐”的要津，但诸葛胆小，居然不敢出子午谷！我王昭远建不世之功，就要出一次子午谷玩玩。

《乾隆御批纲鉴》说到此节，有眉批道：“以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听魏延之说，出子午谷以侥幸成功，昭远何人，乃欲从廷伟轻举？是徒启宋兵端以速蜀之亡耳！”就是诸葛孔明那样的人用兵，当初都不敢听魏延的意见，出子午谷以图侥幸成功。王昭远算什么人，竟要听什么张廷伟的轻率意见？这是白白地开启大宋兴兵的理由，加速蜀国的灭亡啊！

王昭远决计听张廷伟之计，告知孟昶后，派了三个使臣带着蜡丸密信去联络北汉。

但三使臣有一人名叫赵彦韬，行至汴梁时，带着蜡丸偷偷交给了赵匡胤。

宋师未出，巴蜀已定

老赵正在与诸臣研究川陕地形，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开战的借口。

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那个蜡丸，让后来的乾隆帝说着了，果然，老赵大笑：“吾西讨有名矣！”我讨伐西边的后蜀，师出有名啦！

老赵已经奄有荆襄，此地当后蜀之东，水路可抵蜀地。拜柴荣所赐，老赵还同时拥有秦凤，此地当后蜀之北，陆路可抵蜀地。赵彦韬等指陈后蜀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将这些关隘要塞画成地图。老赵命诸州造轻车，供山地输送之用，以备陆路攻蜀。一面又在开封城南朱明门外凿池引蔡水，造起楼船上百艘，训练水军，号“水虎捷”，以备水路溯江入蜀。又设西南面转运使，调度调运攻战物资。

乾德二年，公元962年十一月，宋太祖点将，兵分两路：

第一路，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

第二路，命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后勤部队则由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

并转运使麾下后勤兵马，总合步、骑六万，择日分路进讨。

出兵之前，王全斌等赴阙来辞，赵匡胤在崇德殿开宴，赐给金玉带、衣帛、鞍马、兵器不一。

老赵又拿出西川画图来授给王全斌等，并因此问他们：“这一趟，西川可取否？”

王全斌等人答对道：“臣等仗天威，遵妙算，克日可定也！”

有一位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前奏道：“西川若在天上，那可拿不到，只要在地上，臣等到时即平。”

老赵听后很高兴，史称“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特意嘱咐王全斌说：“凡克城寨，只需要登记器甲、刍粮；有钱帛之类，全部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老赵最后叮咛王全斌说：“西川将校北人不少，多是投奔过去的中原人物。可以诏谕他们，令其转祸为福，有能为大军向导、供给粮草、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朕当议给优赏！全斌你行营所至，务必告令军士：不得焚荡庐舍，不得殴掠吏民，不得开发邱坟，不得剪伐桑柘，违者当以军法从事！切记！”

老赵的战略安排是：王全斌、崔彦进率所部主力三万多步骑出凤州（今陕西凤县），拟南下后入蜀，为北路。刘光义、曹彬率所部两万多步骑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拟溯江入蜀，为东路。二路分进合击，拟会于成都。

宋师两路出汴梁南门后分道，一奔北，一奔南。一时间，大梁城外浩浩荡荡，尘埃蔽日。

蜀主听说北师已动，就正式拜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左右卫圣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都监，山南节度使韩保正为招讨使，洋州节度使李进为副招讨使，率兵拒战。并告知皇太子孟玄喆也做好准备，必要时出师抵抗宋师。

行前，蜀主对王昭远说：“今日之师，爱卿所召也。你可要勉力为朕立功啊！”

昭远读兵书正在劲头上，领兵之际认为建功机缘已到，下令全军士兵都打了黑乎乎的花脸，以壮声威。

蜀军始发成都，孟昶命宰相李昊等在城外为之饯行。

王昭远手执铁如意，以为自家有兵法方略，大有睥睨天下之志，一时不免顾盼自雄。酒酣，攘臂，对李昊说：“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小儿，取中原如反掌耳！”

