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各政权的车舆卤簿制度

这一时期政权交替频繁，车舆制度也随之而变化，与汉代相比，呈繁杂多变之势。魏、西晋时期基本沿袭汉代的制度，不过尽管文献上记述了沿袭周制的五辂（即玉、金、象、革、木五辂，或称五路），但实际上应用的主要是创始于秦的金根车。以后南北朝时期虽然又曾恢复五辂等制度，但主要是在西晋车舆制度的基础之上加以变化。《晋书》记载的西晋皇帝大驾卤簿是目前所见皇帝卤簿最早的完整记录，使我们可以对于这一时期皇帝出行时的侍从队伍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皇帝所乘的金根车驾六匹骏马，由太仆卿亲自驾驭，大将军三乘，左右有大批卫士护驾，属车八十一乘，前有司南车、游车九乘、武刚车、云罕车、蹋戟车、皮轩车等，后有黄钺车、大辇、金根车、五时副车、蹋猎车、耕根车、豹尾车等，三公九卿及将军、校尉等乘车或骑马在前后随侍护卫。

东晋以后车舆制度变化较大，而且南北政权的差异性也表现得日益明显。东晋政权由于财力、物力的缺乏，在车舆制度上亦采取节俭的做法，如将皇帝所乘车的马数减为四匹，大大缩减副车的数量，一度减为五乘，而且设五牛旗来充仪仗，“自过江之后，旧章多缺。元帝践极，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即古金根之制也。……无复五时车，有事则权以马车代之，建旗其上。其后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时车，竖旗于牛背，行则使人舆之”^[1]。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33年），增为十二乘^[2]；齐设有衣书车十二乘，以作为副车；梁仿晋制，设有五牛旗车，以象五时副车，但复制衣书车，亦称副车；陈复置五辂，并恢复五时副车制度。^[3]

十六国时期车舆制度较乱，而且记载不详，有些较小政权没有使用皇帝的车舆制度，但几个较大的政权，如后赵、前秦、后秦等皆沿用俘获的西晋旧车舆，或根据其形制加以仿造。如后赵“石虎正会，虎于正殿，南面临轩，施流苏帐，皆窃拟礼制：……充庭车马，金根、玉辂、革辂数十”^[4]。东晋淝水大捷后，俘获苻坚所使用的辇，即西晋时的旧辇；刘裕灭后秦，又获皇帝卤簿中的司南、记里诸车。^[5]因此，尽管政权交替频繁，但车舆制度的主体变化不是很大。当然，各政权又都有些改动，如石虎大驾中有金根辇、云母辇、武刚辇数百乘；苻坚在平定诸国后，以珠玑、奇宝、珍怪等装饰车乘等。

北魏初期制造了一批御用车舆，其形制与历代皇帝所用的车舆差异较大，有驾二十四马的乾象辇、驾二十牛的大楼辇车、驾二象的象辇、驾十二牛的小楼辇、驾十五马车等。到孝文帝改革服制时，根据旧典籍制作五辂，而将这些车舆封藏起来。以后虽屡遭战乱，这些车舆却一直完好地保存下来，到北周宣帝时又被取出使用，但使用时间很短，至隋初即被销毁。孝文帝时制造的五辂一直被沿用下去，在北魏后期又曾加以补充，五辂并驾五马。东魏、北齐皆沿用未改，北周藏而不用，隋初还曾保留使用。^[6]北魏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规定皇帝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护驾轻车及卫士千乘万骑，呈鱼丽雁行状；天赐二年（405年），改鱼丽雁行为方阵卤簿，列步骑兵为内外四重，王公大臣皆排列在队伍中。从文献记载看，北周时期依照《周礼》设定车舆制度，皇帝之辂有12种，皇后之车亦12种，其下还规定有公侯及大臣的车舆形制，但实际上有许多都未施行。隋初，北周的车舆都被认为是不合礼制，全部被废毁。对于皇太子和王公大臣所乘车辆的等级和数量也有着严格的规定，据《晋书·舆服志》记载，西晋时，皇太子乘安车，驾三，左右，另有副车三乘；诸公给朝车驾四、安车黑耳驾三各一乘，同时还给驾牛的皂轮、犊车各一乘；特进及车骑将军等位居二品的诸大将军给安车黑耳驾二、轺车施耳后户各一乘；三、四品将军及尚书省主要官员皆乘轺车，但尚书令及三品将军的轺车黑耳有后户，尚书仆射的轺车只有后户而无耳，皆为皂轮，尚书及四品将军的轺车则无后户，漆毂轮，中书监、令的车型与尚书仆射同。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下诏，依照汉代的旧例，给九卿朝车驾四及安车各一乘，其安车驾一马。三公九卿在随同皇帝参加祭祀天地、宗庙等重大仪式时，乘驾四马的大车，立乘；而在其他事务外出时，则乘坐安车；只有在其告老致仕时，才由皇帝赐给驾四马的安车。在上朝时，有些官员合乘车辆，如西晋初规定，中书监、令合乘一车，但和峤任中书令时，鄙视中书监荀勖，“以意气加之，每共乘，高抗专车而坐。乃诏监、令异车，自峤始也”^[7]。

