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宫苑

宫苑是封建社会各政权最高统治者及其后妃居住与生活的地方，包括其召见群臣、处理朝政的正殿，与后妃等居住的后宫以及供其游乐的苑林。宫苑是最高统治者生活的主要空间，许多统治者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宫苑之中，因此，这成为研究其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不少统治者为满足一己之私，无休止地修建宫殿、苑林，耗损国力，使得国势日衰，甚至成为其政权灭亡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文献中能留下较多的记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上层统治者居住情况的重要资料。

前面在论述城市布局时已提到，宫苑在城市中占有着突出的位置，而且其位置与两汉时期相比，有着较大的变化，由分散变为集中，在几个主要都城中皆处于城市的北部居中位置。与城市一样，宫苑也在战乱中遭到多次毁坏，并经过反复重建，以下简述历代政权修建宫苑的情况。

东汉末年的战乱焚毁了洛阳的宫苑，汉献帝刘协自长安返回洛阳时，“宫室烧尽，百宫披荆棘，依墙壁间”[21]。献帝只能暂时住在已故中常侍赵忠的宅中，后来才迁入临时修成的杨安殿中居住。以后曹操挟持汉献帝，迁都于许县（今河南许昌），在许县修造宫殿，以安置汉献帝，但当时权去公室，其规模当不很大，近年来已在许昌县张潘乡古城址内发现大型殿堂遗迹以及雕有四神图像的青石柱础，[22]但具体情况还需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报告。

这一时期真正的宫殿修建是在邺城，曹操攻占河北后，即以邺城为根据地，在这里兴修供自己享用的宫殿、台观。宫苑集中在城市北部的新型布局，正是开创于邺城，并成为以后的通例。在宫中分为外朝、内朝及后宫三部分：外朝的主要建筑为文昌殿，是曹操举行朝会大典的处所；内朝的主要建筑为听政殿，是曹操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在听政殿的两侧，依次排列有尚书台、内医署、谒者台、符节台、御史台以及丞相诸曹等官署；后宫有鸣鹤堂、楸梓坊、木兰坊、文石室等，是曹操休息的地方。在外朝西侧，是供其游玩的铜雀园，园内有鱼池、兰渚、果树等。在铜雀园西，则是著名的铜雀、金虎、冰室等三台，铜雀台建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以城为基础，高十丈，建成后曹操曾带其子及大臣等登台观赏，曹操自己及曹丕、曹植等皆撰有《登台赋》，以记载登台四望的景观及自己的感受。其余二台建成于建安十八年，在三台及宫殿间都有阁道相通。左思《魏都赋》称：“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23]三台是邺城的制高点，不仅成为游览胜地，而且在其中积存粮、盐等物资，以防备意外事变。在邺城以西，建有玄武苑，内有竹林、果园以及人工开凿的玄武池，玄武池原是供水军操练的，后来亦成为曹操父子泛舟渔钓之所。此外，在邺城的东、西两侧，还修有芳林园、灵芝园，也是曹氏父子常去游玩的场所。曹氏父子经常与孔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等臣僚在这些苑中聚会，吟诗作赋，留传下许多佳作名篇，这些作品被后人尊称为“建安风骨”。

三国魏迁都于洛阳，邺城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被列为五都之一，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邺城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西晋左思撰写《三都赋》时，仍以邺城作为《魏都赋》的描写对象，使后人对邺城的繁华、壮丽留下了深刻印象。

西晋末期的战乱中，邺城也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汲桑、石勒攻陷邺城后，“遂烧邺宫，火旬日不灭”[24]。宫苑大部分被焚毁。十六国时期，邺城的宫苑再度得到修复，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先下令重修邺城宫殿的正是曾纵火焚烧邺宫的石勒，而且因为宫殿毁坏严重，在石勒生前修复未能完成。