“攘臂”，古汉语说某人激奋冲动，常见“攘臂”一词。“攘臂”者，捋胳膊挽袖子也。

宋师将要“征服”的，就是这样一群活宝。

宋人陶谷《清异录》，说孟蜀遭遇宋师，派兵捍御，大军首领乃是皇太子孟玄喆、平章事王昭远。史称“玄喆乳臭子，昭远仆厕材”——孟玄喆实在是乳臭未干之小儿，王昭远不过是充当下人之才具。太祖听说后蜀以如此干部队伍对付久经训练的大宋雄师，笑叹道：“孟昶都无股肱爪牙，其亡不晩矣！”

孟昶全都算上没有个像样的得力人物。他的灭亡不远了！

此际，老赵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大兵西行之时，同时下令在汴梁右掖门，南临汴水处，为蜀主孟昶修建宅邸，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一应生活用品俱全。以此待孟昶归降。这事有点像当年英美联军攻打伊拉克，战端未开，诸军就已经在开始研究战后安排问题，萨达姆的命运已经事先确定。老赵也事先确定了孟昶的命运。平蜀，在赵匡胤这里没有悬念。他心情出奇平静，甚至安排宋师出征后，偷闲到近郊玩了一次狩猎活动，借以消遣寂寞。

攻占利州大获粮草

乾德二年十二月，北路王全斌等攻拔后蜀多处关隘、要塞，将蜀兵盘踞在陕北的据点兴州（陕西略阳）攻克。击溃蜀兵，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后蜀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陕西勉西）。全斌又攻破川北二十余寨。蜀招讨使韩保正听说兴州已破，就放弃了山南，与蓝思绾合兵一处，退保西县，依山背城，结阵自固。

宋师先锋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张晖，督兵开辟川陕咽喉大散关一路，他亲身劳作，慰劳士卒，史称“且役且战，人忘其劳”，一边与蜀兵打仗，一边建设沿途要塞。到青泥岭，劳累过度，病死。赵匡胤下诏“优恤其家”。平蜀战役中，宋军士气之高，前所未有。较之征潞州、平扬州、扫荡湖湘，士卒似乎更愿意效命疆场。大宋带出了一支具有空前战斗力的部队。

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先锋进攻西县，韩保正望见宋师军旗严整，将士威风，吓得不敢迎战，一味坚守。但不久被史延德击破，韩保正被擒。宋师获军粮三十余万斛。

崔彦进、史延德等率部南下，越过三泉（陕西勉西南），直抵嘉川（今属四川广元），俘虏、杀伤甚众。

蜀军韩保正余部为阻宋军南进，烧绝栈道，退保葭萌（今属四川广元）。

王昭远、赵崇韬率军屯驻利州（治所在广元）及利州北部的大、小漫天寨。此地当嘉陵江东岸，乃北边入蜀之咽喉要道，群山险峻，宜守不宜攻。又因烧断栈道，宋军一时被阻。

王全斌乃命崔彦进率一部兵力紧急抢修栈道。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九国志》《十国纪年》《蜀梼杌》等记载，言“蜀人虽烧栈道，而江水浅涸，岸路平阔，王师皆徒步而进”。但《长编》认为此说与国史记载不同，又认为“事恐不然”，没有采取这个说法。我恰恰以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时当冬令，万木枯槁，江水或有浅涸之处。若河床收缩，自能露出两岸平畴，大军踩着江床鹅卵细石而过，是可能的。

此时，崔彦进已经攻克小漫天寨。王全斌自率主力从嘉川（四川广元东）东南的罗川小道迂回前进，与崔彦进约期会师深渡（小漫天寨南嘉陵江渡口）。不数日，攻占几处要隘、桥梁，王昭远集合蜀军精锐作困兽斗，但被宋军夺气，三战皆败，最终放弃大漫天寨。宋军又连拔多处要塞，俘义州刺史王审超等多人。

