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居民宅院及坞堡与寺院

在这一时期的居民中，能拥有庄园或建造园林的毕竟只占极少部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住宅只是一个供其遮蔽风雨、抵御寒暑的生活与休息的场所，包括一部分士族及较为清廉的官员在内，大部分人的住宅是较为简陋的，仅可满足其对居住的最低要求。以下仅就目前所见资料对当时一般居民的居住情况作一大致的概述，同时也简单谈谈坞堡这一战乱时期的特殊聚居形式以及当时遍布全国的寺院。

在本章的第一节中已以北魏时期的洛阳为例大略谈到居民区在城市中的位置以及里坊的基本情况，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有居民10.9万余户，分布在全城220个里坊中居住，平均每里近500户居民，当时的标准里坊方三百步，五尺为一步，如以每尺合今0.3米计算，则平均每户占地约270平方米。当然，其中包括王公贵戚及士族豪强的宅院，因此，一般居民住房的占地面积要大大小于这一数字。建春门外的建阳里内有士庶2000余户，并有佛寺十所，如以佛寺占里内面积十分之一计，则每户占地不足70平方米，这大概更接近于当时一般百姓的实际情况。

北魏时，洛阳里坊的规格较为统一，每里皆设有里门，有一定的启闭时间，由里正等官吏加以管理，仅有极少数宅院、寺院的大门可直接通向御道。当时，还有一些城市的管理也较为规范，如东魏、北齐时期的京师邺城，就沿袭洛阳的管理程式，不过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这么完备的管理。如东晋初期的京城建康，廷尉张闿家住小市附近，因企图夺占左右民宅以扩大自己的宅院，“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所患之”[82]。由其私做都门一事，可以想见当时建康没有正式的里门，也缺乏严格的管理措施。至于一些中等城市，则其管理要更为松弛。

在乡间则仍多是聚族而居，朝廷通过地方官吏来层层加以统治。但在战乱时期，当政权的法令已无法贯彻到基层时，则又形成一种新的聚居形式，即以宗族、乡里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坞堡（亦称坞壁）。坞堡主大多由控制宗族权力的士族、豪强担任，坞堡内的各项事务皆由其主持。[83]实际上，坞堡不仅是个聚集起来进行自卫的武装单位，而且是个安排生产与生活的经济单位，有时还是得到朝廷承认的基层政权组织。当坞堡建立在本乡时，属下各户基本上还住在原来家中；而在因躲避战乱进行迁徙时，则其住处全部由坞堡主来作安排。这一形式在汉、魏之际以及西晋“八王之乱”后尤为多见，十六国时期战乱不停，坞堡成为北方百姓生存的主要形式之一。直到北魏统一以后，尤其是施行“三长制”后，才以政权任命的三长来取代坞堡主进行管理。不过，聚族而居的状况并未改变，“至若瀛冀诸刘，六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相接，比屋而居”[84]。因此，在北朝后期的战乱时，这一现象又广为出现。近年在嘉峪关发现的魏晋墓葬中有一幅砖画，画上有一个建有望楼的小城堡，堡墙上还筑有雉堞，旁边有榜题“坞”字，[85]这大概就是当时坞堡的一般外观情况了。

秦汉时期修造房屋时已大量应用砖、瓦等建筑材料，在这一时期的豪华建筑中更是应用了琉璃、铜柱以及各种镀金饰物作为装饰。从建筑技术上讲，已能修造高层的塔式或楼台式建筑，而且除宫苑、寺院以外已用于民居。如南朝齐末陶弘景“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86]。北魏时洛阳城西大市周围的十个里坊，“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相通，迭相临望。”[87]不过当时高层建筑主要是为登临眺望和防护守望，并未普遍用于居住，因此，二层以上的建筑仍较少见，一般住宅大多是平房。

