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路知交尽掩门

因为“年青人周报”的陆凯声、卢咏珊的访谈，使我心湖内海里重又勾起了一段汹涌波涛。

十年前，曾在台遇上一劫（平生遇过不少大劫小劫，那一劫，算是较来势汹汹、余波涛涛的），所建立的“神州文社”数百人给一夕打散，我和小方给扣上“政治帽子”给关了起来，几乎就从此“不见天日”。而后，居然绝处逢生兼加死里逃生（主要可能是“当局”定罪“尴尬”，或是一念之仁，亦或是不欲老是抓住两个“烫手山竽”，但也不愿我们得以“逍遥自在”），所以诓我们先行离台返马，然后发布我们从未经审判过的“莫须有”的“叛乱”大罪，索性把这十分炙掌的“山竽”扔给大马政府。

这就可怕了。两个“惊弓之鸟”，几乎身无分文，“众叛亲离”下，而两人的互信也给长时间“离间挑拨”够了，闹垮了，整惨了，却要突然到另一个地去面对另一场“浩劫”。荒唐的是：这还是我们因向往中华文化精神而勇赴之地所一手摆布、设计和斥逐的。所以在“侦迅”过程里，我表达因关爱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致有种种文艺活动，居然给办案人员斥为：“你是华侨，凭啥‘爱国’！”这种闻言的痛心，足以使我本身整个价值体系为之崩裂。

大马是个反共的民主国家。以当地政府的势力，要逮捕我们，易如反掌，而台方在报上公布这等“亲共”大罪，我们纵能上诉得直恐怕也非伤即残了。当时，警方也确有传召我们，但一切程序依照法例而行，决无“逼人于绝、噬人于罪”的行为。我们自然杯弓蛇影、一夕数惊，其惨情、惶悚，看惯武侠小说的读者，绝对可以想像。

（莫忘了，当时，我身边还有好友小方，她曾遇到十分不公平、不公道、非人道的“待遇”。我之所以罹罪，足可以说是因为薄有文名和有点“虚权”之故，但小方完全是因为不肯像其他人一样忍心去“诬陷”一个好友——当时她已非我女友，这点大家都误解了——之故。我决不能让她再受冤屈，再入囹圄。这时际，我的数百名社友、数十名手足已“树倒猢狲散”，我这“猴儿王”在台的钱、人、甚至版权，也大都给“并吞”了。也别忘了，当时香港刚实行“即捕即解”，严格执行收紧移民留港法的当儿，我们在经济如此窘迫下，常只能留港三、五天至一、二周，就得被迫再“出门”他去。就算申请在港受雇居留，也得在大马当地办理，“风险”可想而知。如此居无定所，白眼处处，一路知交尽掩门的场面，足有三数年的流亡岁月，诸位对武侠小说情节耳熟能详的朋友，也一定可以想见。）

而今，一切都稳定下来了。我还是老样子，去到一个新环境，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不久之后，我又成了“个中人”，水乳交融，台湾可以来去自如了，在新马出入无碍，并已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这期间的惊变，不言可喻；朋友的相助，也尽在不言。想起当日被迫流连在马的日子，对大马政府能秉公而能明察秋毫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并以公正和审慎的态度来看待我的问题，使我不致于雪上加霜、冤沉海底，迄今还能给我无数的读者，在自由的空气下写自由的文章，我是感谢的。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说有什么可报我出生的国家和她的信任，这是我应感到惭愧的。不过，作为一个以中文创作的作者，我能出身于大马但能自由自在的在中国大陆、港、台等数个不同地区里继续写作、发表、出版和从事文化推广的活动，或许也同时显现了大马政治、文化风气的多元弹性和可望程度，这样，我或已竭尽棉力对刀子作出了较迁回间接的回馈了吧？

由于这是在自由意志下自愿写下的文章，其间并无被迫或给勉强的成份，这就像长了羽翼的鸟翱翔在雨后的清空时，以徘徊苍来回忆母鸟的哺育。这啁啾谢意，也是发自内心的。

稿于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收到中国大陆“三环出版社”苏斌来函谈印书事。

校于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大马为治母病及梁恙而结识名大夫施小墨、气功师郑昆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