利州，几乎没有惨烈的攻城之战，宋军在城外已经击溃蜀军精锐，十二月三十日，顺利进占利州。获粮草八十万斛。此役之后，宋军粮草已经无须远途转运，兵法谓之“因粮于敌”。朝廷派出的随军转运使给事中沈义伦、西南面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不必担心粮草问题了。

水陆夹击攻克夔州

沈义伦为人“清介醇谨”，清廉耿介而又淳朴谨慎，老赵对他很信任。老赵车驾外出亲征或巡视，几次都令他留守京师。沈氏拜佛教，信因果。曾经盛夏时坐在室内，任凭蚊蚋叮咬，孩子们拿来扇子替他赶蚊子，还要遭到他的叱责。在相位时，正赶上荒年，乡人向他陆续借粮达到千斛（一斛十斗），到了年末，他将乡人借粮的借据全都烧了。建隆三年正月，任户部郎中，从吴越出使回来，看到江淮之地闹粮荒，有人饿死，就向老赵上疏道：“扬州、泗州很多饥民饿死，但郡中有战备粮百余万，可以贷给饥民，等到了秋天收上新粮再补充军粮。”朝廷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说：“如果连岁粮荒，秋后收不上粮来，谁能承担这个责任？”沈义伦回答：“国家正在施行仁政，自应感召天地和气，如此可有望得到丰年。难道还担心水旱吗？”老赵爱听这话，于是下诏：“淮南道官吏发仓廪以赈饥民。”

沈义伦有民生倾向，饥年当活人不少！赞一个！

利州一下，后蜀北部大门洞开。

王昭远应该第一次体会到了“仓皇”的感觉，于是持铁如意，伏鞍南奔百余里，退保剑门（四川剑阁）。逃跑时，他倒是没有忘记焚毁浮梁（浮桥）。

宋师东路水军更顺利得一塌糊涂。

时归州路副都部署刘光义，都监、枢密承旨曹彬所率两万步骑已入三峡，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杀其将南光海等，死者五千余人，生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等一千二百人，夺战舰二百余艘，又斩获水军六千余众。于是乘胜向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白帝）推进。

夔州为巴东咽喉，其地位相当于川北的利州。夔州一下，后蜀的东大门就打开了。蜀军也知利害所在，于是在夔州城东架设起粗大笨重的铁链，布置起连绵两岸的锁江浮桥，浮桥上又设“敌棚”三重，夹江也即在江水两岸排列炮具。

所谓“敌棚”，也称“敌楼”，本来是用于城墙上的防御建构，现在后蜀在拦江浮桥上搭起“敌棚”，而且高达三重，上有穹庐状顶棚。三重楼屋，既可瞭望，又可发弩。这就有了居高临下的主动防御态势。想象中敌棚内如设伏弩，又可射出硫黄火箭的话，对于水上进攻者，应该是一个极大威胁。盖江水自西向东而流，宋师自东向西溯流而上，速度会受影响。宋师舟舰，对蜀军言，几乎相当于静态的战术打击目标。弓力强劲的伏弩，宋人已经有射程达千米以上的记录。蜀军之强弩，未见记录，折中猜度，五百米射程应该可有。夔州一役，若蜀军取仰角射击，带着硫黄火的箭镞从高空自然落下，则宋军舟船被引燃的可能极大。此时又是冬季，如果遇到不大不小的西风或西北风，宋师休矣！

夔州，成了蜀军最后的安全防线，于是不惜血本，严防死守。

但太祖赵匡胤从投诚过来的蜀人那里早已知道夔州要塞的防卫部署。多年征战经验告诉他，此一防线没有正面攻取的可能性。当初刘光义临行前，老赵曾召他商议东路攻取韬略。在地图前，指着夔州形势对他说：“你溯江至此，切勿以舟师争胜！可先派步骑潜入岸上击之。等到蜀军稍有退却，再以战棹前行，水陆夹攻，可必取也！”

刘光义听从了老赵的意见。

来到夔州境内，距离蜀军拦江设施三十里许，分兵舍舟上岸，沿两岸河床西进，出其不意出现在蜀军之前，于是上岸，借助地形地物，躲过伏弩，一举夺下拦江浮梁。随后引舟而上，于是兵迫夔州白帝庙西。

