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风俗

一 匈奴（附羯）

匈奴人崇尚武力，其酋豪皆长于骑射，如刘渊“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刘聪“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刘曜“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87]。

羯人亦多以武勇著称，如石勒“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石虎（即石季龙，勒从子）“捷便弓马，勇冠当时”。

匈奴人好作摔交游戏，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140号墓曾出土两件匈奴透雕铜饰，其花纹为两个高鼻、长发的男人扭在一起，作摔跤状。[88]

《后汉书·南匈奴传》谓匈奴“走马及骆驼为乐”，匈奴人喜好此类竞逐项目，大约与其游牧生活有关。魏晋时期，赛马、赛骆驼娱乐，可能依然是匈奴人聚会时的重要活动。

五部匈奴有“妨父改姓”之俗。《晋书·刘聪载记附陈元达传》：“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陈。”另据《风俗通义》卷2《正失》：“今俗间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为妨害父母。”不过，陈元达是否生于五月，所谓“生月妨父”是否即《风俗通义》所记民间之禁忌，以及此事究竟是汉俗还是胡俗，均不清楚。

二 氐、羌

前引《后汉书·西羌传》谓东汉初年入塞羌人与汉人“习俗既异，言语不通”。可知当时羌汉之间在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还是颇为显著的。

袁宏《后汉纪》谓西羌“男子兵死有名，且以为吉；病终谓之劣，又以为不详”。《后汉书·邓训传》则云：“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羌人遇病“以刃自刺”的旧俗，此后是否改变，尚不清楚。然而我们至少知道，自东汉章帝时起，入塞的羌人在邓训等汉族官吏影响下，已经接触了医药治病的方法。

羌人长年生活在寒冷的西北地区，因而大多“堪耐寒苦”。甚至“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89]。

史籍记载氐人崇尚武力，如其酋豪苻洪“骁武善骑射”；苻健（洪子）“勇果便弓马”；苻雄（健弟）“便弓马”；苻生（健子）“力举千钧，雄勇好杀，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出刺骑射，冠绝一时”。

《南齐书·氐羌传》：“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氐人较早开始进入农耕生活，“板屋土墙”的建筑方式，正是与他们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相适应的。

《后汉书》记羌人所居为“庐落”[90]，胡三省说：“庐，穹庐。落，居也。”[91]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乌丸三百余家”条，引《新唐书·王承乾传》“五人建一落，张毡舍”之语，又谓一落指一毡帐。羌人所居“庐落”之“落”，似亦可指帐。

《魏书·宕昌羌传》又谓诸羌之一的宕昌种：“俗皆土著，居有屋宇，[92]其屋织纮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可知羌人居住屋宇的也相当普遍，其屋宇一般是以织纮牛尾及羖羊毛覆顶。《南史·夷貊传》谓河南王国“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93]。说明南北朝时期，有吐谷浑统治的河南王国，是穹庐、屋宇两种居住方式并存的。居住穹庐的，可能主要是从事游牧生活的吐谷浑人，如《魏书·吐谷浑传》即谓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云云。居住屋宇的大概主要是羌人，而这显然又与他们入塞之后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不无关系。

三 鲜卑

王沈《魏书》复谓三国时乌丸人“有病，知以艾炙，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针药”。这大概也是鲜卑人对付疾病的办法。

王沈《魏书》谓乌丸“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鲜卑的情形亦与之近似，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皇帝（即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犹逐水草，无城郭”；到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始土著居处”。[94]可见北魏初年的拓跋鲜卑，仍然过着“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的生活，他们在“土著居处”之前，大约也是“以穹庐为宅”的。著名的《敕勒歌》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又勾画出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居住的“穹庐”，若今日之帐篷“笼盖”于地上的形状。

鲜卑人又有所谓“打簇戏”、“相偷戏”。据《御览》卷695引《北齐书》：“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簇戏，能中者即时赏帛。”[95]又《魏书·孝静帝纪》：“（天平）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打簇”、“相偷”为拓跋鲜卑传统游戏，且均在正月十五日举行，《通鉴》卷159梁大同十一年（545年）“打簇戏”条胡注引《魏书》，径作“孝静天平四年春正月，禁打簇相偷戏”，乃视二者为一事。不过，由“能中者即时赏帛”的做法，可知“打簇”是一种有奖的比赛，与“相偷”以偷窃为娱者，似乎又有所区别。

据《魏书·高祖纪》及同书《乐志》：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正月丁亥，文明太后“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96]。北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试图采用汉族王朝传统的“雅曲正声”，作为官方乐曲，以渲染他们在中原的正统地位。然而，此举在北魏推行多年，似乎并不十分成功。[97]而文明太后明令所要清除的乐章中的“非雅者”，主要应指拓跋鲜卑的民族音乐。上文引述《北齐书·神武帝纪》，记高欢与人同唱“本鲜卑语”的《敕勒歌》，《敕勒歌》当然是不在“雅乐”之列的，但在文明太后“诏定乐章”，宣布“非雅者除之”的数十年后，《敕勒歌》依然能传唱不衰，可见这类慷慨悲凉的塞上之歌，曲调颇为动人，在中原地区也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1] 说详王国维：《胡服考》。