指南车模型 根据《三国志》注引《魏略》和《宋史·舆服志》制作燕肃所传造法，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制作

前面已经提到，东晋时朝廷财力缺乏，连皇帝的卤簿都大为从俭，王公大臣自不待言，因此史书称：“自晋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8]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皇太子释莫，依照旧制，应当乘立乘车，但朝中没有，故此元帝特别下诏说：“未有高车，可乘安车。”^[9]南朝宋、齐、梁、陈大致沿袭晋的制度，但牛车的应用较西晋时期更有所增加，如南朝梁规定，“二千石四品已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10]。依官员品阶而给予不同的车型，三公至尚书令给鹿幡轺，尚书仆射等给凤辖轺，领军、护军、尚书等给聊泥轺，御史中丞给方盖轺，其差别主要表现为是否有车耳、后户及车轮的颜色等。

北魏前期官员车舆制度记载不详，中期以后规定皇太子乘金辂，驾四马；三公及宗室诸王乘坐与辂形制相近的高车，驾三马；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射以下至列卿，给轺车，驾一马，或乘四望通车，驾一牛。

北齐大致沿用了北魏的制度，又稍加改变，“正从一品执事官、散官及仪同三司，乘油朱络网车，车牛饰得用金涂及纯银。二品、三品乘卷通车，车牛金饰。七品以上，乘偏车，车牛饰以铜”^[11]。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虽在北魏元邵等宗室或高官的墓葬中出土有陶牛车，但车的具体形制仍不够清楚，而1979年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中发现，在墓室西壁的壁画上，“前部为通安车，赤轮华毂，金饰诸末，卷棚顶，侧绘黼黻，上飘锦幡，前后皆垂帘，轼前覆以莲叶图案帷幔。辕内驾牛，驾具皆以黄金装饰”^[12]。使我们得以一睹北齐高级官员所乘牛车的形象，娄睿为北齐重臣，生前历任司空、司徒、太尉、大司马、录尚书事等要职，死后追赠右丞相、太宰、太师、太傅等高官，是正一品执事官，依照文献记载，他应乘油朱络网车，报告中通安车的提法似尚需商榷。此外，发掘简报及所附图片、线图等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车舆制度提供了可信的资料。现存文献中虽有关于北周官员车舆规格及样式的记载，但历来研究者对其都有疑问，目前西魏、北周时期的墓葬发现不多，尤其缺乏车舆方面的形象资料，因此，对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将来地下文物的出土。

官员出行时除自己乘坐的车辆外，还有导从车辆及护卫人员，亦称卤簿，其数量依据官员官阶的高下而增减。东汉时规定秩三百石的县长出行时，其属下的贼曹、督盗贼、功曹各乘一车为前导，主簿、主记各乘一车为后从，还有手执弓箭的伍伯及带剑执启戟的骑吏等在前面驱赶行人。官阶越高，则侍从车马护卫越多，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东汉墓中的壁画就依墓主的仕宦经历而绘有六幅出行图，随其官职的升迁，侍从车马明显增加，而且从车的规格也有所提高。^[13]魏晋时期官员的卤簿大致沿袭东汉的制度，而到南北朝时期则南北政权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南朝仍继承魏晋传统，侍从车骑并重，辅之以步行的伍伯等，北朝则形成以骑从为主的卤簿，从目前所发现的几座北朝高级官员墓葬中很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北齐娄睿墓壁画的出行图及回归图中，除主人所乘坐的牛车外，侍从皆骑马前后护卫，与汉墓壁画中大量车马侍从的情况有着明显的区别；北魏元昭墓中以牛车为主的外出仪仗俑亦表现出同样特点。