蜀军开始困守夔州。

蜀宁江节度使太原人高彦俦对副使赵崇济、监军武守谦说：“北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我辈当坚壁待之。”

武守谦不同意高彦俦的意见，他说：“现在敌寇就在我们城下，不去攻击他，又何待也？”

于是，武守谦独领麾下千余人出城击宋军。

宋师刘光义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等引兵与武守谦战于夔州猪头铺。一战，守谦败走。张廷翰乘胜袭取猪头铺，并在追击中，随武守谦败军进入夔州城。

蜀将高彦俦见武守谦败回，于是整众打算出城与宋军决斗。还没有出城，这才发现宋军已经入城了。于是结阵巷战，但力战不胜，史称高彦俦“身被十余创，左右皆散去”。高彦俦匆忙奔回府第。他的判官罗济劝他单骑归蜀，回成都，高彦俦说：“我昔日与周师战，已经失去秦川，今复不能守此，纵人主不杀我，我何面目见蜀人乎？”

罗济又劝他归降宋军。高彦俦道：“我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岂不殃及高氏家族！今日之事，只有死耳！”

他解下随身佩戴的符印交给罗济说：“君自为计！”你自己去想办法逃生吧！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高彦俦之死只有十九个汉字：

乃反拒其户，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楼，纵火自焚。

于是反关大门，整理衣冠，望西北方向再拜，登上府邸阁楼，纵火，自焚而死。

另一种记录见于北宋人撰《九国志》，其说云：“王师坏门而入，彦俦挺剑拒之，杀十余人，乃登楼，纵火自焚而死。”《续资治通鉴长编》不取此说，我也不取。盖一死之际，从容为壮。高彦俦攻守无计，但死志不俗。“整衣冠”而死，实有大贤气象，可为后蜀没落王朝平添一点血红亮色。

后数日，刘光义等得高彦俦尸骨于火后灰烬中，“以礼葬之”。

天兵突降攻破剑门

北大门利州、东大门夔州俱破，后蜀大势已去。

后蜀境内各州郡纷纷降宋。

蜀主听说王昭远等已败阵，甚为恐惧，于是拿出更多金帛，招募更多将士增援。

说话已经到了转年正月。孟昶来不及过年，命太子孟玄喆为元帅，武信节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同平章事张惠安副之，带甲万余人，驰援剑门。剑门乃是成都北部最后屏障，故蜀军必须守住剑门，才可拱卫成都安全。

孟公子所有的旗帜都有细致的文绣，旗杆也都用锦绸包裹，但大军将行之际，忽然有雨，孟公子担心锦绸被雨水泡湿，命令去掉锦绸。忽然雨又停了，又命令全都重新裹上。但慌乱中，旗帜往往弄反。孟玄喆军中还带着爱姬，爱姬们一律乘坐豪华的辇乘，昔日宴乐的乐器也全部带上，更有演戏的优伶数十人跟从，远远看去，这支部队的中军，就像一个庞大的戏班子。史称“蜀人见者皆窃笑”。“窃笑”用语甚妙。蜀中父老如果在意这个蜀国，应该“见者皆忧虑”，但蜀人不忧反笑，于此可以约略看到宋师征蜀时的天心民意。“窃笑”，再进一步，就应该是“带路党”啦！

这时王全斌克利州后，正在向剑门推进。到了城下，发现此地依仗天险，城门城墙峻极高大，若强攻，必有损伤。

于是王全斌召开了一次军情会议。他说：“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当。诸位都说说你们的进取之策。”

侍卫军头向韬说：“从得到的降卒那里知道，此地到嘉陵江东，越过几重山，有一条小路，名叫来苏。蜀人在嘉陵江的西边置办了很多营栅，但是没有多少防备，对岸可渡。渡江后，南行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会合。此即剑门之南。大军行此路，等于天降剑南，剑门之险不足恃也。”

