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饮食习俗 - 第四节饮料与果类 -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

第四节饮料与果类

第四节饮料与果类

酒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饮料，其消费数量远大于秦汉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战乱离散的时期里，有许多人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因而放纵自己，尽情享乐，酒在其中起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这一时期大部分文士的共识。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更是将饮酒的风气推向高潮，当然，在他们放达酣饮的背后，还与当时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此点，前贤已有论述 ^[99]，这里就不多讲了。自此以后，饮酒由一种个人行为逐渐演变为集团行为，并被视为名士的标识之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100]。

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出现许多酒量极大的人，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而刘伶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101]东晋名臣周：“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102]竹林七贤中的阮咸与宗族聚会时，“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103]。西晋毕卓甚至说：“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104]身为吏部郎的毕卓夜里闻到酒香，知道邻居家的酒已酿好，就自己跑到酒瓮前去偷饮，被人当贼抓起来，到第二天才发现抓的原来是毕吏部。毕卓被放开后还不走，与主人又在酒瓮前痛饮一场，喝得酩酊大醉才离去。

一些名士终日沉湎于酣醉之中，阮籍为躲避与司马氏联姻、曾一连大醉六十日，使得别人无法提及此事。前面已提到的周，虽出任尚书右仆射，但终日徘徊于醉乡，“只有姊丧三日醒，姑丧三日醒，大损资望”^[105]。他因此而被当时人称为“三日仆射”。如此处理政务，难免会误事，有些人对此就很不以为然。王导曾因晋元帝司马睿喜好饮酒而流泪苦谏，“帝乃命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106]。据说元帝将杯中酒倒入池中，那个水池遂被名为覆杯池。

由于消费的需求很大，酒类的生产量也相当可观，东晋时一郡断酒一年，就省米百余万斛，超过本郡的田租数。^[107]由于酿酒需要耗用大量的粮食，故此在灾荒之年，各政权禁酒的诏令屡见于史籍。有时禁酒的法令极其严厉，如刘备在益州时因天旱而禁酒，家中藏有酿酒器具者，与做酒者同罪。^[108]在丰收时亦有下令禁酒的，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因百姓在丰收后酗酒闹事及议论朝政，曾下令禁酒，规定“酿、沽、饮者皆斩之”^[109]。

在这一时期实行榷酤（即不允许私人酿酒及买卖，全部由国家专卖的制度）的时间不长，因此在未下令禁酒时，大部分时间是允许百姓酿酒自用或出售的。由于酿酒技术并不复杂，所以当时私人自酿自饮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在任彭泽县令时，“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110]。有一次他所酿的酒熟时，就摘下头上戴的葛巾来滤酒，滤完后，仍戴在头上。晋时以好饮著称的孔群则在与其亲友的信中讲：“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曲蘖事。”^[111]

除私人自己酿制外，当时产、销合一的酒店、酒肆的数量也很多。如西晋时阮修性情简傲，在洛阳“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112]。不仅城中随处可见，在乡间也分布颇广。从汉代画像砖中亦可看到这种产、销合一的酒肆，四川新都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就记录了酿酒作坊生产的情况，垒土为垆，垆内有三个酒瓮，垆内侧有一大釜，一妇女伸手在釜内进行操作，其旁有一男子在协助酿酒。屋外有一人挑两酒瓮，一人推独轮车正在离去，据认为是贩酒者。彭县的一块画像砖则描绘出人们到酒肆沽酒的情况。^[113]陶渊明隐居乡下，始安太守颜延之，“留二万钱与（陶）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114]。在北魏时期的洛阳，酒类的生产与营销被集中到大市西侧，在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当时洛阳的里坊规划得相当整齐，一个里坊约居住500-1000户，由此可见当时专门从事酿酒业的人数之多了。

