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一节 一年中的几个重要节日
中国古代的“节”，并不是我们今天“节日”的概念，而是指节气。古时有“四时”、“八节”之称，“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八节”则指二十四节气中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在不同的季节和节气中，人们举行不同的仪式，进行各种活动。随着季节不停地、周而复始地变化，这种活动和仪式渐渐地分别固定在一年中的某一日上，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传统节日。这种节日，在魏晋南北朝时被称为“岁时”，就是指一年一度的固定时日。这个时期有下列主要节日：
一 元日
元日为夏历的正月一日，又称为“元正”、“正旦”。因为处于一年的开端，四时的开始，一月的开头，所以又称为“三元”或“三正”。元日在魏晋南北朝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每年此时，上从皇室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
朝廷年年元日都要举行朝会。东汉末建安年间，刘劭曾到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当时曹操正定都在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值岁末，主管星历的太史预言，元正将发生日食。群臣闻此，纷纷来找尚书令荀彧，主张停止元正朝会。刘劭此时正在荀彧处，便说：“古时候的梓慎、裨灶是著名的史官，他们也有预见错的时候。……有的时候灾异自己会消失，有的时候是史官推算有误，所以不应因为天象将有变异而废行朝礼。”荀彧非常赞同，便建议曹操照常举行朝会，日蚀果然也没有发生。[1]类似的事情在西晋咸宁三年（277年）、四年、东晋太兴元年（318年）、建元元年（343年）及永和年间（345-356年）都发生过，所不同的是，这几次都因天象变异而停止了朝会。[2]另外，十六国的后赵、南燕，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都有元日朝会的记载。这说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个别年份外，朝廷中一直进行着元日朝会的活动。
元日朝会的仪式，在西晋《咸宁注》中描述得很详细。在元日之前，事先为王公卿校在端门外准备好简易座位，并在宫殿前准备好乐队。群臣到齐后，宫廷中火盆齐燃，群臣从云龙门、东中华门进入，来到东阁下坐待。皇帝在一片鼓乐声中出来，百官皆伏拜。鼓乐停后，百官按品位高低依次献礼贺拜，最后是少数民族客人进拜。贺拜毕，皇帝入内稍事休息，然后在一片钟鼓乐声中复出。主管接待宾客的谒者将王公至二千石以上的大官领上殿，依次向皇帝献寿酒。献酒时，献酒者先将寿酒跪授侍中，由侍中将酒跪置御座前。然后献酒者自酌，置己位前。此时谒者跪奏说：“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答：“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声大起。寿酒献完，皇帝开始进御膳，群臣也就席进食。食毕君臣一起欣赏乐舞，直至宴乐结束。[3]元会时的盛况，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描绘得更加生动。曹植的《正会诗》说：
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衣裳鲜洁，黼黻玄黄。清酤盈爵，中坐腾光，珍膳杂
，充溢圆方。笙磬既设，筝瑟俱张，悲歌厉响，咀嚼清商。俯视文轩，仰瞻华梁，愿保兹善，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哉未央，家室荣贵，寿若东王。[4]
晋人傅玄《元日朝会赋》也说：
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5]
通过这一诗一赋，我们仿佛能看到群臣身着华贵的衣装，进贺元日；仿佛能看到庭中熊熊的燎火和烂若火树的华灯；仿佛能听到那悦耳的钟鼓乐声。
南北朝时，南朝的元日朝会与魏晋时差别不太大，北朝则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尤以北齐最为典型。北齐元日除大宴群臣外，有两点异于南朝：第一，北齐元日有中宫朝会。中宫指皇帝的后宫，中宫朝会即嫔妃公主朝拜皇后之仪。第二，北齐元日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臣很有特色。元会之日，各州郡国派使者进京。皇帝派侍中宣诏，一方面向各州郡国长官问候，问询各地的庄稼长势、粮价高低以及民间疾苦；另一方面指示各州郡长官要勤政爱民，判案公正，赋役均平，要谨慎监察长吏的浮华之举，及时纠劾纲纪败坏之人。宣诏毕，给使者纸和笔，让他们各自陈述治理本土所应采取的良策。对那些在对策中丢字落字的人，则让他们起立罚站；若字写得潦草，就罚对策人喝一升墨汁；若对策中文理粗疏，无可取之处，则将对策人赶出宴席。对那些文迹才辞可取者，则在吏部备案，视为流外三品。元日宣诏让使者陈述治理本土之策，这在魏晋时已有，但对使者的处理方法却显示出北齐的特点。
除朝廷在元日举行朝会外，一些地方军政要人也举行元会。东晋时，陶侃曾任荆州刺史。他办事缜密，善于筹划。一次州中造船，他命人将剩下的木屑和竹头全部保管起来，众人全都疑惑不解。后值正月初一，陶侃举行元会，当时雪后初晴，大厅前融雪犹湿，陶侃便命人将木屑拿出来铺在厅前的地上。[6]