[2] 见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

[3] 关于带钩、带扣的区别，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载《文物》1994年1期）一文有详尽解释，可参看。

[4] 《太平御览》卷698引文同。王国维：《胡服考》一文怀疑“赵武灵王所服”一句，为《广韵》、《御览》错置于此。

[5] 长统靴旁又有一双缎面的毡鞋，可能是套鞋。

[6] 汉魏之际，靴已传入中原，汉人亦服之。如《御览》卷698载魏武与杨修书，述其所赠之物，即有“织成靴一量”。

[7] 《说文·糸部》：“缕，线也。”

[8] 《说文·糸部》：“缕，西胡粗布也。”

[9] 马长寿：《氐与羌》第一章“绪论”即推测：青氐或由衣服尚青而得名。

[10] 马长寿：《氐与羌》“绪论”又推测：白氐可能由白马氐而来。

[11] 说详《氐与羌》“绪论”。

[12] 《后汉书》卷87，《西羌传》所载“羌无弋爰剑”故事，谓春秋战国时期，羌人以“被发覆面”为俗。马长寿先生则谓披发实为拖发，即披发于身后，或垂于肩，或垂于背，而不需覆面。参见《氐与羌》第三章，“羌族”。

[13] 说详《氐与羌》第三章，“羌族”。

[14] 胡三省曰：“国人，谓同自北荒来之种人也。”指的是拓跋鲜卑部众。

[15] 说见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16] 道武帝所言“羊皮绔”，大概又是同“褶”相搭配的。因为在有关北魏前期历史的文献记载中，“绔”、“褶”常常是连称的。

[17] 道武帝所言“羊皮绔”，大概又是同“褶”相搭配的。因为在有关北魏前期历史的文献记载中，“绔”、“褶”常常是连称的。

[18] 《胡叟传》系其事迹于文成帝时，孝文帝诏禁以绔褶为朝服在太和十五年，其间相隔已有三四十年了。

[19] 前引《邺中记》石虎皇后侍从所服“熟锦绔褶”，就是丝织品制作的绔褶。

[20] 王国维谓“事”字上疑脱一行字，见《胡服考》。

[21] 参见王国维：《胡服考》。

[22] 载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23] 《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

[24] 《魏书》卷19，《任城王云附子澄传》。《通鉴》卷142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胡注谓“袄”即“夹衣”。

[25] 事见《魏书》卷19，《任城王云附子澄传》。

[26] 胡服多为小袖，如《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谓建立河南王国的吐谷浑人，即“着小袖袍”。

[27] 说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

[28] 亦参考上引陈寅恪书。

[29] 《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四月条臣光曰：南北朝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云云。胡注：“索虏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

[30] 《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四月条臣光曰：南北朝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云云。胡注：“索虏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

[31] 见《晋书》卷102，《刘聪载记附陈元达传》。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据此认为，并州匈奴人的经济生活，已由以畜牧为主改为以农业为主。

[32] 如据《晋书》卷97，《北狄传匈奴传》：太康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率其种落降晋，有“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

[33] 载《南齐书》卷57，《魏虏传》。

[34] 如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即持此说。

[35] 《三国志》卷26，《郭淮传》。

[36]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7] 如《汉书》卷69，《赵充国传》充国上书即云：“计度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东至浩（今青海乐都东），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此处“羌虏故田”，应指昔日羌民所辟农田。

[38] 《后汉书》卷87，《西羌传》，永元五年（93年）事。

[39] 参考马长寿《氐与羌》第三章，“羌族”。《释名》“貊炙”条：“全体炙之，各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

[40] 参见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

[41] 详见马长寿：《氐与羌》第三章，《羌族》。

[42] 如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这应该就是王沈《魏书》当中提到的“青穄”，鲜卑人可能从汉魏时期即已开始耕种青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东晋后期。

[43]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44] 《通鉴》卷77元帝景元二年胡注谓拓跋族的推寅（即拓跋邻），就是檀石槐所分三部中的西部大人推演。史学界一般赞同此说，如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拓跋与檀石槐西部大人推寅无关，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45] 载于《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魏书·序纪》谓什翼犍病死，未载其为秦军所获之事，与《晋书》不同，疑是《魏书》作者魏收有意为魏主避讳。周一良先生《魏收之史学》（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谓《晋书》载记多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又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崔浩国史之狱”条谓载记及所本之《十六国春秋》之记述更为可信。

[46] 如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即持这样的观点。高敏另据《太祖纪》所载长孙嵩等“将故民南依（刘）库仁”之例，谓拓跋珪所息之众应指拓跋部“故民”。他推测“课农”是以拓跋部民去耕种属于部落所有的土地，因而可能是采取屯田的形式。