这一时期的名酒首推以酃湖（今湖南衡阳市东）水酿制的酃酒。酃酒在三国吴时期即已闻名于世，左思《吴都赋》在介绍江南名产时特意提及：“飞轻轩而酌绿酃，方双辔而赋珍馐。”西晋平吴后，在引吴主孙晧登殿庆贺的次日，即将酃酒作为战利品献于太庙。因此西晋张载《酃酒赋》中称其：“播殊美于圣代，宣至味而大同。”东晋时期，酃酒一直作为太庙的祭祀用酒，到南北朝时，酃酒仍被列为贡酒，^[115]足见其质量稳定，历久而不衰。河东人刘白堕所酿的“鹤觞酒”则是北魏时期的名酒，他所酿的酒在盛暑时于太阳下曝晒一周而味道不变，“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116]。京师朝贵在外出时，多携带此酒以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据说南青州刺史毛鸿宾携酒上任，路逢劫盗，但那些劫盗饮酒即醉，都被擒获，故此又名此酒为“擒奸酒”。并说游侠还相互传告：“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由此又可看到当时的经营者已知道利用这些传言来提高商品的知名度，从而促进其销售。

当时一些个人或家族所酿的酒味道醇美，为世人所称道，其酿酒方法亦流传到社会上，形成以个人或家族名字命名的酒和酿酒方法。如朗陵何公夏封清酒中的朗陵何公即指西晋何曾，其讲究饮食的情况在本章的第一节已提及；《齐民要术》中讲到白醪曲时就特意称其为皇甫吏部家法，可知这种酿制方法系由皇甫氏家族传出。

在《齐民要术》中特别记述了制作白堕曲方饼法，显见是刘白堕技术高超，产品销路甚好，故仿效者颇多。《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包括酃酒在内的许多当时较有名气和常见酒的制作方法，如河东颐白酒、九酝酒、秦州春酒、朗陵何公夏封清酒、桑落酒、夏鸡鸣酒、黍米酒、秫米酒、糯米酒、粱米酒、粟米酒、粟米炉酒、白醪、黍米法酒、秫米法酒、当粱法酒等，还有酿造时间长而酒精含量较高的祭米酎、黍米酎。在酒中加入五茄皮、干姜、安石榴、胡椒、荜拨、鸡舌香等药物，则制成功能各异的药酒。当时人对于酿酒工艺的了解已相当深入，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九种制酒用曲，分为神曲、笨曲、白醪曲和白堕曲四类，其中五种神曲和白醪曲是以蒸小麦、炒小麦和生小麦按不同比例配制而成，两种笨曲是单用炒小麦制成，白堕曲则用生、熟粟按1∶2的比例配制而成。这些酒曲因原料与配制方法不同，功效与用途也各不相同，有的专用于春、夏季，有的则适用于秋、冬季。可见通过在生产实践中的多次改进，这一时期的酿造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还需要提及的是葡萄酒，葡萄原产于西域，当地人很早就知道用葡萄酿酒。西汉时葡萄及葡萄酒传入中原地区，葡萄虽曾引种成功，但数量很少，葡萄酒则多作为贡品进入中原。到这一时期，葡萄及葡萄酒仍被视为珍品。魏文帝曹丕在诏书中列数葡萄的优点后，又讲：“又酿以为酒，甘于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117]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继续保持酿造葡萄酒的传统，富人家藏葡萄酒可达千斛之多。^[118]但由于战乱割据，道路交通不便，葡萄酒进入中原地区的数量极少，只有凉州地区距西域较近，饮用葡萄酒的机会稍多。《齐民要术》中记载了葡萄的种植方法，但未述及葡萄酒的酿造，似可认为在中原地区虽已出产葡萄，但尚未开始酿制葡萄酒。

这一时期是饮茶习俗由南向北逐渐推广普及的时期。茶原产于我国西南地区，在汉代以前已被发现可供人饮用，^[119]到汉代已在西南地区广为流传，并为中原地区的人所知晓。不过，最初是注重茶的药用性，西汉司马相如《凡将篇》中就将茶与桔梗、款冬、贝母、白芷等20余种药物列在一起。