正月初一这天，在民间，百姓也以家族为单位举行类似的活动。据南朝梁宗懔所写的《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人们闻鸡鸣即起身，族中之人无论长幼，全都穿戴上整齐的衣帽，以次拜贺。然后一起饮椒柏酒和桃汤。饮酒的次序都不同往日，是先幼后长。这是因为，元日是新的一年开始，这标志着幼童又向成人迈进一步，所以先酒贺之，而老年人又失掉一岁，所以后喝酒。
元日这天，民间除聚会拜贺外，还举行其他种种活动。
爆竹、燃草。《太平御览》卷29引《荆楚岁时记》载：“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也。”又载：“又俗爆竹燃草起于庭燎。”
饮椒柏酒、屠苏酒，食胶牙饧，五辛盘。《荆楚岁时记》载，元日“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闭门杜鬼。所谓闭门，并非元日这天家家都把门关起来，而是在门上放一些鬼见了害怕的东西，借此把鬼杜绝于家门之外。《荆楚岁时记》载：元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二 人日
夏历正月初七为人日。魏晋时人董勋《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7]南朝梁人宗懔也在《荆楚岁时记》中描述过南方人过人日的情形。《北齐书·魏收传》载，东魏时，魏帝曾向臣下问起人日的来历，魏收曾援引董勋的《问礼俗》进行回答。由此可见，过人日的习俗经历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遍及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东晋时，李充于人日登安仁山，并作铭文说：“正月七日，厥日为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8]在人日登剡西寺时，又留下“命驾升西山，寓目眺原畴”的诗句[9]。东晋人张望《正月七日登高诗》云：
玄云夕煞，青阳舒朝愥。
熙哉陵冈娱，眺盼肆回目。[10]
北方也有人日登高的习俗，《北齐书·崔传》载，东魏时，魏孝静帝在人日登云龙门，崔父子在宴席上赋诗。北朝人阳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诗》云：
广殿丽年辉，上林起春色。
风生拂雕辇，云回浮绮翼。[11]
由此可见，《荆楚岁时记》所载的人日某些习俗内容，并不限于荆楚地区。
三 正月十五
提到正月十五，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灯和元宵。然而观灯和吃元宵的习俗，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事，在魏晋南北朝时，人们过正月十五，举行的是其他种种活动。
第一种活动是祠门祭户。《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着而祭之。”
第二种活动为祭蚕神。《续齐谐记》载：“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上南角，举手招成，成即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祭我也，必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大得蚕。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第三种活动为迎紫姑。相传紫姑是人家之妾，为大老婆所嫉妒，经常被驱迫至厕所、猪圈等处干脏活，后于正月十五日激愤而死。此后，人们每逢正月十五日晚，抬着一个假人，至厕所或猪圈边，迎还紫姑。人们对着假人祷告说：“你丈夫和你大姑都不在了，请紫姑出来吧!”如果觉得抬着的假人重了，就是紫姑神出来了，便赶快设上酒果，卜问将来蚕桑之事。[12]
第四种活动是打簇、相偷戏。这项活动流行于北朝，是北魏时的习俗。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年），朝廷曾下诏禁止打簇、相偷戏。[13]但到武定三年（545年），外戚尔朱文畅与任胄、郑仲礼等人密谋，欲趁正月十五日夜打簇时杀掉高欢。《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这样载道：“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赏帛。任胄令仲礼藏刃于胯中，因高祖临观，谋为窃发，事捷之后，共奉文畅为主。”这里的高祖，即指高欢。打簇、相偷之戏的详细情况，我们已不能知道，但通过上引诸史料，我们可知：第一，此戏为北朝旧俗，流行已久，朝廷对此曾禁止过，但未奏效。第二，从“有能中者，即时赏帛”来看，这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娱乐活动。第三，此种活动很隆重，有高层次的军政要人参加。
第五种活动是做宜男蝉。《荆楚岁时记》载：“都人上元夜作宜男蝉，似蛾而大。”宜男是萱草的别名，据周处《风土记》载，孕妇若是佩戴此草，必生男儿。宜男蝉是用萱草做成蝉形，让孕妇佩戴以乞求生子。
第六种活动为打粪堆。《荆楚岁时记》注《如愿》条说：“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为如愿故事耳。”
四 正月晦日