卤簿是官员身份的外在表示之一，因此很为人所追求，南朝齐中书郎王融外出时正逢朱雀桁（浮桥）开，拥挤不得前行，他叹息说：“车前无八驺卒，何得称为丈夫!”^[14]但有些官员出于生性不拘小节或为避嫌疑，没有按照自己官阶的规格布置卤簿，如南朝宋时的沈庆之，“每朝贺，常乘猪鼻无车，左右从人不过三五人。骑马履行园田，政一人视马而已。每农桑剧月，或时无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15]。南朝齐司空陈显达为免于招致祸患，“车乘朽败，导从卤簿，皆用羸小，不过十数人”^[16]。南朝宋镇西将军咨议参军王华为显出与性情豪奢的司马张劭的不同，“华出入乘牵车，从者不过二三人以矫之”^[17]。

还有一些官员则不同，南朝梁势倾朝野的朱异，“起宅东陂，穷乎美丽，晚日来下，酣饮其中。每迫曛黄，虑台门将阖，乃引其卤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籥”^[18]。有时，身兼数职的官员将各职可享有的卤簿皆排列出来，北齐琅邪王高俨得到父亲高湛的宠爱，身兼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司徒、御史中丞等要职，“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之官属，中丞之威仪，司徒之卤簿，莫不毕备”^[19]。不过，有卤簿的官员在同车而行时，不得将彼此的卤簿合在一起使用，南朝齐时建康令萧诞与秣陵（两县皆在今江苏南京市，以秦淮河为界）令司马迪之同车行，将卤簿合在一起，尚书左丞沈昭略上奏说：“凡有卤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驺寺，请免诞等官。”^[20]

这一时期车辆与秦汉时期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牛车的广泛应用，使牛取代马而成为这一时期公私车辆的主要动力。这一变化始于东汉后期，《晋书·舆服志》：“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西晋皇帝大驾卤簿中的御轺车、御四望车、御衣车、御书车、御药车等皆驾牛，而公卿大臣在日常也多乘坐牛车。如三国吴太常、平尚书事顾谭被诬下狱时，家中惟有犊车一乘，牛数头。^[21]西晋时以豪奢著称的石崇、王恺亦乘牛车出游，并以入城门先后来争胜负。^[22]南北割据后，无论东晋南朝还是十六国北朝，牛车都是人们出行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身为东晋辅政大臣的王导在紧急出行时仍乘牛车，为争取速度，不得不用所执麈尾助御者驱赶驾车之牛^[23]；南朝齐侍中王琨得知齐武帝去世的消息，因牛不在宅，遂步行入宫奔丧^[24]；北魏时规定，御史中丞出行，“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25]。除文献记载之外，在各个时期的各地墓葬中出土的陶牛车及壁画、画像石等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6]

牛本以负重行远而被用于运输，但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精心挑选和培训下，牛行的速度也相当快。前面已提到的石崇与王恺争胜时，牛驾车奔跑起来，“迅若飞禽”；王恺有一头名为“八百里驳”的牛，号称日行800里，王济在与王恺对赌时，以钱千万下注；直到南朝时期豪贵子弟仍以牛快相夸耀，齐时陈显达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27]。牛速的提高还有赖于驭者的技术，为追求车速，驾驭牛的技术也日趋精湛，王恺在收买石崇驭者，得到驭牛诀窍后，其车速大为提高；南朝宋刘德愿善于驭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未至数尺，打牛奔从柱间直过，其精如此”^[28]。因此，当时牛车的速度已接近于马车速度，这是牛车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因素。据日本学者统计现代挽牛的平均速度为每秒1.17米，挽马的平均速度为每秒1.361米，相差并不悬殊，亦可作为参考。^[29]

牛车的形制也与汉代用于运输的牛车有了很大的区别，前面已经提到南朝时期轺车亦驾牛，但目前所见到的陶俑、壁画、画像石等图像资料中的牛车大多为全封闭或半封闭式的车厢，左右两边开窗，后面开门或前后以帷幔遮蔽，驭者在外驾驶，而乘坐者在厢内或坐或卧，加之牛车较马车走起来要平稳，故乘坐的舒适度明显增加，这对于不拘礼教、讲求个人舒适的士族来讲，确实比马车更为适宜。因此，牛车不仅在缺乏马的南方十分普及，在北方也被人们广泛使用。

第二，立乘方式在乘车中所占的比例已极小，仅应用于某些较重要的仪式上。先秦时期车辆以立乘为主，至秦汉时期安车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坐乘开始普及，这一时期继承了秦汉时期的变革趋势，立乘在日常生活中已几乎看不到，仅应用于部分高级官员随皇帝参加祭祀等活动时。有些政权如前面提到的东晋政权初期，甚至没有立车，在旧制规定应乘立车时，代之以安车。

第三，辇舆制度在这一时期有较大发展，尤其是南朝，这对于隋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详见本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