石勒死后，其侄石虎篡夺政权，迁都邺城，开始了对邺城的大规模兴建。石虎在曹操时的正殿文昌殿的废墟处修造东、西太武殿，“屋柱趺瓦，悉铸铜为之，金漆图饰焉”[25]。石虎对铜雀等三台也大加修缮，“至后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于魏初。于铜雀台上起五层楼阁，去地二百七十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监、女妓”[26]。据《邺中记》记载：“石虎凡起内外大小殿九，台、观、行宫四十四所。”其中较著名的有九华宫、显阳殿、晖华殿、御龙观、东明观、凌霄观、赤桥宫等。七八十年代进行的考古钻探，在宫殿区已探明十座宫殿建筑基址，最大者东西45米，南北75米；在铜雀园位置，发现四座宫殿建筑基址，最大者东西70米，南北40米，距地表4-4.5米处有大片十六国时期的文化层，并出土有“大赵万岁”瓦当，结合文献推断该处系后赵石虎时期的九华宫遗址。[27]除宫殿外，还修有许多苑林，其中耗费人力最多的是华林苑，“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又筑长墙数十里。”[28]他还派人开凿沟渠，将漳水引入苑中，在苑中种植各种果树，并将民间的名果都强行移入苑中。在城西还建有桑梓苑，苑中临漳水处建有宫殿，即称临漳宫。

在宫苑内部，布置也十分奢华。石虎不惜耗费巨大工力，派人将洛阳原西晋宫殿中铜制的九龙、翁仲、骆驼等运到邺城，甚至专门制造万斛舟以将其运过黄河，来作为宫苑中的装饰物。又制作大铜雀，高一丈五尺，置于铜雀台楼顶，舒翼若飞。在东明观上加有金博山，在凤阳门楼上也安有高一丈六尺的大金凤两头。在正殿前制作金龙吐酒，龙口前金樽可容酒五十斛，以供正会时群臣饮用。在华林苑中的千金堤上，制作二铜龙，相向吐水，注入玉泉池内。在内宫及三台等处，有着纯金盘龙雕饰的直径三尺的大铜镜。其室内设置，亦极尽豪奢之举，如石虎所用御床、四季帐、屏风等。十六国时期，石虎统治下的邺城宫苑成为其他政权统治者争相仿效的对象。

石虎死后，其诸子及大臣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最后为其养孙冉闵夺得政权。冉闵本为汉人，他掌权后，利用汉人在石虎高压下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大杀胡人，使得内战愈演愈烈，冉闵虽战胜其余敌手，但终于败在前燕慕容氏手中。在战乱中，邺城宫苑所受毁坏颇大，不过前燕继续建都邺城，对宫苑加以修缮，仍保持了后赵时的规模。其后虽经多次战乱，直到北魏进入中原时，邺城的宫苑仍使道武帝拓跋珪流连忘返，想要定都于此。其后孝文帝准备迁都中原时，也曾将邺城作为一个选择对象，不过最后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定都洛阳。

北魏分裂后，执掌朝政的高欢下令迁都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便行，户四十万狼狈就道”[29]。由于邺城在北魏末的战乱中又遭毁坏，而且原来的城池也不足以容纳这些随迁人员，因此，高欢决定撤毁洛阳宫殿，将其材木运到邺城，增筑邺南城，并在南城修建新宫。自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年）八月征发民夫7.6万人开始营造新宫，历时四年，至兴和元年（539年）始修成，次年初始迁入宫中。以后，北齐时又陆续有所修造。新建的宫城位于邺南城的北部正中，“宫东西四百六十步，南北连花园，至北城，合九百步。东、西、南、北，表里合二十一阙，高一百尺”[30]。在宫城正门阊阖门以内，是皇帝接见外国使者及诸番使臣的太极殿，“其殿周回一百二十柱，基高九尺，以珉石砌之。门窗以金银为饰，外画古忠谏直臣，内画古贤酣兴之士”。椽梁皆用沉香木制作，并以金兽头作为椽端的装饰。瓦面上涂有胡桃油，光耀夺目。太极殿后是皇帝举行朝会、召见群臣的昭阳殿，昭阳殿周回七十二柱，殿基高九尺，门窗都用镂金饰物加以装饰，椽首亦以金兽头为装饰，悬挂五色珠帘，冬天施用蜀锦帐，夏天施用碧油帐。除去这两个正殿之外，在后宫还有显阳殿、宣光殿、修文殿、偃武殿、镜殿、宝殿、玳瑁殿以及圣寿堂等，其中有不少是北齐时期修建的，装饰极尽奢华，如圣寿堂，“亦用玉珂八百枚，大小镜二万枚，又用曲镜抱柱，丁香末以涂壁，胡桃油以涂瓦，四面垂金铃万余枚，每微风至，则方圆十里间响声皆彻”。