正月晦日即正月的最后一天。从正月元日到晦日，人们纷纷来到水边，有的操桨泛舟，有的临水宴乐，有的漂洗衣裙。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消灾解厄。但到魏晋南北朝后期，这种活动渐渐地集中在晦日这天，而且其消灾解厄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游水赏春反而成为人们活动的主要动机。北魏卢元明《晦日泛舟应诏诗》云：
轻灰吹上管，落飘下蒂。
迟迟春色华，晼晼年光丽。[14]
北齐魏收《晦日泛舟应诏诗》云：
袅袅春枝弱，关关新鸟呼。
棹唱忽逶迤，菱歌时顾慕。
睿赏芳月色，宴言志日暮。
犹豫慰人心，照临康国步。[15]
从上引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朝时皇帝和臣僚们元月晦日在水中泛舟游玩的情景。诗中所反映的只是华丽的春光及泛舟者的欢娱心情，没有乞求除厄的只言片语。晦日意义的逐渐变化，终于导致了它被中和节取代的结果。贞元五年（789年）正月，唐德宗下诏说：“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16]从此晦日便被中和节所代替。我们知道，一个节日如果有被世人所眷恋不舍的特定内涵，绝不可能被一纸诏书所废弃。晦日的被替代，实质上是其特定的消灾除厄内涵被九九重阳所代替的结果。而这种变化过程，正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还有晦日送穷的习俗。传说有个叫廋约的人，整日以破衣蔽体，稀粥充腹，人们见他可怜，便将新衣服给他。他接过后，或者将其撕破，或者将其烧成一个个破洞，然后再穿。人们都叫他“穷子”。在一年正月晦日，廋约死在陋巷中。后来人们于正月晦日这天，用粥和破衣在巷中祭祀，并称这种活动为“送穷鬼”[17]。
五 寒食节
寒食节在冬至后的第105天，或第106天，正值清明前夕。每年此时，人们都要禁火寒食。禁火的习俗，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周礼·司烜氏》记载：周代司烜氏为掌火之官，每年春季第二个月，他都在国中巡行使国人遵循禁火之令。因为在第三个月，火星将出现在昴宿之南，在此之前禁火，就可以减弱火星的盛气。至两汉以后，这种习俗与介子推的传说相结合，从而使寒食禁火带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介子推是春秋时晋国人，曾和晋公子重耳一起流亡。重耳返国登王位后，介子推不去请赏，而是离开晋文公到绵山隐居。晋文公请他出山，遭到拒绝，便放火烧山，想以此来逼迫介子推出来。但介子推宁死不从，最后被烧死在山中。此山就是今山西介休东南的介山。东汉时，太原郡（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内已有介子推神庙，百姓早已形成禁火寒食一个月的习俗。周举任并州刺史时，曾至介子推庙中说：“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则三日而已。”[18]此后，寒食之俗不但未被限制，反而有所发展。三国时，曹操为此专门下了一道《明罚令》说：
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子推独为寒食，岂不悖乎!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使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19]
曹操令中提到的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为当时的四个郡，太原的治所在今太原市西南，上党的治所在今长治市北，西河的治所在今离石市，雁门的治所在今代县的西南，可见当时的寒食之俗几乎遍及山西全省。
曹操如此严厉的禁令，并没有将并州的寒食之俗取消。经过西晋，至十六国时，寒食之俗依然很盛，以致后赵主石勒再一次下食禁止寒食。但就在禁令下达后的第二年，介山地区就下了一场大如鸡卵的冰雹，积三尺多厚，人畜死伤以万计，树木摧折，庄稼荡然。有人向石勒进言，说这是禁寒食触怒了介山之神的结果，应该恢复寒食，让介山一带的百姓供奉山神。石勒让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应该恢复，结果，并州又恢复了寒食，[20]不仅如此，寒食之俗还扩展到了河北邺城一带。
十六国以后，北魏时也有过禁寒食之令，但结果仍以恢复寒食而告终。
寒食节三日不得举火。在此期间，人们一般以干粥、醴酪作为食品。干粥又称干饭，把米或大麦炒熟，然后碾碎，可随时食用。醴酪做法，将粳米或大麦煮熬成酪状，放入捣碎的杏仁。晋人孙楚《祭子推文》说：“黍饭一盘，醴酪二盂。”[21]黍饭即干饭，可以用盘盛；醴酪稀湿，所以盛于盂。
六 三月三
提起三月三，人们自然会想到水边祓除和曲水流觞。的确，这个习俗早在先秦时便已形成。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节日有两个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此节日时间确定在三月三日。魏晋南北朝以前，这个节日叫“上巳”，意思是在三月中第一个逢巳的日子。自从曹魏以后，人们便把它固定在三日，不管它是否是第一个巳日了。[22]
