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冲突类型的变项

现在你可以发现，每一个关系系统都是独特的。沟通类型在一个家庭、公司或班级中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在个人关系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人们管理冲突的方式：性别和文化。我们现在会看到这两个因素如何影响冲突，以及冲突如何被管理。

性别

男性和女性经常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冲突。在儿童时期，男性比是较攻击性的、命令的和竞争的，而女性是比较合作的。研究显示：儿童在从人学前到成年早期的这一段时间里，男孩会试着用他们的方式要求别人“躺下”、“不要挡我的路”、“把你的手伸过来”。相反的，女孩会用提议行动的方式“让我们去找一些”、“问问她是否有瓶子”、“让我们先把这个拿出去”。男孩在玩过家家的时候会告诉彼此要扮演的角色“过来，当医生。”而女孩通常以询问的方式决定每个人扮演什么“你是否可以当几分钟病人？”或提出一起做的提议“我们可以两个都当医生。”更进一步，男孩通常提出要求，而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我现在要一把电线剪子。”相反的，女孩经常会说明她们为何这样提议的理由”我们须先清洁他们，因为他们有细菌。“

成年女性会以攻击来处理冲突，但是比成年男性更容易使用间接攻击。青少年男性经常出现口头示威甚至直接诉诸身体暴力，青少年女性则比较会用耳语、背后说坏话、排斥分化等方式。这并不是说女性的攻击方式比男性的具有更少的破坏性，有一部由小说《蜂后和仿蜂后者》（Queen Bees and Wannabes）改编的电影《残酷女孩》（Mean Girls）就对间接攻击对自我概念和青少年女性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伤害提供了写实的描述。

这样的不同会持续到成人阶段。一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男性和女性会用相反的观点来看待冲突。不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如何，女性描述的男性往往比较关心权力，并且对谈话内容的兴趣高于关系议题。通常习惯用来描述男性冲突的句子包括“对男性而言，他们在冲突中认为最重要的是自我”、“男性不在乎感觉”、“男性比较直接”相反的，女性被描述为在冲突时更关心如何维持关系，通常习惯用来描述女性冲突的句子包括“女性是较好的倾听者”、“女性试着在解决问题时不去控制别人”、“女性更关心别人的感觉”当实际的冲突行为中双方的性别是可被观察到的时，女性比起男性在表达其想法和感觉时更加肯定，而男性则比较会从讨论议题中退缩。

这些不同并不是指男性不能形成良好的关系。正确的说法是，他们在形成良好关系的特征上是不同的。对于某些男性，友谊和攻击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自事实上，许多坚定的男性关系是建立在竞争一一例如工作或运动一一上面的。女性也可以竞争，但她们更常使用逻辑的理由和协商，甚于使用攻击。当男性和女性沟通时，比起他们在所有都是男性团体里，男性变得较少攻击，并有更多的合作。

以“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的相反观点来看待冲突，回顾大多数有关性别和冲突的研究显示：两性之间处理冲突的差异其实不大，有时候真正不同的是对男性攻击和女性顺从的刻板印象。我们”认为的“男性和女性处理冲突的差异，其实比”事实上的“来得更大。人们会先假设男性是攻击的而女性是调适的，会注意自己行为来符合这种刻板印象（“看他如何支使与差遣女人！一个典型的男性！”）。另一方面，那些并不符合这些刻板印象的行为（孬种男人，强势女人）会被认为是特例而不做考虑。

最后，有关性别对冲突的影响，什么是我们的结论？研究证明，是有一些细小的可以测量到的两性差异。但是，虽然男性和女性可能有不同的冲突方式的特征，在塑造每一位沟通者一一不管性别差异一一的处理冲突的方式上，关系的本质比性别更加重要。

文化

人们管理冲突的多样性，非常依赖他们的文化背景。直接说，肯定方法是北美的特征，但不是人类共同的普遍常态。

塑造冲突态度的最重要文化因素，或许在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在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文化里，目标、权利和个人需求被认为是重要的，人们同意为自己据理力争是属于每个人的合理权利。相反的，集体文化（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很普遍）认为团体比起个人重要得多。在北美的合理行为在这些文化里看起来会变成鲁莽和不得体的。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因素在于高语境敏感和低语境敏感的文化差异。回忆第六章中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在美国一类的低语境敏感文化里，直接和无修饰的状况是被奖励的。相反的，在日本一类的高语境敏感文化里，比较强调自我约束和避免当面对抗。沟通者在不同的文化中会使用不同说话规则来衍生对话的意义，例如语境敏感、社交会话和暗示。给对方保护和保留面子是主要目标时，沟通者煞费苦心去避免任何会招致谈话对象陷入尴尬的话题。因此，在亚洲人面前，“旁敲侧击”的方式更有礼貌。比如说，在日本，即使是一个“把门关上”一类的简单的要求都会显得太过直接，比较合适的说法是“今天有点冷”。再比如说，日本人很难直接用“不”来拒绝别人的请求，而是会说“让我想一下”。任何属于类似文化的人，都知道这像是个拒绝。

当间接沟通是文化常态时，寄望直接取向能够成功就是不合理的期待了。当人们从不同的文化面对一个冲突时，他们的习惯沟通类型就不会那么顺畅。美国的丈夫和他的中国妻子便可能会碰上这类问题：丈夫试着直接在口头上质疑妻子（一如在美国的典型），导致她变得暴力、防卫或从讨论中完全退缩，另一方面，妻子会试着经由心情的改变和眼神的接触（典型的中国文化）来展示她的不愉快，这却不会被丈夫注意（或无法理解）。无论是“他的方式”还是“她的方式”都无法运作，而他们也无法看到任何“和解”的可行方式。

美国人也不必跑到亚洲去观察在冲突议题上的文化差异，直接去美国城市的希腊区走一圈，当无意间听到当地友人的对话时，很可能会以为自己目击了一场争吵。

一个比较美国和意大利幼儿园儿童的研究显示：意大利儿童喜欢的消遣之一是反驳对方，他们称之为“讨论”，而美国儿童称之为“争执”。相同地，其他研究显示出，东欧地区的蓝领阶层犹太人会把辩论作为社交的手段。

在美国境内，沟通者的种族背景在他们对冲突的想法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团体成员之一的非裔美国人、墨西哥美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大学生被询问有关冲突的观点时，一些不同的差异便显现了出来。例如，英裔美国人看起来更愿意接受冲突是关系本质的一部分，而墨西哥裔美国人则会强调冲突的短期和长期危险。

一些研究主张我们冲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理所决定的。再者，学者主张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比其文化对冲突方式有更大的影响。例如，一个在不重视冲突的环境中长大的自信人，比起冲突多发环境下的不自信的人会有更多的攻击反应。最后，我们每一人处理冲突的方式其实都是一种个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沿用无效的方法，也可以改为使用比较建设性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