魏晋时期，茶的流传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这也是其由药物而渐转变为人们日常饮料的阶段。三国魏时人张揖《广雅》中记述了茶的制作与饮用过程，“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西晋平吴后，在引吴主孙晧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三国志·韦曜传》记载：“（孙）晧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以当酒。”从这一记载可看到当时已开始将茶作为宴席饮料，只是这种情况还很不普遍。

西晋时茶的饮用范围逐步扩大，进入了一般家庭，左思的《娇女诗》就记述其女急于喝茶的样子，“心为茶芼剧，吹嘘对鼎莚。”^[120]在市场也可以买到茶，晋惠帝时太子司马指使属下贩卖茶、菜等物，太子洗马江统曾上疏予以劝谏。^[121]当时在洛阳市场上还有蜀地的老妇贩卖茶粥，被市中官吏打破其器物，因而引起纠纷。^[122]八王之乱爆发后，晋惠帝被胁出走，颠沛流离，“有一人持瓦盂承茶，夜暮上至尊，饮以为佳”^[123]。西晋战乱后，任瞻从中原避难到江南，王导与诸名士到石头城去迎接，一坐下就设茶饮，这些足以说明茶已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人们的承认，成为家庭的饮料之一。

东晋以后，在南方地区饮茶已形成风气。“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124]而且茶也逐渐成为招待客人的必备饮料，“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125]。一般来说，以茶待客的人多较为节俭，如史称曾控制朝政的权臣桓温，“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126]。而吏部尚书陆纳以茶果招待卫将军谢安，则更是古代廉吏史上的一段佳话。至于王濛则不仅自己好饮茶，而且强迫客人陪饮，“人至，辄令饮之，士大夫皆患，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127]。从王濛之事又可看出在饮茶习俗逐步推开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饮茶还不很习惯，而以后“水厄”则成为茶的贬义代名词。但南朝梁的萧正德逃到北魏后，元叉以“水厄”作为茶的代称，萧正德不明其意，误以为是乘船落水。这固然可表明萧正德不学无术，同时亦可认为随着饮茶习俗在江南的进一步普及，在社会上已很少使用这种带有贬义的称谓。

当饮茶在南方蔚然成风时，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却颇受排斥，在那里流行的是北方游牧民族渴饮酪浆的习俗。因卷入宗室内乱而被迫逃到北魏避难的王肃最初仍保持在江南的饮食习惯，“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128]。北方人对此很不以为然，传说王肃能饮茶一斗，因此称他为“漏莚”。数年后，王肃为适应环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在朝会时也能大吃羊肉酪粥。当北魏孝文帝询问王肃鱼羹与羊肉及茶与酪浆的优劣时，王肃为表示对北方政权的尊崇，将羊肉比作齐、鲁大邦，鱼羹比作邾、莒小国，并讲：“唯茗不中，与酪作奴。”于是北方鄙视饮茶的人又将茶称为“酪奴”，与“水厄”并用。虽然有些北方的士大夫仰慕王肃的风度，也养成饮茶的习惯，但却遭到权贵的讥笑，“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由此可以看到，茶作为一种饮料，已进入北方上层社会的宴会之中，但还相当不普及。