第二个是这个节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于三月上巳日至水边，主要目的是为了祓除灾气。《通典·礼典》载：“后汉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涤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但到魏晋南北朝时，三月三水边祓除灾气的意义便不那么重要了。《续齐谐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晋武帝向尚书郎挚虞问起三月三的来历，挚虞答说：“在东汉章帝时，有个叫徐肇的人，他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至三日全都死去。村里人深以为怪，纷纷来到河边盥洗，以除灾气。在盥洗时，人们还把酒杯漂浮在水上，借着流水传递酒杯。曲水流觞之意即起于此。”晋武帝听了很不高兴，说：“照此说来，三月三曲水流觞便不是什么好事。”另一个叫束皙的人见此情形马上奏道：“挚虞年轻，知识不够，请让我述说三月曲水的来源。过去周公营建洛邑时，曾借流水来泛酒，所以古诗有‘羽觞随波’之句。后来秦昭王曾在三月三日这天于河边泛酒，忽有一金人持水心剑出来，对秦昭王说：‘持此剑可据有西夏之地。’后来秦国称霸，为了感谢神的帮助，便在金人出现处立曲水祠，此俗被两汉相承，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晋武帝很满意束皙的解释，便赐其金50斤，又把挚虞贬为阳城县令。反对三月上巳水边洗涤灾气之说的还有南朝梁人刘昭，他认为汉时一日死三女之说实在虚无荒诞。[23]上巳曲水流觞为了祓除灾气的说法之所以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其原因之一，就是节日意义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曲水流觞，意在娱心悦目，临水作乐，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充分地反映了这点。文中说：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吟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24]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上层社会中许多人受老庄影响，或放情山水，或隐归自然。三月三日，正值春季，百草茂盛，天清气朗，正是游山玩水的好季节。此时若过重强调修禊祓除，势必影响游目骋怀的心绪。
王羲之《兰亭集序》（东晋）
三月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时间上讲，三国至隋初，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内，关于三月三的记载延绵不绝。从地域上讲，无论南方或北方，都过此节日。前述王羲之《兰亭序》，是江南地区过三月三的记载。《邺中记》：“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主名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帐幔，车服粲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这是北方过三月三的记载。《晋书·李玄盛传》载：“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这是西北地区过三月三的记载。在遍及大江南北的节日气氛中，最热闹的莫过于洛阳和建康（今南京）了。西晋时，会稽人夏统曾去洛阳为母亲买药，正值三月三日，只见洛阳内：“王公以下，莫不方轨连轸，并南浮桥边禊，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25]南朝梁简文帝《三日曲水诗序》描述了建康过三月三的情景：
是节也，上巳属辰，余萌达壤，仓庚应律，女夷司候。尔乃分阶树羽，疏泉泛爵，兰觞沿沂，蕙肴来往。宾仪式序，盛德有容。吹发孙枝，声流嶰谷，舞艳七盘，歌新六变，游云驻，仙鹤来仪。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26]
从参加节日的人来看，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前述《三日曲水诗序》中的“都人野老，云集雾会”，都说明了参加节日之人范围的广泛。
七 五月五日
夏历的五月五日又称“端午”。晋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五。端，初也，谓五月五日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27]
飞舟竞渡是端午节中的一个传统习俗，这种习俗主要流传在江南地区。这一天，人们划着一种叫飞凫的轻船，分作水军、水马两种，展开竞赛。当地的官员及百姓都站在水边观看。关于这种习俗的来源，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百姓并舟以救。一种说法是伍子胥自刎后，被吴王沉尸江中，后被奉为神，每年五月五日，百姓划船于江中迎伍君之神。再一种说法是端午竞舟起于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是端午竞渡起源于远古传说中的虞舜时期。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端午竞渡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