在后宫中靠近北城墙处是后园，万寿堂等即建在园中。除后园外，在城外还有几处面积颇大的苑林，其中游豫园周回12里，位于铜雀台西，漳水之南，内包葛履山，建于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556年），是供其骑马射猎的场所。与游豫园同时建造的还有三台及其附近宫殿，当时征发丁匠30余万人，历时两年才完成。在7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于铜雀台遗址的东面与北面，距地表2-3米处，有大片东魏、北齐文化层并出土大量的黑瓦片及莲花瓦当，据认为即那次大规模修建的遗迹。不过，当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仙都苑，苑中凿地为池，堆土成山，号称五岳、四渎，在山上建有轻云楼、鹦鹉楼、鸳鸯楼、凌云城、御宿堂、紫微殿、游龙观等楼堂殿观，在池中以两只大船为脚，建有水殿，殿中垂五色流苏帐帷，悬挂玉佩、方镜、织成香囊，用锦褥作地衣，饰以孔雀、山鸡、白鹭等毛羽，耀眼夺目，使人不能久视。[31]北齐后主高纬承袭父亲的奢华传统，不断增修宫苑，使得邺城的宫苑规模与装修超过后赵石虎时期，同时他还在晋阳大修宫殿，“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32]。高纬不理朝政，终日在后宫及园林中游玩，曾在苑中立贫儿村，自己穿着破衣假扮乞丐；又与宫女、宦官等在贫儿村旁建立市场，亲自充当市令，由他宠爱的冯妃坐店卖酒，看宫女、宦官等在市中购物取乐；还在苑中构筑一个小城，自己率领宦官、卫士等做攻战的游戏。由于高纬喜欢自己弹奏胡琵琶，唱无愁之曲，当时人称无愁天子。但他治国无方，听任恩第二节 宫苑 - 图1胡作非为，又无限制地耗损民力以大修宫苑，终于国破家亡，自己也沦为阶下之囚。

统一北方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素性俭朴，他攻占邺城后，认为宫苑奢华过度，遂下令撤毁邺城的宫殿、三台以及园林等，将有用的瓦木材料都赐给百姓，并将所占用的田园土地都归还原来的田主。北周末，外戚杨坚利用周宣帝突然去世，而静帝年幼之机，排斥宗室，控制朝政大权。执掌重兵的大臣尉迟迥占据邺城，起兵进行反抗。杨坚平定尉迟迥后，为防止再有人利用邺城起兵反抗，就将邺城居民南迁到距其45里的安阳，然后把邺城全部拆除焚毁。出于政治原因而兴起的一代名城及其壮丽豪华的宫苑，就这样又因为政治需要而被彻底毁坏了。