一般论著多看到东晋南朝时期已形成了饮茶习俗，并向北方传播的事例，遂认为茶是这一时期流传到北方的。但从上面所引西晋时的记载可以看出，茶在西晋时已进入中原地区。对于终日清谈的名士，具有提神消渴解烦作用的茶显然是颇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那些酒量不佳的名士来说。王导迎接任瞻时设茶，并非是遵循江南的习俗，而是出于这些名士在洛阳的习惯，所以任瞻询问：“此为茶?为茗?”引起众人的诧异，如原本不饮茶，则众人不会认为他有失常态。^[129]与其同时的名士刘琨在战乱发生后留在北方，曾写信给侄子刘演，嘱其致信南方索要真茶。^[130]足以说明这些名士原已有饮茶习惯，并非是到南方才开始饮茶；同时还说明留在北方的人因商业停顿，已很难再得到茶叶。因此，笔者认为西晋时期茶在中原地区已经具备初步流行的趋势，其过程的中断首先是由于战乱影响了商业交换的进行，使得原本不出产茶叶的中原地区难于得到茶叶的供给；其次是作为统治者的北方游牧民族渴饮酪浆的习俗在社会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再次是先前已开始饮用茶叶的北方士族大部分避乱迁徙到江南。而这些领导社会消费潮流的名士迁徙到江南 ^[131]，对推动江南饮茶习俗的普及则起到很大的作用。

道教与佛教的流行对于饮茶习俗的推广也起到不小的作用。许多道教著作以及本于方士的传说都提到饮茶的功效，陶弘景《杂录》：“茗茶轻身换骨，昔丹丘生、黄山君服之。”^[132]壶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神异记》中讲人入山采茗遇到道士，《天台记》中讲服大茗可以生羽翼等，将饮茶的效用吹的神乎其神。饮茶可以成仙显然是无稽之谈，但其确有提神、消渴、解烦等作用，因此茶叶在南方民间的普及，不能忽视道教对其的宣传作用。佛教僧人终日诵经、论辩，而且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与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佛教僧人饮茶的记载亦不少，但其对饮茶的宣传推广作用显然不如道教。

在这一时期，人们饮用的茶叶主要采摘于野生茶树。^[133]现代茶叶研究工作者近年来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多处野生茶树，在云南勐海发现的野生大茶树树龄已有1700年，正相当于这一时期。^[134]从现存文献看，发现茶树并予以采摘、饮用最早的地区是巴、蜀、南中地区，^[135]与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基本上是一致的。而随着饮茶习俗的推广，社会需求促使人们寻找、发现，遂在今湖北、江苏、浙江等地陆续发现茶树 ^[136]，从而保证了江南人民的饮茶需要。北方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还不出产茶叶，因此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将茶安排在卷十《五谷、果、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茶叶在北方普及的可能性。

最后谈谈茶叶的名字。茶，在这一时期被写作“荼”或“”字，荼字使用的范围较广，《本草》、《齐民要术》等专门著作中则以茶树为木本，故从木，写为，至唐代中期以后，才被确定为今天的“茶”字。但现存这一时期的文献由于经过后人传写、翻刻，已多改为今天所用的茶字，不可因此而误认为当时已经使用“茶”字。此外，矨、礿、茗、等亦被用来作茶的名字。^[137]

酪浆原是北方及西北游牧民族的常用饮料，在汉代尚不流行于中原地区，因此刘细君远嫁乌孙，作歌以寄悲苦之情，其中提到：“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138]将酪浆完全作为异族的食品，表明当时在中原地区还很少食用。到魏晋时期情况已完全不同，以豪奢著称的王济指着羊酪向江南来的陆机进行炫耀 ^[139]，则说明酪浆已经进入汉族人民的饮食之中，而且被视为美味，但在中原地区数量不多，也不普及，否则王济这样的人就绝不会用来夸耀。而南方人对于酪则十分不习惯，食后会引起呕吐或得病。^[140]五胡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素喜食用的酪浆在饮食中也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在前面茶的部分已经提到，就不加重复了。在《齐民要术》中记载有制作酥酪、干酪的方法，今天牧民手工制酪的方法仍与之类似。

这一时期的果类数量相当多，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中原地区所种植的即有枣、桃、樱桃、葡萄、李、梅子、杏、梨、栗、榛、柰、林擒（沙果）、柿子、安石榴、木瓜、茱萸等，中原以外地区出产的还有枇杷、甘蔗、杨梅、椰子、槟榔、橄榄、龙眼、荔枝、益智、芭蕉等。