居民宅院的基本格局仍沿袭汉代的传统，少者为一堂二内，即与今天的一明两暗相似，多者则有两进、三进乃至多进的大宅院，一般外面皆有院墙。近年在宁夏彭阳北魏前期墓葬中发现一座土筑房屋模型，使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的房屋能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模型位于土圹的后端，在土圹前端亦有一粗制房屋模型，据发掘者认为系模拟门楼，两模型之间的空间为天井，构成一完整的庭院。模型房屋顶部为两面坡式，两坡各有13条瓦垄，正脊仿砖砌，两端置鸱尾。正面中部为一双扇门，门及门框皆涂朱红彩，两边各有一直棂窗，每窗有四根窗棂。[88]其形制与近代房屋差别不很大。不过，这模型只反映当时房屋的一种样式，房屋形式也随家庭人口及财产的多寡而差异很大，如北方士族弘农杨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等皆百口同居，则其宅院当甚大。河北安平出土的东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室南耳室北壁壁画中栋宇森列，多进院落相互毗连的大宅院就是这种大族宅院的滥觞。[89]南方的习俗是兄弟长成后即分居，则宅院相对而言就要小一点。

朝中较高级的官员的住宅一般有数十间房屋。西晋大臣山涛死后，其部属上奏说：“（山）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90]晋武帝司马炎下令为其子孙增建房屋。晋武帝还曾下诏为王沈、鲁芝各建房50间，可见这是当时的一般标准，上述官员都是不足这一标准而由皇帝下诏增建的。低级官员及一般百姓的住宅则多为数间至十数间。

地方主要官员及朝中各府署长官在任职时可住到官府拨给的府宅中，在卸任后再回到自己的私宅，前述山涛旧第，即指其私宅。只有少数得到皇帝宠信或年高望重的大臣经皇帝特许后，方可以自己家宅为府署。[91]僚佐也多居住在官府提供的公廨中，如西晋时陆机兄弟就居住在参佐廨中，兄弟共住三间瓦屋。[92]出京任职的官员在返京后多用自己在任上搜刮来的财产（一般称作还资）在京购置住宅。南朝宋时，蔡廓自豫章太守被征入朝任尚书，“起二宅，先成东宅，与（兄蔡）轨，（蔡）廓亡而馆宇未立，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补宅值”[93]。王琨自广州刺史还朝，宋孝武帝询问他还资多少，王琨答道：“臣买宅百三十万，余物称之。”[94]由于这已成惯例，故偶有例外，则为人所称道。裴昭明自始安内史还朝，他为官廉洁，无钱买宅，齐武帝萧赜说：“裴昭明罢郡还，遂无宅。我不谙书，不知古人中谁比?”[95]

当时住宅买卖都有文券，并要交税，“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96]。这一制度也为南朝所沿用，卖宅者在宅门题门帖，就表示出售[97]，有些权贵则倚仗势力用悬券的方式来强占百姓的住宅。[98]另外，还有人代人估算房价，并从事房屋买卖中介业务。[99]

当时宅院的价格自数万至数十万钱，贵者有100多万，乃至1000万以上者。有些廉洁的官员无钱买宅，只能租赁或借住，北魏时鹿悆“虽任居通显，志在谦退，迎送亲宾，加于畴昔，而自无室宅，常假赁居止”[100]。南朝齐时孙谦，“每去官，辄无私宅，常借官车厩居焉”[101]。

尽管砖瓦的应用已很广泛，但除朝中权贵、富商大贾外，居住草屋茅舍的人还相当多，其中也包括一些士族以及较为清廉的官员。东晋时会稽内史孔愉，“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102]。南朝梁时曾任中书侍郎、鸿胪卿的裴子野，“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103]。北魏前期百官无禄，主要靠朝廷赏赐，贪浊者肆意贪污、受贿，自然十分丰足，而廉洁者则十分清贫。任中书侍郎27年的高允，家中就只有草屋数间。这些出身士族的官员尚且如此，一般百姓自不待言。南朝宋文帝派王玄谟统兵北伐，围攻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时，因城内多茅屋，曾有人提议用火箭去烧毁城中房屋，以协助攻城。南方气温较高，竹子取材方便，故多用以作为建房材料，因此当时人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104]隋在准备进攻南朝陈时，曾打算派人去烧毁民房，以耗损陈的国力。