王全斌闻言，就要率全军奔赴剑南。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说：“蜀人数战数败，胆气夺矣。大军不可离开，可急攻而下也。且来苏是个小径，主帅不宜自行，只需派遣一员偏将前往即可。若抵青疆，北与大军夹击剑门，一定能捉住王昭远等人啦！”

王全斌同意这个意见。

于是史延德分兵趋来苏小径，跨江建浮桥，很快到了嘉陵江西侧。

嘉陵江西侧蜀军见宋兵忽至，以为天兵，纷纷弃寨而遁。

史延德趋至青疆，来到剑门之南。

剑门已在宋师钳形夹击态势之中。

蜀将王昭远手持铁如意，登城楼查看形势，知道军情不利，于是令偏将守剑门，自率部分大军退守汉源坡（今四川剑阁东）。

这又是“后蜀诸葛”的一招臭棋。分兵的结果是：城内力量削弱；士兵气馁。故王全斌调动精锐，几天工夫，攻破剑门。

王全斌都来不及休整军队，剑门一下，即刻派兵急趋汉源坡。

蜀将赵崇韬布阵，策马来战。王昭远则躺在胡床，吓得已经不能起身。赵崇韬战败，下马，短兵相接，手斩宋兵数人，最后被擒。

王昭远见状，脱下甲胄化装后投窜东川，藏匿到百姓家的仓房屋子里，悲叹流涕，俩眼哭肿。他开始整日背诵罗隐诗句：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讨东征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馀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在他口中更是念念不忘，直到被大宋追骑所获时，还在念叨“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位“后蜀诸葛”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我想象擒获王昭远，很像一幕蒙太奇：追骑将他提去之后，地上应该留下那个铁如意，在凌乱的仓房地下，谷草堆中，铁如意可以被推成一个特写镜头。

兵临蜀都孟昶请降

王全斌破剑门、下汉源，杀戮蜀兵万余人。

这时后蜀太子孟玄喆的援军才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太子元帅此时与李廷珪等日夜嬉游，根本就不管军政。直到听说剑门已破，想去退保东川，又听说东川也被宋军控制，乃于第二日弃军西还成都，一路上还烧毁了无数的庐舍仓廪，败军自毁财富物资，名义是不给敌军留下值钱的东西，其实受害者乃是本国子民。所以，孟玄喆此举构成了犯罪——即使在大宋时代，这也是一种罪行。

这个正月，京师汴梁大雪，老赵设毡帷于讲武殿，穿紫貂裘帽办理公事。他忽然想起西征将士，于是对左右道：“我穿得这么厚实，还是觉得寒冷。念西征将帅露营露宿，冲犯霜霰，何以堪处！”

说罢，当即解下裘帽，派遣中黄门从驿站接力送到成都城下，赐给王全斌。并晓谕诸将：裘帽只有一件，不能遍及西征将士。

虽然赐裘帽不过是个象征动作，但老赵体贴前线将士的心思，却传导出来了。史称王全斌“拜赐感泣”。

此时，王全斌同时得到了太祖颁来的两份诏书。

第一份诏书说：“西川行营所克复州县，伪署将士有窜匿者，限一月于所在地自首，不要治罪。”

第二份诏书说：“蜀方将卒死于锋刃者，所在地官方要代为收敛尸骸；行营战士受伤者，主帅要给以缯帛。”

两份诏书一下，当得千军万马，三蜀全境又收服降军无数，行营大军在天寒地冻中人人感奋，士气倍增。

赵匡胤还同时给巴蜀各州下了一份诏书：“大宋行营所经之处，各州府长吏要以牛酒犒师。”这意思就是要各州不战而降。

正月初七，大宋北路军直奔成都，在城外结寨连营，连绵数十里，旌旗一片。城外到处响起军械相碰、马铃撞击的金属声，战马嘶叫声，将士呼喊声，在料峭春寒中透着冰冷而又自信的杀气。

孟昶知道剑门已破，见太子奔回，又听说宋军已经兵临蜀都，于是登城，遥见宋师阵营齐整，旗帜鲜明，人强马壮。于是知道：大势已去。

史称蜀主“惶骇不知所为”，问左右：“计将安出？”