食粽子的习俗同竞渡习俗一样为人们熟悉，它的起源也有一个和竞渡相同的传说。据《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死后，楚国人为纪念他，每至此日便用竹筒盛米投入江中祭奠他。至西汉时，有个叫欧回的人在江边遇见一个人，自称三闾大夫，告诉他，百姓每年投入江中之米，都被江中蛟龙所窃。今后再投，可用苦楝子树叶将竹筒塞住，然后再系上五彩丝。蛟龙很怕这两样东西，以后就不敢窃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粽子有的用五色丝捆扎，有的上边还有楝树叶，据说是由此而来。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粽子，用茭白的叶子裹上黏米、粟米、枣，然后煮熟。因其形状有棱角，又称“角黍”，可见与今天我们所吃的粽子形状相似。
五月五日这天，人们还有避瘟禳毒的习俗。人们将采来的艾草做成人形，悬挂在门上，认为这样能够排除毒气的侵袭，或者把菖蒲草泡在酒中，饮菖蒲酒来解毒。前已叙述，古人认为苦楝树叶和五色丝可以吓走蛟龙，所以，人们除去将它们扎在粽子上，还将楝树叶戴在头上，将五色丝系在臂上，称之为“长命缕”，认为这样可以避邪祛病。
八 七月七日
农历七月，时已进入初秋季。秋季天高气爽，所以古人称秋日之景为“朗景”、“澄景”、“清景”。每逢此月的七日，人们在白天和夜晚都举行传统的节日活动。
七月七日白天曝晒衣物和书籍，此俗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有。三国时，曹操曾征召司马懿辅佐自己，司马懿推辞有病，行动不便。曹操便派人化装探刺虚实。正值七月七日，司马懿在烈日下晒书，恰巧被曹操的探子发现。曹操闻听大怒，再一次征召司马懿，并下令说，若他再推辞，便将其逮捕。司马懿无法，只得应召。[28]《晋书·阮籍传》还记载一件与七月七日有关的事情。阮籍之侄阮咸，与宗人住在一起。他住在道南，而其他宗人住在道北。七月七这天，道北诸阮姓之人大晒衣物，五光十色的锦绣灿烂夺目。阮咸家贫，无衣可晒，他便用竹竿挂起大布围裙晒在院中。再如东晋时，有个叫郝隆的人，七月七这天，他见邻居全都拿出衣物曝晒，便躺在地上，露出肚子，说是晒书。[29]把晒肚子叫晒书，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典故。东汉时有个学者叫边韶，字孝先。一日他正躺着休息，被弟子们看到了。众弟子便嘲笑道：“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马上说：“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30]意思说，别看这大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先圣经典。郝隆晒肚，显然是借用了这个典故。以上所讲诸事，说明魏晋时期，七月七日晒物习俗之盛。
相传七月七日晚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牛郎织女的传说，最迟在汉代就已流传。至魏晋南北朝时，这个传说又有所发展。晋傅玄《拟天问》说：“七月七日，牵牛织女时会天河。”[31]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子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从上述两个记载看，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至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发展成七月七天河相会，织女嫁牵牛的神话故事了。织女和牵牛被人们看作是两颗神星，关于它们的神话不断被人们发展演绎成爱情故事，说明人们对它们倾注的关心和希望。在此二星相聚的良宵，人们进行两种与之有关的活动。一种活动是“乞巧”。《荆楚岁时记》载：七夕之夜，“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礵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另一种活动叫“守夜”。七月七日夜，人们于庭中铺筵设几，撒上香粉，摆上酒果，祈求牵牛、织女二星降福。[32]
九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又称“重阳”。古人认为“九”为阳数，此日日月都为九，故有此称。重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比较隆重的节日。此节习俗，既反映历史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既有官方庆典，又有民间活动。
每逢九月九日，朝廷都要举行重九会宴。三国时，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33]南朝齐萧子良、王俭，梁简文帝、沈约、任昉、刘苞等人，都写过记录参加九月九日朝廷会宴的诗篇。