当时在城市、宫苑、园林、寺院及住宅等处都种有许多果树。东晋孝武帝时修建的新宫，“城外堑内并种橘树，其宫墙内则种石榴”^[141]。北魏洛阳城内外种植了各种果树，有的品种相当好，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白马寺的甜石榴每个重达七斤，成为送礼的佳品，得到的人都舍不得吃，有时一个石榴辗转经历数家，洛阳流传的民谣称：“白马甜榴，一实值牛。”报德寺的含消梨一个可重十斤，水分颇高，如从树上落到地下，就尽散为水。在华林园内的百果园中，珍品甚多，如仙人枣长五寸，以手握住，两头都露出来，核细如针，味道极美；还有传说出自昆仑山的仙人桃等。有些私人种植的果树相当多，并以此作为家产，如北魏宗室元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142]。三国吴时李衡曾派人在武陵龙阳汜洲种植柑橘千株，在临死前对儿子说：“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143]在橘树长成后每年可得绢数千匹，家道富足。因此，以后又将橘树称为木奴。

除食用鲜果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制成蜜饯、果脯或果粉。当时多用蜂蜜浸制果类，如梅子、木瓜、枸橼、橄榄、益智等，可以延长其食用期，并使味道更加可口。将枣、柰等切开，晒干，即成枣脯、柰脯。此外，还可将枣、柰、杏、林檎等制成果粉，当时称为矪，其制法《齐民要术》中皆有记载，现引酸枣矪的制作方法：“多收红软者，箔上日曝令干。大釜中煮之，水仅自淹。一沸即滤出，盆研之。生布绞取浓汁，涂盘上或盆中。盛暑，日曝使干，渐以手摩挲，散为末。以方寸匕，投一碗水中，酸甜味足，即成好浆。远行用和米矪，饥渴俱当也。”其余果矪的制法大同小异，大体类似于今天用于冲服的粉末状饮料，亦是当时的常用饮料。与炒熟的米粉相拌，则可作为外出时的干粮。

水碾图（采自［元］王祯《农书》）

[1] 《晋书》卷33，《何曾传》。

[2] 《邺中记》。

[3] 《宋书》卷94，《恩幸·阮佃夫传》。

[4] 《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5] 《北齐书》卷15，《韩轨传附子晋明传》。

[6]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载《文物》1984年第6期。

[7] 王增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载《考古》1960年第1期；李文信：《辽阳发现三座壁画古墓》，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8] 《艺文类聚》卷67，《衣裳》引《魏书》。

[9] 《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苻朗初过江”条引裴景仁《秦书》。

[10] 《魏书》卷35，《崔浩传》。

[11] 《南齐书》卷37，《虞悰传》。

[12] 《三国志》卷5，《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13] 《晋书》卷42，《王浑传附子济传》。又，《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作：“蒸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

[14] 《南史》卷1，《宋本纪（上）》。

[15] 《晋书》卷55，《潘岳传》。

[16] 《晋书》卷51，《皇甫谧传》。

[17] 《宋书》卷76，《朱修之传》。

[18] 《宋书》卷61，《武三王传》。

[19] 《三国志》卷62，《是仪传》。

[20] 《宋书》卷92，《良吏·杜慧度传》。

[21] 《太平御览》卷848，《食（中）》引《齐书》，较今本《南齐书》稍详。

[22] 《北齐书》卷42，《卢叔武传》，卢叔武原名叔虎，唐人修史时因避讳改为叔武。

[23] 《三国志》卷52，《步骘传》。

[24] 参见国家计量总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25] 《太平御览》卷863，《肉》引。

[26] 《晋书》卷1，《皇帝纪》，《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作“所啖食不至数升”。

[27] 《北齐书》卷20，《慕容俨传附厍狄伏连传》，厍（音shè）狄，复姓，原作库（音shè）狄，近年出土的北齐库狄回洛墓志上即写作库狄（王克林《北齐库狄回洛墓》，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至宋朝时为与“库”字区别，去点改为“厍”字，后代刻书，遂皆改作厍狄。