有老将道：“东兵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以敝之。”

蜀主叹道：“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现在要闭关鏖战，还有愿意效死力战的人吗？”

司空、兼武信节度使、平章事李昊劝蜀主封府库请降。

蜀主接受了李昊的意见，命李昊草写降表。

然后又派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伊审征奉降表到王全斌军前，投降。

此前，前蜀之亡，降表也是李昊草写；现在又来草写后蜀降表。据称蜀人有恶作剧者，夜半到李昊府前，在大门上写了几个字：“世修降表李家”。一时蜀中传以为笑。

但这个李昊有一事值得表扬。广政十四年，李昊修孟昶《实录》已到四十卷，孟昶要看看李昊都写了些什么。《实录》为记录帝王言行之流水账，但是源于《春秋》大义，对帝王隐秘制衡的政制措施，历代帝王因为有“实录”的存在，作恶时往往心存畏惧。这一传统有非明文规定：帝王不得亲看记录自己“事迹”的当代“实录”。孟昶要看，是违背这一游戏规则的。故李昊正言道：“帝王不阅史，不敢奉诏！”有规定，帝王不能翻阅自己的实录史，臣不敢接受皇上您的命令。拒绝了孟昶的要求。此事可入圣贤故实。我不忍因人废言，故在此特意插入一笔，概见李昊捍卫传统规则之勇气。

王全斌等驻扎魏城（四川绵阳附近）。后蜀伊审征奉蜀主降表来到。王全斌以礼受之，并派遣先锋都监、通事舍人田钦祚乘驿奏入汴梁。又派遣康延泽领百骑趋成都，见蜀主孟昶，晓谕宋太祖恩信，慰抚军民，并讨论受降仪式。

康延泽在成都留三日，返回。

大宋东路统帅刘光义、曹彬等发夔州西进时，沿途各州皆开门迎降，进入遂州后，刘光义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但诸将所过，都想屠城抢掠，曹彬极力禁之。故东路兵秋毫不犯。赵匡胤听说此事后，对曹彬刮目相看，高兴地说：“吾任得其人矣！”我这次伐蜀得到将才啦！

于是下诏褒奖曹彬。

几天后，王全斌从魏城来到成都北十里的升仙桥，蜀主备亡国之礼，北行十里，来到王全斌军门，正式投降。

王全斌按行前规定的程序，当场释放。等于蜀主完成一个投降仪式后，没事了。蜀主又为他的家族、老母以及先人坟墓等奉表求哀，史称赵匡胤“优诏答之，并谕西川将吏、百姓等使皆安堵如故”。以优厚待遇的诏书回答了孟昶，并同时晓谕西川的将吏和百姓，要像平时一样生活、劳作。老赵又下诏，蠲免蜀境去年的租税，以及今年的夏税之半。又诏：凡无名科役及增加的赋调，令诸州成文上报，经核实，应当除掉的，一律除掉。据说，当时成都人吃盐，一斤为钱一百六十，诏减六十；诸州盐价减三之一。民有穷苦乏食者，由地方开仓放赈。伪蜀文武将校奉孟昶来降者，由王全斌登记奏名，朝廷一体优待。各地亡命群盗，给一个月时间自首。有怀才而坚持操守，耻仕伪蜀朝廷者，要在各地搜访，妥为安置。所有后蜀的先贤坟墓所在地，禁止樵采。前代所有祠庙一律由官方加以修葺管理。

王全斌平蜀后，欲乘势取云南。云南之地自从唐代天宝末年被“南诏”割据后，到五代时又称国号为“大理”。宋太祖看着王全斌献来的地图，他知道当初大唐王朝为了“南诏”曾经有过兵火，于是手持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画了一条线，指着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吾有也。”所以，史称终大宋一世，“云南不与中国通”。但终大宋一世，云南也没有与大宋有过战端。

西川行营大军入蜀，最初的日子里，一切如常。

自王全斌等发京师，到孟昶出降，六十六天。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零二十九。

后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