登高也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襄阳记》记载：“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马鞍山，一名灾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骏为刺史，屡登之，鄙其旧名望郢山，因改为望楚山，后遂龙飞，是孝武。所望之处，时人号为凤岭。高处有三登，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34]东晋桓温也常于重阳登高。《晋书·桓温附孟嘉传》载，孟嘉任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在龙山宴饮，僚佐俱至。孟嘉帽被风吹落而不自觉。桓温命人拾起，又令别人作文嘲笑他。《姑熟记》也载：“县南十里有九井山，即殷仲文九日从桓公九井赋诗，即此山是也。”[35]南齐永明五年（487年）九月，武帝萧赜下诏：“九日出商飙馆登高宴群臣。”“辛卯，车驾幸商飙馆。馆，上所立，在孙陵岗，世呼为‘九日台’者也。”[36]庶民百姓也有重阳登高野宴习俗。《荆楚岁时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临海记》也说：“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37]
九月时值季秋，古人称之为“无射”之月，意思是此月阴气正盛，阳气极衰，万物尽灭。在此百花肃杀之季，菊花却傲霜独放，因而受到人们的推崇。九月九日，人们又有采菊相赠之俗。三国时，魏文帝于九月九日赠菊给钟繇，并附信说：“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38]
十 腊日
腊日是中国古老的节日之一。据《风俗通义》记载，夏朝称腊日为清祀，殷商称其为嘉平，周朝则称为大蜡，可见其历史渊源之久远。
腊日在每年的十二月，具体在哪一日则因朝代不同而异。三国魏高堂隆认为，腊日定在哪天，和各个朝代的五行有关，一般都在其所处五行之终为腊日。如水终于辰，居水德的王朝便以十二月的第一个辰日为腊日。火终于戌，居火德的王朝便以十二月的第一个戌日为腊日。木终于未，金终于丑，土终于辰，都按上述方法类推。魏居土德，所以以十二月第一个辰日为腊日。《晋起居注》说：“安帝安崇（疑为隆安）四年十二月辛丑，腊祠作乐。”这是因为晋居金德，而金衰于丑，故以丑日为腊。[39]南朝刘宋以水德自居，故以十二月辰日为腊。[40]这种解释，虽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但却反映了腊日不确定的事实。
腊日是一年中的大祭之日，祭祀的对象是先祖和百神。东汉时，韩卓的家奴于腊日窃食祭其先人，被抓住。韩卓很赏识其孝心，当即命人将其释放，并免去其奴隶身份。[41]为了祭祀先人，奴仆冒险去偷，主人却因其孝给以宽宥，可见当时人们对腊日祭先人的重视。许慎《说文》载：“腊，冬至后壬戌。腊祭百神。”到隋时，杜台卿《玉烛宝典》也说：“腊者祭先祖，腊者报百神，同日异祭也。”可见自东汉至隋，腊日祭先祖及百神之俗始终无大变化。
腊日又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腊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晋时有个隐士名范乔，腊日前夕，同乡之人盗伐其家树木。有人将盗者告诉范乔，范乔装作不知。盗树者闻知大觉惭愧，便向范乔承认是自己所为。范乔不但不怪罪，反而安慰他说：“你节日伐树取柴，是要与父母团聚欢娱，有什么可惭愧的?”[42]可见人们对腊日团聚的重视。
腊日逐除也是一项传统习俗。《吕氏春秋·季冬纪》说：“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东汉高诱注释说：“大傩，逐尽阴气之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南朝时，民间的逐除被定在十二月初八。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这是关于腊八节的较早的文献记载。
十一 除夕
除夕是一年之末，又称“岁暮”、“岁除”。除夕正值新年旧岁交替更代之际，人们在此日的岁时习俗有两个主要内容：除旧布新和驱邪避厉。
岁暮送旧迎新，《荆楚岁时记》有着生动的记载：“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丢故纳新也。”南朝梁庾肩吾《岁尽应令诗》云：
岁序已云殚，春心不自安。
聊开柏叶酒，试奠五辛盘。
金薄图神燕，朱泥印鬼丸。
梅花应可折，惜为雪中看。[43]
诗中所提柏叶酒为元日所用之物。《太平御览》卷29引应劭《风俗通》说，元日“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酒，饮桃汤及柏，故以桃汤柏叶为酒”。神燕为立春所用之物。《荆楚岁时记》载：“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其他如五辛盘、却鬼丸、金薄等，分别为正月元日及人日所用之物。通过庾肩吾此诗，可见人们于岁暮之日准备送旧迎新的种种活动。
在驱邪避厉方面，民间有镇宅之俗，即在十二月暮日，挖掘住宅四角，各埋一块石头。在北朝，朝廷则把腊月举行的大傩仪式放在十二月末。据《魏书·礼志》载：北魏高宗和平三年（462年）十二月，通过岁除大傩之礼来耀兵示武。其仪式是，让步兵在南方布阵，骑兵在北方布阵。步兵分别穿上青赤黄黑四种颜色的衣服，列为四队。步兵阵中有函箱、鱼鳞、四门等10余种阵法，各种兵器周回转易，有飞龙腾蛇之变。布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人呐喊，骑将六人往南阵步兵挑战，步兵应战，最后南败北胜。这种仪式，既有传统的因素，又与当时形势有关。北魏高宗时，北方已经统一。由于北方的统一，南北对峙也随之加剧，南北之间战争频繁。北朝使用骑兵，南朝则习惯步战。北魏岁除傩仪的骑兵与步兵，则分别象征着北朝与南朝。骑胜步败的安排，则反映着北魏战胜南朝的意愿。北朝的岁除傩仪从此一直延续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傩仪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隋书·礼仪志》对北齐的岁末傩仪是这样记载的：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已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