[28] 《太平御览》卷840，《粟》引任肪《述异记》，下文中“虎豹之口”条亦出于此。

[29] 《三国志》卷1，《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0] 《太平御览》卷850，《饭》引《吴书》。

[31] 《三国志》卷18，《李通传》。

[32] 《晋书》卷5，《愍帝纪》。

[33]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34] 《魏书》卷32，《崔逞传》。

[35] 《周书》卷44，《李迁哲传》。

[36] 《北齐书》卷20，《慕容俨传》。

[37] 《太平御览》卷839，《稻》引《魏文帝与群臣书》。

[38] 《北堂书钞》卷142，《酒食部总篇》“河内青稻”条引。

[39] 《艺文类聚》卷72，《米》引庾肩吾《谢东宫赍米启》。

[40] 据张泽咸先生考证，在关中、洛阳、黄淮地区及黄河以北的邺城、河内等地，都有面积较大的水稻产区。此外，这一时期在华北、西北地区也曾兴修水利，种植水稻（《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载《文史》第18辑）。

[41] 《魏书》卷30，《安同传》。

[42] 《陈书》卷26，《徐陵传附弟孝克传》。

[43] 《宋书》卷91，《孝义·何子平传》。

[44] 《太平御览》卷850，《饭》引《孟宗别传》。

[45] 《魏书》卷47，《卢玄传附曾孙义僖传》。

[46] 《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又，《太平御览》卷860，《饼》引《语林》作魏文帝曹丕事。

[47] 《南史》卷29，《蔡廓传附孙撙传》。

[48] 《太平御览》卷860，《饼》引《续汉书》。

[49] 《太平御览》卷860，《饼》引王隐《晋书》。

[50] 《齐民要术》卷9，《饼法第八十二》。下段中水引饼的做法出处同此。

[51] 《太平御览》卷860，《饼》引。又，《北堂书钞》卷144引作束晰《汤饼赋》。

[52] 《太平御览》卷860，《饼》引弘君举《食檄》。原文“食”误作“仓”，据《北堂书钞》卷144，《饼》“细如委莚”条改。

[53] 《南齐书》卷32，《何莚传》。

[54] 《齐民要术》卷9，《饼法第八十二》引。

[55] 高承：《事物纪原》卷9，《馒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920册，1987年。

[56] 《初学记》卷26，《饼第十七》引。

[57] 《牢丸新解》，载《中国烹饪》1987年第8期。

[58] 《齐民要术》卷9，《粽莚法第八十三》引，下文中所引的《食次》亦出自本节。

[59] 《南齐书》卷6，《明帝纪》。

[60] 《南史》卷13，《宋宗室及诸王传（上）》。

[61] 《资治通鉴》卷130，宋明帝泰始元年八月。

[62] 《齐民要术》卷9，《醴酪第八十五》。

[63] 《宋书》卷77，《柳元景传》。

[64] 《南史》卷29，《蔡廓传附孙撙传》。

[65] 《梁书》卷51，《处士·范元琰传》。

[66] 《南史》卷56，《吕僧珍传》。

[67] 《梁书》卷38，《贺琛传》。

[68] 《南齐书》卷41，《周颙传》。

[69] 《晋书》卷92，《文苑·张翰传》。

[70] 《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石崇为客做豆粥”条。

[71] 《太平御览》卷976，《韭》引《三国典略》。

[72]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载《文物》1984年第6期。

[73] 张朋川等：《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74] 《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75] 《资治通鉴》卷166，梁敬帝太平元年六月甲寅。