[47] 说详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

[48] 《魏书》卷83上，《外戚贺讷传》同，该传已亡，后人以《北史》补。

[49] 参见前引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50] 《太平御览》卷937引无“浆”字。

[51]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52] 据《晋书》卷102，《刘聪载记》：刘聪曾造访晋豫章王司马炽（即晋怀帝），豫章闻聪“善为辞赋”，命其作之，聪作《盛德颂》，豫章“称善者久之”。亦可证聪之文学素养颇高。

[53] 另据《晋书》卷95，《艺术·卜珝传》“匈奴后部人”卜珝“少好读《易》”，郭璞见之，亦自叹弗如，可知其易学造诣颇高。

[54] 据《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勒西晋时曾“随邑人行贩洛阳”。

[55] 《通典》引作“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

[56]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谓氐人“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

[57] 见于《晋书》苻坚等载记。

[58] 见《后汉书》卷72、《三国志》卷5，董卓本传。

[59] 《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60]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61] 如诸史中姚兴将“姚成王”，或作“姚成都”。

[62] 魏晋时期的鲜卑墓葬中，发现有铁制兵器，如辽宁北票仓粮窖前燕建国前后鲜卑墓，即有铁矛出土。

[63]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太和二年，（田）豫遣译夏舍诣比能女婿郁筑鞬部，舍为鞬所杀。

[64] 《魏书》卷2，《太祖道武帝纪》卷95、《慕容宝传》卷26，《长孙肥传》记慕容普邻、慕容贺第六节 风俗 - 图1事，核《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慕容普邻即是慕容详，慕容贺第六节 风俗 - 图2则为慕容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慕容氏人名”条谓普邻、贺第六节 风俗 - 图3当皆是鲜卑语译音，《魏书》卷73，《奚康生传》“父普邻，不仕而卒”，应与慕容详之鲜卑名为一字。“普邻”、“贺第六节 风俗 - 图4”一类鲜卑语，大约属于孝文帝所谓“北语”、“北俗之语”。

[65]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认为汉语当时在“五胡”中已经通行，大体是正确的。

[66] 《通鉴》卷157，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九月文略同，惟“申令三军”作“号令将士”，“华语”作“华言”。

[67] 万绳楠即持此说，见其《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68] 见《魏书》高祖纪及礼志。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谓孝文帝首先采用圆丘祭天、方泽祭地等汉族祭祀仪式，而我们根据前引《魏书》卷108《礼志》已知，此事实际上始于道武帝拓跋珪。不过，孝文帝太和中再度宣布圆丘、方泽诸仪一事，证明此举在道武帝之后并未得到巩固。

[69] 载于《北史》卷13，《后妃传上》。

[70] 《魏书》卷181，《礼志一》谓太祖天兴二年（399年）亲祀上帝，“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又引高祖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诏书又云：“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所谓“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之神，是指拓跋部先世长期供奉的众多神灵。

[71] 详见姜伯勤：《敦煌艺术与礼乐文明》，载《中国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72] 见《魏书》卷7，《高祖纪上》太和九年（485年）正月戊寅诏书。

[73]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74] 如王仲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即持这种看法。

[7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另载“先零别种”滇零，滇零子零昌，亦为羌人父子姓名相连之例。

[76] 见马长寿：《氐与羌》第三章“羌族”。

[77] 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78] 载于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79] 参考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崔浩国史之狱”条。

[80] 详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婚姻不计行辈”条。

[81] 《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太和七年十二月丑诏书。

[82]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晚有子”条。

[83] 参考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芒陵墓》，载《文物》1978年第7期。

[84] 参考《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编，《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

[85] 参考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载《文物》1994年第11期。

[86] 参考张英：《我国东北古代民族“毁器”习俗》，载《古民俗研究》。

[87] 见于《晋书》刘元海诸人载记。

[88] 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89] 《后汉书》卷87，《西羌传》。袁宏《后汉纪》作“妇人产乳，丈夫被创，不避霜雪”。

[90] 《后汉书》卷16，《邓训传》；卷87，《西羌传》。

[91] 《后汉书》卷28，《冯衍传》谓衍以计说鲍永曰：“庐落丘墟，田畴芜秽。”“庐落”又可以指院落，与羌人所居穹庐无关。

[92] 《周书》卷49，《异域传上》作“栋宇”。

[93] 《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北魏孝文帝西郊祠天，宴息于百子帐下：“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伞’，一云‘百子帐’也。”羌人所居“百人帐”大约与之相似。

[94] 《南齐书·魏虏传》。

[95] 《北史》卷48，《尔朱荣传附文畅传》文略同。

[96] 《魏书》卷109，《乐志》谓“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又载永熙二年长孙稚、祖莹表云：“太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可知所谓“雅乐”，又包括中原古乐流传至河西，与西域音乐相互融合，北朝时再度传入中原者。此事亦见于《隋书》卷14，《音乐志》中。

[97] 参见《魏书》卷109，《乐志》永平三年（510年）刘芳上奏之语。