这种仪式和东汉时的傩仪已无大区别，只是汉的傩仪在腊节前一日，北齐在冬季晦即岁末，而且北齐傩仪用的童子是240人，多东汉的一倍，北齐傩时所用的鞞角，也是东汉所未有。这说明北齐政权的鲜卑统治者即接受了中原汉楚文化，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一些传统。
十二 社日
按时序讲，社日并不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日。我们之所以把社日放在最后叙述，是因为它在时间上有其特殊性。一般地说，一年中有两个社日，分别在春秋两季，即所谓春祈秋报。但除春、秋两次外，其他节日也有祭社的记载。《通典·礼典》在记东晋时说：“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及腊，又各祠社稷于坛。”《隋书·礼仪志》二记载：“后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可见祭社活动在魏晋南北朝时，有时是两次，有时是三次。
社日所祭之神，一为社，二为稷。《孝经纬》说：“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人类因土以安身，靠粮以立命，土地和粮食是人们生存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社日祭神就成为上至国君下至庶民都进行的活动。《礼记·祭法》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讲的显然是先秦时的情景，魏晋南北朝时与此虽有很大不同，但朝廷百姓皆祭社这点是相同的。
朝廷祭社，有关史籍有很多记载。唐杜佑《通典·社典》记得较为集中，使我们得以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朝廷社日的概貌：
魏自汉后，但太社有稷，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称皇帝。
晋武帝太康九年诏曰：“社实一神，其并社之祀。”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仍晋旧，无所改作。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议：“其神一，位北向，稷东向。斋官社坛江北南向立，以西为上。诸执事西向立，以南为上。稷名太稷。”
梁社稷在太庙西。天监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牵牲，太祝令赞牲。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为五坛。
陈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余以骨体。荐粢盛为六饭：粳以敦，稻以牟，黄粱以簠，白粱以簠，黍以瑚，粢以琏。
后魏天兴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色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齐立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新祠祭，则司农卿省牲进熟，司空亚献，司农终献。
后周立社稷于左，帝亲祠，则冢宰亚献，宗伯终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的社祭活动也很活跃。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进入洛阳后，曾派他的军队外出。当时正值二月社日，百姓都在社下活动。董卓军便将他们围住，抢走他们的牛车，将男子全部杀死，割下头来作为战利品请功，妇女及财物则归为己有。同书《王修传》也说，王修的母亲在社日这天去世。第二年社日，邻里们正要结社，见王修念其亡母甚哀，便为他停止了社日活动。可见即使在战乱不已的年代，民间也未停止祭社。
祭社要封土筑坛，坛上要种社树。在民间人们似乎更重视社树，有的甚至以树为社。《艺文类聚》卷39引《荆州图记》载：“郑县东百步，有县故城。县南里名伍伯村，有白榆连理树，异根合条，高四丈余，土民奉为社。”同书又引张华《朽社赋》序说：“高柏桥南大道傍，有古槐树，盖数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后去。行路遇之，则已朽。意有缅然，辄为之赋，因以言衰盛之理云尔。”百年朽槐被称为“朽社”，则此地以古槐为社之意十分明白。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描述社日民间活动说：“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享其胙。”社日这天，邀集左邻右舍，带上一些祭社用的肉食和米酒，在大树下搭起棚屋，进行祭神活动。祭社之后，一起享用祭品，祥和的节日气氛甚是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