[76] 《南史》卷47，《崔祖思传》。

[77] 《宋书》卷48，《毛修之传》。

[78] 《晋书》卷79，《谢安传附孙混传》。

[79] 《梁书》卷26，《傅昭传》。

[80] 《齐民要术》卷9，《炙法第八十》。

[81] 《南齐书》卷39，《刘莚传附弟莚传》。

[82] 《晋书》卷68，《顾荣传》。

[83] 《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图52（见前）。

[84] 《蒸莚法第七十七》。

[85] 《太平御览》卷936，《鲤鱼》引《河洛记》。

[86] 《周书》卷32，《陆通传附父政传》。

[87] 《水经注》卷28，《沔水（中）》，王国维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8] 《陈书》卷32，《孝行·张昭传》。

[89] 《太平御览》卷862，《鲊》。

[90] 《宋书》卷93，《隐逸·王弘之传》。

[91] 《南史》卷28，《褚裕之传附兄孙彦回传》。

[92] 在不同的文献中羹、臛的含义不同，有时区别较大，有时则较小。一般来说，羹的汤较多，其中有菜；臛所含的汤较少，以肉为主，多数没有菜。

[93] 《齐民要术》卷8，《作酱等法第七十》。

[94] 《南史》卷3，《宋本纪（下）》。

[95] 《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96] 据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木兰为木兰科落叶乔木，树皮味香辛，当时被作为香味料使用，与桂皮相似。

[97] 《北堂书钞》卷147，《蜜》“蜀人着蜜助味”条引魏文帝与群臣诏书：“新城孟太守道，蜀猪、羊、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饴蜜，以助味也。”

[98] 《太平御览》卷857，《蜜》引。

[99] 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文人与酒》，收入《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0]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孝伯言”条。

[101] 《晋书》卷49，《刘伶传》。

[102] 《晋书》卷69，《周传》。

[103]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104] 《晋书》卷49，《毕卓传》。

[105] 《语林》，周楞伽辑注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106] 《世说新语·规箴第十》“元帝过江犹好酒”条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

[10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24，王羲之《杂帖》三。

[108] 《三国志》卷38，《简雍传》。

[109] 《魏书》卷111，《刑罚志》。

[110] 《晋书》卷94，《隐逸·陶潜传》。又，《宋书》卷93本传作“二顷五十亩种秫”。

[111]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鸿胪卿孔群好饮酒”条。

[112] 《晋书》卷49，《阮籍传附从子修传》。

[113]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像砖》图195、图196及袁曙光所撰释文；并参见刘志远等撰《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114] 《宋书》卷93，《隐逸·陶潜传》。

[115] 《水经注》卷39，《耒水》。

[116] 《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117] 《太平御览》卷972，《蒲萄》引《魏文帝诏》。

[118]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119] 《华阳国志》卷1，《巴志》记载，西周初，巴蜀地区已将茶作为进奉的贡品。许多研究者据此认为当时已发现茶叶的功用，并以此作为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证据之一（参见吴觉农编《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120]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7。

[121] 《太平御览》卷867，《茗》引《江氏传》。

[122] 傅咸：《司隶校尉教》，《全晋文》卷52。

[123] 《北堂书钞》卷144，《茶篇八》，“饮以为佳”条引《四王起事》。

[124] 《太平御览》卷867《茗》引《广陵耆老传》。

[125] 《茶经》卷下，《七、茶之事》引弘君举《食檄》。

[126] 《晋书》卷98，《桓温传》。

[127] 《太平御览》卷867，《茗》引《世说新语》。

[128] 《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129] 还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对茶与茗的含义确实有不同的解释。郭璞《尔雅注》称：“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蜀人名之苦茶。”郭义恭《广志》讲：“茶丛生，直煮饮为茗茶。茱萸、檄（恐系栀字之误）子之属，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冒汁为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无酒茶。”任瞻之问似并非全无所本。

[130] 《太平御览》卷867，《茗》引《晋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

[131] 《晋书》卷65，《王导传》：“（苏峻乱后，）时币藏空竭，库中惟有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王）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纟束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其为时所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