这一时期兴起的另一都城是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康在汉代为秣陵县，属扬州丹阳郡，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占据江南的孙权将治所移到秣陵，并于次年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以后，孙权又将治所迁到公安、武昌，直到黄龙元年（229年）正式称帝后，才从武昌又迁都建业。孙权初到建业，将原来孙策的府第改名为太初宫，修建宫墙后即居住在宫中。到赤乌十年（247年），孙权才下令撤毁武昌的宫殿，将其木材运到建业修造宫殿，仍称太初宫。宫城方300丈，正殿称神龙殿，在宫中还建有临海殿等。后主孙晧宝鼎二年（267年），又在太初宫东侧修造新宫，方500丈，称昭明宫。据《江表传》记载：“晧营新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33]自六月开工，至十二月完成，孙晧迁入昭明宫居住及处理政务，正殿称赤乌殿，孙晧在此举行朝会，接见百官大臣。除这两座宫殿外，还有桂林苑、西苑、芳林苑等供其游玩的苑囿，又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流入宫内，环绕殿堂。

西晋统一后，将建业改回为秣陵，但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又以秦淮河为界，将秣陵一分为二，秦淮河以南称秣陵，以北称建邺。西晋末，始因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而改称建康。西晋政权灭亡后，司马睿在南北士族的拥戴下，建立东晋，建康再次成为都城。以后南朝宋、齐、梁、陈又相继建都于此，故又称建康为六朝古都。

东晋初期国力较弱，仅在吴国宫殿的基础上稍加修葺，而未大兴土木。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兴兵叛乱的苏峻攻入建康，纵火焚烧，将宫殿、宗庙及官署等皆烧为灰烬，逼迫成帝迁到石头城，以仓屋为宫。咸和四年平定叛乱后，因建康毁坏严重，曾有人提出迁都豫章或会稽，在王导的坚持下，才继续留在建康。当时国库空虚，连日常开支都无法维持，故而暂时以建平园（吴国的后苑）为宫。到咸和五年九月才开始修建新宫，至咸和七年底完工，称建康宫，亦名显阳宫，成帝在十二月迁入新宫，在当时物力窘困的情况下，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旧貌，远没有达到大臣们认为宫城所应有的规模。不过这次修建参考了汉末邺城及魏晋都城洛阳的布局，使宫苑位于城市的中部偏北，并使正殿、宫门、及直通朱雀航的御道构成城市的中轴线，其余主要道路及建筑左右对称，从而形成了建康的基本布局。

此后，对于是否需要大修宫殿一直存在着争议，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才在执掌朝政大权的谢安主持下决定重建新宫。工程由谢安及将做大匠毛安之主持，设计与安排都较为合理，史称：“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34]认为既符合礼仪制度，又不过分奢华，以免大量耗损国力及引起百姓反抗。新宫内外殿宇大小共有3500间，在宫墙内外都种植了大量树木，以美化环境，殿堂大多应用了新名，其正殿称太极殿。谢安这次是在原有宫城的基础之上加以增修扩建，并保持了先前的基本格局。在周围有供皇帝游玩的华林园、西池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1年）初曾在华林园中修建清暑殿，他本人就于同年九月死于清暑殿中。西池在吴国时称西苑，系孙权太子孙登所修，东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曾使属下武士加以修整，并筑土为台，遂改称太子西池，后成为皇帝为大臣饯行宴请百官的地方。

南朝宋、齐、梁、陈皆建都建康，其中只有梁末曾一度迁都江陵，至陈初又迁回建康。各朝统治者对宫苑多加以增修改建，宋时较为重要的有孝武帝修建的正光殿、玉烛殿，明帝时修的紫极殿，紫极殿“珠帘绮柱，饰以金玉，江左所未有”[35]。齐时修建最多的是东昏侯萧宝卷，他屡出游玩，不理政务，后宫连续发生火灾，仅永元三年（501年）的一次即烧毁殿堂室宇3000余间，萧宝卷听信左右的劝说，“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36]。而且修饰得极端精美，“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系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他还下令将塔庙寺院的藻井、玉铃等都剥取下来充作宫殿的装饰。梁武帝萧衍时又增修了一些宫殿，如重修了太极殿，将其从12间扩为13间，还建造了无碍殿、重灵殿、光严殿、五明殿、净居殿、至敬殿等，不过萧衍崇信佛教，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营造佛教寺院上。