除竹茅草屋外，还有居住在土窟石穴之中的，如晋朝隐士孙登是汲郡人，“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105]。张忠隐居于泰山，“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北魏宗室元弼因未能承袭父亲的爵位，弃官，“入嵩山，以穴为室”[106]。十六国前凉时人郭瑀则“凿石窟而居”。在山区林木多的地方，亦有以木板建屋的，南朝齐、梁时人邓郁，“隐居衡山极峻之岭，立小板屋两间”[107]。此外，北方少数民族有住毡帐的习俗，当其进入中原地区后，亦将此习俗带入中原地区，有的毡帐极大，可容1000余人，曾令从南方来的颜之推十分惊讶，故此他在《颜氏家训》中讲：“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108]

在一般宅院中，除住房外，厨房与厕所也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汉代大多将厨房设置在东房，故称东厨。曹植《当来日大难》：“日苦短，乐有余，乃置玉樽办东厨。”[109]表明在这一时期仍沿袭汉制。

厕所当时被称为厕或清，因常将其与猪圈连在一起，故亦称为溷。《晋书·左思传》讲左思在写作《三都赋》时，“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汉代沂南画像石中宅院的厕所设在院后，这一时期的部分宅院可能仍沿用这种布局。有人为炫耀豪富，将厕所布置得十分考究，竟使客人误以为是内室。“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110]

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流传，从一个外来宗教成为百姓信奉的主要宗教之一，佛教寺院也遍及全国。前面已提到，北魏末期洛阳城中有寺院1367所，而当时北魏全境有寺院3万余所，僧尼大众200余万。[111]南方亦是如此，其鼎盛时期是在南朝梁武帝萧衍时，当时人称：“都下（指京城建康）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人，资产丰沃。”[112]一说梁武帝时建康有700余所寺院，梁全境有寺院2800余所。[113]

当时有些寺院相当大，如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建有九层木塔，寺中佛殿的形制模仿皇宫中的太极殿，并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水经注》及《魏书》记载，木塔高40多丈，而《洛阳伽蓝记》则称塔高100丈，而现代人根据塔基及当时的建筑结构推测，塔高约在75.60米。[114]可惜木塔及永宁寺皆在北魏末期毁于火灾。近年来已确定永宁寺的位置，并进行了初步勘查，寺院呈长方形，有夯筑围墙，周长约1040米，以塔为中心，佛殿在塔的北面，僧房主要分布在塔的东、西两侧。夯土版筑的塔基近于正方形，底层长约100米，上层约50米，其上又有一层土坯垒砌的台基，约10米见方，目前塔基残高尚有8米左右。[115]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僧房超过1000间的还有永明、景明等寺，此外，宗室诸王在北魏末期纷纷舍宅为寺，规模也都相当大。当然，也有些寺院比较小，如前述建阳里中就有璎珞、慈善等十所寺院，由居住在里中的2000余户士庶供养，则其比之上述大寺院就小得多了。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高约39.5米，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砖塔。

除塔、殿、僧房之外，不少寺院还有园林，其风格接近于士族园林。这一方面是由于士族园林在当时社会上占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士族、宗室等大量舍宅建寺，故而寺院仍保留了其原有风格。《洛阳伽蓝记》中对一些寺院的记述，如不加以说明，则很难看出其到底是寺院还是士族园林。

当时寺院除居住僧、尼之外，大多也可接待其他客人。如江南就多以僧寺作为接待各国使者的处所。[116]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住宅者也常寄住在寺院中，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孙子萧大圜在侯景之乱被平定后回到建康，“时既丧乱之后，无所依托，乃寓居善觉佛寺”[117]。北齐时李翥“贫无居宅，寄止佛寺中”[118]。北齐后主时，卢公顺为符玺郎，与博陵崔君洽、陇西李师上关系友善，他们随后主高纬到晋阳，则寓居僧寺，被朝士称为“康寺三少”[119]。南朝陈后主时大臣韦鼎看到陈终将灭亡，就将土地宅院全部卖掉，而借住僧寺。[120]

道教在这一时期也有着很大的发展，在北朝还曾一度凭借政治势力取缔佛教而独领风骚。不过道教主要是在民间发展，信奉的人数虽多，但出家当道士的并不多，道观的数量与规模也远不能与遍及全国的佛教寺院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