苑囿也在东晋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446年）委派士族张永主持修造华林园、玄武湖，将士人园林的一些特点吸收到皇家苑林之中。此外，各朝先后兴造的有乐游苑、上林苑、新林苑、娄湖苑、芳乐苑、芳林苑、建兴苑、王游苑等，其中芳乐园系齐东昏侯所修，“山石皆涂以五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37]。萧宝卷就在苑中仿照建康大市的样子设立店铺，自己每天在市中游逛，看宫女与宦官等买卖货物，以所宠爱的潘妃为市令，自己担任市吏录事，有时还亲自屠肉，因此，当时流传的歌谣说：“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38]

不过，梁末侯景之乱使繁华的建康成为一片废墟，壮丽的宫殿也大部毁坏，故此梁元帝舍弃建康而定都江陵。直到陈霸先于永定元年（557年）在建康即位称帝后才又逐渐开始修复宫苑，至永定二年十月始将举行朝会的正殿太极殿修好。陈时以后主陈叔宝修造宫苑台阁最为奢靡，“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妃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39]。陈叔宝经常引宾客与贵妃等在此游宴，使宾客及有才学的宫女共赋新诗，互相赠答，并选尤其艳丽者作为曲词，让宫女加以演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亡国之曲”的《玉树后庭花》。由于他耽于玩乐，不理朝政，又托付非人，终于葬送了祖宗留下的江山。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后，为避免陈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隋文帝下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40]。这一古都终于也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人为地毁坏了，“六朝金粉”自此遂成为历史陈迹。

这一时期众多的割据政权都在各自的都城修造了供统治者享用的宫苑，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如前所述，当一个政权灭亡后，如战胜者未继续沿用其都城，则为保障自己统治的稳固，大多将原来的宫苑拆毁，这种反复的兴建与毁坏，造成了难以统计的人力、物力浪费。除洛阳、长安之外，其余政权宫苑的规模与应用时间都无法与邺城及建康相比，但也颇有特色，如十六国大夏的统万城就以坚固与奢华著称，“屈孑（赫连勃勃）性奢，好治宫室。城高十仞，基广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看到其宫苑的豪华程度，使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左右说：“蕞尔小国，而用民如此，虽欲不亡，其可得乎!”[41]对于曾役使境内人口20%来修造都城及宫苑的大夏来说，[42]拓跋焘的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宫苑的规模要远小于秦汉时期，这主要是受到各政权统治下人口与疆域的制约，当统治者试图超出国力来营建宫苑时，立刻就会有臣下指出这一点。如南朝齐武帝想以方山作为离宫，徐孝嗣回答说：“绕黄山，款牛首，乃盛汉之事。今江南未旷，民亦劳止，愿陛下少更留神。”[43]齐武帝因此而放弃这一想法。当统治者不听劝阻，过分使用民力时，则被视为亡国之兆。齐东昏侯大兴土木，大臣们就在私下议论说：“宫殿何事顿尔!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灭，今不及秦一郡，而顿起数十阿房，其危殆矣。”[44]由于南朝疆域一直较小，故而这一点更为明显。结合上述邺城与建康修建宫苑的情况，并与洛阳的宫苑相比较[45]，南方宫苑的规模似要逊于北方，其原因可能正在于此。不过这一时期宫苑的规模虽小，但却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如前面已提到的将宫殿区集中到城市的北部居中位置，以正殿、宫门、城门及御道构成城市的中轴线，将苑林置于宫城的北部等，这些都为后世的宫苑设计者所沿袭。在苑林设计方面，不再追求广漠巨大，规模宏伟，而是较多地关注山水的细微部分，如山石的纹路、颜色，人工水道与宫苑中池沼的整体安排等，同时又吸收了士族园林的一些特点，通过在局部范围模仿自然的山水构造来达到在都市中再现自然的目的，这些特点在以后的宫苑建造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